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史纵览】民盟的成立（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按照事先的商定，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梁漱溟行前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介绍梁去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提供支持与帮助。到香港后，梁漱溟拜访了救国会的邹韬奋和中共的范长江，与在港的盟内外人士商讨筹办报纸事宜。范长江给了很多好的建议，并在经济上给予了支持。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
《光明报》从筹备到出版，一直受到国民党或明或暗的阻挠破坏。蒋介石动员国民参政员、国民党元老，乃至青帮头子杜月笙等出面，以各种理由劝诱、逼迫梁漱溟离开香港，放弃《光明报》。香港新闻检查机构对《光明报》多方刁难，报纸经常“开天窗”，文章也被删得千疮百孔。为保证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两个重要文件可以顺利通过检查，萨空了想出一个主意：将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无须送检的广告栏内刊出，避开送检被扣一关。
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英、美各国在港记者予以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达到了在民盟筹建时计划的绕开蒋管区箝制，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更好在国内外发声的目的。
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民盟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共产党方面一直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给予了大量鼓励、支持和推动。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在重庆经常同党派人士接触。1941年2月，黄炎培、张澜向周恩来、董必武转达了筹建民主政团同盟的意图、进展，得到二人支持。3月28日，“梁漱溟向周恩来报告民盟去香港办报计划，周热情支持”，梁到港后得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等人员资金帮助。
民盟成立的消息见报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月28日发表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的社论，称赞民主政团同盟宣布的政治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
民盟在重庆公开活动的第二天，即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开幕。会议期间，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根据民盟纲领，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等，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
1942年底，中央常委会派罗隆基到昆明筹建地方组织。他和周新民等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许多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吸收入盟，1943年5月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第一个地方支部“昆明支部”。当时加入的盟员有潘光旦、潘大逵、吴晗、楚图南、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等名教授和知名民主人士。同时期，梁漱溟在桂林，杜斌丞、王菊人在西安，张澜、李璜在成都也都发展了一大批盟员。民盟在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声望提高，基础日益扩大，力量不断增强。
民盟还注意争取国民党左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支持，如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云南、川康地方实力派都被发展成为秘密盟员；在桂林，争取到李济深支持并参加民盟活动。这些组织工作让民盟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活动受到了保护，在成立初期的困难中逐步巩固和前进。
国民党扼杀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加强独裁的结果也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在内外交困下，国民党在1943年9月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打出了“宪政”旗号，通过了所谓“战争结束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的决议。各党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国统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各领导人和各地方支部纷纷写文章、办刊物、成立各种组织，发起活动。
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黄炎培创办《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民宪》（后正式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章伯钧主编《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自由评论》，由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的成都《华西晚报》等，宣传民主宪政，在国统区形成了声势很大的社会舆论。
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出版的《民主周刊》，更直接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运动期间，张澜、李璜1944年1月在成都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沈钧儒、黄炎培从1月起在重庆每月举行一次“民主宪政座谈会”；周新民也于4月在昆明发起举行“宪政研究会”。这些都促进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扩大了民盟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重提宪政，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抗日，稳固其统治。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明确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