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时节，未名湖边一片桃红柳绿。我特地在一个下午到湖边走了走，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会儿。这不过是个矫情的仪式，望着那一汪水，思绪并没有飞扬，而是脑袋空空，一如这么多年空空的人生。自打走到这湖边，又一个十八年(马上就十九年了)已经过去了。我还记得第一次走到未名湖边时的失落，说，这哪是什么湖啊，就是个水泡子嘛。北大百年校庆前，一群校友攒了一本《北大往事》，有个作者说到初见未名湖的感受，竟跟我是一样的，不过他到快毕业了才壮着胆儿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 未名湖
可是水泡子和水泡子不一样，这个水泡子生在北大校园，就被称为湖，还有无数人将华美的词句献给它。“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比如，某个北大的校园诗人早年间就这样歌唱过。这样的语言可以叫做诗，刻薄一点说，也可以称作话语的泡沫。北大曾经是诗的天下，但后来开放搞活了，诗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诗人们也都改行去写广告词了。于是，我们的生活开始到处闪烁着泡沫的七彩色。我不喜欢话语的泡沫，倒喜欢戳破它，这像是我的本能。我还记得背着一个包袱前往北京的情景，包袱里面装着一套被褥和几件衣服。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行，是去北大报到，可是我心中没有豪情万丈，也没有鲤鱼跳龙门的喜悦，甚至有点抗拒，有点失魂落魄。这有点不合常理，但就是那样的。不要追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到了北京，我遇到了一个小困扰，我转(读四声)向了。方向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在北方平原上，房屋是坐北朝南的，地垄沟也是正南正北的，少有例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方向有清晰的感觉，失去方向感也会有明显的焦虑。我知道有些在不同空间环境下长大的朋友对方向是迟钝的，他们只知前后左右，不知东南西北。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我的感觉，这种感觉也不容易用文字描述。总之，我眼中的北京错位了90度，在我的认知里，太阳从南边升起，在北边落下，北大南门是朝西开的，天安门城楼也是坐东向西的。一般来说，转向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一旦克服了最初的陌生感，方向感就会恢复。可是我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在转向中，怎么也调整不过来了，我在我眼中，北大南门依旧朝西而开。我就在这样拧巴的感觉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以一个漂泊者的姿态，直到今天。这拧巴的感觉，或许就是我与“主流”格格不入的隐喻？这个意象在我的头脑里盘桓已经十多年了，2006年，北大入学十年的时候，我以《北大南门朝西开》为题写过一篇文章，除了给同学看过，并未在任何地方发布。那时的思想还不成熟，如今回头看，那篇文章除了过于矫情，还有刻意地油嘴滑舌以制造幽默的倾向。于是我又提笔重写《北大南门朝西开》，并决定用这篇文章的标题作为我第一本文集的名字。是的，我的一些文字终于要印成一本书的样子了，这无论如何是件值得安慰的事。当然，这本《北大南门朝西开》并不能算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它不是就某个问题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过去一些年我在媒体生涯中写下的一些或长或短的文章的集合。幸运的是，它们的生命力没有随着媒体周期的结束而完全结束，还有一点儿值得重新印刷的价值。认真地写一本或数本书，让它们活过我，也就是说在我身后，还能有人认为它们值得阅读，是我的志愿。但这个计划的实现还遥遥无期，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着手。既然是写在书的后面，我想我有义务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写文章，为什么这么看待事物。这就要回顾一下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思想成长产生影响的一些零散片段，而一回头，就愈发觉得人生的空空了。看过一些前辈大家问学的回忆，凡有些成就的，必须要有一点儿童子功的。这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生在书香门第，家里没有书。幼年阶段，背过一些古诗，这跟多数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姐姐教我，当时她上初中，那些短的诗，她连着念上几遍，我就差不多能记住了。那本《唐诗三百首》大概是为了让我学背诗才特地买的吧。会背诗，最大的功用是给大人们提供些乐趣。走在村子里，时不时地会被人截住，背一首诗才放行，然后他们会说，老李家这孩子可奸了。“奸”这个字在我们那儿的话里没有任何贬义，纯粹就是聪明的意思。这种情况，我父母当然是高兴的，谁不喜欢孩子被人夸赞呢？学背古诗大约在反叛意识产生之后就结束了，一旦不愿意再配合大人的要求表演，自然也就不愿意再学了。小时候的那些事儿，我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我母亲和我姐姐经常会提起，对她们来说，可能对长大的我越是失望，就越喜欢想起我小时候的好处吧。一直到上大学，我读过的课外书屈指可数，包括三卷本《三国演义》中的一册，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还有一本当代文学作品的合集等，都是从亲戚家里找来的。其实在高中阶段是有机会扩展阅读面的，但我自觉地放弃了，把精力用在了功课上。这是我循规蹈矩的一面。我在青少年时代的人文教育大体上是由袁阔成先生和单田芳先生承担的。在青少年时代，真正对我产生过影响的倒是有一本书。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意外，这本书是柯云路的《大气功师》。初中时，我有一位同学喜欢练气功，这本书就是他借给我的。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候全国都在闹气功热，当年在北京小有名气的一位气功大师，在大学时代成了我的老师。他叫王青松，大二那年给我们上过行政法学。他在课上讲过什么，我一丁点都不记得了，但记得他口音极重，衣着褴褛，头不梳脸不洗。印象深的还有他开着自己的小汽车来上课，车里的座位拆了，横七竖八地放着水桶，因为他不吃自来水，时而要出城去拉泉水。后来听说他离开北大了，前两年，因为唐师曾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他在深山中隐居了多年。
借书给我的时候，我同学叮嘱说，对书里面说的，要信。我记住了他的话，打开书以后，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里面讲了很多离奇的故事和道理。那是初中结束高中尚未开始的暑假，有时候我会带着这本书去放牛，当牛四处吃草的时候，我就按照书中说的，盘腿坐在地上，想象着气在身体里的运行，努力用意念沟通天地。北方的夏天并不很热，在太阳下晒着只是觉得很温暖，四周长着青草，开着野花，耳边有蜜蜂和苍蝇的嗡嗡声，闭上眼睛，只觉得面前一片火红。我并没有找到气感，但回想起曾在天地间那般忘我的情形，还觉得美好。该书的野心其实很大，企图做的是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并给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整体论认识框架更优的结论。这种说法对我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高二时文理分班时，我选择了学文科。那时大家都觉得，学习好该选理科，学不好数理化的差生才学文科。如果不是因为那本书的影响，我很可能会随大流学理科，今天应该是个工程师或者技术员什么的，以写字为生的可能性不大。这个阅读经历对我的认识方式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深远的影响，那就是接触一个理论或一套说辞的时候，应该首先进入它的逻辑，搞懂它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跳出来。如果我没有按照同学所说把那些故事当真，就不会对作者讲的道理做同情式理解，也就主动封闭了解一个领域的可能性。如今我早就对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什么的不感兴趣了，但了解过总是没坏处的。我想，这就是“虚心”的意思吧，虚心意味着“使心空虚”，放下成见，才能真正了解以前所不了解的东西。在学习上，这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不是自由派，但我大体懂得自由派们是怎么一回事，我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外行话，因为我虚心地了解过他们讲的东西。反过来，相当多的自由派是完全不了解左翼的理论的，空有一个反对的姿态，他们的批评，大抵是在跟他们自己想象的对手的斗争。如果他们虚心一点，能踏实地多学习，也不至于那么蠢了。但我当时的虚心也并非真正的“虚心”，而是因为脑袋原本就是虚空的，现在恐怕也难以做到真正的虚心了。在北大上学期间，我选修过一门面向全校的公共课，课程就叫“中西文化比较”，授课老师是英语系的辜正坤教授。辜先生的看法跟《大气功师》里说的有几分相似，他说《道德经》是本气功书，没有对气的体验，就不能完整理解中国文化。辜先生也讲过他个人练气功的经历，听起来也是有点玄乎的。我特地在网上搜索过，没发现辜先生在其他场合以气功师的身份出现过，他讲气功都是在课堂上，所以他的话可信度是高的。另外，东北民间生活是少不了萨满教色彩的——萨满教是人类学家的文词，我们那儿叫“跳大神”，严格地说，它只是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自幼接触过，有一点儿了解，所以我对把这类事物一杆子扫入“封建迷信”或者都说成“巫医骗人”持保留态度。根源于这些经历，我对科学解释不了的以及非科学的东西保持着兴趣，也保持敬畏，对科学主义的调调和一切打着科学名义的霸权话语都极为反感。哦，对了，我是怎么知道北大的？全然想不起来了，大概是从村里人的口中听到的吧。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样的意识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很小的时候，附近一个村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多年来这是大家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尤其是我二叔，特别喜欢说这个，虽然他不认识那个叫张国俊的人也不认识张家人，但说起来的时候像是在分享着荣耀。应该是在那些谈天里，我听到人们把北大和清华相提并论。凭着一些模糊的印象，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考就考北大，也不枉上过一回学。幸运的是，这个想法实现了。我在大学里荒废了太多的光阴。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到北大报到的，也许他们中有不少人带着壮志雄心，早就做好了人生的规划，清楚自己要在大学里得到什么罢。我还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于是没有方向，如果说感到迷失，也不过分。这个状况一度发展得很严重，不光是大学生活的迷失，还有人生的迷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以至于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了。做任何一件事，就想到，人总是要死的，既然会死，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个问题的困扰下，我对时间产生了焦虑，有一阵子着魔了似的写日记，而且随时可能把本子掏出来画几笔，内容都是流水账，比如此刻是哪一天几点几分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好像这样就可以留住时间，或者数年以后翻开，就能完成对那一刻的重访。我也曾经试着通过读书解答疑惑，比如读点哲学。可是，书刚翻开，老问题就来了，看书有什么意义？然后就把书扔到一边了。这个经历和后来的一些体验让我明白，读书固然重要，但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靠读书无法解决。如果知识比作书，你还需要书架，“书架”是要靠悟的。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大二开始，大三差不多才结束。困扰我的问题并不是得到了解决，而是可以把它搁置起来了。而回想起那时的痛苦，我是会微笑的，这就是青春吧，胡思乱想的青春。那时候，听到李宗盛唱“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就觉得，这简直唱出了我的心声。啊哈，那强作愁容的青春啊！文科好混，这你懂的。北大的文科更好混，我们的老师们足够仁慈，仁慈到可以说有点不负责任了，一位老师上第一堂的时候就说，这门课你们将来可能也用不上，该干嘛干嘛吧，期末考试最低分70。还有一个老师说，你们无论如何得把写卷子满啊，写满了我就好给分嘛。当时听到这些话是开心的，年纪大了才明白什么叫“艺多不压身”，知识学了总是没坏处的。我没有埋怨老师们的意思。这种散漫，在我看来正是所谓的北大精神的核心。那是一种别样的氛围，它允许学生自如地生长，如同小树不去修剪枝桠，让人的性情不被过早地扭曲。我用散漫，而不是自由，是不想和自由主义哲学的自由概念产生混淆，因为二者本无关联。我的一位同学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精神，大意是说北大精神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此我不能同意，这不过是对公知腔儿的牵强附会。北大特殊的氛围根源自老师对学生的宠爱，那是一种父母对孩子般的爱，而且有太多过度的、无原则的地方，爱也就成了溺爱。但无论如何，这跟所谓的自然权利没任何关系。举个例子吧。大学期间我有一门课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的，你没看错，我的马哲课挂掉了，重修了一遍。这太有趣了，不是么？我不讨厌马哲，但我不喜欢马哲老太太，她是那么认真地讲课，但同时仿佛在逼迫你质疑她所讲的一切。我逃了很多次课，然后就挂科了。其实，抱着坏事变好事的乐观态度，也可以说这种授课方式内在的张力正是促使人独立思考的动力。这是题外话，对此我写过一篇博客文章，《民主社会产顺民，专制国家出反骨》，读者诸君若有兴趣，自己百度吧。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张成绩单，有一栏是分数，还有一栏是补考分数。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马哲课的补考分数被涂掉了，补考分数被挪到了前面，成了“分数”。于是，从成绩单上看，我没有过不及格重修的课程。这是教务老师给改的，我事先根本都不知道。老师用意是显然的，怕影响我找工作。这么做显然是违规的，然而主意并非来自最有违规动机的我本人，你只能把这种违规理解为“护犊子”的行为，自家的孩子不好也是好的。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说北大精神跟自由主义没关系了吧？溺爱不好，但作为被溺爱着的，感觉总是幸福的。这样的爱和幸福可以化作力量，让我敢于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四年匆匆而过，没好好学习，也没怎么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学到了什么，早就还给老师了。但仍然有若干瞬间，对我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些瞬间跟读书和学习有关，但又不同于知识的获取，它更加关乎如何处理学到的知识，大概是态度、情感、立场、见识、视野一类的东西。这些比读书本身更重要。一个瞬间发生在大一那年夜读《全球通史》的时候，那时我的消沉还没开始，只是过得比较悠哉。关于那次阅读带给我的，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论，也收进了本书，就是最末一篇《最后一个死去的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大三下学期，李强教授给我们开自由主义的课程。那时我刚从消沉中苏醒，对听课恢复了些热情。李老师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的研究方向是自由主义和韦伯，一谈起这两个话题来就精神百倍，大肚腩上仿佛都漾着笑意。这正是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原来读书可以让人这般的快乐，从这个震撼开始，我才对他讲的东西感兴趣，对自由主义的接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刚上大学的学生都喜欢问老师，学这些有什么用啊？据说，最酷的回答是，最大的用处就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要吹胡子拍桌子做愤怒状。这其实一个老师能给出的最愚蠢的回答，学习当然要明白用处，所谓用处并不一定是要解决具体问题的用处，也包括没什么用处的用处。学习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一样，都需要安置。不知道用处，就不会产生兴趣，没有兴趣的学习就成了纯粹的负担。在这个意义上，李老师是个好老师，他讲课时眉飞色舞的“身教”比“言传”更重要。在一个课间，我向李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大概是韦伯对中国的研究是基于一些很间接的材料，而且有明显错误，那么读他关于中国的论述还有什么价值呢？当时李老师扬着头不假思索地甩给我几个字：他有里弄啊。李老师有西北口音，他其实说的是，他有理论。这其实有点答非所问，但那一瞬间我竟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理论原来这么有力量。自那以后，我不再敢以无知无畏的姿态轻视理论了。在跟李老师的交流中，还有一次被当头棒喝的经历。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在《中国新闻周刊》工作。因为李老师的影响，我一度算是个自由主义者，每写文章都企图从密尔什么的那里找句引语来当令箭的。不但自由主义，还有点过头，受了一些后来被叫做公知的人的影响。比如有人说台湾人民过得不错，还有民主，个人生活的幸福比国家统一重要得多云云，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挺有道理的，就拿去问李老师。没想到李老师竟然有点恼怒了，他仍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使劲地摇头，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唉，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还《新闻周刊》的大记者呢，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顿悟了，意识到自己错了。自打那之后，我再也不那么幼稚地看待问题了。在新闻行业里工作，经常要面对不同的话题，以及关于同一个话题的不同说法。如果满足于把记者定位为信息的搬运工，那么这个工作是简单的。问题在于我不满足于这样的定位，所以在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时，经常性地要面对这样的痛苦：听甲专家说一套，觉得有道理，然后又听到乙学者说完全相反的一套，也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如果他们都对，那我岂不是成了傻瓜？只要开始思考，就要面对各种实实在在的问题，就不难发现自由主义在解释现实世界时的无力。自由主义者总想按他们的蓝图从头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创造必然要基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如果连既有都无法解释，又如何谈得上创造？一些自由主义者适时地扮演了反面教员的角色，他们越界了，在历史方面制造了太多弱智的谎言，有时候让我觉得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力。尤其令人反感的是他们自以为人上人的姿态，有个别的书(就不点名了)，我硬着头皮也没法读完，那字里行间的腐臭气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忘记是什么机缘巧合，我接触到了《天涯》杂志，并连续读了几年。那时的《天涯》杂志的批判性很强，与自由主义的基调不同。我发现我对这种立场天然地有亲近感。政治倾向大概是天生的吧。在2002年的某一期上，我读到了一篇谈论中产阶级的文章，丝丝入扣的批判和优美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程巍。大约两年多以后，我参与到了一份短命的报刊的编辑当中，要请人写专栏，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他。于是我结识了程老师。他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比我大十来岁，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找他聊天，一般是约在晚饭后，一聊聊到半夜。当时我的思想正在混乱当中，有太多的问题想不明白，我把所有感到困惑的问题向他提出，他一一给我解答。程老师是个健谈的人，我除了插话和提问，就负责听。程老师的思想很有批判性，但为人很温和，讲道理善于以小见大，每次跟他聊天，都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思辨性的小文章，认真地理清对事物的看法。一步一步地，我觉得世界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我终于搞明白，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立场和情感，是你的心跟谁贴近，是达官显贵，还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我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曾经觉得说着完全相反的话的人都有道理，他们的逻辑和知识都没问题，区别仅在于他们在为不同的人说话。我记得在某一个下午，我坐在书桌前为自己的茅塞顿开感到欣喜若狂：思想论争千头万绪，但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不过一句话——阶级分析，一抓就灵。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呢？于我而言，不存在选择，我的心清楚地告诉我应该站在谁的一边。2003年，我参加了“《财经》奖学金”项目，回到北大，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了几个月的课。那时候我被经济学家们忽悠得五迷三道的，他们讲的自成体系，有立场，有逻辑，有结论，虽然时而有感觉不对头的地方，但又不由得被牵着鼻子走。然而，我为什么要无条件地接受你的立场和论述的起始点呢？一旦敢于这样发问，那些曾在我眼中不可一世的话语的权威就土崩瓦解了。我的转变是彻底的。2008年，我参加“《财经》奖学金”十周年聚会并代表我们那届学员发言时，但一开口就被主持人强行打断。我已经成了那个圈子的“异己分子”了。在思想的成长方面，我节奏也是跟大多数人拧着的。多数人年轻时理想主义，年纪增长了就变得实用、庸俗或者犬儒，而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曾一下子堕入虚无，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又变得理想主义起来。也好罢，我想这样应该可以理想主义得久一点儿。我读书少，问题意识产生得晚，思想成熟得更晚，但终于能够形成自己的观念体系，程巍老师的帮助是关键的。在这个意义上，程老师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没有与他的多次长谈，我还得在黑暗中摸索更久。在这里，我要向他表达我的谢意。程老师对我的帮助让我认识到一个好老师的重要。当你真正开始思考问题并产生困惑，一般是难以通过读书解决的，尤其是你的困惑关乎基础性的认识框架的时候，没有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给你提供现成的答案。自己毫无头绪地去读书无异于直接跳进大海学游泳，学会游泳的可能性小，呛水的可能性大。所以，有大学生请我去讲座，我都愿意答应，而且每次讲完都是把最后一个提问题的人送走，我自己才离开。如果我能对年轻人的困惑有一点帮助，我是欣慰的，这是对帮助过我的老师们的最好的回报吧。
谈到对老师们的感谢，是不能遗漏汪晖老师了。作为当代遭到攻击最多的知识分子，汪老师的大名我很早就听说过，可是我开始读汪老师的文章却很晚。当然，晚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好的，恰当的时机比早更重要。开始读汪老师的文章，正是我的思路开始清晰，但思维缺乏厚度的时候。我读的第一篇汪老师的文章是《1989社会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我应该如何描述那次阅读带给我的震撼？总之，文章的思想深度和讨论的广度让我顿时有五体投地之感，但旋即就感到一丝悲哀，这样的文章我永远也写不出来。这是我读其他书从来不会想到的。
每次读或者重读汪老师的文章，都会有无尽的收获，尝试着跟上他的思路就如同一次次思想上的极限运动。而每当汪老师遭受到无端的恶意攻击，我感觉到的愤怒小于这些闹剧的荒谬带给我的“欢乐”，那些只知党同伐异的先生们竟没有能理解汪老师讨论的问题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把读不懂作为攻击的理由。这简直太幽默了，不是吗？拜托，大家都是吃这碗饭的，你们连人家的文章都读不懂，这一点儿也不光彩好吗？换做我，这么丢人的事都不敢拿出来说。在现实中我跟汪老师的交往不多，因为跟他说话会觉得紧张，所以干脆躲他远点儿。这是因敬而生的畏。有一次，我跟汪老师的几位博士生一起吃饭聊天，我说我觉得我比你们更像汪老师的学生。也许本人吹牛无数，但这个牛无疑吹得最漂亮的。感谢汪老师爽快地答应为我的这本小书作序，我将此视为莫大的荣耀。汪老师很重视媒体的作用，也身体力行，主编《读书》杂志多年。我曾经有过那样的闪念，想过跟汪老师读博士，也跟他提起过，汪老师说，以你的能力当学者也应该没问题，但媒体太重要了。选择进入媒体工作，于我，有偶然性，但想来也像是必然的。大四开始找工作的时候，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行业，比如宝洁公司每年都到北大招好多人，但我实在无法想象把生命浪费在卖牙膏卖洗发水上面。我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了《南方周末》的影响，1990年代末的《南方周末》是张好报纸，那种洋溢在纸面上的对社会的关怀让我感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年终特刊，主题是“记者回家”。我当时想，如果能到南方周末做记者，也有机会写这样的文章就太好了。后来，《南方周末》变得不一样了，不知道是它变了，还是我自己的改变导致了对它的感觉的改变。总之一句话，我后来的文章是不可能在这张报纸上找到发表的位置的。我接到过南方日报集团的录用通知，但没去。面试的时候我问过有没有可能进《南方周末》，一位老总告诉我，《南方周末》当年不要应届生。那么，到广州去的动力就不大了，于是我选择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样至少搬家要简单得多。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有编制的，工作证上写着“干部”，但我很快就离开了，因为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有各个年龄层的同事，仿佛一眼就能把人生看到头。年轻的时候觉得这种感觉很可怕，于是赶紧逃离。职业生涯从国际台开始，与我大学时代的一位朋友有很大关系。我们都在北大校电视台做过文字编辑，他先去了国际台工作，在我离开之后也离开了。大三需要实习的时候，我通过他的介绍去了他所在的新闻中心，后来又参加了招聘考试并被录取，一切顺理成章。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工作后一起合租做过室友，我记得有一天他下夜班回来得很晚，大概凌晨三四点了，这家伙咣咣砸门把我吵醒，兴奋地说去了一趟印刷厂，看着报纸从流水线上被印刷出来的壮观景象，想当默多克。但几年前我们闹掰了，就是所谓的“绝交”了，源于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的巨大分歧。年纪大了才知道古人的话有道理，“道不同，不相为谋”，理念的差异可以让多年的朋友分道扬镳，当然理念的相近也可以迅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这多少可以视作当今媒体界，甚至远一点说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撕裂的一个例证吧。在媒体界流浪了几年后，才慢慢形成了对这个职业的自觉。2006年，我参加了德国的国际记者项目，在寄来的项目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Journalists shape our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记者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句话让我兴奋了一阵子，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挺了不起的，后来才想到它更深层的意思。就像汪老师说的，媒体不光报道现实，媒体也“创造”现实。我理解的“创造”，不仅是媒体会根据自身的取向对事实进行剪裁和歪曲，并把虚假的真实呈现给受众，也意味着媒体在设定议程，媒体召唤的东西终将成真，那些媒体持之以恒忽悠的，迟早会进入国家的议事日程。从这个视角看媒体，媒体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当今的媒体跟权力、资本、学术之间存在着深度的共谋关系，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是必须被贬抑的，什么是应该被颂扬的，都有着不成文的却又清清楚楚的限定，储存在媒体人的脑袋里。媒体界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管制，但管制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只来自官方，这个主流的媒体逻辑才是最大的专制力量。当我带着思想上的自觉参与到这场斗争之中，主流的媒体逻辑就成了我首要的斗争对象。我在思想界第一次引起一些反响的发言就是把矛头对准了媒体本身，那是一个给大学生的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只在网上流传。而我的职务作品是不能那样写的，我只能选择进入具体的话语权力关系，做些分析、拆解、批判的工作，或是还原其本应有的面目，或者将其荒谬呈现出来。汪老师说从我的文字里偶尔能看到一丝老辣的味道，其实都是被逼的，以我的性格，我其实是喜欢口无遮拦的。每个人获得成就感的途径不同，于我，从写作中是可以有满足感的，而且我是好论辩的。但我大概是太过沉迷于这种自我营造的感觉了，以至于忽略了生活中还有很多别的重要的事。有朋友正面评价说，难得有你这样年纪的男人，竟然毫无庸俗的气息，对此我欣然笑纳；当然，如果不那么正面地批评我一把年纪一事无成，没个正事儿，我也是要接受的。还有一点感谢的话要说。感谢英国外交部的志奋领奖学金项目(Chevening Scholarship)，该项目的资助让我能够在2008年到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学习了一年，那一年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很大，也圆了我留学的愿望。
▲ 那时候我还年轻
2008年秋初到伦敦，在英国外交部给我们举办的欢迎聚会上，我跟一位负责过南美地区的志奋领项目的官员说，这个项目是你们和平演变计划的一部分，他竟然认真地点点头，语气坚定地回答说，Exactly，Exactly。这坦诚真让我觉得意外。后来我跟别人开玩笑说过，英国人花在我身上的那笔钱，就算是坏账吧。感谢《南风窗》这个平台。在这个浮躁多变的时代，这本杂志像是个异类，慢悠悠地以自己的方式发着声音。收入这本小书的文章，多数是我为《南风窗》而写的，它给了我空间让写下这些，用海龙兄的话说，“思想性比较强”的文章。也感谢我在《南风窗》的同事们，他们很多时候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能包容我的表述。也是因为他们的反对，逼迫我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表述。感谢本书的编辑王海龙。海龙兄是一个带着使命感在工作的人，是一个靠谱的人，这样的人如今不多了。没有他的努力和坚持，我这种不讨喜的声音在当前的出版环境下难以得到结集成书的机会。我想我还得感谢这个时代。它给批判者提供了太多的可供批判的东西，让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不会觉得无聊。然而，批判又是那么的无力，有时连一点回声也没有。久而久之，这无力感让我有些倦怠，甚至有点心灰意懒了，有时候不禁怀疑那在批判中找到的成就感的意义。“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两袖清风为谁忙，国家不用做栋梁。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无可牵挂，十年寒窗付东流，壮志未筹归故乡。天下兴亡事，在我胸中藏，叹望世上满目苍凉，碌碌无为空悲伤。”我想到这首《长铗》(与《未名湖是个海洋》出自同一个作者)，这首北大校园民谣流露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恋与自怜，原本我是反感的。但如今再听，却心有戚戚了。
我又想到了我的母亲。她是陕北人说的“受苦人”，一辈子把能尝的苦都尝遍了。她没机会念书，只上过几天夜校，不识几个字，儿子出了一本书，她却不能成为读者。她叮嘱我最多的，是一句凝结了普通人朴素的生存智慧的老话，“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而我，一点儿也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
刚刚过去的这个年，我问母亲咋没染下头发，她说，你的头发都白了，我还染它干啥。望着身边静流的沱江水，我感叹时光的虚掷，而时光，就要将她吞没了。对母亲，我没法说感谢，我和她从来不使用这样的语言。我让她自豪过，也让她失望。对于让她失望的，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夜深了，我蜷身在低矮的桌旁，在春寒中瑟瑟发抖。想说的大概都写下来了吧，我不希望在结尾处重又落到感伤的调子上，想起2008年2月14日过完春节乘火车返回北京的路上写下的一段话，引到这里做个结尾，既与读者朋友共勉，也激励一下自己吧：
“每次出行，无论是坐汽车、火车，还是飞机，我都喜欢坐在窗边，贪婪地望着窗外。我喜欢看这一片无边的土地，平原还是高山。在夜里，我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心中感觉温暖，我觉得和那些屋子里的人有缘。
愿每一片土地一样肥沃，愿每一盏灯光同样明亮。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国土，如母亲不会过于偏爱某一个孩子。
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
2015年春日，初稿于湘西凤凰古城；盛夏改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