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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
学术性·思想性·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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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衔接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和新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实现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衔接，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优势。从理论机理上来看，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衔接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促进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培育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引导数字文明新形态。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衔接需要构建和完善融合机制、联动机制、并联机制和合作机制。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衔接的路径在于：走中国式数字化道路，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师 博、方嘉辉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内涵、实践取向与政策体系
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工业发展动能、强化包容性发展以及促进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融合而赋能中国式新型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将助力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实践取向上，要进一步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建设工业互联网以及发展工业经济新业态，驱动工业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同时构筑以创新激励机制为牵引、以融资优惠政策为保障、以数字生态机制为协同、以人才培育机制为支撑的政策体系，为数字经济持续深度赋能中国式新型工业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后盾。赵 华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的效应与路径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化历史进程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标志性体现。数字经济通过组合效应推进城镇城市共同繁荣，通过匹配效应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结构，通过学习效应为城市经济实现创新驱动，通过规模效应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通过集聚效应创造持续韧性的城市魅力。实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需要在以人为核心的根本宗旨下，构建针对性的政策制度体系，重点推进既有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公共服务数字化以及市民生活的数字化嵌入。郭 晗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融合创新要素以驱动科技水平现代化，能够提升主体创新能力以驱动科技主体现代化，能够增进科技治理效能以驱动科技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共享匹配的数字化科研组织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钞小静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要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由单点演进转向集成迭代，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现了更加深度的融合，这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技术关联与网络协同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污染治理效率，从而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带来叠加倍增的赋能效应。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朱富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逻辑框架——基于三大关键词的元问题思考
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根本思路在于从本体论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三大关键词的实质内涵：它们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事务上，同时要确立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行为机理。事实上，经济学说和理论逻辑只有嵌入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中，才可以经得起现实和理论这两大问题意识的检验，才可以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这两大层次进行推进和成熟。同时，只有真正搞清楚了人们的行为机理以及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才可以寻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补共进的内在机制，进而才可以实现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由此才可以构建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正因如此，这三大关键词根本上也就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只有通透理解这些元问题才能构建出普遍性的学说体系而不为各种社会具象所迷惑。屠毅力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而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贾祯祯
美善统一还是寓美于善？——孔子审美思想新探
对于孔子的审美思想，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是认为孔子追求一种美与善相统一的理想境界，代表性的观点均不离审美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艺术与道德统一等。这类观点多从对美、善的现代性理解入手，不仅具有概念的先在规定，背后可能还具有方法论上的某种预设，未必能真正反映孔子美学思想的精神实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孔子审美思想的重心所在。虽然孔子并不否认有脱离善的美独立存在，但他一生关注的重心始终是善而不是美，只有在对善进行求索的过程中，美才在孔子思想中作为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以美善统一来理解孔子的审美思想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区，审美境界之谈亦有过度引申之嫌，我们应当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孔子真实，采用寓美于善的视角和方式，重新对孔子的审美思想进行审视。曾仲权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儒家五伦的交往关系之上通过儒家交往行为所形成的交往共同体“仁里”，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社会存在境遇；里仁为美的仁爱之情，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与儒家交往关系、交往行为相伴随的情感共同体“里仁”，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情感存在境遇；依赖礼乐建构的“仁里”，是审美交往共同体，有共同的审美对象，是仁爱和谐的美境；“仁里”是通过尊于太一天神之命，模拟太一天神之运的礼，所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大同社会是儒家命运共同体的审美乌托邦。里仁为美内在蕴含四种儒家共同体，即交往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张志宏 张 禹
逢丑父救齐顷公：何以“当斮”？——公羊学对大夫行为动机、手段和结果的判准
齐国大夫逢丑父在“鞌之战”中，与顷公换位，舍己之身而救其主，却被晋国大夫郤克斩杀。从公羊学视角来看，尽管逢丑父的原初动机是出于拳拳之忠心，但是他的行为不符合《春秋》所规定的君臣尊卑大义，因此其行为动机不能作为减免罪刑的依据。逢丑父让其君以臣子身份逃跑的手段使得顷公陷入被动不义的境地，背离《春秋》“国君当死社稷”的原则要求，不符合《公羊传》“反经合道”的行权思想。逢丑父救主行为导致的结果，包括令顷公受辱，让齐国宗庙、社稷蒙羞，不利于维系周朝宗法制度之下“尊尊”的价值体系。因此，从行为动机、手段与结果综合分析，逢丑父救主违背孔子所设定的王道正义，不仅不当嘉善，更当受到《春秋》王法的制裁。然而，公羊学家通过高扬《春秋》王义的理论使得“尊尊”价值成为大夫行为中的最高政治律令，这种政治思想具有将君主推向权力绝对化地位的倾向。郜 喆
魏晋南北朝《孝经》学中的爱敬之论及其影响——以皇侃、刘炫为中心
在《孝经》中，爱敬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两种情感。郑玄紧密结合“五等之孝”的结构阐释爱敬之理，将二者视为通向孝教的人情基础，是汉代《孝经》学的典型。魏晋南北朝的《孝经》学将爱敬理解为普遍的个体情感，产生了“心迹”之分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旨在探究爱敬是否皆为自然的人情，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以皇侃为代表的爱敬各有心迹说，将爱敬都理解为自然人情，延续了汉代《孝经》学的基本思路；第二，以刘炫为代表的爱心敬迹说，只将爱看作自然人情，敬来源于外在人为的培育，背离了《孝经》对人情的定义。爱心敬迹说不是《孝经》解释史中的主流，但它对唐代忠孝、君父合一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体现出《孝经》性质的转变。王 锐
“灭国新法” ：清末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
辛亥革命前十年，梁启超在言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以生动的文风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局。在这其中，发表于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极为重要。梁启超在其中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支配非西方国家的手段，强调前者灭人之国往往不需要直接动用武力，通过金融、借债、修筑铁路、派遣顾问等方式便可完成。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近代中国人更为全面地开眼看世界极有助益。也正是在剖析“灭国新法”的脉络下，梁启超提醒国人要注意帝国主义问题。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高度重视，成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任 晔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视域下的“震旦”意蕴再造与词语流行
清中期以来“震旦”一词逐渐走出佛典，先被西北史地学人用作国名别称，后被晚清趋新人士用作国名代称。民国以后，“震旦”被广泛用作企业商标、机构名称、书报刊名和个人名号，成为时代流行热词。“震旦”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既有其传统词义“衣冠文物之国”“东方日出之地”极具正面色彩的内在原因，也有章太炎、王拱璧等人积极提倡的外在原因，更是其“中华复兴曙光”时代新义与国民心理契合的时代选择。中国社会各界以“旭日”“醒狮”“雄鸡”等图像元素描绘“震旦”，寄托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盼；中国地质学人发起以“震旦系”为旗帜的学术救国运动，为新兴的中国地质学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总的来看，“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参与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印 子
乡村社会“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及其解释——基于华北乡村案例的观察
张开云 赵梦媛 邓永超
消费帮扶的实践样态、多重困境与未来路向——以广东为考察中心
消费帮扶是中国特色减贫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小农户参与、融入大市场的重要路径。基于马克思消费思想、巢状市场理论与消费帮扶实践，本文构建了消费帮扶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和国家政策指引下，广东结合本土市场基础和消费空间优势，积极构建支撑消费帮扶的制度体系，搭建消费网络和平台，双向提升消费帮扶产品品质保障，积极探索能够提升贫困小农生计能力和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后，消费帮扶面临双重失衡困境、网络支撑困境和多维赋能困境等多重困境，必须通过优化消费振兴治理结构、创新消费振兴助推机制、强化大数据赋能和完善交易体系等系统路径，降低农户市场参与成本，提升农户市场参与能力与在市场交易价值链中分配份额，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农增收和迈向共同富裕。曹云鹤 陈友华
内卷：流行根源与社会后果
“内卷”成为网络媒体年度热词，引发网络与社会广泛热议。内卷本身是稳态社会的常见现象，但它能在当下迅速流行传播开来，实则反映出现代社会个体在激烈竞争压力下普遍产生的社会流动焦虑。内卷的概念在现代互联网语境下逐渐泛化。本文分别对“内卷”与“外卷”，“内卷”与“外展”，“内卷”与“躺平”三对概念进行关联性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内卷现象流行的根源及可能带来的双面性社会后果。在内卷化愈发激烈的情况下，“破卷”需要社会与个人共同努力，在宏观层面，应深化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引导大众消除职业偏见，促进差异化竞争；在微观层面，个体应适度降低个人欲望，批判性审视网络语言。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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