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长的机理及其未来——理解贸易战及其影响，从这里开始
本文是关于《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的书评。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在致力于一件事，即发展出一套关于中国的新的理论叙述，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史正富这本书写的不错，说得比较到位。
总体上，中国的经济转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发展经济的利器，只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的空间，资本主义就会运转得很好，经济增长就会保持高速度。问题是，资本积累的空间很容易耗尽（一般周期大概只有十五年），然后就要遭遇经济危机。所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在三十多年里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就是解释资本积累的空间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怎么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
史正富的解释是“中美国”建制。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国市场为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提供了宣泄渠道。如果没有对美国的出口，中国早就遭遇经济危机了。这个解释是有说服力的。
现在中国面临的新情况是，“中美国”持续不下去了。不是中国不想玩这个游戏了，中国已经开始充当其全球化的旗手，坚定地反对保护主义；是美国不想玩了，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打响。于是，来自美国的“超常购买力”缩水了，出口必然下降，中国经济就困难了。作者所定义的“三维市场体制”在过去越有效，贸易战开始后，这个体制的坍塌对中国的反作用力就越大。
“中美国”的破裂是一个历史巨变的开端。未来是什么样的，现在还不明朗。我一贯认为这是好事，我们应该对特朗普说声谢谢，但它所带来的阵痛是难免的，搞不好会引发大问题。如果中国能早做调整，就不会有这个被动。
贸易战开始后，我还没有写过相关东西，因为近日不是有这事就是有那事，没来得及。先发这篇旧文，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背景式的解释，对理解贸易战及其后果是有帮助的。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模式引起的关注，归根结底来自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实现增长，是任何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们首先想要回到的问题。在这些学者提供的解释中，史正富在《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一书中给出的分析恐怕称得上是最简洁明了的，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超出增长》一书的研究时段覆盖从1979年到2013年的34年。在这34年中，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增长率。在这个较长的时段内，经济增速有的年份高，有些年份低，但总体上来说波动是不大的。这构成了作者要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会以如此不寻常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么长时间，而且波动幅度如此之低？
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需要分别回答，但两部分又是内在联系着的，也是一个问题。以市场经济模式实现的持续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分配上的不均衡，导致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对经济波动现象的形成机制，史正富使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来进行了描述，但我们更熟悉的是他一笔带过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即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解释。这对于学过中学政治课的人来说都已经是常识了，不需赘述。于是，他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中国经济何以能够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避免了经济危机？
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一书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称为“三维市场体制”。三维是针对政府与企业这两重市场主体而言的，在这二者之外，他把地方政府视为中国的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史正富是个学者，也是一位成功的投资人，有丰富的市场经验，所以他的分析既又学理性，又比较接地气，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描述上。
在史正富看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后者仅仅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之一，以多种方式对经济活动进行大规模投入，相互之间还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史正富高度评价这一体制，认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充满竞争活力的地方政府合在一起，实现了顾炎武所憧憬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史正富估计，在高达9%的年均增长率中，这一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贡献了7%。另外2%的增长则来自外部拉动，他称为来自美国的“超常购买力”。
“超常购买力”的根源是美联储的货币超发，经由一系列制度的支持，超发的美元大量流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供美国人超前消费，中国则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然后通过买入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再进入中美之间的贸易流通。这样一来，在中美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安排，史正富称之为自发性的、互补性的战略配对，中国的过剩产能被超发的美元消化掉了。从这个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在高速增长了这么久之后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因为来自美国的“超常购买力”解决了中国国内的生产过剩。
中美间的这种制度化安排是无法持久的，它造成了两国各自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愈发地不均衡，工资水平低、内需低、消费占比低，投资水平高、增长率高、外贸盈余高。美国的财政赤字高企，实体经济越来越弱，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总之，这个战略配对是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该模式走向终结。
从这两方面，《超常增长》一书解释了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原因，但作者的目的不至于此，他希望寻找到可能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2049年，即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
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作者仍从以上两个方面提出建议。首先是优化既有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其次是从内部寻找新的“超常购买力”，比如深度开发西部，以替代来自美国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正常刺激。当然，基于该书的逻辑，即便不以把高速增长延续到2049年为目标，也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求拉动经济的动力，因为当来自美国的“超常购买力”一旦消失，中国将陷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现在正在承受的“经济下行压力”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为了理解中国的经济，《超常增长》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本书跟其他研究中国模式的著作有类同的缺点，那就是去价值化，缺乏批判性，在解释问题的同时，对问题的存在抱有不加拣选地接受的倾向。比如，汪晖教授在谈到“政府公司化”时是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的，而史正富的“三维市场体制”讲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态度却是热情褒扬的。这是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却不是终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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