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王彬彬、吉文婷 | “熬社保”：富士康劳动体制与女性农民工的劳动策略

作者简介黄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劳动关系与社会政策。王彬彬，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关系与社会政策。吉文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关系与社会政策。

摘 要：已有研究基于麦克·布洛维工厂政体理论，对富士康劳动体制进行了分析，但未就职工留厂赶工形成解释。本文将研究视角从生产场域延伸至生活场域，聚焦劳动者制度性跨越、家庭化突破、主体性建构三维需求层次，对其“熬社保”的富士康劳动体制进行成因剖析，揭示该劳动策略隐匿的“厂内劳动，厂外赋义”逻辑。本文基于制度、家庭、个体领域建构的分析框架，具象了生活政治概念意涵，强化了生产政治同生活政治的互动关系，论证了地方政府在平衡劳资关系上积极包揽的观点，对深化认识富士康劳动体制、维护女性农民工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3月,本研究课题组成员以正式工身份入职河南省Z市富士康生产基地,在紧张繁忙的流水线上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富士康的工人以女性为主,工人底薪为2100元/月,工人每月加班80-104小时后的收入约为3000-3800元,但当地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工资也可达到3500元以上。富士康流水生产线的工作压力异常大,可如此低的工资为何依然吸引众多女性农民工加入其中?在富士康接近甚至低于本地平均工资的薪酬体系下,是什么因素诱发女工克服对“单调猛兽”的恐惧和“血汗工厂”的排斥?

作为代工产业内的“航母级”企业,富士康一直遭到“血汗工厂”的批评。学界主要聚焦生产劳动过程,围绕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暴力规训、缺乏民主沟通的刚性劳动体制[1](PP27-33),揭露了一种失衡劳动关系。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来自经济和政治层面。从经济因素看,资本在全球的加速流动扩张及全球性生产体系的建立,强化了资本力量对劳动者的控制。即便富士康长期实行“地板工资”政策,劳动者权益和工作条件不断“向下竞争”[2](P92)[3](PP94-113),劳动者仍难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不得不屈服于更低的工资标准。从政治因素看,由“晋升锦标赛”触发的经济绩效激励,使得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目标趋于一致,国家发展主义与市场经济要求并存[4](P38)。实践中,地方政府差异化的政策注意力分配,突出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压低了协调劳资关系的治理目标,加剧了劳资关系失衡[5](PP36-38)。虽然已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富士康的失衡劳动关系提供了洞见,但囿于分析的路径依赖和情感偏向,对当前差异化现象形成了遮蔽。首先,既然富士康高强度劳动与低给付矛盾如此尖锐,女性农民工本应通过“用脚投票”做出“自发性反抗”,但现实中为何选择默守?再者,学界过度强调发展主义下的政策经济化属性,却忽略在行政—社会视角下,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兼顾民生就业、福利制度建设和破解拆分型劳动体制问题的治理旨趣。为此,该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包揽下的富士康入驻与就业生态改善的关系?

本文的田野调研发现,与201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因企业欠缴少缴社保引发的农民工“追社保”潮[6]不同,在地方政府引进富士康的内陆地区,普遍存在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只为获取职工保障的“熬社保”现象。女性农民工“熬社保”的劳动策略蕴含着跨越制度性区隔、突破家庭化锁定、实现主体性建构的三维层次需求,是个体柔性对抗富士康刚性劳动体制的有效方式,体现了劳动者“厂内劳动,厂外赋义”行动逻辑,揭示了女性劳工在富士康“熬而不离”的内生原因。

二、文献回顾

2010年发生在富士康厂区的“13连跳”现象,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将个体“连跳”行为嵌入更广泛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围绕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工厂政体”概念,对富士康劳动体制进行了批判。工厂政体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细化为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市场竞争、国家干预四项要素[7](PP27-50),并经学者借鉴转化,形成宿舍劳动体制[8](PP124-134)、“和记”生产政体[9](PP149-176)、订单制工厂政体[10](PP13-23)等分析范式,为揭示富士康劳动体制下的劳资关系提供了视角。

(一)劳动过程:异化的剥削与强制

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及作为人的本质的相异化。富士康的高交货速度、高柔韧性、高品质和低成本的“三高一低”运营模式,对劳动过程和生产效率形成严格把控,加剧了劳动异化的剥削性和强制性。首先,富士康对工人的控制依托于“准军事化管理”体系。程平源和潘毅等指出,富士康涵盖13个等级的分级管理组织架构,叠加严格的门禁、车间纪律、安保规范等制度,构成严密的组织控制网络和具有惩戒特征的“法家式兵营社会”[11](P60)。在此基础上,底层管理者为实现压力传导,对工人进行暴力规训,使得劳动者置身高压力、高服从生产环境中[12](PP110-113)。其次,超时加班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劳动者造成极大社会伤害。富士康“逐底竞争”的薪酬设计,诱使工人被迫放弃拒绝加班权利,转而投身长期超时劳动,对个体身心形成消耗[12](PP110-113)[13](P111)。邓韵雪和石方于2011年在富士康深圳厂区调研发现,生产旺季工人每月加班高达100-120小时[14](P132)。最后,“概念与操作”的分离加速劳动异化。富士康通过在泰勒制基础上,不断加深劳动者机械化、操作标准化和劳动过程异化的程度,让劳动者逐渐丧失主体个性和主观人格[15],最终沦为流水线上可替换的“螺丝钉”。

(二)劳动力再生产:低给付与高拆分

劳动力再生产由“维持”与“更新”构成,前者旨在维系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恢复,后者重在促进家庭存续和代际发展[16](PP49-66)。劳动力再生产依托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经济条件。然而,富士康宿舍劳动体制不仅压缩劳动力维持的时空要素,且以低给付阻断劳动力更新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劳动控制与管理形态,集“生产—生活”空间为一体[17](PP125-136)。宿舍构成对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使得工人完全处在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空间”中[18](P130),统一的协调安排、全天候的监视操控扩大了资方对劳动者的控制界限。该方式虽能确保资方随时调集力量响应生产,却造成劳动者体力和脑力修复所需必要时空条件的缺失,导致劳动力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低给付与高拆分的矛盾压力,严重削弱劳动力再生产潜力。宿舍劳动体制下,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维持和代际更替被拆分在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空间中进行[19](PP46-131),导致劳动者需要承担更高昂的再生产成本。富士康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与消费体系,使得劳动者长期被排斥在利润分配之外[1](PP27-33),微薄的劳动报酬往往难以支撑劳动力的代际更迭。

(三)逐底竞争:成本的转嫁与压制的叠加

刘凤义和王媛媛认为,苹果—富士康模式中的劳资关系是一种资本控制型关系[20](P50)。劳动者因身处最底层而受到苹果和富士康双重资本的压制,成为成本压力转移的承接者。其一,富士康虽为世界一流代工企业,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生产链低端位置,属于“微笑曲线”中利润空间最小的区域[21](PP211-233)。面对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及客户的压价转移,富士康依赖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优势获取客户订单,而这建立在对劳动力资源汲取和层层成本分包制前提下[22]。其二,苹果公司主导着整条价值链,绝对控制着富士康的利润空间,也间接主导底层代工企业工人的命运。苹果公司高管认为,中国工人的工作弹性、刻苦程度、工业技能远超美国本土工人。特别是中国工人身上的“隐性知识”,使得工人在分到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后,便能通过12小时轮班工作组在96小时内生产出10000部苹果手机[23]。资方对中国工人弹性效率的褒扬和偏爱态度,折射出其强制延长劳动时间榨取劳动剩余价值的本质。这种直接控制表面上来自富士康,实则来自苹果公司,但无论来自哪里,最终的成本分包压力均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并由其承担。

(四)政府包揽:行政干预的偏向

在中国制度情境下,“政”与“商”是紧密联系的共同体[24](PP1-45)。政府通过企业发展经济实现治理绩效,企业则借助行政干预获得合法性以破除发展阻力。汪建华在比对沿海与内陆地方政府资源禀赋差异后,认为占据主动的沿海地方政府与资本是选择性结盟关系,而内陆地方政府因对资本支持有限,与工业资本结成的是“包揽式政商关系”[25](PP51-75)。具体来看,富士康凭借其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消费增长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受到了地方政府礼遇[26]。地方政府尤其在解决招工难题、完善惠企政策供给、放宽劳动权益标准、帮助平息劳资纠纷等方面,提供了包揽式服务。如郭于华和黄斌欢发现,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行政组织网络,动员属地的职校、技校学生以实习之名进入企业务工[16](PP49-66)。可见,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属地管理思维”,影响着其亲企业的行政导向和情感偏向[27](PP28-34),优先服务经济发展的定位压低了地方劳动执法力度。

通过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基于“两层四项”分析框架,围绕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市场竞争、国家干预四要素对富士康工厂政体的劳资关系进行了“画像”,体现了富士康劳动体制劳动过程的强制性与剥削性、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缺失性与拆分性、市场竞争中资本双重压榨性与隐匿性、行政干预的偏向性与包揽性等特征。多重特性叠加塑造了富士康独特的霸权型劳动体制,使得“囚”于其中的劳动者不堪重负而以“用脚投票”进行“反抗”,这为富士康高辞工率、频发的“连跳”和出走现象提供了解释。

尽管早期的劳动制度研究很好地诠释了同意是如何在生产点被制造出来,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及如何就劳动者继续工作的意图达成同意。换言之,仅恪守“生产中心性”的理论探讨尚不足以解释工人对固定就业模式的同意,这就引导我们在进行劳动策略考察时,将视角延展至车间外的宏观结构中[28](PP3-17)。李静君认为,工人的团结意识未必形成于生产之中,具体的制度安排、生产之外的实践和身份认同都可能形塑工人的抗争政治[29](PP13-16)。在此之上,汪建华、孟泉基于日常生活领域对劳工行动策略的影响提出“生活政治”概念[30](PP165-177),为勾连“生产政治”和“生活政治”关系开辟了空间,但不足在于未就生产与生活的互动维度和逻辑作出具体阐释。调研中我们发现,富士康的异化劳动并未引致女工的强流动性,与此相反,女性农民工通过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生活,并以社会场域的劳动价值再建构来对抗生产劳动过程的磨蚀消耗,从而形塑了富士康劳动体制下“熬社保”的固定就业模式。为此,要解释内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生成逻辑,还需聚焦生产与生活双重领域的互动性,把对“熬社保”原因的剖析带回女工再生产的生活场景中,以便从制度性、家庭化和个体性维度加以理解。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选取Z市等内陆地区的富士康代工厂为观察对象。自2010年以来,为对冲不断上扬的人工成本,富士康扩张路线从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转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富士康作为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不仅在驱动地方经济增长上效用显著,而且对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规范劳动用工关系、提高社保覆盖率等方面意义重大。特别是“外来工厂本地工”的用工形态,有效缓解了拆分型劳动体制引致的家庭离散化问题,并形成一种“熬社保”现象。

所谓“熬社保”,是指在Z市、成都、赣州等富士康入驻的内陆地区,普遍存在30-45岁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为了在法定退休年龄前累计缴满15年养老保险,以实现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自立养老模式,长期坚持在富士康“熬年限”的劳动行为。“熬社保”具有“两化两性”特征。所谓“两化”:一是在地化,“熬社保”对象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包括留守待业和返乡女性;二是性别化,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农民工“熬社保”意愿更强、占比更高。所谓“两性”:一是条件性,“熬社保”存在法定退休年龄与缴费年限要求,女性职工要在50周岁前累计缴满15年;二是目的性,女工坚定的“社保退休”愿望以及对“熬社保”社会意义的确认,构成她们一“熬”到底的动力来源。

本文所需资料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参与式观察。2020年3月,课题组成员通过应聘进入Z市富士康厂区X05、X11车间的检包线工作。在为期3个月的生产实践中,课题组成员不仅切身参与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作,还在与20多位工友的相处中,以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方式,记录下富士康生产生活管理模式和女工们真实的“熬社保”样态,为本文提供了客观翔实的一手材料。二是对厂外富士康女性农民工的个案访谈。自2020年以来,笔者通过滚雪球和熟人介绍方式,围绕女工择业偏好、养老预期、职场与家庭关系等主题,对其他地市富士康在职或离职的女性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10多例访谈记录。三是网络公开报道和现有文献。通过富士康官网、“Z市FOXCONN招募中心”微信公众号、报刊媒体、期刊等渠道,全面收集Z市、成都、赣州等富士康厂区现状,并将这些材料纳入研究分析,实现与田野调研材料相互印证和补充。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笔者主要关注在地化就业的女性农民工,辅之以少量男性农民工加以论证。从年龄结构来看,研究对象集中在30-50岁,其中30岁及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大多已婚已育,工作年限为5-10年;30岁以下的部分女性农民工未婚未育,工作年限为1-3年。从工种身份类别来看,受访对象囊括流水线普通工人、全技术工人、线长、组长、课长等,其中流水线普通工人数量最多,具有异质性特征。此外,受访对象薪酬大体由“基本工资+加班费+岗位津贴+奖金”构成,享受富士康提供的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医疗、生育、失业)和住房公积金福利待遇。

四、生活政治:制度性、家庭化和个体性

宿舍劳动体制下的生活政治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其意涵表现为工人在受制于更宏大国家制度和资本体系系统安排的同时,又能通过工人集体应对这种安排[30](PP165-177)。然而,在生产与生活空间相分离的内陆富士康劳动体制下,生活政治意涵的解读呈现差异性,从内容上聚焦为女工跨越制度区隔、突破家庭化锁定、实现主体性建构三个层面,从形式上表现为个体以“熬社保”的方式完成“积极为工”的意义建构和对异化劳动的柔性抗争。

(一)跨越制度区隔:从“城居保”迈向“职工保”

长期以来,以户籍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将农民工拦截在城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外,抑制了农民工迈向更高养老保险层次的需求。随着城乡社保并轨进程加速推进,地方政府愈发重视劳工权益保障和个体流动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女性农民工通过就近入职富士康、转换职工身份、获取职工保障的方式,实现对双轨区隔养老金制度的跨越。

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深入,进城务工人员被纳入“企业职工”身份范畴,“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合并为“城乡居民”,形成了以甄别居民和职工主体身份差异为特征的“双轨制”养老金制度,意味着不同身份主体对应异质性权责利关系。首先,参保对象不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职工保”)面向有工作单位的在职职工及享受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针对非全日制工作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如农民、失业人员等。其次,缴费机制不同。职工保由个人和工作单位按一定比例强制性缴纳,城居保由个人自愿缴费和国家补助组成。最后,待遇结构不同。职工保由医疗、养老、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缴纳比例越高享受金额越多;城居保主要包含医疗、养老险种,报销比例较低。概言之,以区别主体身份为前提,在参保对象、缴费机制、待遇结构方面的差异造成双轨制下的利益分割。城居保旨在防止低收入者陷入老年贫困,起着基础性保障作用;职工保重在提供收入替代型养老金,具有改善性能效。两种保类的价值差异,直观反映了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待遇差距,这一差距激起了农民工渴望迈向更高养老层次的心理。为此,进厂获取职工身份,坚持干满15年,进阶享受较高层次的养老权益,实现对双轨区隔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跨越,构成女性农民工进厂务工的原动力。

然而,选择一家什么样的工厂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如何避免因企业欠缴少缴社保而引发的“追社保”问题,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劳动者能否实现“社保退休”的自由和养老权益获得。对女性农民工而言,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对规范企业与不规范企业、正式工作与非正式工作的经验性定义,构成她们选择企业并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尺。2014年修订的《劳动法》对雇用派遣工行为作出限制,这引发了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再正规化”浪潮。现有关于工作和就业的文献表明,一份与标准社会保险体系挂钩的正式工作通常比非正式的零工更受欢迎[26]。同样,女性农民工认为,正式工作意味着稳定的工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有效的人身依附关系,可享受下班后工资到账和养老无忧的待遇。而富士康由于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确认人身和经济从属关系;提供“五险一金”待遇,解决职工养老问题;规范工资发放形式和工资类型,并与非正式用工的临时性、缺乏保障性、不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见表1),从而契合了大众对正式工作意义的确认,被广大劳动者称为“养老康”。

表1   正式工与非正式工差异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访谈内容整理。

具体来看,“养老康”的意义确认源于两个方面,发挥着黏合劳动者与富士康信任关系、强化劳动者岗位认同的作用。一方面,女性农民工朴素推演了地方政府包揽式招工与富士康合法性用工的关系。地方政府围绕解决富士康用工难问题,在宣传内容上突出“五险一金”福利保障、高薪待遇等规范性优势;在招聘方法上采取以老带新直接补充奖励、纳入绩效考核等激励性措施,为富士康赢得社会认可建立基础。这种情况下,女性农民工认为,既然富士康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绩工程、民生工程,其用工行为必然受到法律规章和工人同意的双重制约,因而提供的职工福利保障体系是正式规范的。据机台操作手王大姐陈述,2012年Z市厂区投产用工紧迫,她积极响应地方街道办的动员号召,成为第一批进厂正式工,录用名单由地方官网公布确认。“富士康是Z市周围为数不多的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所以有政府出面给它招工,这是可靠的。老员工都是冲着这一点来的。”(20200321WDJ)2017年富士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其93%的员工都是正式合同制员工。

另一方面,女性农民工横向比对了作坊式企业与富士康的规范性差距。从家庭作坊发展来的中小企业,先天受行政规制和政府干预弱,形成的就业微观组织环境通常较差,特别在工作场所环境、业务订单稳定性、劳动管理制度、薪酬福利待遇等方面均与富士康存在较大差距。当女性农民工将中小企业欠薪拖薪、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率、少缴漏缴社保等劣势与富士康规范化用工、制度化社保缴纳等优势相比较时,无形中放大了富士康岗位的制度性优势,提升了女性农民工对富士康工作岗位的认同度。产线工人丁姐已婚,是Z市本地人,曾在周边机械加工厂工作过5年,被问及加入富士康的缘由时,她表示政府的支持态度和富士康正式工福利待遇吸引了她。“其他不说,富士康单从环保方面就很严,工厂环境整洁,一看就很正规。‘五险一金’都是正式工的标配,工资发放准时。你再看看周边搞机械加工的‘小黑厂’,都是又旧又破的小作坊,老板只当你是零工,动不动拖欠工资,有活就干,没活就停工,哪还指望给你交养老金。”(20200324DJX)

此外,从城居保向职工保身份的转变依赖于开放性流动渠道,而富士康的入驻恰好改善了内陆贫乏的就业岗位供给现状,使得待业女性农民工拥有更多进入或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1月中旬,富士康Z市工厂员工总数达到13万,其中户籍是Z市所在省份的员工12.3万[31]。此外,富士康入驻Z市10年,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机会100多万个。大规模用工需求催生本地劳动力就地消化、外围劳动力吸纳和外出劳动力引流热潮,为将更多女性农民工一视同仁卷入用工市场提供了契机。“你也看到,我们厂里大姐比较多,她们进厂时都三四十岁,去外面找工作没年轻人好找。可富士康不挑人,只要没到退休年龄,你在这干就给你包社保。好多大姐之前是没正式上过班的,你打零工还指望给你交社保?”(20200507CZZ)“同样是打工,那小地方的厂就没这个正规待遇。做熟不做生,我就劝我老公赶快从浙江回来,就在家门口挣社保。”(20200415GDJ)

富士康由沿海向内陆的地理扩散,带来大量正式工作岗位供给,有效改变了内陆市场用工结构,为女性农民工进厂“熬社保”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女性农民工在地就近入职富士康,促成个体从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从业者转变,抑或从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身份的转换,实现对职工保主体资格的获取,迈出了从城居保向职工保转变的关键一步。

(二)突破家庭化锁定:有效化解“家庭—工作”冲突

已有研究指出,以家庭为中心的婚姻、生育等家庭化过程往往导致女工生活方式“断裂”,甚至将部分女工“拉回”老家留守[32](PP467-489)。特别对内陆女工而言,拆分型劳动体制带来的家庭教育、养老责任约束及职场年龄焦虑压力,使得部分女性被迫中断职业生涯而回归家庭。然而,留守女性在地化的“熬社保”劳动策略,兼顾“养家者”和“照护者”双重角色,有效化解了“家庭—工作”冲突。实践证明,在地“熬社保”的劳动策略并非去家庭化之于家庭化的对立冲突,而是解决家庭与个人拆分、盘活家户劳动力资源、优化劳动力配置结构的策略性行为,是对劳动力维持与更新这一再生产活动的重新赋能。

首先,在地“熬社保”实现对拆分型劳动体制的超越。内陆农民工迫于生计、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潮,在给沿海城市输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同时,也将大批留守老人、孩童的照看责任留在了输出地,导致本应完整统一的劳动力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33](P32)。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的家庭养老、教育、医疗等生活需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空间分离,使得夫妻间出于“老有所养,幼有所学”需要,在衡量机会成本前提下,多做出“保丈夫”发展的策略选择,即妇女留守家中维持代际劳动力更新,丈夫外出谋求生计并在务工地完成脑力和体力再生产。这一策略看似缓解了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困境,但实际忽略了女性无酬劳动时间投入,加剧了女性留守与谋生、家庭化与职业化的冲突。该情况下,内陆女性农民工偏向保守择业,宁愿在薪酬待遇与劳动付出方面做出妥协,也要保障完整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25](PP51-75)。为此,在地就近就业成为平衡家庭和个人再生产关系,突破家庭化对个人过度绑定的策略方法。

富士康女性农民工多来自周边乡镇、城郊村,居住地与工厂空间邻近,通勤时间较短,绝大部分女工出于照顾家庭需要申请住在家中。富士康入驻之初,为尽快完成地理嵌入,以职工无条件响应生产为前提,允许本地成家女工沿厂区近距离居住。卫姐表示:“我从深圳回来上班就图一个离家近,可以每天工厂、家里两头跑。家里小孩马上要中考,靠打电话叫他认真学习不是办法,父母得有一方在身边照顾。我寻思着回来,能打工也能照顾小孩。再让我住宿舍里,一星期回一次家,那跟在外地打工就没区别了。”(20200316WCY)对卫姐而言,在地就业为她每天往返家庭与车间提供了可能,让经济活动嵌入以家庭为本位的生活中,直接改变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父母与孩子的割裂关系,保存了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的完整性。

与卫姐兼顾维护家庭关系和承担养家责任的初衷略有差异,丁某从深圳富士康回到Z市富士康,更多出于对异地“熬社保”潜在不确定性的担忧,即个体跨省流动下异地社保能否实现有效转接。“我不可能一直在深圳,如果回老家了我的社保怎么办?不能带走那我不就白干了!大家都说反正在哪挣社保不是挣。老家现在也有富士康,趁现在来得及,还不如回家。家人、工作、退休养老都在那里的话,比在深圳挣社保来得稳当。”(20200324DJX)异地社保转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女性农民工空间流向,而在地化的“熬社保”劳动策略,促成个体社保交缴地与退休养老地、生产活动空间与社会活动空间相统一,保证了劳动力维持与更新在地理空间上的一致性。整体来看,富士康内迁形成的“外来工厂本地工”的新组织形态,加速了外出劳动力的回流集聚,促成女性劳工的劳动生产与社会生活由过往分离走向现今融合[34](P93),有效弥合流动农民工家庭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状态,实现了对拆分型劳动体制的超越。

其次,在地“熬社保”为女性农民工化解职场年龄“枯荣线”危机提供路径选择。内陆女性农民工进入富士康“熬社保”受到主客观双重因素制约。从主观来看,女性农民工为了结婚生子过早回归家庭的选择,对个体职业发展空间造成严重挤压,使得女性劳动者在重返劳动力市场过程中因年龄焦虑而陷入被动。一般情况下,她们需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这意味着35岁年龄构成入厂“熬社保”的“枯荣线”,即35岁前入厂大概率可实现“社保退休”自由,35岁之后则面临“熬社保”失败的风险。问题在于,中年女性农民工大多处在职场“枯荣线”边缘,一方面面临着年龄危机吞噬择业主动权带来的失业压力,另一方面还需承担家庭再生产劳动之外的其他生计劳动。就业的不确定与再生产的矛盾拉扯之下,在地化就业成为中年女性农民工跨越职场“枯荣线”、平衡家庭化与个体化发展的选择。

22岁的大专毕业生小洁一直以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无论在产线供货不足停线休息还是下早班情况下,她都主动找线长申请调到别的产线加班。新进女工小张对此表示疑惑,同样的工资待遇为何她愿意付出额外劳动?有一天上线,工友们说小洁请假了。其中一个工友表示:“可惜了,230块就这么没了。”小张表示不解,就算今天是周六(双倍工资),工资也应不超过220元。一旁的工友回道,小洁属于正式工转小时工,工资按23元/小时结算。“咱们1个小时不到11块,人家干1小时就是23元,才不是白加班呢!”“工资高不说,人家还年轻不用‘熬社保’。”对此,小张打趣道,不如大家全转小时工拿高薪。大姐们表示:“不是所有人都能‘随进随出’,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能这么干。可我们都四十多岁,能进厂就已经很不容易,全家人还指望我在富士康‘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20200415CYX)上述事例表明,中年女性农民工相较年轻女工而言,受家庭责任与年龄劣势制约,已不敢频繁跳槽择业或选择灵活就业。对她们来说,就地固守“养老康”岗位,“熬”满年限“挣它一个社保”便是眼下适宜的职业发展路径。

从客观要求来看,富士康向内陆地区的扩张,促成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农民工的更大开放和接纳。富士康精益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拆分细化了每道生产工序,长期简单重复、繁重紧张的工作,无限循环的“活儿要轻巧、手头要有劲、眼头要提亮、判断要精准”等口训鞭挞,对劳动者身心形成磨蚀消耗。年轻女工也因不愿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高频流动。因此,对富士康来说,员工的稳定性与忠诚度构成破解高流失率问题的关键。女工安姐43岁,初中文凭的她踩着35岁年龄线进厂,2020年已是她在流水线“熬社保”的第八个年头。当被问及如何面试进入富士康时,她回忆道:“车间工人进出就像流水,男工一般选择在下半年进厂,干个半年赚一把就走人。因为下半年订单量大、加班多、来钱快。可全是零工肯定不行,也需要养一批长工做长单,所以主管喜欢稳定工。以前面试官考我为什么进富士康,我说我这个年龄了,结婚、生子、买房都在这地方完成,我还能去哪里,就在这不走了。”(20230516LA)相较流动性显著且追求高收益的男性农民工,本地已婚女性兼顾留守和实现社保退休的定位,使得该群体更具稳定性,这也契合富士康以本地化用工调控员工流失率的需求。

最后,在地“熬社保”为缓解家庭代际分工下的养老压力提供可能。基于对家户劳动力资源结构及人力资源效益的优化考量,内陆农村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家庭分工模式,即年轻子代夫妻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村务农和照顾孙代[35](P160)。该模式下,原本主要由年轻妇女承担的家庭农业生产、小孩抚育及家务劳动现在部分转交亲代承担,留守女性因此获得更多走出家庭、参与市场化生产的机会。但同时,中国语境下的代际关系是一种父代抚育子代、子代赡养父代的“反馈模式”,子代需要承担对父代的家庭养老责任[36](PP7-16)。李永萍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由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转型,家庭面临着共时性和结构性的沉重养老压力[37](PP62-73)。在家庭养老资源供给有限下,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正被解构,女性也越来越多直接参与赡养老人分工,抑或通过“社保退休”的自立养老方式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作为正式工,陈大姐已在富士康“熬”过6个年头,她有底薪、有社保,每月到手的工资近3500元,38岁的她正为实现养老自立而坚持。“我不是一个例外,我从没打算离开富士康,已经熬了八年多,身边很多工友跟我一样都在等干满15年,我们都在‘熬’份社保给自己养老。现在孩子养家糊口压力大,大家都住城镇,老家也没地,回去也没法养老,以后还要在城里给孩子带娃,不得指着熬个社保给我们养老呀。”(20200415CYX)相较之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具独立意识,受城镇化、失地等因素影响,在养老模式选择上,她们更期待融入与现代工业相适应的,覆盖了工伤、养老、失业等类别的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以主动承担未来养老压力,减轻对子女的依赖。此外,以家庭为基础的照料始终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首选方式和主要方式,特别是在父辈养老保险缺失下,更加依赖子代提供的经济性护理。出于经济理性考量,合理分配家庭劳力资源,支持子代进入职场获取经济收入,成为家庭应对养老压力的有效方式。

(三)实现主体性建构:“熬社保”行为的厂外意义赋予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38](P4)。富士康劳动体制下女工主体意识的建构贯穿于生产生活双重场域的互动过程。女性农民工克服生产过程重压,追求经济独立和社保退休的目标导向,促成个体在生活场域完成话语权调配、关系网拓展和尊严感获得。同时,女工将生活场域建构的意义嵌入生产劳动场域,从而为自我对抗异化劳动下的“慢性煎熬”提供精神支撑。

首先,个体“熬社保”过程即劳动过程,劳动创造收益改变女性家庭经济地位,促进家庭内话语权结构调整。在传统文化规范中,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使其自觉让渡了部分话语权,形成以“夫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为特征的夫妻关系格局。然而,随着女性进厂务工走向经济独立和养老自立,承担起养家糊口者和照顾者双重角色,其家庭地位和话语效力得到增强。劳动力市场显化了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改变了女性在家庭经济系统中的位次,使其获得一种结构力量,表现为既定控制权的削弱和家庭主导权的强化。

富士康的入驻将本地女性作为生产网络中的生产者卷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农民工高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属性增强了个体经济独立性。一方面,女性逐步摆脱对家庭的过度依赖,借助“社保退休”可实现一定程度养老自立。刘姐表示:“以前说养儿防老,怕的是老了没钱生活,只能靠孩子。如果有养老金保障,退休后大概每月可以领2000元。钱虽不多但也够,这方面顾虑至少减一半。”(20200504LDJ)另一方面,经济独立增强女性与父权家庭讨价还价的底气和能力。过往,女性因照顾家庭投入大量无酬劳动时间,而男性则以有酬劳动占据主动地位,掌握着对家庭的控制权。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家庭创收主体,并对家庭收入来源结构进行重塑,男性家庭化控制的基础也得到动摇。“能赚钱腰杆子就硬。以前是我花钱遭人嫌,现在是我赚钱给人花,公公婆婆就不会哀叹‘坐吃山空’。有钱做事就好商量些,老人家也愿意帮忙带小孩、做家务,下班回来还给你热菜热饭。”(20200421WH)此外,经济独立促成留守女工从“看家人”向“当家人”转变,凸显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男性农民工流动的打零工模式,导致其长期缺位于家庭生活性事务,使得女性当家更加普遍。女性当家不仅掌握家庭收支分配权,也主导家庭事务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特别在家庭消费、子代教育、人情往来等方面起着决定作用。“我现在不仅工作还当家,所有大小事都由我操办。亲戚朋友、村里街坊红白喜事都直接叫我,基本上我决定好,有空了打电话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20200316LXY)

其次,“熬社保”实现关系网络拓展。女工人际关系网络的拓展建构不仅依托于特定的时空要素,也基于她们共同“熬社保”的生命叙事。富士康虽对员工有着福柯式全景监视,但也难消女工日常厂线上“弱者武器式”的柔性抗争。富士康生产车间好似一个交友平台,为陌生女工间的聚拢和相识提供空间媒介,而个体“熬社保”的年限则为拓展人际关系网络的宽度和深度引入时间要素,即女工在厂线待得越久,结识的人越多,彼此关系越好,越能对“熬社保”的经历产生共情,这对人际关系网络建构具有润滑作用。小洁与阿诗是同一条检验包装生产线上的工友,为应对重复枯燥的工作产生的倦怠感,她们经常巧妙地利用盛放物料的小托盘传递“留言纸条”,平均每五分钟就能实现一次“返还”。借助生产线上的“托盘传声”工具,她们借机搭话、吐槽打趣,互相倾诉打工妹“熬社保”的“命苦”经历,慢慢就从流水线上的工友转变为线下朋友。下厂线出工厂之余,“90后”的她们爱追赶时髦、追求时尚消费,经常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相约美甲、美发、文眉、逛街、聚餐等娱乐生活。小慧表示:“熬了这么久厂线,朋友也慢慢多起来,生活圈子不像过去只绕着老人、小孩转。现在一到周末,我们就拉上吝姐、小洁一起,去文眉、做发型、逛街一个也没落下。赚钱就是为了花钱嘛!”(20200421WH)小洁补充道:“我们在做美容项目的时候,会聊工友们的八卦、互相吐槽、说说家里情况,有说有笑,主要就是解乏放松。”(20200408MXJ)女工间共同的“打螺丝”经历和高强度劳动引致的痛感体验,构成其构建彼此信任和“自来熟”的纽带。车间外的生活互动与娱乐,也将女性农民工社交范围从过往的姻亲、宗亲、邻居拓展到线友、工友、线长等,并以多样化的休闲交往方式建构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社交圈。

除了厂线工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外,富士康管理中层的本地化,也为普工接触较高层次的关系网络提供了可能。随着女工“熬社保”时间拉长,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与中层管理人员产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女工也将管理者纳入日常交往范围。区别过往以男性为中心确立的父系亲属关系网络,拥有独立社交圈和朋友圈的女工,也尝试将自己经营的人际关系网带入家庭关系圈中。Z市厂区品质安全监督部门(IQC)主要负责出货产品的质量检测。黄色的工衣制服代表着身份,象征着岗位地位,是个“香饽饽”部门。该部门员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学历在大专以上,年龄30岁左右,偏好女性。老员工何姐的侄子是大学学历,想应聘该部门,但受年龄限制在简历筛选环节被淘汰。家人先是想方设法争取机会无果,最后何姐在与线长闲聊中提及此事,线长通过课长联系到专理,在专理协调下,经人事综合考察,给予了内推机会(20230126HMS)。这件事也让何姐的亲友重新认识到了女性职工于车间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对化解家庭紧迫性问题的意义。随着基于“业缘”建构的人情关系不断嵌入由男性主导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中,女性在拓展家庭关系圈中的能动地位也得到提升。

最后,“熬社保”实现个体尊严感获得。已有研究关注富士康整体制度下“准军事化管理”对女性尊严的伤害,抑制了劳工创造性和主动性,使得一线劳工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但调研中发现,女性农民工却以“熬社保”的方式,超越对厂内尊严丢失行为的一般性认知,转而将尊严的确认置于家庭及社会的公序良俗评议中。她们清醒地认识到,富士康劳动体制下的身份等级仅作用于劳动场域下的“工具人”,难以限制生活场域中“社会人”的价值确认。

传统父权制下的农村社会,女性全部价值主要通过“母职”“妻职”角色的成功扮演来实现,并依赖家庭关系中男性的成就和社会评价来完成。现今,女性经济独立引致自我价值确认意识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判定更多纳入是否拥有正式稳定工作、是否能够独立养老及对家庭经济贡献等指标。“90后”的刘某是一位单身妈妈,造成其与前夫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在于二人对“母职”角色认同上产生分歧。刘某在孩子一周岁后,出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考量,十分渴望抓住富士康招正式工机会重返职场,而公婆则认为儿媳当下就该留守家中全职照顾家庭。但刘某认为,随着自身年龄与社会脱轨时间同步增长,全职照顾家庭常让自己陷于精神内耗,这无疑不利于孩子人格的塑造。在她看来,成功的母职确认标准不该是传统的全职陪伴,而是父母自身给予孩子成长的正向影响。“我更想,等娃儿长大后被问到你妈妈在做什么工作时,儿子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回答说,我妈妈在某大厂上班,有正式工作,也有‘五险一金’。这样,我认为是有意义的。”(20200416WXP)因此,对刘某而言,成功的“母职”“妻职”角色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家庭中的男性依据传统伦理做出的评定,更多在于个体是否拥有一份正式体面的工作、稳定支撑家庭的经济收入以及对孩子成长的引导。

另外,女性农民工也积极强化对“熬社保”所形塑的“社会品格”的确认。传统儒家语境下的尊严,强调基于自我修养准则之上,个体努力发展出受人尊敬的性格特质[39](PP91-106)。女性农民工出于家庭整体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目的,选择进入富士康“熬社保”,需要克服高强度劳动和照顾家庭的双重压力。至少长达15年之久的流水线重复性工作,意味着煎熬、枯燥、倦怠,也意味着十几万人集聚的富士康厂区随时有人因跟不上“打螺丝”节奏而被流水线甩开,最终因自行离开而承担“熬社保”失败的风险。但始终有一群中年女工,她们以“熬”得一份养老保险金为目标,以积极为工的方式对抗着高压作业、重复的流水线及时间的消磨。这一抵抗“慢性消耗”过程展现的坚毅品质和坚韧特征,契合了传统伦理和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也赢得了家庭和社会认可。为了实现未来养老自立,单身妈妈吴某从未想过放弃“熬社保”。她常在短视频里打卡,记录上了多少天班,在生产线上流了多少汗,鼓励自己要坚持,哪怕睡前有千万个想要放弃的理由,但一觉过后,终究又是“咬牙进厂”的一天。深夜回家看到孩子在用功学习时,她在短视频里写道:“好多年轻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下去,可是她们不知道,只有我把没学历、没技术这个苦吃了,我的孩子才可能不用进厂吃苦。”(20200422WXX)据此可以认为,女工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在于实现厂外意识自我和厂内劳动自我的统一。她们通过将“熬社保”劳动过程展现的坚韧、担当、自立等品质纳入社会化语境加以确认,超越了对劳动痛感的浅层认知和传统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评价规则[40](P118)[41](P34),实现了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获得路径和评价体系的建构。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内陆女性农民工在富士康的“熬社保”问题。在逐底竞争日趋激烈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呼声高涨矛盾下,过往研究更多聚焦富士康生产点,从经济要素及政治要素层面,对富士康工厂政体异化的劳动剥削进行批判,却忽视对劳动者厂内制造同意行为的厂外意义诠释。为此,围绕生产政治与生活政治间的关联性,聚焦富士康女工“熬社保”行为隐匿的柔性抗争特质,本文从跨越制度区隔、突破家庭化锁定、实现主体性建构具象了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将女工在“熬”行为的逻辑分析从劳动场域拓展到社会场景,为内陆女工“熬社保”的劳动策略提供解释路径。

首先,实现从基本型养老保障到改善型社会保障的跨越,构成女性劳动者进入富士康“熬社保”的制度性因素。跨越双轨并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区隔,关键在再造流动性通道。内陆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经济和稳定就业的双重考量,以包揽式服务引进富士康的同时,也为所有劳动者获取职工保提供平等机会,为农民工突破户籍制度限制,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从农业到工商业生产领域的转移[42](P149)、从城居保向职工保的转换创造了条件。表面上看这种推力来自市场,实则源自行政力量的有效干预引导,以及劳动者迈向更高养老层次的渴望。

其次,突破家庭化对个人发展的锁定是驱动女性农民工采取“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家庭性因素。以结婚、生育、养老为内容的家庭化过程对女性形成留守锁定,使得女性因难以兼顾家庭与工作而中断职业生涯。富士康入驻所形成的“外来工厂本地工”形态,契合了留守女性将经济行为嵌入家庭生活的期待,在地就业使其较好平衡了留守与养家、独立个体与家庭整体的关系。该劳动策略既有利于破解高拆分下的劳动力维持难题,也是个体对抗职场年龄“枯荣线”危机的有效方式,更是缓解未来家庭养老压力的理性选择。总之,家庭化影响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也赋予“熬社保”行为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最后,重新赋义的行为评价体系和积极为工的主体意识,为女工漫长艰难的“熬社保”行为提供精神支柱。战胜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关键在置换行为评价空间和重新定义价值标准。女性农民工对“熬社保”过程展现的坚韧品质和经济独立意义的确认,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在此基础上,她们更愿意以“积极为工”的态度,将“熬社保”行为纳入主体性建构的生命历程中。这表明,富士康异化劳动虽对女工劳动过程形成压制,却未对其精神形成彻底控制。女工也并非流水线上任人摆布的“工具人”,而是具备对抗意识的“社会人”。她们实质上并不缺乏公开对抗资本剥削及差异化制度安排的能动性,只是她们更相信,劳动行为的厂外意义建构远超场内情绪对抗产生的价值。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本文对既有研究的推进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从理论上,一是进一步论证了生产政治和生活政治关联互通观点。过往“以生产点为中心”的劳工社会学研究大多断定,劳工群体意识由车间塑造[28](PP3-17)。马克思也指出,“为抵御吞噬他们的毒蛇”,工人们不得不“将他们的头攒在一起”,以集体力量对抗劳动侵蚀。然而,内陆富士康劳动体制下的女性农民工未就“毒蛇的吞噬”形成“攒头自离、出走”等抗争,在认清异化劳动下反而“同意”被剥削。究其根源在于,女工已将劳动价值的再生产置于生活场域,以迈向更高养老层次、突破家庭化锁定和实现主体性获得来完成主体性建构,体现了厂内劳动的厂外赋义逻辑。这也表明,仅聚焦“以生产点为中心”的劳动过程研究,尚不足以解开女工偏好富士康“熬社保”的迷思,阐释行为背后的生成逻辑,需要将视野从生产点延伸至生活点,建立劳动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互动性。

二是具象了生活政治这一概念意涵,拓展了其解释力。劳工问题研究者虽然将安东尼·吉登斯(Anthoy Gidders)生活政治概念带入工厂政体,对劳工群体厂内抗争形式的成因进行阐释,但未就其分析范畴具体化。为此,本文从内容上,将生活政治范畴聚焦到制度性、家庭化、个体性三个维度,阐明劳动价值在社会场域再生产之于厂内“熬社保”行为的支撑意义。从作用形式上,生活政治对劳工厂内抗争形式的塑造,不局限于以辞工、怠工、影响生产效率为主的刚性方式,还存在“熬社保”式的积极为工柔性方式。

三是基于布洛维“两层四项”分析框架,突出外部国家与市场力量动态变化对内部劳动关系塑造的积极影响。布洛维曾对生产体制理论的潜在危险作出反思,坦言“我忽略了这些外在力量——市场与国家——其实并不是稳固的外在因素,它们反而是有自身动力的社会过程的产物”[43](P7)。本文认为,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地方政府出于经济绩效动因与资本形成的包揽式政商关系,而忽略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背景下,行政干预本身包含的限制资本剥削方式、促进和谐劳资关系创建的公共管理目标导向。基于此,笔者强调行政干预、市场力量与劳动者主体性建构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地方引进资本除发展经济外,也包含对社会安定稳定、民生福祉的考量,旨在通过富士康提供的正式岗位和标准福利待遇,将更多劳动者纳入职工保养老行列。

从现实意义来看,我们应重视“从工厂透视社会”。首先,“熬社保”作为女性农民工主体建构的实现方式,实质是女工陷于“被剥削”与“失业”两难困境的策略性选择。这种选择使得女性农民工既要应对全球化生产网络下的劳动重压,又要承受再生产领域的家庭重担,该劳动情境下,其劳工权益保障问题更显突出而重要。为此,应推动国际劳工标准在中国的适用,深化对“熬社保”女性劳工的赋权行动,切实从工资待遇、情感关怀、权益维护等方面提升其获得感,使其能在生产过程实现主体性建构和劳动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应关注制度性梗阻对女性跨区域“熬社保”的制约。实践中,异地社保转接受各地政策差异、利益博弈、信息系统滞后等影响,存在返乡人员社保关系转不进、续不上以及养老金缩水等问题,这对女工的流动性和择业自主性形成制约。基于此,应完善全国统一养老金转接办法,着力破除制度性梗阻,为实现社保转接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创造条件。最后,地方政府作为积极劳动关系秩序的引导者,受社会环境、发展差异和资源禀赋等要素影响,其在履行经济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中存在“钟摆”现象,不同时期平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为舒缓劳资关系提供了弹性空间。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劳动者就业承压形势下,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应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正视富士康在吸纳人员就业、破解劳动拆分、助力安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以科学、弹性和包容性监管方式,强化对其规范化用工的监测,确保企业发展活力与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的统一。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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