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Beuys | 艺术萨满师——缅怀博伊斯逝世30周年

每当谈到中国当代艺术，我们总要提到博伊斯，他的“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理论影响了我国一代当代艺术家（热别是艾未未）。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博伊斯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迪？恰逢博伊斯逝世30周年，这期将对博伊斯的生平及作品资料做一个大致的整理。

Joseph Beuys12 May 1921 – 23 January 1986

博伊斯是德国激浪派、偶发与行为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包括雕塑、装置和绘画，同时还是一名艺术理论家和教育家。

博伊斯彻底打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藩篱，认为一切生活世界中的素材都可以作为艺术媒介和观念物件来表达特定的理念。他认为人性趋向理性会导致情感的缺失，这会消除每个个体的能量与创造力，而他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萨满法师，诱导出每个人的创造力并引导他们思考。博伊斯始终认为，创造力并不是艺术家的专利，艺术并不只是艺术家的作品，而是一切人的生命力、创造力、想像力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博伊斯宣称“人人都是艺术家”。此外，他提出的“社会雕塑”的理念，认为艺术应起到重塑社会与政治的作用。

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童年与早期生活(1921–1941)

博伊斯出生于德国Krefeld的一个商人家庭。在他出生的同年秋天，他们一家搬到了莱茵河下游靠近荷兰边界的工业小镇Kleve。博伊斯在Kleve学习，除了被老师认可的绘画天赋，他也学习钢琴和大提琴，曾拜访过弗兰德斯画家和雕塑家Achilles Moortgat的工作室。此外，博伊斯还对北欧历史、神话和自然科学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想过长大后学医。据他自己所说，在纳粹于1933年5月19日在他的学校院子里焚书时，他从火海中抢救出了Carl Linnaeus的重要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

当博伊斯长到15岁时，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这个组织集合了德国大部分的孩子与青少年，后来变为强制参加。

尽管博伊斯在童年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许是受Wilhelm Lehmbruck的雕塑影响，他后来又立志成为雕塑家。在1939年左右，他在马戏团工作了一年，照顾动物并给它们画像。1941年的春天，他从学校毕业并取得了文凭。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

1941年，博伊斯自愿参加德国空军，受训成为一名飞机无线电操作员。他被分派在欧洲战场，亲历了战争的残酷：受伤多达五次、被俘，失去胰脏和肾脏，脚伤终身未愈，后来被授予了German Wound Badge。1943年，他所驾驶的飞机坠毁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后来被鞑靼人发现，他们用油脂给他敷住伤口，并用毛毡将其裹住保暖从而救了他的命。这个意外的事件成为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此后，在其艺术创作中，对人和自然生命的思考成为他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毛毡与油脂则作为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件物品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是博伊斯具有自传性质的符号象征，同时又是生命与救赎、伤痛与治愈的标志。

Halved Felt Cross With Dust Image "Magda" 1960-1965collage, metal, dust, felt, nails, paper, wire68 x 108 cm Museum Ludwig, Cologne, Germany

艺术生涯的开始(1945–1960)

King's Daughter Sees Iceland 1960 98.5 x 114 cmMuseum Ludwig, Cologne, Germany

1945年，博伊斯被英国俘虏收容所释放，回到了老家Kleve。在艺术家友人的鼓励下，他参加了Kleve艺术家协会和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Monumental Sculpture"项目。先是进行基础训练，后来的导师奥地利哲学家Rudolf Steiner的人智哲学则给博伊斯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Rudolf Steiner在二十世纪伊始成为神智学社德国分部的创始负责人。但是，斯坦纳认为精神的研究必须能够导向世界的改变，而神智学的任务却完全是内在引导。1912年，斯坦纳建立了人智学会。人智学会相信所有人类都有能力以精神上的觉知来改变物质现实，而这种感知的力量远远超过现代西方文明所假定的物理界限。尤为重要地，斯坦纳将基督理解是人类创造力的根源。他的“灵魂科学”关注着一个人自身的先天潜能。这一信念在博伊于斯的名作《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中得到了表达。

1953年，32岁的博伊斯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硕士毕业。 毕业后的博伊斯深陷贫穷、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和失恋三重打击，他自闭于人生谷底，幸而遇到重要的早期赞助人凡格林腾兄弟（van der Grinten brothers），被他们送到母亲经营的农场调整治疗。在格林腾农场两年，博伊斯得以康复，并初步确立自己的艺术方向：关注人以及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离开时，博伊斯把其间创作的东西都留给了格林腾兄弟。多年后兄弟俩将藏品捐予国家，自此有了这座用老城堡改建的莫伊兰美术馆。

Sibylla (Justice) 1957185 x 50 cm Museum Ludwig, Cologne, Germany

学术界与公众(1960–1975)

1961年，博伊斯被任命为杜塞尔多夫‘monumental sculpture'的教授，1964年作品“Lebenslauf/Werklauf”(《生活过程/作品过程》)发行，博伊斯从而走进了公众的视线。

“Lebenslauf/Werklauf”(《生活过程/作品过程》) 是博伊斯个人神话的叙事性文本，记录了博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活中的那些最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我们理解其美学理念的重要窗口。

《生活过程/作品过程》最引人注目地首先是它所使用的语言，文本中明确列出的那些词条渗透博伊斯的所有方案。例如第一个条目委婉地将艺术家1921年的出生形容为“一个被打上石膏的伤口在克莱夫Kleve被揭开了。”“揭开”一词直接确立了博伊斯在面对生活与艺术的惯例时采取的战略。选择以伤口作为一个隐喻也是极其重要的。伤口的形象是博伊斯的作品的核心，并且也阐明了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博伊斯所生活的时代气氛极其紧张，战后的西德人民经受着国家社会主义和二战的灾难性遗产。在这些人民中发生了一个关于身份的集体危机。二十世纪50年代，这个危机被国家重建的巨大成果掩盖了。

博伊斯认为西德只关注物质重建而不关注精神重建是一个巨大错误。他的作品仿佛是一个关于国家灵魂的探针。调整和破坏那些因纳粹使用而成为禁忌的浪漫主义的和民族的图像和主题。不仅如此，博伊斯将他的生活塑造为一个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博伊斯重新启用了这个被希特勒的滥用所破坏的伟大的浪漫主义概念。通过用各种方式展现这个国家的伤口——纳粹的过去，博伊斯将他的作品界定为一种顺势疗法的形式：“艺术的良药”。

1962到1965年，博伊斯参与了当时德国最具前卫色彩的艺术团体“激浪派”，该派对于艺术与生活之间融合的主张以及在表现材料和手段上的兼容并蓄，给了博伊斯很大启发。他对材料的文化含义的发掘与展示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走入极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博伊斯和激浪派对艺术本质的理解并不相同，博伊斯曾说：杜尚的沉默是被高估了。在小便池之后，他打破了杜尚留下的巨大的沉默，探索出了艺术的新形式。

Action, Agit-Pop, De-Coll/Age, Happenings, Events, L'Autrisme, Art Total, Re-Fluxus 196484.6 x 56 cmTate Gallery, London, UK

重要作品

《油脂椅》Fat Chair（1964）木头椅子、脂肪、温度计

一把木头椅子上堆满了油脂，并在其中插上一支温度计。这件作品是对于生命拯救和治疗的隐喻，椅子是人体结构和秩序的象征，而油脂意味着疗伤，它是可以随温度发生变化的一种混沌的物质。

在博伊斯看来：“混沌可以具有一种治疗的特征”，因此，他试图通过这件作品表达的是对于一种可以进行物理疗伤，又可以作为食品的物质的探索，同时还包括涉及生命治愈方面能量的转换与传递的问题。由于油脂本身不易保存，因此，这件作品难以长久保存，很多时候，只是在用于展览的时候现场制作。

　　《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How To Explain Pictures To A Dead Hare）

　　1965年 行为表演，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施美拉画廊藏

1965的某日，约瑟夫·博伊斯在原西德杜塞尔多夫施梅拉画廊举行了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博伊斯把自己锁在画廊里，整个头上涂满了蜂蜜，粘上了金箔，怀抱着一只死兔子在房间里踱步，从一件作品到另一件，向死兔子解释绘画作品。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只能通过窗户观察他的行为。最后，门被打开了。当观众涌入房间里的时候，博伊斯抱着那只死兔子静静地背对着观众坐着。
这件作品历来被认为是博伊斯作品中几件极为晦涩的作品之一，有多种解释。黄金象征太阳、智慧和纯粹；蜂蜜在古德国被视为一种获得重生的媒介；兔子在欧洲文化中代表的是一种收获的富足，以及繁衍生息的力量。
年轻时的博伊斯即对兔子的生活习性感兴趣，在他的艺术中兔子成为了超越人类，而与大地、自然关系更为密切的神物。博伊斯像是一个借助艺术方式从事神秘仪式的萨满巫师，借助上古的力量而完成与大地神灵的交汇，最后使得戴着面具的博伊斯和死去的兔子之间达到了一种超越物种的灵性的平衡。

《均质的渗透》Infiltration Homogen for Piano (performance, 1966)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藏

《均质的渗透》是把一台演奏用的钢琴整体用灰色的毛毡包裹了起来，并在上面贴上了一个鲜红的医院红十字。在博伊斯看来，毛毡是一种“暖性”的材料，它可以保暖，储存热量，进而也就具有了生命的保护和孕育的含义，而钢琴的内部是金属，金属具有导电的特性，即是能量的导体。因此，毛毡包裹的钢琴就具有了多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按照博伊斯所理解的宇宙观，这样的组合就构成了一种能量的发电厂，它象征着对于生命的孕育；而另一方面，钢琴上的红十字又能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救赎，似乎隐含着对于二战时期带给生命创伤的反思。在战争中，生命和艺术都受到了践踏，就如同生命可以随便被屠杀一样，钢琴更是可以随随便便被破坏。博伊斯用毛毡把钢琴包裹起来，似乎暗示了对于艺术的重新保护和温暖，同样也象征着对生命的再度重视和反思，钢琴在这里不仅是艺术的象征，同时也是生命的一种载体，不仅是毛毡在带给生命温暖和保护，艺术同样也可以治疗生命的创伤。

《群》Pack 1969大众厢式货车 ，32个小雪橇，毛毡，手电筒

《群》使用了一辆厢式货车，后面系着32个小雪橇，每个雪橇上面都绑着一卷毛毡和一个手电筒，这些雪橇排着队，绵延着往货车的后门攀升。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博伊斯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它是对当时学生运动的纪念，带有鲜明的政治激进色彩和救赎情绪。1967年6月2日，柏林发生了一次反对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活动，期间有一位名为Benno Ohnesorg的学生被射杀，这一事件导致接下来的几天有10万名大学生上街抗议警察暴行，并引发了全国大学生的抗议行动，由此拉开了德国学生运动的大幕。1969年正是德国学生运动发展的高潮期，博伊斯正是试图通过这件作品来宣传和纪念学生运动，雪橇上的毛毡同样是拯救的象征，手电筒是光源，而光又是生命的象征，因此这样一个由毛毡和手电筒构成的组合就成了一个渴望被救赎的生命体（学生）的象征，排成队列的小雪橇从形式上直接暗示的是学潮中游行的队列，它们攀升到货车之中，则象征着努力奋斗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进入到了安全的货车之中得到了拯救。

《毛毡西装》Felt Suit 1970 99.1 x 170.2 cm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IL, USA

这件作品是以他最具代表性的材料毛毡剪裁制造成一套西装，悬挂在墙面上展出。这件作品有着多方面的寓意，一方面毛毡是生命保护的象征，可以通过保暖为身体提供呵护，挂在墙上的毛毡西装如同一副生命的躯壳，它引导人们去正视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存在和对生命的呵护；而另一方面，毛毡西装又成了博伊斯自己的象征，是在他自己在场的一个隐喻，象征着艺术家对于生命与救赎等问题的思考。

《荒原狼：我爱美国，美国爱我》（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1974年 行为表演，美国纽约勒内·布洛克画廊藏

在这个表演中，博伊斯用毛毡裹住自己，与一只狼一起关在一个笼子里不吃不喝相处了5天，这成为了博伊斯影响最大的一件作品。这件充满神秘色彩和宗教仪式意味的作品中，博伊斯用了象征生命包裹的毛毡，同时又使用了狼这种在美洲传统习俗中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似乎是在探索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和交融。也有批评家认为，野狼是美国印第安人的象征（是他们图腾崇拜的形象），但却被白人捕猎殆尽，因此这件作品所表达的又是对现代化生活价值、消费社会中人的物质化堕落的批判。

　“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1982年-1987年 艺术计划

1982年，在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博伊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艺术计划：“7000棵橡树——城市绿化代城市统治”，要在卡塞尔市内种下7000棵橡树，1982年3月26日，博伊斯在卡塞尔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入口处的草坪上栽下了第一棵橡树，并在这棵树苗旁边垂直安置了一根玄武岩石柱，一半埋在土里，一半裸露在空气中，玄武石象征着过去和历史，而橡树苗则象征着生命、未来和发展。这个计划不仅由艺术家自己实现，很多民众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此后数年里他们陆续在卡塞尔市的各个角落中按照树与石的搭配种下了其他的橡树，到1987年所有7000棵树种完之时，博伊斯已经去世。博伊斯的一个重要的艺术主张就是：“社会雕塑”，“7000棵橡树”的艺术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从而对社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并不一定要追求一个具体的物质结果，而是强调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艺术要与社会当下产生对话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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