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性/别与身体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
摘 要：口述史作为近年备受关注的跨学科方法之一，其立意从原初就带有了与性别研究和底边社会研究的亲缘性：对长久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献记载的不满，激发了记录包括不同阶层女性在内的被忽视的亲历者声音的“口述”，朝向补充甚至重写“历史”、推动性别与阶层色彩凸显的普通人生活的在场。本文从口述史的这一根本立意出发，结合教学和侧重性别议题的实地案例，从方法立场、选题的问题意识、口述过程与呈现中的明暗线三个层次展开分析；在对“为什么做口述史”的辨析中，探讨“如何做口述史”。旨在通过对立意的回溯和辨析，推动切实的口述实践，包括如何展开对谈，梳理主线，通过辅助文献、按语和注释更好地呈现明暗线，以及在更宽的方法谱系中积极尝试具体之“术”的超越与整合；最终，促进包括女性在内的诸多人群更为真实与丰富的在场与呈现。
一、从实践中的“提问”再出发
可以做年轻人的口述史吗?还是只有老人家的口述才有意义?
是否与历史重大事件相关的议题(和人)才(更)有意义?
个人的生活史要如何体现社会变迁,而不显得琐碎、零散?
口述史要怎么对待文献和访谈者的作用?
最后的呈现按照什么逻辑编排最合适?对话体与叙事体异同何在?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口述史有多大区别?
……
以上所列是每年的方法课“口述史”练习中学生的常见提问。作为近年备受关注的方法之一,口述史从其原初就带有了与性别研究、底边社会研究的亲缘性:对长久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献记载的不满,激发了记录包括女性在内的被忽视的亲历者声音的“口述”意识,朝向补充甚至重写“历史”、推动性别与阶层色彩凸显的普通人生活的在场。这一根本立场直接影响着口述史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实践。具体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做口述史”可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层次:在方法论层面,如何理解口述史的意义及其性别和底边视角?在实践层面,一个具体的口述史如何立意,并将其体现在包括口述对象的选择、主题的确定、口述的准备与展开在内的研究过程与最终的成文之中?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口述”与“史”的组合,使得口述史这一方法的跨学科特点和聚焦“记忆”的讨论凸显。历史学与社会学因其语境不同,在对待“口述史”的策略上或许有异,但至少在笔者侧重对话的社会科学领域,绕不开的两组核心议题是:过去与当下,个人与社会。前者触及时间,包括当时间流逝而亲历者依然可寻之时,因为时间和社会生活变迁而带来的记忆偏差;也包括我们如何理解时间(以及“历史”)。后者触及个人生命史如何与社会变迁史相交融,小处见大,以及何为小、何为大。无论哪一组,迄今为止,我们在理念上所宣称的两者之“不可分割”,依然无法令人信服地正面回应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困惑。过去、当下、个人、社会、生活、结构等基本概念尚未丧失分析的力道,但是常见的论述与困惑本身所体现的思维逻辑亦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在超越二元分化的努力之中,是关注位置的游移和力量的拉扯,还是跳出框架的颠覆性尝试,亦有待经验世界的检视。此外,还有一组同样无法规避的议题是:不见与在场,触及书写权力和方法的立场与情感(在性别研究中尤其受到关注)。避而不谈,或一言以蔽之,并不能消除这一问题本身的动态在场,及其对故事讲述的实际影响。正是上述学生的提问和三组绕不开的经典议题把笔者带回到对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做“口述史”?如何实践“口述”以更好地记录并未远去的“历史”?当曾经在场的身体与生活不见于文字的记述,而我们又无法回到彼时的现场之际,依赖发生于当下的“口述”所书写的过去,其意义与局限何在?这些问题触及口述史为什么会兴起这一方法学源头,以及一个具体案例的立意;也触及与之相关的操作技术。而“口述史”的问题意识,对于时间与历史的理解,以及“口述”之于文献、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的异同,都是实践中绕不开的具体分析点。除了访谈者与口述者,作为重要的缺席在场者,包括编审在内的读者如何阅读口述史、期待怎样的口述史,也是笔者意欲拉到台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本文中将围绕着这一线索来展开:口述史的立场、情感与问题意识在方法学层面的辨析,及其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回顾文献,如果说唐德刚的系列口述是笔者个人兴趣的起点,孙立平团队的土改口述将笔者的关注点拉到口述史与社会学的结合,性/别社群的口述实践(如“拉拉”口述史)凸显了口述的边缘立场,那么定宜庄对旗人妇女和老北京人的口述实践,她和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以及胡鸿保的相关评述文章则是笔者将口述史纳入定性研究方法教学的直接动力。口述史作为近十余年来最受关注的方法之一,无论是译介,还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口述实践与方法探究,均已取得相当多的成果——记录了诸多未曾受到重视的人群与议题,触及个人与社会记忆、真实与建构、知识权力、叙事特点、口述史中的性别议题、生命史之于学术史的意义等讨论,以及应用中的诸多操作要素。笔者曾在综述文章中对此有所勾勒,暂不细述(1)。以此为参照,本文将更多地结合方法课的教研,从具体实践中的困惑和挑战出发,将问题进一步聚焦在口述史的“立意”,从口述史原初的立场、具体选题的问题意识、口述过程与呈现中的明暗线三个层次展开分析。笔者谨延续过程方法学的旨趣,在道与术的贯穿与互照之中做一点切身的思考。立足实践,回到方法的基础展开讨论,无论是于教学还是调研,在当下仍有其必要。将口述史作为研究对象,意在明其理,以促进方法学生态的生成;将其视为研究工具,意在利其器,以提升本土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之中调查研究的质量,更好地理解现实与历史。而相比于其他方法,“口述史”对于性别与阶层色彩凸显的女性群体以及更为广泛的底边社会的认识与书写而言,意义尤为显著。二、缘何“口述”:方法的立场与现实的悖论
口述史从其原初就带有明显的立场与情感,首要体现在选择做谁的口述、做什么内容的口述,以及谁来做口述三方面。《口述史读本》在开篇即详述了口述史兴起的社会与学科背景[1](PP1-5)。其突出特点便是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与社会运动相伴随的一股自下而上的撰史浪潮。关切点从政治制度史转向社会生活史;记录的对象从社会精英走向普通大众;而那些不被书写的女性和底边人群、被殖民和被代言的民族开始受到重视。性别、种族、底边、话语权等作为核心的概念被推至台前。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点:个人性,即强调普通人的经验与生活,包括小人物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而“谁来做口述”的提问也进一步把早期研究的殖民背景和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与权力关系显性化,本民族、女性研究女性、社群人自己记录历史的呼声也进一步响起(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口述史作为新史学的重要部分,也作为一种被跨界使用的方法,开始流行。可见,为普通人立名的常人、性别视角和边缘立场是口述史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方法,这一知识立场与社会情感从其开端便已显性在场。换言之,口述史的兴起是有着很强的性别视角和社会批判性的,包括其对于既定历史主调的怀疑、对话语权的强调、对(哪些人、哪些事)重要与否的重新审视。回溯这一方法学立场,有助于我们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当下,在“大家来做口述史”(利奇)的口号下,结合具体的中国情境回应“做谁的口述”“什么主题的口述”等立意相关的基本问题。口述史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路径[2]:对重要的军政、经济与学术文化名人所做的口述史;对过去被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淹没、遗忘的史事所做的口述史;对那些在主流历史中失去声音的女性和底边人群所做的口述史。在我们所熟悉的案例中,第一种如唐德刚所做的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历史名人的口述系列;第二种如专注“土改”、知青、“文革”、抗战、“三年困难时期”、三峡移民、“三线”建设等通常被认定为某时段所发生的重要史事或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口述史;第三种则常见于对妇女、民工、性少数等人群开展的口述史,内容上或者关注其所经历但因为底边的社会位置而未被重视的“史事”(与第二类交叉,如女劳模、经历战争的女性、慰安妇等),或者偏重其因为普通、边缘而被忽视的生命历程(如工作史、婚恋史,或者更长时段的成长和生活经历)。这三类口述史在侧重点与所涉人群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在作为补充历史档案、再现有意无意被忽略的声音这一基本立场上具有共性。这也是此三类访谈可以称之为口述史(值得被口述)的基本方法学依据。但无法忽视的一个现实是:三者在“意义”的认定光谱上也有着不一样的位置——前两类基本不太需要论证,人物的重要性和主题的历史性已经自明了其口述的价值,但是第三类普通或边缘人的生活史,则经常被怀疑是否足够“重要”,甚至是否与“历史有关”。从口述史最初的立场来讲,自下而上、普通人与底边人群的生活史应是其核心,至少是之一。但悖论的是,从阅读者的心态出发,很多人往往会觉得(经常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名人的口述更有吸引力,政治家的口述更能窥探历史的进展,学科创建者的口述更能反映学术的发展,而无论哪个(子)领域,芸芸众生的口述则多少显得无足轻重;一些已经被认定为历史事件的主题,也往往比婚恋、性爱、吃喝拉撒更具有口述的必要。大江大海总是比小溪小河显得更有被记录的必要。也因此,第三类口述,除了口述者自己时常以“这有啥可说的”加以过滤,研究者在选题时也往往会担心其不够重要、难以和一些被标识为历史事件的议题相联系而需要更多的论证,甚至自我怀疑。当然,同时存在的是编审者的质疑与普通读者的偏好。这样一种阅读文化,除了对自己曾经在书上看到过的名字存有的好奇心态,是带着对“历史”“意义”等基本议题的认定的,而且恰恰是口述史意欲驳斥的“帝王将相与社会精英创造历史”的那种认定,其本身所蕴含的性别问题、知识权力与政治性也正是“口述史”所质疑的。从学理上讲,第三类口述反而是最符合口述史的原初立场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批判性的。当下的口述史更多地强调了其作为(既定框架下)填补历史缝隙、抢救正在不断消逝的声音的意义,虽然亦会触及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但避开了重写历史、重新定义时间线与意义的那些更为革命性的立意与尝试。口述史对于“执拗的低音”(丸山真男)的再现,不仅是将其作为既有基调上的历史补充,也是藉此辨析何为“史”;不仅要关注普通人的“碌碌有为”(王笛),而且要重新定义何为“为”。而孙江对于“有些自称社会史的研究严格地说是反社会史的”犀利评价[3](P6),某种程度上同样适合口述史的现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淡薄。当然,学术不是乌托邦,现实的局限难以回避。但是,学理上对其立场的回溯与辨析仍然必要。因为恰恰是这一点,把我们拉回到对常人、边缘人的生活史与生命历程的关注,使得我们有可能打开追逐复杂现实的多重空间,以及探索时间的另一种认识,从而丰富历史的书写。而这一点,在笔者来看,在当下依然具有超越国界和学科的意义。既然越来越多的研究冠之以“口述史”之名,那么笔者认为对此方法立场的回溯和学理性辨析不应当首先受研究者自己所限,也不应当受本身就需要被审视的阅读文化(包括学术资源与资本流量)所牵制,更不可能是为权位者扬名立万。这是学者的使命。至少,被忽视的常人、妇女、诸多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史在口述史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正当性,相比其他两类口述史这一点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意义论证。以上是“口述史”立意的起点。从这个角度讲,只要符合口述史基本立意的个体生命史的记载就有其意义。但是,对于一份好的口述史来说(尤其是学术领域),这个条件依然不够。普通或底边身份,以及在既有历史记忆中的不在场特点,并不必然带来一份好的口述。正如经历过时代沧桑的老人家(尤其是具有决策或话语权)的口述史,尽管其在“历史重要性”“与时间赛跑”等层面具有显著意义,但是也未必是一份更为重要的口述史一样。基本立意符合口述条件的选题要如何结合本土的具体社会情境和对话语境落实在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口述实践中,立足于个体经历的口述要如何实现其超越个体的立意,仍然需要落在实处的辨析。但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对口述史源头的追溯及其基本立场的重申,将为具体实践提供依据和线索。三、为何做这个人的这段口述:具体选题的问题意识
在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之中,问题意识与研究中的“提问”有关,即把现象进行问题化的思考过程,在现实关切与理论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立意(3)。那么,口述史是否需要“问题意识”?需要什么样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将把口述史从原初的立场回溯拉到具体的学术语境。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个人的这段口述史,我们是需要考量的,而个体经验对话于什么是思考选题的一个重点。个案的价值不止于微观,日常生活的细碎不等于研究的零散,口述史对于个体生活经历的记述,其立意亦是超越个体的。这种“超越”不必然指向宏大、多数,或是个人与集体能够改变现实、书写历史的力道,也不仅是历史缝隙的填充,而是体现在对某些人、事、理的认识和对社会的判断,指向对人性、现实感与史观的把握。这种“超越”以及个体生命与社会变迁、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结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不一,或体现在口述内容的呈现之中,或体现在讲述本身,即怎么讲、讲什么不讲什么、讲述的情感等。与社会科学研究对于理论的强调相比,口述史的问题意识,在选题之初更主要地体现在它在历史记载中的位置,建立在对现有文献和认知的一种判断之上。除了个人对某些人群与史事的兴趣以及为其发声的立场与情感外,我们总是因为对成文记述存有不满(或被忽视,或有偏颇甚至扭曲,或力道不够),才有动力去追求新的认识,并努力将其归入可查的档案(留痕)。换言之,问题意识的思考是建立在或明或暗诸多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最终以什么方式呈现,这都是支撑起一个口述史的核心架构。如何立意,则首先涉及口述史在选择口述对象与主题之时,文献的准备工作以及对于某个具体时空中对话语境的把握(或称为情境分析)。而这个准备工作,难的并不是口述之前的检索,而是更为长期的访谈者的积淀与阅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侧重的是选题之初的立意,即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人的这段口述,尚未论及口述内容的开放性;最终所呈现的立意与故事主线是随着口述的展开,在个体经验与诸多文献对话的持续把握之中进一步浮现的。笔者曾多次强调“对话语境”(包括立场)在经验研究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如何警惕其可能带来的限制[4]。虽然考虑细节有差,这一认识整体上亦适用于口述史。对于口述史而言,语境的把握具体指向对某一类人群或者事件的既存记载的了解(相当于广义的文献回顾),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与结构背景的认识(相当于对所发生社会情境的感知)。这种把握,不仅仅是对材料的基本了解,还应走向在横向联系与纵深思考的基础之上所激发的疑问与不满,从而能够起到一个保持着质疑空间的对话背景墙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信息的准备,更需要一种综合的洞察与判断力。这种洞察,亦是动态和持续性的,当然也是需要积淀以及经验不断加以修正的。无论是社会情境还是对话语境,都处在变动与生成之中,也因此,20年前有着充分口述立意的议题,在当下有可能随着现有记录的增加而显得不是那么急迫,或者相反。回到具体案例,在我们所熟悉的文献之中,妮萨口述史和陕西农村妇女的口述史,这两个带有明显性别视角的口述案例,就有着比较清晰的问题意识和超越个体的立意。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的《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是一个人类学领域的女性口述史。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在昆人文化中,作为女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作为女人又意味着什么?写作中提到了三重声音的存在:妮萨作为主述者的声音、文献中可见的人类学家的声音、作者的声音。对于在众多昆人妇女之中为什么选择妮萨这一个体,文中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妮萨所经历的女/性生活,也包括妮萨的“能说会道”等现实考量。同时,无论是已有的文献记录还是作者的生活都构成了立意的重要部分[5]。“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作为考察的中心点,我们对中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呢?”这句话是贺萧(Gail Hershatter)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这本书中的具体立意。贺萧用十年时间(1996-2006),访谈了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60-80多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等时期的生活史,试图在此基础之上重新理解中国革命,以及揭示“劳模叙事”的时代特点与性别意涵[6]。与上述案例略有不同,定宜庄的北京人口述史所涉人物和内容极广,每卷有其主题,并选择不同的个人进行口述,但是各口述之间又相互联结,整体上呈现出走心的谋篇布局。每篇口述的立意在其“访谈者按”中有所介绍,而作为群像,其整体立意正如胡鸿保在评述文章中所指出的[7]:首先,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五卷本的间架结构。北京城自清代以来不同人群居住于不同地域,明显有皇城、内城、外城、城郊之分,这可说是历史“客观”使然,但同时又有作者的“主观”选择。主观选择可以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由于内城个案众多,遂以社会地位的不同分出宗室王公卷(《府门儿·宅门儿》),而八旗官兵后裔卷则又进一步以性别不同划分为相辅相成的两卷:《胡同里的姑奶奶》和《八旗子弟的世界》;其二,每本书的一级单元(我们称之为“章”)结构复杂多样。每“章”并非简单的一问一答式的单人(或双人)单次或多次口述,而常常是由多位有亲缘关系或历史事件关联人士的多个访谈形成组合,再加上“访谈者按”、大量的脚注、与故事有关的文献材料,间或还有考证文章等。比如,“筒子河畔西连房——吴效兰口述”后有附录(其丈夫和小姑)“张宗尧、张碧君口述”。“蓝靛厂边清水河”一章有两篇口述,讲述者一位是旗人后裔胡福贞老太太、另一位是回族女士金宝琴。定宜庄藉此来表达,当年八旗驻防与回族商人如影随形、相生相成地构成一个整体。从经典案例回到身边的过程纠结。笔者在口述史方法的教学之中,对于选题(以及后续的呈现方式)持开放与试错的态度,只是会提醒学生对于“为什么要选择某个人做某段口述”有一个更为自觉的认识,以及在实地研究中要警惕自己的性别盲点,亦建议最后在“按语”中点明要义,并在注释中就一些细节对话列出已有的文献与认识。问题意识与相关对话通常作为重要的暗线支撑起个人经历的明线。每年的作业,总是有同学会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资源,找到“合适”口述的爷爷奶奶辈,关注那些带有明显时代痕迹的历史议题:“文革”、知青、水库移民、公社放映员、老兵、“三线”建设基层参与者、赤脚医生、接生婆……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些老人家无论故事是否聚焦,在展现普通人如何亲历历史这个角度看,选题阶段的立意是有优势的。只不过,学生在准备口述的时候依然需要查阅包括已有研究、记录、政策在内的诸多文献,并把自己口述的具体立意和相关的对照、必要的诠释写入“按语”或注释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找到经历过大江大海的口述者,这往往给他们带来困惑甚至不安。作为替代,另一类常见的选题虽然不如第一类具有“历史感”,但是也较为明显地带有某个时代的政策特点,如超生妇女、计生干部、下海经商女性、乡村教师、村巫与阴阳先生、妇幼大夫。相比于第一类侧重对亲历的史事的讲述,这类口述在内容上往往更加生活化(包括工作变迁),但是与前者相似,也会带着“某一时段的重要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医疗和教育政策)具体是如何影响个体的生活的”“从个体的经历如何认识某一个政策和社会的变迁”这样的问题意识。尤其是,不少学生会关注到奶奶、妈妈等性别角色在家庭、社会中的“缺席在场”,并尝试着通过对话来了解自己的身边人。笔者这几年印象深刻的学生作业,往往在立意部分就能让人眼前一亮,对于个人生命历程与社会的联结方面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并能带来启发(4)。我们将看到一名生在陕西蓝田县的农村男孩逐渐走上测绘职业道路的过程,看到过去二十年间外业测量队员在祖国各处完成大地测量任务时粗粝的工作境况,看到扎根在固定地点的“家”和一项要求常年奔波在外的“职业”如何共同组织一个人的生活,看到一个曾指挥丈量世界最高峰的儿子如何向他从未走出关中地区的母亲讲述天南海北的见闻。靠着这位行万里路之人的讲述,我们也将借助他的双眼看到中国边疆的许多荒无人烟之地的人情与风貌。(摘自李逸桐“行者有疆:第一测量队队长×××职业生涯口述史”访谈者按)口述者……曾在1988年感染甲肝并以“家庭病床”形式自我隔离。她当时在电车二场工作,为25路公交大站车的售票员。1989年进入杨浦区大桥街道办事处工作。其父亲是上海的宁波移民,家中有食用毛蚶的习惯。本文由我与她三次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期望通过她的口述记忆来重现甲肝疫情期间上海市民的生活状况与患者的治疗康复过程。关于甲肝大流行的既有资料往往源于当时的权威医生、核心政府官员的口述内容或官方新闻报道,缺乏普通民众的视角,而普通民众在疫情中的“真实”体验感对于了解政府针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手段有效性而言是不容忽视的。访谈之初,我并未打算在对话中纳入2022年的上海新冠疫情,随着对话的展开,我意识到甲肝疫情的口述记忆与新冠疫情的历史情境/个人经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回忆甲肝时,口述者频繁提及“新冠”与“封城”,有意或无意地将“过去”与“现在”相比较。因此在抱着“上海市民对三十多年前的甲肝大流行有怎样的记忆”这一疑问进行访谈的同时,我也开始尝试以“经历上海封城之后,上海市民将如何回忆甲肝大流行”这一问题推进访谈。需要指明的是,访谈内容并未具体涉及两次疫情之间的时间段,主要围绕两次疫情涉及的时间点展开,因此或难以全面分析其中的变迁与发展过程。(摘自石力“在疫情中忆疫情:一名上海居民的1988年甲肝大流行口述记忆”访谈者按)两个口述都带有较好的性别意识,并且在“按语”中表明立意:点出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史,在关照相关文献、政策方面的基础之上,有什么凸显的“不同”与认识上的补充。案例1的监测队长在媒体报道里并未隐形,但是他的“个人事迹”中被忽略的生活与工作部分,尤其是与母亲的情感联系(如何向母亲讲述外面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了常见“英雄事迹”中不常见的叙事。案例2是笔者迄今最喜欢的作业之一“在疫情中忆疫情:一名上海居民的1988年甲肝大流行口述记忆”。这篇口述史无论是标题、立意还是口述细节(比如在当时,上海女人几乎每天都要用毛蚶壳刷马桶、倒马桶的生活细节)都非常突出。其最大特点是凸显了当下的处境如何引发对于过去的回忆,以及当下与过去、个人与制度、熟悉与陌生、情感与理性的交织。因为口述就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无论是访谈者、口述者还是读者,都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身感。当然,“按语”中呈现的立意,已经不仅是口述之初的选题考量,而是综合了口述内容而提炼的主线索。正如石力所说,访谈之初的考虑会随着口述的进展而变化。笔者在第四部分还会回到这一点。还有一类口述史选题则更为切中当下。比如,关注“90后”女孩的性爱史、年轻“男同”艾滋感染者的用药史、淘宝店主的创业史、抖音博主的平台经历、边缘地区大学生的求学之路,等等。这类口述在选题之初,学生往往会比较纠结——“我们是否可以做同龄人的口述史”?口述对象的说明里往往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论证:口述者虽然才20多岁,但是有着多年的××经历,因而能透视近年来××的急速变迁。而在成文之时,主线条的梳理上难度往往比较大,与一般访谈的界线也更加模糊。那么这部分的口述,在选题立意上要如何评价呢?笔者以为,除了年龄所附着的社会阅历方面的短板之外,还触及一个基本问题:对于依然在发生的事情(相比于那些已成历史的过往),口述是否是一个最好的记录方法?即,当口述之“史”与当下的界线更为模糊甚至很大程度上重叠的时刻,当我们依然有条件亲临“现场”(及其变迁)的时候,是否需要跳出“口述”,在更广的方法谱系中做出选择?这就过渡到笔者想要讨论的口述史“立意”的第三个层次,即具体方法问题:口述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提问,并结合所述材料提炼主线,以及口述史的局限何在。四、如何成“史”:口述的复调与明暗线
前文提及《妮萨》中的三重奏:除了以往研究昆人部落的人类学家的文本在场,这部口述发生在20多岁新婚不久、随着人类学学者丈夫来到昆人部落的美国女性肖斯塔克和50岁的当地妇女妮萨之间[5]。假如换一个作者,又或者时间推迟三十年,那么《妮萨》会是另一个版本,甚至是否有必要面世都是一个问题。口述者的身份、资历、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都会影响口述中的提问以及最后的呈现。这一点在定宜庄的老北京口述系列里也有着精彩表达与论证。笔者藉此分析文献、访谈者、口述者三者如何在具体的口述实践过程中形成复调,以及最终在多重对话中确定口述的呈现逻辑。这也是实践中的最大挑战之一。过往研究对口述内容与访谈特点已多有着墨(比如叙述中的情感、记忆的偏差、遗忘与沉默、叙事套路、无事件境的特点),此处将侧重在口述过程之中文献、提问者这两个角色如何体现在口述的复调之中。有关文献与提问的介入之必要性在学界尚存争议,触及资料互证性、如何理解真实,以及文献和访谈者对于口述内容可能带来的限制性影响。一种认识是:不同学科如历史学和社会学就如何对待“真实”以及资料互证的必要性方面存有差异,但是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受学科所限。不同学科或许在问题意识与最后的呈现方式上各有偏好,但是就如何对待作为资料收集方式的口述(对谈)而言,共性大于差异。一个有经验的学者,无论是哪个学科,都会认识到文献(延伸至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已有叙事)和访谈者(包括其立场、知识格局、提问能力与态度等)本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影响口述者的讲述,避而不谈并不能使其更加贴近曾经的“生活经历”;相反,有可能进入叙事的套路而不自知。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记忆、记录在某种程度上都撇不开诠释[1](PP27-33)。“我问你答”,甚至“我”都不需要问,而仅仅转录由口述者直接从出生讲到当下的生命历程,这是天真与偷懒的口述史做法。不同资料的辨析与其说是为了找到“哪个更真实”,不如说是为了在差异、联系、冲突的多维思考之中推进对于复杂生活的认识,在多维辨析中更好地把握现实的不同层面,以及口述史所能(及不能)触碰的面相。而这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更大的现实。换言之,历史的三个论调[8],其意义也不仅是指出历史的复杂,总还是存有在进一步辨析与剥洋葱的过程之中更好地把握当下与过往的愿望。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社会学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并非所有的事件都以“罗生门”的形式出现,不同类型的信息要有不同的处理策略,而有些信息靠努力寻求以及不同资料间的互较是能够增进对实在的把握的(这里希望不要被简单地解读为本质主义者)。这一点,除了在历史学领域讨论颇多,笔者自己经常举的一个田野中的例子是:假如不知道阿凤家在四川,又怎么能知道她在路上逢人就说自己是湖南人是一种谎言;而假如不能在比较与求证中判断这是一种谎言,又如何认识到在一个歧视性的社会环境里“职业性撒谎”之于小姐们生存的积极意义?“我是湖南人”这句表述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区别在于,我们是否知道其他信息,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差异、联系、冲突)如何会影响对这句话的认识及其所能反映的现实的解读;即,此真非彼真。当然,口述者的特点(包括记性、自我反思与批判性思考的习惯,甚至性格),所述内容的套路化程度如何(往往与政治及文化有关,比如贺萧所分析的劳模叙事、笔者接触的大量性/别叙述),都会影响在一个具体的口述过程之中如何运用知识储备与访谈者的追问,三者的互动策略视具体情境而变动。但至少,相比于视而不见,正视、分析并推动文献与提问者的积极作用,才是更为可行的正解。在此认识下,学人可就自己的经验进一步建言如何更好地“提问题”——利奇称之为口述史之要义的一点。笔者在上一部分已经提及在选题之时的文献准备,这一工作也为访谈者的适度提问以及在倾听口述者讲述之时的可能追问提供了背景信息。这种追问建立在现场分析口述内容与已有材料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刻:重要细节被一笔带过之时,口述者的讲述和已有主流叙事与政策不假思索地保持高度一致之时,前后不同时空情境下的叙述出现张力与冲突之时……此时的追问不是喧宾夺主式地以提问者主导谈话,而是朝向打破叙事套路和习惯,打开其他更为朴素的叙述空间和可能性的一种努力。当然,现场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问对于访谈者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度的拿捏也很是不易。定宜庄在对旗人妇女、知青和老北京人展开口述之时,屡屡感知口述实践中提问之艰辛[9],如何提问和接话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背景与人际交往能力。一种积极补救的办法是拉开一定时间的多次访谈;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除了文献可以起到口述辅助的作用外,关联人物的口述访谈与相互比较和支撑,亦是一种可能的增加信息储备与谈资的选择。这两点,在定宜庄的口述史中多有论述[7][10]。笔者对学生作业的要求是:考虑到时间的制约,至少需要做两次访谈。除了前期的文献准备,在这两次或多次访谈之间,要根据口述内容补充查找有关的文献,并通读对话,以推动第二次、第三次访谈……包括历史档案在内的文献准备工作以及多次访谈的硬性要求,在笔者看来也是口述史区别于深度访谈的特点之一。此外,由于口述史的对象首先是个案,相比于横断面的主题式访谈,对时间和整体性的要求都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口述史经常要做半年、一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原因。当然,对于提问和追问之“适度”的把握,在寻求“过往真实”与探究口述者“当下讲述”所蕴含的情感、顾虑、选择性叙事、沉默等特点的剖析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将已有文献包括立场作为对话背景但又保持悬置与开放的能力……这些都是实践经验要处理的重要问题,笔者无力提供操作手册。如果同意笔者对文献准备与提问之重要性的分析,那么相应地在最后的成文之中,这些方面的准备、思考、不尽如人意之处的反思最好也能有所呈现,而对谈式的表述也会较之隐去提问的转述体更加贴近这一认识,包括更为生动地展现口述的语气、节奏与生活词汇。与口述内容直接相关的文献,尤其是口述者提及的照片、证件和其他相关材料,将呈现于最终的文本之中。背景的交代、口述内容与已有文献之比较,访谈者的认识,以及影响了故事讲述(包括讲述方式、情感、不愿讲的部分)的那些隐藏影响因素(包括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年龄、性别和经历差异),都可以藉由“按语”、注释、“后记”这条暗线得以表达。这样,既不影响正文中作为明线而运行的口述者的讲述逻辑,也可以呈现作者的立意、对话和思考,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为何会这样讲述。最终,多重声音介入的明暗两条线,共同谱写个人生活史与社会变迁、作为讲述内容的过去和讲述所发生的当下之间的交织线。举个例子。相比于“按语”侧重对背景和立意的介绍,注释里则更多出现的是细节的补充说明与比较分析。比如定宜庄与赵颐女士的一处对谈(5):赵:……您知道旗人都是不裹脚的,旗人不裹脚不扎耳朵眼儿,……【原注2】此处有误,事实上旗人妇女是扎耳朵眼的,但汉族妇女是一耳一钳,旗装则是一耳戴三钳,嘉庆朝选秀女时曾因一些秀女效法汉人的一耳一钳,而受到嘉庆帝严饬,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页17。后程美宝指出这种注释表述不妥,故在《城墙之外》,123页脚注略有修改:这里所谓旗人不扎耳朵眼儿之说,不知出处。史称旗人妇女是扎耳朵眼儿的,……在强调了文献、提问对于故事讲述的积极介入,并考虑用“按语”、注释、正文中的图标与政策文件或明或暗地支撑起整个口述的正文之后,最后也是最难的一点是主体部分的逻辑编排。即,面对若干次的口述访谈材料,如何在经验逻辑的基础之上梳理出主线加以呈现。口述史之“史”所提示的时间性是其区别于深度访谈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口述的展开还是最终的呈现,时间都是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以什么时间为线索,包括时间段的意义认定与关键时间点的确定是因内容而变动的。这一点,作为结果,在已经成文的口述史经典案例中或多或少都有所呈现,但缺乏的往往是过程中的纠结、试错与选择。这也是定宜庄的口述“按语”吸引笔者的地方之一。笔者还是以学生在完成口述史作业之后的过程性反思为例,抛出这个议题,作为本部分的开放式小结。案例3的这篇口述访谈稿是以妈妈的村賨参与经历为主线,涉及亲历的三个化賨——姊妹賨、同学賨、夫妻賨的情况,意在透过妈妈的化賨实践经历,看到化賨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变化,以了解当地村落人情往来的运行规则,同时窥见丽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后记”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口述过程,尤其是主线编排的考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反思。我以“化賨这二十多年来又出现什么变化吗?”展开第二次访谈。我渴望能立刻获得一个时间线连贯、变化节点明确、逻辑前后清晰的故事。但令人感到挫败的是访谈记录里出现最多的话语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访谈过程中,我妈妈的时间感是依照身边人的重大生命历程事件建构起来的。“1999年9月10日”是上文中出现的最精确的时间点,这个日期的后一天是我Y姐姐的生日,我Y姐姐生日的前一天也因此得以被准确记忆。其他的记忆节点往往是模糊的,是某某去世的时间抑或某某结婚的时间,是宽泛的零七零八年。具体的时间在这里好像也并不是重要的。我妈妈对化賨的记忆很像方慧容老师“无事件境”概念所描述的那样。化賨就是日常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是在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事件序列,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并非分立有界的,不同事件的各种细节互涵和交迭……对于化賨的变化,我妈妈似乎也“无话可说”。我采取的解决策略是让我妈妈讲述化賨现在的情况,然后依据现在化賨的情况细节一一询问是不是与之前一样。总归还是有了一些收获。但是之前和现在二者的分界非常混沌。“之前”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帮忙很累的那会”;“现在”是“在农家乐聚的时候”“帮忙没以前那么累的时候”。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是一个难题,远可追溯到丽江一九九七年大地震与丽江旅游业的发展的联系及其对民生的影响,近的描述却又是模糊的“零七零八年吧”。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以2008年这个其实并不精确的时间节点作为两段经历的分界点。在第二次访谈中,“被迫上贼船”“夺权”这两个说法是我妈妈对“你为什么参加化賨”和“为什么你这个后面加入的‘外来者’成为賨长”这两个问题的回应。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讲法,也是聚焦于被访者自身的故事(因而将其作为小标题加入主线——笔者注)。在我最初的设想中,我想讲述的是我妈妈从一个“局外人”——嫁进来的四川媳妇,成为村里“局内人”的故事。因此在第三次访谈中,我希望了解我妈妈融入当地纳西社会的过程。然而这段经历与化賨的关联并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紧密。帮忙和挂礼是村子里人情往来的重要部分。但即便不是一个賨的成员,作为村子里的一员,村子里的白事也是不得不参与的。当地社会的融入与整个村子都有联系,一个村里大家也都是亲戚。在村子里,经营名声非常重要。邻里之间知根知底,已婚女性在村中作为母亲、妻子、儿媳,时常接受着周围人的审视。我妈妈成为“局内人”的过程不仅贯穿在化賨中,而且贯穿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工作、她的交友、她的处事等等统统被囊括进一个似乎包罗万象的评价系统之中。融入更多地涉及与村中每一个人的具体互动,并且这段经历对于当事人而言也是一段非常隐私的经历,涉及我妈妈具体的工作状况、情感状况以及家庭的经济情况。这段经历也是我妈妈不愿意展示的部分。化賨对于她在村子里的融入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被迫上贼船”到“我夺权了”与其说是一种“熹贵妃回宫”的叙事,不如说更多的是调侃意味。村賨给了我妈妈归属感,让她在这里交到了知心的朋友。但在访谈中,与賨成员关系变得密切的过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最终我修改了从“局外人”到“局内人”转变的主线,对化賨二十四年变化的叙述,因为隐私与结构安排并未将第三次访谈的内容放入正文部分。在正文部分对原先的第一版进行了顺序上的调整与少许的内容补充。(2022级硕士口述史作业“后记”)以化賨为主题,地方的生活逻辑与运行规则如何在一个外来媳妇的生命史中得以体现,是这个口述史的立意。与不少女性口述史对于“时间”的重新定义类似,有关丽江化賨的口述涉及围绕着妈妈的生活日常和人际关系而表达出来的模糊而零碎的“时间”观。学生一共做了三次访谈;在“按语”中交代了什么是化賨的背景信息、妈妈的基本情况以及口述访谈的立意与主线(引文的第一段);主体部分没有完全采用问答的对话式,而是由一个主要问题带出口述者的叙述;文后的反思部分侧重于对过程的展现,尤其是纠结中的选择(6)。这些明暗线共同构成了一位女性化賨参与者的口述史:以妈妈24年的化賨经历为主线,以2008年为重要时间节点看她的生活经历及其所在的丽江地方社会的变迁,以三个賨的参与情况为故事单元,最终以“丽江人情世故指南”来提炼化賨之于一位嫁入纳西社会的汉族妇女的意义。反思中也提及研究者感受到的无奈以及对妈妈的体谅——一些因为人情世故不能放入口述正文的那些缺失的内容,由此带来“只见化賨不见人”的遗憾(呈现了賨的特点却削弱了对妈妈作为生活主角的故事呈现——笔者注)。五、口述史的局限与方法的延展
口述史是在有提问者参与的情况下,记录依然活在当下的人所讲述的亲历的过往,从而区别于自传和文献研究,并且把关注“过去”的历史学和侧重“当下”的社会学连在一起。其立意和特点决定了在方法学上面临的诸多挑战:选择对象多是老人、底边人群,主题或者关涉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历史事件和时代标签的历史阶段,或者触及隐私和伤痛,或者是妇女们自认(过于)普通而琐碎的生活经历;由此带来的是记忆与表述(以及记录与解读)的困境——记性差了,经历某事件后又接触到了很多信息,情感和心态随生活境遇发生了改变,既定的官方和媒体叙事过于强烈以至内化到毛细血管,边缘与歧视所激发的故事套路和隐私顾虑、日常生活的琐碎……研究者在整理口述材料以及最终呈现文本之时,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并在对纠结、局限、遗憾的感知之中做出当下最合适的选择。结合着这些认识,就开篇和第三部分最后的问题再做一点补充回应:是否可以选择做年轻人的口述史?对于以前经历的但是目前依然还在延续的事情,口述是否是最好的记录方法?其一,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回顾,口述史起初的立场与本意在于对既有历史记录与文献档案的不满,希望通过访谈被忽视的亲历者朝向补充乃至重新认识过去的目的。即,口述史之“史”意味着至少两个条件:无法重新返回的现场;对已成文记载与认识的不满。故而要转向依然在世的亲历者寻求另一些可能,而那些过去了的经历只能通过回溯式地“口述”,却无法运用现场研究中需要身体在场的其他方法,比如田野调查。但是,年轻人的生活史或者对某个事件的经历,往往是尚未完结的、正在发生的,且依然会持续发展下去的。对这样的议题,判断为“当下”更为合适,相应地,更为整体性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往往比单纯的口述更加合适。当然,除非从整体认识上可以判断希望口述的这段“史”虽然距离当下时间很近,但是已经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完结,可以标其为“过去”。这依赖于研究者对时间的社会性认识与判断。其二,对于关注“当下”、可以重返“现场”的研究,包括各类叙事套路、沉默在内的访谈的局限就需要被认识到,尤其是对于边缘人群、敏感议题而言,追求综合性资料收集工作和整合性分析的田野调查方法显然更加适合[11][12][13]。这是“口述”的局限所带来的。这部分的讨论已经非常之多。笔者只是提醒,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跳出“口述史”,在更为宽长的方法谱系上选择更适合把握复杂现实的方法。最后,且允许笔者回过来就那些在选题立意上适合“口述史”的情况做进一步提问: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口述”面临的诸多挑战,也对口述史与其说是挖掘过去不如说是反映当下的社会心态史与制度史等认识深有感触,那么在方法上是否能够进一步改善呢?比如,即便重心是“过去”,依然可以结合类似更长时段的田野调查,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文献辅助之外,在更为综合地了解一个人当下的社会与生活处境、她/他周围人的讲述的基础之上,再来展开多次口述?或者是多次口述之间多做其他相关的资料收集工作,对不同的资料之关系进一步辨析,从而更好地推进口述?既然我们都认识到套路、顾虑、当下心态对于过往记述的影响,那么对这一“个案”更为整体的了解不是有助于“口述”的开展与分析吗?而长时间的交往,对于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不也是一种助力?这些延展的提问来自“当下”研究的诸多启发,尤其是对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的辨析与认识,来自一些学者(如定宜庄、黄克武、王明珂)的口述史实践经验,也来自学生作业中“熟人口述”带来的启发。学生在选择对亲人进行口述时,除了充分认识高度“配合”的便利,在反思部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且在这里做一个转述和推进:平时“我”明明多次听母亲/爷爷/奶奶说起过这件事儿,但是正式坐下来访谈的时候说的就不一样了,也变得更拘束了……假如没有这些平时朝夕相处中的了解与认识,“我”又怎么能了解这种不一样,从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不一样,并辨析这种不同背后的社会现实?笔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也曾对不同资料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张力)以及相互辨析的必要性做出过一定的回应[11]。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认识可以多大程度上体现在“口述史”的提问与追问之中,即,前文亦提及的,这里的(介入)“度”要如何拿捏?即便我们依然不(能)在“口述”中改变其叙述,在注释线里将这些比较、疑惑和更为综合的认识表达出来,这是不是一种更可取的做法?口述方法上的挑战,以及笔者在此提及的延展思考,在已有研究中——围绕着口述史这一方法的讨论,以及与社会记忆、日常生活、底边研究、常人方法学、定性研究方法相关的讨论——多少都有所论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方法论上的认识资源,所缺的是方法论认识与具体研究过程之间的联结,是基于实践的切身思考以及在实践中的积极应对与尝试(包括时间与精力的付出,也包括对于自身性别和社会位置、知识背景的审视)。这也是笔者的兴趣点更多地落在过程方法学和方法的教研实践的主要原因。他人所述终归只能是警示与启发,最终也只有下水学游泳,在摸爬滚打中加以体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需要被放置在跨学科的、更广的方法学生态之中加以辨析和丰富,尤其是结合关注“过去”的历史学研究和聚焦“当下”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在对文献、口述、参与观察、物件考古等方法的整体认识基础上择优实践,取长补短。毕竟,无论是关注过去还是当下,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朝向对于妇女及其他社会底边人群“更好”的记述与认识,以及更加贴切生活和历史真实的在场。在这一基本立意之下,作为“术”的具体方法,为什么不能做更多积极的扩展尝试呢?本文对于口述史带有明显性别和底边视角的“立意”的追溯,及其在具体案例中的体现和方法上的进一步提问也是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学识尚浅,且定位为努力在实践中丰富故事讲述的一种尝试,行文处尚有诸多问题和细节有待进一步讨论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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