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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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大一上半年，也就是1996年底附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投给了北大昌平园办的《世纪风》，同宿舍一个同学的爸爸是位作家，他放寒假的时候拿回去给他爸看，他爸觉得挺好，就推荐给内蒙古文联主办的《草原》杂志发表了。
我还保留着一本那期的《草原》，近日收拾东西，翻了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的还是纸笔，底稿早就遗失了，如果这本杂志哪天弄丢了，这篇文章也就遗失了。于是我对照着原文，录到了电脑上，并贴在这里。这就不怕丢了，即便电脑丢了，网上也找得到。
这个文章写的不咋样，没什么思想价值，勉强算是有点审美价值。不过，考虑到作者当时的年纪，倒也可以算是凑合吧。
我知道，我还很年轻。十八岁的生日刚刚过去几个月。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多岁的话，那我的路也才走出四分之一。自己有时也有点纳闷：为什么总像个老人那样感怀时光之匆匆，生命之碌碌。静悄悄的时候总爱“回首往事”，可真的回头去看，却找不到自己成熟的脚印。再想想现实和未来我知道，不懂的东西还很多，想弄懂的东西也还很多很多，如果一个人总能感到自己有不懂的东西，总想多懂一点的话，我想，即便他八十岁了，他也是年轻的——心是年轻的。
掰手指算一算，上学已有十一年半了。我曾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而现在我是大学生了，而且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北大自不用说，响当当的。她曾是我热望的地方。如今，我真的来了。有时低头看看校徽，自己好像不太信，我怎么会到这儿？我怎么能到这儿？还有，我为什么要到这儿？
我从黑龙江的一个小村子来。她很小，很偏僻，还好，一条公路从村前经过，搭汽车可以直达哈尔滨——我们的省会。我的小村子有个古怪的名字——“赵二秧子”。据说，从前这里有个大地主，赵二秧子是他的外号，这个小屯子也跟着这么叫了。不过这个称谓已成为孩子们的历史，我也是从老人那得来的。我们本村人就说“我们屯子”如何，东屯子的人就叫她“西屯”，西屯的人就叫“东屯”。不管她有名与否，我却永远不会忘了她。我在那儿长大，我的根在那儿。
我说不清懂事后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了。就是叫我说出童年大致是什么样，我也描述不清，可能是我的童年太枯燥无味了。我们村有大约五十户人家，五十几座房子就歪歪斜斜地横着，连个次序也没有。以前，我家门前一大块地方空着——那儿曾是生产队的场院。不过现在已盖上了房子了，住一户姓王的人家。小时候在屋里就能看到村外老远。整天看汽车在公路上跑来跑去，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
那时，每到夏天，那块空地上就长满了一种叫车轱辘菜的东西，都贴着地皮，而高一些的是开黄花的婆婆丁（蒲公英）。我的乐趣是捉落在花上的蜜蜂。蜜蜂的腿上满是黄黄的东西，我想可能那就是蜜，是甜甜的，想弄点来尝尝。总抓蜜蜂也有了技巧，蜜蜂很笨的，有时即便手触到它，它也不飞走。捉蜜蜂要拿住翅膀，而且要两个一起拿才行，这样无论它如何摇头摆尾地挣扎，也奈何我不得。可是在熟练这一招之前，苦头也吃了不少，有时十个指头都肿着，当然是被蛰的了。起初我只知道蜜蜂的嘴上有刺，会“咬”人。有一回，我捏着蜂子的翅膀，看它不停地扭屁股，于是我就摸了一下，当然手一下子缩回来，一抖，蜜蜂也飞走了。从那之后我记住了：蜜蜂的屁股也会“咬”人。捉了好多蜜蜂，终归没弄明白蜜是什么滋味。
那时候大人们好像都很忙，大早的就扛着锄头走了，中午才回来；吃完饭一会儿再走，很晚回来。我大部分时间被派在家里看家。我小时候很老实，很少和别的孩子一块出去摸爬滚打，弄得满身是泥。一个人在家干呆，除了捉蜜蜂再没有别的事做。有时我也和大人们一起去田里，田野里很开阔的。特别是在夏天，什么东西都在长，放眼一望，绿汪汪的，不知有边没有。天上飘几片云，太阳热烘烘地晒着，时而吹一阵凉风。嘿，别提多美了！真想躺地上睡一觉不醒来，想随那风化掉，融进这天地间。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一点也不高兴，时而直起身子，拄着锄杠，用一只手捶着腰，而脸上却露着像是很难受的表情，一只眼睁着，另一只半闭，咧着嘴，露着黄的牙，时而“哎呦”几声。过一会儿，再弯下去，沿着永远无尽的垄，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再大一些，我也干一点活。种地时点籽，夏天帮着拔麦子，秋天扒苞米什么的。自己真弯下腰的时候，才知道弯腰的滋味不好受。弯着的时候没什么，但一直起来却很疼。干了一天，晚上睡在硬邦邦的大土炕上，真是一动也不敢动，骨头像散了一样。真正在劳动中的时候，就已经忘了什么叫乐趣，没有心思去欣赏美妙的自然和一望无垠的碧波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归隐者感受的田园，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才是真的。我只零星地做过些农活，而我的爹娘、我的乡亲却一直在种，春种秋收，周而往复，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忙忙碌碌，一年到头庄稼日子还是紧巴巴的。印象中妈花钱总特别小心，能用一块钱的地方决不花一块一。小时候我的脑袋里没有“零花钱”的概念，也从没有零食吃。花溜溜的小块块、小袋袋和我的缘份都不大。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巧克力”和“朱古力”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还是“chocolate”的两种不同译音呢？
我没上过幼儿班，七周岁那年直接上了一年级。学校离我们村很远，沿着公路一直走四、五里，有一座孤零零的院落，那就是我呆过的八【四】年的校园。后来，就在我离开她以后，这个院子曾被卖出去，做过几年沥青厂的厂房，做过一阵养猪场，而现在成了我们村委会的所在地了。
小时候，我挺聪明的，这倒不是自夸，大人们都这么说。我四岁时就能背下几十首古诗了。那时姐已经上了初中，那些诗大多是她们课文里学的，也有从别的地方找的。她教我时，我是不跟着念的，只叫她念给我听，听上几遍，就给记下来了。那时不懂诗的含义，不过诗是有韵的，念着顺口，也就容易背了。现在大多忘了，不记得那时背些什么了。有时在村里碰到几个正往地里送粪的大叔，他们准会拦住我：
“来、来、过来，给大叔背首诗听听。”
我知道是走不掉的。干脆规规矩矩地背几句。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
我不知道我在背些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背些什么。于是，拉住我的粗糙的大手放开了，那双手，不知磨光了多少把锄杠，抚摸过多少光阴！“嘿，这么小的孩子，一张口一套套的，好记性。将来准能当大官！”
我记不得小学时都学过些什么东西了，反正都难不住我。连我们东西屯的孩子，我们班还不到二十人。老师都是民办教师，没有证的称为“黑民办”。当老师的大多和村长支书有些什么瓜葛。他们当老师，自己家里也和农民一样要种几垧地。课会讲成什么样，可想而知了。这些老师没有什么修养，常常把不听话的学生打哭了回家，然后家长找来，和老师对着大骂。我好像没被教师打过，可能因为我比别的孩子聪明点吧。老师见了我爸妈常说，让这孩子好好念书吧，说不定将来能考上个中专什么的，不再顺垄沟找饭吃。
乡亲鼓励我最多的那句话就是：“山哪，好好念书，考出去，咱爷们说啥也不吃庄稼院这碗饭了。”到了五年级时，也就是我十一岁那年，爸妈把我送到三十里外的镇上去念书了。
小镇名叫“昌五”，那条公路把她和我们村连了起来。镇子不大，但总比我们屯大多了，起码有个百货大楼，三层。头一天，爸送我去之后，给我两块钱，让我需要时买点什么用，我好兴奋，那是第一次有了一笔可供我自由支配的款项。那天中午，我在食杂店买了两个月饼当午饭，这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寄居在亲戚家。那儿的同学也都很好，只可惜相处的时间太短。如今拿出小学的毕业照，有好多都叫不出名字来了。从镇上回家要坐汽车，开始家里人送我几次，后来就我自己走了。就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我记住了一个人和他的一句话。
忘了那回赶上个什么日子，放了两天假，我就乐颠颠地跑到东站等车了。镇上简陋得没有真正的车站，只是大家都到那个地方去等车，这个习惯从哪天开始无从考证了。没有售票处，都是上车后补票。那时到家的票价是一元而现在已经涨到五元。妈教过我好多遍：上车前先把一块钱准备好，交过之后，找个地方坐下，没有座位就规矩一点站着，不要和不认识的人说话，小孩子家小心被人骗了去。
跑我们那趟线的都是大客车，很长的。车刚停下，我挤过几个一块等车的人，先冲了过去，生怕车一下子走了把我落下。大客车的台阶好高，我使劲地抬腿，勉强能踏上。碰巧肩上那个破了洞的书包挂在了门上，我像被人猛地扯了一把，上上不去，下又下不来了。还好，后来的人帮我把书包解脱了下来，我干脆手脚并用，实际上是爬上了车。
坐在门边的几个人哈哈地笑了。
那时觉得坐汽车乃莫大的享受。一步步迈上去，车内红红的地板，整齐干净的座位比家里的板凳舒服多了。车开起来好快，树一个个远远的向车跑来，开始还很慢，越来越快，“嗖”地从身边滑过，接着向后边跑。我喜欢盯着前边的一棵看，直到看不见，再换一棵。车跑起来稳稳的，有点颠簸更好，那感觉很不错。如果妈带我一起坐车，她还时常为我的个子是不是超过了多少，是否应该买半票而同乘务员争论一番。
我爬上了车，刚好门边还有一个空位子，我就又爬了上去。抬头看时，刚好和前边那个笑我最响的人对视。他还回头对着我笑。我心里挺生气，又不敢说什么，只好把头低下，摆弄那张捏皱了的一元钱。
“小家伙，这么小，怎么一个人坐车走？”那个人在和我说话，语气还挺亲切。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人戴副眼镜，别的什么特征已经记不起了。我没有吭声。
“怎么不说话，一个人到哪儿去？”他把身子转了过来，胳膊支在腿上，手托着下巴。
“回家。”
“回家？你家不在这儿？那一个人到这来干什么？”他问。
“上学。”我尽量少说话。
“不错嘛，”他转过脸对前边一个挎着皮夹子的人说，“这么小就自己在外面上学，比我儿子强多了，每天接又送的，就知道玩。”那人是乘务员，他微微地笑了一下。他们好像挺熟的。
车开了，一会儿乘务员开始售票了。他先走到我跟前，我把那攥了老半天的一元钱递过去。那个戴眼镜的人按住了我的手，慢慢地推回去。然后对乘务员说：
“算了，老弟，这次别这么认真了。”然后又对我说：“这次你坐车就不用花钱了。农村孩子出来上学不易，留着买几个本子用吧。”
乘务员又是一笑，转身向与我一同上车的人去了。我呆了一下，把钱塞进了口袋。当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又觉得这事也不错。那，这会不会是坏人？再看他时，他还笑眯眯地看，这次是盯着我的破书包，一本书的角露了出来。我赶忙塞了回去，不自然地念叨了一句：“回家让我妈给我买个新的。”
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了，刚好车上人不多，后面还有空位子，我跳下来，一下子跑到了后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一下子想起了口袋里的一块钱，今天真是不错，这一块钱……就当它是捡的吧，用它买点什么呢？泡泡糖，昌五的学生都会吹泡泡，偏我不会。想起家里来，有几个星期没有回去了，这个时间回到家，会不会锁着门？要是家里真没人，该到北边的地找，还是到西边的地找呢？
车还没走出一半路，忽然前边那人在叫，我侧着头一看他正对我喊，而且对我招手，像是叫我过去。我一下子慌了，是不是他觉得没要钱太亏了，想找后账，那泡泡糖一定买不成了。我不想过去，就说：“我还没到家呢。”
“我知道没到。你过来，我问你点事。”
我没办法，拎起书包跌跌撞撞地撞到前边，在原来的座位上坐下：“干什么？”
那人笑笑：“你上几年级了？”
“五年级。”
“你一直都在昌五上学？”他没提车费的事。
“不是。我爸刚把我送去，还不到两个月。”
“学习怎么样？考第几名？”
“刚考过一次，我考第一名。”说到这，我忽然有点骄傲，仿佛一下子坐直了许多。
“第一次就考第一名，不错嘛！”他的脸上显得高兴起来，话也多了。
接着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又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念书，农村的孩子要不把书念好，就在庄稼地里滚一辈子，外面好多新鲜事就看不到了。他问我是农村好，还是城里好。我只知道城里就是昌五了，就说当然是城里好，还有楼，比我们屯所有的房子都高、都大。他又笑了，说我见的楼并不高，大城市里的楼比这高，有几十层。他又讲了很多我没听过的事，后来他说一句：
“一定要有点志气，长大了到外面去闯闯，一辈子呆在小村子太没意思了；好好学习，将来考博士，博士坐车不用花钱。”
博士是什么东西那时我不懂，可我却记住了博士坐车不用花钱！
我到地方下车了，他从车窗探头看着我，我向他摆了摆手，权当告别。从那以后，我再没遇见过他，就算再见，他也不会认识我，我也认不出他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好的陌生人，给我讲好多事，让我好好学习，考博士。那时我所知道的车的概念只是来回奔跑的大客车。后懂得多了点，知道第一辆汽车是美国人造的，汽车的牌子也好多。到了北大，同寝的一个哥们儿喜欢汽车，从他那我知道了不少小汽车的名字和故事，什么国外管“奔驰”叫“梅赛德斯”，奥迪车上的四个环表示四个大企业的联合生产等等。汽车的学问也很深呢。
我的1996
从那个偶然的相逢之后，我就总想着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坐车不花钱的博士。我上初中，又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读高中，这过程我的成绩也总是前几名的。而每次回家，我的小村子却总是那个样子，一点也没变，我的乡亲还是用那句说过千百遍的话教育我。不知不觉，中学时代六年光阴逝去了，高考近了，我的志愿表上填上了“北京大学”，现在，我如愿以偿了。
时光匆匆，这些年过去了，所有的往事都如同落地的残红随风飘远了。我的村子还是那几座土房歪斜着，村里的大人小孩还是年复一年地种呀，收呀。那些曾和我一同上学的小伙伴有的已经娶妻生子，有的已经嫁人了。闭上眼睛，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公路从我的小村旁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在外面看惯了高楼大厦，回家的时候，心里多少多了一些荒凉的感觉。而那个曾经鼓励我的人呢，他在哪里？我不知道他姓什么，长什么样子我也记不清了，只清晰地记着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而他也不会知道当初的一个小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是现在的样子了。啊，一切的一切，转眼都成往事，而今天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悠悠十八载去了，我抓住了些什么？有时低头看看空空的两手，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聊以自慰的是，我还年轻，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常催自己要奋进，而懒惰来袭却使我一次次无法抗拒。
我在北大。我怎么会到这儿来？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又在问自己。我每天在学些什么？为什么要学？为的是钻出那永无尽头的地垄沟？为的是考一个坐车不用花钱的博士？刚刚步入大学的门槛不久，离博士还远呢。我会考上博士吗？博士是不是真的就坐车不用花钱？坐车不用花钱曾是我的奢望，而我真心的感谢那位与我萍水相逢的朴实的人和他的那句朴实的话。我用什么回答你？我的小村子，我用什么来回答你？钻出地垄沟是不是我今生唯一的目标？我的爹娘，拉我的手听我背《卖炭翁》的大叔们，我用什么回答你？我这双握惯了笔杆而不是锄杠的手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好了，这些问题不会有明确的答案。路还长，我还是赶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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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土地上长大、生活、行走，与她骨肉相连。有一天还会归于她。就这样，我要在她的怀里一路行走，一路歌唱，没有青春，没有衰老。
我的生命上连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