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秋｜口述记忆中的性别因素与社会力：兼评女性口述史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学史、社会记忆、社区发展、知青口述史。

摘 要：女性主义和口述史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口述史的特质可以凸显女性主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女性主义者借助口述史方法，可以更深入探究女性的生活和经验。女性口述史实践构成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可以丰富口述史的内容和层次，甚至可以推动口述史事业的发展，但很难说存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女性口述史。不能否认女性主义强调的性别视角之重要意义，但在分析女性的生存处境时，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女性生存处境还受到除了性别观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影响，例如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口述中的婚姻解组，与其说是受机械的平等观和传统性别观的影响，不如说是农民和女知青在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的。在性别实践中，重视女性口述史背后的“整全性”社会力十分必要。

一、问题的提出

是否存在一种方法论上有差别的男性或女性口述史？对这一提问需要慎重回答。笔者认为，它至少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口述史资料在内容上天然具有一种性别特征吗？口述史方法具有性别上的独特性吗？这里所说口述史的性别差别，是指女性的口述内容与男性的口述内容存在一种本质上的差异，而且性别是这类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甚至由性别主导的口述史可以生发出新的、迥乎不同的记忆或口述理论。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在20世纪4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发起,继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口述史被女性主义者引为工具。借助口述史方法，女性主义者提取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女性生活经验和故事，进一步将女性的声音引入历史的中心[1][2]。她们挑战传统历史观念，甚至以此重塑历史样态。鲍晓兰认为，尽管口述史既非始于妇女史的研究，也非妇女史研究的专利，但它一经被引入，就深受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欢迎，甚至出现了“女性主义口述史”这一概念。她强调，女性主义口述史是为了使议题有别于一般的妇女口述史；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的访谈，就无法成为女性主义口述史[3]。但是，鲍晓兰提及的女性主义视角带来的新发现，例如妇女口述史具有主观性、唤醒女性主体等特征，都不是“女性主义口述史”的独有特征；即便是“赋权女性”，也是口述史价值带来的——“赋权边缘群体”。笔者认同口述史方法会给女性主体带来新面貌(如赋权女性)，但这一作用在其他群体(尤其是边缘群体)中也是存在的。

对于口述史方法与女性研究二者间的关系，笔者较为认同“口述史和女性主义有一定亲缘性”的说法[4][5]。口述史在研究实践中，被女性主义者用于向男权文化主导的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2]，在这一过程中赋权女性，唤起女性的觉醒意识。但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行动，它的主张非常鲜明：关于女性(重视女性存在和经验)、为了女性(批判男权)、和女性一起(站在女性的立场)[6]。李文芬就是从这个角度界定“女权主义口述史”的：口述史作为一种女权主义行动，它鼓励女性发声，挑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具体表现为：采纳口述史收集、整理、分析史料的方法和理论，以口述历史的系统性、鲜活性和深刻性更有效地让妇女及性别不平等关系可见，提升女权主义观念、理论与行动的说服力和感染力[7]。在学术层面，女性主义口述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女性口述历史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女性视角[8]。女性主义口述史实践确实可以减少一般口述史可能存在的性别盲视，发展出更为强大的批判力，但需要警醒的是，女性主义仅为口述史的一个视角，如果过于强调这一先入为主的政治主张，也会造成一定的偏狭，例如夸大性别视角的作用，忽视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定宜庄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遭到一位妇女史研究者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定宜庄虽然研究的是女性，却没有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9][10]。定宜庄对此的回应比较中允：妇女史引入社会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全新视角，但是应该尽量开拓史料收集范围，不能置其他研究视角于不顾[10]。

持比较温和态度的学者还有游鉴明。她指出，口述史让我们增加了一种研究性别史的工具。一方面，不否认建筑于自然性别差异上的社会观念的顽固性，例如在历史长河中，女性声音匮乏，她们长期被排除在精英史之外，强调性别视角，有助于发掘被淹没的女性声音，构建女性的主体地位。游鉴明发现，历史书写是把女性当成典范，而典范之外的女性生活或性别关系不被记载。另一方面，她提出以下反思性洞见：“在既定的性别限制下，男女两性必须符合自己的特质，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里，男女两性果真都画地自限、不曾逾越或是置换角色？再者，僵化的性别规范让男性享有高度的社会权力,也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养家活口的任务，他们把家庭的各种活动、亲子关系交给女性，但男女的家庭位置从传统到近代，是否固定不变？在女性外出工作日增的时代，可曾起了变化？她们怎么看待家庭与工作？”[11]

她的这些提问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思考男女两性的关系。她提供的性别研究案例展示了另一种情形：当一群男性坚持既有的性别形象时，还有一群男性试图挑战性别藩篱、改变女性的命运，并建构新的性别认同。她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女性生命史的认识，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性别刻板印象。这在性别实践中也较为常见，例如父亲在培养优秀的女儿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有时父亲的作用甚至超越了母亲，因为有些母亲反而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忠实拥趸和实践者。

与这一思考相关，笔者认为，不存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女性口述史。女性的口述内容和男性口述一样，受制于社会性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人生境遇等。性别可以作为受其他社会性因素影响的因变量，当然，它作为自变量也会影响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作为因变量还是作为自变量，刻板性别观都不构成一个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最终决定性力量是一种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社会力。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性别观念背后的各种社会性力量，例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指出，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由家庭、宗教、医学、国家以及各种其他制度和习俗所规定，有时也被它们所破坏[12]。

笔者认为，从权力视角进入，存在女性研究者所强调的女性口述史的独特性，但从学科角度进入，则不存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性的女性口述史。毋庸置疑，性别维度给口述史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它仅是口述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性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超出一般口述史的方法和理论范畴。

二、女性口述记忆的特点及其决定性因素

(一)女性口述记忆的特质不唯女性所独有

方慧容在农村口述史的研究中发现了“无事件境”的记忆特征。这一概念得自一个女性的讲述，但这一概念所指在农村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即不仅适用于女性，它也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特点，甚至对人类社会来说都有一定的普适性[13]。方慧容提出的“无事件境”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不能在事件间建立起一种线性的因果联系；第二，这是农村社区的心态特征。这一概念来自对河北西村一位70多岁女性农民贾翠萍的口述特点的归纳。这位5岁开始做童养媳的女性，年轻时被虐待，婆婆曾多次用针扎她，但被问及这些事情时，她是平静的，甚至不觉得“苦”。

我们问她婆婆怎么样？她却不知道我们在问什么，反问我们“什么怎么样？”或“那怎么样啊！”我们问婆婆打你吗？她用手比划，婆婆用针扎她。但是很平静，不觉得“苦”[14](P487)。

方慧容据此提出“无事件境”概念：因为事件发生的次数多，已经不具备“事件性”，事件混沌于日常生活中，无法提取出一个因果叙事，例如，因为苦，所以控诉。这个概念得自于一个女性的受虐待的家庭生活，她之所以受虐待也是其性别身份使然，而且，施虐者是一个年长的女性。但是，“无事件境”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却不限于女性，被方慧容延展到整个农村社区：它是农民日复一日生活形成的心态，除贾翠萍事件外，还包括农业生产周期性时间积淀下来的农忙和农闲，也包括婚丧嫁娶、民间娱乐活动等，这些都很难抽象出一个因果叙事。农村社会使用的时间用语多为早起、晌午、秋后等，与现代的钟表时间相比，它是随意的、杂乱的，因此看起来也是无序的[14](PP516-517)。但是，“无事件境”表达了村民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尽管它无法被纳入一个以钟表时间为标志的现代因果系列，但它也有着自身的道理，这就是农村社会的情理，来自农村朴素的生活经验。这在杨善华、孙飞宇的“社会底蕴”概念中多有提及[15]。周飞舟的社会伦理研究中也有相当部分涉及这些道理[16]。这里所谓的“因果叙事/系列”在方慧容的研究中是指外来调查权力的“求真意志”以及国家层面的线性因果关系，在它进入农村社会时，会与农村社会的情理之间产生张力。

笔者在这里强调，基于女性独特生活的口述史研究所发现的社会力，就是农村社会的情理。“无事件境”相当于描述了该情理形成的机制过程，即便今天看起来，这里面都有一个无法忽视的“事件”——贾翠萍被婆婆用针扎，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值得讲述；但由于这件事发生的次数过多，已经不具备“事件性”，在日后的回忆中日渐“平淡”，并沉寂下去，变得不值得讲述，而从中浮上来的却是某种社会情理。我们猜测，贾翠萍即便被婆婆虐待，但她还要在这个家里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她只能在主观上(被迫)接受这些“苦”，客观上却造成了对“苦”的“遗忘”/淡忘。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这些“苦”发生的次数多，但对其生命安全没有构成致命性伤害。“无事件境”作为一种社会心态，事实上就是受苦主体对苦难的淡化和遗忘，而且，它是一种自然生成的状态。这也可以解释农村社会口述史的一些特点，例如缺乏“求真意志”，而只呈现为一些生存性知识(“生存智慧”(1))。方慧容提到村民面对外界的调查权力是如何“回避”的。因为追究“真相”会给村民带来麻烦和尴尬，从而破坏村民间的关系。而不去追求“真相”的“无事件境”心态恰是农村社会(共同体)得以维系的一个基础，在个体角度这还是自我保全的一个方法，经过某种机制转化后的“无事件境”心理，可以滤去事件发生时带给人们的巨大痛苦、震惊、无奈或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感，而只剩下了“可笑”[13]。这类心态一般指向的是规矩、重复，指向村落秩序的维持，而不是革命/革新。

在其他文明社会中，也存在“无事件境”记忆的情况。例如，重复性讲述也会构建一种“无事件境”的心态。而对过去的重构，受制于一时一地的“社会框架”[17]，不能复原事件最初的“真相”，这是记忆社会的典型特征。讲述所受制的社会框架，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力。贾翠萍讲述时，已经70多岁，她具有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心态，看起来不必执着于早年的苦痛了。这些重构的记忆即便不精确，甚至不真实(如贾翠萍不觉得“苦”)，但表达了人的某种心态，是人类社会存续的一个社会性基础。

(二)女性口述记忆受制于其工作生活经历

不可否认，男性和女性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会在一些口述内容上有所差别。笔者认为，如果说这个差异多是由性别带来的，不如说是性别背后的社会文化模式导致的。性别远不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例如，中国的传统性别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话语影响了女性和男性的生活经验，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口述内容，而探究“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观念何以形成，则是在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溯源它的生成。如此也会更全面地去理解与性别相关的多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从口述实践的角度，性别是一个变量。例如，受制于女性生活的经历，她们的口述确实有别于男性。郭于华在骥村女性口述史的研究中，提出了女性记忆的特点。在她的口述史项目开展过程中，也遭遇过访谈女性的困难，这印证了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一传统社会印象。当面对有关土改和集体化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提问时，女性经常的回答是“不晓得”和“忘记了”；或者直接让访谈员去问她们的男人,因为那时是“男人当家”。这事实上是提问方式引发的问题[18]，因为所问的并不是女性熟悉的。不过，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女性生活在所谓“宏大历史”的边缘，她们也自觉认可这一状态，把自己置于较低的地位。事实上，口述史的实践有赋权女性的意涵——让这些边缘者、沉默者发声。以口述史视角介入的研究表明，骥村女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她们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

女性口述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她们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历史与其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浮现出来。骥村女性的口述内容集中于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的记忆和对食物的记忆三个方面[18]。女性的讲述也出现了照顾孩子和干农活之间的矛盾，因为参加大田劳动，导致孩子无人照顾，这也给她们带来了痛苦。毋庸置疑，这些口述内容具有很强的性别特征。

不过，上述记忆来自普通妇女，而非女干部。贺萧(Gail Hershatter)的研究说明，性别仅是其中的一个变量。她对集体化时期农村女性的口述史研究发现：农村妇女的记忆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别特征，但妇女内部是有差异的，如劳模、妇女干部与普通妇女的记忆是不同的，普通妇女多讲述家庭生活过程，而劳模、妇女干部的记忆中则充满对公共生活的叙事[19]。贺萧将社会性别看作嵌套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的、依具体情形而定的实践。这说明，需要将社会性别放在一系列权力关系中去理解，而社会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和工具。笔者则进一步认为，性别不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例如，女干部也可以讲述公共生活，这和郭于华访谈到的农村男性的讲述在内容上差异很小，生活经验决定了人们讲述的特点。这么说来，性别这一维度并不能作为最基本的决定性力量。影响口述史讲述的决定性因素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社会性力量。不同性别的社会经验是一个表征，更重要的是性别背后的力量。

笔者强调作为整体性的社会性因素，并不否认性别观作为一种力量，以及它影响下女性生活的独特性，也不否认对女性生活做口述史的意义，或者说不否定性别视角下口述史实践的意义。例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至少在美国，还很少有女性参与公共生活，而女性自身独有的生活节奏是怎样的，更是很少受到关注。通过口述史视角的介入，可以探究女性生活节奏是如何影响公共生活以及历史进程的。加入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就会发现，在既有传统中，不仅男性的历史重要，女性的历史同样重要[2]。笔者强调女性口述史背后的“整全性”社会力，意味着决定女性讲述特征的不仅是性别观的差异，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些其他因素甚至是更深层的决定性力量。本文认为，仅从政治和行动角度介入女性口述史研究，有时会引发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视角，会存在偏狭和不全面之处。

三、女知青讲述的婚姻生活及其社会性基础

毋庸置疑，在影响女性生活处境的社会性因素方面，传统性别话语的力量十分强大，它甚至对妇女解放话语(男女平等话语)构成一种解构的力量，也容易导致不幸福的婚姻，身处其中的女性难免身心俱疲。例如，笔者采访的“老三届”知青XY、CYF以及被广为报道的女知青廖晓东、白启娴等，都是这类案例。

在性别讲述中，婚姻是一个重要场域，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方面社会力的作用状况[20]。对女知青口述史的研究发现：性别平等话语(妇女解放)对女知青普遍产生影响，她们在下乡期间，愿意为农村做出一份贡献。但农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就是“锅台转”的角色。这种来自传统性别观念的压力，在女知青尚且单身时对其伤害并不大，至多是当农民看到女知青像男性一样卖力参加劳动时表示不理解(2)。但是，当女知青进入农村的婚姻生活时，就会面临很多约束，甚至可能引发悲剧。

(一)女知青口述的不幸福婚姻生活

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讲述的婚后生活的主题往往是婚姻不幸福，研究者强调的多是“传统性别观念”的约束与“妇女能顶一片天”的观念之间发生冲突，她们的丈夫——农村男性多半无法接受“女性在外打拼(不顾家)”这个现实，这给女知青带来了痛苦的婚姻生活。

笔者访谈的XY是北京“老三届”女知青，20世纪50年代生人。她下乡后因参加劳动腿受伤，从此无法参加田间劳动，也无法养活自己，而远在北京的家庭也无法提供有力支持，于是她选择嫁给当地人。在婚后的头两年，她过着“锅台转”的生活，并养好了腿伤。这时她注意到学校在招小学老师，于是去应聘并被录取。但她的丈夫不同意：“这个家不用你去挣工分，你只要把家料理好就行。女人出去做事是疯疯癫癫跳得放不下了。”(2015年访谈)她一气之下回到北京，丈夫请大队书记去做说客，大队书记答应XY她回去可以到农村合作医疗机构工作。这时她的儿子1岁多，她说“为了儿子就回去了”。但参加工作后的她依然面临困境。一次公社培训，她带着儿子吃完晚饭才回家，这时天已经黑了：“自行车还没支好，他(丈夫)就从后面上来踹了一脚，边踹边骂，‘你还回来，扑你妈呼呼地’。”(2015年访谈)这次冲突也是由村干部出面说和，才暂时调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最后二人还是以离婚告终。女知青XY“偷”回孩子后，定居北京，至此他们的家庭关系彻底破裂。笔者在2015年访谈时，XY提到，她的丈夫后来郁郁寡欢，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她甚至有些后悔没早点把他接过来。

据其他知青讲述，XY回北京后有过一段婚姻，但也以失败告终。笔者访谈时，她已过花甲之年，一个人单独生活。儿子距离她所在的小区不远，但她和儿子儿媳无法处好关系。

我们看到，XY之所以离婚，被强调的原因是“女性也可以外出参加工作”的“妇女解放观”与传统话语中“女人只能围着锅台转”的观念发生冲突。深受妇女解放话语影响，同时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知青一般无法接受传统性别制度安排(3)，这是导致XY和丈夫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可能不是根本原因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

(二)不幸福婚姻背后的顽固社会力

笔者认为上述性别观的冲突甚至也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社会力的“顽固性”。性别观念本身是一种社会性因素，其他方面的社会性因素也应该被指出和强调。例如，“门当户对”以及与之相关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相近对提升婚姻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这里的“门当户对”主要是从社会阶层、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来定义的，这些因素决定了夫妻二人的思想观念是否相近，它是决定婚姻幸福与否的社会性力量，其发挥的作用是持久的。即便“革命观念”可以暂时打破这个“传统”，即一些女知青可以跨阶层完成婚姻，但多数人的婚姻最后还是会被这个传统所“摧毁”。

跨阶层婚姻的不和谐之处首先表现在女知青和农民丈夫在交流上有障碍。例如，笔者访谈的“老高二”女知青CYF，也是嫁给了当地农民。他们在看电影时经常看不到一起去，CYF意识到他们在思想层面无法深入交流，而这些思想层面的交流影响了婚后信任关系的构建以及婚姻的稳定度等。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在有些婚姻中，即便丈夫在性别观念上是传统的，认为“女性应该顾家”，但如果丈夫和妻子在“三观”方面相近，则在很多事情上是可以商榷的，由此协商建立起的信任关系会调和很多家庭冲突。当然，这种信任关系不能解决一切冲突，但至少会降低类似女知青和农民之间不幸福婚姻的发生概率。

在女知青和农民的不幸福婚姻案例中，一般人都强调男性传统性别观念十分顽固导致的冲突，例如不允许妻子外出工作，甚至怀疑妻子不忠，这样就建立不了夫妻间平等、信任的对话关系。笔者认为，这一观察重视性别观差异是没问题的，却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门当户对”因素。这导致在既有观察中，传统性别观念成为决定婚姻幸福与否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婚姻不幸福，表面上看是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的结果，但更深层原因是这类婚姻的“门不当户不对”。广为人知的女知青白启娴的婚姻也是例证。白启娴在北京的父亲反对她与农民结婚，一个重要理由是：“一个大学生不简单，不讲女攀高门、门当户对，也应找个差不多的对象，嫁个农民，一辈子落在农村，有什么前途？”(4)白父深谙社会性力量的强大，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传统旧思想而遭受到激烈的批判。

如果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夫妻二人更容易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即便在性别不平等话语中，二人也可以商量很多事情，从而建构一个有基本信任度的婚姻生活，这种婚姻幸福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大。白启娴以一个大学生身份嫁给当地农民，这种身份地位反差很大，这是白启娴婚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她也遭遇了类似XY的经历，也曾几次提起离婚，但最后都因为舍不得孩子而放弃了。但是，下乡女知青的婚姻并不都是如此。例如，家喻户晓的吕玉兰也是下乡知青，在她面临婚姻问题时，头脑是清醒的，她期待配偶“必须是忠厚老实人，必须是文化程度比俺高，能帮俺一把的”[21](P64)，吕玉兰最后和新华社记者江山结为夫妻，虽然日后她事业有起落，但家庭生活是幸福的；另一位女知青蔡立坚选择了同在杜家山插队的大学生王和平结为夫妇，她的婚姻也是美满的。

(三)影响女知青婚姻选择的社会性因素

我们有必要追问：类似“门当户对”这一社会力为何没在女知青选择配偶时发挥作用？她们为什么选择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观察那些与当地农民结婚且婚姻不幸福的女知青(5)，笔者发现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影响了她们的选择：第一，女性体力天生比较弱，在农村独立生产生活无法支撑自己的生存，尤其是在身体受伤后(如XY)；第二，有些女知青家庭出身不好，认为回城无望(如CYF)，指望不上原生家庭的支持；第三，部分女知青对生活认识不深，没看清在婚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力之顽固性，如白启娴；第四，响应革命号召的女知青，如为了“扶贫”而嫁给农民的廖晓东，特意嫁给找不到媳妇的贫下中农丁法(化名)。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第三点中女知青与农民结婚，也有“自己犯糊涂”的因素，这在笔者的访谈中被讨论得比较多。在一些男知青看来，与当地农民结婚是女知青“偷懒”(想放弃农村劳动)的表现，这样也被其他知青瞧不起。笔者访谈的男知青ZSS提到一位嫁给当地放羊农民的女知青的婚后生活，说是“特别惨”，家里甚至连盐都没有。他说，在农村只有特别懒的人才去放羊，而这个女知青却选择了这样一个人。当时同学们去看她，“结果同学来了，家里连盐都没有”，她去供销社把头上的大辫子给卖了，换了点盐回来。这位男知青说，“当时就觉得她特别惨”。(2001年知青访谈)

综上，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婚姻口述，也表达出了性别不平等现实对于女性生存境遇的影响。女性在这类婚姻生活中的生存状态，表面上看是性别不平等观念造成的，背后则是综合性的社会性因素在起决定作用，是社会的整体作用导致了女性的境况。

“性别不平等”现实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在其他社会力作用下被解构的，即可以通过两性间的商榷而让这一观念发生变化。决定性别关系样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力量，除传统性别观念因素，更包括社会阶层、教育水平等影响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因素。尤其在今天，我们发现，性别远远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是一个借助其他社会力可以改变的实践情态。性别可以作为自变量，同时也可以作为因变量。

(四)时间性作为综合分析框架中的一个因素：口述记忆的美化作用

口述记忆突出的建构性特征之一是记忆的美化，即通过记忆的过程对过去进行美化，但这个特点不唯女性口述所独有。事实上，口述的核心就是记忆，如果记忆不可靠，那么如何评价基于回忆基础的口述史料？[22]因为记忆本身是不稳定的，所以口述史料也具有不稳定性特征。如果仅从客观真实的角度去衡量口述史料，那么口述史料的局限性似乎不可原谅，因为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对于同一件事的讲述可能差异很大，讲述本身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口述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例如可以凸显主体性、尊重情感的真实。事实上，对口述史料的分析，固守传统史料的方法论是不合适的，必须引入记忆研究的视角。如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对记忆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记忆是如何建构的？这是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提问。通过这种提问，可以获得对一份口述记忆的相对客观的判断。

例如XY讲述的婚姻生活，在客观上，我们了解到她的婚姻是一种不幸福的婚姻，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间经常发生冲突，她最后将孩子“偷”走，永远离开了下乡之地。但是在她年过花甲且经历了再婚的失败后，在孤身一人的生活处境下，当回忆起往事、说起自己“偷”走孩子导致丈夫郁郁寡欢、英年早逝时，言辞之间，她大有悔意——未能早些将丈夫接到身边。我们发现，她的记忆发生了转向，由婚姻不幸福到“怀念”死去的丈夫。这是记忆的建构特征引发的。在这个案例中，是记忆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从记忆建构论的视角来看，现在的生活处境决定了其口述的特点：她现在孑然一身、老来无伴，子女似乎也指望不上。这是上述所谓“情感真实”的一个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回忆主体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理解口述主体的人生意义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如果从“历史真相”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女性的婚姻，她们的生活显然是不幸福的，但口述记忆往往会美化过去，而如何美化则取决于口述者当下的处境。这一特点在口述记忆研究中具有普遍性，不是女性独有的记忆特征。例如，普希金的诗歌写出了这样的现象：“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23](P241)

笔者认为，这一特点对于口述主体建构一种整合性的人生意义是必需的条件，它是不分性别的。笔者建议从人生价值感整合、意义建构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口述现象，这也是回到了“人”这一存在本身去理解人的行为，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去理解性别实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建构性别实践的综合分析框架的必要性，除上述提及的“门当户对”类型的社会性因素，时间性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四、口述史方法对于女性意味着什么

口述史在史学领域是通过研究边缘历史而树立起自身的独特地位的。所谓边缘历史包括女性口述史、底层工人口述史，等等。口述史观强调真正的历史知识不只来自纸面的档案，也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实践。口述可以让弱者发声，这与口述史浪潮的民主化倾向密切相关。在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对口述史研究有重要影响。口述史研究者开始在工人社区做访谈，主题涉及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少数族群在极端受限的环境中创造的有意义的生活经历。口述史视角关注的问题包括：“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情形如何？”“你做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早期口述史研究者多访谈精英群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口述史视野才有所拓展，研究者们将普通群体命名为“匿名的美国人”(anonymous Americans)。有学者总结，拓展后的口述史试图记录史学家之前忽略的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行动，特别是工人阶级，也包括少数族群、女性、性取向的少数派，等等[24](P667)。借助口述史方法，女性从被忽视的边缘者成为受关注的群体。这与口述史这一学科的价值/行动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口述史价值与女性讲述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口述史在方法层面注重细节。在口述史中，一声叹气、一个插话都有意义，甚至连一个沉默也会被记录下来。这些停顿、插话、沉默、遗忘、姿势和噪音，在传统史研究中难以引起关注，但在口述史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口述史料的理解，仅通过语言难以全面和深入。理解亲历者的口述，除细节性的符号外，还离不开他们当前的处境，即只有通过对坐在我们面前的口述者的观察和综合性的调查，才可以找到理解那些声音的入口。正如应星所强调的：

口述中的沉默或者“稀薄”的声音常常和那些接近独白式的“丰富”的口述同样重要，因为前者同样是在讲述，只不过使用了更微妙的语言，更深地侵入了我们的现在，甚至口述中那看似毫无意义的噪声却能更直接地将讲述活动本身的历史铭刻在磁带的声音中。尽管它们是不可书写的，但这些书写之间的空白往往正是口述历史的力量所在[25]。

也就是说，口述史料包含的是多层面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口述”语言。可以说这是注重细节的社会学。借助细节，可以凸显女性存在的意义。像剥洋葱这样的活，总得有人去做[26]。这是细节被关注的原因。女性的婆婆妈妈，不再被认为是琐碎的，而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尤其在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中是有价值的。在口述史以及相关的理论反思中，边缘和中心的划分有了新的认定，至少在观念上，边缘不再被忽视。

应星提出，底层的苦难更多是烙在身体上的，而女性对此有着更强的敏感性，她们关于身体记忆的“闲聊”有着更重的分量。像郭于华骥村女性研究展示的女性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以及对饥饿的身体记忆等，让我们可以探及底层的生活逻辑。底层苦难有弥散性、“无事件境”的特点[25]。郭于华的研究，就是要透视与世界历史遭遇的底层受苦人的命运，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27](P13)。尽管底层不等于女性，但多数女性是底层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口述史凸显口述主体的存在性。我们知道精英群体一直是有主体性的，他们在历史中的形象也是鲜明的，传统史恰恰就是一部精英史。而边缘群体在口述史方法下，主体性得以凸显。例如女性的主体性，包括她们主动改变世界和影响世界的能力和过程。在这方面，口述史方法对于观察女性的存在状态以及让女性觉醒具有特别的意义。

口述史方法下的女性主体，呈现的是一种丰满的形象，不再是辅助形象。毋庸置疑，口述史是凸显女性主体性的一个有效方法。女性在男性熟悉的领域往往无法发声，但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可以展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口述史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男性和女性各自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在社会领域中，女性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她们中一些人有了进入公共领域的冲动，而且这种行为也给她们带来了自我实现的快乐。虽然这种活动会挤占家庭育儿的空间，如骥村妇女有一种因为劳动顾不上孩子的狼狈，但劳动可以挣得工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所以社会劳动还是处于中心的位置。

第三，口述史凸显情感范式的重要性。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论，在传统史中之所以被置于较为低下的地位，就是因为口述史料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亲历者在不同情况下所讲的内容可能有很大差异。口述史料有一定的“流动性”，而档案资料则是固定的，也被传统史观认为更值得信赖。但这一观念受到情感研究范式的质疑。如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提问：从口述到档案，是否就是一件好事？[28](P220)他站在捍卫口述价值的立场，认为档案资料缺乏人的情感性因素，而口述史料则相反，因此口述有档案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与口述的记忆性质相关。当口述者打开尘封记忆时，他们讲述的动力往往就是情感驱动的。例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到的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女士，当她提及1944年10月发生在奥斯维辛的起义事件时，她的面部出现了激情和色彩，整个人都似乎“活”了过来。而之前她的讲述是面无表情、声音苍白的。她说：“我们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人们四散奔逃。真是不可思议。”[29](PP313-315)后来历史学家认定这份证据无效，因为当时只有一个烟囱爆炸了，而不是四个。但心理学和记忆研究者认为，这份资料的价值不在于这一数字是否客观、真实，而在于人的情感真实，它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具有无法比拟的价值。

传统社会学主要从功能主义视角将情感问题女性化。如孔德(Auguste Comte)把妇女视为承担社会三大动力(智力力量、情感力量与物质力量)中情感力量的阶级代表。涂尔干、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女性承担着社会分工中的情感表达性角色[30]。将情感和理智的二元对立和性别的二元对立结合起来，就形成男性代表理性、睿智和女性承担情感功能的误识。有研究者指出，这样的划分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地位密切相关，它暗含着一个假设：情感被视为劳动力的边缘和社会的边缘[31]。而口述史方法让情感得以凸显，强调情感在社会构建和人生意义构建中的积极价值。伴随这一立场的是将情感相关的因素从边缘纳入中心的努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基本结论包括：第一，口述史对边缘群体包括女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口述史实践中，由于生活阅历不同，存在区别于男性的女性口述史内容，但女性口述史内容和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通常强调的传统性别观念单独发挥作用或主要发挥作用，而是一种更为综合的社会性力量。除性别因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时后者更为重要；后者甚至可以解构、重构传统性别观念，使其在实践中有不同的表达样态。在女知青嫁给农民的口述案例中，笔者认为，性别不平等观念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夫妻二人间的价值观是否接近也构成一种重要的社会力，因此，应该综合考察这类悲剧婚姻的社会力。

笔者不否认性别因素影响下的独特女性口述史的存在。郭于华的骥村女性口述史在讲述内容上偏重女性特质，这受制于骥村女性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她们对于没有参与的生活表现出不自信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在真实的历史中是缺席者。骥村女性的口述记忆有着自己的特点，例如聚焦在饥饿记忆、养育子女的记忆、身体疲劳和病痛的记忆，也包括参加集体劳动的记忆。参加集体劳动拓展了女性的生活空间。

这些记忆特点表面上看是由传统性别观决定的，但事实上，性别观仅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其他社会性因素也需要纳入讨论，甚至可以说，深层原因是由其他社会性因素决定的。贺萧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她对集体化时期女性口述史的研究发现，普通女性和干部身份的女性口述内容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看，骥村女性口述记忆涉及更多的是普通女性，而有过干部经历的女性口述也充满对公共生活的记忆。

第二，有必要提出一种综合性的性别实践分析框架。除性别因素外，还需纳入其他社会因素。而决定女性讲述的其他社会性力量，在女知青口述史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例如，那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女知青，很少能过上美满的婚姻生活。表面上看，这是不同性别观念导致的。女知青之所以与丈夫发生激烈冲突，多是由于她们婚后想要参加社会劳动所致：女知青秉持男女平等的观念(妇女解放观)，农民则深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但如果进一步探究影响这类不幸福婚姻的因素，就会发现“门当户对”的社会力是一种更为顽固的存在。女知青与农民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表现在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事实上，“门当户对”顺应的是一种较为顽固的社会力，而这种社会力决定了夫妻二人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方面的特征。在一些案例中发现，即便男性多秉持传统性别观，但如果夫妻二人在“三观”上较为接近，则传统性别观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可以商榷的，是有弹性空间的。也就是说，在婚姻生活中，这一传统性别观有不同的实践样态。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中，激烈的冲突往往不是由传统性别观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张力导致的，而是由不同的价值观龃龉引发的；这些不同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会导致婚姻解组。

第三，口述史方法在凸显女性的主体性方面有突出贡献。口述史学科的初兴，就与历史研究转向性的少数派、女性等边缘群体有关。即便口述记忆存在不稳定性等特点，但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如重视讲述的细节、凸显讲述者的主体性、重视讲述者的情感特征。这些独特价值在凸显女性生活和经验方面有重要作用。

在女性研究中，口述史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以深入对女性生存状态、精神特质的探究。不过，上述女性主义口述史对性别实践原因的解释尚有值得拓展之处，因为即便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口述史料，性别都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很多时候甚至是其他方面的社会力影响得更为深入。女性是处于社会之中的，她们除受到性别观影响外，还受到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她们的口述记忆除了表达女性的经历和经验外，更涉及广阔而深入的人类社会经验。方慧容的“无事件境”是从女性的讲述中总结出来的，但它表达的是农村社会的一种社会心态，它是一种社会底蕴，而非女性特有。

女性口述记忆也受制于一般记忆规律，本文提到的记忆美化作用便是其中之一。人们在回忆中对过去的生活进行美化，这是一种不自觉行为，它来自人们过滤苦难的本能，并受当下生活处境的影响。事实上，这种美化带有一种期待和愿景的意味。对于讲述主体来说，这是一种整合人生价值、建构人生意义的方法，否则人在世界上将无法独存。综合来看，口述记忆方法也是女性建构人生意义的途径。

综上，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口述史意味着一种性别视角下的口述史实践和行动，它更多是政治层面的主张，而非学科/科学角度的提法，因此不存在一种独特的女性口述史的方法论。事实上，口述史视角天然就具有关注底层和边缘群体的特点，而底层和边缘显然不限于女性，也包括处于弱势地位、失去话语的男性。

笔者不否认性别视角的贡献，对社会性别的关注不仅能够阐明妇女的生活和经验,更为根本的是，能使我们对社会生活运作本身有更为全面的体察和理解[12]。女性口述史作为口述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借助口述史视角的同时，也在推动口述史事业的进展。本文强调女性主义口述史是政治主张而非学科化/科学化存在的观点，不是抹杀女性主义口述史多年来的实践及其政治意义，而是期待在学科的意义上，更全面看待女性口述的社会性基础及其与一般口述史的关联性。女性在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遭遇，除了性别观念的影响，还有其他社会性力量参与，甚至后者有时更为重要。我们需要借助包括口述史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去甄别那些不平等状况的根源。对于一个领域的研究，如费孝通所说，在方法论上需要改变概念化的、抽象的、刻板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一种动态的、综合的、多层面的眼光[32](PP541-543)。这对女性口述史研究领域也是适用的。

值得指出的是，将性别因素单独拎出来讨论，本身就有很大风险。因为女性讲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行为，背后的社会决定力量是综合性的，甚至这些社会力之间也是彼此交错的。因此，单独抽离出一个因素，无论对其做何种评价，都要冒着“在这个个案中适用，在其他个案中不适用”的风险。社会性别在女性主义学者笔下是一个被不断深描的变量，它对于我们理解女性的境况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误识，比如对与性别因素交织的其他社会因素重视不足。

此外，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过于强调性别视角，有时会失去“盟友”，女性解放事业应该联合更多的力量。这取决于一个前提：更客观、全面、真实地看待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而决定女性生存处境的，存在一种类似“性别的社区情境”的力量。这不是个人力量决定的，甚至不是某一特定群体如男性或传统的婆婆决定的，它是综合性社会力作用的后果。

当然，本文的讨论是在承认以下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基于生理上的差异，男女两性在社会分工上有很大差异。其次，社会在评价不同类别的劳动时会低估家庭劳动，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普遍偏低，继而导致多数女性家庭地位偏低。这使得女性在社会上更容易成为弱者。再次，男女两性发生冲突时，女性在体力上弱于男性，导致女性在身体上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即便面对如上事实，本文坚持强调一种针对性别实践的综合分析框架，因为从研究的角度过度凸显性别视角可能会带来偏误，比如低估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或错过对性别因素和其他因素的杂糅机制的分析，从而在结论上出现偏差，导致对现实的误判。这是需要我们保持警醒的地方。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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