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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冯智:藏文史料所载“三交”史实与文化的认同融合——以五世、六世班禅传史料为例

冯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22-04-25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作者简介】冯智,男,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藏族历史研究。先后主持和参与《西藏通史》(清代上卷)等多项重大课题和应急课题,合著多部学术著作,个人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近90余篇。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是统一的命运共同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的支援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70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得到贯彻、继承和发展,迄今仍然闪耀着时代光芒。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三交”、文化的认同和融合,有其历史基础,是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管理下而存在发展的。

我们结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学习,搜集西藏有关“三交”的藏文文献和历史文物,特别是在翻译藏文《五世班禅传》的过程中,以及阅读《六世班禅传》时,看到“三交”史料记载内容丰富。再纵观历辈班禅的藏文传记,都有“三交”史实贯串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的精神内涵,切实做好西藏“三交”史实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

01

五世、六世班禅所处时代及其传记中的“三交”史实


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历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进入清代,我国又进入新一轮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发展时期。民族大融合从努尔哈赤处理蒙藏事务的策略开始,皇太极时期,清室为了结好蒙藏统治者以减少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阻力,便将争取蒙藏所崇敬的格鲁派教主作为一项战略国策。至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率三千人的庞大队伍赴京晋见顺治皇帝,这是一次有实际意义的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事件,可以看作是自唐宋元明代以来,西藏地方与祖国密切关系的进一步光大。清朝中央政府敕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确立了历辈达赖喇嘛均须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顺治帝又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西藏政教统治者正式归顺清朝。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册封班禅从此亦成为一项制度。

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益西(1663—1737)所处的时代,正是康熙帝亲政后开始统一中国大业的重大历史时期,同时又恰逢西藏地方社会矛盾四起的多事之秋。例如,蒙藏上层集团的斗争、清军平准安藏、清朝委任噶伦管理藏务、平息“阿尔布巴事件”、设立驻藏大臣,等等,均见于《五世班禅传》记载。

藏文《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传》中所记载的“三交”史实资料十分丰富。

其一,以政治施政为纽带,增强中央政府管理,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融。内容包括:朝廷钦差官员、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看望、敕谕五世班禅,皇十二子亦曾前来看望;康熙帝为延请五世班禅(未果),书信往返,文书翻译;颁赐五世班禅宫廷礼物,数量之大、质地之多、种类之繁、工艺之精,均代表了清初皇宫文化水平,其中,还有皇太后、皇子、皇公主等托进藏大臣带去的贵重礼物;雍正时期,颁布对西藏施政和管理方面的规定涉及五世班禅和扎什伦布寺有关内容等。从中体现五世班禅、扎寺和西藏地方与中央各级官员的交往交流,乃至对皇帝的感恩。

其二,以个人威望为纽带,在西藏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五世班禅都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协助清中央政府、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或调解、或劝和、或协商等,倾注了大量心血,客观上促进了藏、蒙、汉、满等多民族的交流交往。如记载有1718年清军在木鲁乌苏(黑河)与准噶尔战役中幸存将士的保护和去留;又如与后来进驻西藏的清军交往关系等等。

其三,以宗教为纽带进行民族和文化的交流交融。这方面内容丰富,数不胜数。例如,五世班禅奉旨,曾多次派遣扎什伦布寺的高僧前往北京或朝贡或担任要职,服务于朝廷。特别是记载了大量蒙藏互动的史实。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巴丹益希(1738—1780年)则生活于乾隆朝时期。此时,在清朝中央政府管理下,西藏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乾隆六年(1741),朝廷派钦差大臣主持六世班禅的坐床典礼;十六年(1751年)平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后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1757年朝廷派遣三世章嘉活佛进藏与六世班禅一起办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事宜,并设立摄政制度;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五十大寿时,扎什伦布寺派堪布与前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代表赴京祝贺;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派遣钦差大臣到扎什伦布寺,向班禅宣读册封圣旨,等等。至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年(1754—1755),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三十九年(1774),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平定金川。这样,蒙古厄鲁特四部及藏地各土司全部臣服,清朝国力臻于全盛。此时,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七日(1779年7月29日)率2000余人的庞大队伍进京祝厘乾隆皇帝70大寿,谱写了“保佑国家安宁”和民族大团结的颂歌。

六世班禅一行赴京沿途受到乾隆帝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特殊礼遇。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1780年8月20日),历时一年有余,六世班禅抵达承德热河避暑山庄与乾隆帝会面,乾隆帝用藏语向六世班禅问好交流,并赏赐大量贵重礼品。六世班禅献上的宗喀巴纯金佛像背光后面刻汉、藏、满、蒙四种文字铭文,表达了对祖国民族大融合的赞颂。在热河一个月有余的祝寿期间,六世班禅觐见、递丹书克、会晤、讲经等,进行一系列活动。此间,热河众喇嘛、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扎萨克、台吉等以及各族僧俗群众,纷纷聆听班禅讲经,共祝国运昌盛。随后,六世班禅离开承德,前往北京继续祝寿皇帝活动等,但不幸于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1780年11月27日)因感染天花病而圆寂。遵照圣旨,按藏传佛教习规对六世班禅法体处理,并举行致祭和“百日唪经”法事。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1781年3月7日)奉旨启程护送六世班禅灵柩西归。清廷特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乾清门侍卫伊噜勒图等远送直至扎什伦布寺。

六世班禅朝觐祝寿期间,蒙藏等各族云集京城,乾隆帝对六世班禅的优渥高规格接待,达到笼络人心,巩固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进而促进清代国家的统一,加强了蒙藏民族与祖国内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向心力。六世班禅的朝觐带来大量藏式用品进入宫廷,清廷在制作工艺上受到西藏文化艺术风格的影响,经过仿造、复制、加工后的精美宗教制品均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物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

02

“三交”史实广存于西藏传统文化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党的治藏方略、《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以及“三交”和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都具有历史的基础。自公元7世纪创造藏文以来,西藏无论在建筑、雕塑、绘画、文学、戏剧、歌舞,还是在史学、宗教、工艺、医药、天文、历算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大量的历史古迹和文物见证了西藏的发展,同时见证了汉藏文化交流和“三交”史实。

(一)汉藏佛经翻译交流见证汉藏文化交流

早自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后,汉藏文化交流持续不断。早期汉传禅宗经典都曾译成藏文,并见于敦煌发现的藏文文献之中。如《战国策》、《孔子项托相问书》、《贤愚经》由汉文译成藏文,后收入藏文大藏经。汉藏佛教交流和经典翻译,经元、明、清、民国,直至今日,延续不断,经久不衰。

(二)历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推动文化和民族交流

历代中央政府把汉藏文化交流纳入治藏策略的内容,推动形成了“三交”史实。历代赐给西藏地方首领的印玺及金册。元、明、清和民国历代中央政府直接施政西藏地方的许多历史重要文物。如存于布达拉宫的清康熙皇帝题写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和乾隆皇帝的画像。

历史中央政府刊印藏文大藏经,增进文化和民族交流。元代八思巴编成《彰所知论》在内地流传,后被收入汉文大藏经。南宋末代皇帝少帝赵显于萨迦寺学经三十一年,藏名“却吉仁钦”,他曾把《因明入正理门论》等译文藏文,后被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元代蒙古翻译家将藏文《甘珠尔》翻译为蒙文经典。明代著名的永乐版《甘珠尔》和丽江版朱印《甘珠尔》大藏经,为世间罕见。清世祖时曾以满、蒙、拉丁、唐古忒(藏文)四体文字翻译《心经》。雍正初年,京城掌管呼图克图奉敕翻译满、蒙、藏三体的《甘珠尔》部分经文。民国时期,法尊法师将一些重要藏文著作译为汉文。

(三)历代文献、文物和档案记载

大量的历史档案亦反映了汉藏文化和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史实。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藏、汉、满、蒙文献,大量的既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等国家档案之中,又见于西藏档案馆等地方馆藏档案之中。西藏历史档案馆馆藏三百多万件藏文档案中,涉及藏汉关系和“三交”文化内容的档案至少有数千件之多。反映文化交流的文物、历代中央政府赏赐品,有的收藏于各大寺院和宫廷园林之中,有的蕴含于壁画、建筑以及作为文物性质的历史书卷之中。

(四)既反映历代中央施政又体现“三交”史实的碑铭

这类碑铭,广存于西藏各地。仅为举例说明:

唐蕃会盟碑。迄今竖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

清代重要的碑文。例如:1.《御制平定西藏碑》记载了清康熙末年用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入侵的功德。2.《双忠祠碑》记载了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为平息朱尔默特纳木扎勒叛乱而以身殉职的事迹。3.《大昭寺纪功碑》记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将军福康安率领清军击败廓尔喀入侵的事迹。4.《磨盘山关帝庙铜钟铭文》等等。

清代摩崖石刻。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平定西藏的清军各路将领在布达拉宫东侧断崖凿刻文字,以示纪念。1728年,吏部尚书查朗阿为钦差大臣统兵进藏平息内乱后,在布达拉宫东侧断崖上勒石以铭记,以颂平定西藏的功业。

(五)杰出历史人物为“三交”作出贡献

从唐代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元代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以来,西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为民族“三交”作出了突出贡献。西藏历史和大量“三交”史实,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及达赖集团对历史的歪曲。“三交”史实见证了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见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密切,见证了藏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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