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淼｜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
作者简介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革命文化、社会思想史、跨国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和革命史研究。
摘 要：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20世纪初,中国的工农大众多数不识字,工人夜校和讲习所从建党伊始就是中共革命人接近和组织工农大众的重要渠道。以往的工农教育史往往内嵌于革命史叙事之中,工农教育与农工运动革命浪潮相辅相成。这些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劳工文化、教育活动的材料,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劳工教育的历史来看,不同政治文化力量都聚焦劳工大众的教育,包括民国社会精英、乡村建设教育精英、基督教青年会进步主义精英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等(1),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共产党和革命知识分子引领的工人教育与同时期同样针对工人农民的教育力量的关系,教育如何发生以及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2)。本文聚焦基督教女青年会1928年建立的工人夜校(这些夜校虽然建立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结合基督教青年会和左翼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档案材料与研究,也运用了女工夜校学生、教师的回忆录,深度跟踪女工夜校建立以及发展过程中师资来源的变化,聚焦夜校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识别劳工教育如何发生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并试图说明,女工夜校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建立和发展过程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与此同时,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的教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夜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使得女工夜校的劳工教育更具革命性。
一、也到女工中去:女青年会劳工教育的转向
朱冰如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烟厂——颐中烟厂的一名女工。她每天清晨5点左右从上海浦东摆渡到浦西汇山码头,之后走8里路上工,工作11个小时左右。每天放工后她都会赶到浦东的女工夜校学习。朱冰如参加的浦东女工夜校不仅教识字,而且组织阅读,开设演讲会、报告会,每周三给女工讲时事,还组织歌咏、戏剧表演。朱冰如经常和同学们聊天、讨论。夜校里的女工十分年轻,她们一起学习歌曲《新女性》《义勇军进行曲》,观看烟厂女工自己出演的独幕剧《别的苦女人》。朱冰如还和夜校同学去大厂、王家渡以及闵行给农民表演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朱冰如进入夜校特级班,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曾经使用的课本有当时在城市识字劳工中颇受欢迎的艾思奇撰写的《大众哲学》、夜校自己编辑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文学方面曾阅读高尔基的《童年》《母亲》,还曾讨论阅读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很多童工出身的夜校女工对经济问题十分感兴趣,特级班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在进入特级班的同时,朱冰如开始做其他女工的识字小先生。夜校同学张德珍,也是朱冰如所在烟厂的工友,两人利用烟厂午休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教工友们认字。她们结合烟厂的实际,把在夜校学习的时事和知识讲给工友。很快她们在工友中开设了一个读书识字班,逐渐发展到180多个工友。1934年底,夜校的地下党组织发展朱冰如为中共党员。此后,朱冰如继续在烟厂工作,做工友的小先生,普及革命和抗战时事,协助党组织动员女工。新中国成立后,朱冰如成为上海职工业余夜校的一名教师(3)。
朱冰如所在的浦东女工夜校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工厂较为集中的闸北、浦东新村、杨树浦等地相继建立的六所女工夜校之一,学生包括来自棉纺、毛纺、绢纺、丝绸、印染、染织、卷烟、食品等工厂的女工。从这些女工夜校中走出了很多像朱冰如一样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女工组织者和领袖(4)。她们把最初的“政治觉悟”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女工夜校的经历(5)。女工夜校建立、发展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党组织和“五四”时期建立的平民学校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杨之华等在英、美烟厂工人中建立的党组织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6)。恰恰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内部发生了政策性的转变,提倡劳工干事到女工中去。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近代中国较早关注女工和童工社会问题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早期劳工运动组织者李大钊就注意到了女青年会的作用。1923年2月初李大钊在湖北女权同盟会作讲演,联合各界力量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他说,青年会引领的妇女运动潮流“系鉴于现代社会上有种种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特出而救济,为最有价值且为必要的一种运动”(7)。正如李大钊概括的那样,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基督教力量相比,女青年会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传教机构,该团体首要目的是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其传教的目的居于次要地位。女青年会建立之初的工作重心是吸收当时中国为数甚少的女学生,引导她们关注城市底层劳工,以服务为理念开展社会工作(8)。女青年会较早地关注到了当时上海等地的女工和童工问题。20年代初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劳工委员会一同展开了系列社会调查,在大学中开设劳工调查课程,任命专职劳工部干事专注各地劳工状况,在上海、天津、烟台、宁波、武汉等现代工厂密集的口岸城市开展劳工状况调查。女工夜校组织者和教师邓裕志、吴元淑等女青年会干事这一时期都参加了社会调查并对劳工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9)。
1927年之前的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重心是舆论宣传,即通过社会调查、制造舆论来促进立法,改良劳工条件。但是,1927年前后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世界经济危机加剧,基督教青年会内部社会福音派崛起,这些因素最终使女青年会组织者清楚地意识到,此前舆论宣传的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推进童工、女工等问题的解决(10)。1927年8月,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以及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与会的基督教劳工干事目睹了此时的劳工运动,意识到工业化和殖民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激化,并积极思考基督教力量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与会的女青年会劳工部秘书夏秀兰(Lily Haass)在此时写给基督教青年会高层领导的信中提到,“[中国的]劳工运动是影响社会经济的最大因素”,如果青年会顺应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深入到工人当中去”(11)。1927年9月召开的“全国女青年会劳工干事会议”讨论了女青年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劳工干事在帮助女工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此时还是女青年会学生部实习秘书的邓裕志认为,数年的经验显示,专靠立法而缺少工人自己的努力去改善工人生活,是不能产生很大的效力的,此后的女青年会不应再是一个精英女性的组织,广大的劳工妇女的工作和生活应该成为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主体,女干事们要深入女工,直接服务工友[1]。最终,与会女劳工干事一致认为“因为中国劳工运动澎涨[膨胀]……训练女青年会服务劳工的领袖人才,实为当前的要图”,深入女工的教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12)。在全国女青年会干事大会上踊跃发言的邓裕志会后被调到劳工部,专门负责浦东校区的女工教育工作。
1928年邓裕志接管浦东校区后,对学校的课程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此前女青年会在上海已经建立了4处平民学校,教女工识字、算数。但新校长邓裕志清楚地认识到,此前的平民教育识字、算数的课程,远远不能激发和培养女工自主参与劳工运动的意识和能力[2](P134)。她设计的新课程把识字、写作等基本技能嵌入工厂、劳动条件等主题场景。在教授女工写信的课堂上,老师首先让学生了解上海工部局颁布的工厂法,然后学生演练给工部局写信,说明工友所在工厂的劳工条件并不符合现有的法规。课程还引入了演讲、讨论、唱歌、戏剧等形式,让女工全面地融入学习当中,教会她们在未来的工人运动中可能需要的技能[3](P28)。经过两年的发展,浦东校区很快成为青年会工人教育的样板学校,1930年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下属的所有平民学校一律改称为“女工夜校”。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女青年会劳工教育的内涵再度激进化,提出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主张。在1933年11月召开的女青年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委员吴耀宗——也是对邓裕志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主题讲话中指出,改造与改良是两个“对立”的概念[4]。他说,普通人看见社会上种种不好的现象,想要改,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改良,例如看见街上的穷人,就给他们几个钱。这种办法是“慈善,治标,改良的方法;并不是不需要,但不是根本解决,不是改造社会,只是改良社会而已”[4]。而改造是一种全盘的社会改造,为了实现社会改造,青年会需要积极主动地“组织民众”。组织民众应该是组织那些因为有了共同的全盘改造意识而聚合在一起的民众。他强调教育在组织民众中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在民众当中播撒全面改造意识的“新的社会教育”,这样的社会教育将肩负起组织和联合工农大众的任务[4]。与会的另一位发言人陶行知同样强调教育在全面改造中的重要性。他说,农工占据了人民一大部分,农工最受痛苦,他们最为迫切地需要全面的改造。但是,他指出全面的改造必须由工农自觉地、有意识地参与,不需要“用别人来替他们改良”。他说:“工农自己要有理想,要用头脑,须自己画图样。若是别人打图样,至终他还是走不进去,如同人家代造的蜂窝,蜜蜂钻不进去一般。”[5]
总之,1928年后,以吴耀宗、邓裕志等引领的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由舆论宣传转向劳工本身,在女工当中培养稳健干练的劳工领袖,发展自力更生的女工群体。女工夜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邓裕志等青年会劳工干部深入女工,发展以女工为主体的劳工教育。她们与此时聚集在城市当中、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有着十分相似的实践重心和方向。1933年左右,女工夜校吸纳了大量当时已经深入工人当中、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
二、相遇革命者:左翼革命知识分子进入女工夜校
1933年11月女青年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最受瞩目的是由二十几位女工和农民出演的短剧《到哪里去?》。这部剧讲述了背井离乡来到城市的贫苦农民一家,父母在工厂里做工,受到监工的虐待,孩子在纺纱厂做童工,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时刻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吴耀宗观演后激动地说:“有闲阶级的我们,生活太舒服了,假使我们放弃现在的生活,去从事社会改造也是不容易的事。唯有劳苦大众,因受苦最深,意识最强,革命性最大;故改造社会必以劳动者为主体……在本大会中我们看到劳工代表表演的短剧《往哪里去?》,这可以作劳苦大众有革命意识的好例子。”[4]《到哪里去?》的编剧丁西林当时是上海“左翼”剧作家联盟成员。1933年底女青年会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田汉、丁西林等左翼文艺人已经在浦东女工夜校给女工们拍戏上课[6](P32)。邓裕志接管女工夜校以后,学校发展迅速,但出现了师资短缺的问题。夜校全职教师少、学生多,与此同时,夜校请来的一些老师是高中或者大学生,有些人“不安心工作,也不按时上课,大多数时间找朋友、谈恋爱,对工作马马虎虎、应付了事”,这导致夜校学生数量减少[7](PP81-82)。1933年后,夜校老师大多来自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之下的剧作家联盟、教育工作者联盟等(13)。最初很有可能是夜校校长邓裕志通过陶行知接触到了田汉以及此时聚集在城市当中的左翼革命文艺人,并请他们来夜校授课(14)。
1933年后,“剧联”和“教联”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授课,不只是机缘巧合。大革命失败后,城市的革命活动由武装暴动转向贴近劳工日常的宣传教育,许多革命文化人从各地集中隐蔽于上海,1930年起“左联”下的各文化领域联盟纷纷成立,倡导革命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发展革命文艺,培养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工厂、夜校、图书馆、剧场等都成为此时聚集革命文化力量和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的阵地(15)。1934年秋,吕骥、姚时晓等先后来到女工夜校教女工唱歌、拍戏。此时,戏剧和音乐界的革命文化人一部分在正规的剧场和百代电影公司展开进步文化活动,另一部分则进入工厂、农村,开展工农大众戏剧运动(16)。吕骥1930年9月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同年底加入“剧联”,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离开国立音专前往武汉建立剧联分盟,1933年冬回到上海后加入“剧联”衍生出的电影“音乐小组”,与聂耳共同组织发展音乐小组。1934年秋经田汉介绍来到夜校教女工唱歌[8](P123)。吕骥回忆道:“当时我们都认为如果不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她们的思想情绪和对音乐的要求,不论做什么都感到缺乏根据。搞戏剧的同志,他们常有机会到工厂和工人一同演出,听工人对演出的意见,对他们改进工作有很多好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聂耳同志就用不着凌晨走到小沙渡自鸣钟附近,行走在烟厂女工的行列中,倾听她们的谈话,观察她们的情绪,找机会和她们交谈了。”[9](P99)与吕骥前后差不多同时来到女工夜校的左翼剧人姚时晓也有类似的回忆。姚时晓是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战爱国文化事业,1932年经过左翼剧人金山的介绍加入“剧联”。姚时晓是1935年前后“剧联”深入工人、开展戏剧大众化的骨干。姚时晓说,当时“已经有我们工作基础的女工夜校方面依然继续进行活动,‘剧联’解散后,这些工作不仅没有削弱,相反的,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和当时上海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在工人中开展演剧活动也就更加巩固扩大和经常化了。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派遣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去工作的”[6](P32)。在夜校期间,姚时晓根据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编写了许多剧本,这其中就包括深受朱冰如等烟厂女工喜爱的《别的苦女人》。与姚时晓等前后来到女工夜校教女工排戏的“剧联”成员还有崔嵬、陈波儿、兰萍、郁风、万籁天、徐韬[6](P34)。
有些革命青年是通过“剧联”形成的人际网络来到女工夜校教书的。当时还是学徒的孟波、公司职员麦新、清心女子中学的学生王初等都属于这种情况。1935年“剧联”解散,吕骥等组织成立了“业余合唱团”“词曲作者协会”,这些组织扩大了城市革命文艺的群体,吸收了孟波、麦新等城市革命文艺青年,也向女工夜校输出了一批青年教师。孟波由吕骥介绍到夜校工作,他回忆道:“1935年春聂耳出国,吕骥等组织音乐合唱团,……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教员张清、张修、张轨、丁皑、林华展、殷素琴、秦秋谷、王初等也先后参加业余合唱团,这就使女工夜校与业余合唱团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17)孟波、麦新与沪西夜校纱厂女工共同创作了《礼拜工歌》《工人读书歌》《棚户歌》《工人自叹》等在女工中广为流传的歌曲。
“教联”也是夜校教师的来源之一。“教联”成员徐明清是较早来到夜校教课的革命知识分子。徐明清1911年出生于浙江临海,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9月考入晓庄师范学校,是晓庄师范学校第四届学生。她跟随陶行知学习践行生活教育,在晓庄师范学校选修乡村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1929年经晓庄师范学校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刘季平发展为党员,担任支部委员、妇女干部。晓庄师范学校关闭后,她逃到上海,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春“教联”在上海成立,徐明清6月加入“教联”,负责浦西的工作。“教联”成立后,由于在正规学校中活动困难,“教联”的活动开始转向社会教育,借助识字班、读书会、话剧团、图书馆等吸引更多的社会底层群体加入,与陶行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在各工学团、幼儿园以及女工夜校开展活动,深入大众(18)。徐明清和王洞若、帅昌书(丁华)等一同加入“教联”的晓庄师范生,在各处工学团继续进行劳工教育。1933年女工夜校出现师资短缺的状况后,党“通过不同的社会社会关系”,陆续派送了一批党员、团员和进步群众到夜校充实师资队伍[7](P91)。徐明清通过陶行知的介绍来到浦东女工夜校工作(19)。在此后的一年里,徐明清在浦东女工夜校教授了许多浦东、浦西英美烟厂的女工(包括前文提到的朱冰如),并将“小先生制”引入女工夜校。
总而言之,1933年左右女工夜校师资短缺,吸纳了当时已经深入工人当中、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女工夜校的教师,与郑裕志等青年会劳工干事有着相似的努力方向。徐明清、吕骥、姚时晓、孟波、麦新等左翼革命青年不同于此前“五四”时期邓中夏等工农运动讲习所的领导者,他们并不是以工人运动鼓动者的身份投身革命,而是播撒革命思想和缔造革命文化的教师和知识分子。他们教女工识字、唱歌、演戏,创作大众接受的革命文艺作品和样式,启发女工的阶级自觉,培养发展工人党员和工人运动组织者,这都是革命工作本身。女青年会与左翼革命文化人在女工教育事业上的相互配合与协作,也可以在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佐证。比如郑裕志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女青年会是“有大众成员的社会组织。所以,我们与当时更为进步的群体接触联系,这包括当时的地下共产党组织。他们当时并不会告诉你他们是共产党,但是他们以爱国的工作者出现。我们是欢迎的”(20)。相应地,左翼剧人姚时晓清楚地认识到此时“剧联”人依靠夜校的平台在工人当中开展戏剧教育活动,“剧联”和夜校是一种相互“协作”的关系[6](P 34)。将“小先生制”引入女工夜校的徐明清回忆道:“因为我们把夜校搞得活泼而有生气,入学的工人越来越多,邓裕志和钟绍琴等青年会干事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对我们也很信任。她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一些主张,接纳我们介绍的教师,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7](P89)
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教师的到来,也深刻地改变了夜校的女工教育。1933年徐明清将“小先生制”引入夜校。徐明清等革命教师的新课程,是在夜校原有的识字课程基础上,将识字与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培养贴合在一起,更进一步促进女工们的自觉和团结。“小先生制”是陶行知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山海工学团期间构思并发起的“即知即传”的语言教学运动。陶行知的理论出发点是破除知识的私有权,让每个人(特别是农民、妇女)都能识字。他建议从小学开始实施,鼓励学生向校外人传递知识,特别是那些没钱没时间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包括“不识字的奶奶、妈妈、嫂嫂、姐姐、妹妹、爸爸、哥哥、弟弟和隔壁邻居的守牛、砍柴、拾煤球、扒狗屎的穷同胞”(21)。陶行知认为小先生运动能解决女子教育问题。他注意到婆婆和丈夫不赞成媳妇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为识字的媳妇不易管。父母不愿为女儿投资教育,因为女儿迟早要嫁人。同时,陶行知发现,出于男女有别的顾虑,上识字班和夜校的女性大多数在几节课后便不来了(22)。实行“小先生制”,有助于女性的自我教育,而且,因为“小先生制”是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社会教育和组织动员形式,此时不同的社会教育和政治力量都争相采纳“小先生制”,比如此时上海教育局长的潘公展视“小先生制”为“穷国普教的一法”,认为“小先生制”在扫除文盲的同时也“培养民族活力”[10]。
针对上海女工多、年龄小、部分有识字愿望的状况,徐明清、王洞若等1932年秋已经在晨更工学团农工子弟当中推行“小先生制”了(23)。30年代上海2/3的工厂工人是女工和童工,例如朱冰如所在的英美烟厂1934年有工人3100多人,其中女工和童工占一半以上[11](P1050)。1933年秋,徐明清将“小先生制”引入浦东女工夜校。徐明清来之前,邓裕志在1928年已经革新了此前的平民识字课程,把识字、写作等基本技能嵌入工厂法规、描述劳动条件等主题场景,鼓励工人利用法律武器维护劳工的权利。相比之下,徐明清等革命教师更进一步用政治经济学启发女工学生重新认识她们的劳动经历和她们周围的世界,挣脱宿命观,培养女工的阶级觉悟。
夜校的女工小先生大多出自1933年夜校新增设的特级班。特级班共两年,每天2个小时,学生大概是初中的水平(24)。特级班的教材加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其教材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社会发展史》《工会运动》,等等(25)。徐明清、王初、丁凯等夜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工人的生活经历讲授政治经济学知识,启发女工重新认识自己劳动的经历。比如,王初在讲工会运动史时,带着工友反复估算、比较自己工厂的工人每月生产数量、产品价格、成本等,引导工友认识到利润、剩余价值被资方夺走的事实。虽然是粗线条的答案,但工友同学由此清楚了自己被“剥削”的程度,了解了资方与工人谁养活谁的道理[12](P75,P84)。再比如,女工夜校很多女工10岁左右做童工,在不同的工厂之间辗转做工。她们大多将自己的经历归咎为“命苦”“投错了胎”[7](PP84-85)。徐明清等夜校教师就结合这些女工的经历启发她们,帮助她们摆脱宿命观。女工刘顺娣1933年加入夜校,她出生在苏北农村,家庭破产后跟随母亲来上海谋生,7岁就在服装厂做童工,后来相继在中华书局做订书工、在闸北织布厂筒子间做工。她在沪东申新厂工作时,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6个白班、7个夜班,夜班要做到凌晨4点,经常流鼻血不止。在夜校的一次演讲会上,老师向顺娣和工友们提问:为什么我们工人特别是女工小小年纪就进工厂做工,拼死拼活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工友纷纷上台发言。刘顺娣回忆道,通过老师的引导和同学的讨论,她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剥削”“剩余价值”,懂得了资本家之所以招收童工,是为了更多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童工工资特别低,她们又不敢反抗,好管,好欺压[13](P103)。刘顺娣认为夜校不只教工友识字、读工厂的布告,而是“学文化,又学政治”[13](P102)。
特级班小先生把自己在夜校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初级班的女工,并且在更大范围的工人群体中传播。烟厂女工王静在夜校读完高级班进入特级班后,在自己所在的烟厂叶子车间教工友识字。据她回忆,虽然在车间教工人识字遇到了很多困难,她也像夜校老师那样,结合工友生产生活实际,见缝插针地给工友传授知识。工友活多,她就利用工厂处理烟叶工序的空隙,在地板上用粉笔写几个字教给工友。这些字都是与生产有关系的,比如“工人”“叶子”“烟丝”“互助”“团结”,等等。她清楚地记得,一位工友说:“小妹啊!我们工人确实很苦,工字不出头,出头要入土,工字中间一笔拖下来变成干字,等我们干不动了就要入土了!”这种消极宿命的回应,王静十分熟悉。她回忆道:“将我从夜校学来的道理诚恳地向她传递道:是啊,我们工人是很苦,但这样的苦主要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假如工人两字上下连起来,不就成了‘天’字了吗!只要我们工人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能坐天下的。”[14](P109)
除了学习课本,徐明清等夜校特级班老师利用时事、文学激发女工对世界的认知。每周教师会给女工们讲时事,组织阅读和讨论进步书报和小说,如《保尔·柯察金》《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西行漫记》,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兹九主编的杂志《妇女生活》等。从女工的回忆录来看,女工大多在夜校第一次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叫“苏联”的国家。对于这些女工来说,“苏联”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最吸引她们的是这个国家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男女平等。一次,徐明清带着烟厂女工张德珍、徐佩玲等特级班的学生到群众电影院去看苏联电影《夏伯阳》,在放正片前有一段苏联新闻片,介绍的是苏联人的生活。徐明清对张德珍等人说,“苏联女工和中国女工不大一样,人家有书读、有工作,男女平等”,接着徐明清自问自答:“中国妇女处于最低层,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砸碎这不公平的社会制度。”[7](P90)这样象征性的启发,在女工回忆录中并不少见。此外,夜校还曾经请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给女工作报告。女工顾静华对史沫特莱的讲座记忆犹新,她说,过去在夜校学习只知道苏联是工农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人民生活幸福,但不知道中国也有苏维埃,朱、毛在江西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走苏联的道路。顾静华说,这个讲座仿佛在她的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感到前途有了方向和希望”[15](P100)。她后来在夜校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成为党员,此后她动员了三个弟弟参加党领导的革命,动员了一个学生参加苏北新四军[15](P100)。
徐明清等革命教师的小先生新课程革新了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邓裕志1928年设计的识字课程。特级班教师结合女工自身的经历,利用识字来培养工人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帮助女工摆脱宿命观,培养女工小先生对自身劳动经历和世界的革命认知。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特级班和“小先生制”培养出一批政治觉悟强、活动能力强的女工组织者,女工顾静华、王静、张德珍、徐佩玲等是抗战、内战时期杰出的工运组织者和革命工作者。
四、夜校的教育革命:再现女工情感和生活的歌咏与戏剧
1933年后,吕骥、麦新、姚时晓等剧联成员加入女工夜校,教女工唱歌,为她们排戏,与女工展开深入的互动。女工们对于合唱和戏剧形式并不陌生。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招收学员的时候,考虑到女工不识字,只能进行口头宣传,就在各大厂区的工人生活区演出娱乐节目,歌唱和短剧都是非常吸引女工的活动。很多加入夜校的女工从一开始就觉得唱歌、演戏这些新鲜,比待在家里有趣[16](P209)。另外,为了让女工全面地融入学习当中,邓裕志早在1928年设计新的课程时就引入合唱、戏剧等形式。相比此前青年会的经验,吕骥、姚时晓等城市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当中开展的音乐和戏剧教育,不仅是一种辅助和宣传的工具,更是以工人能理解的方式再现工人生活经历和情感这一实践本身。他们与工人的互动更为深入,更重视女工的经历和情感。此时女工夜校也涌现出一批为后人熟知的大众文艺作品以及像吕骥、麦新、姚时晓这样的大众文艺先锋。
吕骥、麦新等来到夜校后,立刻意识到很多歌曲并不适合女工夜校。1935年秋吕骥到浦东夜校,他首先选择教唱《新女性》。这首歌曲由聂耳作曲、孙师毅作词,为蔡楚生导演的同名电影创作,共由六首歌曲组成的一组女声合唱歌曲。女工是这组歌的创作对象。吕骥与聂耳同在“剧联”音乐小组,十分了解这组歌曲的创作寓意。吕骥计划在夜校教女工唱这首歌曲,无疑是在实践聂耳的大众创作设想,在情理之中。然而,吕骥发现夜校普通女工对这首歌曲的接受并不如他所料。吕骥在给聂耳的信中说,女工们更加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以为比《新女性》容易唱”(26)。正如音乐史学者指出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相比《新女性》,更容易被没有受过声乐训练的自然嗓接受,女工们不用太费劲就能轻松唱出来。歌谱中当中稳定有力的主音(do)以及主和弦的另两个音(mi、sol)共有88个,占全曲音数的7/8。另外,全曲的音域比较狭窄,在从小字一组re到小字二组的mi之间。这也是这首歌曲广泛流传的重要技术原因(27)。
然而,吕骥和麦新等夜校老师最终还是教会了女工们唱这首《新女性》。不仅如此,这首歌还成为在女工当中颇受欢迎的歌曲之一。麦新在教授这首歌的时候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据青年会干事王初的回忆,麦新教唱时用他的男中音独唱一遍,很多女工被歌词的内容感染,麦新察觉到这一点后,改变了先曲后词的常规,直接从教唱词开始,边唱边解释词意,还会结合词意讲一些时事。这种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女工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感知[17](PP176-178)。1935年8月追悼聂耳的纪念会上,四五十个全部由女工夜校学生组成的“新生合唱队”演唱聂耳的遗作《新女性》,由吕骥指挥[18]。吕骥说,“左翼作曲家写女工的歌,由女工合唱队唱出来,这是不平常的事情”[19]。他感慨道:“从教歌中,我感受到了女工通过唱歌所表现的真正工人的感情,使我真切地了解她们所喜欢的歌词和曲调。这对于我,既是音乐创作的学习,也是音乐思想的提高。通过教歌,不仅扩大了我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感情的理解,也加深了我对于音乐的认识。”[19]
夜校的老师不仅教歌,还为女工直接创作歌曲。孟波说,根据他的经验,当工人们说有些歌难唱、不好听,她们的意思是不能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虽然工人嗓子有些沙哑,但对于那些真实反映工人生活的歌曲,她们往往充满真实情感,她们的歌声就如同“给简单的音符注入了新的生命”[20](P185)。正是在女工的鞭策和鼓励下,孟波与麦新等开始尝试创作歌曲。麦新是上海人,他用上海方言写歌,孟波谱曲,他们与沪西夜校纱厂女工合作创作了《礼拜工歌》《工人读书歌》《棚户歌》《工人自叹》等在夜校女工当中广为流传的歌曲。他们还结合时事帮助女工理解歌曲的情感,如9月他们就教唱《新编“九一八”小调》,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时,和工人一起唱与她们共同创作的《工人自叹》[20](P185)。女工们在歌声中听到自己的经历,“经常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跟着唱起来”,歌声一停,女工中常常响起热烈的掌声[20](P185)。
吕骥、麦新等夜校的合唱老师与女工展开深入的互动,让她们在歌唱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听见彼此,姚时晓等戏剧老师则尽最大可能在舞台上再现女工的经历,让工友们看见彼此。1935年后“剧联”崔嵬、丁凯等先后在兆丰路夜校教女工,后来到浦东夜校教或排练过戏的有陈波儿、兰萍、郁风、万籁天、徐韬等人。他们在夜校都经历了从剧本内容、语言、演出形式各方面的挑战,但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合适的剧本”[6](P36)。姚时晓说,许多演出的剧本虽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工人的斗争生活,然而又与她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有一定距离。比如,《没有牌子的工人》这个剧本是反映纱厂女工生活的,而纱厂里又不用牌子。开始排练时,几个烟厂工人演员就提出了疑问,说烟厂工人上班不用牌子,“似乎这个戏不合实际”[21](P189)。姚时晓虽然有点为难,但意识到演好这个戏需要给女工一个合理的解答。印刷厂工人出身的姚时晓说,根据他的自身体验,有的印刷厂用牌子上班,另一些印刷厂工人上班不用牌子。那么各个烟厂用牌子上班是否也可以不同呢?姚时晓的想法引起了小小的争议,最后工友认为资方无故没收牌子开除工人是事实,这个戏也就是合理的,它不一定指哪家工厂。这样理解之后,工友们就可以进行排演了[21](P189)。
女工演戏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语言。“剧本的对话冗长和语言的知识分子口吻,这是许多剧本普遍存在的,也是使工人演员在排演中感到头痛和难以理解的缺点。”[6](P36)在与女工的互动中,姚时晓发现要工人演员勉强讲国语来演戏,结果是演员演不好、观众听不懂,反而减弱了演出效果。采用方言演戏以后,工人演员在排演时就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去丰富剧本的语义,很自然很细腻地表现出任务的思想感情。方言能“发挥工人演员特长”,是能够感动工人表演者和观众的重要因素[6](P35)。
但是,姚时晓也认识到,方言的运用并不等于女工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就能直接搬上舞台,女工各自的出生地区不同,其口语往往习惯用各自的家乡土话,即使能讲纯粹上海话的人,其语言运用在演剧时也需要经过挑选,但是厂里的女工来自不同的地区,南腔北调,都有自己的家乡土话。由此,在排练之前,姚时晓等往往需要从语言方面也与工人“集体创作”,排练前“需要导演按剧本的规定情景逐字逐句地细加考虑,先做好一遍准备工作,然后在排练时再同演员研究洗练,使上海方言成为有节奏的舞台语言”[21](P191)。在语言问题上,在夜校工作的“剧联”成员都认识到,采取何种语言,是方言或者改良过的上海方言,这些都是形式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戏剧表演要与工人互动,表演要接近工人的生活。凌鹤在带着纱厂工人演戏时临时拍了一个哑剧,全用动作,只有必要时采用简单的声音来表示,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个经历让他们意识到“假若生活接近,语言不通,也可上演的”[22]。
给女工拍戏的经历,使得姚时晓等“剧联”人更深入地了解了女工和她们的生活。姚时晓自己编写的独幕剧《别的苦女人》呈现了进步夜校女工的典型经历,赢得了工人的喜爱。剧中的主角阿英是上海烟厂女工,阿英因为读夜校产生了抗日爱国的意识,她与工友参加反日爱国活动。整个剧目围绕着阿英的抗日爱国的意愿与其家庭需求的矛盾展开。当警察的父亲与小商人舅舅为了阻止阿英参加爱国活动,逼迫她结婚。故事中阿英的姐姐阿贞与阿英形成对比,她沉默寡言,逆来顺受,因为替父亲抵偿印子钱被迫嫁人,此后年轻守寡,忍辱负重。剧中阿英为她的姐姐责问父亲:“你要她出嫁就出嫁,你要她守节就守节。虽然她听你的话,但是你知道她的心怎么样呢?我不是姊姊,可以随便让人家欺侮。”最终,阿英决然反抗,离家出走。当阿英离家出走之时,台下观看的女工泣不成声[23]。
女主角阿英的经历感动了台下的烟厂女工,是因为女工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的经历。《别的苦女人》中封建家庭和宿命观同时成为爱国救亡和女性解放的束缚,民族救亡由此和妇女解放交织在一起。有学者曾指出这部剧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阶级和性别政治文化逻辑的再现。但这部剧并非一种空洞的左翼文化政治“逻辑”的重现,其能够成功地驾驭阶级、民族与性别这些复杂而抽象的命题并感动女工,恰恰是由于编剧姚时晓熟悉女工的真实生活。他的革命戏剧叙事建立在其与烟厂女工的频繁接触以及他对女工生活的深入认识之上。台下烟厂女工的感动也正是因为她们在舞台上看到了自己。一个有趣的佐证是,姚时晓的同事丁凯发现,烟厂工人懂《别的苦女人》,而纱厂工人不大懂。而纱厂工人爱看爱演另一部剧《回声》,烟厂工人就不大接受,其原因在于“烟草工人的生活比较的好,她们一天做十小时工,日本纱厂做十五小时,逢到礼拜六日本厂要做十八小时的。《回声》是写日本纱厂工人生活的”[22]。这也从反面说明,《别的苦女人》更加贴近(烟厂)女工的生活,能够感动女工。一位左翼剧作家回忆道:“我曾经有一次被人邀去看工人自己的演戏。剧本是姚时晓先生的《别的苦女人》。我所惊异的并不是她们的演技卓越,不下于专门的戏剧团体,倒是观众感动的程度之深。当哪[那]位妹妹决然反抗做巡捕的父亲而脱离家庭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并不是鼓掌,倒是哭泣。我知道,关于救国和婚姻问题受家庭的钳制几乎是每个女工自身痛感到。她们为什么会不哭泣呢?况且姚先生这个剧本中的女英雄实在是一个凡人。有缺点,有血肉,有情感,可以说是现在一般进步女工的典型,也可以说这个在舞台上出现的人,正是女观众每个人自己。眼看着自己的悲剧在舞台上重现,在她们自己的心中,能够不起波澜吗?这戏剧中的最后出走,一定有力地给了她们一个行动的启示。”[24]
与此前邓裕志等建立的女工戏剧和歌唱实践相比,1933年后吕骥、姚时晓等引领的夜校工人艺术教育更加重视女工的经历和情感。他们的工人艺术教育不仅是一种辅助和宣传的工具,更是以一种工人能理解的方式再现工人生活经历和情感这一实践本身。与工人的深入互动也使得女工夜校涌现了一批为后人所熟知的大众文艺作品和先锋艺人。、
五、结语
1928年后,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由舆论宣传转向劳工本身,在女工当中培养稳健干练的劳工领袖,发展自力更生的女工群体。女工夜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33年左右女工夜校出现师资短缺的状况后,吸纳了当时已经深入工人当中、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左翼革命知识分子与青年会夜校劳工干事协作配合,与此同时,这些革命者教师也深刻地改变了夜校的女工教育内容和形式。
吴耀宗、邓裕志等青年会组织者在1932年提出利用劳工教育来组织劳工大众、激发工人全面改造社会的意识,在工人中培养劳动运动组织者。女工夜校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落实了这一激进的教育理念。不仅如此,他们围绕女工主体的讲、唱、听、演、看全方位教育实践,再度革新了劳工教育的理念。“小先生制”利用识字来培养工人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帮助女工摆脱宿命观,培养女工对自身劳动经历和世界的革命认知。吕骥、姚时晓等开展的艺术教育再现了进步女工的经历,激发了工人之间的共情,询唤了女工们的自觉意识。这些都使得女工夜校的劳工教育更具革命性。女工夜校培养出了一批自觉而有组织能力的劳工领袖。本文所揭示的女工夜校的历史彰显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现代中国劳工教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当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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