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男友:数字化时代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

作者简介1.吴越，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2.孙弋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

摘 要：本文将虚拟男友服务作为一种数字化时代的亲密关系情感商品,通过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考察其中的亲密关系生产过程及其在性别视角下的独特现实意义。虚拟男友以数字化的平台、身体和情感为基础进行情感劳动和亲密劳动,最终生产出一种以虚拟性兼顾情感属性与商品属性的亲密关系。在此过程中,虚拟男友的劳动困境体现了情感劳动被视为一种女性化的劳动而遭受的贬值与污名,但其中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也喻示着打破性别分化的可能,尤其是女性通过消费赋权的主体性改变了亲密关系性别脚本中的客体性地位,进而塑造出新的两性性别气质与亲密关系体验。因此,虚拟男友服务的背后是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数字化、流动化等变迁,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形态。

一、引言:作为数字情感商品的虚拟男友服务

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带有情感性和交换性的双重特性,但对亲密关系进行模拟并将其作为明码标价的情感商品进行出售,且这种经济交换全程发生在非具身性的数字空间中,则是直到数字技术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如今才成为可能。本文所要研究的“虚拟男友”就是“数字情感商品”的具象化,它与“虚拟女友”一起组成了具有数字化、亲密情感、商品性三重特征的“虚拟恋人服务”。自2014年起,这一服务就活跃于淘宝平台和百度贴吧,只要支付预定的价格(每次20-30元),消费者就可以和虚拟恋人通过移动社交软件进行一场限时的虚拟恋爱,享受包括陪聊、哄睡、叫醒、陪玩等各种模拟恋爱关系的线上服务[1]。据报道,截至2014年10月,提供“虚拟恋人服务”的淘宝店铺有1700多家,其中销量最高店铺的成交记录已有25317单[2]。然而,虚拟恋人服务在进入主流文化视野后,很快招致媒体和大众对其暗藏“裸聊”“卖淫”“传播淫秽物品”等“性交易”内容的想象和污名化[3][4]。迫于舆论压力,淘宝自2014年11月起屏蔽了“虚拟恋人”等关键词,百度也封禁了相关贴吧,之后该服务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但虚拟恋人服务并非昙花一现,这种以“情感输氧”解决情感匮乏时代“心灵孤独”问题的数字情感商品获到了消费市场的认可[5][6]。自2015年起,“口袋恋人”“甜蜜恋人”“蜜糖”“偶尔”“喃喃”等一批专门的虚拟恋人应用软件应运而生,同时原来的淘宝店铺也因市场需求将服务转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此期间,虚拟恋人服务作为一种小众的亚文化产品日渐成熟和规范。直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拉大线下社交距离的同时促进了线上社交产品的发展,虚拟恋人服务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以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为例,自2020年3月起,一些“up主”陆续发布了上千条虚拟恋人服务的相关视频,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注意,其中许多视频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与此同时,其他社交平台也掀起了关于虚拟恋人的讨论热潮,如微博热搜榜单多次出现与虚拟恋人相关的词条。这可以说是虚拟恋人服务的第二次“出圈”,也使其再次迎来主流文化的批评性审视,不过这一轮的批判聚焦在“情感不应成为商品”上[7][8][9]。尽管之后虚拟恋人服务再度淡出大众视野,但截至2022年12月,虚拟恋人服务一直活跃于特定圈层群体中。我们通过“树洞”“陪伴”“聊天”等关键词依然能搜索到大量的淘宝店铺,粗略估计仍有1000多家相关店铺提供虚拟恋人服务,且其中有上百家店铺的月销量达到1000单以上。2022年11月,在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当代新型恋爱关系白皮书》中,“虚拟恋人”被列为“Z世代”(“95后”“00后”)的七种新型恋爱关系之一,并且占据“体验排行榜”的第三名和“尝试排行榜”的第一名。可见,在经历多年的起伏和沉淀之后,虚拟恋人服务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并拥有以年轻人为主的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虚拟恋人服务的发展史中找到一条隐含的线索,那就是不断强化的“情感商品”属性和不断去除的潜在“性交易”污名,使其既能在主流文化的审视中获取生存空间,又能保持对特定亚文化圈层的吸引力。2014-2015年,主流文化对虚拟恋人服务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暗藏性交易”,并迫使相关平台采取管制措施;2020-2021年,主要的批评则集中在“情感不应成为商品”上,且仅限于舆论争议。可见,“情感商品”的属性固然仍会遭受主流文化的质疑,但它显然比“性交易”更具合法性,进而使人们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一新的劳动方式和消费方式。许多现有研究和相关报道都提到了虚拟男友和女性消费者占虚拟恋人服务主体的现象,例如在一款热门虚拟恋人应用软件中,“虚拟男友的在线人数总是比虚拟女友多1000-3000人”[10];再如“虚拟恋人服务的消费群体以20-25岁的女性为主”[11],甚至声称该行业中“女性消费者大概占比70%”[12]。

正是由于虚拟男友的占比不断上升,使得大众逐渐改变了对该行业的刻板印象。不断提升虚拟男友的数量和质量,吸引更多的女性消费者,成为虚拟恋人服务强化自身“情感商品”属性、避免外界“性交易”污名的有效手段。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虚拟男友以经济关系中消费者—劳动者的主客体关系逆转了传统亲密关系中的两性主客体位置,男性在模拟两性亲密关系的“情感商品”中充当服务者时比女性更不易被当作“性对象”,因为它颠覆了人们对于两性在性关系脚本中的角色想象,从而使人们更能认可这是一种基于虚拟亲密关系的情感商品,而非数字时代的性交易服务。这种亲密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性别逆转,使虚拟男友成为探讨数字情感商品的劳动消费特征与性别关系的有力切入点。

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数字化的亲密关系情感商品,虚拟男友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讨论,不仅在于它所关涉的双方既是虚拟的男友和女友,也是真实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因而体现了亲密关系与经济关系在数字空间中的互动,而且在于它所关涉的双方在亲密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性别角色逆转,即男性作为情感劳动者对情感劳动性别分工的逆转,以及女性作为情感消费者对亲密关系性别脚本的逆转。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虚拟男友现象中的男性情感劳动过程与女性情感消费逻辑是什么?这种数字化的情感商品如何增进大众对虚拟亲密关系的生产、情感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亲密关系的性别脚本等方面的理解?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视角

(一)情感劳动、亲密劳动与亲密关系的商品化

虚拟恋人服务作为一种模拟亲密关系的数字情感商品,依靠的是一种在数字空间中生产、管理和操纵模拟亲密关系的情感劳动。现有的虚拟恋人研究基本都以探讨这种情感劳动的性质为主,其中大多数基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也称情绪劳动)来展开[11][13][14][15][16],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概念更贴合虚拟恋人的劳动特征[17][18]。霍克希尔德认为,情感劳动是指劳动者通过整饰自己的情感,从而实现表情和身体面向公众的表演,这种表演具有货币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可获得报酬的劳动,它要求能够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感状态,同时诱导或抑制他人的精神状态,从而在服务中为顾客营造合适的心境[19]。而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情感劳动的本质是相对于传统工业生产中的物质劳动而言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它将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感表达和情感管理都纳入劳动的范畴,不仅包括服务、文化、娱乐等行业所提供的情感满足,而且包括家庭内部一系列无酬劳动的情感实践[20]。由此,情感劳动被置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和生命政治制度的整体性视野中,个体情感得以和整个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勾连在一起[21]。在虚拟恋人研究中,前者更关注虚拟恋人对声音、身体、表情等情感表达进行整饰的劳动特点,后者更关注虚拟恋人受资本剥削和自我异化的劳动性质。

我们认为,这两种情感劳动可以交叉解释虚拟恋人服务的不同方面,两者的结合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数字情感商品的生产过程,因而在下文中将统一使用情感劳动的概念进行分析。除了情感劳动的视角,本文还试图引入亲密劳动(intimate labor)的概念来更精准地把握虚拟恋人服务的劳动特点。亲密劳动由艾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和瑞秋·帕瑞纳斯(Rachel Parreas)在情感劳动的基础上提出,她们认为亲密劳动是一种在市场领域中满足人们亲密关系需求的有酬劳动,这种劳动包括身体和情感上的亲密性或对他人的近距离观察和信息掌握,存在于从低端家政到高端护理的服务连续体中,主要表现为性工作、家政工作、护理工作以及其他具有关切和照料属性的工作。亲密劳动包括情感劳动所涉及的情绪以及未涉及的互动、性和身体表征等。她们特别提到,出售短暂的情侣关系也属于亲密劳动的类型,建立和维系情感纽带也是消费者的亲密需求之一,同时亲密劳动也不一定要在面对面的场景下进行[22](PP1-12)[23]。因此,虚拟恋人服务可以看作新型的亲密劳动,它涉及建立与维系亲密关系的知识与照料技能,通过暂时性的共同记忆、情感亲密性和身体投入(容貌、身材、声音等)提供私密性的情感支持并以此获取劳动报酬。

亲密劳动的产生与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密不可分,薇薇安娜·A.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在《亲密关系的购买》(The Purchase of Intimacy)一书中提到,亲密关系是指双方的交往互动必须依赖于具体、特殊的知识以及至少其中某一个人提供照料(attention)才能进行的关系。其中知识包括共同的秘密、私人之间的仪式礼节、身体化的信息、对私人弱点的知晓以及对令人为难的或羞耻情形的共同记忆等要素。照料则包括彼此钟爱、身体性服务、私密语言、情感支持以及对令人为难的过失或缺陷的修正等要素[24](P7)。而这种构建亲密关系的知识和照料可以转化为商品,即通过市场的力量将其分解成“买卖、包装和宣传、迷恋、商业化、物化、消费与标价的对象”[25],从而使亲密关系成为一种可购买的服务类商品。这种商品化的亲密关系与真实的亲密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建立在情感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关系的交易基础上,因而具有虚拟性、暂时性、单向性等特点。

在传统的亲密劳动和亲密关系商品中,最常见的形式是“陪酒女郎”(hostess)服务和“男公关”(host)服务,两种服务都体现了基于“性”的亲密情感所具有的商品化价值[26][27][28]。虚拟恋人服务与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反映了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以及这种商品化背后的现代性孤独症、消费主义文化和个体化趋势。然而,虚拟恋人服务与这两者相比有着自身的独特性。首先,这里的“虚拟”具有双重性,不仅指这种服务是对亲密关系的仿真模拟,也是指这一服务发生于非面对面的虚拟空间。其次,它的非具身性与合法化策略使其最大程度地剥离“性”的成分,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而不像上述两者以身体劳动为基础提供性和情感服务。最后,它既包含实时语音的互动方式,也包含基于文字和语音信息不同步的线上互动方式,这使得劳动者和消费者的自我呈现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总体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虚拟恋人服务理解为线上版的“陪酒女郎”“男公关”,虽然它们同为模拟亲密关系的一种情感商品而在社会文化意涵上有共通之处,但虚拟恋人服务的虚拟空间性、情感服务性和网络媒介性使其在情感劳动和情感消费上有着不同的特征。

(二)性别视角下的情感商品

情感商品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一种公私领域性别分化的逻辑,无论是劳动者的易受剥削性还是消费者的性别气质固化,都与情感商品的性别化实践息息相关。情感商品往往被视为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入侵,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价值链对家庭和私人关系的一种侵蚀,因而情感不应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情感的获取方式不应纳入市场消费,情感的生产也不应成为一种有报酬的劳动,这类观点看似反对资本主义的扩张,但实际上暗含了固有的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即情感的非商品化是女性家务劳动无酬化的一种共谋[29]。哈特和内格里敏锐地指出家务有酬化与情感商品化的关联,以及情感劳动者与家庭主妇在生产价值链中的相似处境[21]。

情感劳动具有显著的性别分工特征,霍克希尔德在提出情感劳动的同时就关注到了这一劳动对两性的不同影响:一是存在情感劳动的性别划分,即对两性的情感劳动内容以两性的性别特质为基础进行了划分;二是女性在服务业人数上的优势,使其更多地承担了情感劳动的负担[30]。在亲密劳动概念中,鲍里斯和帕瑞纳斯指出了女性视角的意义,她们强调亲密劳动以性工作、家政工作和护理工作为代表,而这些工作正是女性在家庭内所承担的无偿责任,这一事实使亲密工作的市场价值一直被低估,使那些为家庭以外的人提供身体或精神上的亲密服务、家庭维护和私人照料的工作,要么蒙受污名,要么被认为缺乏经济价值[22](PP1-12)。当亲密关系作为一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时,它在无私之爱的名义下被给予很高的道德地位,而当它成为商品化的服务时,这种道德地位就被剥夺,转而变为一种任何人都能从事的低技术的、低价值的工作,因为这些服务原本是由女性无偿提供的。

可见,传统的情感劳动所生产的情感商品带有强烈的女性化色彩,体现了男性消费者与女性劳动者之间的性别主客体与市场主客体的一致性。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虚拟男友似乎构成了对情感劳动的传统性别视角的挑战。在情感商品的生产方面,虚拟男友的男性劳动体现出情感商品的生产并不一定由女性完成,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也不一定是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市场化,那么情感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否还能解释男性的情感劳动过程呢?在情感商品消费方面,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互联网参与度的提高助长了“她消费”“她经济”时代的来临[31],而在这一浪潮中,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与情感消费具有更加亲和的关系,城市女性通过情感消费以多元化、多维度的市场行为获得情感的慰藉,进而释放被压抑的情感,追求自我肯定、情感支持和自我实现[32]。如果说传统情感商品体现了女性的客体化在经济关系中的延续,那么女性对虚拟男友的情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女性支配情感和塑造品味的主体性。总之,这一现象表明,在亲密关系的商品化过程中,性别与劳动的相互影响并非由单纯的生理性别所决定,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因素,而这些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之处。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由于虚拟恋人服务在网络空间中进行,因此本文将运用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方法观察和体验这一“电子”田野,同时利用访谈法深入了解该服务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所谓虚拟民族志,是指在网络空间中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其将网络视为研究工具和研究场所,将网络现象和网上人群作为研究对象[33]。在资料收集方面,当前的虚拟恋人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借助淘宝进行交易,顾客在淘宝店铺下单,再由店主推送虚拟恋人的微信号或QQ号完成服务;二是直接利用微信公众号搭建服务平台,完成虚拟恋人匹配;三是商家打造“一站式体验”应用软件,不再借助第三方平台,直接在应用软件内完成虚拟恋人服务[10]。鉴于此,我们将田野地点锁定于一家淘宝店铺(以下简称“HY商店”)、一个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JH公众号”)和一个应用软件(以下简称“TL应用软件”)。

笔者首先是购买和体验这三个平台的服务,包括观察它们的运营方式、互动方式、不同服务人员的价格和质量等,以此对虚拟男友服务有基本了解和直观感受。例如,虚拟男友一般按业务能力从低到高分为“普通”“金牌”“镇店”“男神”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服务定价和接单质量都不同,因而虚拟男友的收入也与等级相关。大致而言,初级的“普通男友”的月收入为数百元不等,中级的“金牌男友”月收入大概有1000元,高级的“镇店男友”的月收入大概有2000-3000元,顶级的“男神”的月收入则大概有5000-10000元。然后,笔者通过招募帖子和自带的聘用程序,设法在多家平台成为店员或会员,从而接近顾客群体、店员群体以及管理者群体。由于后两个群体会建立虚拟社群(一般是QQ群或微信群),因此通过进入相应的虚拟社群,就能在长期的日常观察和接触中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系,从而为正式的线上访谈奠定基础。最后,“由于虚拟民族志往往探究的是对线上文化的微妙理解,深度访谈就成为首选的方法之一”[34](P60)。本文将在体验、观察、参与的基础上开展深度访谈,以寻求对研究群体的理解,共正式访谈22位劳动者和消费者,访谈者信息参见表1和表2。

表1 访谈者信息——虚拟男友

表2 访谈者信息——女性顾客

根据本文的虚拟民族志,上述访谈者大体上能够涵盖虚拟男友及其消费者群体的主要人口学特征,即居住于大城市、年龄在20-30岁、接受过高等教育、单身的年轻人群体,其中女性平均年龄略高于男性;而职业方面学生约占半数,其他的虚拟男友多从事自由度较高的工作,女性顾客多从事白领型工作。由人口学特征可大致推断,虚拟男友之所以从事这一特殊的服务,主要是为了利用闲暇时间增加收入;女性顾客之所以购买这一服务,主要是为了弥补单身却又难以快速脱单而带来的情感需求,其中既有工作环境相对固定、难以结识异性的女白领,也有较为缺乏情感经验的女大学生。当然,虚拟男友不同于一般的线上交友服务,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虚拟亲密关系的情感商品,关系中的双方并不是追求真实亲密关系的男性与女性,而是追求报酬的劳动者与追求服务的消费者,这一特征使其关系性质、劳动过程、消费逻辑以及性别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四、亲密关系生产:虚拟男友作为数字情感商品

(一)平台、身体和情感的数字化

虚拟男友服务作为一种数字化的情感商品,其从业者的劳动平台、劳动方式和劳动过程也都是数字化的,也就是说,虚拟男友服务是由一种数字化的情感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可以将这里的“数字化”分为三个部分来理解,即平台的数字化、身体的数字化和情感的数字化。

首先,虚拟男友服务属于典型的数字平台劳动。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平台以线上工作的时间碎片化、场所灵活化、管理虚拟化等特点[34]吸引着劳动者。虽然虚拟男友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权益因平台的数字化而具有不稳定性,但作为兼职工作,这种高自由度、高流动性的劳动形式正符合他们的需求。无论是淘宝模式、公众号模式还是应用软件模式,虚拟男友都可以借助数字平台完成包装、收费、服务等一系列工作流程,大大降低了准入门槛和劳动成本。同时,数字化平台以中介的形式降低了虚拟男友的获客成本,也就是使虚拟亲密关系的潜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得以快速且精准地匹配。平台的中介作用主要依靠界面引导、智能程序与人工沟通来实现,“玩家”(消费者的业内称呼)与“店员”(劳动者的业内称呼)在平台精心设计的虚拟场景、互动规则与交流道具中勾连起亲密情感,从而使虚拟亲密关系的生产成为可能。

其次,虚拟男友所从事的是一种赛博格(cyborg)化的身体劳动。情感劳动尤其是亲密劳动非常重视身体的在场[22],而虚拟男友虽然肉身缺场,但并非没有身体劳动的参与,只不过这里的身体是虚拟的,即在数字化赛博空间中经由图像、文本和声音的融合而形成的赛博格[35]。一方面,虚拟男友依靠照片、文字、语音塑造“虚拟身体”的劳动过程体现了这一点,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人设类型的标签化,如“霸道总裁”“知心哥哥”“奶狗少年”“温柔学长”等。在此过程中,虚拟男友借助消费符号的文本化语境构建风格化的人设形象,以迎合消费者审美的男性气质来营造情感氛围,从而将自我转化为一种数字商品[36]。另一方面,虚拟男友的服务方式展现出了身体的数字化,尤其是声音的运用使身体的“虚拟在场”成为可能[37]。声音是身体的一部分,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通过JH公众号提供服务的果冻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声音技能,他可以无缝切换五种声线——“正太”“青年”“青叔”“大叔”“中年”,此外还可以随时用“气泡音”“磕音”“公子音”等特殊声线进行聊天。他告诉我们:“男生是视觉动物,女生是听觉动物,男店员基本都是靠声音吃饭的,所以能在声线上练出多少本事,就决定了能留住多少玩家的心。同样的情话,用不同的声线说出来,那效果完全不一样。”(GD-23-JH)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些没有声音天赋的虚拟男友也可以通过“变声软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可见,声音不仅是虚拟男友身体劳动的媒介,而且本身也喻示着身体的进一步数字化。

再次,虚拟男友的情感劳动体现了情感的数字化。虚拟男友的劳动内容主要是建构与维系虚拟的亲密关系,也就是以制造亲密的亲密劳动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在数字平台和虚拟身体的基础上,虚拟男友提供了一种深度数字化的情感商品,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情感维系,虚拟男友都可以通过文字、线上表情、语音、电话等方式进行。具体而言,虚拟男友主要提供叫醒哄睡、陪聊解闷、陪玩游戏、唱歌、讲故事、讲笑话、情绪疏导、心理开解等模拟情侣日常线上相处模式的情感服务,即扮演一个存在于数字空间中的“男友”。这种情感交流的数字化与“网恋”(以网络为媒介的恋爱方式)存在相似性,如匿名性、距离感、可控性、延时性等[38],但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虚拟男友的情感付出并不仅是为了建立情感关系,而是希望将这种情感关系转换为经济关系。因此,虚拟男友对情感的数字化,在本质上是将建立线上恋爱关系所需的诸种手段及其特性进行市场化,也就是将情感的数字化表达转变为一种有酬的劳动形式。从这一角度而言,数字化的情感劳动反而是将无形的非物质劳动通过数字技术可视化了。

(二)亲密关系生产的虚拟性

相较于真实的亲密关系,虚拟男友服务所生产的是一种虚拟亲密关系。作为真实亲密关系的模拟,虚拟男友服务可以满足个体对陪伴、关怀、安慰等情感支持方面的需求,这需要双方通过沟通和交流来维持。虚拟男友会设法让消费者主动参与到互动过程中来,通过分享彼此的想法、感受和经历来建立和加深情感联系,从而令消费者在双方共同的情感表达中获得亲密体验。然而,这种模拟也因其虚拟性而与真实亲密关系存在根本性差异,虚拟性具体包括交易性、虚拟空间性、不稳定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也正是这些特点使虚拟亲密关系往往被视为虚假的、不健康的、脆弱的、片面的、肤浅的[11][39]。但我们认为,虚拟性并不能成为贬低虚拟亲密关系价值的理由,因为正是这种虚拟性使虚拟男友服务兼备情感属性和商品属性,进而使其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数字情感商品。

首先,交易性是数字情感商品的基础,与其说这种有偿服务模式削弱了亲密关系的价值,不如说体现了亲密关系中一直被忽视的情感劳动与亲密劳动的市场价值。虚拟男友服务本质上就是将亲密关系的生产作为一种市场商品进行交易,因而这种交易性的背后其实是情感劳动与亲密劳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者需要使用“表层表演”(surface acting)与“深层表演”(deep acting)等情感整饰技巧[40](P51),以使消费者在虚拟情境中体验亲密情感。虚拟男友的表层表演包括运用风格化的声音、模式化的文字来模拟表情和行为状态,并传达和整饰自身的情绪感受,从而快速营造亲密情感的氛围。之所以称之为表层表演,是因为这种情感表达往往是脚本化的。TL应用软件的橘子提道:“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说些富有情趣的话,让玩家体验一种谈恋爱的感觉,不过这些话来来回回也就那些,只要多多练习就能学会。”(JZ-25-TL)除此之外,虚拟男友往往还需要进行“深层表演”,即努力调整内在情绪感受,使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工作所需的情感表现达成一致[41]。例如,“男神”级男友Puppy告诉我们:“来买我们(服务)的女玩家大多都是感情不顺的,所以我们除了和她们暧昧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帮她们排解情绪压力,也就是和她们共情,让她们燃起对生活和爱情的希望,觉得自己是被理解的和值得被爱的。”(P-26-JH)这里的“共情”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深层表演”,也体现了亲密劳动与一般情感劳动者的不同,他们需要更多的“深层表演”来满足消费者,甚至很多虚拟男友会通过披露真实的自我来使虚拟亲密关系更加逼真,即通过暂时性的情感记忆和深度的共同想象构造出一个拟真的亲密情境,从而使顾客在这一虚拟情境中获得真实而积极的情感体验。

其次,虚拟空间性所包含的非具身性、有限感知性和匿名性带来了虚拟亲密关系的可控性,也就是通过限制亲密体验的感官范围,使得虚拟男友和消费者的共同表演更易成功,同时也使得双方的隐私安全得到有效保护,避免情感商品的污名化影响到双方的现实生活,因而双方都能够更自由地满足或表达情感需求。这种可控性在具体服务中成为平台、劳动者、消费者三方的共谋。例如,虚拟男友服务的视频聊天选项几乎不被启用,经由微信或QQ进行互动时双方都十分注重保护隐私信息,等等。虚拟空间性也使虚拟男友不同于“男公关”那样的传统亲密劳动,它分离了情感商品的情感价值与性价值。尽管其仍有性吸引的要素,但身体劳动与感官体验不再是亲密关系生产的核心,相反,恰恰是可控的虚拟身体和有限的互动程度促成了虚拟亲密关系的生产。

再次,不稳定性和非排他性带来了虚拟亲密关系的便利性、定制化和低成本性,虚拟男友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定制特定类型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稳固且短暂,却能在服务过程中尽可能多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使服务价格维持在大部分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与线上交友平台或相亲平台不同,虚拟男友的互动双方并不为建立真实亲密关系而来,劳动者一方寻求的是高自由度的兼职收入,消费者一方寻求的是一种轻量化、游戏化、流动化的亲密情感体验。根据访谈,玩家和店员“假戏真做”的案例并非没有但极为罕见。虚拟男友舒立解释道:“我们都是为了赚钱而来的,如果玩家以谈真感情的名义和我们私下联系,那就要打白工了。我们会和一些‘金主’保持联系,但也只是为了让她们持续下单,我们也会提醒玩家偶尔动情、操持清醒。”(SL-19-HY)因此,不稳定性和非排他性不应被理解为虚拟亲密关系的缺陷,而是应理解为这种特殊的数字情感商品得以实现自我再生产的保障。

五、性别视角下虚拟男友的劳动与消费

诚然,虚拟男友的数字化与虚拟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情感商品,但这些特点本身只是体现了该服务的生产机制,并不构成数字情感商品的社会影响,也无法体现虚拟男友不同于其他数字情感商品的独特现实意义。只有引入性别视角,才能更好地呈现虚拟男友服务中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为情感劳动的性别分工与亲密关系的性别脚本提供新的启发。

(一)性别分工与虚拟男友的劳动困境

虚拟男友在劳动过程中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虚拟亲密关系带来的情感耗竭;二是劳动报酬的不稳定性和低水平性。现有研究往往从“劳动剥削”的视角来理解这两者。一方面,将前者视为情感劳动带来的精神剥削,即表演自我对真实自我的人格侵蚀,虚拟男友为了更好地表演亲密关系而有意识地将自我工具化和碎片化,导致了对真实自我的压抑和异化[42][43];另一方面,将后者视为数字劳动带来的经济剥削,即平台零工经济的低保障性和弱监管性使虚拟男友在劳资关系中更易被剥削[15][44]。然而,虚拟男友的情感耗竭与低报酬问题并不只是来自资方的剥削,更是来自情感劳动尤其是亲密劳动本身的污名化,这导致虚拟男友在劳动中极易因道德愧疚而陷入情感耗竭[14],同时整个行业也成为一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亚文化产物,其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本文认为,在传统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分析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性别分工的视角来理解虚拟男友的劳动困境。这一点看似有悖于常理,因为性别分工一般被用于解释女性情感劳动者的受剥削现象,但其实这一视角的关键并非揭露女性劳动者的受歧视性,而是揭示“女性化劳动”的被贬值性。

上野千鹤子提出,“市场”和“家庭”的二元分割使“男性”和“女性”的劳动被区分为资本主义领域的有偿劳动和资本主义外部的无偿劳动,从而使公私领域的社会分工被性别化、浪漫化和道德化。尽管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在客观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价值链的一部分,但这种劳动却以“无私之爱”和“资本主义解放区”的名义被置于市场价值的外部[45](PP18-36)。于是,当原本处于私人领域的情感从家庭走向市场时,情感的商品化已然令家务范畴中的无偿情感劳动成为有偿的市场劳动,但社会分工的性别秩序并未改变,从而造成情感劳动不仅被女性化,而且被家庭逻辑所限制,致使情感商品的市场价值被贬低,同时情感劳动者也因索取报酬而被污名化。简言之,由女性的从属地位而带来的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漠视,最终导致了对从女性家务劳动中分离出来的情感劳动的普遍贬低。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女性化劳动的贬值和污名在男性充当劳动者时仍在发挥作用,一些学者用“数字家庭主夫”的概念来解释虚拟男友的受剥削性[18],其根本逻辑就是生产亲密关系的数字化情感劳动是一种“女性化”的劳动,它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同时受到歧视。在访谈中,沐白从事虚拟男友工作已有一年,但他一直难以建立自我认同:“我没有把这份工作告诉现实中的任何人,总觉得靠做假情侣来赚钱有点不道德。”(MB-23-JH)风间则为虚拟男友遭受歧视而感到愤慨:“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给很多玩家带来快乐,但那些媒体的报道让我很气愤,我们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没有欺骗也没有强迫。”(FJ-23-HY)工作经验更丰富的羽翼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收入上不去的原因就是行业发展缓慢,很多人也觉得这个服务不值得花钱,宁愿花更多钱去玩恋爱社交软件或者(打赏)主播。”(YY-24-JH)虚拟男友所生产的情感商品是更具有私人领域特征的亲密关系,因而尽管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更加复杂,但他们所遭受的贬值和污名却更为严重,亲密关系的虚拟化和商品化仍然受到主流文化的道德谴责。也正因如此,虚拟恋人服务只能活跃于特定的亚文化圈层中,一旦“出圈”就会遭受来自媒体和大众的质疑,这一点在该行业的发展史上已被反复证实。

(二)性别脚本与女性顾客的消费主体性

情感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相比于其他情感商品,虚拟男友服务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更为明显。在这种亲密关系商品中,男性情感劳动投入的增长对应着女性情感消费的增长,而这种女性消费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关系,女性在此以消费主体性实现了对亲密关系性别脚本中的女性客体性的逆转。

女性对虚拟男友的消费反映了在现代化背景下亲密关系从私人领域走向市场领域的新趋势,随着个体化进程对社会纽带的冲击,原子化的现代人不再仅凭传统私人关系得到情感支持和满足,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情感消费来作为替代[46]。虚拟男友服务仅仅是情感商品的一部分,其发展背景是数字技术的成熟以及大城市单身女性在亲密关系上的情感稀缺[32],购买虚拟男友服务成为她们寻求情感支持和感情寄托的一种尝试,这一服务也为她们提供了一条宣泄情感和寻找心灵慰藉的渠道[11]。

故此,女性对情感商品尤其是男性亲密劳动的消费挑战了传统亲密关系和亲密劳动中的性别脚本。在传统的亲密关系中,女性被置于无私奉献的客体性地位,在以“爱之共同体”为名但实为“性统治场域”的家庭中,亲密劳动仅仅是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一部分[47](PP49-55)。而当亲密劳动被作为一种有偿的市场化商品时,女性对亲密劳动的消费则有助于打破这一固化的性别关系。这种女性消费不同于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女性在自我消费中的异化,例如女性对时尚、身体、美丽等女性范例的符号消费,表面上是彰显消费主体性的自我取悦,实际上只是在“诱惑和自恋”的女性范例中将自身变为一种景观化的消费客体[47](PP90-92),而虚拟男友的女性消费则并非将自身景观化,而是女性从自身的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出发的情感消费。换言之,女性逐渐通过消费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使自身成为消费主体(consuming subject),进而扭转亲密关系的传统性别规范所赋予她们的客体地位。

这种消费赋权首先体现在生产点控制上,即通过续费、评分、投诉等监督—反馈机制管理着虚拟男友的劳动,使他们为了自身的收入、排名和等级提升而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情感需求[15],进而实现对虚拟男友的性别展演,即男性气质的塑造。由此,虚拟男友的男性气质展演就从传统的“霸权男性气质”转向一种“完美男友”型的男性气质[48]。消费者浅夏告诉我们:“我玩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受不了现实中的‘直男癌’,他们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女性。这里的店员就不同了,只要你付钱,就能拥有完美的男朋友,又温柔又体贴又懂女生心思,我真的找到了心动的感觉。”(QX-28-HY)虚拟男友需要具备“温柔”“体贴”“耐心”等一般性特点,同时还要根据个性化定制具备“强势”“成熟”“撒娇”“卖萌”等特殊气质。这种性别展演是情感劳动者在消费者权威下进行情感整饰的一部分,而男性气质的改变则体现着女性消费者对传统性别气质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消费者也并没有完全排斥传统男性气质,例如“霸道总裁”依然是所有虚拟男友中最受欢迎的类型。但虚拟男友对“霸道总裁”的扮演并非象征着传统性别规范的回归,因为这种扮演本质上是女性作为消费主体对男性情感劳动者的“凝视”[49]。虚拟男友白夜坦言:“我是看霸道总裁最受欢迎所以加了这个标签,结果刚开始做的时候经常收到差评,说我既不霸道也不总裁,我只好努力提升表演水平,现在我就像多了。”(BY-22-TL)虚拟男友黑影也选择了扮演“霸道总裁”,他起初认为自己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十分适合这一类型,但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他发现女性消费者喜欢的“霸道总裁”与亲密关系中常见的“男主女从”模式完全不同:女性在情感中看似被动,实则通过消费主宰着这段虚拟亲密关系。可以说,在虚拟男友的亲密劳动中,女性的消费是这种劳动的延伸,与其他情感劳动不同,亲密情感必须在双方共同参与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因而正是女性的消费参与和消费体验促成了虚拟亲密关系的生产、管理和操纵。但如“霸道总裁”的案例所示,这里的亲密关系操纵者表面上是经验丰富、负责角色扮演的男性劳动者,但实际上则是女性消费者,因为这种亲密关系体验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的。

此外,与外界的想象不同,大多数“资深玩家”不会轻易更换提供服务的“店员”,尽管没有任何规则的束缚,但她们依然在虚拟化的亲密关系中保持某种专一性。例如顾客缘梦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到了聊得来的人后就不太想换了,聊久了也就多多少少会有点真感情,我知道我随时可以换人,但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点对不起他。”(YM-27-JH)这既表明情感逻辑与商品逻辑在情感商品中的结合,也表明虚拟男友的女性消费者并非单纯地以客体化男性来塑造自身主体性。一些学者提出“新兴女性气质”(emergent femininity)的概念来刻画这种既非激进也非保守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们既抵制着保守的理想女性形象,也没有陷入一种过激的性别对立中,而是始终以自信的姿态公开自己的情感欲望,并通过消费的方式满足这种欲望[50]。

总之,在一般的线上交友平台中,女性往往因传统亲密关系的性别脚本(如女性不应主动地寻求亲密体验)而带有羞耻感[51](PP117-128)。但在虚拟男友消费中,女性基本上没有这种羞耻感,这是因为她们有意识地通过消费赋权,从传统亲密关系的客体地位中解放出来,以消费主体的身份进入虚拟化的亲密关系中,而这种身份的转换为她们带来了情感体验和情感支持的新方式。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虚拟民族志的方式考察了近年来兴起的虚拟男友服务,这一服务将虚拟化的亲密关系作为数字情感商品进行出售,本文在探讨这一特殊情感商品的劳动特征与消费特征的同时,也注重探讨男性劳动者与女性消费者的性别特征所带来的启示。一方面,我们认为虚拟男友以数字化的平台、身体和情感为基础开展情感劳动和亲密劳动,最终生产出一种虚拟亲密关系,而这种虚拟性正是虚拟男友作为数字情感商品的根本特性,也是亲密关系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理解虚拟男友的生产机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性别视角指出这一数字情感商品的独特现实意义。首先,虚拟男友的劳动困境与情感劳动的性别分工有关,亲密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女性在家庭私人领域提供的一种无偿劳动,因而尽管情感劳动由男性劳动者承担,但它仍被作为一种女性化的劳动而遭受贬值与污名化。其次,女性对虚拟男友的消费彰显了一种消费赋权的女性主体性,并以此改变了亲密关系性别脚本中的女性客体性地位,进而塑造出新的两性性别气质与亲密关系体验。

综上所述,虚拟男友服务实际上是亲密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变迁的产物,是对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数字化、流动化等的适应。

其一,虚拟男友服务显现了数字化时代的亲密关系生产。对于情感劳动和亲密劳动的传统理论而言,这种数字化特征对劳动形式、交易形式乃至亲密情感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影响都必须引起重视,这种影响在本文中主要体现在劳动的高自由性、交易的高可控性与亲密情感的虚拟性等方面。同时,作为商品的虚拟亲密关系还体现了情感逻辑和商品逻辑的结合,即这种亲密关系商品化不仅包含着情感的商品化,也包含着商品的情感化。无论是劳动者普遍以真实情感的表露作为深层表演成功的关键,还是消费者在互动时不自觉地遵守着现实亲密关系的一些规范,抑或虚拟礼物代替现实货币成为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交易媒介,都是对消费者与劳动者之情感关系的强化。单纯的市场交换并不会受到双方私人关系的影响,而这些现象则表明这里的经济关系已经带有情感关系的色彩。在此,情感商品的消费者和劳动者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模糊了情感领域与经济领域的边界,走向了泽利泽意义上的“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connected lives),从而消解了亲密关系商品化的道德紧张[24](PP22-24)。

其二,虚拟男友服务显现了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分工转化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意义。虚拟男友的劳动和女性顾客的消费都显示了打破性别分工、改变性别脚本的重要性,亲密关系商品在此意义上不仅不是一种侵蚀性力量,反而是一种建设性力量。男性对情感劳动的参与,可能以情感劳动对公私界限的消解促使人们不再将劳动价值的衡量与性别进行绑定,也就是消解“公共—市场—商品—男性”与“私人—家庭—情感—女性”的二元化关联结构。正是情感劳动与情感消费的普及,使掩盖在性别分工中的亲密关系价值和束缚在性别脚本中的亲密关系规范得以被揭示出来。

其三,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虚拟男友服务反映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流动化(liquefaction)。这是一种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所诞生的亲密关系缔结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瞬间满足策略,也就是将传统的长期性契约关系转变为短期性市场关系,对暂定性的期待消解了不确定性的风险焦虑[52]。现代社会的人对于亲密关系一直既渴望又逃避,而虚拟男友服务正是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劳动者在此生产出一种虚拟亲密关系,消费者在此避免了沉重的长期承诺,无需为亲密关系的负面影响而担忧,只追求轻灵的瞬间满足。不过,本文也发现这种流动的亲密关系更多是传统亲密关系的补充而非代替,因而未必像鲍曼所说的那样迈向脆弱的人际联系,而是更可能迈向一种更加灵活、多元且富有韧性的人际联系。

其四,对于虚拟男友服务的未来发展而言,作为一种适应社会变迁和城市单身青年情感需求的情感商品,它既是一种新的劳动形态,也是一种新的消费文化,而且促进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因此,建议给予该行业一定的合法性空间,将其纳入正式的监管范围,从而更好地保障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可以积极吸取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意见,制定、完善和落实行业规范条例,鼓励该行业加强自我监督,主动打击借其发展的非法服务,进而为合法服务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应引导该行业兼容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发挥其在情感需求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方面的效益。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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