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问题泛滥的原因是社会解体，解决宗教问题的出路在社会重建
4月22日和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引入瞩目的是这次会议的规格，往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基本上是宗教工作系统内部的会议，宗教局局长讲话，但这一次，六位政治局常委出席，习近平做重要讲话，李克强主持，俞正声做总结讲话，在京的政治局、国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出席会议，宗教问题严重地区和跟宗教问题关联紧密的公安部、教育部出席发言。联系会议召开前不久，国家民委调整了人事安排，可见中央对宗教工作现状的判断和重视程度。
宗教问题确实不小，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到的。从习近平的讲话来看，上头对此是有认识的，讲话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一一做了回应。
宗教问题中最大的恐怕要数各种宗教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越来越深，且有争夺信众的趋势，造成社会价值观混乱。在基层蔓延最广的是基督教。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此外讲话还明确提出了宗教发展的“中国化”问题。宗教中国化的意思，用一个专家的话说，就是不管什么神到了中国都是玉皇大帝的表弟。宗教中国化就是宗教世俗化，不能搞独立王国。
习近平还特别针对党员提出了要求：“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这针对的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信仰失落，“不问苍生问鬼神”，搞封建迷信，或者皈依宗教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干部信教以选择佛教为主，手里摆弄佛珠仿佛成了一种时髦。黄纪苏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经尖刻地讽刺说，一些党政机关简直可以改成佛教协会的分部了。
此外，个别宗教有极端化倾向，有以宗教教义挑战国家治理的根本政治原则的倾向。不用说，有这种倾向的是伊斯兰教。其实，更确切点应该说，是一部分信伊斯兰教的人。这就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背景。
之所以把教育部也叫去开会，是因为伊斯兰向基础教育的渗透太厉害了。网上有一个甘肃临夏的清真寺女校毕业典礼的视频，看着真不像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搜了一下，网上已经删除该视频）。习近平在讲话里说，“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针对教育界的情况说的。
抛开对会议的解读，回到对现实的判断上，我们可以说，宗教问题说大爷大，说小也小。一方面，宗教问题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宗教问题现状的改善和解决其实并不难，工作怎么搞，道理是明摆着的，只要好好做，就能搞定。就怕不好好做。
理解这一点，就要先理解中国人民的文化基础和宗教问题泛滥的具体原因，然后才好谈采取什么样的有针对性的正确措施。
中华文化是非常世俗化的文化，中国人的“宗教”是历史，是伦理，并不把最终归宿寄托于一个虚幻的天国，而是寄托于在家国的历史谱系中的应有位置。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是注重现世的，把现世的伦理责任的完成视为最高使命，对宗教是淡漠的。即便热衷于宗教的人，也是把宗教当做解决现世问题的工具，比如到卧佛寺求offer什么的。
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住在河北农村，那是民间教会泛滥的地界，河北省也被叫去开会了。老太太曾经被同村人拉着去参加了几次民间教会的活动，劝她信教，但她脾气比较急，急了就会骂人，但这是教义所不允许的，所以每次骂人后得忏悔。几次之后她就受不了了，说他妈的太麻烦了，再也不去了。
我姐在她深信佛教的妯娌的劝导下，一度想跟着信佛，改吃素食，但仅仅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饮食上的不适应放弃了。说白了，为了酒肉，可以放弃佛祖。
这些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都说明，宗教对普通人并不具备真正的吸引力。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走向宗教呢？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解体。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人都走了，留下的是老幼病残，平日里是寂寞的，有事也没人帮忙。教会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白，大家聚在一起，既是精神上的安慰，有事了还能互相帮助。对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来说，参加教会活动是有双重功能的，对这些生活有困难而又不同通过组织化的渠道得到关照的人们来说，宗教成了“抱团取暖”的选择。而对那些自己的生活相对完整，也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人，宗教并不会成为真正有诱惑力的选择。比如我姐，她的精神支柱是她儿子，所以不需要佛菩萨。
对一些干部和商人、明星等而言，宗教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交手段，所以这些人多选择世俗化程度最高的佛教。这也是主流价值不彰，精神世界空虚才留下的空隙。比如张铁林的“坐床”事件，人们普遍当个娱乐事件和闹剧来看待，而不会看成宗教问题。
伊斯兰教特别一些，因为它的世俗化程度低，穆斯林家庭生育率高，生出来就是穆斯林，信仰坚定。在社会解体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对这个群体来说意义不限于信仰，还成了群体身份认同的方式，也是一种“抱团”。很多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背后其实是有经济利益的，想垄断某些生意，谋取利益最大化。所以越是市场化，伊斯兰教就越会倾向于极端化；越是拿钱摆平他们的闹事，他们就闹得越兄。
但伊斯兰教也是有克星的，那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予。我前天发的《老无所依》（点击阅读）一文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再举一例，作家王蒙年轻时曾经长期在新疆生活，文革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小说写完了，风向变了，出版不了，就废弃不要了，一直到前几年，书稿又被翻出来，才正式出版，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在后来修订时补充的“小说人语”中，王蒙提到，当年他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经常会有维族姑娘跳到车后座上，让他带一段，到了地方跳下车，喊一声王大哥再见就跑远了。他感慨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并没有拉开人与人的距离，那种文化和民族的真正大融合令人向往。大融合怎么做到的？是社会主义统领下才做到的。
俞正声在总结讲话中说，“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什么是宗教的消极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鸦片，是起麻痹作用的。而人民之所以会需要这种精神鸦片，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因为在现实中遇到了问题，需要它缓解痛苦。
问题和痛苦哪来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是社会解体导致的。那么怎么解决呢？改革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带领人民重建社会，当现实社会成为人民的真正的家园，对宗教的依赖自然就没有那么重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的，关键就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个更进步的价值观，社会主义社会是把人包纳进来而不是甩出去的，只要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宗教就不会成为把人与人分隔开来的因素。但，到底能不能真的回头去好好搞社会主义？真正的考验就在这里了。
重建社会主义人民社会，党首先要恢复活力。党怎么恢复活力？开玩笑地说，在当下这个阶段，倒不妨先向宗教先学学。我参加过几次家庭教会，我虽然不信那个东西，但其氛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各党支部的会议要是能有一点那个认真的劲儿，就没有党办不成的事。
说句大白话吧：毛泽东才是真神，只要理直气壮地把毛泽东的旗帜树立起来，洗心革面回头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什么妖魔鬼怪都要低头让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