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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斌 | 中国古代砒霜的知识史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摘要
经过东晋以来四百年的实验积累，盛唐时期的道教炼丹家正式发现和定名砒霜。晚唐五代时期道者将砒霜词汇连同其基本药理知识以及话语权转让给医者。北宋的医者是药物知识的解析者、实践者、记录者，他们使砒霜的知识汇聚沉积于医学话语中。砒霜成熟的医学理论若无其赖以建构的医学话语在宋代连续性地完善与整合便不可能形成。宋代以后是砒霜知识与社会的互渗时期。砒霜叙事在元杂剧、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中被大量口语化呈现，表明其知识已超脱于书籍史与阅读史以及精英文人与普通民众的研究框架之外而成为常识。以砒霜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知识史，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路径，也能更好地理解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根基。关键词
唐宋时期 砒霜 知识史 毒药
中医药研究领域对砒霜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医药史与现代应用。但存在两点问题：一是医籍之外的史料收集不充足，使得对砒霜历史的梳理不够准确。化学史领域关心含砷矿物的研究，但很少关心砒霜的发展史。道教科学技术史对炼丹术和黄白术中砷的研究基本继承了化学史的成果，对砒霜历史的研究未见明显进步的观点。王锦、任定成的《砒霜名实考辨》梳理了与砒霜相关的21个概念，然而仅局限于最基本的文献梳理。
本文拟将砒霜史纳入医疗社会史视野中予以探讨，除对砒霜的产生、发展做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分析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史的研究路径关注砒霜知识与社会的互动，探讨其知识产生、建构、演进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知识在日常生活的流传、实践与变迁。一、词与物：唐代砒霜之名的出现及其知识的产生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说：“古典‘话语’的基本任务是把名词赋予给物，并在这个名词中命名物的存在。”福柯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如果一个物未被冠名，我们或许能感知其存在，但无法准确表达与记录其存在，只能以类似“东西”的词汇来模糊指代。“砒霜”的名词何时出现？这是前人少有关注的问题。自从“砒霜”成为代表“物”的符号词汇后，“物”就有了被指称的记号，便能被辨别、解释、记录乃至阅读，由此相关的知识才得以更好地建立。1.唐代砒霜之名的出现笔者曾有研究认为“根据目前存世的可靠文献记载，唐代以前没有关于砒霜的准确记载，因此当时砒霜尚未作为专指药材名称出现并入药。”从武周到唐玄宗开天时期，道教典籍开始出现“砒”“砒黄”等称法，由此开启砒霜被发现的历史。一般认为是隋代苏玄朗的《太清石壁记》载有“造砒丹法”。但此书成书年代存在争议，有晋代、唐代、宋代诸说。因而其记载不能作为可靠材料利用。约成书于武周长安二年（702）至唐玄宗开元末年（741）间的《太古土兑经》载有砒黄的存在：“雌、雄、硫、砒名曰四黄”并运用于黄芽术、铜药术中。砒黄即砒石，因其含硫而呈黄色，是不纯的三氧化二砷。约成书于唐玄宗天宝九载（750）的《金石灵砂论》有“砒黄篇”，载：“砒黄生于山石间，服之通神。少阳之精，至热，有大毒。世人流飞之作丸，疗冷病。甚武烈，忌热面。若人服一丸或二丸，霜气透出，而面肿身虚。流俗不晓，以为丹，兹乃大惧。亦名曰霜，以其色白，故曰霜也。作黄白术者用之。”此记录对研究砒霜的知识史至关重要，其对砒黄的药性已有简单涉及。“世人流飞之作丸”表明已有时人提炼砒黄入药，从“有大毒”与“兹乃大惧”也可看出其毒害性已被发现。“亦名曰霜”则表示当时或已存在砒霜的称法。可能作于武后垂拱二年（686）到唐玄宗开元末年间的《龙虎还丹诀》非常详细记载了砒黄的药性，如黄花丹阳方：“砒黄性以雄黄略同，大温，有毒，生澧州山谷”；点丹阳方：“砒黄三十两（澧州者，无夹石，赤如鸡冠，向日通红者良。诸处者力次之）”；“燠出砂子红银晕法”有“用砒霜半两”。对砒黄的药性、产地、形态都有记录，足见当时对砒石和砒霜的认知已发展到较高程度。“赤如鸡冠”疑为后世所谓的鹤顶红。以上几部道教典籍的成书时间都比较模糊，不能直接拿来做时间轴定位。最早出现“砒霜”一词，比较可靠的文献是唐玄宗时期刘知古的《日月玄枢论》，载：“至于砒霜以化铜铁缩锡，此盖为饥寒之徒，非道者所处也。然得妙者，亦百无一矣。世有不知道也，谓五金是金、银、铜、铁、锡也，八石是雄、硫、砒、矾、胆、曾、青、磁也。”砒霜可以化铜铁缩锡，即能改变铜、铁、锡形态。砒霜在黄白术中具有点化功能，可辅助制造药金、药银成为饥寒之徒的谋利手段。可见，最晚到玄宗朝炼丹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砒霜的化学性。“砒霜”被炼丹家如此定名可能有如下原因。“霜”指颜色和状态，易理解。“砒”，李时珍认为：“砒，性猛如貔，故名。”可信。因为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据前代韵书修订而成的《广韵》中就将“砒”写为“磇”，其文载：“磇，磇霜，石药。出道书。”“磇”字当据“貔”而创，“砒”又是“磇”的简化字。《广韵》最后所说“出道书”至为关键，此句引自唐代托名陆法言的《广韵》，说明唐代的道者是砒霜的定名者。综上，最晚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开始，道教典籍中已频繁出现砒、砒霜。道者对其化学性和医药性也有一定的认知。砒、霜二字则是作为类似性符号表达出“物”的性质。所以说砒霜在盛唐时期才被道教炼丹家正式发现和定名。2.道教炼丹术与砒霜命名前的知识探索砒霜是较纯的三氧化二砷（在此基础上可进而分析三个案例。第一，中国最早记录三氧化二砷的人——东晋葛洪。化学史和道教科技史学者认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就记载了提炼砒霜和单质砷的方法：“（雄黄）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郑同、袁书玉通过实验证明按照此法可以得到砒霜和制取单质砷。随后，赵匡华、骆萌又再次实验印证用此法可得到砒霜。但限于文字记载，葛洪的方法不见明显的冷凝。
第二，西魏时某炼丹家假托太清真人撰写的《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不仅记载烧炼雄黄可得到三氧化二砷而且有炼丹器皿——“釜”提供冷凝。“饵雄黄方：好者一斤，以黄土釜二枚，以雄黄纳中，以一釜盖之，以白狗毛为泥，涂其会，令厚三分……临烧当作三头泥雀……药成，下釜冷之。间其火，无使大猛，亦勿令羸。药当上著釜，其色飘飘，或如霜雪白色，钟乳相连。”“下釜冷之”就是要冷凝，得到结在釜上白色的药，主要成分就是三氧化二砷。第三，唐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太一神精丹”被认为是高质量的三氧化二砷，其方为“丹砂、曾青、雌黄、雄黄、磁石（各四两）、金牙（二两半）”。其中雄黄、雌黄为硫化砷，曾青为碱性碳酸铜，磁石为氧化铁。制作方法是：“上六味各捣，绢下筛……置釜上，以渐放火……火尽极冷，然后出之，其药精飞化凝著釜上，五色者上，三色者次，一色者下，虽无五色，但色光明皎洁如雪最佳。”“火尽极冷”也是冷凝。如雪的药是较纯的三氧化二砷。曾青烧成的氧化铜和氧化铁起到催化剂和氧化剂的作用，所得三氧化二砷质量较高。这便是炼丹家通过实践逐渐积累化学知识的证明。葛洪、孙思邈等炼丹家虽已发现并记录了三氧化二砷的存在，但却未能确定其性质与名称。
盛唐以前没有正式发现砒霜的原因有二：一是提炼方法还不成熟，长期处于摸索与改进阶段；二是提炼的原料不易获得，很多炼丹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保障实验的反复操作，这是关键所在。如雄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说：“晋末已来，氐羌中纷扰，此物绝不复通，人间时有三、五两，其价如金。”孙思邈曾感慨想制作太一神精丹的困难是“苦雄黄曾青难得”。盛唐时期能正式发现砒霜的原因有三：一是炼丹家有数百年方法和选材方面的经验积累；二是天下统一，南北物品交流通畅；三是唐初以来炼丹服食之风兴盛，尤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上流社会能提供足够的金钱支持，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价格高昂的原料和器具，保障炼丹实验反复不断地进行。从唐高祖到玄宗一百多年间的历任皇帝基本都崇老尊道，即便是武则天也佛道并崇。其中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有公开的炼丹行为。如唐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武则天面首张昌宗的功劳之一是“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玄宗则是唐前期最热衷炼丹服食的皇帝。《旧唐书》说他“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象，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他不仅在兴庆宫建有合炼院让内供奉道士炼丹，而且在嵩山、茅山等地还委派自己宠信的道士合炼丹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唐朝社会炼丹服食成为一种潮流风尚。金正耀认为：“有唐一代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多，炼丹术具体内容之丰，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右者。唐代堪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以上条件为盛唐时期发现砒霜提供了可能。由此可以进一步印证道教炼丹术对中医药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陈寅恪曾指出“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陈国符认为“历代著名外丹家皆为著名医术家……盖外丹术与医术，初无区别，二者分派，疑始自金宋耳。”韩吉绍认为魏晋以来“炼丹家们在药物学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重要辅助与推动作用”。在唐代炼丹术兴盛的大背景和炼丹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砒霜才能被正式发现。总之，在砒霜问题上很好地证明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炼丹实验的经验积累体现出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知识是否能被发现、相信与验证。如果没有盛唐大一统以及炼丹文化的兴盛，也无法为砒霜的发现提供有利条件。随着社会科学与文明的不断进步，新的知识也在永不止步的探索中。需要说明的是唐后期以来由于砒霜的提炼能力有限，一直处于小量试制阶段，获得不易。二、文本与实践：宋代砒霜知识的建构从开元天宝到晚唐百余年的时间内，除道教典籍较多记载砒或砒霜外，其余文献罕有涉及，这种丰寡差异背后表明砒霜仍为道教的专业知识，未向社会大众广泛传播。晚唐五代以来，砒霜的知识从封闭走向开放。道者将砒霜词汇连同其基本药理知识一起转让给医家。北宋时砒霜知识的不断被建构与炼丹家、医药家从小量试制转入正式生产相同步。医者是药物知识最重要的解析者、实践者、记录者，知识的变化会慢慢沉积于医学话语中。砒霜的医学理论若无它赖以建构的医学话语在北宋被连续性地完善与整合，便不可能形成。医学话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书面化的医籍文本。文本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体现在医者通过无数的临床实践，进一步明确砒霜的药性和使用禁忌，与此同时文本也在向持续化、固定化、标准化发展。此背后，北宋官修医书也体现出较前代更强的权威影响力。1.晚唐五代砒霜在医学上的使用(1)晚唐时砒霜作为兽医药物使用目前所见砒霜以较高频率出现是从晚唐李石等编的相马、医马的专书《司牧安骥集》开始。书中记载了十余条利用砒石、砒霜治疗马疾的药方。如治马肺毒病（老鼠疮）的砒黄丸，其成分有砒霜、硇砂、砒黄、雄黄、粉霜，并有口诀：“雄黄砒霜同共用，粉霜硇砂砒黄同。”用法是刺破皮把药丸埋在疮下。还有定粉散治马花疮，槟榔散治马?疮，粉霜散治马蹄患穿心漏等等。以上用法均为外敷，而治疗诸恶疮也是后世常见砒霜主治疾病之一种。这种成熟的疗法可能不是李石的发明，或是继承前代道者、兽医家探索与实践的成果，而此过程已无法详考。(2)砒霜被用来治疗人的疟疾于赓哲认为唐五代时期对中国北方百姓健康造成最大威胁的疾病是疟疾。砒石、砒霜在初期都是被视为治疗疟疾的灵药被使用。现代医学临床试验认为砒石治疗间日疟的治愈率为63％，好转率为13％。目前文献所见最早关于中国人内服含砒药物的记录是唐末五代韩鄂的《四时纂要》：“疟药，名四神丹：朱砂一分，麝香一分，黄丹二两，砒半分……有患（疟）者，得三发已后……若是劳疟，更一发，稍重，便差。痰疟即大吐；吐甚者，即研小绿豆浆服之，即止。鬼疟便定。有孕妇人不可服。（缘有砒故也）”可惜韩鄂的身份存在较大争议，事迹也不明晰。“砒霜”一词在医籍中最早出现是在五代吴越时期《日华子本草》中：“【砒霜】暖。治妇人血气冲心痛，落胎。【砒黄】暖，亦有毒。畏绿豆、冷水、醋。治疟疾、肾气，带之辟蚤虱。入药以醋煮，杀毒乃用。”砒霜可治妇科病、疟疾、肾气等。因此最晚至五代吴越时，部分道者——日华子可能是道号——或医者对砒霜的毒性、药效已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这是砒霜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据此可以推测当时社会上砒霜的医药知识在逐渐传播，药性也慢慢被厘清，较唐代而言实属进步。2.北宋官修医书和医学实践的互动与砒霜知识的建构(1)开宝到嘉祐约八十年间是北宋医者继承、整理砒霜知识的时期。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成书的《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刊刻印刷的官修本草医籍，载砒霜的药性为：“味苦、酸，有毒。主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飞炼砒黄而成，造作别有法。”从文字承袭来看此条的撰写很可能未参阅《日华子本草》，而属于另外一支掌握砒霜药性的医者知识系统。治疟与祛痰是砒霜主要的药用。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刊刻的官修《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砒霜知识，注的内容就增加了《日华子本草》的文字。
嘉佑以来，宋人对砒霜的甄别与禁忌上有新的发现。鉴于《嘉佑本草》无图谱，后由苏颂负责编撰有药图与说明文字的《本草图经》，该书于嘉佑七年奉敕雕版印刷。苏颂等补充了砒霜产地以及形态方面的内容：砒霜，旧不著所出郡县，今近铜山处亦有之，惟信州者佳。其块甚有大者，色如鹅子黄，明澈不杂。此类本处自是难得之物，每一两大块真者，人竟珍之，市之不啻金价。古服食方中亦或用之，必得此类，乃可入药。其市肆所蓄片如细屑，亦夹土石，入药服之，为害不浅。误中解之，用冷水研绿豆浆饮之，乃无也。块大块小的选择是说生砒而非提炼过的砒霜。盛唐时期成书的《龙虎还丹诀》载：“（砒黄）生澧州山谷……澧州者，无夹石，赤如鹦冠，向日通红者良，诸处者力次之。”唐代说澧州（今湖南澧县）产的砒黄佳，此时则讲信州（今江西上饶）者佳，差别或许与五代十国以来南方的开发有关，对不同产地的新出药材有更多的比较与选择。除当时砒石难得、价高值得重视外，毒药禁忌与解毒方法也再次被强调。官修医书的知识来源与医学实践息息相关。第一，很多新的药物为前代本草医籍不载，但经过医者的实践发现行之有效的，在重修本草医书时给予了补充。《嘉佑本草》载：“窃谓前世医工，原诊用药，随效辄记，遂至增多……或俚俗尝用，而太医未闻；向非因事详著，则散遗多矣……自余经史百家，虽非方饵之急，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兼收载，务从该洽。”《本草图经》载：“又有今医所用，而旧经不载者，并以类次系于末卷，曰本经外类。”第二，新知识来源于地方官员向校正医书所的申报。嘉三年十月校正医书所奏：“欲望下应系产药去处，令识别人，仔细详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实，采收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产，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凭照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与今本草经并行，使后人用药，有所依据。”仁宗下旨：“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差，逐处通判职官专切管句，依应供申校正医书所。”这就能解释医书中市人云云、信州砒霜云云的知识来源。
(2)嘉祐到元祐约三十年间是北宋砒霜知识的大发展时期，从药材选择、药性纠正、烧炼过程等方面补充完善了已有知识。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陈承编撰《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简称《重广本草》）以“别说”的按语形式增补砒霜内容：今信州玉山有砒井，官中封禁甚严。生不夹石者，色赤甚如雄黄，以冷水磨，解热毒，治痰壅甚效。近火即杀人，《图经》所谓不啻金价者此也。
若今市人通货者，即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乃碎屑而芒刺。其伤火多者，块大而微黄，则《图经》所谓如鹅子色明澈者此也。古方并不入药，唯见烧炼丹石家用。近人多以治疟，然大意本以生者能解热毒。盖疟本伤暑故用。今俗医乃不究其理，即以所烧霜用，服之必吐下，因此幸有安者，遂为定法，尔后所损极多，不可不慎也。初取飞烧霜时，人在上风十余丈外立，下风所近草木皆死；又多见以和饭毒鼠，若猫、犬食死鼠者亦死，其毒过于射罔远矣。可不察之。又衡山所出一种，力差劣于信州者云。这段材料可作如下分析：第一，信州依然是砒霜的最佳产地，但是官方已开始加强管理，这与下文要讲的砒霜毒药性认知同步；第二，相对较纯的生砒呈赤色，即后世的鹤顶红；第三，此时买卖的砒霜大多是不纯的粗加工品；第四，之前砒或砒霜不见于古方，只见炼丹家用，与第一部分考证结论契合；第五，治疟疾最好用生砒，提炼后的砒霜毒性较大；第六，砒霜在提炼时出现的粉尘也有较大毒性，或可推测此前有部分炼丹家因此中毒；第七，砒霜可以用来毒杀老鼠；第八，衡山也产砒霜，药效不如信州所产。(3)元祐到政和约二十年间北宋医者对生砒的选择与砒霜提炼的方法又有进步。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寇宗奭完成《本草衍义》。书中对砒霜也增补了部分内容：疟家或用，才过剂，则吐泻兼作，须浓研绿豆汁，仍兼冷水饮，得石脑油即伏。今信州凿坑井，下取之。其坑常封锁，坑中有浊绿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取。生砒谓之砒黄，其色如牛肉，或有淡白路，谓石非石，谓土非土，磨研酒饮，治癖积气有功。才见火，便有毒，不可造次服也。取砒之法：将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砒烟上飞，着覆器，遂凝结，累然下垂如乳尖。长者为胜，平短者次之。《图经》言大块者。其大块者已是下等，片如细屑者极下也。入药当用如乳尖长者，直须详谨。每段新的补充都能透露出新的信息。第一，用砒霜治疟和用绿豆汁解毒，从五代已降百余年来的医学认知未变；第二，进一步细化了信州取生砒的细节，如坑井，强调常封锁，也是政府加强管理的延续；第三，更详细记录不同生砒的形态；第四，提炼砒霜的方法主要是烧炼和冷凝，这当是承袭自道教炼丹术。与陈承、寇宗奭几乎同时，唐慎微也在整合《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最终约于绍圣四年（1097）到元符三年（1100）间完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但对砒霜内容无增补。之后艾晟在此基础上补入陈承书中“别说”的内容，在大观二年（1108）上呈朝廷，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敕校勘此书，补上《本草衍义》新增内容，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作为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的《政和本草》集合了北宋以前全部的砒霜知识。在文字承袭叠加之后，《政和本草》呈现类书的性质。以上诸书多属官修，因此其对砒霜的药性阐述相对具有官方权威性。又因为这些书均雕版刊行，使得接受砒霜知识的群体更为庞杂，传播范围也更广泛。(4)从用于临床的医方也能发现医者在砒霜知识的积累与更新方面的努力。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下诏命翰林医官院采集宋初以前的医药验方，于淳化三年（992）完成《太平圣惠方》，此书所收医方大部分都行之有效。《证类本草》引有《太平圣惠方》中两则有砒霜的药方：第一是“治卒中风，昏愦若醉，痰涎壅盛，四肢不收。方用砒霜如绿豆大，研，以新汲水调下少许，用熟水投，大吐即愈。若未吐，再服。”此方与《开宝本草》所载“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可作对比理解；第二是“治恶刺方：用砒霜细研，和胶清涂之。”恶刺为恶疮之一种，外敷砒霜治疮，晚唐以来就在马身上使用。可证明砒霜的医学知识在继承、传播并不断实践。元丰年间（1078—1085）宋神宗下诏刊行太医局下属药局的成药处方配本，即《太医局方》。之后徽宗、高宗、理宗多有增补，高宗时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书中集有不少民间验方，利用砒或砒霜者如下：1.定喘瑞应丹“专治男子、妇人久患咳嗽，肺气喘促，倚息不得睡卧，累年不瘥，渐致面目虚浮”，方中有“煅砒六钱”；2.灵砂丹“治脏腑怯弱，内有积滞，脐腹撮痛，下痢脓血”，方中有“信州砒霜”；3.不二圆“治大人、小儿一切泻痢”，方中有“砒霜”；4.缠金丹所治与不二圆同，方中有“砒霜（醋煮，煅，三钱半）”；5.缚虎圆“治休息痢经一二年不瘥，羸瘦衰弱”，方中有“砒”；6.克效饼子“治一切疟病发作有时”，方中有“信砒（醋煮，二两半）”。据此可作如下分析：第一，定喘瑞应丹治咳嗽与砒祛痰清肺功效相通；第二，2、3、4、5都可归为痢疾类；第三，砒霜主治疟疾；第四，缠金丹、克效饼子用砒霜和砒时都需醋煮，与《日华子本草》“入药以醋煮，杀毒乃用”相吻合。除官修方书外，宋代的医家、地方官吏、儒家士人、道士与僧人也参与编撰方书。韩毅认为他们的知识“大多来源于官修医书、前代医书、家传家藏秘方、临证配伍新方，以及摘录自其他医学方书的知识”，呈现特点是“临床实践强，方剂亦多创新”。这也是砒霜知识传播与应用的一种途径。如刊行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苏沈良方》就载有两种使用砒霜的药物。第一，软红丸，功用是“止吐”，配方中有“信砒”，并强调“此药疗人吐，只一服止”。“尝与人一丸，偶两人病，分与两人服，两人皆愈”，可见效果尚佳。第二，“治小儿走马牙疳，唇齿疮烂”，配方中有“砒霜”。用法是“上等分相合，左右转研各千下，当极腻如面。每以鸡羽尖挑少许扫疮上，其疮即干。慎勿多用，恐入腹中有大毒，慎之。”书中还特别提到有人出售此药且疗效不错，“海州东海县民家卖此药，每一日只一扫，如米许大，无不瘥者。”综上，从北宋开始砒霜作为药材被大范围地使用。以上所论与王奎克等所认为的北宋时砒霜从炼丹家及医药家的小量试制转入正式生产瑏瑡相同步。作为新型药物，它的副作用与使用禁忌也不断被强调。医者通过临床实践也在努力从事其医药知识总结、完善、增补、修订的工作。砒霜能在北宋流行使用，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砒霜是有效治疗疟疾、痢疾、恶疮等顽疾的新型良药；第二，提炼砒霜的方法在进步，产量在增加；第三，医者将砒霜的知识写入医籍后（尤其是官修医籍），通过雕版印刷的助力传播，扩大了阅读群体，知识受众也随之增多。这三点互为表里，环环相扣。对北宋百姓来说砒霜已不是陌生药物，但其剧毒性的一面也暴露无遗。三、走向日常：宋以后砒霜知识的演进
上文已经提到医家已经认识到砒霜在临床应用中有大毒的副作用，所以一直强调控制用量，不可久服。北宋后期李新的《毒药论》就记载了因此而引起的意外事故。某居士的五岁女儿患痢疾，久治不能康复。居士为根除此病，听闻同僚有一份“秘奇方”，“方不可传，独可授药一傅，即瘥。居士神之，乞半刀圭，归严其法。”但“经夕而药毒大作，面色如地，唇颐㼜然，犹击寸舌，尽裂罅口，不得外以荠絇、绿豆、甘草之类解之，而毒不去。病女不复语，问疾增损，颔之而已。时自扪痛处，而呻苦苦者再三，宛转四日而绝”。之后“医视药云中有砒霜。质其人，则曰：‘诚用之，亦不多。’居士始大恨。
砒霜认知的正式转变始于北宋后期。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十月十八日，入内侍省武翼大夫、淮南路走马承受公事王道奏：“外路州军百姓有报仇怨，包藏祸心，多用砒霜毒药密以中人。伏望特降睿旨，尽收入官，不得私相买卖。”下诏：“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三百贯。”王道指出很重要的一个现实问题：开封以外地区出现许多百姓用砒霜害人的事件。砒霜被直接定义为“毒药”。徽宗认可了王道的现有者没收入官并严禁民间私自买卖的管理建议，并纳入法律管辖范围。在朝廷严加管控的背后，不难发现砒霜已成为事关全国民众生命安全的问题。管控又以法律为界定准则，表明砒霜买卖已成为违法行为。此诏令标志着砒霜的第一性由医用药物已转变为杀人毒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砒霜的管理。绍兴二十年（1150）八月十九日，太医局言：“《本草》玉石部中有砒霜一味，委有大毒，并无起病之功。望令出产州军今后不许收采，商旅不得依前货卖，见在者并令烧毁。重立断罪，许人告捉施行。”下诏：“从之”。太医局所言《本草》当为《政和本草》。在否定砒霜药用功能的同时，最严格的砒霜禁令也随之颁布。九年之后在《政和本草》基础上再修订的《绍兴本草》中，医官们在重新肯定砒霜有一定医药价值外，对其毒性也提出严重警告。“绍兴校定：砒霜至毒之物，世所共知。其造作之法，本经不载，但将生砒而飞炼成霜矣。虽有疗病之说，但害人者多矣。在服饵不用为善，即非常毒之物。今定砒霜味苦、酸，有大毒是矣。”从“至毒之物，世所共知”看出砒霜是毒药已成为常识。虽然有一定的医用性，但“害人者多”再次将砒霜的第一性表达为毒药。
《洗冤集录》详细记载了中砒霜毒后的惨状：“砒霜、野葛毒，得一伏时，遍身发小疱，作青黑色，眼睛耸出，舌上生小刺疱绽出，口脣破裂，两耳胀大，腹肚膨胀，粪门胀绽，十指甲青黑。”在毒药类型的记录位序上砒霜排在《唐律疏议》《宋刑统》《天圣医疾令》所严格管控的野葛之前，可见其重要性。朱熹说：“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馣与人盙。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表达出时人使用砒霜时的矛盾心态。虽然南宋朝廷严格管控砒霜，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完全被医者摈弃。《永乐大典》载有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左右的案例：“李子年十五岁，在学读书。医人修合疟丹，用砒霜一块。子误吞之，旋即躁渴，急救之，已无及。父母痛悼，悲哭不胜。”此处还是用砒霜治疟疾。可见绍兴二十年后，砒霜仍未能完全被禁绝。元朝也曾三次下令禁止买卖包括砒霜在内的毒药，《元典章》“禁卖（青）【毒】药乱行针医”条载：至元五年（1268）十二月，中书兵刑部承奉中书省札付：据提点大医院奏奉圣旨：“仰中书省严行禁约：开张药铺之家，内有不（是）【畏】公法之人，往往将有毒药物如乌头、附子、巴豆、砒霜之类，寻常发卖与人，其间或有非违，（杀）【致】伤人命……作弊多端，禁约”事。钦此。还见同卷大德二年（1298）“禁治买卖毒药”和至大四年（1311）“禁治毒药”，都包含砒霜。《大明律》承袭唐律，规定：“若用毒药杀人者，斩。买而未用者，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药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只要不是用来杀人，包括砒霜在内的毒药可以买卖。明代法律未见对砒霜的特殊管控。《大清律例》律文与此基本相同，在《条例》部分有补充：“诸色铺户人等，货卖砒霜、信石，审系知情故卖者，仍照律与犯同罪外，若不究明来历，但贪利混卖，致成人命者，虽不知情，亦将货卖之人，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这是针对砒霜的专门规定，卖方需向买方询问用途。此规定存在很大漏洞，如下文所见，买方若谎称是为毒老鼠，卖者也无法做到全程监管。此修订或与乾隆三十年（1765）河南巡抚阿思哈的建议有关。《清实录》载乾隆三十年八月乙丑日：“刑部议覆：河南巡抚阿思哈奏称：‘毒药杀人，最猛烈者，砒霜信石。凶徒以之谋命，愚民以轻生。此等案件，各省多有。向来未经严禁者，缘此药治疥、杀虫，亦多需用……请饬地方官，将铺户现有此药，限一月销毁。’”但刑部认为“查此药既多需用，限期销毁，不能杜绝。且启吏胥纷扰，势不可行。”砒霜屡禁不绝，很可能是由社会需求所决定。“治疥”是医用，“杀虫”是农用，“多需用”表示百姓需要，因而一刀切的严禁并不现实。2.砒霜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1)做毒鼠药。毒鼠药在《山海经》中已有记载，皐塗山“有白石焉，其名曰?，可以毒鼠。有草焉……名曰无条，可以毒鼠。”礐石已见上文。《太平广记》引宋初小说《野人闲话》也载：李客“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飡之，即愈。’”最早见用砒霜做毒鼠药的记载是《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北宋后期“多见以（砒霜）和饭毒鼠，若猫、犬食死鼠者亦死。”明清时期砒霜已成为最有名的毒鼠药。如《警世通言》中讲苏三故事时说刘志仁“数日前撞见王婆在生药铺内赎砒霜，说：‘要药老鼠。’”清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申报·审案传闻》报道杨乃武案，其中说到药铺老板钱宝生供称：“杨乃武来买砒霜，谓系毒毙老鼠。”清末的《老残游记》载：“我叫他买砒的时候，只说为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
(2)做蚊药。砒霜之前的蚊药主要有两种：一，《本草拾遗》载：用五月五日倒悬的蝙蝠“晒干，和桂、薰陆香为末，烧之，蚊子去”。 二，《海药本草》载迷迭香“合羌活为丸散，夜烧之，辟蚊蚋。”最早见用砒霜做蚊药的记载是《夷坚志》：南宋洪州崇真坊的杜三“夏日则货蚊药以自给”，突然一天“俄忽忽如狂，取所合蚊药内砒霜硫黄掬服之，走入市，从其徒求水饮。市人以为醉，不知药毒已发矣，顷刻而死。”砒霜做蚊药是毒蚊，与蝙蝠、迷迭香重在驱蚊不同。此制作方法一直延续到清代。《刑案汇览》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解役王红管解重囚，明知蚊烟系砒信拌制，服之堪以杀人，乃竟买点笼旁，以致林民取服毙命。”砒信就是砒霜。道光十年（1830）陈吴氏与奸夫谋毒本夫案：“查陈吴氏因黄氏家向做蚊烟香，剩有砒毒，捏称要药毒鼠，黄氏误信送给砒霜一包。”此条显示清人已普遍知道砒霜既能做蚊香又可毒鼠。(3)做农药。《天工开物》记载：“陕洛之间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此物（砒霜）生人食过分厘立死。然每岁千万金钱速售不滞者，以晋地菽、麦必用拌种，且驱田中黄鼠害。宁、绍郡稻田必用蘸秧根，则丰收也。”从宋应星记载来看，砒霜很有市场可能属于农田必备。据山西偏关县的友人告知，二十余年前其家仍用砒霜做农药，今已不用。综上，不难发现在货物流通上砒霜属于屡禁不止的药物。随着宋以后提炼技术的成熟与大批量生产，其价格可能不是很高，可以在药铺购买作为鼠药等日常用品。只要不是用来害人或作案隐秘，使罪行不暴露，便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民不举，官不究”的特征明显。凡此均证明砒霜知识已经走向日常，成为被大众熟知的特殊药物。3.文学与砒霜日常知识的互渗文学作品中出现砒与知识史的发展相同步。唐代的诗文、笔记小说、敦煌变文等均未有砒的记载。创作于北宋的《刘知远诸宫调》中有一句《般涉调》的唱词：“绵里钢针蜜里砒”，诸宫调作为说唱文学，广泛流行于宋金时期。从唱词可看出砒霜应已成为北宋士庶皆知晓的存在。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用市井俚语来叙述故事能展现出知识传播的一面。如元杂剧中的不少作品将砒霜直指为杀人毒药。如《张孔目智勘魔合罗》：“老汉担里无过魔合罗，并没一点砒霜一寸铁。怎把走村串疃货郎儿，屈勘做了图财致命杀人贼？”砒霜是毒药，寸铁指凶器，二者是杀人贼的作案工具。还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黑旋风双献功》等中也有记载。明代徐渭的杂剧《女状元》也载姜松命仆人毒杀贾大的事：“俺主人可独留乌氏的丈夫贾大又吃酒，叫小的临了那一大钟酒，放上一把砒霜，与他吃了。”杂剧的文字表述特点是口语化特征明显。这些话语来源于日常生活，通过杂剧演出又传播了砒霜杀人的一幕。明清小说在细节的呈现上更加丰富。如《水浒传》所载武大郎吃毒药一事：“且说西门庆去不多时，包了一包砒霜来，把与王婆收了……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把与那妇人拿去藏了……那妇人先把毒药倾在盏子里，却舀一碗白汤，把到楼上。”《醒世恒言》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载：“（陈小官人）顺路到生药铺上，赎了些砒霜，藏在身边……揭开了壶盖，取出包内砒霜，向壶中一倾，忙斟而饮……陈青走到，见酒壶里面还剩有砒霜。平昔晓得一个单方，凡服砒霜者，将活羊杀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有救，恰好左邻是个卖羊的屠户，连忙唤他杀羊取血……两个亏得灌下羊血，登时呕吐，方才苏醒。余毒在腹中，兀自皮肤迸裂，流血不已。调理月余，方才饮食如故。”这则故事中买毒、投毒、解毒皆有。《醒世恒言》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有用砒霜害人的记载。清代小说《济公全传》也有以买老鼠药的名义到药铺购砒霜的情节：“想罢到药铺买了一百钱砒霜，一百钱红矾。药铺问他：‘买这毒药做什么？’张士芳说：‘配耗子药。’将砒霜红矾带好，一直来到王安士家，要施展毒计，暗害王全、李修缘。”《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第一百三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中都将砒霜视为毒药。类似记载颇多，兹不赘述。以上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为通俗文学作品，其接受群体已超越精英文人圈，主要特点是大众化与通俗化，其与砒霜进行知识互渗。砒霜知识已经“转译”成能够被轻易解读的术语，以老鼠药的名义在药铺购买更为一种普遍书写模式，这种互动式的知识传播形塑着毒药的阴暗世界。《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说：“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客体化基本上都需要用语言的符号化来维系，日常生活其实就是我和他人所共享的一种语言生活。因此，要理解日常生活现实，理解语言就是根本所在。”元杂剧与部分小说的口语化表述，摆脱了语言与文本之间的束缚，突破了书籍史与阅读史的研究路径。四、结论砒霜虽然作为毒药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我们不能简单视其为邪恶的代名词，甚至是诋毁中医的手段。中医存在药性理论矛盾，即医疗性与毒害性之间的矛盾，出于趋利避害的医学观，医家一直努力调适此矛盾，其话语体现在本草医籍的文本结构上。本草医籍对药物的描述性秩序，大体遵循以下顺序：药名、别名、味、性、毒、主治、生境、采择、制造、药物相互作用（恶、畏、反、使）。北宋以来，通过对砒霜这种新型药物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医者和民众对其安全风险度的顾虑也在增长。砒霜的副作用、使用禁忌与注意事项不断被中医强调与修订。这是中医进步的一面。同时应该认识到砒霜也是治疗疟疾、痢疾等对古人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疾病的良药，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砒霜所含三氧化二砷是良好的抗癌剂，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等多种恶性肿瘤有一定的功效。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砒霜会被认为是继青蒿素之后，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另一份礼物。
砒霜史也是全球史的议题。西方文献中的砷（Arsenic）多指三氧化二砷。砷曾经是西方最流行的杀人毒药，兴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被称为“用砷实施谋杀的黄金时代”。如16世纪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意大利波吉亚家族的家传秘方毒药“坎特雷拉”，17世纪在意大利北部女性当中流行的“托法娜水”，19世纪法国流行的“继承粉末”，都被认为是含砷毒药。西方与中国在砒霜使用上的最大差异在于滥用特征明显，如壁纸、涂料、糖果装饰、肥皂、灭鼠药、灭蝇纸、化妆品等中都含有砒霜，且没有像中国古代一样立法严禁砒霜的买卖。西方也很早知晓雄黄等含砷矿物的化学性，如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就提到雄黄、雌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已经知道用火煅烧雌黄可以生成一种白色的化合物，其成分主要是三氧化二砷。3世纪左右炼金术士阿加索戴亚蒙发现利用雄黄或雌黄与泡碱熔合会产生三氧化二砷这种剧毒物质。这种记录早于中国。但与中国一样，此阶段属于在炼金术中偶尔发现砒霜而未被命名的知识隐藏时期。西方能真正提炼砒霜又晚于中国。直到皮特鲁斯·欧珀努斯（Petrus Oponus，1250—1303年）才正式发现雄黄和雌黄都可以被转换为砒霜。知识史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反思“李约瑟之问”。抛开问题本身的概念矛盾与以往学者从中国古代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予以解释外，我们发现之前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过于重视西方看待中国的眼光，忽视了从长时段历史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本身知识的产生、积累、传承、发展的动力与方式。这是有关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问题。如果能解答此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中华文明何以能传承数千年而不断绝这两个更大问题。砒霜的知识史是一个切口，我们能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影响因子与知识的互动。如从东晋到北宋，道教炼丹实验提供知识创新的动力，中医医学实践进而从科学性上检验与完善，最终产生标准化、合法化的知识。宋代以后印刷术的推广与发展有助于社会识字率的普遍提升，知识的受众与传播范围由此扩大。世俗文化的兴盛使得知识不再由知识分子阶层所独享，互渗的通俗文学作品与日常话语进一步推动知识的深入发展并改变知识传承方式。同时官方的管理、推动以及政治权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形成与发展非由本文所能囊括，不同知识的社会影响因素也不相同，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等无疑是动力来源，更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根基。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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