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50年至1952年，英国政府设法阻挠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紧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在西藏地方政府所派代表团途经印度时，英国政府通过驻印高级专员公署阻拦，主张并支持谈判在印度举行。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后，英国政府无法阻止谈判在北京举行。“十七条协议”宣布后，英国政府认识到西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性。西藏与中央的正常政治关系由此得到恢复，“西藏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出于对华全局关系的考虑和已经退出南亚次大陆，英国政府未公开表态反对“十七条协议”，只能盯着“十七条协议”如何实施。【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正

序言朱维群朱晓明同志要我为他新出版的《当代西藏工作理论思考与实践》作序，我有些为难。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辈人，更因为他的西藏工作阅历比我丰富得多，他的才干和勤奋一直是我非常钦佩的。同志所托，终归不敢不从。这本书读下来，感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的角度，都是一本很有分量，很具实用价值的书，特别是从事西藏工作和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同志，相信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重要的启迪和帮助。晓明同志是1976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一起报名到西藏工作。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内地干部轮换对口援藏的制度，青年人这一脚迈出去意味着就此成为“西藏人”，要准备把一辈子奉献给那里。晓明同志在西藏一干就是13年，直至1989年从西藏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上调到中央统战部，先后任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局长，副秘书长兼西藏办公室主任，还是没有离开西藏工作。从2002年起，晓明同志先后转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单位工作，由此进入民族宗教学术理论研究专业领域，直到2009年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退休。回顾数十年走过的道路，晓明同志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经历了西藏从结束‘文革’到改革开放的转变；经历了开放后面临达赖集团渗透破坏直至策划骚乱闹事的严重局面；经历了平息骚乱，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治理的转变；经历了从加速发展走向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从持续稳定走向长治久安的进程，可以说经历了西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成长于西藏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比晓明同志年长两岁，但是我1991年才开始接触西藏工作，而他此时在涉藏领域已经干了15年，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做了很多重要工作，资格比我老得多。在此后共同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们一起参与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各类调查研究和专项工作，参与重要文稿的起草和会议筹备，参与涉藏工作干部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培训联系，在艰苦工作和斗争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撑、相互帮助，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和帮助更多。读这本《当代西藏工作理论思考与实践》，很自然地把我带入对西藏这些年的工作，特别是一些重大斗争的回忆中，很多事情恍如昨日。《当代西藏工作理论思考与实践》属于专题文集类，写作时间跨度大，涉及领域广泛。全书按内容划分成八个专题，其中包括应邀为其他同志出书所做的序言、书评，单列成一个专题。这八个专题中，“当代西藏史研究”“西藏改革开放研究”“西藏反分裂斗争研究”“藏传佛教工作研究”“藏学工作研究”等，是专门研究西藏的，分别汇集了作者在这些领域中的主要文稿，便于读者汇总、思考和查找。另外“民族工作研究”“宗教工作研究”专题，则着眼于全国民族宗教工作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限于西藏一地，但同西藏紧密联系。这样编排有利于增强读者对全国民族宗教问题总体情况和党的总体方针政策的了解与把握，也有利于将西藏的民族宗教工作放在全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更为宏观的背景下研究。晓明同志的这本书内容厚重扎实，粗略读下来有几点感受：一是始终重视中央各个时期关于西藏工作的战略思想和各项工作指导的学习研究。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面积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长期面临政治上的反分裂斗争，是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的前沿。西藏自然条件艰苦，又曾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民众生活极端贫困。从新中国成立之际起，中央就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给予了特殊关心、指导和支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不同时期都曾直接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论述和重大部署，指导西藏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从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2020年40年间共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在新中国地方工作历史上是唯一的。这些指示、论述和部署体现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党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更饱含中央几代领导核心的心血。我始终坚信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把西藏治理得比中国共产党更好。把历代中央领导核心的指示部署和中央有关西藏工作的这些会议精神收集起来，加以深入研究，使更多的同志知道，特别是直接从事西藏工作的同志知道，是西藏工作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涉藏干部加快成长的根本之道。晓明同志在长期西藏工作中一直十分重视中央精神的学习，多方收集，潜心研究，融会贯通，并努力将中央精神的学习与西藏当前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当代西藏工作理论思考与实践》一书中，对中央精神学习研究的文稿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有关西藏工作的论述都有专门的学习报告。这一方面有助于晓明同志自身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为他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会议筹备和文稿任务打下了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二是重视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党对干部队伍思想路线的总体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包括主要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有理论兴趣，都应当重视理论学习。晓明同志长期在不同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每天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办，有许多现实问题要处理。他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舍得在理论学习上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把现实问题的解决同理论、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用学习研究来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用现实问题的解决来落实理论研究的成果。本书的八个专题及其中各篇文稿，都是对现实工作中面临的一个或一类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回答，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材料翔实且体系化。特别是重视从历史的角度讲清某个问题、某个事件、某个人物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完整的专题，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查找和把握，如“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历史追溯”“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论述”“长期建藏”等专题的研究，读起来都很解渴。有些文稿、段落已经近于“标准口径”。能把复杂的理论历史问题表述到这个地步，非长期积累和潜心研究不能为之。晓明同志有一个习惯，每完成一段时间的工作，便静下心来总结梳理，结集成书。既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这段工作留一份资料。我以为这不失为领导干部提高自身政治和业务水平的一个好办法。三是敢于对分裂主义和形形色色错误思想开展斗争。对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斗争贯穿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全部历史，在今天仍然关系到治边稳藏战略成败的大局。而要在对达赖集团斗争中始终牢牢把握主动权，直至最终胜利，我以为就西藏来说，关键在于不能对十四世达赖存有任何幻想。晓明同志长期在西藏反分裂斗争第一线工作，表现出政治上的清醒和斗争的勇气。他在一次谈话中尖锐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能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但也不能不看到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例如我们同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不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会把原来属于次要问题的民族宗教因素提升到不适当的位置，认不清达赖集团的阶级和政治实质，在反分裂斗争中难以高屋建瓴掌握政治制高点和话语权。深刻揭露达赖集团是旧西藏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和西方豢养的‘藏独’势力的代表，才能够直指要害，形成共识。”2014年达赖将“回国”的谣言一度在网上不胫而走，形成社会影响。晓明同志尖锐指出：“问题不在于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不断变换策略，以求在接谈、回国等敏感问题上挑起话题，增加其存在感，防止其边缘化，而在于国内网上不少人相信、赞成和传播这样的观点，这种消极影响不可低估。”晓明同志这些话极具针对性，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的。近年来晓明同志以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等身份积极投入宗教学界关于“党员能不能信仰宗教”“宗教徒能不能入党”“有神论能不能批评”“要不要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等系列重大争论，在我们党还要不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石等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斗争勇气。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党和人民正在全面贯彻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西藏同整个中国一样，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将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各领域发生着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更何况还有达赖集团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极力制造动乱，煽动分裂。我们仍然要做长期斗争、艰苦奋斗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坚持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政策、措施、办法，同时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实际，进行新的探索，接受新的检验。为此就需要继续深入开展西藏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规律性的探索。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为此，有必要鼓励支持在西藏长期工作的老同志，把他们所历所思的事情写下来，加以文字和思想上的整理，这对于后来进入西藏的年轻同志更快熟悉情况，进入工作，减少曲折，避免失误，将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目录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近年来学界的高频词，更是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多数研究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概念考察和理解，既有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表现，也包含了深层次的共融互通，由此产生出的“三交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多种方式，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梳理观察？以下是观察“三交史”的十个窗口。▲湖北省博物馆“楚国八百年”展览集中展示了湖北地区楚国考古成果、文保成果。湖北省博物馆供图1、人口迁徙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看，人口迁徙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显见、影响最深远的历史现象。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在中华大地上，人口流动频繁不绝。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口迁徙、流动的历史。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3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明代戍守长城的南方移民、清代“闯关东”“走西口”，均是有影响的人口迁徙事件。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古代移民不止发生在黄河、长江流域，从雪域高原到天山走廊，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都有不同时期移民开发拓荒的足迹。几千年来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迁徙繁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各民族流动互融给中华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缘的历史事实。人口迁徙不失为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把钥匙。2、经济往来经济是基础，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地理环境的差异呈现出经济上的强烈互补性，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草原民族所需的粮食、丝绸、铁器、食盐、茶叶等产品均来自农耕地区，而中原民众所需的马匹、皮毛等畜产品基本来自游牧民族。几千年来，北方草原频频易主，中原地区朝代更迭，但二者之间物资交换的刚性需求却没有因时代、时势的改变而改变。各民族经济交流不止局限于南北方之间，周边民族与中原地区之间均存在类似情况，甚至在区域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频繁的物资交换和经济往来。各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内涵与形式十分丰富，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长途贩运，也有中继贸易；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方式。经济往来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压舱石”。3、战争冲突如何看待战争冲突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确发生过不少战争。有研究统计，中国古代发生过3700多次战争，其中就包含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具有很强的社会破坏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史实。今天在看到战争惨烈、残酷一面的同时，应认识到战争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迁徙；一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传播，如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大批中原仕宦、工匠被金朝掳掠至东北地区，是金朝文化水平得以提升的重要契机。1981年5月，谭其骧、黄现璠、翁独健、白寿彝等学者在北京香山发起召开“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经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逐步接近，经过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今天将这一观点用到战争之于“三交”作用的研究上仍不过时。4、通婚和亲族际通婚状况是族际关系的重要观察点，通婚不仅是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表征。各民族之间通婚是中国古代直至今日的常态现象，这一现象不为地理条件、经济状况、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先秦时期的五方格局，还是当今的各民族之间，通婚现象从未停歇。和亲则是古代各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据研究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800余次和亲，数量可观。和亲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对政治格局具有深刻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满蒙联姻使得长城不再具有军事防御的功能，反映出古代王朝统治者利用互为婚姻这一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5、思想科技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体现着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民族相互学习、通融借鉴，形成共创中华文化的强大合力。例如，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都十分推崇儒学，积极翻译儒学著作、传播儒家思想，推行以儒治国方略；中原政权也积极学习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胡服骑射”就是其中的代表和典型。中国民族乐舞中很多元素均是西域地区传入或受到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古代科学技术也是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原成熟的农耕技术，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术，以及蒙古人的养马术、藏族先民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技术等，均是各民族共同学习交流的对象。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互动是最持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交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黏合剂。6、方言地名古代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史迹、遗痕一部分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得以保存，一部分则隐藏在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址中，而方言俗语也是寻觅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例如今陕北地区历史上曾为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吐蕃、蒙古等驻足盘踞，至今在陕北方言中存留不少文化痕迹。这一带民众呼父为“大”或“爹”，呼夫家之母曰“婆婆”，这一语言现象极有可能源自羌语，应是羌、汉民族融合的语言学佐证。今天所见地名中也有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因素，如陕北地区的“渭牙川”“库利川”出自稽胡语，“秃尾河”为吐谷浑之音译等，随处可见，俯拾皆是。方言、地名这类材料中蕴含着丰富的“三交史”信息，是历史时期各民族碰撞交融的有力证据。7、地理形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定发生在特定的空间维度，因此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交往轴线，归纳起来有3种类型。一是民族学界常用的“走廊型”，如“藏羌彝走廊”“藏缅走廊”“陇西走廊”“天山廊道”“武陵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带状分布的格局。二是“通道型”，主要是一些河流谷地或交通通道，如宁夏南部的清水河谷、陕西北部的无定河谷以及秦汉时期的牂牁道、桂阳道、东江道，均是古代民族出入的重要地理通道，不同民族在此频繁接触、互动融合。三是“枢纽型”，有点交通大转盘的意味，是四面八方民族的汇聚交流之所，如河套地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些具有一定地理特征的区域，往往是古代民族迁徙繁衍的必经之地，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为研究“三交史”打开了空间上的窗口。8、制度政策一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件是在具体政策制度推动下发生演变的，这也是观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从史学理论的维度看，一般的历史事件都能找到其发生的制度史背景，民族之间交往交流概莫能外。制度层面是宏观层面的认识，政策层面相对中观一些，具体事件则可看作微观具体的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唐宋羁縻制度、明代改土归流、清代满蒙联姻等，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产生显著效果。从制度政策视角观察“三交史”，不仅可知其然，还可知其所以然，增加“三交史”研究的深度。9、民俗风尚民俗具有历史传承性、草根性、活态性等特点，大致可分为物质生活民俗（包括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民俗、精神生活民俗等类型。中国地域广阔，文明滋养深厚，古代先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民俗资源，不少民俗是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融、互学互鉴的直接结果。因此，民俗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征。对现有民俗资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梳理、甄别、分析，理清其发展脉络，可以为“三交史”研究提供鲜活生动的案例，也可以深化其内涵，感触历史的余温。10、基层组织历史上不排除各民族上层达官显贵之间的交往交流，但不可否认，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状况无疑成为“三交史”的一个观察点。除中央政权设立的县一级行政机构外，基层组织还应包括基层乡里、卫所、保甲、汛塘等组织形式，观照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治安体系、税收体系、救济体系和教化体系，可以从微观处考察某一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情形和细节，诸如人口数量和族群结构的变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三交史”真正落实、落地。（来源：《中国民族报》2023年11月21日第8版，作者杨蕤系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教授）

11月28日，首届西藏历史文化论坛暨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和“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组全体成员近60人，围绕“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主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宗荣、总干事郑堆、副总干事李德成出席论坛。本次论坛是历史研究所贯彻落实藏研中心党组关于加强研究所充分发挥作用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横向破圈、纵向贯通”而创建的学术交流平台。首届论坛以藏研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主持的、历史研究所主要承担的“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为主题，由论坛开幕式、大会报告和论坛闭幕式三部分组成。开幕式、闭幕式由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班玛更珠主持。郑堆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特质、形态与创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人类开始在高原活动到公元7世纪中叶正式创制藏文，高原先民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人群的融合，开拓了生活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古代中国疆域的开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梳理西藏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西藏早期文明的本质特征和丰富内涵，阐述西藏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特别是祖国内地的联系，论证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他指出，加强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有利于捋清西藏文明的起源，进一步明确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益于认清西藏文明的本质特征和丰富内涵，切实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助于了解西藏文明与相邻地区文明的内在联系，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内部自古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既创造了西藏的早期文明，也是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得以形成、发展和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础，揭示和阐述这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有利于提高社会各界对西藏早期历史文化的认知，加大文物保护和资料挖掘力度，对培养专业人才，推进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三场大会报告中，与会学者围绕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重点议题如西藏高原古环境和古人类迁徙、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西藏地方早期部族间的互动与交流、早期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等内容，多角度、多方位展开交流研讨。第一场报告有8位学者进行了成果分享。中央民族大学丹珠昂奔教授《关于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四川大学霍巍教授《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及其文化传播与交流》从新发现的西藏带柄铜镜东、西两系的提出与认定，论证了史前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南开大学意西微萨•阿错教授《藏、汉语言的早期历史联系》从语言学视角，着重讨论原始藏语与原始汉语之间的早期历史联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在《中华民族整体史观视域下的青藏高原早期邦国文明》的报告中，从青藏高原地区的早期邦国及文明、早期邦国文明间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吐蕃王朝对青藏高原邦国文明的整合、后世文献对西藏早期文明的再构建等方面，论证了中华民族整体史观视域下对西藏早期文明的新认识。兰州大学阿旺嘉措教授《从敦煌文献看吐蕃时期的民间信仰》从敦煌文献中的宗教文献入手，探讨了吐蕃时期藏族民间信仰所受苯教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黄维忠教授《以父为天：敦煌藏文词汇ཕྱྭ（phywa）字语源初探》报告尝试用语言学方法，综合汉文、藏文文献及八思巴字等文献，讨论吐蕃藏文文献中出现的ཕྱྭ（phywa）的多种语义及其意义演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冯智研究员《藏北古建筑遗存及其所含早期文明史迹探析》考察了藏北古建筑遗存所蕴含的早期文明内涵属性、演进程度以及早期部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迹，并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探析意义提出建议；阿音娜研究员《日本学界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概况》从象雄、苏毗、雅隆（吐蕃）等早期文明的名称地望、象雄语及苯教文献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新利用等三个方面汇报了日本学界有关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概况。第二场报告有6位学者发言。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发表《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介绍了在青藏高原最新的旧石器时代遗迹与发现，并聚焦新石器时代高原人类的扩散与汉藏语系的形成，揭示了早期人类进军高原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西藏民族大学余小洪副教授《螺钺镜：高原丝绸之路上珍稀物品的流通与文化交流》从螺钺镜等高原丝绸之路上珍稀物品的流通与文化交流的视角，结合古DNA等科技考古成果，提出“高原丝绸之路”上珍稀物品的流通当与古代人群的迁徙有密切关系。西藏大学阿贵副研究员《有关吐蕃小邦的其他史料——以新发现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为中心》在梳理有关吐蕃小邦之藏文史料的基础上，对近年新发现的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所载吐蕃小邦史料进行了简要分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班玛更珠研究员《对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中几对关系的初步思考》尝试从西藏早期文明与中华文明、西藏早期文明与象雄文明、西藏早期文明与苯教文明、西藏早期文明与外来文明等几对关系的对比研究入手，揭示西藏早期文明本身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的本质，论证其具有的本土性、多元性、区域性和多样性文化特征；梁俊艳研究员《早期西藏西北地区文明与昆仑文化之间的联系》考察了昆仑文化与西藏西北地区文化的密切联系；邱熠华副研究馆员《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早期文化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对考古学上的“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进行了考古学资料梳理，并讨论了其与周边文化的交往与联系。第三场报告有5位学者发言。西藏文物考古研究所夏格旺堆研究员《象泉河流域最早的居民及其社会生活图景——以格布赛鲁墓地考古为中心》提出，格布赛鲁墓地是迄今所知象泉河流域、乃至阿里地区最早的古墓葬遗存，也是畜牧狩猎人群在象泉河流域生产生活的最早证据。报告以格布赛鲁墓地发掘的考古资料为中心，简要介绍象泉河流域最早的居民及其生产生活图景，以及社会历史变迁的概况。中央民族大学杨毛措副教授《社会和自然：古藏文吐蕃赞普传记中的二元修辞》旨在基于修辞视角和微观个案，探讨古藏文吐蕃赞普传记对认识西藏早期文明景观和吐蕃历史文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仝涛研究员《青藏高原北部吐蕃时期的大型墓葬》通过对青藏高原北部考古发掘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观察和分析，试图探讨不同墓葬的族属特征和具体文化表现形式，分析其所反映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历史关系，以及青海丝绸之路上跨区域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三木旦研究实习员《吐蕃赞普尊号“ལྷ་སྲས”一词考辨——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金石文献为中心》讨论lha-sras这一特殊尊号及其相关问题；

今天我们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时，首先需要弄清楚几个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核心概念，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切实推进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各项工作。两个“民族”为何英译不同目前国内使用“民族”一词时，这个概念被同时用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国歌中唱的“中华民族”；一个是平时常说的56个“民族”，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等。通常来说，加了“中华”两个字的叫“中华民族”，不加这两个字的“民族”指的是56个“民族”。那么，“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体系中，“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民族实体？或者仅仅是56个“民族”的总称，而56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实体？中文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的56个“民族”在译成英文时，应当选用哪个英文词以避免误导？在新华社《党的十九大报告双语全文》中，“中华民族”译为“Chinese

“在西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在华东汉族方言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道理是一样的。”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来，尤其近几十年，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西藏民生工程得到长足发展，满足了人民教育、就业、健保、居住、交通、养老等各方面需求。西藏各族人民享受了最好的政策，儿童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然而，美西方国家却屡屡利用涉藏问题，恶意抹黑中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就在近期，美国表示，将对一些涉嫌强迫西藏儿童融入中国主流社会的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这一言论直指我国西藏寄宿制教育。而事实上，西藏寄宿制学校恰恰是保护西藏人权和文化传统的生动案例，所谓“强制同化”纯属子虚乌有。道中华：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双语教学模式是一种怎样的教学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地传承与保护藏族文化？方晓玲：双语教学在西藏经历了探索、调整、成型、完善等不同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藏族人民主观愿望进行了调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中国政府从组织领导、方针政策、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大力加强藏语文工作，充分保障了藏民族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现在推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是在保障藏民族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基础上实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双语教学目标是什么呢？一是要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来说，要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就业竞争力；二是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水平。从这个目标可以看出，双语教学目标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语言文字两个维度，别有用心的人只抓住其中一个维度进行抨击，这显然有失偏颇。▲青海省2016年出版使用的藏语文教材。要做好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需要组织建设的保障、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保护工作的法律化、广泛的对外交流等多方面工作的配合。为适应时代变迁，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保护还要推进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所以，传承与保护工作是一个多角度的综合性的工作。双语教学能让藏族学生在有能力、有条件注重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社会，藏文化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实现生存与发展，才能真正传承下去。从长远看，双语教学带动了西藏各级学校的师资队伍、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建设，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西藏人口素质，缩小了与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差距，实现真正的平等。道中华：2000年，中国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这对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会产生什么影响？方晓玲：全国范围大力推广通用语言文字，一方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利于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交融，另一方面利于民族地区学生更好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最终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理解推广通用语言文字这件事情，要放开眼界，看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几十年走过来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在全国甚至全球经济不断整合、贸易不断发展、人口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在西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在华东汉族方言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道理是一样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比如，从文献、出版物角度看，国内大多数科学书籍、文学作品等都是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的，这与国外大量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出版物使用英文出版是同样道理。如果只有使用藏文阅读，那么他的阅读范围是十分有限的。藏族群众需要学好藏语文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用来掌握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所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藏族个体来说，是学习和交流的工具，对于藏民族群体来说，是融入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果洛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2020级藏医医疗与藏药专业学生才让措通过藏医典籍唐卡学习。（新华社记者

有一种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有一种力量微微的，却能让人变得坚强；有一种歌唱轻轻的，却能使人打开心房；有一种爱啊淡淡的，却能给人无限希望。——《爱像一首歌》中歌曲“我心是海洋”秋天的那曲天高气爽，索县西昌乡小学学生游走于青山麦田间，湛蓝色的长龙队仿佛能与天相接秋日的那曲已美成一幅画。一个周日的早晨，头戴黄帽的小学生们排成了长龙，在画中行走着，孩子们脚步轻盈，自由自在地说笑，偶尔有人离队去路旁的一棵树上“摸索”一下，后面的几个同学跟着效仿起来。“希望孩子们能‘沉浸式’感受自然美、家乡美，祖国的大美。”那曲市索县西昌乡小学校长达瓦，将这次秋游活动的主题定为“爱在秋天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0月19日—20日，第五届全国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高层论坛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与云南省委统战部联合主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云南藏语系佛学院承办。来自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以及北京、上海、浙江、辽宁等地的近30家研究机构、古籍整理单位、图书馆、高等院校及相关部门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负责同志齐聚香格里拉，就藏文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藏文古籍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开幕式由迪庆州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党组书记马彦龙主持。开幕式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主任、编审胡绍皆致辞。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工作。藏文古籍文献作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是中华典籍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第五届全国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高层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文化强国战略的具体举措。胡绍皆表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拓我国藏文古籍工作的崭新局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让书写在藏文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建设和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二要完善新时代藏文古籍工作的牵头协调机制，在现有工作基础上不断完善工作布局，优化协调机制，整合资源力量，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协调作用发挥得更有效。三要不断提高藏文古籍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突出重点、补足短板、整体推进，提升古籍整理的质量，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国藏文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体系。四要加强藏文古籍数字化建设，运用数字人文技术为古籍研究领域带来新元素和新动力，实现数字赋能，协力推动古籍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与传播，更好服务中华文化建设。五要建立藏文古籍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将古籍人才培养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保障古籍工作可持续发展。云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昀三在致辞中指出，藏文古籍文献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凝聚着中华儿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古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文献古籍，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的时代命题。云南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涉藏工作重点省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留下弥足珍贵的民族古籍文献，以藏文古籍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典籍文献异彩纷呈，与汉文典籍交相辉映。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在实践中研究出一套系统的藏文古籍修复技艺，在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培养了一批藏文古籍修复人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古籍保护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古籍保护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为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云南省将以本次论坛的召开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加强藏文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持续开展藏文古籍文献保护修复和相关科学研究，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迪庆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格桑纳杰在致辞中指出，迪庆州委、州政府积极响应时代要求，高度重视藏文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扎实开展了历史文献摸底和抢救保护工作，不断加强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修复、数字化转化工作，推动藏文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国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高层论坛的创立，不仅为古籍文献研究工作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涉藏地区深化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保护、修缮工作提供了重大帮助。迪庆州将深刻把握和充分利用本次论坛召开的重要机会，进一步深化挖掘和发现古籍文献的能力，提升利用现代技术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再生保护的能力，使藏文古籍切实活起来，实现物尽其用、物尽其力，让藏文古籍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焕发光彩。此次论坛设置1场大会主旨发言和2场分组研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严永山主持大会主旨发言专场，辽宁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所长海春生，甘孜州藏学研究所所长刘康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研究馆员扎西次仁，西藏大学藏文古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热桑布，清华大学汉藏佛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喻晓刚等5位专家作大会主旨发言。“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和“藏文古籍与各民族‘三交’史”2场分组讨论会上，40余位专家学者宣读论文并作交流研讨。会议学术氛围浓厚，讨论热烈，为藏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加强协作，进一步推进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与会代表就藏文古籍中各民族“三交”史料挖掘整理、藏文古籍文献研究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赋能与文献资源共享、藏文古籍中的儒道文献与科技文献整理研究、敦煌藏文文献、藏文古籍文献抢救保护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会前，主办方编辑印发了会议论文集供大家交流学习，内容涉及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各个领域，其中不乏当前藏文古籍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体现出新时代藏文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新气象、新热点、新高度。

【内容摘要】深刻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及其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是一个从点题到破题，从概念到重大原创性论断，从理论到方略，逐步发展、深入与升华的过程，这些重要论述及思想深刻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重大意义、原则方法和实践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中央民族大学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办学治校的根本方向，我们必须进一步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更加深入地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以此高质量推进学校改革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族工作，深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进程。【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高校；理论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行动【作者简介】张京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重大项目“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VMZ002）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

作为西藏重要历史文物，《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称《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乌思藏纳里速各地诸善知识大德及诸主书》，是一份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文献。公元9世纪吐蕃政权崩溃以后，西藏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直至13世纪蒙古部落崛起，相继征服了西夏、金和南宋。当时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作为西路军的首领由陕西入四川，占领成都后于1237年率军北上，驻扎凉州（今甘肃武威）谋划进藏。约在1239年，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军队前往西藏。多达那波到达后通过多种途径接触到当地各部和各教派的上层，对当时的西藏社会有了大致了解。回到凉州后，多达那波向阔端报告说：“·······边远吐蕃之地，僧伽组织以噶当派为大，通情赏面以达隆法王最善，威仪庄严以止贡寺京俄为最，佛法造诣以萨迦班智达最高······”于是，阔端果断决定迎请佛法造诣最高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吾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今需一善引正道之上师，为此思虑之时，恰有汝在。故，望不辞长途劳顿，即刻前来。”同时阔端又指出：“若论年迈，昔日佛陀可为利益诸有情而施舍自身肉体，如此万生万世，与之如何？·······故，望汝以教法为旨、众生为重，即刻前来。”收到阔端这封言辞恳切又具有感召力的召请信后，高瞻远瞩的萨迦班智达以维护团结统一的远见卓识和高尚的爱国情怀，欣然应邀前往凉州。他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先行奔赴，其本人则到拉萨与僧俗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后于1246年途经青海抵达凉州。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1247年1月，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史称“凉州会盟”。此番会盟时，“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与其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最终颁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后被完整收录在藏文文献《萨迦世系史》里。《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作为凉州会盟的成果，主要是告诫西藏各地政教首领顺应时代潮流、接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萨迦班智达洞察形势、权衡利弊，在书信中将阔端描绘为尊崇佛法的“汗王菩萨”，指出他会保护藏传佛教，从而打消了西藏各地政教首领的顾虑。西藏各教派僧俗民众收到《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后，纷纷响应，予以支持。因此，这份文献为元代中央政府实现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基础，维护了国家团结统一和社会安宁。这一正确、有效的涉藏治理政策，后来被元世祖忽必烈继续沿用，明、清两代和民国政府所沿袭的治藏策略也据此奠定。《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颁布，促使西藏结束了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尕玛看着，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推

《步辇图》属于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据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创作，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作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了前来请婚的吐蕃使臣禄东赞觐见唐太宗的场景。从构图来看，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位男士依次站立，排列有序。吐蕃使臣禄东赞居中，身材瘦削，细长鼻、络腮胡，表情谦和，身著红地团窠立鸟联珠纹和立驼团纹饰圆领衣袍，系蹀躞腰带，拱手朝见唐太宗。在他前后分别是引礼官和翻译，没有任何装饰，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略显拘谨。画面右边则以唐太宗为焦点，身边簇拥着九位宫女，配有屏风扇、旌旗等装饰物。唐太宗端坐步辇之上，身着赭色常服，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现出盛唐君主的风范与威仪。宫女们衣带飘飘、华盖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了一种安详、柔和的景象。这种左右布局，尤其是官员的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宫女们的神情自若、仪态万方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张一弛、一刚一柔，和谐有序。这幅珍贵的《步辇图》上还有宋高宗赵构御笔楷书“步辇图”三字，有唐代文学家李德裕、南宋诗人李道的篆书题名，以及北宋书法家章伯益所写的吐蕃使臣入唐请婚的故事。据文献记载，7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强大的吐蕃政权后，积极发展与周边地区的睦邻友好关系，先后同尼婆罗（今尼泊尔）、唐王朝联姻，分别迎娶了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派出以大相禄东赞为首的请婚使臣一行来到长安向唐朝求婚。由于前来求婚的使团较多，唐太宗决定先通过比赛选出智力超群之人。经过几轮婚试，最终禄东赞脱颖而出，获得了唐太宗的褒奖，并下诏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为迎娶公主，松赞干布特地在拉萨的红山之上修建了3座九层楼宇的宫殿，取名“布达拉宫”。相传，彼时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宫殿之间有一道银铜合制的桥相连。至今，布达拉宫里还留存着二人结婚时的遗址以及他们的塑像。唐太宗对这次和亲很重视，特派江夏王李道宗主婚并护送公主入藏，还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据藏文史书《王统世系明鉴》等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前，皇帝宴请吐蕃使臣，并赏赐了大量珍宝、绫罗、衣饰等物品和马、骡、骆驼等驮畜。入藏途中有25位侍女、1个乐队和许多工匠随行，文成公主还带去了佛经360部，黄金宝鞍、碧玉马镫、八鸟绸、奇香木等奇珍异宝

编者按：7月17日至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专家学者，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撰写系列文章。我们将陆续刊发该系列文章，与大家分享交流。【作者简介】格桑卓玛，女，藏族，1971年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正

编者按：7月17日至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专家学者，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撰写系列文章。我们将陆续刊发该系列文章，与大家分享交流。【作者简介】扎洛，男，藏族，1969年生，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正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的印体此印无论材质还是双龙钮形制，均具有极高的规格。从材质上来看，我国早期的印章主要以玉制作，取“君子佩玉”之意。至秦汉，只有皇帝才准用玉制印。到了元代，玉印开始颁赐给一品、二品官吏。而同时为表示对西藏地方僧俗首领的尊崇，朝廷颁赐给西藏的诸多官印均为玉印，例如国师印、帝师印、白兰王印等，这一制度此后又被明代所承袭。从印钮上来看，印钮不仅具有穿孔系绢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功用，同时也是区分持印者权力、职别、地位和品级的特别标志。此印采用了双蟠龙钮，二龙盘卧，且玉质温润细腻、刀工洗练，体现了持印者至高的权势。那么，为何此印具有如此高的规格？这要从受封者帝师扎巴俄色的身份说起。自元世祖忽必烈时始设，从第一任八思巴受封至最后一位喃迦巴藏卜，元代共任命过14位帝师，皆出自藏传佛教萨迦派。此件龙钮玉印的受封者扎巴俄色，是元代的第五任帝师。他同样出自藏传佛教萨迦派，与八思巴所属的昆氏家族关系密切。作为八思巴三部弟子中的康赛传承的主要人物，他担任过八思巴的却本（掌宗教祭祀事务的侍从）。关于他被任命帝师的情形，据藏文文献《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逝世后，由于畏惧皇帝降罪，萨迦派无人敢赴朝廷报丧，扎巴俄色便自告奋勇前往，后来被任命为帝师、赐玉印。而对于这方玉印的封赐，《元史·释老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述。扎巴俄色于元贞元年（1295年）获赐双龙盘钮白玉印，大德七年（1303年）圆寂，享年58岁。据著名八思巴字研究专家照那斯图统计，共有14件存世藏文法旨钤有“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是1286—1358年间给6位帝师先后颁发的。除一件存于广东南华禅寺外，其余都保存在西藏，涉及涉藏地区的寺产、任官、赋税等僧俗事务。“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的印面此方龙钮玉印的印面文字，并非中原地区常见的官印九叠篆，而是元朝国字八思巴字篆体。八思巴文字创制之前，元代印信一般是杂用畏兀儿字（史称“蒙古畏兀字”，亦称“古回鹘文”）和汉文。八思巴文字为拼音文字，书体分正体、楷体、篆体，书写规整，故又称“方块字”，可译写蒙古文、汉文、藏文等多种文字。此方玉印即为藏语译音。“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作为元代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地方的象征物，实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的效用，也体现于其将汉、藏、蒙古文化有机融于一体，将源自藏文的八思巴字与中原地区印章形制及宋代汉字九叠篆书体风格容纳于方寸之间，成为当时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作者杨鸿蛟，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推

近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19号公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200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的《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同时废止。《办法》的公布施行，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提升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办法》共10章76条，完善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和登记的程序要求，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明确宗教活动场所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健全人员管理制度，规范本场所人员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对外交流等。明确宗教活动场所在宗教活动管理、建设管理以及消防、食品、卫生、建筑等安全管理方面的职责。规定宗教活动场所设立监事，加强宗教活动场所内部管理。明确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管职责，宗教团体的教务指导以及信教公民的监督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全文如下。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第一章

唐卡是藏族美术中独具风格的绘画形式之一，内容多以神佛人物为主。其品种多样，根据工艺制作形式可分为布画、刺绣、织锦、缂丝和贴花；根据不同底色可分为彩唐、赤唐、金唐、黑唐等；根据不同风格可分为尼泊尔画派、齐乌岗巴画派、勉塘画派、钦孜画派、噶赤画派等。西藏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精品唐卡，其中的元代八思巴肖像唐卡，就是一件历史悠久的艺术珍品。▲元代八思巴肖像唐卡长270厘米、宽148厘米，质地为绢布，约完成于公元13世纪。此幅唐卡的主色调是红色，背景为深蓝色，中央主尊绘制的是八思巴，国字形脸，平头黑发、细眉大眼、双目凝重、鼻梁隆正、口唇红润，神态庄严肃穆。画面中的八思巴身着黄色团花的三法衣，右臂袒露，右手当胸结说法印，左手置于脐前结禅定印，赤足跏趺安坐于仰覆莲花月亮宝座之上，背后有靠垫。主尊四周满绘萨迦派的师徒传承，人物众多，神态各异。整体构图严谨、绘制考究，极为珍贵。元朝时期，全国实现空前的大一统，西藏社会逐步走向安定，藏传佛教艺术迅速发展，佛教绘画活动日趋成熟，进一步推动了画师在空间地域上的不断流动，促使了地方性画师群体的成熟和早期本土绘画流派的出现。八思巴（1235—1280年），本名罗追坚赞，“八思巴”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藏语意为“圣者”或“无上之人”。他出身于西藏萨迦派世家，是萨迦五祖之一。1245年，10岁的八思巴随同叔叔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远赴凉州（今甘肃武威），途中出家。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幻化寺第二任住持，继承萨迦教派首领之位，因通晓五明，又称“班智达”。1260年，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受封玉印，统领天下释教，由此有了全国佛教首领的地位。八思巴受命创制八思巴蒙古新字，次年由元朝廷下诏颁行全国。1270年，八思巴又被授予“帝师”尊号，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由此可见元朝廷对八思巴的极度推崇，并赋予了他极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280年，八思巴圆寂，享年46岁，被追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八思巴毕其一生追随元世祖忽必烈左右，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总管全国佛教事务，为藏传佛教兴旺发展、保持西藏地方社会政治局势稳定、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友好往来及汉、藏、蒙古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幅八思巴肖像唐卡，不仅仅是西藏与周边地区文化艺术融合的结晶，更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见证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作者：尕玛看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推

相信大家对于黄金面具应该都不陌生，世界各国的考古发现都有它的踪影，如埃及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我国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金面具和河南郑州商文化遗址的金覆面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出土的这件黄金面具，则有助于我们了解神秘古老的象雄文化。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出土的黄金面具。古人尤其是王侯贵族的入殓仪式非常讲究，但使用黄金覆面仍然罕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介绍，故如甲木寺黄金面具的功能主要是“美化逝者”。那么，这件在刚出土时差点被当成金灿灿的糖纸片扔掉的黄金面具到底长什么样呢？这副面具呈正方形，长4.5厘米、宽4.3厘米、厚0.1厘米，由金片压制而成。正面用红、黑、白三色颜料绘出人物面部，红色线条勾勒出面部轮廓线、上下眼睑、鼻部轮廓、鼻梁、鼻翼等细节，嘴部的轮廓较细，嘴中用白色打底并以黑线条勾画出牙齿。双目为黑色，呈大睁状。下巴上画出3根粗硬胡须，中间一根垂直向下，对称的两根分别先向下后折向两侧。面具周边均匀分布8个小圆孔，用以缝缀在较软质地的材料上。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曲踏墓地也曾于2009年、2013年先后出土两件黄金面具，它们虽形态各异，但年代应该都在公元1—2世纪的古象雄时期。据文献记载，这个阶段活跃于西藏西部的唯一部族就是象雄，即唐代以来汉文史书中记载的大、小羊同。而从地理范围来看，黄金面具主要分布在以象泉河上游为中心的喜马拉雅中、西段地区。象泉河在藏西四大外流河中是年均流量最大的河，该流域内由于海拔较低，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容易形成人类生活的聚居点，进而发展成为地域文化的中心，是象雄国都城穹隆银城所在地。至今，象泉河流域仍是藏西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至于这些黄金面具的用途，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李林辉通过对有关古代象雄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墓地用大量动物殉葬的现象分析后认为，黄金面具除美化逝者，还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它与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祭祀习俗密切相关。黄金面具虽然遥指神秘的象雄文化，但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制作时往往采用丝绸和黄金面具相结合的方式，在周边钻有小圆孔，用以通过丝线固定在其他材料上。尤其是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背面衬有多层丝织物，并残留有打结的系带。此外，冠部背面的丝织物还用薄木片加固，通过直径约0.2厘米的系带与丝织物缝制在一起。这种制作方法充分体现了起源于欧亚地区的金属面具传统与我国新疆、中原地区丝绸覆面传统的结合，生动反映了它既与欧亚地区黄金面具为同一丧葬传统背景下的产物，也深受丝绸之路东段我国新疆、中原地区覆面习俗的影响，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痕迹。（作者沈红宇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推

“王侯”汉字织锦展现了汉晋时期宏大的交流网络，是反映早期西藏西部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实证。一在西藏博物馆“雪域长歌——西藏历史与文化”展厅中，陈列着一件带有“王侯”两个汉字纹饰的织锦。这件汉字织锦是偶然被发现的。2005年，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寺僧人在门前的一座墓葬洞穴里收集到一些木棺碎片、丝织品、铜器等珍贵文物。2012年，相关部门又对这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在邻近地区发现3座古墓，合称为“故如甲木墓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碳14年代测定，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2-3世纪，即我国古代的汉晋时期。出土“王侯”汉字织锦的墓葬为故如甲木墓地M1号墓，有学者认为其东边1.5公里处的卡尔东城址就是象雄王国都城穹隆银城的所在地。但也有学者认为十几公里外的札达县曲龙古城址才是穹隆银城，而卡尔东城址可能只是不同时期的象雄都城或陪都。▲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王侯”文字织锦。但不可否认的是，与故如甲木墓地基本为同一时期的卡尔东城确为象雄国的一处重要据点。因此，可以推断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故如甲木墓地埋葬的人或许就是卡尔东城的居民。故如甲木M1号墓葬还出土了陶器、铁器、铜器、金器、银器、木器和丝织品等，其中许多物品属于高档奢侈品，数量和种类等级明显高于其他3座墓葬，墓主人可能是某位象雄贵族。二“王侯”汉字织锦为一件殓具，发现的时候包裹于墓主人的头部。织锦呈长方形，长44厘米、宽25厘米，底为藏青色，纹饰为黄褐色，自下而上为3层循环图案。最下层为连续的波形纹饰，其上部为一组对鸟纹，中部似乎为一侧首展翅的鸟纹，下部有一铜钱形纹饰，其他纹饰仍难以辨认，每个黄褐色波形内则为一几何形镂空纹饰。而立柱状纹饰将织锦的第二层图案均匀分割为数个单元，每单元中间有一树状纹饰，上下两头皆有一铜钱。树两侧对称分布成对的朱雀和白虎，单元四角对称分布成对的青龙和玄武，在单元左侧顶部朱雀的身旁可见隶书汉字“王侯”，对面为“王侯”的镜像反字。织锦的最上层以中层的树状纹饰为对称轴，两侧是背对而立的有翼虎形神兽，尾部有一个三足带盖圆鼎，旁边为隶书汉字“宜”。织锦由彩色丝线织成，是丝织物中最贵重的一种，一般采用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和纬线交织而成。此件织锦为蚕丝织成的平纹经锦，织物密度为27×15根/平方厘米。在相同面积的织锦中，重叠的丝线根数越多，经纬线紧密度越高，织锦的质量和织造难度也就越高。汉代时，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和蜀郡天府（今四川成都）都是织锦生产的重地，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等汉墓中也出土了多件织锦，体现了中原地区织锦技术的成就。而当时的西藏阿里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技术都不具备生产此类织锦的条件，那么这件织锦从何而来呢？▲尉犁营盘墓地出土“王侯”文字织锦。三提到带有汉字的织锦，许多人可能会想到那件大名鼎鼎的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因地处丝绸之路且气候干燥，新疆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沮渠封戴墓地出土的禽兽纹锦、尉犁营盘墓地出土的“王侯”纹锦与阿里地区出土的“王侯”汉字织锦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从装饰艺术风格上来看，故如甲木墓“王侯”汉字织锦与新疆地区出土的同时期丝织品一致，它可能是从新疆输入的。但当时只有中原地区才有这样复杂的织造工艺，因此新疆地区仅为织锦输入阿里地区的中转站，其源头在中原。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带有“王侯”汉字的织物是中原官服作坊制作并赐予边疆地区各族首领的信物。通过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阿里高原周围的群山之间有许多河谷和山口为人们前往其他地区提供了可能。由阿里经狮泉河通道、羌塘高原通道等，翻越重重高山即可抵达新疆南疆的叶城、和田、民丰等丝绸之路重镇，与来自各地的人们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因此，根据现有线索，关于“王侯”汉字织锦的来历，可以想象出这样的路线：由中原的官服织造作坊完成后，被赐予边疆地区前来觐见皇帝的首领，从都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继而在新疆向南通过河谷和山口，最终来到阿里地区的卡尔东城内，被一位身份尊贵的象雄贵族所使用。总之，这件“王侯”汉字织锦展现了汉晋时期宏大的交流网络，是反映早期西藏西部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考古实证。（作者：王俨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助理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转载自“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应《中国民族》杂志邀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各民族“三交”、“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的视角，对西藏相关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推介了30余件西藏历史文物和文化遗存。这些文物和遗存充分展现了西藏考古发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西藏篇章、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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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阿音娜（孟秋丽），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蒙藏关系史、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文章来源】本文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2022年8月3日—1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课题组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相继到西藏雅隆河谷地带的山南、尼洋河畔的林芝等地进行西藏早期文明探源之旅。劳伦斯在《河流是部文明史》一书中说，“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几个水利社会发源于充满淤泥的河谷”，大江大河在塑造人类早期文明中拥有绝对的力量。雅隆河谷是西藏早期文明之一——雅隆悉补野部落起源的地方。万古江河、昼夜不息，此次调研点的选择即以与雅隆早期文明息息相关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沿线为主要探源点，沿着雅江与古人对话、听河流讲述藏民族起源之根。一、林芝所见西藏早期文明图景林芝，藏语ཉིང་ཁྲི之音译，古称工布。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地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尼洋河横贯林芝东西汇入雅鲁藏布江，平均海拔3100米，与区内昌都、那曲、拉萨、山南相邻，东接云南省，南与印度、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1006.5千米，国防地位非常重要。林芝也是西藏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原属西藏早期十二小邦之一。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工布哲那之地，以工杰噶波为王”。20世纪70年代，尼洋河边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和墓葬群，考古表明早在4000—5000年之前，林芝地区已有人类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出土文物中的网坠、箭头，说明这里的人们不仅在古代的尼洋河、雅鲁藏布江水滨从事农业，也兼从事渔业。非常遗憾的是，林芝人遗址由于挖掘采集工作并非大规模进行且多为地表采集，目前遗址无可寻。所幸的是，在古老的工布大地上还遗存了很多西藏早期文明的印记，据林芝市文物局统计，目前林芝地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275处，其中古遗迹82处、古墓葬22处、古建筑92处、石窟寺及石刻54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1处，其他4处，这是一笔遗留在工布大地上的巨大财富，实证了西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调研组先后探访了著名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朗嘎石碑、苯日神山、止贡赞普墓、工域哲那遗址等史前遗迹遗物。其中“二碑一墓”对文献资料极其缺乏的西藏早期文明研究意义重大。图片来源：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文物》2018年第10期二、刻在石头上的早期历史——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ཀོང་པོ་དེ་མོའི་རྡོ་བརྐོས་ཡི་གེ）阿音娜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位于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玉荣增村，是公元9世纪赞普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颁赐给工布王的盟誓文书，据刻文年代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该碑刻石面向西南，处于凹地里，据西藏文物保护所夏格旺堆考察认为，刻碑地面很可能不是当年吐蕃立碑时期的地面。碑刻上面盖有石板，四周垒有条状围墙。目前在碑刻周边修建了保护亭，为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碑身正面刻有古藏文乌金体21行，最底部有10个雍仲符号卐。大部分字体清晰可辨。碑文前部分述及了吐蕃始祖历史，后部分记载了吐蕃与工布盟誓。其中包含了西藏早期文明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片段。一是聂赤赞普之诞生。雅隆部落的第一代首领聂赤赞普，从高处来到工布的拉日江多神山，从这里开始他的雅隆部落首领生涯，前后共经历七世。二是止贡赞普之死。公元一世纪前后，因雅隆部落王臣之间发生权力争斗，第七代赞普止贡赞普被杀，他的两位王子即聂赤和夏赤逃到工布地区。三是工布与吐蕃同源。止贡赞普之幼子夏赤从波密返回雅隆，曾为雅隆部落的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而长子聂赤则留在工布地区，成为工布人的首领，开始了工布王的沿袭。据此碑文可以确认工布王和吐蕃王室同出一源，均属止贡赞普的子孙。四是碑刻最主要的部分记载了工布与吐蕃结盟立誓的内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工布王是十二小邦之一的王子，序列第九。赤松德赞赞普（755—797年在位）时期吐蕃与工布就有盟誓勒石记事（即后文述及之朗嘎石碑）。但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滋扰。赤德松赞继位（798—815在位）以后，工布小邦的统治者立即提出要求，于是重申旧盟，再结新好，反映了吐蕃王室以结盟立誓的方式控制各个小邦的情况。这就是这块藏文碑刻的历史来源。工布第穆萨石刻的发现和释读意义重大。石刻显示了8世纪末或9世纪初西藏部落内部互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同时碑刻也记载了从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到第七代止贡赞普的历史（传说）梗概，书写了西藏早期文明图景。最早关注这块石碑的是藏族学者。18世纪宁玛派著名学者噶托仁增次旺诺布（1698—1755）收藏的书目中就有这座碑的抄本。后有不同时代的中外学者黎吉生、常凤玄、王尧、恰白·次旦平措、尤伯赫、李方桂、柯蔚南、巴桑旺堆、夏格旺堆等都做过研究。石泰安等则利用石刻资料专修吐蕃盟誓研究，有经典文章《8—9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问世。2014年学者夏格旺堆探访石碑，拍下当时石碑景象并公开发表。第穆萨碑刻提到的聂赤赞普降临、工布王与吐蕃王室同出一源，止贡赞普以前凡历七代赞普等内容，弥补了早期史上的重要缺漏，同时也纠正了后期史料中的有关止贡赞普是吐蕃第八代赞普的错误，与敦煌吐蕃文书所记止贡赞普为吐蕃第七代赞普的记载吻合。值得一提的是，盟誓内容中还提到史书记载较少的早期社会经济信息，如酿酒粮食、青稞、稻米的生产，驿站递送等等，应该引起关注。碑文中所体现的诏敕盟誓文书行文的种种特征以及刻碑形式、防护装置，是以“人马盟誓”为初始形态逐渐发展的吐蕃盟誓研究的重要素材。有关该摩崖石刻的名称与叫法也引起学界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称之为“第穆萨摩崖石刻”，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石刻所在地区隶属第穆区，故有此名。但第穆一地与石刻所在相距较远，故该摩崖石刻正确命名应为“雍仲增刻碑”。据我们到摩崖碑地现场探访，目前林芝巴宜区人民政府2015年所立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之碑仍写作“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

第1编从远古到唐宋：西藏历史起源与中华文明一体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国一部分，藏族与世居青藏高原的古今许多民族为开发、建设和守卫祖国的西南边地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灿烂文化的发展谱写了不朽的华章。西藏地方的藏族和祖国内地的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也在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历史，走进那让人心潮起伏的遥远过往。第2讲

作者简介：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内容摘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当前开展藏传佛教工作的根本遵循。围绕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党政相关部门和宗教界作出了积极响应，在具体工作中推动了实践探索。学术界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形成了热议。文章主要从政策、理论、历史、实践四个层面展开讨论，在政策层面总结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出后藏传佛教工作领域呈现的两大特点，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合理性以及“化”的指向性、方向性等问题，在历史层面总结了佛教传入西藏实现的本土化、佛教在西藏传播发展中的中华文化底色、藏传佛教的三次自我大变革、政教合一制度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等经验，在实践层面根据近年来藏传佛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强和创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举措。【关键词】

【征文】关于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谱写藏学新篇章”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编者按

第1编从远古到唐宋：西藏历史起源与中华文明一体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国一部分，藏族与世居青藏高原的古今许多民族为开发、建设和守卫祖国的西南边地作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灿烂文化的发展谱写了不朽的华章。西藏地方的藏族和祖国内地的汉族及各兄弟民族，也在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历史，走进那让人心潮起伏的遥远过往。第1讲

编者按

序言：西藏概述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青藏高原腹心地区，由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的藏北高原，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地区的藏南谷地，藏东南横断山脉、三江流域地区的藏东高山峡谷和喜马拉雅山地区四部分组成，北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连四川省，东北紧靠青海省，东南连接云南省，南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毗邻，西与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西藏是中国水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积122万多平方公里，包括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那曲6个地级市和阿里地区，8个市辖区、66个县。截至2020年末，西藏全区人口总数为350.56万人。西藏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沼泽、冰川等多种存在形式，其中河流、湖泊是最重要的部分；西藏全区有野生脊椎动物795种，其中125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的三分之一以上；196种为西藏特有，大中型野生动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藏羚羊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80%以上，黑颈鹤越冬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80%，野牦牛数量占世界上整个种群数量的78%。西藏目前已发现的矿种（亚种）有103种，铬、铜保有资源储量，盐湖锂矿资源远景及高温地热储量在全国均排名第一。西藏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03处；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藏戏、格萨尔和藏医药浴法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20年，西藏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9项、代表性传承人96名；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60项、代表性传承人522名；布达拉宫等4个单位列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17部（291函）古籍列入全国珍贵古籍。西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国家致力于把西藏建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和世界旅游目的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和思想的大一统观念不断深入，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造就了中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世代生息繁衍在西藏地区的藏族和其他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而他们在历史上所建立的大大小小的政权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区域政权，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西藏历史是中国地方史或者区域史的内容之一，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曾经历了“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在父祖建立的基业上，开疆拓土、统一青藏高原地区，建立吐蕃政权。这一时期吐蕃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制度，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区域文化，改变了青藏高原地区长期分裂和发展滞后的局面。吐蕃政权瓦解后，西藏地区出现了一个低谷，也就是所谓分裂割据时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相继应运而生。自元朝时期始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元朝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清查户口、征收赋税、修筑驿站、驻扎军队、推行法律，实施充分有效的管辖，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入第二个高潮，中间经过明朝时期的过渡，清朝的持续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之前，西藏处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低谷时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走向衰落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造成边疆危机并出现“西藏独立”逆流。第三个高潮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藏经过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建立自治区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迈上全新的轨道，成为整个西藏地方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西藏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藏族先民和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各个民族的先民繁衍生息、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的文化，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有着漫长的密切联系的历史。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辖，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内地和西藏地区的联系成为西藏地方历史十分重要的内容。西藏地区是中国藏族的聚居地区，也是藏族和藏族文化的发祥地，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藏族还分别聚居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西藏地区各民族还与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其他各兄弟民族存在密切联系，相互借鉴，为自身发展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藏地区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壤，历史上与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过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对西藏地区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历史上的高原丝绸之路不仅连接着内地和青藏高原地区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沟通着中国人民与南亚、中亚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西藏地方历史命运的巨大转折出现在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建立西藏自治区以后。和平解放，驱除了帝国主义势力，结束了西藏地区各族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欺凌掠夺的屈辱历史。1959年的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统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结束了西藏地方黑暗落后、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为西藏社会制度变革、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权进步开辟了光明的前景，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是天翻地覆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央关怀、全国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条件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西藏的明天一定更美好。《西藏历史55讲》是在“珠峰讲堂·西藏通史”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与“珠峰讲堂”的内容有所不同。一方面采取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和图文并茂的方式传播有关西藏历史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以较为扎实的史料和客观的史实展开叙事，期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由于主要以人物和事件为线索，又略微侧重西藏与内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的内容，严格来说，该书并不是一部十分完整或简明的西藏历史，内容还有进一步补充完善的空间。值得欣慰的是，本书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视野下，认识西藏历史，生动呈现了西藏与祖国内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史实和史料支撑。书中难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感谢为本书撰稿并应邀参与“珠峰讲堂”的各位专家，感谢西藏电视台提供的平台。本书各讲撰稿人（按内容顺序排列）如下：张云研究员：负责全书统稿，撰写序言、后记，撰写第1—4编和第6编总括文字，撰写第1编第1—10讲、第2编第14—16讲、第4编第22—29讲、第5编第48讲。陈庆英研究员：撰写第2编第11—13讲、第3编第17—21讲。李德成研究员：撰写第4编第30—35讲。梁俊艳研究员：撰写第4编第36—40讲、第5编第44—46讲。邱熠华副研究员：撰写第5编民国西藏历史概述、第41—42讲。喜饶尼玛教授：撰写第5编第43、47讲。王小彬研究员：撰写第6编第49—55讲。

读【喜迎党的二十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藏品管理与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喜迎党的二十大】近年来“高原丝绸之路”研究综述【征文】关于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谱写藏学新篇章”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竺还在信中嘱咐道：“此次派足下等入藏继替，即有二人偕行，俾可收相顾相扶持之效。今后并希足下等在藏热切合作，以任务为重，无负于本所之企望也。”

【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高原丝绸之路”。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已证明青藏高原并非不毛之地，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发达的路网同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作为文明对话、贸易往来、民族交流的通道，高原丝绸之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丰富了丝绸之路的路网，佐证了不同地域间的文明交融。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加强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将对当下青藏高原相关地区的发展有重大借鉴意义，对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也将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证据。【关键词】高原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茶马古道【作者简介】王善蕾，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历史文化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注释从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自

专业化的全面发展期（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物安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西藏文化博物馆的藏品管理与保护工作也迎来了质的飞跃。（一）

多元通和：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冯智：藏文史料所载“三交”史实与文化的认同融合——以五世、六世班禅传史料为例拉先加：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初探拉先加：依法管理藏传佛教寺庙

【摘要】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执政时期，“天降佛法”说启开了吐蕃佛教之先河。然而，据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记载，早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吐蕃周边的佛教徒已在吐蕃境内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引荐佛教于吐蕃王室。龟兹石窟藏文壁文题记，揭开了吐蕃与吐火罗及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历史叙事，亦为吐蕃启开了丝路文明之道。【作者简介】德吉卓玛，女，藏族，青海尖扎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藏传佛教研究。【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1674年，滇西北中甸地区发生了以嘉夏寺为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及其信众反对和硕特蒙古及格鲁派控制的嘉夏寺事件。围绕这一地方性事件，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世俗地方势力及噶举派、格鲁派等宗派势力展开了角逐。这一时期滇西北呈现出复杂的政教格局。最终，格鲁派借助和硕特蒙古的军事力量，在这一角逐中取得胜利，格鲁派与噶玛噶举两大宗派长期以来的宗教纷争暂告一段落。同时，这一事件的平息为格鲁派在滇西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简介】李志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藏族史、满藏诸语料文献研究、藏文传记研究等。先后在《中国藏学》《藏学学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参与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文章来源】《藏学学刊》第23辑（2020年第2期）。【中图分类号】B949.2

近日，中国记协举办线上新闻茶座，邀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关专家以“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为题，与境内外记者和外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进行交流，并回答记者提问。就记者们关心的宗教中国化问题，专家们指出，宗教中国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由宗教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宗教中国化是对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概括，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两者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图为6月22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张云（左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扎洛（左三），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拉先加（右一）参加中国记协举办的“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新闻茶座。宗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实践证明，西藏与涉藏州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同时，也面临许多亟待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对我国藏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藏学研究队伍肩负为西藏与涉藏州县的发展与治理提供服务的重要使命，聚焦中心工作，胸怀“国之大者”，强化责任担当，近年来，在西藏与涉藏州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6月11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法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青藏高原发展论坛暨西藏与涉藏州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50余位专家学者广泛交流各地成功经验，深入研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难题，通过思想碰撞，集中攻坚，力求在学术探索上取得突破，进而为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使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图为明代缂丝唐卡《大慈法王相》，长109厘米，宽64厘米，虽经500多年，色彩仍很鲜艳，是色拉寺最有价值的文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总干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拉巴平措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指出，此幅唐卡应该是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皇帝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时赐予他的。图片源自中国西藏网，翻拍自《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摘要】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藏学界特别关注和重点研究的西藏历史人物之一，作为宗喀巴主要弟子之一，代表宗喀巴于永乐朝和宣德朝两次奉旨进京，分别被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释迦也失1414年第一次奉命进京朝见永乐皇帝地点问题，以及朱棣所作相关安排的历史背景，并由此进一步延展出明朝中央政府对刚刚兴起的格鲁派的支持态度。【关键词】大慈法王；永乐皇帝；格鲁派【作者简介】陈立华，女，蒙古族，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文化、汉藏佛教比较研究。陈庆英，男，汉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度母信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6BMZ031。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部分注释从略。【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21）04-061-009正

【摘要】清代“夷图”和“舆图”的研究之中，绿营“营制总册”这一类别一直以来都未得到足够关注，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更为少见。因此，本文选取了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云南标下元江营》为研究范例，从该本营制总册记录的元江营营建背景的梳理、“夷图”与“舆图”内容的挖掘以及作者修撰心理的分析三个方面入手，希冀以一种新角度为此类“营制总册”的解读做出尝试，进而为探索少数民族图册研究开辟新路径。【关键词】清代；营制总册；《云南标下元江营》【作者简介】刘星雨，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章来源】《美术观察》2019年第12期，原文注释从略。【中图分类号】D691近年来，随着国内图像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描绘边疆少数族群形象的各类“夷图”以及边疆地区风貌的“舆图”引发了学界研究热潮，这其中，清代“职贡图”、“百苗图”、“滇夷图”和其相应的舆地图像研究方兴未艾。迄今为止，这类民族图册的研究已有较多切入点，或是侧重版本的考据，或是挖掘其中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抑或是探讨图像与清帝国政治和边疆治理的联结关系。然而长期以来，绿营营制总册这种档册文献中的“夷图”与“舆图”并未得到学界过多的关注，关于营制总册的专题性研究也较为缺乏，仅见对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颇有建树的秦树才教授发表过两篇相关文章。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试以《云南标下元江营》这部营制总册为研究立足点，梳理其中记录的营建过程，试图从其中的“夷图”和“舆图”角度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尝试解读档册“制作人”的心理活动，希冀探索出此类民族图像研究的新视角。一、概念释义及营建背景介绍所谓绿营，是由清朝在其统一过程中收编的部分明朝军队、农民武装以及招募的汉人士兵组建而成的一种常备武装力量，因其使用绿旗，所以被称为绿营或绿旗。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载：“国初定八旗之色，以蓝代黑，黄、白、红、蓝各位于所胜之方，惟不备东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后，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其基本营制等级按次第分为标、协、营、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领属称为“标”，副将（副总兵）领属称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领属称为“营”，千总、把总、外委领属则为“汛”。因此，以《云南标下元江营》为例，营制总册可以解释为一种详细记录绿营管理概况的档案清册，其内容包括所辖疆域、接壤城池、民风土俗、官兵马匹、粮饷、军火器械、塘汛墩台、程站里数、同城文职、控制土司以及夷人种数等诸多方面，内容详尽。对营制总册的研究不仅是清代军事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微观视角，更为区域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目前，绿营营制总册在国内外的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都有发现，本文所选《云南标下元江营》营制总册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摘要】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随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藏传佛教传至祖国其他地区，这不仅增进了各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历史上，藏传佛教爱国人士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和谐、边疆的稳定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键词】民族融合；祖国统一；文化互鉴；宗教建筑【作者简介】陈立健，蒙古族，青海贵德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文章来源】《西藏研究》（汉文版）2022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中图分类号】G122【文章编号】A【文献标识码】1000－0003(2022)01－0001－0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本文谨从元代和清代文化交流互鉴的几则事例，管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以引导人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慈济殿主供三世佛像须弥台座，魏文摄同时，这张照片中颇有特色的方塔形佛龛现在仍保存在雍和宫万福阁一层两侧。此种类型的塔龛在雍和宫万福阁内保存有六件，应当都来源于慈济殿佛堂。【图17】图17

敦煌古藏文P.T.1285所载小邦王名称研究杨

吐蕃王权研究海外学术史钩沉杨毛措作者简介：杨毛措，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摘要：吐蕃王权一直以来都是海外藏学界西藏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目前为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首先梳理了吐蕃王权研究在海外学界缘起的学术背景，阐述其发展历程和阶段特征，主要通过介绍和评述该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经典理论命题和主要学术争论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观点，分析了近70年来海外吐蕃王权研究在学理路径、研究范式和方法视角等方面的主要特色和主要成果。基于对海外吐蕃王权研究历史脉络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初步总结了其理论经验和学术价值，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和存在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王权成为国内学界探讨藏族古代历史文化的有效视角。石硕、林冠群和张亚辉等学者基于王权神话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权属性、政治文化、王权形态和等级衰降等问题。

【内容摘要】按照藏族传说，小昭寺由文成公主修建，这一说法影响深远，实是对小昭寺的误解。根据汉藏史料互证，小昭寺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修建的宫殿，文成公主为供奉释迦牟尼像进行了扩建。文成公主去世后，汉僧在此长期居住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寺庙。明代阿勒坦汗仿照拉萨大昭寺所藏十二岁释迦牟尼等身像，塑造佛像并建寺供奉，以蒙古语寺庙之意称其为召。在蒙古语中小昭寺的名称是依八岁释迦牟尼等身像而来，汉文小昭寺的名称则是清初从蒙古语或满语转译而来，小昭寺的修建以及名称演变充分体现出藏蒙满汉各族历史上密切的文化交流。【作者简介】刘凤强，西藏民族大学教授【文章来源】《藏学学刊》2021年第1辑（总第24辑），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礼仪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交往中的作用及影响研究（唐至清）”（20BMZ032）阶段性成果；西藏文化传承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委托课题“唐蕃会盟研究”（XT-WT201823）阶段性成果。小昭寺，藏语称为“རྒྱ་སྟག་ར་མོ་ཆེ”（汉虎热木齐），或简称为“ར་མོ་ཆེ”（热木齐），位于今拉萨市八廓街北约500米处，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寺院。据藏文史籍记载，小昭寺是文成公主进藏后修建的，修建时间稍晚于大昭寺，这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述，无须赘引。《西藏王统记》记载，大昭寺和小昭寺都“用时十二个月，同时完工”，这种说法可能是藏族人民的美好想象。在藏文史籍中，对于小昭寺的修建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充满了传说色彩。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携带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作为嫁妆，将佛像置于车上，由两个大力士拉着行走，当车行至拉萨时，车身陷于泥土，无论如何用力都拉不出来，文成公主经过推算得知，必须以释迦牟尼像镇压，于是命人将佛像供奉于所陷之地，在佛像四周树立四柱，悬白帐围之，后来小昭寺就是以此为基础建造起来的。这则故事在《柱间史》《弟吴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等史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故事传闻只是人们对某一段历史的记忆，不可轻易信以为真。但因为历史久远，史料又极为缺乏，故而被藏族史书反复记载，人们也乐于讲述这一故事，以至于故事传说被作为信史广为流传，清代有关西藏的汉文方志书如《西藏志》《卫藏通志》等，也都沿袭了藏族的传说，甚至今天一些学者在论及小昭寺来历时，仍然将之作为重要史料引用，似乎已是大家默认的史实。然故事传说毕竟存在脱离历史真实的成分，如果我们欲探求历史真相，必须仔细审阅古代史书的相关内容，从中寻找小昭寺修建以及演变的蛛丝马迹。一、小昭寺兴建缘由及时间要探讨小昭寺的修建时间，首先我们要从吐蕃时期拉萨的建筑开始谈起。关于吐蕃早期人们的居住情况，史料较为缺乏，一些分裂时期及以后出现的藏文史书所记内容多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在汉文史书中，较早记载吐蕃居住状况的是《通典》，文称“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氊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通典》编纂始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经三十余年，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距松赞干布时期已一百多年，杜佑的描述应是松赞干布以后的情形。从杜佑的记载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松赞干布以后，吐蕃的建筑都规模不大，数量似乎也不多，人们尚不习惯于居住在建筑房屋中。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描述吐蕃居住状况说：“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廓”，《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

第一作者石硕【摘要】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是在历代中央王朝大力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并在中华文明形成中发挥过重要文化纽带作用，是根植中国土壤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体系，这些特点为其在新时代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础。从现实基础看，藏传佛教为青藏高原及周边多民族群众所信奉，贴近民众生活并对信众有较大影响，可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团结青藏高原及周边各个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积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委员；王鑫源，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生。【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1年第1期。文章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21）01-0027-08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的一贯方针和政策。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及涉藏工作重点省有这样一段论述：“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是党中央在深入分析总结当前西藏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相关地区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的基本任务和发展方向，是我们认识和把握西藏及其他地方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思路。这段论述归纳起来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引导西藏及涉藏州县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二是“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简言之，对西藏及涉藏州县而言，一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二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并紧密联系的。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本文欲就认识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略作讨论。一、认识藏传佛教在新时代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基础1.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试论《宗喀巴文集》编纂特点夏吾李加①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现实贡次：对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点认识熊文彬：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在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流传与演变才让：“帝师（ཏི་ཤྲི།）”名号在西藏的使用和含义变化之探析李志农

【摘要】西藏穆斯林的多元文化特征，证明了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藏穆斯林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增加。文章从主要成果、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研究缺陷四个方面，对国外以西藏穆斯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进行分析评介，认为国外研究成果虽然善于利用多语种文献资料，但因错误认识西藏历史地位，又缺乏到西藏穆斯林社区的实际调研，其缺陷与局限也非常明显，对此我们应批判地、辩证地看待。【关键词】国外研究；西藏；穆斯林；述评【作者简介】杨晓纯，女，民族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当代涉藏问题研究。【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中图分类号】K28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21）03-0213-092018西藏穆斯林指世居西藏自治区的伊斯兰教徒，人口约5000人，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地。西藏穆斯林的形成反映了西藏与祖国内地，与中亚、南亚宗教经济文化交流的历程。其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体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加证明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自20世纪八十年代，西藏穆斯林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学者们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分析西藏穆斯林的族源、文化传播、社会交往、族群关系等问题，认为他们跨国家、跨族群、跨文化的特征在喜马拉雅区域文化形态里具有典型意义。全面了解国外研究现状，熟悉“主体性”与“复合性”的边疆叙述模式，补充国内缺少的外文资料，努力开展中国视角下的西藏穆斯林研究，应是打破西方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霸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在已有国内研究述评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主要成果、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研究缺陷四个方面，分析评介国外以西藏穆斯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一、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了展示国外研究的历史延续性与发展阶段，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将西藏穆斯林研究的发展梳理为三个阶段。（一）1990年之前相关文章零星出现自17世纪初以来，西方世界就从派往不丹、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天主教传教士口中得知西藏境内有穆斯林。18世纪末，英国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代表收集了很多穆斯林在贸易往来中所扮演角色的相关信息。但直到20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对西藏穆斯林进行研究。早期相关文章主要出现在《穆斯林世界》期刊中。乔治·哈里斯（George

产生活佛转世的社会基础之思想基础和绝大多数宗教一样，佛教主张人类的生命由肉体和灵魂（或者称为心识）组成，肉体可以消灭而灵魂不灭。在许多区分不同宗教的差别中，对肉体消灭以后灵魂的归宿和“另一个世界”的不同的说法，是基本的差别之一。在佛教产生以前，东亚和古印度普遍存在着灵魂不灭和阳世阴间的概念，甚至也有灵魂返回阳世的观念。特别是在古印度，在早期的婆罗门教的《奥义书》时代，就提出了“业报轮回”的学说，认为一个人死后是上升天界还是坠入地狱，取决于他生前所做的“业”，做了善业死后就会得到善报，做了恶业死后就会得到恶报。这种学说固然是宗教思想理论的内容，同时在社会上又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被用来激励人们一生遵守道德规范，行善积德，不做坏事，死后才能够升入天界。这种思想在后来出现的古印度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中也广泛流行，不过最后还是佛教把灵魂不灭的观念发展到系统理论的程度，建立了完整的“六道轮回”学说。约翰·布洛菲尔德注意到东方的灵魂观念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东方认为灵魂是一代接一代地延续的，也就是处在不断的轮回之中，他说：“一种解脱过渡阶段之法和缺乏自我的永久灵魂概念被排除了，但大家应承认形成一个人的个性的大量的法相确实是一代接一代和一劫接一劫地坚持下来了，虽然肯定是以变化的形式出现的。当然，达到成熟年龄的人是从他不再是青年人的时候起逐渐成长起来的，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从我们在自己的前世中的存在状态开始而成长起来，随我们而进入这一生命的有许多可以决定我们现有地位和我们人格不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法相。佛教中相当于基督教灵魂的概念就这样随时地、一代接一代地变化和直到自我的幻相被驱散和涅槃得到实现的持续性。这种信仰与西方的传统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很难被一种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继承者们所接受。但它却是被世界近一半左右的人口所接受的事实。因为不仅是佛教徒，佛教徒之外的印度教徒、道教徒和其他人也都赞同它。虽然根本不可能得到验证，但它却并不是不符合逻辑条理的事。假设生命在那些具有一种有限起源的众生的未来生命能够无限发展的有神论信仰中，则不大具有逻辑性，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认为有始者必有终。大家可以观察到的一切（能量与物质）都会有变化，但永远不会造成从无中开始的造化和彻底的寂灭，同样的法则也适用于无法观察到的事物，这一切似乎更可能，而不是相反。此外，在接受转世论（轮回论）的同时，更容易实现对通过有关背景式的承袭关系的论证而对难以解决的许多问题作出诠释的尝试。”藏族原始先民崇信的是典型的万物有灵论，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也是有灵魂的，而且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并且可以寄托于不同的自然物，称之为寄魂物。这个寄魂物成为人的命根子，如果寄魂物遭到破坏，人的生命就会结束。因此一个人的寄魂物对别人是保密的。在藏族的原始灵魂观念里，一个家族或整个部落也有灵魂寄居处，如神山圣湖等，这些神山圣湖的变化会影响到家族命运和部落的兴衰。由此可见，在藏族的原始灵魂观念中，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而是由身体，灵魂和寄魂物三部分共同组成的，其中，寄魂物是生命的核心，灵魂是生命的中介，而身体仅仅是生命的载体。在古代藏人的灵魂观念里，还十分关注灵魂的归宿。在敦煌古藏文文书记载的赞普王室起源的神话中，吐蕃早期的赞普都是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神子。他们下凡是通过一根神奇的光绳（dmu-thag），在他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灵魂就会化做一道光，沿着光绳重返天国。在7世纪初佛教从古印度和中原地区传入西藏之前，西藏信仰的宗教是由辛饶米沃切创立的苯教。早期的苯教崇拜自然、崇拜鬼魂，具有自然宗教的特征。其崇拜对象包括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的大自然，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王朝在举行会盟大典时，“会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诸神”。苯教把世界分为天上、地上和地下三界，天为上界，是天神“赞”所居之所。并认为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是从天而降的天神，后来统治过西藏的萨迦款氏家族和帕木竹巴的朗氏家族也都宣称其家族起源于天神或者是天神和人结合产生的后裔，由此可见对天神的崇拜在藏族早期的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崇拜鬼魂，敬重巫师，崇尚巫术是早期苯教的又一大特点。《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说吐蕃“其俗重鬼右巫”。这里的“鬼”即鬼神。“巫”即巫师，神巫结合构成了早期苯教的主要内容。正如王森教授所言，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苯教似内地古代的巫觋，以占休咎、祈福禳灾以及治病送死、驱神降神等为其主要活动”。早期的苯教徒认为人世间到处都有鬼神，而且人与鬼神互相依存，互有所求，人死以后灵魂转变为鬼神，鬼也可以转生为人，而且鬼神可以驱使人，同样人也可以通过巫师及其巫术活动来驱使鬼神，使人免除苦难。因此，苯教巫师通过实施各种巫术替人驱鬼求神，制止灾祸。据敦煌古藏文写卷记载，苯教认为人死后要进入两种“死后世界”：一是进入富足、安乐的“乐土”世界；二是穿过一个充满险阻的黑暗、痛苦世界而获得再生。举行葬礼的目的就是为死者引路，帮助死者迅速安全地穿过黑暗的世界并“赎回”死者的灵魂。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死后转生，这种藏族先民原始的灵魂观念及早期苯教的灵魂观念显然与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在文化渊源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7世纪传入藏族地区的佛教，给藏族的灵魂观念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变化，藏族社会在原有的灵魂观念之上，普遍接受了佛教的灵魂不灭和六道轮回思想。按照佛教的“六道轮回”学说，宇宙中的所有生命可以分为六种，也即是“六道”，由于灵魂不灭，所以人类的生命实际上是在天神、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等六道中不断地轮回，这也就是说，实际上任何人都处在不断的转世过程之中。只不过对于平常的人来说，决定他下一世转世到六道轮回中的什么“道”，是善趣（天、人、阿修罗）还是恶趣（畜生、饿鬼、地狱），是由他在这一世（甚至是以前许多世）所做的“业”来决定的，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转世是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知晓的，这种关于由“业力”控制的常人的转世过程的说教，就是通常所说的，也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按照佛教的理论，人类（甚至是所有的生命体，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众生”）只有在无数次的转世中不断地做善业，不做恶业，才能够修成正果，成为菩萨或者成佛，才能够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的目的。灵魂不灭和六道轮回的思想是活佛转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只有承认生命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而且是可以分离的，当人的这一世的肉体的生命结束时，灵魂就会离开死亡的肉体，经过在中阴界的选择，投生到新的母胎之中，经过母亲的孕育，再次诞生为人或者其他生物，才有可能谈到转生。而没有生命的转生，就不可能出现活佛转世的制度。佛教以“了断生死”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都把六道轮回以及解释产生六道轮回的原因的十二因缘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把这种理论宣传到各阶层人们的心中。与此相配合，佛教还系统地阐述了修行佛法最终能够得到的正果——“成佛”的理论。“佛”是“佛陀”的简称，而“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译为“觉悟者”、“觉者”。这里的“觉”有三层含义，即：自觉、觉他（使众生觉悟）、觉行圆满，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小乘佛教讲的佛，一般作为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即认为只有释迦牟尼这样的圣者才能够成为佛陀，其他人所能够证得的“果位”是阿罗汉，而阿罗汉还要经过无数劫的修行才能够成佛。早期小乘佛教的造像中，佛陀的形象是不能用常人的形象来表现的，在需要表现佛陀的形象时，只能用法轮、佛塔、佛的脚印等图形来代表佛陀。后来才出现用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及具有十力、四无所畏惧等神通来描述佛身的特异，以及福德的圆满，也就是要用人类可以比拟和想象的形象来表现佛陀，以使世间的信徒能够崇敬和亲近佛陀，由此才出现了有世间人类的身体框架但是又不同于世间任何一个人的佛陀的形象，并用《造像量度经》等经典来规定和统一佛陀造像的形象和结构比例。这也就是说，用与常人相近的形象来表现佛陀，本来是一种为了使世间民众便于接受和理解的“方便法门”，不应该执著于佛就是那样的形象的认识。大乘佛教认为，除释迦牟尼以外，在过去的无数劫中，也有许多佛陀，将来还会有众多的佛陀。一切觉行圆满者都是佛陀。从这一认识出发，大乘佛教认为三世十方到处有佛，其数量如恒河沙数。既然佛陀是修行的最高果位，因此成佛以后的佛陀的身体也即“佛身”就具有最高的神圣地位和神异特征，也有极大的神秘性。大乘佛教还发展出佛有二身、三身以及四身、五身、六身的学说，最基本的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佛陀有“三身”的说法。藏文《百法明门》在解释三身佛的理论时说，法身佛，即修行所成就之究竟果位法身，具备诸多无漏功德者；报身佛，即法身中不动不起，但于化机菩萨圣众之前示现身形，成为化身之所依处，为诸相好所庄严者；应身佛，即增上缘报身所起，现于净与不净之化机中，为利益诸化机而随缘受生之色身。也就是说，佛陀在成佛以后，可以其有三种佛身：一是真正的“涅槃寂静”的法身，这是具有“无漏功德”的佛身，与尘世没有任何关联，不显示任何的形象，尘世众生甚至无法想象其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与尘世发生任何联系，就不是真正的“无漏”。二是报身，即佛在他应教化的菩萨、圣众面前示现的身形。尘世众生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通过佛教经典描述的佛陀的“相好庄严”去想象报身佛的形象，或者通过各个佛教寺院中的佛像（塑像、画像）去认识报身佛的形象。三是应身（即化身），是佛为了教化尘世中有缘众生，因为其普度众生的誓愿而在“净与不净”的世间即我们常人所处的尘世间受生为“色身”（可以是人、动物等），也就是我们常人所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能够理解的六道轮回中的众生形象。一般人接触最多的佛的化身故事，是《佛本生经》中所说的释迦牟尼在以往的许多世中投生为各种人物或者是动物，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来教化众生的故事。佛陀的“三身”说法在不同的经典和佛教流派中，略有不同。按照通常佛陀具有三身的说法，佛陀有以下三种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