苏熠慧 倪安妮 | 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海CX家政公司的个案研究发现，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家政公司通过培训将她们劳动者的身份替换为以母亲角色和家庭关系为核心的性别身份，另一方面通过替换她们有关“母亲”的知识重构她们的性别身份知识。但性别化机制存在内部矛盾，一方面公司和客户不同的性别期待造成育婴家政工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不断浮现的劳动者身份又对她们的性别角色造成冲击，由此导致了性别化机制的瓦解，表现为她们在情感上的双重疏离。 

　　一、理论回顾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家政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展迅速。自1995年，国家劳动部以劳部发（95）396号文件将“家政服务员”列为新兴技术工种后，家政工正式成为一种职业。2000年7月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颁布的《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中将“家政服务员”列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同时，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0年颁布的中国家政工国家职业标准，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家政工）指“根据要求为所服务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有关事情的人员”。调查显示，2011年上海600万家庭中有1/3存在显性或潜在的用工需求，按照1名家政员服务2个家庭的标准计算，目前上海家政服务员至少存在50万的缺口[1](PP113-117)。发达国家的家政产业比中国发展得更早，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在这些国家从事家政服务。家政业在全球的兴起，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西方很早便有学者从全球化角度关注家政工的国际迁移以及社会后果。Rhacel Salazar Parrenas对罗马和洛杉矶的菲律宾籍家政工的研究发现，国家所主导的跨国迁移引起这些女性的家庭分离以及阶层地位的“错位”（dislocation）[2](PP1-61)。蓝佩嘉对台湾雇主和菲佣的研究也表明二者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和阶层边界[3](PP3-60)。严海蓉和孙皖宁则发现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家政工和雇主之间划出了巨大的鸿沟[4](PP150-201)[5](PP50-80)。这些学者通过家政工的处境来展示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容易让学者们忽视家政劳动过程所形成的微观权力关系。

　　为了弥补对微观权力关系的忽略，一些学者尝试从劳动过程的视角来分析家政工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6](PP179-203)。受到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ay）的影响，学者们将分析制造业劳资权力关系的劳动过程理论运用于服务业的分析[6](PP179-203)[7](PP159-176)。但是，劳动过程研究隐含着“阶层优先”的倾向，容易将劳动者抽象化，忽略劳动者具体和历史的面貌。从劳动过程理论来考察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博弈也存在这样的趋向，缺乏对家政劳动过程中性别问题的考察，将家政工视为“无性别”的抽象工人。为了更好地分析性别因素在家政工劳动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将转向情感劳动研究的视角和概念，来重新审视家政劳动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

　　情感劳动为我们分析劳动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8](PP14-19)。情感劳动是亚莉·霍奇斯柴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的概念。她认为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之处在于劳动者将情感卖予资方，使得资方能够通过组织规则来管理和操纵劳动者的情绪。这种管理和操纵包括要求劳动者进行“表面的伪装”（surface acting）和“深层的伪装”（deep acting）来压抑和控制情绪的表露[9](PP47-55)。它使得这些组织（公司）能够通过控制员工的情绪来更好地服务顾客，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同时也导致劳动者自我的分裂和情感的疏离[9](P559)。霍奇斯柴德虽然提出女性劳动的情感化特征，却没有分析男女在从事同一类型情感劳动时存在的差异[10](PP88-95)。后来的学者纷纷讨论女性情感劳动的内涵。一些学者认为工作本身对移情的要求成了女性情感劳动的基础[11](PP169-170)。在要求移情的过程中，女性劳动者往往扬弃理性主义的专业关系，将重视“感情介入”的传统求助文化融汇于日常工作中[12](P100)。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关系的营造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情理社会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互动之中[13](PP107-110)。女性劳动者在情感劳动中往往需要营造一种“熟人”式的关系[14](PP62-67)。

　　不管是移情还是营造关系，学者们都看到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被卷入情感劳动之中，但是对卷入的具体机制却缺乏分析。首先，从事情感劳动的女性往往具有劳动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不管是移情还是营造关系，女性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存在某种互动甚至张力，这是过去的研究没有注意到的。其次，在以往的研究中，情感劳动往往被学者视为一帆风顺的过程。女性劳动者似乎自然而然地做出了移情和关系营造的选择，从而忽略了情感劳动内部的张力。对于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劳动者来说，情感劳动的过程可能是曲折甚至充满矛盾的。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希望引入“性别化机制”这个概念来讨论情感劳动中女性劳动者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劳动内部存在的矛盾。所谓“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劳动者身份与女性身份之间是如何互动、转化的；二是有关女性身份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是在社会中建构的，是有关母亲、女儿等具体身份和性别角色的一系列规范和知识。因此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不仅包括女性劳动者双重身份之间的转化，也包括了双重身份知识的构建。在此基础上，本文希望通过对CX家政公司育婴家政工培训及情感劳动过程的考察来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二是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存在什么样的内在矛盾。

　　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来自作者在上海CX家政公司所进行的7个月的田野调查（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作者参加了所有这家公司针对育婴家政工的培训，并对培训过程中家政工的回应和互动过程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在培训之外，作者还对该家政公司参加培训的11名育婴家政工分别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访谈，同时也对这家公司的老板和管理层进行了访谈。

　　CX家政公司于1997年在上海建立，直营店有6家，在内地的加盟店为18家。直营店是CX公司的核心，采取的是准员工制的管理模式，即家政工直接与CX公司建立劳动关系。CX公司为员工提供食宿和培训，并在每月中旬将工资汇给员工。CX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是集保洁、月嫂、育婴师、育儿嫂、家庭助理、家庭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培训较多地针对育婴师、月嫂和照顾儿童为工作内容的家政工。

　　二、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

　　（一）上海育婴家政培训体系

　　上海的家政培训体系分为两种：系统培训和日常培训。系统培训主要由家政培训学校和家政公司来完成。家政培训学校的系统培训由12节课程构成（包括2节道德文化课和10节专业技能课），主要由专家来讲授，培训完成能够得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育婴护理证；家政公司的系统培训由10天课程构成（包括1天道德文化课和9天技能操作课），也主要由公司所请的专家来讲授，培训完成得到的是家政公司颁发的证明。日常培训主要由家政公司和月子会所来承接。家政公司的日常培训每日都进行，主要围绕技能培训和态度培养，通过讨论式的方法进行，是家政公司系统培训的补充；月子会所的日常培训周期是一个月，主要内容是实际操作。

　　CX家政公司针对育婴家政工的培训既包括系统培训，也包括日常培训。CX家政公司针对育婴家政工的系统培训为期10天，学费1580元，每月6号、16号、26号开班，其培训科目分为：家政服务、儿童营养学、婴幼儿生活照料、婴幼儿护理与保健以及婴幼儿教育五个大类。其中家政服务包括家政起源、家政礼仪等内容，主要讨论育婴师的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包括“良好的行为守则”“以客户为中心”“积极主动的服务态度”“熟练的服务技能”等。系统培训提供培训证书，但不统一组织参与考试。CX家政公司的日常培训是系统培训的一种补充。虽然公司会对所有上岗的育婴家政工进行为期10天的系统培训，但由于家政阿姨的流动性极高，个体差异较大，CX公司又在每日的固定时间开展日常培训，主要内容包括育婴工作方式的讨论与解惑。时间从每天9点开始，进行1-2小时，其主要内容为总结训话、主题培训与操作演示。总结训话是每日培训最主要的内容，即培训老师就与会学员上一份入户工作的反馈进行案例分析并激发在场阿姨的讨论，从雇主反应的问题出发，来讨论如何做好某项工作。主题培训是围绕公司提供的某个主题进行细节上的培训和经验传授，例如如何帮孩子学习儿歌，帮助孩子起床、吃饭，如何带孩子逛公园、做体操、捉迷藏、晒太阳，怎样哄宝宝睡觉等。操作演示课则是培训老师使用公司的道具婴儿，演示如何给婴儿换尿布、洗澡、做被动操，冲奶粉等。

　　（二）CX公司培训中的双重替换过程

　　在培训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工作态度”。公司培训手册的开篇便强调作为育婴家政工，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宝宝有爱心”。培训老师在访谈过程和育婴家政工的日常培训中多次强调，培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服务心态的培养。“他们都是成年人，培训起来太困难了。”对于CX家政公司来说，培训的重要作用是转变这些成年人的想法，培养出“热爱工作，对待客户像家人一样”的工作态度。“家人感”是育婴家政工工作态度的核心内容。在CX家政公司对育婴家政工的培训中，存在打造“家人感”的双重替换机制。

　　1.身份转换：从劳动者身份到性别身份

　　参加培训的育婴家政工主要为已婚的农村女性。在培训中，培训老师不断唤起育婴家政工的“母亲”身份，让她们通过换位思考，将自己与客户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化为自己与亲人之间的家庭关系。面对客户的孩子，CX公司通过让家政工“想象”自己身为母亲如何照顾和对待自家孩子的情景，来激发育婴家政工对工作的热情。“在自己家怎么做在别人家就怎么做”，（Z160303）培训老师不断地重复此观点，“如果把自己的孩子摔伤了，（你作为妈妈）肯定会生气”。（Z160302）通过培训，女性的“母亲”身份被唤起，家政工在工作中融入了亲生母亲对于孩子的情感。小李阿姨看到宝宝吐奶“心疼”得不得了，“跟自己的孩子一样”。（L160225）一些阿姨接受了培训老师的看法，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在客户孩子面前，想象自己是妈妈），我们这行是做不了了……就像培训老师说的，你自己心态要摆好，要爱这一行，（你得）喜欢孩子。……你到人家家，接手人家孩子，感情肯定要像自己带自己孩子”。（L160303）许多家政工也表示在工作中，“看到别人家小孩的时候，不会想到这是别人家孩子”。（L260303）万阿姨也提到她在照顾客户小孩的时候，如何将其想象成自家的孩子：“照顾人家孩子，会想想自己孩子小时候，觉得也是挺可爱的，真的。我现在都能想到月子里我的女儿，真的挺可爱的。20年前的事，都会想。基本每次看到人家小孩，都会想到自己的小孩，就跟照顾她是一样的。”（W160114）

　　CX公司成功地唤起育婴家政工“母亲”身份，让她们主动将母爱融入工作中。除此之外，当与客户发生冲突时，培训老师也让家政工想象自己与家人（婆婆、丈夫等）相处的场景，将雇佣关系中的冲突转化为家人之间的琐碎矛盾，从而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李阿姨在一次日常培训中抱怨雇主自己吃新饭，给她吃剩饭，餐具还是分开的。培训老师听完李阿姨的抱怨，劝她想想自己在老家是怎么当妈妈和妻子，是怎么来对待家人的，由此来平息她的怒气。“我们自己在家也是好的先给孩子吃，再给老公吃，最后才想到自己，他们对自己家人好很正常。”（A151106)李阿姨听完培训老师的劝说后，想了又想，点点头说“对对对”，从此不再抱怨。当家政工纷纷抱怨老年人难沟通时，培训老师一句“试问各位，你们与婆婆好相处吗”激发了家政阿姨们对与自己婆婆如何相处的讨论，从而化解了她们对老年客户的不满。

　　当培训老师成功地调动育婴家政工的“母亲”身份以及她们对于孩子和家人的情感时，雇佣关系被转化为家庭关系，同时劳动冲突转变为日常矛盾。对于育婴家政工来说，她们通过想象自己身为母亲以及和家人相处的场景来完成情感劳动。但CX公司的策略不在于规定她们情感劳动的规则，而在于导入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性别规则，将劳动者的角色替换为母亲的角色来打造情感劳动的性别化特征。

　　2.知识重构：从零碎到规范的性别身份知识

　　如果说角色的替换是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性别化机制的第一个步骤，那么知识的重构则是这个机制的第二个步骤。对于许多育婴家政工来说，她们在接受培训之前，拥有一套自己的育儿知识。通过培训，家政工纷纷意识到自己原来的育儿知识和方法“不专业”，转而接受培训中所教授的育儿知识体系。CX公司系统培训课程的讲师来源丰富，有退休医生、资深月嫂和经过家政大专课程学习的家政老师，培训教材为自己编写的讲义，以婴幼儿身体发育成长生理性常识为基础，辅以常见病指南和关于照料婴幼儿的行动指导。其他参考读物包括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育婴师教程和育儿专家撰写的流行读物。家政工学习到的具体知识技能包括：照顾不同年龄婴幼儿的日常流程、婴幼儿生理知识、辅食的制作、婴幼儿常见病防治、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以及为婴幼儿洗澡、做按摩的正确手法。许多阿姨描述了自己在接受培训后对育儿看法的改变。

　　像我们那时候，孩子喂饱了就丢在床上睡……自己家孩子一夜就换一次尿布，现在知道这样对孩子身体不好。在雇主家都是一夜换三次尿布。（L160225）

　　其实（自己）当妈妈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得的。管小孩就是让他吃饱，让他饿不着，不冷，现在（接受培训后）要比以前的经验多得多了。以前带宝宝是新手，现在带宝宝是专业的，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W160225）

　　给别人家孩子喂饭，有时候就会想，哎呀，我自己家孩子小时候我没用这种方法喂过。我陪别人家小孩玩儿，我自己家小孩儿都没这么玩呀。我们还要做早教，我们那时候没想到给自己孩子做早教……那时候傻不拉几的，整天就是带着，没当个人。说白了，那时候哪里想到要做早教啊！（W160114）

　　许多阿姨也认为培训所传授的知识更加规范和科学，“小孩子的每一个阶段，他们（培训老师）都是很科学、很规范的。我们自己的经验能有多少。就算工作了10年，里面的道道你说得出来吗？编书的人嘛，人家就是提炼了经验，规范下来”。（WK160114）经过培训，阿姨们自身的育儿经验被科学和专业的育儿知识所替换。新的育儿知识代替了旧的知识，成为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存在着双重替换过程：一是角色替换，将劳动者的角色替换成母亲角色。通过唤起她们的母亲身份以及她们对孩子和丈夫的情感，将原先的雇佣关系短暂转化为“类家人”的关系，让育婴家政工通过想象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来投入到工作中。在这个替换过程中，原先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劳动者身份被替代为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被扩大，遮蔽了劳动者的身份；二是知识替换，将育婴家政工自身零散的育儿知识替换成由专家、公司和学校所共同打造的“科学”“规范”和“专业”的育儿知识。通过知识的替换，完成了对于“什么是母亲”的社会性别知识的重构。在双重替换过程中，情感劳动通过卷入育婴家政工的“母亲”身份来完成性别化机制。家政公司通过唤起这些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来激发她们工作的热情以及转化她们在工作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满。同时，通过培训过程，家政公司再造和重塑她们有关如何成为母亲的知识。通过双重替换机制，育婴家政工“专业妈妈”的身份被建构出来，成为她们性别化情感劳动的核心内容。

　　三、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性别化机制的矛盾

　　（一）性别化情感劳动的不稳定性

　　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存在矛盾和张力。首先表现为通过性别化机制所形成的情感劳动的不稳定性。通过双重替换机制所形成的“专业妈妈”身份很不稳定，体现为这个身份非常容易受到公司与客户对于“好母亲”的不同理解的冲击而使得育婴家政工陷入两难的境地，同时它还很容易受到家政工、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劳动关系的冲击而导致双重替换机制中形成的“类家人”关系的瓦解。

　　1.冲突的性别期待

　　虽然家政公司通过双重替换机制打造出了育婴家政工的“专业妈妈”身份，但吊诡的是家政公司所打造的“专业妈妈”形象与客户所期待的“好妈妈”形象存在一定距离。家政公司与客户在“母亲”形象理解上的不一致以及二者在“育儿”知识上的不统一，将育婴家政工卷入了尴尬甚至矛盾的境地。小慧阿姨表达了她在这个过程中的难堪。

　　人家（客户）一定要按他的方法做。有些事你觉得做的是对的，他们觉得不对。比如有些人家给孩子吃奶，他们觉得宝宝饿了，就给他喝。他们没觉得这样对宝宝不好啊，我说这样没有形成一种规律，不好。……最后你还得听他们的。（W160225）

　　小慧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家政公司所遵循的性别角色规则与私人家庭所遵循的性别角色规则不同。组织（家政公司）内部形成的性别意识形态与家庭所接受的性别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二者之间的不一致造成了育婴家政工的两难境地：到底是遵守企业所奉行的性别角色规则，还是遵从客户所坚持的性别角色期待。许多家政工在两难的境地中选择了放弃家政公司所灌输的性别知识。

　　真的是每家不一样。有的是听了老一辈的，有的是听了这个专家的，有的听了那个医生的，都不一样。可能现在年轻人他们有点追星，那个明星的孩子是哪个专家带出来的，他们就相信了……一般情况下也我们只能给一点建议。（H160302）

　　若阿姨在矛盾中坚持家政公司所教授的育儿知识，便会演变成她们与客户之间的冲突。李阿姨的故事展示了家政工与客户之间如何围绕不同的育儿知识形成冲突。

　　按照（培训）标准，小孩要喝90ml，但他妈妈就是不许我让小孩喝这么多，只让小孩喝了60ml。两个小时后小孩就哭了。他妈妈就问，为什么会哭。我说（培训）老师说了，宝宝喝60ml不够。她就说：放屁！在那里哇哇叫。（L160225）

　　家政公司和客户家庭所坚持的不同甚至矛盾的育儿知识造成了育婴家政工的矛盾境地。不同育儿知识的冲突给育婴家政工的“专业妈妈”身份带来了诸多挑战，使得这一身份摇摇欲坠，也造成了性别化情感劳动的脆弱性。

　　2.不断浮起的劳动者身份

　　如果说公司和客户矛盾甚至冲突的育儿期待造成育婴家政工的两难境地，那么难以隐藏的劳动关系则无时无刻不在冲击家政培训所打造的“类家人”关系。在培训中，育婴家政工的母亲身份被唤起，并被各种育儿知识重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被双重替换机制打造出来的“专业妈妈”身份却不断被育婴家政工与客户之间的劳动关系所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家政工的劳动者身份会扩大，而培训所打造的性别身份会慢慢被掩盖，许多家政工难以再将客户想象成“亲人”，而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项任务，难以投入情感。许多家政工在工作中都有遭藐视的经历，小凯阿姨说她总是遭到雇主的轻视。雇主对她的态度让她难以坚持公司培训中宣扬的将客户当作“家人”的原则：“那个女的就说，你到我家把我家搞得鸡犬不宁。那个女的骨子里可能对阿姨低看一等的。”（K160104）许多阿姨表示一旦在工作中遭遇轻视，她们便难以投入情感，不再把客户想象成“亲人”，而只将照顾孩子作为没有情感的劳动。晓霞阿姨在经历雇主的歧视后，也逐渐减少了自己的情感投入。

　　东家（客户）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他们自家的人，你就是一个无家的，一个请来的阿姨……我会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他是我的东家，还是要跟他保持距离……总之自己还是有点克制的。有时候忙忙碌碌一天没有时间想这个。宝宝睡了以后，我静静地回想一天，就突然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啊。（HX160302）

　　小万阿姨也表示“他们人再好，也是雇主。在哪家待长了，总是有感情，但最终还是工作的关系啊”。（WCL160302）虽然家政公司通过双重替换机制极力打造育婴家政工与客户的“类家人”关系，并试图将家政工与客户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转化为亲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劳动关系中出现的各种不平等凸显了被隐藏的劳资矛盾，瓦解了在培训中所形成的“专业妈妈”身份，也使得围绕这个身份所展开的情感劳动趋于瓦解。

　　家政公司通过双重替换机制，在育婴家政工的劳动中卷入女性“母亲”的身份，并再造这一身份，来实现情感劳动的性别化过程。但是这种性别化的情感劳动却受到多种性别意识形态，即不同主体对母亲育儿的不同想象和期望的冲击，同时也受到家政工与客户之间劳动关系的挑战。在这里可以看到性别化情感劳动的维系是需要条件的。当不同主体的育儿知识相互冲突时，当劳动关系存在不平等和矛盾时，性别化情感劳动就难以维系，甚至瓦解。

　　（二）性别化情感劳动瓦解的表现

　　在不同主体多元的性别意识形态下与充满冲突的劳动关系中，育婴家政工的性别化情感劳动脆弱不堪。这是情感劳动性别化机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同时将导致这个机制的瓦解。它表现为育婴家政工将情感从劳动中抽离，只是将其作为一份普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家政工情感的双重疏离。

　　1.与客户孩子的情感疏离

　　家政工情感的第一重疏离在于性别化的情感劳动要求她们将自己想象成客户孩子的“妈妈”，用照顾自己孩子的态度来照顾客户的孩子。但在劳动过程中，无法隐藏的劳动关系又导致她们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感。许多家政工都表示她们在工作中要努力克制自己，防止孩子母亲的嫉妒。小王阿姨很喜欢她带的每一个孩子，但是她总是叹息到“有的妈妈真的吃醋啊……她妈妈当我脸都这么说，阿姨这孩子你不能这么带的，孩子看见你比看见我们还亲”。（W160114）邢阿姨说，虽然“和宝爸宝妈处得的都挺好的”，但“宝妈有时候会嫉妒”。（X160114）她最大的烦恼是，她根据公司的要求将客户当作自己的亲人来对待，但客户并不将其当作亲人。李阿姨也提到类似的难处，“我带孩子的时候，真的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孩子的妈妈生气了”。（L160225）

　　每当工作结束，育婴家政工需要抽离原先投入的感情。这一过程往往充满痛苦和失落。每当提到和客户的孩子分离，邢阿姨就不禁有些伤感：“真的有时候带出了感情的，离开的时候不断有失落感。”（X160114）小王阿姨也提到她离开客户家的难过：“换了一家，怎么不难过？也舍不得。”（WDB160303）晓霞阿姨也提到自己离开宝宝时“舍不得”和“心里很难过”。她提到在离开的过程中通过压抑情感来控制自己的悲伤。“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你也不能哭出来”“特别有感情的会控制不住，然后我也是有时候会拼命地控制。”（HX160302）但这种压抑和控制在现实中未必能成功。小凯阿姨提到，她为了在离开孩子时更好地控制感情，通常都是“偷偷走的，不让她（孩子）知道”。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看我身边没孩子了，眼泪就下来了，真的很奇怪的”。（K160104）工作结束过程中感情的抽离造成了许多阿姨与客户孩子在感情上的疏离，增加了她们的感情负担。王阿姨讲述了自己在面对这种情感疏离上的无奈。

　　做阿姨真的不容易，很不容易，不是一点点不容易……过年我要回家，宝宝一离开我，他会哭的。他外婆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宝宝晚上一直在找你，没找到你，嚎哭两小时，哭得嗓子都哑了。他外婆一发微信，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心里一痛一痛的。听见这个，心里也会很难受，但是没办法啊！（WHX160225）

　　2.与自己孩子的情感疏离

　　家政工的第二重情感疏离在于她们被要求在工作中扮演“专业母亲”的角色，但对于她们自身的家庭，她们的母亲角色是缺位的。小凯阿姨提到自己的孩子时，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我大儿子我父母带大，我没有陪他……哪有时间陪。大儿子根本就没陪过。”（K160104）小张阿姨谈到自己的孩子时，也说到自己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前几岁的时候，生下来（到）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打工，然后等她上一年级了，（我们）回来了，这又要出来”。（Z160124）她们在自身家庭中的缺位，受到了他人的质疑和批评，小李阿姨谈到一次和孩子老师的交流，她孩子的老师对小李阿姨长年在外打工表示不解，“我说我要出去打工。她说你咋出去打工，孩子这么小”。（L160225）

　　育婴家政工们不仅无法长期待在自己的孩子身边陪伴她们成长，也无法将她们在培训中心学到的科学育儿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孩子身上。应聘育婴家政工的多为农村的中年女性。她们已经没有机会将在培训中习得的科学育儿知识运用到自己孩子的培养之中。小王阿姨谈到年轻时带自己孩子时的随意：“带自己家宝宝很随便啊，比如说我累了，累了就是累了，我就把她丢在床上。她哭两嗓子也无所谓啊，哭两嗓子当锻炼身体了。”（WHX160225）这在育婴家政工中并不罕见，小许阿姨也表示“（工作）带孩子和带我们自己家孩子不一样，我们家孩子都随便带……对自己家孩子用了十分心，对别人家孩子用十五分心……我自己家的孩子我都没想过这样做，现在别人家孩子我这么上心”。（W160114）

　　她们都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缺位，纷纷表示对自己的孩子充满愧疚之情。小许阿姨在访谈中不停地表达，“那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想法，觉得亏欠自己的孩子”。（W160114）小凯阿姨也总是非常伤感：“……我刚才在操场上看那些孩子，我看着他们，想到我自己的孩子，瘦瘦小小的那个小孩儿。”（K160104）小张阿姨在工作中也总是出现类似的感受：“天天都难受。没办法只能克制。……真的是没办法，我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是对这个大的（孩子）亏欠不少。……觉得自己家小孩不带，出来给人家带小孩，心里难过，（但是）没办法。”（Z160124）晓霞阿姨提到自己的孩子时，也充满着挣扎，她像许多育婴家政工一样，寻求通过一种物质的方式对孩子缺失的母爱进行补偿。

　　以前不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个，现在带人家的孩子那么用心，带得那么好，人家的孩子就那么好，有时候就想，就觉得自己给孩子的太少了……有时候静下来想一想就觉得特别愧疚……现在呢，就是赚到钱了，有时候尽量满足他，尽量给他最好的，包括上学啊，上好点啊，穿得好一点啊，吃得好一点啊，我以前没钱给孩子……现在就尽量（在金钱上）去满足他……只能这样了，其他方面像母爱啊什么的，只能说打个电话啊，其他真的也没办法……（HX160302）

　　育婴家政工劳动中非常诡异的一点在于，她们在劳动中被要求为客户的孩子扮演“专业母亲”角色，并将从家政公司学到的科学育儿知识运用到客户的家庭中，但是这一过程却对她们在自身家庭中履行“母亲”角色毫无帮助。反之，长期服务客户的孩子挤压了她们作为母亲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习得的育婴知识也无法运用到已经成年的孩子身上。可以说，育婴家政工的情感劳动通过卷入和重构“母亲”的角色来完成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但这具有社会性别色彩的情感劳动却将她们从自身家庭中的“母亲”角色剥离出来，导致她们与自己孩子感情的疏离。不仅如此，她们与客户孩子之间，也由于劳动关系的存在，无法建立真正的亲子关系，导致她们与客户孩子之间感情的疏离。这种双重疏离使得育婴家政工的感情不断经历愧疚、悲伤、抑郁，无处安放。

　　四、结论

　　本文通过上海CX家政公司育婴家政工的培训和情感劳动过程，探讨了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育婴家政工双重身份——劳动者身份和性别身份——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家政工的培训中，培训老师通过唤起农村女性的“母亲”角色和强化对家庭关系的想象将育婴家政工的劳动者身份替换为性别身份，从而化解家政劳动中所形成的劳资矛盾，让育婴家政工能够更好地服务中产家庭。另一个是性别身份知识的重构。通过系统的培训，农村女性原先零碎的育儿知识被一套科学、规范和系统的育儿知识所取代。育儿知识与母职相关，在某种程度是有关履行母亲角色的性别身份知识。因此，在培训中，育婴家政工自身零碎的性别身份知识替换为规范的性别身份知识。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双重替换，育婴家政工“专业母亲”形象在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中树立了起来，但是性别化机制中也存在巨大矛盾。第一个矛盾有关性别身份知识。当育婴家政工进入劳动过程中，来自雇主家庭和公司的多元性别身份知识和冲突的性别期待让她们卷入尴尬而矛盾的境地。处于矛盾境地中的育婴家政工往往会选择放弃在培训中构建的性别身份知识。第二个矛盾与育婴家政工的双重身份有关。虽然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着力用性别身份替换劳动者身份，但是雇佣关系的存在总是让劳动者身份不断浮起。尤其在育婴家政工与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育婴家政工的劳动者身份会取代性别身份。两个矛盾都是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内生的，往往造成性别化机制的瓦解和失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不再起作用，育婴家政工将情感从劳动中抽离，只是将其作为一份普通工作，表现为育婴家政工在情感上的双重疏离——不仅与客户孩子之间感情的疏离，还与自己孩子之间感情出现疏离。在这双重疏离中，育婴家政工的性别身份受到冲击，她既不能扮演雇主孩子的“专业妈妈”,也不能按自己的性别期望为自己孩子扮演一个好妈妈的角色。

　　因此，当我们讨论性别化的情感劳动时不仅仅要考察女性的性别身份是如何卷入劳动过程，成为影响女性在劳动过程中表达和压抑感情的重要因素，还要思考女性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是如何在情感劳动中相互转化，二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又对情感劳动存在什么样的影响。性别化机制的提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此外，过去的研究都将女性的情感劳动过程想象得过于顺利，忽略了其内部存在的矛盾以及可能存在的复杂性。性别化机制的提出指出了性别化的情感劳动内部存在的矛盾及其对性别化情感劳动自身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学龄前儿童抚育工作作为“公家事务”，由国家来承担，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学龄前儿童的抚养转向由市场和私人家庭来承担[15](PP74-79)。这无疑增加了城市女性劳动者的双重负担[4](PP150-201)。在市场的推动下，许多城市家庭都将这一负担通过购买育婴劳动的方式来缓解。但也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当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家庭分担学龄前儿童的抚养工作时，她们也从自己的家庭中分离了出来。她们的工作要求她们为客户的孩子付出“母亲”的情感，但同时也剥夺了她们在自身家庭中投入情感的可能，造成的是对这些家庭的情感剥夺。因此，解决育婴家政工所遭受的情感双重疏离问题，应该回到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反思和批判中。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1.苏熠慧（1985-），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劳动与性别研究。2.倪安妮（1994-），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本科生。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1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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