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琪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婚姻与家庭、人口社会学。
摘 要：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986—2005年出生的人口中，随母姓和新复姓十分罕见，但随时间的推移呈明显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空间差异很大。随母姓更可能出现在农村、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父亲社会地位低于母亲、母亲没有兄弟而父亲有兄弟的家庭，且随母姓随时间增加的趋势能较好地被生育率的下降所解释。新复姓更可能出现在城市、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但几乎不受父母相对地位的影响，也较少受父母兄弟姐妹结构的影响。研究认为，随母姓和新复姓虽然都背离了“子随父姓”的传统，但受不同的社会力量所驱使。随母姓是生育率下降背景下家庭应对传宗接代需求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新复姓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的观念变迁。
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孝通曾将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描述为“双系抚育”和“单系继替”[1]。“双系抚育”是指子女抚育需要父系和母系共同参与，而“单系继替”指的是抚育工作完成后，家庭事务的安排完全以父系为中心。具体来说，子女成婚后，女方需要嫁入男方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对公婆尽孝，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则不再承担正式的赡养责任。此外，出嫁的女儿无法继承家庭财产，且无法拥有传宗接代或延续家族姓氏的权利[1][2]。很多研究认为，这种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是导致性别不平等在中国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3][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家庭在很多方面已经出现松动。例如，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发现，子女婚后的居住方式日趋多元化，从夫居的比例在降低，而独立居住和从妻居的比例都在上升[5][6]。在局部地区，还出现了“两头走”“两头婚”“两家并一家”等新型婚居模式[7][8][9][10]。在家庭养老方面，很多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女儿在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等方面的养老功能显著提升，且在有些方面，女儿的养老功能已经超过儿子[11][12][13]。在财产继承方面，虽然性别不平等依旧显著存在，但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庭财产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4][15][16]。综观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尽管中国的父系父权制家庭传统没有彻底消失，但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作为父系父权制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子女姓氏只能按照父系传递的习俗却依然在延续。直到最近几年，才有零星的报道认为“子随父姓”的传统在局部地区已发生变化[17]。具体而言，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子女跟随母亲姓(下文简称“随母姓”)；二是一些家庭将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姓结合起来构造新的复姓(通常父姓在前、母姓在后，也称双姓，下文简称“新复姓”)，以此来彰显母亲的姓氏。对于这些新兴的起名方式，学术界的研究还非常有限。究竟随母姓和新复姓是仅限于个别地区的特殊现象，还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它们是一种社会变迁的两类不同表现，还是代表了两种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现象？它们是社会发展或观念进步的必然结果，还是传宗接代观念影响下家庭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或两者兼有)？很明显，仅仅基于局部地区的少量个案观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求更加全面地描述与分析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变动趋势和产生原因。虽然这一数据仅能研究2005年及以前出生人口的姓氏变革，但这些人的父辈大都是“60后”或“70后”，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孩”到“全面二孩”的实施过程，此外“两头婚”也与这代人父辈的生命历程和自身经济条件有关。因此，研究他们的姓氏情况对理解当下及未来的姓氏变革，以及理解父系父权制家庭和性别不平等的演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单系继替与子随父姓
与西方家庭相比，中国家庭有很多特殊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家庭特别强调世系绵延和代际之间的延续性[2]。按照费孝通的原话，中国是一个“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上下左右联系中的一环”[18]。个人的成功被视为得到了祖先的庇佑，与此同时，每个人在死后也希望得到子孙的祭祀和供奉[19]。受这种文化影响，传宗接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保障家族人丁兴旺、香火绵延不绝是每个中国人都致力于完成的家族使命[18]。为了保障家庭姓氏传承和香火延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家庭的姓氏和财产只能由男性继承和传递。费孝通认为，“单系继替”的原则是在社会身份与财产不能无限细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继替的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办法[1]。因此，目前已知的社会形态基本都采用这一原则，只不过有些社会是沿父系传递，而有些是沿母系传递[1]。在中国，家庭姓氏与财产最终沿父系传递的制度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女性的歧视，成为性别不平等在中国持续存在的文化根源。沿父系传递家庭姓氏和财产有一个必要前提，即要求家庭中必须有儿子。在生育率很高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能够满足这一条件，但总有家庭因为不婚、不育或没有儿子而无法贯彻这一原则。因此，中国文化也为这些情况提供了几种补救措施。费孝通指出，其中比较重要的三种补救措施是过继、领养和入赘[1]。过继是指根据家族谱系寻找一个男性替代者来继承姓氏和财产，领养是指在本家族之外寻找替代者。过继和领养依然遵循姓氏和财产只能沿父系传递的原则，入赘则不然。通俗来讲，入赘就是招“上门女婿”，女婿一旦上门就要居住在女方家，所生子女要跟女方姓，甚至连他自己也要改姓[20]。因为入赘违背了沿父系传递家庭姓氏和财产的基本原则，所以上门女婿通常会遭受较大的社会压力。一般来说，男方只有在自身家庭条件很差且有其他兄弟能够传递自家姓氏的情况下才愿意接受。费孝通认为，入赘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村比较盛行，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人口流动大，外来的男性移民大量流入该区域，导致招上门女婿的难度大为降低[1]。最后，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偏离单系继替原则的情况，即在给孩子起名时将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姓组合成复姓，如父亲姓陆，母亲姓费，子女采用复姓陆费。费孝通认为，这种起名方式在本质上是由“双系抚育”和“单系继替”之间的张力导致的，采用复姓能兼顾母姓，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父系与母系间的矛盾[1]。但是，采用复姓依然偏离了子随父姓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常见，且一般只有比较开明的家庭才会使用父母双姓组成的复姓给子女命名[1]。(二)姓氏变革及其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在“单系继替”制度的影响下，子随父姓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普遍遵循的命名方式，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现象较为罕见。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调查却发现，随母姓和新复姓在中国局部地区明显增多。例如，曹丽娟对江苏省昆山市部分“80后”夫妇的深入访谈发现，“80后”婚姻中存在子女姓氏之争，子随父姓已不再是年轻夫妇给子女起名时的唯一选择，随母姓和采用新复姓等方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17]。与之类似，田蕴祥对中国台湾地区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台湾地区民众对随母姓的接受程度随出生年份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多数民众认为子女跟谁姓只要双方父母约定就好[21]。2021年初，江浙地区兴起“两头婚”的新闻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特别是其中关于“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的报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2]。综合这些调查报道可以发现，子女的姓氏至少在中国部分地区已不再遵循随父姓的传统，而是变成了一件男女双方可以共同商议的事情。那么既然如此，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从已有研究出发，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分析视角。首先，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随时间增多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社会发展和观念进步。如前所述，子随父姓的传统源于中国人对传宗接代的迫切需求和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然而，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弱化。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个体会逐渐从大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23][24]。因此，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对人的影响会越来越弱。除此之外，家庭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也会随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少[4]。因此，女性希望子女随母姓或采用新复姓的需求也会随社会的发展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总而言之，沿着现代化理论的解释逻辑，可以将近年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增多归因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如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率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化观念的开放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们对传宗接代的重视程度降低，同时也越来越能够接纳随母姓和新复姓等非传统的命名方式。其次，与现代化理论的解释逻辑完全不同，近年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增多也可能源于家庭依然迫切的传宗接代需求。前文曾指出，家庭姓氏沿父系传递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每个家庭都有儿子。然而，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中国的生育水平迅速降低[25]。特别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推出以后，很多家庭开始只生育一个孩子。家庭生育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拥有儿子机会的减少，如果很多家庭没有儿子，那么仅通过父系来传递家庭姓氏的制度安排就变得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母系也赋予传宗接代的功能就会成为生育率下降背景下保持家庭香火不断的唯一选择。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如从妻居比例提高、出现“两头走”“两头婚”“两家并一家”等新型婚居模式等[6][7][8][9][10]。不难看出，“双系并重”是这些非传统的婚姻家庭形态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沿着这一逻辑，近年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增多可能只是家庭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为实现传宗接代需求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综上所述，近年来的姓氏变革既可能源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可能源于依旧迫切的传宗接代需求。但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更可能是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很多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26][27][28]，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对那种简单的、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家庭变迁理论(如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24][29]。韩国学者张庆燮认为，与西方家庭旷日持久的现代化和性别平等的发展过程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社会都在经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转型。这种“压缩型”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消除，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已经生长出来，因而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图景，甚至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也会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多种特征和行为方式[30]。在“压缩型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上，计迎春进一步提出了婚姻家庭变迁的“马赛克”理论，认为中国的婚姻家庭变迁不会简单延续西方那种从传统向现代的单线进化的发展路径，而是会呈现出多元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混合家庭模式[31]。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的一个共同启示在于揭示了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本文认为，影响中国姓氏变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就像计迎春提出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传统和现代的因素可能相互纠缠、相互影响[30]，并共同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等命名方式的出现。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基于传统和现代这两种既矛盾又共存的影响因素提出不同的研究假设，然后结合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三)研究假设
首先，如果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那么一个合理推论是，这两种现象在现代化水平较高和观念较为开放的城市将表现得更加普遍(1)。除此之外，考虑到教育的普及是观念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我们预计，随母姓和新复姓也会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多。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1：相比农村，城市中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较高。假设1.2：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越高。其次，如果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随母姓和新复姓是源于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那么可以预计，在观念较为传统的农村地区，这两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且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家庭越可能采用这两种命名方式。基于此，本文提出与假设1.1和假设1.2完全相悖的一组研究假设。假设2.1：相比农村，城市中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较低。假设2.2：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越低。再次，同样基于传宗接代的解释逻辑，随母姓和新复姓在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没有儿子，因而无法通过父系来传递家庭姓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可以预计在母亲没有兄弟的情况下，随母姓和新复姓更可能发生。此外，我们预计丈夫要能接受子女随母姓或新复姓，需要以其自身还有其他兄弟为条件，否则自家的姓氏将无法得到传递。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3.1：在母亲没有兄弟的情况下，随母姓和新复姓更可能发生。假设3.2：在父亲有兄弟的情况下，随母姓和新复姓更可能发生。最后，同样基于传宗接代的解释逻辑，在子随父姓依旧占主流的情况下，一旦子女随母姓或采用新复姓，丈夫势必会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因此，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入赘婚，我们判断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在丈夫地位不如妻子的家庭，如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低于妻子、丈夫来自外地而妻子来自本地、丈夫来自农村而妻子来自城市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4.1：妻子受教育程度高于丈夫时，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较大。假设4.2：妻子收入高于丈夫时，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较大。假设4.3：妻子来自城市而丈夫来自农村时，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较大。假设4.4：妻子来自本地而丈夫来自外地时，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较大。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化与传宗接代这两种解释逻辑可能同时存在，所以上述研究假设也会以某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在随母姓和新复姓选择中体现出来。具体情况如何，需要进行严谨的数据分析。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也称人口小普查)数据，实际分析使用的是该数据的一个子样本，样本量超过258万，约占2005年全国总人口的1/500。与其他数据相比，该数据不仅提供了所有受访者的姓氏和名字，而且样本量极大，因此为分析随母姓和新复姓这两个稀有事件提供了便利。略有遗憾的是，该数据仅能研究2005年及以前出生人口的姓氏演变，因而在时效性上有所欠缺。但考虑到2005年以后的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已不再公开受访者姓名，且其他学术机构采集的大型抽样调查数据也不包含受访者姓名，所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是当前最新、最广泛、最权威的可以研究这一问题的数据。在实际分析时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五步预处理。第一，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命名方式与汉族不同，因此仅保留汉族样本进行分析。第二，判断随父姓、随母姓及新复姓需要同时拥有子女和父母的姓名，因此，我们基于家庭关系将同一户中的子女与父母匹配，匹配成功的有404471人。第三，经过初步分析，年龄在20岁及以上的样本能成功匹配到父母的百分比不足40%，为防止匹配率过低造成的影响，我们仅保留20岁以下的样本(1986-2005年出生的人)进行分析，符合这一条件的有301457人。第四，考虑到父母姓氏相同时无法判断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因此删除父母姓氏相同的样本。第五，在进一步删除少量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的样本和缺失值以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276798。(二)变量
本文分析的因变量是子女的姓氏选择，它包含三个类别：如果子女姓氏与父亲姓氏相同且名字中没有包含母亲姓氏，编码为1(随父姓)；如果子女姓氏与父亲姓氏相同且名字中包含母亲姓氏，编码为2(新复姓)；如果子女姓氏与母亲姓氏相同，编码为3(随母姓)。在自变量方面，对应于上文提出的四组研究假设，研究考虑了多个父母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和人口学特征，包括：父母是否非农户口和本地户口、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和月收入、母亲与父亲受教育年限之差、母亲与父亲月收入之差以及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状况。此外，考虑到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可能随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发生变化，分析时还纳入了子女的出生年和居住地。最后，统计分析控制了子女的性别和兄弟姐妹状况。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对本文所使用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随父姓的百分比很高，为97.8%，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情况很少，分别仅占总样本的1.4%和0.8%。由此可见，在1986-2005年出生的人口中，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情况较为罕见。表 1 对因变量和所有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76798)
注：1.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仅询问了30岁以下人口的兄弟姐妹状况。因此，对于父母年龄超过30岁的样本，无法得知其是否有兄弟和姐妹，故父母兄弟姐妹状况中包含“年龄30岁以上”这个类别。2. 对于连续变量计算均值，并在括号中给出标准差。3. 表中所有统计结果均已使用数据自带的权重加权，下同。在父母特征方面，样本中大多数父母的户口特征相同，跨城乡和跨地域通婚的现象比较少见。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平均月收入约为300元。与父亲相比，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都较低，因此，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男高女低”是较为主流的婚配模式。样本中超过80%的父母年龄在30岁以上，但因为数据仅调查了30岁以下人口的兄弟姐妹状况，所以无法得知他们是否有兄弟姐妹。不过，考虑到这些父母大多在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前出生，因此可大致推断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兄弟姐妹。在母亲年龄小于30岁的样本中，独生女占14.4%，且另有12.8%的母亲只有姐妹没有兄弟。按照子随父姓的传统习俗，这些母亲所在家庭的姓氏都将面临无法延续的情况。此外，在父亲年龄小于30岁的样本中，独生子占12.9%，另有26.6%的父亲只有姐妹没有兄弟，如果按照子随父姓的传统习俗，这些父亲所在家庭的姓氏也将面临“一脉相传”的局面。在子女特征方面，样本中男性占52.5%，高于女性的47.5%，这可能与中国持续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有关。调查样本平均出生于1994年。有61.6%的样本无兄弟，61.2%的样本无姐妹。如果将子女的兄弟姐妹结构与其父母相比，可以发现子女兄弟姐妹规模明显减小，这也与中国生育率持续降低的趋势相吻合。需要说明的是，分析使用的样本来自中国大陆30个省份。将各省份样本占总样本的百分比与总体结果占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非常接近，因此，数据对2005年全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有比较好的代表性。从表1可知，样本中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很低。不过从图1可以发现，这两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随母姓的百分比从1986年出生世代中的1.0%上升到2005年的2.2%，20年内增加了一倍多。与之类似，新复姓的百分比从1986年出生世代中的0.5%上升到2005年的1.2%，20年内也增加了一倍多。由此可见，尽管这两种现象依然比较罕见，但其随时间的增长趋势却不容忽视。
图1 随母姓与新复姓的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动趋势(%)除此之外，由表2可以发现，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区差异。首先，就随母姓来说，上海、浙江和江苏是排名前三的省份，其百分比在3.1%以上。云南、湖北、安徽、福建、湖南、陕西、甘肃和四川处于第二梯队，其百分比在1.5%以上。在其他省份，随母姓的百分比都不足1.5%。我们注意到，江浙一带的“两头婚”恰好处于随母姓的第一梯队[22]，但很明显，这种现象并不是全国的普遍趋势，中国依然有很多省份随母姓的百分比不足1%。所以，“两头婚”的兴起仅是中国局部地区的特殊现象，需要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文化风俗进行解释。
其次，就新复姓来说，上海、重庆、浙江和北京是全国新复姓百分比最高的四个省份，其百分比都在1.8%以上。紧随其后的是江苏、四川、湖北、新疆、辽宁和吉林，其百分比都高于1%。在其他省份，新复姓的百分比都较低。对比随母性和新复姓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二者既有相关，也有不一致。如果计算30个省份人口在随母姓和新复姓两个方面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53，即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由此可见，随母姓和新复姓虽有共通之处，但并不相同，因此在统计分析时需要区别对待。为了进一步分析随母姓和新复姓的产生原因，本文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这两种现象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3所示。表3共包含两个模型。模型1纳入了除父母兄弟姐妹特征之外的所有自变量，考虑到随母姓和新复姓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模型分析时纳入了各省份的虚拟变量(省级固定效应)，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表中没有报告这些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此外，考虑到子女性别的影响可能随兄弟姐妹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模型中还纳入了子女性别与兄弟姐妹状况的交互项。表 3 带省级固定效应的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结果
注：因篇幅限制，表中未报告省级固定效应的回归系数，下同；*p<0.05,**p<0.01,***p<0.001。从模型1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自变量都对随母姓和新复姓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的方式明显不同。首先，就子女特征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子女出生年份越晚，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可能性越高，这与图1对时间趋势的描述结果相一致。子女性别和兄弟姐妹状况对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影响比较复杂。对随母姓来说，男孩的主效应为负且统计显著，这说明相比独生女，独生子更不可能随母姓(2)。不过，如果家中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情况就大不相同。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孩与有兄弟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而男孩与有姐妹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有其他兄弟的情况下，男孩随母姓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而如果有姐妹，男孩随母姓的可能性则会显著降低。综合这些结果可以发现，随母姓更可能发生在女孩身上，只有家中有多个男孩时才会出现例外。不过，子女性别和兄弟姐妹状况对新复姓的影响大不相同。分析结果显示，独生子相比独生女更可能使用新复姓，且子女性别对使用新复姓的影响不随兄弟姐妹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家庭依旧非常看重男孩在传宗接代方面的功能，因此，男孩随母姓的难度很大，只有当家中有多个男孩时，男孩随母姓才变得可以接受。而新复姓更可能出现在男孩姓名中，这可能是让男孩随母姓不可得而妥协的结果。无论如何，子女性别对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需要将这两种现象区别对待。如果将研究目光转向父母特征对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影响，那么二者的差异将表现得更加明显。从模型1可以发现，随母姓更可能出现在父母双方都是农业户口的家庭，且随母姓的发生比(odds)会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这一结果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期明显不符。本文认为，随母姓更可能出现在农村或许与地域因素有关。如前所述，随母姓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较为普遍，而这三个省份的农村经济较为发达，观念也较为开放，因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真正的城乡差异。为了尽可能降低地域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省份的样本排除在外重新做了分析(3)，发现随母姓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消失了，这说明上海、江苏、浙江地区的农村确实存在一些特殊之处，需要在分析时与其他省份区分开来。不过，即便在排除上海、江苏、浙江的模型中，随母姓也并非像现代化理论所预计的那样在城市中更加明显，且受教育程度依然对随母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基于现代化逻辑推演出的假设1.1和假设1.2在随母姓情况下并未得到充分支持。不过，在新复姓的情况下，假设1.1和假设1.2却得到了较好的检验。研究发现，新复姓更可能出现在双方父母都是非农户口的家庭，且新复姓的发生比会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这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期相一致。除此之外，模型分析结果还显示，随母姓更可能出现在父亲是农业户口而母亲是非农户口、父亲来自外地而母亲来自本地的家庭，且随母姓的发生比会随着母亲相比父亲在教育和收入两个方面差异的扩大而上升。相比之下，这些因素对新复姓的影响几乎都不显著(仅在父亲外地母亲本地这一变量上有例外)。综上所述，随母姓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母亲的情况下更可能发生，而新复姓则不然。所以，基于传宗接代逻辑推演出的假设4.1至假设4.4在随母姓情况下得到了更好的检验。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父母的兄弟姐妹状况。分析结果显示，当母亲是独生女或仅有姐妹的情况下，随母姓更可能发生；而一旦母亲有兄弟，随母姓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父亲的兄弟姐妹状况也对随母姓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随母姓更可能发生在父亲还有其他兄弟的家庭。此外，模型分析结果还显示，妻子的年龄大于30岁会显著降低随母姓的可能性，而丈夫年龄大于30岁的影响则恰好相反。考虑到2005年调查时年龄在30岁以上的父母大多在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前出生，因此他们很可能还有其他兄弟，所以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也能从侧面说明，母亲有兄弟更不可能随母姓，而父亲有兄弟则更可能随母姓。所以，综合上述所有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基于传宗接代逻辑推演出的假设3.1和假设3.2都在随母姓情况下都得到了很好的检验。对新复姓来说，父母兄弟姐妹状况的影响则有明显不同。首先，父亲的兄弟姐妹状况对新复姓没有显著影响。其次，就母亲的兄弟姐妹状况来说，虽然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母亲有兄弟或年龄大于30岁会显著降低新复姓的可能性，但是与随母姓中的模型系数相比，这两个变量对新复姓的影响都明显偏弱(4)。综上所述，基于传宗接代逻辑推演出的假设3.1和假设3.2在随母姓情况下仅得到部分检验。除此之外，当我们将父母兄弟姐妹状况纳入模型之后发现，出生年对随母姓的影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从模型1中的0.034下降到模型2中的0.009)，而出生年对新复姓的影响则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可见，近年来随母姓的百分比随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父母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相比之下，兄弟姐妹数量的变化并不是导致新复姓的百分比随时间上升的主要因素。(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做了三种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固定效应模型需要为每个省份估计一个单独的固定系数，这样虽然可以控制所有地区层面的差异，但模型不够简约。相比之下，随机效应模型在模型简约性和估计效率方面更有优势[32]，因此，采用带省级随机效应的多分类logit模型重复表3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对比表3和表4可以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因此，上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表 4 带省级随机效应的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其次，随母姓和新复姓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属于稀有事件(rare event)。有研究认为，对于稀有事件，采用常规的logit模型进行分析有可能会产生偏差[33]。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互补双对数模型(complementary log-log model)。该模型假定因变量服从非对称的极值分布(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这种分布形态对p趋近于1时(即稀有事件发生的那一端)的概率密度的估计更加精准，因此可以很好地弥补logit模型在分析稀有事件时的不足[33]。为了使用互补双对数模型分析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影响因素，我们首先将因变量转换为两个二分变量(分别对应随父姓和随母姓、随父姓和新复姓)，然后使用Stata自带的cloglog命令分析二者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5所示。对比表5和表3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常规的logit模型还是更加稳健的互补双对数模型，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
注：*p<0.05,**p<0.01,***p<0.001。最后，除了使用互补双对数模型分析稀有事件之外，另一种常见的处理稀有事件的方法依然使用logit模型，但是在估计时对可能产生的偏差进行校正。这种方法由King和Zeng在2001年率先提出，并在之后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34]。我们采用这种方法对稀有事件偏差进行校正以后得到的模型分析结果见表6。对比表6和表3可以发现，无论是否进行偏差校正，分析结论保持不变。
表 6 带省级固定效应的稀有事件偏差校正logit模型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986-2005年出生的人口中，随母姓和新复姓这两种非传统的命名方式依然十分罕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空间差异很大，虽然在局部地区，随母姓和新复姓的百分比达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与随父姓相比依然很低，且就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两种现象依然非常罕见。模型分析结果发现，随母姓和新复姓受到多个子女特征和父母特征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式有很大不同。首先，就随母姓来说，基于现代化逻辑推演出来的多个研究假设都未得到数据的支持。研究发现，随母姓更可能发生在上海、浙江、江苏的农村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因此，仅从城乡和教育这两个角度来说，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和观念的进步可能并非导致这一现象日益普遍的主要因素。与之相对，本文发现随母姓更可能发生在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妻子的家庭，而且，当妻子没有兄弟而丈夫还有其他兄弟时，随母姓也更可能发生。由此可见，随母姓更像是家庭在没有儿子情况下为实现传宗接代需求而采取的一种家庭策略，而且与传统社会中的入赘婚类似，它通常需要以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妻子为条件。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模型中控制了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状况，随母姓随时间不断增多的趋势就几乎消失了。然而，本文对新复姓的分析结果却大不相同。研究发现，新复姓更可能发生于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这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期相符。与之相对，传宗接代的逻辑对新复姓的解释力却比较有限。研究发现，夫妻之间的相对地位几乎对新复姓没有任何影响。父亲的兄弟姐妹状况也对此没有影响。虽然研究发现，当母亲没有兄弟时，家庭更可能选择新复姓，但是与随母姓相比，这种影响要弱得多。而且，当将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状况纳入模型后，新复姓随时间的上升趋势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些结果充分说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依旧强烈的传宗接代需求并不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新复姓的主要原因。结合新复姓在城市更加普遍以及新复姓的发生比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研究发现，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更可能源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观念变迁。当然，这一结论是否成立还需接受更多研究的检验。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来的姓氏变革在变动轨迹、地区差异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就变动轨迹来说，虽然随母姓和新复姓都随时间推移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二者的驱动力不同，随母姓的上升与生育率的下降有密切关联，而新复姓的上升则与生育率下降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就地区差异来说，无论是随母姓还是新复姓都在空间上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江浙沪地区在随母姓和新复姓两个方面都位于全国前列，这与该地区相对较高的现代化水平、生育率转变较为迅速以及依旧强烈的传宗接代观念都有关系。最后，就影响因素而言，传统因素和现代观念都对随母姓和新复姓具有重要影响，虽然二者在随母姓和新复姓上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本文认为，中国姓氏变革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很好地验证了张庆燮提出的“压缩型”现代化理论和计迎春提出的婚姻家庭变迁的“马赛克理论”。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时空维度上高度压缩，这导致传统、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因素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内产生高度复合的复杂影响；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人口转变过程的加速以及在空间上的差异性进一步增加了家庭变迁和性别关系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因此，通过姓氏变革，我们既能看到伴随着社会发展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观念的进步，也能看到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依旧对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具有持续的影响；我们既能看到母系地位上升、父系地位下降的总体趋势，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在不同地区以及在随母姓和新复姓这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总而言之，当下中国人的姓氏选择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诉求相互碰撞与交锋的结果，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转变既加剧了家庭沿父系传递家庭姓氏的“危机”，也为母系地位的提升和姓氏的变革提供了契机。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的姓氏变革是多方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中国的父系父权制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演变也会呈现出类似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姓氏变革是社会变迁与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家庭变迁的一个缩影，因而，从影响姓氏变革的众多因素中可以窥见中国家庭变迁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以往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很多研究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很多成果，例如，发现家庭结构或居住方式日趋多元化，代际交往呈现出双向并行和双系并重的特征，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分工的发展缓慢而曲折，等等。本文认为，这种复杂性是传统与现代观念相互交织、人口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姓氏变革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最后，囿于数据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受数据限制，本文仅分析了1986-2005年出生的中国人的命名方式，对于更长时段内的变动则涵盖不足，特别是2005年以来随母姓和新复姓的最新变动需要结合更新的数据才能加以研究。其次，本文认为，新复姓随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社会的发展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来解释，但是受数据所限，无法对这一观点做出正式检验，这也有待后续的研究来完成。再次，本文受数据限制无法考虑所有影响家庭姓氏选择的重要因素，如财产继承、性别观念等因为数据测量中没有涉及而无法加以深入研究，这也有待后续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最后，本文作为一项定量研究，在描述宏观趋势和数量分析方面有其独特优势，但是在解释微观机制和过程方面却有不足。在未来需要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在描述与解释随母姓和新复姓随时间变动趋势的同时，更加深入地挖掘家庭做出具体决策的微观过程，从而使研究结论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HSSCJ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JC）、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主要栏目有：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法律与政策研究、妇运观察与历史研究、文学•文化•传播、国外妇女/性别研究、青年论坛、研究动态与信息、图书评介等。官网投稿平台：www.fnyj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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