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百年党史的若干思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回顾中共党史研究，可以看到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总的说来，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广阔空间，需要我们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研读经典原著，深入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百年来，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本身就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才能确保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才能牢牢把握党史研究的主题主线。这就要求广大党史工作者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例如，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必须认真学习研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集和文选；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必须认真学习研读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文选。当前，党史工作者尤其要认真学习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和宣传工作，作为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反映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在党史研究理论建设中具有重大创新意义，是我们做好党史研究的根本遵循。党史工作者可以从读原著学原文中，不断汲取守初心、担使命的智慧和力量，从经典文献中寻求落实研究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继续夯实研究基础，充分收集、整理和研究党史资料。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辉煌百年，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党史资料。近年来，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举其要者就包括2014年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从2018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从2019年开始出版的《马藏》中国编，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还有大量的党史资料散落在各类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手中，有待发掘甚至抢救。例如人民出版社2019年再版重印了《中国的红星》（1938年新中国出版社），这部最早的中共领导人传记合辑的唯一底本，就是从民间收藏家那里征集而来的。简而言之，若要进一步夯实党史研究的基础，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亟须加强。令人欣喜的是，这项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与中共党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直接相关的就有多项。除了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之外，关键是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就以从1980年到2015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1~89卷）为例，这套大型丛书当年在胡华、彭明等党史研究前辈主持下，由1000多位作者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共收入千余位著名中共党史人物，总计2500万字，可谓规模空前。然而截至目前，对《中共党史人物传》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却相对较少，令人非常遗憾。事实上，《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包含丰富的关于共产党人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作风等相关内容，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大党史”研究格局。中共党史学科一贯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等多个一级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学术关联。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本身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维度。当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使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加强，学科之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价值日益凸显。因此，加强跨学科研究，促进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进而构建层次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多样的“大党史”研究格局，是深化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深入研究百年党史，一定要具备跨学科研究视域，走多学科融合研究之路。当前，党史工作者除了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之外，还应紧密结合和充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只有这样，中共党史研究才能建立起更加宽厚的学术支点，才能实现同其他学科的真正对话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包容和吸纳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应该避免不求甚解地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的某些所谓“新颖”或“前沿”的概念、原理、模型和分析框架，以免扰乱自身研究立场和逻辑。

　　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早在1936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就曾分别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向他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红军长征的过程。斯诺随后在英美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轰动世界的通讯报道，最终汇集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西方国家畅销多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深入研究百年中共党史，离不开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目前海外有不少与中共党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在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共党史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海外关注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这对于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争取和掌握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站稳立场，努力打造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的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不断增强其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

　　加快研究成果转化，使党史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党中央的这项决定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根据中组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党现有党员9514.8万名，年轻党员持续增加，35岁及以下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4.9%。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党史知识教育。因此，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必须积极主动地做好党史研究成果的宣传和转化工作，投入到对全党乃至全社会的党史教育中来，推动党史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这既是党史研究工作的必要延伸和拓展，也是发挥党史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的内在要求。换言之，深入研究百年党史，广大党史工作者不能满足于仅仅在书斋里著书立说，还应该主动走向社会，通过研究成果的转化，充分展示和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引导党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激励广大群众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使全社会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例如，可以组织编写更多适合不同对象阅读的党史通俗读物，尤其是面向大、中、小学生等不同层次读者的党史人物故事普及读本，使党史文化更好地进入青少年群体。还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在机关、社区、军营、学校等地举办的各类报告会、座谈会、纪念会等活动，推进党史教育，引导社会舆论，使党史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李天华，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李良明，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桂岳卓越”教授）

编辑：户华为、赵凡

制作：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