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贪腐，责任在谁【洁版重发】
央视昨天（10月18日）开播中纪委拍摄的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我没第一时间在电视上看，但随后网上就有了视频，于是熬夜把第一集看了。看得我感慨万千。
第一集《人心向背》采访了三位已经锒铛入狱的前高级干部，白恩培、张本顺、李春城。他们面对镜头共同表达了对自己所犯罪行和错误的忏悔，异口同声地说，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责任不在旁人，全在自己。
其他的不谈，就冲这股勇于把一切责任担下，不推诿不抱怨的劲儿，我仍然赞他们是条汉子。
在喜欢讲中国模式的学者们对中国体制优势的概括中，用人机制是重要的一条，他们说，中共的选拔机制能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适合的岗位上，而且每个高级干部都经过从低到高多个岗位的锻炼，故而能力强。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能在党内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没有笨人，套用老式的话语，个个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是人精儿，即便从道德品质的角度讲，也不能说哪个天生就是坏人。
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最后从高位跌落，以老死囚笼的结局收场？没错，有个人没把持住的因素，也必定有外在的因素。在贪官的自我反省中，已经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去了，这是好的，说明他们即便走到这一步也没有泯灭天良，知道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守着道义责任的最后一道底线。可是，其他人不能也简单地这样看，还要思考导致高官贪腐这一结果的其他因素，如果因为落马高官表示个人负全部责任，就顺坡下驴全部接受（这是最容易的），那就放过了催生腐败的其他因素，放任制造腐败的机制继续运转。于是乎，反腐就只能“永远在路上”了。一边维持着滋生腐败的环境，一边是纪委以结果论定收割贪官，这不是成了工厂的模式了吗？反腐还能有最终的胜利吗？
这里先要解释一下我立论的出发点。有人可能会问，贪官本人都全盘认账了，你还在这里找其他“因素”，是想为他们开脱吗？并不是这个意思。品人论事，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套标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标准的适用性。我曾经严厉批判过那些反对卖淫又将卖淫现象存在的原因全盘推给“社会”的女权主义者，我当然知道卖淫现象有其社会性的基础，但完全不能同意他们丝毫不讲卖淫女性个人在进行选择时理应担负的道义责任的立场。在贪官问题上，贪官个人已经承认自己的过错了，那我们就要同时谈谈这里还有哪些社会性的因素。主观的，和客观的，不可偏废，否则看问题就是不全面的。当然了，这里还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贪官的道德水准也要比女权婊高那么一点点。（点击阅读《女权婊最2B的之处就是拒绝批评女性——女权主义者都是神经病（11）》）
什么是诱使官员开始贪腐的社会性因素？白恩培说的最直白，跟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心里慢慢地开始不平衡了，他们住豪宅，开豪宅，有的还买了私人飞机，自己年纪也大了，就想也要享受下生活，于是开始收受贿赂。
高级官员也是活生生的人，如果我们按世俗性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能力上并不比那些商人差，甚至还要强于他们，论工作的辛苦程度和对社会的贡献，恐怕也要高于商人。在对比中产生一点不平衡感，进而想搞点钱，是否也是人之常情？
片子里说，周本顺把一个招待所的小楼重新装修了自己住，800多平米，用了俩保姆和俩厨师，总工资就超过百万。从镜头上看，周本顺的住所装修得也没有多么豪华，而且，那所房子仍然是公房，并没有过户到周的名下，房价涨了多少也跟他无关，和坐拥豪宅无数的富商们比，周本顺的生活还算是“寒酸”的。
我不认识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在一次饭局上见过一个在排行榜上完全排不上号的土豪，聊天中有个关键词是300万，他说，300万不算啥，还不够他一天的收入。李春城最终定案的受贿金额约为3980万，为此葬送了一生的奋斗，但这个数大概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土豪10天的收入。想一想这个“落差”，再设想一下这些高官们面对商人时的“心理落差”。
贪腐固然是可恶的，就像周本顺说的，打小痛恨贪官，不成想自己变成了贪官。可是，贪腐的可恶程度也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刘青山张子善在建国之初人民群众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大搞贪污，激起的民愤是巨大的，再加上当时抓得更严，他们因贪官掉了脑袋。现在呢，客观环境大不一样了，而且贪官也有贪官的“规矩”，听人说，朱明国在广东时曾经在大会上公开讲，有些当官的不像话，老百姓的钱也敢拿，还不给人办事，老板的钱嘛，你拿也就拿点了。这话说得够直白，虽然是错误的，但反应出一些官员的朴素的心理：有些商人利用政策的便利，一下子就几亿几十亿的挣，从他们那里吃点拿点不算什么。
以上所言，的确太像给贪官辩护了，也可以说，我用以评断的标准太低了。的确，我这里使用的是低标准，而对党员干部来说，要求的标准应该更高——贪官自省的时候就回到高标准上来要求自己了。这个道理我懂，但我想说的是，标准的低与高，是相对的，其中的差距不能无限大，从低到高，即便一步跨不过去，紧着倒腾几步也应该能上去，如果低和高之间相差十八丈，让人怎么跨？非要跨，除了扯着蛋，还能有啥结果？
这种情况下，就是制度出了问题，制度不改革，贪官就会批量生产出来，反腐就只能“永远在路上”。除非，只能让圣人当官才能保持党风不吹歪，或者干脆让资产阶级把班彻底地接过去。（参阅《谁来为人民服务》与《资产阶级正在接班》）
制度出了什么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奋斗目标搞模糊了，关于这点，我在分析公务员离职潮的文章（点击阅读《既然是要为资本服务，还不如直接为资本家服务——有感于公务员离职潮》）已经说了比较详细了。在任何时候都有比党员干部有钱的人，什么才能让干部保持高标准对自己严格要求，不为利益所动？唯有靠政治上的先进性，即只有在投身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产生的高尚感才足以对抗利益的诱惑。如果政治的核心目标成了搞资本主义经济，那么领导干部在资产阶级面前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自信，只会自卑，只会因为穷而自惭形秽，然后拿权力做一点利益上的交换，走上贪腐的道路。
基层公务员还年轻，人生还有选择，“既然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还不如直接为资本家服务”，可以跳槽去给资本家打工。白恩培都快到退休年龄了才动歪点子，那个岁数不能跳槽去打工了，离职创业更不现实，利用手里掌握的权力搞点钱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腐败现象这么严重，制度方面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偏离了，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体两面的，只抓后一点，结果就是，那些捞足了的，被揪出来一部分，还有大部分接着混着，而不捞的和资历太浅捞不到的由于活不下去了从体制里跑出去了，空出来的位置，留给资产阶级填补，成为资产阶级完成接班的一个步骤。
既然反腐败，为什么放任部分人富可敌国呢？不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吗，那些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本该归属劳动者所有，放任剥削，也是大腐败啊，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资本主义是最大的腐败。这个大腐败为什么不反呢？在现行体制下，官员的腐败只是这个大腐败的副产品而已。要想解决，只能等着体制的替换完成，即资产阶级完成接班，把腐败合法化。可是，那是我们想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