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劳动研究】丁瑜、梁家恩 | 外发工厂妇女的劳动生活困境与应对：一个零工经济与性别融合的分析

丁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梁家恩   广州市花都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职员

摘 要：本文借助零工经济的视角，融合性别、城乡、家庭等多重分析维度，呈现了粤西乡村留守妇女在当地外发工厂弹性就业的生产生活，分析了其劳动形式、雇佣关系、劳动过程等，凸显出妇女因性别身份限制在弹性工作制、亲缘用工和家务负担三方面面临的困境。妇女通过收入增加在就近就业、父权制家庭规范和离散家庭模式的挤压中获得了一定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借助劳动形成的群体关系成为妇女应对个人困境的独特性别化策略。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本文作者之一的姑姑进入位于其粤西家乡的一家外发工厂打工。在此之前她常向作者表达想去城市务工却被家庭安排“拖后腿”的无奈。进厂之后，她的言谈中多了很多新事和新词，不再只关注家长里短。外发工厂这种“新鲜”设置让很多像姑姑这样的农村妇女多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她们的家庭内部分工和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作者假期回家时，听到了更多关于妇女打工的事情，比如她们以“临时工”的身份加班，每个小时只有大概5元的加班费；她们的话语中多了“开心”、“QC”(质控员)、“经济独立”、“穿衣风格”、“身体护理”这样的表达，与以往相比，话语重心发生了从“家庭事务”到“自我生活”的明显转移；她们要在车间里和管理人员“斗智斗勇”；她们既渴望上班，又累得不想去工作。男性村民无一例外地赞扬工厂的建立，认为这是在照顾农村人，老板是“好人”，而妇女本身却对进厂劳动秉持两面的、矛盾的看法。这激发了作者对外发工厂和对乡村妇女在里面打工的好奇——外发工厂到底是怎样的？妇女在其中打工有什么想法和体验？

随着非正式就业、产业区域转移、远距离外包等劳动用工和生产模式的出现[1]，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弹性机制，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劳动技能等变得更加多样、灵活[1][2][3]。自2010年以来，全球代工产业最发达的中国珠三角地区囿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高成本，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广东省内较偏远的区域输出[2]。这在某种程度上给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尤其是像作者姑姑这样的留守女性，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这批经历过外出打工又因家庭照料和户籍制度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女性重新回到全球生产链条中。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行，各种扶贫工作模式如家庭代工、扶贫车间、村镇工厂应运而生。无论是资本自发迁移、市场自发驱动的外发工厂等平台，还是由国家力量主导，社区、社会资源等多方参与的各类减贫策略，都在客观上迎合了农村留守女性就近就业的需求，因劳动密集性强、就业距离短和劳动形式灵活等多种特征，吸纳和动员了较多的农村女性参与[4]。

作为脱贫攻坚短板的农村妇女就业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议题，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形式对妇女的意义[2][4][5][6]，丰富了我们对其就业状况的认识。但过往的研究也时时提醒我们，当女性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社会建设或者全球化生产中时，各种隐形的设置可能会给女性带来一些限制[7][8][9]。

随着田野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妇女在工厂劳动和家庭生活之间分身乏术，固有性别理念和家庭分工使得她们在繁重疲惫的工作之余仍要兼顾家庭事务；弹性而不稳定的订单，加上近距离就业，使得女工看似拥有了“高度弹性化的工作时间”，实则没有选择权利，身体和时间不断地被纳入由订单牵动的生产体系中。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农村妇女就近零散就业带来的生活空间拓展、摆脱繁重劳作和获得经济权的外溢效果，但是这种看似“双赢”的局面恰恰遮掩了背后的困境。对最新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在零工经济的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平台劳动，对传统劳动内容加新用工方式这样“半新不旧”的劳动形式较少探究，即使关注也缺乏性别敏感度。在乡村振兴、妇女减贫的相关研究中，对留守妇女生产生活中的压力、限制和她们做出的应对的讨论依然不足；创新的减贫举措也可能制造出性别困境，而这些问题仍未能得到充分探讨，有些政策、措施缺乏性别意识与设计[4]。这两方面研究的交织凸显了性别分析的重要性——将以扶贫车间、发包代工等乡村兼职短工方式开展的农村女性就业纳入灵活就业的弹性工作制研究视野，让我们更好地看到就近留守女性身处的劳动情景及其受到的限制和束缚；重视性别分析的妇女减贫研究能帮我们看到这些困境的性别特性，以及妇女在其中的主体性。我们希冀这样的结合能更好地回应以下问题：留守妇女在外发工厂中有何劳动体验？她们从劳动中能获得什么？她们会面对什么风险与困难？是如何应对的？她们的经验与城市中的男性零工经验有何不同？

二、留守妇女就业之路：在零工经济视角下重新审视

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要就业形式是非正规就业。基于家庭照料等限制，她们往往选择就近弹性就业或兼业，具体工作形式多种多样，有“客厅即工厂”的就业状态[10]、由家户加工发展而来的家庭代工[3]、因服装产业而发展起来的合作生产队[5]等。学者就不同类型的平台对妇女就业的意义展开了讨论，多数研究都认为它们有助于妇女在多方面获益。

第一，这些平台让妇女的务工距离更短[4]，使得她们能够以较低的交通与时间成本参与生产。多数平台都有较为灵活的工作形式，为女性务工带来了更多空间便利，减轻了一些心理顾虑[4]。

第二，这些平台往往是本地人员基于政策、资本流动等多方面关系设立的，动员的多是附近村民，形成以熟人网络为基础的扩散就业[6]。这样的人际网络使工厂、车间的管理更人性化，较能适应乡村生活特性[2]。

第三，有学者认为，农村妇女的就业与传统性别角色、家庭和社会关系等多有冲突，兼职和非正式就业本身就是妇女尝试在家庭和工作角色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途径。它回应了传统性别角色对妇女的期待，满足了妇女兼顾生产与家庭的需求[2][11]。

第四，留守妇女再就业可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4]，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获得家人尊重，在处理与夫家关系时提高在家庭中的话语权[2]；同时，兼业生产收入是留守妇女承担家庭重任之后的主要收入，留守妇女可以自主决定消费方式，提升自信[12]。人际交往格局的变化与圈子的拓宽也是妇女就近就业带来的一个突出改变[6]。

与上述文献所提到的劳动模式相似，本文中外发工厂的妇女劳动内容属于传统劳动范畴，劳动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们既不像以往那样集体进驻工厂成为流水线工人，也不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单，而是从工厂直接揽活，按需生产、按件计薪，或者就近应聘于临时性、一过性的活计，工作具有即时性，不签署正式或长期的用工合同。这属于零工的形式，但与被称为“新零工经济”[13]的基于数字平台劳动参与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劳动情境与方式不尽相同，也不属于强调临时性、项目性，参与者有特定技能、独立自主的自由职业者的“传统零工经济”[13]。

有高技术门槛的高技能新生代劳动者并未成为中国零工经济的主流，真正的大流是与之“相反”的低技能劳动者。零工经济临时性、非全职、弹性等特征导致了工作不连续、不稳定的脆弱性，缺乏保障[14][15]使身在其中的劳动者面临诸多风险，低技术门槛行业的低技能工人只能靠在场服务加以应对[16]。研究显示，技术能力与工作复杂程度越低的劳动者自主程度越低，可替代性与受控性越高，工资依赖越高，劳动者的竞争力就越弱，零工体验也越负面[14][16][17]。农村留守妇女承担的外包生产工作如钉珠、制作箱包零件、车缝，甚至是按次从事的清洁、拔草工作等，几乎没有技术门槛，妇女们也因为没有其他就业出路而不得不去找这样的工作机会，不断接单以补贴生计，同时兼顾家庭照料。但她们经常面临的情况是：订单量不稳定，闲忙两极，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不规律，没有福利保障。

传统劳动理论对工人明知被剥削还全力投入的情境有非常充分的阐释[18]，既有研究大致将劳动动机归为两方面：一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被迫选择零散就业，劳动者并没有追求自由自主、提升薪酬水平与扩大交际的就业目标；二是在别无他法之下的临时性、补救性选择，因缺乏其他赚钱途径而不得不以此为补贴方式，劳动者并未有长期从业的打算[19][20]。工人处于劳资二元对立下的控制—屈服关系中，呈现出被动而妥协的形象，反抗意识被逐渐消解。近年来，关于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过程也受到学界关注，主要探讨工人与机器间日益复杂的关系[21]。消费者体验与评价的纳入，使劳动关系拓展至三元，给予劳动者一定自主空间的同时对其产生了新的控制与支配[22]。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察觉低技能属性的弹性就业对劳动者的束缚。因此，当我们把乡村妇女弹性就业或兼业工作放置在零工经济的视野下时，就不难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何充满临时性、过渡性色彩的零工经济到了农村妇女身上，就成为她们的有益出路？外发工厂的劳动妇女与其他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一样，都处于资本的高度控制之下，虽然劳动关系不尽相同，但“虚假自由”[23]如出一辙，扶贫项目中的劳动妇女也面临相似困境。借助零工经济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留守妇女在生产生活中所受的限制。

但现有的零工经济文献中，“劳动者”多作为职业或阶层分类的身份属性被谈及，对主体性的分析也多立足于劳资二元或劳消资三元的抗衡中，未能与更多社会维度结合，也没有拓展至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24]，因而对结构性制约的分析不够全面。接单劳动的留守妇女一方面属于零工的范畴，另一方面属于城乡二分背景下拆分型劳动体制与父权制家庭安排的“无声的顺应者”，她们身上既有劳动者的特性，又有乡村女性、留守妻母的性别身份属性，如果我们单纯用零工经济理论来分析阐述她们的劳动过程、动机和体验，不考察这些属性及其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难以描绘她们的体验并理解其主体性。

在女性主义的批判与推进下，劳动理论学者开始关注劳动以外的场所如家庭、性别刻板印象、日常性别实践等对劳动关系和生产过程的影响[25](PP18-31)。这类研究的主要任务集中于两点：一是性别如何从家庭和社会介入了劳动过程；二是性别如何塑造工人的主体性，从而使其产生应对或反抗。接下来将就此展开叙述。

有学者带着性别视角去分析劳动过程，比如工厂怎样塑造等级化、差异化、城乡二元的性别形象以控制女性劳动力[26][27][28][29]。有学者开始关注各类乡村妇女就业实践中性别与就业在复杂社会经济情境中的相互交织作用，比如，一些妇女就业平台并不具备明确的性别意识，但在实际中契合了农村地区家庭的两性分工以及农村妇女渴望通过工厂增收以改变自身家庭地位和家庭生计的需求，从而在扶贫工作中的性别意识方面具有意外性与外溢性[4]。有些扶贫车间给孩子们提供免费晚餐与写作业的地方，解决了妇女的后顾之忧，这些设置可能是妇女们在其他企业里所不能拥有的“特殊待遇”[6]。

但同时，这些措施反映的正是妇女需要兼顾家庭照顾和社会化生产的现实。看起来温情脉脉的亲缘用工，又何尝不是运用熟人网络背后的“忍让文化”使妇女面对更多的两难呢？妇女在“离土不离乡”的留守情境下，就近就业时会面临更多的因性别身份带来的限制与负担[7]。她们有多重责任与压力，家庭照料使其不断向市场妥协，成为“不易反抗”的“廉价劳动力”[6]。李小云曾敏锐地指出，妇女减贫实践可能引发赋权异化，比如妇女赚钱回家之后因家庭权力关系而将钱全部交由丈夫管理，或者用于购置夫家物品，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利好的方面，还应探索适合妇女性别特性的劳动内容与扶贫配置[12]。

目前大多数关于妇女减贫的实践与研究都比较缺乏这样的性别敏感度，对就业实践对于妇女的影响缺乏细致洞察和多维度、综合性的考虑，只看到表面效益，较少对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探讨，这样的模糊处理不利于乡村产业化更好地支持留守妇女群体，还可能会让妇女陷入更大、更隐性的困境。

有学者分析了性别化的层级形成过程，比如不同的女性气质与性别想象如何塑造了不同的劳动实践[30]，姐妹情谊如何拓展形成特定的妇女团体[31]。近年来有更多的学者开始探究性别化的主体性，比如，在主流性别期待与性别角色分配下，一些男性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忍受就业歧视，在与支配性男性气质不符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出现性别气质焦虑[32]及对子女愧疚、感觉自己无用的情感负担[33]，进而创造出多种策略构建不同于主流的男性气质[33][34]，弱化由迁移、就业带来的城乡和性别不平等。乡村妇女面对弹性就业中的困境，也逐步发展出自己减负和应对风险的办法，比如转移家务照料负担和“插忙工”[35]。

除了个体的应对，妇女有可能在日常杂事与自身需要的驱动下抱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出小家庭，建立起更丰富的自我认知与团体感，在日常生活中虽艰难但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36][37]。比如，一些城中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从自己最关注的事务出发，组织、动员其他妇女形成具有社群感的小团体，共同改善与维护自己生活的环境，并逐步从个体层面拓展到社区，开始关怀村中的其他人群，这种妇女团体的发展具有十分鲜明的性别特性[36]。我们在外发工厂的妇女中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体系与生产平台的严苛控制中如何应对？她们因工作形成的新业缘群体能带给她们什么？她们的经验与我们较为熟知的城市男性零工有何不同？对于这些我们还需要加深了解。这些经验对我们的研究乃至日常实践来说尤为重要，是联结理论解释与实践行动的通路。

基于此，本文呈现农村妇女在零工经济下的选择、生产故事与风险应对策略。一是为当下的零工经济劳动过程讨论增加更多的维度，包括性别与乡村父权制家庭观念影响下的劳动动机、过程与体验，以更好地理解农村妇女所处的结构性环境；二是重新剖析在资本控制下逐渐淡化乃至消解的主体意愿，将过往研究中单纯聚焦在“劳动者”身份上的扁平认知拓展到融入性别身份与团体互助的立体图景中，推进对妇女主体性的理解；三是以一种更辩证的眼光看待妇女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链条，防止利用妇女弱势，以挤压其生活空间、牺牲性别平等的长期发展为代价的方式提升经济收益。

三、田野点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田野点位于广东省茂名化州市H镇。化州地处粤西，为茂名市代管的县级市，是典型的农业与劳动力输出大县。H镇位于化州西部，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种植，一直有大量人口外出前往珠三角地区打工。2011年以后，该地开始出现外发工厂，本研究中的D厂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承接来自珠三角及海外市场的订单，主要从事皮包生产及服装加工。工厂吸引了当地大量留守妇女加入，生产旺盛时期到厂上班的员工达300多人，疫情前稳定上班的有150多人(1)。

作者通过家人接触到了更多接单劳动妇女，她们都是附近村民，每日骑电动车、摩托车往返于家庭和车间。我们遇到的绝大部分是“40”“50”年龄段，有妈妈、媳妇、妻子三重身份的妇女，她们都是比较“能干”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力的主体。工厂只有在特别忙碌时才会考虑招募较为年长者，因此平时基本没有老年妇女。事实上，中壮年妇女都为自己能在厂里找到工作而感到庆幸。D厂对应聘者没有特别的技能要求，主要就是“勤奋”。有的妇女有规定工作时长，可以领取勤工奖和假期补贴；有的没有硬性上班时数，多数都是兼业生产。从薪酬计算方式来看，有论件、论时计酬两种。她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大部分靠的是邻里社区的社会网络，少部分靠的是亲戚关系。

我们主要通过访谈了解妇女的个人及家庭状况，打工经历，进厂打工及不同工种选择的原因，日常生产生活安排，就近就业对生活、经济、社交的影响，等等。同时，通过熟人介绍我们认识了工厂管理人员，了解了工厂的运作和市场生产逻辑。我们共访谈了15名妇女、2名男工和2名管理人员，文中均采用化名。为了深入体验妇女的工作生活，作者在2020年2-3月以“临时工”身份进入D厂劳动，在闲暇时拜访妇女们的家，了解其居住环境、家庭安排、生活状态、成员关系等，有了直观的感受和鲜活的体悟。

四、资本与父权合谋下接单妇女的三重困境

1. 弹性工作的迷思：“隐形”的围墙

留守妇女选择就近就业的首要考虑是不用和家人分居两地，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务。妇女进厂时可以选择当“长期工”或“临时工”，但实际上这两种形式都属于非正规就业，都不在国家劳工权益保障体系内，只是D厂内部的叫法。“长期工”上班时间相对固定，有特定的奖励机制，比如每月工作天数达28天以上且没有迟到记录，就能获得100元全勤奖(2)，这样的设置是为了鼓励妇女尽量多地投入生产。“临时工”可以拥有更自由的上班时间，可以请假照料家务，加班计时工资比长期工高。玉梅告诉我们，大多数妇女都想做“临时工”，毕竟，妇女留守的职责是照料家庭或“成为前阵生产的后盾”。

但在D厂的实践中，弹性工作时间意味着根据订单情况被安排，随时待命。当家庭需要和工厂生产重叠时，妇女基本无法获得工厂的理解与体恤，个体生活必须让位于生产进度。丽姐曾讲过一件事：

入厂的时候，大家都说上班时间那么自由，那就是既可以照顾家里的事情，又可以揾点(赚点)收入。但实际上走动一点都不行。赶货的时候，我们(生产)线有个妇女，她的儿子还在读小学，老家只有家公帮忙照顾小孩。她儿子晚上从学校回到家就想找妈妈，打电话叫妈妈回家，她准备写请假条回家。张总不批准，那个妇女就一直哭，她儿子也在电话里跟着一起哭。张总就骂：“有什么好哭的呢？赶完货落班(下班)再回去。”

为了赢得生存空间，外发工厂“疯狂”用工，它们不分工序多少，不考虑盈利空间高低，有单就接，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厂全年都处于忙碌的赶货节奏中。妇女们诉说根本没有淡季和忙季：“哪有什么不忙的时候？几乎一年365日天天都加班。”

D厂主要加工国外订单，而国际市场本身就充满着不稳定性。国际采购商为压低成本不断地在全球寻找最廉价的生产者，贸易公司与当地制造业间的伙伴关系也变得脆弱起来，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工厂的角度看，利润高低主要取决于工人生产效率的高低。D厂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非精工型经济，它回应市场不稳定的压力主要靠廉价劳工，而非熟练技术工与持续的技术创新。它一方面通过品质管理维护重点客户，另一方面通过低价接单与竞争工厂“自相残杀”。

为保生产，每当妇女请假，工厂都会让她们先赶货，所谓的零散、自由无从说起。为了拿到每月100元的全勤奖，妇女一个月只能请假一次，“生存文化”让她们别无选择，“兼业”变“主业”。妇女们常提及“请假难”的事：

每次向组长请假都好难的，即使最后签名了，还是要提很多次的。(珍姐)

家里种了点田，我那时候也做了临时工，就想请假回去种田。我和组长说，组长怎么也不肯签名，我就去找主管，主管也不肯签名……说是临时工，但一到请假就很麻烦……(玉梅)

“就近”与“弹性”并没有为妇女带来更多的家庭照料时间，反而成了工厂的用工策略。比如，D厂每月只放假一天，且时间不固定，要随工厂需要“弹性安排”：

(放假一般)二十几号，说不准，有时候迟点。发工资时，看赶不赶货。如果货不是很紧，就放一日假给大家逛街，要看货期的。农村这些妇女就是每日都被困在那里，连日用品都买不了。(阿梅)

在这里上班很忙的，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大多数时候都需要加班，一年365日，都没有想到哪些时候不用加班的。订单很多，做完这一批，下一批又开始了，感觉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就又要开始干活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是个非正规厂，上班时间比正规厂还多，有时候还需要通宵加班。(丽姐)

妇女作为生产线的最末端，身体和时间不断被纳入由订单牵动的生产体系中。但也有另一种极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订单量急剧减少，工厂关门，妇女被解雇，她们一下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了。最新的研究也揭示了这种非正规就业的“超不稳定性”[38]。因为年龄、性别等门槛，她们无法寻求其他工作机会，很多人只好无奈地回家了。

2. 亲缘用工中的控制与隐忍

在偏远乡村的外发工厂，主要管理人员往往也来自附近村庄。一些研究显示，雇主和工人间的关系更多是基于乡谊和亲情的互动，管理一般比较人性化，弹性放假和请假规定也似乎契合乡谊生活图景[2]，但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与其他研究发现类似，妇女在出现问题和冲突时往往会碍于情面而选择忍让，避免矛盾激化。比如，车间管理者一方面要让生产的皮革制品能达到采购方的质量检测标准，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订单数量的要求，妇女们有时会夹在“质”和“量”、本厂管理人员和采购方质检人员中间难以平衡。此时，她们会采取“隐忍”或接受“责备”的方式来避免冲突和矛盾。本文作者之一在工厂时看到一个典型的情景。一批皮包由于赶工出现了质量问题，流水线上的阿姚把它们归到“次品”的类别中，而D厂质控员认为这些产品应该归到合格品里，就把它们捡出来移到“合格品”框内。后来，采购方质控员因这些“问题”皮包拒绝采购这批货品。工厂管理者张总非常生气，责备阿姚不仔细检查产品。阿姚既委屈又生气，忍不住发火，一边将制包的原材料扔得四处飞散，一边说道：“我叫不扔进去的，她们那些管理叫扔进去。假QC看得过眼，真QC能看得过去吗？”其他妇女在一旁默不作声。事后阿姚责备妇女们什么事情都忍着，阿梅回应她：

黄蜂和蜂王斗，你能斗得过吗？你去斗他们，不就是让别人来蛰你吗？她是主管，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出声就是了。而且有矛盾始终是不好的。我们很难做，工厂有要求，QC又有要求，两头都不能得罪。厂里头大家又熟口熟面，没有人想有矛盾，即使有委屈，自己忍忍就算了。

亲缘用工模式中管理者利用留守妇女文化水平不高且维权意识不强的特点，通常并不为她们提供“五险一金”的法定保障。熟人关系下，遇到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她们一般也不会向工厂索要赔偿。若提出辞职，工厂会拒付一个月的工资，妇女也只会自认倒霉，不会继续追究。

D厂实行“早七晚六”制度，对工人进行严格的管理。妇女们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外，没有其他休息时间，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以上。工厂有“十不准”，比如严格遵守上班时间，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工作岗位；不准无故旷工，请假需组长签名，组长请假需主管、总经理签名；生产线上不准吃东西；不准玩手机、打闹、嬉笑；不准聊与工作无关的事；等等。虽然有这些规定，但是每到下午或晚上妇女们觉得纪律控制开始松懈的时候，就会三三两两地聊天，组长会点名提醒，有时候甚至直接骂人。英姐形容组长“骂人很厉害”“人还没有到车间，声音就先到”。苛刻而细微的工厂管理贯穿于每位女工的日常生产，直接作用于其身体，电子监察也发挥着作用。管理人员说过：“下次就在厕所安装监控，大家就不敢去厕所玩手机，上厕所都那么久。”

妇女们会抓住工厂非正规就业这个点来抱怨：

如果说它是正规厂，钱也不多；如果(说它)不是正规厂，又管的那么严格，还赶过正规厂。(丽姐)

更多时候，她们会以沉默，即“不管它”来回应这些不合理现象。身体的慢性疼痛也成为一种常见反应。如凯博文(Arthur Kleinman)[39]所说，慢性疼痛是人类表达痛苦的形式，也是个体抵抗真实生活经验的具体过程。D厂的留守女工每天劳动时长达10小时以上，订单密集时通宵达旦加班也是常事。高强度工作下，加之饮食清淡又缺乏营养，许多妇女都出现了身体疼痛的毛病。

妇女概念中的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和她们的接受与忍耐程度相关，这又与其对自身的性别定位相关，冬梅的评论很典型：

我们这把年纪出去好难揾工(找工作)的，又老，不要说45岁，40岁出去打工都没有人要了。这个厂就不一样了……50几岁的妇女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这把年纪可以揾到工(找到工作)都偷笑了。

3. 工厂和家庭：责任两头担

在如此的劳动强度下，妇女本身已经疲惫不堪，但她们除了工人身份，还是母亲、媳妇和妻子。调查时我们问当地村民对于D厂落地当地的看法，男性村民无一例外地说，“很好呀，妇女不用两头走了，可以照顾家里，又可以揾(赚)钱”“这个老板这样做很好，非常照顾农村人”。但当我们问妇女“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在家务工还是在外面务工”时，她们则表达了不一样的想法：

如果可以，肯定想出去打工。在外面，自己一个人，生活又规律，吃饭又规律，中午又可以午睡。晚上只要洗完自己的衣服就可以睡了。在家里，下班之后不能丢开家里的事情，什么都得弄弄。在家里工作比在外面忙多了。(阿凤)

外出务工的话，妇女不能直接处理家庭事务，无法兼顾赚钱与养家，因此一般而言，只需全神贯注做好工作，寄钱回家就好；而就近就业的妇女就在家门口干活，并不能摆脱家务。在问及如何处理家务时，她们的答案是类似的，即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

早上早早起来，煮好饭。有时候早上要浇菜，有时候晚上浇菜。如果是夏天还好，早上起来天还很亮，晚上回去也还能看到路。如果是冬天，要打手电筒去浇菜。你不种点东西不行，哪有时间去买菜？而且能省一分是一分。(阿凤)

走了很多人，大家嫌工作辛苦，没日没夜地做。中午半个小时就打两次卡，下班打卡，吃完饭打卡，半个小时有多长，也没有时间睡午觉。有时候困到站着都能睡着。比如阿材的老婆，家里没有老人家可以帮忙，又要煮饭、浇菜、喂鸡，她说她半夜12点才睡，有时候站着都睡着了。下班的时候又不能休息，想着家里的活没干完都睡不着。(阿红)

表面的互利共赢背后是一种断裂，妇女不得不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以“兼顾”性别化的照料义务和经济需求，但也只能赚取微薄的薪水。阿梅说这种劳动方式不是妇女的“自由选择”，而是在没有转圜余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走的谋生之道：

如果可以，谁想拿那一点工资，又那么辛苦，实在是没有办法，正常班才5块一个钟，晚上加班也就是多2块。过年那些出去打工的妇女说好像在家里工作也不错，也有两三千(元)一个月，我就会反问：“你们愿意回来做吗？”实在是无奈才选择这样的方式的。

每到过年，看到别的妇女从城市务工回来，阿梅都羡慕不已。她非常清楚自己婚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外出务工了：家里事情太多，除了种菜和粮食，还要养蚕和照顾老人。每当和家人沟通外出务工的事，得到的回应都是“出去打工啰，整个家都不要了”。阿梅觉得很困惑：

家怎么就变成了我的呢？家公照顾也怎么成了我的呢？过年的时候，家公把被单、裤子都弄脏了，我就去处理了。一家人都在那里吃饭，就没有一个人记得家公没有吃饭。我就说，你们每个人只顾得自己吃好，不要老豆(爸爸)了。在家那么多年，照顾完细佬仔(小孩子)读书，就照顾家婆。现在家婆走了，又要伺候家公。每次想出去打工，我老公就骂我，老豆不要了，扔了算了……根本就不能放开手。

要料理家务、照顾家人，还要处理村里人情往来、节日祭拜等事宜，妇女们只能利用早上七点前和晚上八点后的时间，其余时间都用于生产，来回奔波，分身乏术，疲惫不堪，一肩挑起两副重担。在访谈的最后，我们会询问这些妇女是否愿意继续在D厂干活，她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想到这个厂上班了”，“目前的情况比以前在城市打工累多了”。表面上就近灵活就业能使妇女取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实则是她们跌跌撞撞、战战兢兢之下的自我挤压和牺牲，背后的逻辑是固化和加剧的性别秩序。

五、姐妹情谊中的妇女主体生成

拆分型劳动体制重塑了人口的流动和分布，农村空心化，妇女在村里“无所事事”。以前外出务工使妇女与原有乡村生活脱节，与村里人事疏离，与丈夫情感疏远，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能在家门口赚点钱或许是有益出路，也是她们最初进厂打工的目的，事实上却收入微薄。代工生产隐性地利用了就近零散就业女性的弱势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让她们陷入了更多的限制和更大的困境。

故事的这一面看起来无奈且悲情，但当我们将这些妇女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型零工经济下的劳动者相比较的时候，还是能发觉一丝差异——妇女们以一种充满了鲜明性别色彩的方式为自己开创了一隙空间，形成了支撑力量。高度发达的平台与大数据技术造成了“被算法困住”的打工人[40]，骑手、司机们必须遵循紧密的订单时间，就像孤军奋战的一个个原子，孤立而缺乏归属感；D厂的妇女则像一个蜂群，虽然来自不同村落，却因共同话题如工作、孩子、家庭等形成了新的业缘关系，打破了以往血缘、地缘人际交往格局的束缚，实现了信息共享和情感支持。

新情谊如同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生活的水面，激起圈圈涟漪，妇女们互相交流、帮助、鼓励，讨论出一些应对困难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明晰了自己想通过劳动获得什么，又可以得到什么。这是她们的直接收获。妇女群体的形成也恰恰是她们应对困境的独特策略，两者互为因果。

1. 在群体分享中应对困境

收入的增加让妇女们的日常聊天多了话题，她们开始使用和分享那些会带来“美”的体验的产品。有些工友喜欢涂护手霜，其他人耳濡目染也开始用。过年后D厂开工，阿玲让作者陪她去买内衣，说是工友介绍的，穿起来很舒服，就是有点贵，要四五十元一件，但想着横竖都是自己穿，就买了。

在日常聊天与分享中，工友群体具有了一定的“黏性”，有助妇女获得自己的生活空间，防止“夫权”的步步侵蚀，也使妇女有了倾诉之处。阿凤自从在D厂工作后，社交圈扩大，网络社交媒体使用愈加频繁，下班后也常和工友通过手机联系。丈夫看到她玩手机，非常好奇甚至警惕，当他觉得无法掌控她社交情况的时候，就会表达不满。有一次他当着作者的面“投诉”阿凤“玩手机的时候偷偷摸摸，也不知道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如果我发现，就打断她的脚”。对此，阿凤愤怒回应：

干什么都管，和工友聊个微信也管，我自己不能有点隐私和空间吗？那我不玩手机，把手机给你管好了。你那么想把我管死，不要让我去工作好了，你有能力让我不去工作吗？靠你自己一个人能撑起整个家吗？

阿凤的丈夫听到这些，便沉默了。妇女有了抵御的盔甲和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她们在一起聊家事、出主意，发泄不满、互相安慰。

妇女们还想出了家务分摊的办法来应对重负。开始赚钱之后她们就有了一些家务代际转移的底气，比如要求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婆婆承担部分家务：

每天七点就要上班，五点醒来都干不完家里的事。我出去赚钱，那家里的事，家婆就会帮忙弄弄，小孩子回到家里就做饭给他吃。其他事她也会帮忙打点。(丽姐)

除了在女性之间转移，她们也开始将家务让男性分摊，冲击农村原有的性别分工。尤其是年末，丈夫们从外地回家过年，恰好碰上D厂最忙碌的时节，妇女们几乎每天都在赶货，她们就集体性地要求丈夫做家务。阿萍颇为骄傲地说：

以前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我老公的衣服也要我洗，但上班之后有时候回家很晚，他也会洗自己的衣服了。大家都这样做，他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

一些女性开始拒绝再从事需投入大量时间但收成受天气等众多因素影响、经济效益低的繁重农作生产：

谁还想耕那两亩田，日日晒，又辛苦，有时候做生做死都没什么产出。但家公家婆又讲闲话，说你闲在家里干什么呢？邻舍闲话也多，你如果在家里，不干点农活、种点田，都会被人说。但是入厂打工就不同啦，平时家里买肉、柴米油盐的钱都是我赚的。以前说我不干农活懒，现在一年有一万(元)收入，不多，但是家里要点什么我都能出，就没有人敢说什么了。(梅姐)

更有利的是，妇女们在一起会互相帮忙，比如谁家的孩子需要接送，有空的就去帮忙，谁家的农活要帮助，大家也会一起“快手快脚做完”，能解燃眉之急。虽然大家都忙忙碌碌，但互相交换一下信息，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姐妹情谊作为一种策略

上班使妇女有了自己的社交，是对“无聊”和“空洞”的生活的一种抵御。像阿玉所说，“大家都是工友，知根知底，沟通也多点，也有多点共同话题”。闲聊能提供一种强大动力，日复一日，从交换信息、产生对抗困难的方法到让妇女因相互理解而抱团、互助，充满凝聚力。妇女们常被说爱“八卦”，工作时“八”，吃饭时“八”，下班后就算在微信上也要“八”，还因为爱“吹水”(类似于“侃大山”的意思)而被管理层不断批评。“八卦”在粤语中是一个非常性别化的词，几乎成了唠叨中年妇女的代名词，充满了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好事饶舌的意味，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性别特性，成为妇女独特的力量来源。

有时她们聊做工的话题，比如应对上面的管理，如何偷懒、请假、车缝某个部件；更多的时候她们会聊生活上的事，比如孩子教育、家庭关系与婚姻。一些难以对他人诉说的事，在同龄的工友这里就能自然道来。阿红曾说：

你刚刚见的那个妇女很惨，她老公很大只(健硕)，像阿明那么牛高马大，但是他什么都不干，每天就是去打桌球。每次她老婆发工资的时候，他就去抢、去打她。她老公很没有用，自己没去工作，又常打老婆。我们平时听她说，都觉得她好可怜，她一边说、一边哭。大家买东西吃也会分给她，她也喜欢分东西给我们吃，但是我们都不要，我们都知道她好凄凉，知道她的钱在发工资的时候会全被老公抢走，我们都看不过眼，大家都给她出意见。

生活的环境让她们难以接触到“家暴”的概念，但她们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共情能力给工友提供安慰和建议。很多“不知道向谁说，别人又不能理解”的事情“就会向工友说，大家都能理解”(冬梅)。基于工友身份而建立的亲密和信任感，使得她们愿意分享。她们建立起姐妹情谊，产生替代性情感支持，也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爱好与需求：

平时农村都是静悄悄的。晚上加班晚回来又黑又怕，村里好安静的。和工友聊聊没有那么无聊，我们经常微信打电话谈些好玩的，最近大家都喜欢分享跳舞视频，大家都在房间里跳跳，活动身体，人就活起来了。(阿凤)

工作中与工余的交流从提供新信息到改变生活态度，这是更重要的“再造”——在这些看起来“有的没的”、无关紧要的琐碎交流中，朦朦胧胧地，妇女们开始有了自我察觉，开始思考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关系，重新理解自己过往的生活与家庭关系，主体性逐渐凸显。这并非源于她们有怎样的性别觉悟，只是寻找到了以群体力量应对困难的方法。她们的关系始于车间，聊天的话题从最日常、直接的生产出发，延伸到共同的乡村生活里，培养出共同的兴趣，在劳动之外通过跳舞、美食、乡俗琐事进行联结，再外扩到有关妇女共同的处境、利益，并在此中意识到留守女性共同的难题，比如缺乏交际、夫妻关系疏离、夫家压力、邻里矛盾、孤独育儿，乃至家庭暴力。分享使她们意识到某些经验具有共性，某些办法能帮助他人，互相透露不仅不会暴露弱点，反而有强壮内心的作用。妇女乐于分享、擅于情感的特性使她们的关系超出了工友，情同姐妹。

在我们的田野中，妇女谈及最多、最在意的就是工友间的联结与情谊，这是一份“额外”的收获，亦是吸引她们在困境中坚持的一股隐性的力量。她们非常珍惜这种惺惺相惜，会为了与工友相聚那一时一刻的欢乐去打这份苦工：

大家上班好开心的。虽然说很累很辛苦，但有时候也挺有趣的，斗斗嘴，吵吵架，一些不开心的事很快就过了……你拿我开玩笑，我拿你开玩笑，大家都好像姐妹那样。(阿梅)

阿荣的女儿说，她从未见过母亲有那么开心的时候，她甚至会带上零食，和工友边吃边聊。以前她不理解为何母亲“一把年纪了还执意要出去干活”，但在疫情封闭期间目睹了日常生活中父亲对母亲每每的冷言恶语相对和一贯的忽视，她“以一个女人而不是女儿的身份”开始明白了母亲出去工作的愉悦，“现在她终于可以自己花自己的钱，出去之后和认识的那些姐妹们一起很开心的样子”，哪怕只出去一天“也是开心自由的”。

这种能自我决策的独立感和姐妹们在一起的群体感让她们忍受工作中的困苦，坚持了下来。我们不能忽视女工在生产中的遭遇，但也无法忽略这些让女性变化的闪光点。城市中的平台工作者在资本控制下淡化、消解的主体性，在这些乡村外发工厂的劳动妇女身上得到了彰显，性别特性鲜明的姐妹情谊给我们带来了启发——想妇女之所想，充分运用日常生活与交流的累积力量，把团体营造作为一种激发主体性的策略，从点滴中提升妇女的自我意识。

六、总结与反思

不可否认，近距离的弹性就业对留守女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借助零工经济的视角，融合性别、城乡、父权制家庭文化等多维度分析，我们能看到乡村背景下传统性别规范给妇女劳动带来的困境与限制。D厂在H镇的开设意味着偏远农村已与全球经济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留守女性作为“剩余劳动力”纳入全球生产链条之中。接踵而来的订单、停不下来的生产线，牵引着车间运作，安排着妇女的生活。密集的生产时间、无处不在的监控、严苛的管理人员，外加订单的紧迫性和对采购商高质量的要求，催生妇女高强度劳动。零工式生产并不意味着松懈管控，乡村环境中的亲缘用工模式未能给妇女带来良性的管理体验。同时，因为女工们都住在附近，工厂可以以弹性工作为理由毫无顾忌地安排加班。无论是“长期工”还是“临时工”，实际都是打零散工，不分昼夜地生产，所谓的弹性制度只体现在随时随意加班的“弹性”上。表面上看妇女似乎可以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拥有“自主权”，实际上，由于留守和就近，她们并不能减少家庭照料，而是愈加工作和家庭责任“两肩挑”，长期缺乏休息，造成心理的压力和身体的疲惫。

留守妇女以就近零散就业的形式参与生产，肩负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同时仍要承担为母为妻的“道德义务”[10]。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劳动形式在推动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也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加剧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因此，我们认为当下应关注的重点不是妇女能否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是她们如何同时挑起了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功能与家庭中的再生产功能[10]。

这些研究发现提醒我们，如果只停留在个体层面，不能顾及妇女的实际境况、需要和性别特点，对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结构性限制考虑不周，就容易仅在表面上将妇女纳入发展的思路中，即只是在扶贫或乡村振兴项目前缀了个“妇女”的帽子，实际上却并未深入，也难以通盘考虑妇女的需求，这是很多妇女减贫项目的通病[12]。我们需要思考为何在车间工作的群体大部分是女性，而不是觉得车间生产能满足女性的顾家和生产需求，因此便具有性别外溢效果。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扶贫策略，要基于经验，深入思考是什么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妇女的处境，背后存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困境，将妇女与其他群体联系起来考虑[41]。

资本、父权式家庭观念与农村生活环境一方面合力对妇女产生压迫，但同时，生产要求下生活习惯的改变也给妇女制造了松动的机会。妇女们利用生产安排上的紧凑、经济上的改善调整家务分工，调节家务数量，分摊照料事宜，争取更多个人空间，抓住话语权，发展个人爱好。共同的经历与境遇让妇女发展出了很好的社交关系和姐妹般的情谊。我们发现，群体的存在与其带来的正面感受是妇女到D厂劳动的一大动力，即便零散劳动使得她们的生活变得细碎而辛苦，但因为它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群体感，所以她们坚持了下来。持续工作、经济收入、交往扩大、自我改变扣合在一起形成因果循环链条。增加收入不是妇女工作动机的全部，它其实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与自我认知改变的一把“扳手”，妇女只要自己手中有一点点闲钱，就更容易跳出原有的生活圈层，开始审视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加深自我察觉，从而为建立工友群体积攒了意识上的能量；群体又为她们解决生活生产诸事提供了实践上的能量，使这个链条动起来。妇女的性别身份在与工厂、夫家和乡村生活的来回切磋、对抗中得到重塑和凸显。

在零工经济普遍发展的当下，从零工经济的角度分析乡村妇女的就近就业，包括劳动形式、雇佣关系、劳动权益保障等，突破了此前研究中对乡村妇女劳动类型的关注，有助于我们看到妇女面临的困境与限制；叠加劳动中的性别问题、家庭问题等多重矛盾，能推进我们对妇女处境的立体化认识。妇女在就业中形成的半职业社会关系对原有的家庭关系、性别关系都产生了影响，这是与城市男性零工不同的经验。也许因为男性情感外露较少、隐忍要强的“性别脚本”限制，个体间缺乏联结和正式制度支持；为了生活、养家而吃苦受罪，也是男性气质的彰显，因此他们只能独自默默忍受。这也是本文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女性的一些性别化特性也许并不一定是限制，它可以被运用在妇女群体的动员和形成上，以集体的力量面对个人困境。因此，培育妇女的个人主体性与社群主体性[41]，引导妇女团体的发生与成长，应是一项长期的努力。

女性赋权和女性反贫困是长远的议题，避免妇女减贫路径带来的消极意义值得关注，设计有性别意识的扶贫政策尤为必要。本文侧重在提出问题、呈现现状与引发思考，研究也未涉及介入和实践，未能在“如何做”这点上展开，但这应是将来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方向。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6期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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