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加密货币、区块链与全球治理》
《加密货币、区块链与全球治理》（独角兽·区块链丛书）
Bitcoin and Beyond: Cryptocurrencies, Blockchai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加拿大]马尔科姆·坎贝尔-韦杜恩（Malcolm Campbell-Verduyn）主编
曾森、高奇琦、金华 译
丛书主编：高奇琦
内容简介：
自2009年比特币出现以来，数百种不同的“加密货币”被开发出来。这些加密货币逐渐被主要电商平台和“共享经济”所接受，并被用来处理各种业务。同时，加密货币也得到了传统零售商、制造商、慈善机构和政党组织的应用。
鉴于比特币及其他竞争性加密货币具有强烈的波动性，且对国际洗钱、庞氏骗局和非法商品与服务的跨境在线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加密货币备受大众关注。为了应对加密货币所带来的诸多争议，各国央行、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全球行业监管机构被迫采取多方面的治理对策。除了对比特币进行正式封禁之外，这些机构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以将区块链的基本原理（即支撑加密货币的点对点技术）融入广泛的数字交易交换、记录和广播之中。因此，基于区块链的活动越来越多，其新颖性和广泛性激发了人们对比特币及其他新兴技术的乌托邦式希望，也加剧了人们的反乌托邦式恐惧。
本书汇集了人类学、经济学、科技研究、社会学和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学者，来评估比特币与区块链对当代全球治理所构成的实际影响。这一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学术界、政策制定者、行业从业者和公众更好地理解推动国内和跨国治理改变的技术变革。
推荐语：
这是来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团队研究区块链技术对全球治理影响的第一本书。任何对技术与全球治理的相互关系感兴趣的读者都会将阅读本书视为一种享受。
——彼得·约阿希姆·卡岑斯坦，小沃尔特·塞缪尔·卡彭特（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教授）
在过去十年间，加密货币已经成为信用创造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创新之一。加密货币的全球架构对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洗钱控制带来了重大挑战。学术界对加密货币革命性影响的理解仍然相对滞后。本书是最早对加密货币世界所带来的挑战进行彻底、全面且深入浅出的研究的书之一。
——罗恩·帕兰（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作者简介：
马尔科姆·坎贝尔-韦杜恩（Malcolm Campbell-Verduyn）是加拿大巴尔西利国际关系学院的社会及人文科学委员会（SSHRC）博士后研究员。他主要聚焦于对全球政治经济中语言和理念进行研究，以及对私人行动者、技术和技术人工物在当代全球治理中所发挥作用持有特殊的研究兴趣。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商业与政治》《竞争与变革》《全球社会》《欧洲公共政策杂志》《新政治经济》和《新政治学》等期刊上。他也是《后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代的专业权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一书的作者，该书已于2017年由帕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
曾森，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讲师，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技术政治与比较政治，在多个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发表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参与多项重大课题标书撰写和相关研究，并参与撰写具有国内外声誉的两大指数项目：国家治理指数（NGI）和全球治理报告指数（SPIGG）。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主要社会职务包括：中国通信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自然辩证法学会副会长。并创立和主持具有国内外声誉的三大指数项目：全球治理指数（SPIGG）、国家治理指数（NGI）、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数（CICSR）。
金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治理，公共政策。
目 录
导论：何为区块链？区块链如何与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产生联系？
一、当代全球治理的影响及相关见解
二、技术与全球治理
三、各篇文章内容梗概
处于边缘地带的货币：从政治实验到无现金社会
一、引言
二、何以成为货币？
三、呼之欲出的虚拟币
四、比特币货币游戏的演变
五、处于边缘地带的货币
区块链组织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以加密货币为例
一、引言
二、公司治理：既有研究
三、加密货币治理
四、研究方法
五、结果
六、结论
技术与全球治理的互构：比特币、区块链与国际反洗钱制度
一、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社会技术环境
二、区块链与国际反洗钱制度
三、技术与全球治理：一对互构的关系
四、结论
介于自由化和禁止之间：审慎积极与对比特币/区块链技术的治理
一、引言：找回国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三、比特币的起源与治理挑战
四、技术治理：未来的三种模式
五、结论
网络化全球治理中的加密货币和数字支付渠道——基于普惠与创新的视角
一、数字普惠金融：走向金融创新的“平台化”
二、颠覆东非的普惠金融：通过移动货币平台扩大网络
三、基于地方金融实践的非洲数字金融
四、区块链技术：对信托、治理和货币语用学的影响
五、比特币、汇款和日益增长的全球流动性
六、网络化世界秩序中的数字支付渠道：结束语
治理不应被治理之物：基于争议路径来研究比特币治理
一、引言
二、以科技研究视角来研究比特币治理
三、三大争议事件揭示的比特币治理
四、总结
算法治理试验：失败的分布式自治组织的历史与民族志
一、分布式自治组织的愿景
二、The DAO 提案
三、鲸鱼之DAO
四、漏洞利用事件
五、此次利用事件之后
六、对 The DAO 之治理的民族志研究
结论：走向全球治理的区块链时代还是封闭时代？
一、作为新兴技术的区块链
二、对当代全球治理的影响及其启示
三、未来的研究路径
四、总结
导论：何为区块链？
区块链如何与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产生联系？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您可以几乎即时地获得世界各地进行的所有数字交易的永久记录。在不透露这些交易涉及的具体人员和内容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化数据库可以让您实时地总览国内外的点对点交易。在拥有这种前所未有的能力之后，您可以监控那些实施、核实和公布其数字交易记录的准匿名个体之间发生的直接网络互动。这一能力也构成了围绕区块链所产生的希望和忧虑的核心。随着比特币及其他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应用日益普及，全球政治经济也越来越走向数字化。本书探讨了这些变化对规制、管理和组织全球政治经济数字化的参与者和进程所产生的治理影响。
区块链本质上是编码到计算机软件中的数字序列，它允许世界上任何有互联网接入的个体用户安全地交换、记录与广播交易。与大多数技术变革一样，区块链的发展借鉴并结合了多种既有技术。例如，区块链结合了数字加密技术，后者在不同程度上隐藏了交换的具体内容以及个体用户身份。作为预先编码的一系列分步指令的算法也被用于求解复杂的数学方程，并就用户网络交易的有效性达成共识。时间戳技术定期将经过验证的交易捆绑到数据集或“区块”之中。这些“区块”依次连接在一起并形成“链”，从而构成更大的“区块链”交易数据库。在保持交易用户和具体内容匿名性的情况下，这一交易数据库广播了一个永久性的交易记录。除非用户达成明确的共识进行更改，区块链旨在由所有用户以不可改变的方式共同维护。
20世纪30年代，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H.G. Wells）提出了用户验证交易的分类账本的设想。到20世纪后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群致力于保障数字隐私的“密码朋克”（cypherpunk）电脑黑客对这种分类账本大加提倡（Jeong，2013）。2008 年，一个化名为中本聪的人（或群体）发布白皮书，首次提出发展区块链技术的技术蓝图。确定中本聪的身份的努力至今都无功而返，这给区块链这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笼罩了一个巨大的神秘光环。区块链技术设计最初只在加密邮件列表上流传，不过很快就被一个由技术爱好者组成的在线社区所采用。他们于2009年开发出了比特币，使其成为首个带时间戳的用户验证交易分类账本。最初，比特币意在实现用户之间的类货币“代币”交易。不过，比特币在之后逐渐被用于一系列其他信息的数字交换、验证和广播之中。作为非专有的开源软件，早期比特币“协议”在其他区块链的开发过程中得到复制。这些区块链不仅可以交换“加密货币”（CCs），还可以交换所有权、合同义务以及选票与公民身份等各种各样的信息。
在2008年白皮书发布五年之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开始受到技术专家和技术爱好者以外的人士的关注。在2013年，由于在线“加密社区”圈内外事件的集中爆发，人们对比特币的关注陡然增加。名昭著的电商平台（即“丝绸之路”）的兴衰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些负面和耸动的报道警示着公民、公司和政府注意到因比特币而产生的“新狂野西部”（Singh，2015）。与此同时，一系列外部事件促使人们更加正面地看待区块链技术早期应用的潜在益处。例如，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揭示出政府和企业的监控广泛存在，而区块链技术则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选项。其他事件还包括：欧元区的金融动荡，包括塞浦路斯银行“救助”过程中发生的没收存款事件；大银行的技术故障使得客户无法提取存款；最初仅仅作为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紧急对策的、备受争议的央行量化宽松计划确定延长。无论是出于哲学、投机或是安全方面的考量，越来越多的公众对比特币可能带来的希望和风险充满兴趣。这一切都发生于比特币交易价格处于空前的波动之时：其交易价格从10美元多上涨了近 10 倍，之后又下跌了近一半，最终在2013年底达到750美元左右。
在 2013 年这关键性的一年之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逐渐融入其早期开发者明确试图取代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比特币日益得到主要电商平台（如易贝）、爱彼迎（AirBnB）和优步（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的广泛接受，并用在各种各样的交易之中。同时，比特币也得到更多传统零售商、制造商，甚至政党的接受。除了在交易中采纳比特币以外，一些跨国公司还开始开发出自己的加密货币，并将区块链融入其经营之中。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试用了区块链技术，以加强对其全球食品供应链的质量管理。一些投行和股市运营商也开始运用区块链来精简其后台运营（back-office operation）。甚至一些政府也开始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土地和健康登记，以及福利支付系统。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超出了其最初适用的圈内在线社区和非法平台，这显示出该技术正日渐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的关键环 节。
虽然调查持续显示区块链的作用和应用将越来越大（e.g. World Economic Forum，2015：24），但即使是对其充满热情的人士也开始怀疑，这项技术所带来的兴奋感是否已达到了“顶峰”（Gartner，2016）。作为主流媒体的《经济学人》在2005年强调区块链的“非凡潜力”，“并将其视为可以比拟有限责任公司、私有产权或互联网本身的重大创新”。学者们将区块链描述为“自互联网被首次开发以来最重要的基本架构创新”。第一本研究区块链的书将这项技术与《大宪章》和《罗塞塔石》相提并论，认为其提供了“重新配置所有人类活动的潜力”（Swan，2015）。由于区块链与其他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和应用，全球政治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要评估区块链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所产生的广泛社会经济影响，显然需要更多的篇幅和细节。在对区块链给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带来影响的探讨过程中，针对新兴技术的变动性与其在组织、规制和管理国内外参与者和进程之间越来越即时性和多面性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本书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见解。
研究一种圈内人士才懂的新兴技术如何能对当代全球治理的特征产生有益的见解？新闻记者和技术爱好者常常暗示，区块链应用正如何改变21世纪全球治理的关键面向。例如，英国《金融时报》的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在2014年就强调了区块链如何将信任从传统的中心化机构转移到通过数字密码学和计算机代码直接交互的去中心化用户上。与此同时，技术专家们也在颂扬区块链如何推动个人之间的即时交易，这种交易可以绕过一系列中介和中心化的“可信参与者”（尤其是政府）。人们对中心化权威削弱呈现出“一边倒”的赞扬，媒体的论述也常常流于耸动性的夸大其词，而非严谨的详细分析。这些赞扬和论述为 21 世纪全球治理的变动特性提供了某些（尽管是有限的）见解。学术界对比特币、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研究始于2011年。除了一些例外，早期的研究仍然是技术性的，且关注范围狭窄，基本上未考虑到区块链应用对当代全球治理的广泛影响。法学学者详述了比特币、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适用于既有正式法律法规的多种方式，而往往忽略了其所带来的广泛治理影响。计算机科学家的研究聚焦于区块链的技术特性，重点关注于测试区块链应用的不可变性和伪匿名性。作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最重要公共评论者（Foley，2015），经济学家主要考虑加密货币是否能被视为货币或构成所谓“钱联网”（Internet of Money）的核心要素。
早期研究虽然在分析复杂的技术发展方面具有开创性，但这些研究往往只局限于经济、法律和技术分析，而忽视了或仅仅暗含了对“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的广泛思考。在这些文献中，关于治理的一些关键问题常常得不到解决。例如，基于区块链的活动的决策如何制定，不满如何表达？在何处制定和表达？区块链是否克服了既有决策流程的缺陷？区块链是否会引发新的治理问题和病症？“基于区块链的治理”是否对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可欲的？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全球政治经济（GPE）学者，长期以来都在讨论技术（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全球治理之间联系的普遍性问题。针对千禧年科技股泡沫的破灭和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例如电子货币给传统货币管理形式所带来的机遇和威胁），学界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针对代理、伦理、合法性及新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权力等关键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例如，关于“数字鸿沟”的学术研究提请人们注意，技术驱动型决策可能变成专家主导，而将那些不太熟悉或无法理解复杂技术的人排除在外。新兴技术不仅被认为促进了合作和进步，也导致了以不平等和权力不对称为特征的技术官僚治理模式。前者得到自由主义和技术乌托邦式观念的支持，后者则为批判主义和技术反乌托邦视角所认同。
不过，全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尚未对区块链应用所带来的治理影响发表相关见解。对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技术变革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详尽分析，既没有预料到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也没有考虑到区块链技术在加密货币方面的重要运用。尽管人们越来越关注治理与技术及普遍的“大型技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自国际关系（IR）的相关跨学科分析也同样忽视了区块链的影响。因此，全球政治经济学对技术的治理影响形成了广泛和长期性思考，而相关学科对区块链的具体分析则研究不足，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本书试图作出初步尝试来建立学科间的桥梁，以弥合这一研究鸿沟。要了解区块链的广泛社会经济影响和全球治理的变动性，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包括支撑全球治理的特定参与者和进程的代理、合法性和权力）需要被纳入关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技术、法律和经济学研究之中。以上学科的研究已经开始考虑上述问题。本书汇集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科技研究（STS）等学科的学者，与全球政治经济学者展开对话。为了确保由跨学科学者群体所撰写的各篇文章之间保持整体一致性，本书所有撰稿人都考虑到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区块链应用为全球治理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第二，具体来说，谁获得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赋权（去权）？
第三，特定参与者和进程如何获得区块链技术应用的赋权（去权）？
与推动区块链交易必须达成技术共识不同，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未强行得出标准答案。相反，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如何影响当代全球治理的关键面向，学者们提出了迥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这是因为这些学者认识到，为了更为细致地理解新兴技术的影响，相关分析就应该具有多样性。因此，本文最后一个部分所提出的核心结论很显然只是暂时性的。本书撰写者在以下各节都作了具体分析。他们的分析建立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对新兴技术给全球治理带来的影响所产生的相关争论的基础之上。
本书在争论中所共享的概念起点与技术变革的性质和演变有关。在对区块链在比特币及其他领域的应用的具体评估中，本书对这套技术是否能被视为“新兴”技术作出评估。这里的“新兴”指的是，新知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实际应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果不是完全）悬而未决的。科技政策学者以以下几个标准来界定新兴技术：指导这些技术最新应用的知识或原则的新范围；这些技术的现有应用所获融资和研究是否快速增长；技术是否得到核心参与者群体的支持；以及能否对技术应用对既有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影响作出不确定而大胆的预测。在本质上，许多新兴技术的应用仍然是理论性的，仍处于“概念证明”（proofof concept）阶段，而未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既有实践的基础。尽管人们经常高调宣扬这些新兴技术的“革命”性，但这套新知识的实际潜力仍然不确定。换句话说，广泛存在的“对潜在应用的预期仍然只是——预期性愿望和希望而已”。在与支撑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进程之间的关系互动中，新兴技术是如何以及何时变得“成熟”起来的？通过考察区块链的应用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述，自比特币问世的第二个五年以来，加密货币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达尼埃莱·罗托洛（Daniele Rotolo）、戴安娜·希克斯（Diana Hicks）和本·马丁（Ben Martin）认为，一旦某项技术的实际应用变得不那么模糊不清，所涉及活动日益广泛且超出其初始定位，或者一旦其快速增长的融资和潜在应用面临下滑并逐渐被其支持群体所抛弃，那么该项技术就无法被认定为新兴技术了。然而，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从新兴技术到成熟技术的转变并非完全清晰分明。例如，互联网可能是当代最众所周知的案例：互联网最初的发展和应用仅限于安全和学术领域，之后才逐渐扩展而支撑起全球政治经济的大量活动。随着“物联网”的出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迅速扩展。互联网技术甚至被誉为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因此，互联网的发展说明成熟技术和新兴技术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何为新兴技术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的，本书借鉴了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针对技术所提出的早期见解。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是“斯科尔尼科夫原理”。在《难以捉摸的变革》（The Elusive Transformation）一书中，研究技术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尤金·斯科尔尼科夫强调，“无论其来源为何，对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通常都会超越其开发初衷”。不为人所知的区块链技术设计者（们）可能从未考虑和预想到这一技术所带来的广泛应用会成为其“共同属性”（shared genus）。更为广泛的“区块链2.0”的应用建立在加密货币之上并超越之，这挑战了既定观念对这一新兴技术基本组成要件的看法。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取代区块链这个术语的努力在持续进行中。不过，通过发展封闭账本（closed ledger）来要求特定参与者在授予遴选用户权限时充当正式看门人，分布式账本技术对区块链去中心化和“无许可”的初始特征做出巧妙而重大的改变。这些实验及其所带来的不同治理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实验性和临时性的特征。全球政治经济学和法学学者认为，在当代全球治理中，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普遍更广泛的“区块链 2.0”应用也表明，随着新兴技术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既定参与者和进程所涉活动中变得日渐成熟，其演变路径仍然是不确定且难以预测的。正如斯科尔尼科夫原理所揭示的，每一次的发展过程都以独特的方式展开，在历史上往往无先例可循。与互联网相比，区块链应用更加建立于既定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因此，区块链应用可能更适合拿来与像 Voice 这样的基于互联网的特定技术而非像 Skype 这样的互联网协议（VoIPs）作比较。反过来，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被理解为与正在开发的“开源”操作系统（OS）（例如，从最初的“闭源”Windows 和 Mac 操作系统中演变而来的 Linu 系统）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即使是这种具体的比较也可能会受到质疑。例如，通过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更新、更加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版本的持续性努力就不符合这种论断。
除了考虑何为新兴技术以及如何看待其发展之外，本书还就新知识的实际应用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更广泛的讨论。技术专家、顾问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都倾向于强调新兴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与“颠覆性影响”（disruption）。在自由主义论述中，这种竞争通常在规范意义上被默认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所有社会经济参与者和进程来说都是可欲的。然而，持批判立场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已明确显示，竞争不可避免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因此，竞争并非在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中都是可欲的，竞争也可能在实际上增强既有进程和参与者的实力。
因此，与普遍性看法仅仅暗示这种“颠覆性影响”的潜在益处不同，本书更为明确地考虑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本书详细描述了支撑当代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进程在规范意义上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这些影响与通过（by）、贯穿（through）及借由（with）新兴技术的治理之间的互动模式存在着广泛的联系。科技政策和全球政治经济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些互动模式作出分析。针对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全球治理影响，关于区块链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所提出的许多具体见解构成了作者们的立论基础。以下各节择其要者进行阐述。
（一）通过新兴技术治理的规范性影响
首先，对区块链及其多方面应用的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技术本身的具体特征如何对当代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中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将技术视为一种以特定意识形态和理念为基础的深刻社会现象。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理念可以建构其使用者的利益和动机。这一过程被广泛地视为是通过新兴技术的治理模式。在这里，技术被理解为“重塑（治理）活动及其内涵的强大力量”。例如，支撑计算机代码的背后隐性理念与规范促成了规则化行为模式的产生。将计算机代码理解为一种法律形式，凸显出技术本身的具体特征如何可以重新塑造、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支撑全球治理的社会参与者和社会进程的日常活动。互联网等科技领域的具体安排和架构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权力安排”，对“可能发生之事”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许多考察区块链应用的现有跨学科研究都探讨了通过新兴技术的治理。比特币的总量被限定为 2100 万枚。由于存在着这样的技术限制，激励参与者存储比特币的行为可能受到“数字金属主义”（digital metallism）或“新金属主义”（neo-metalism）货币哲学的影响。区块链不再被认为是过于复杂和难以理解的“黑匣子”，其特殊属性逐渐被发掘出来，并与通过新兴技术的治理形式联系起来。例如，区块链的“无许可”特性何以让其用户成为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之中运行的“分散、原子化与利己个体”（Atzori，2017）。由于不再依赖于更高权威，支撑区块链的计算机代码被认为形成了一种“技术利维坦”（techno-Leviathan），并以重要而隐性的方式来建构其用户的活动和动机（Scott，2015）。作为验证区块链交易奖励而授予的类货币代币或通证被认为是一种“游戏化”（gamification）模式（DuPont and Maurer，2015）。这一模式拓展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所提出的原则，即激励用户最大限度地创造自身利益可以促进他们所处社群的宏观利益。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所支撑的早期比特币区块链逐渐得到其批评者和支持者的认可，并将其使用者视为特定类型的“消费者公民”（consumer-citizen）（Swan，2015；Karlstrøm，2014）。然而，对于当代全球治理中的特定参与者和进程而言，区块链的基本原则究竟包括什么？本书挖掘通过新兴技术治理的更多案例，以及评估其所带来的治理影响，丰富了既有跨学科研究对区块链的相关发现。本书作者们的立场介于以下两种观点之间：一边是自由主义评论家的观点，即暗示通过新兴技术治理在规范性意义上具有积极影响；另一边是持批评观点的学者，对区块链如何导致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活动其他领域，从而造成的众多负面后果表示直言不讳的痛惜之情。
（二）借由新兴技术治理：赋权还是去权
本书以区块链相关研究为基础，考察关于借由新兴技术的治理模式获得赋权的特定参与者和进程而产生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争论，并提出相关见解。与认为技术从根本上塑造其用户的建构主义观点不同，此类研究路径以理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技术，将技术视为推进预定和不变参与者自身利益的工具。新兴技术使一些参与者能够在零和游戏中获得对其他参与者的权力，并不可避免地产生赢家和输家。这些争论涉及传统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焦点，即一项特定技术“如何（不）被采用、何时被采用以及为谁所采用”。换言之，通过帮助“大量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获得新的互动能力，从而成为全球舞台上更有效和更具影响力的参与者”，新兴技术被认为可以增强全球治理能力。究竟是谁在借由新兴技术（如区块链）的治理中得到赋权？学者和正式治理参与者的既有研究表明，对区块链的工具性使用可以让历史上的弱势参与者得到赋权。区块链在汇款方面的应用增强了普惠性，将移民、临时“客籍工人”（guest worker）和“无银行账户者”纳入基于市场治理的关键过程之中，而广受赞誉。像瑞波币（Ripple）这样的加密货币是专门为促进跨境资金流动而设计的，并致力于降低长期存在的全球汇款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和弊病。与恒星币（Stellar）等竞争性加密货币一样，这些区块链的应用在推动其他个人（如吹哨者）和维基解密等组织通过向有权有势者追责，从而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方面的作用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同时，既有区块链研究也表明，这些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削弱处于全球治理核心地位的既定非国家参与者的权力。例如，在点对点数字货币交易中，金融中介机构在信用卡和转账行业中的作用被绕过了。区块链对保险公司和会计师在解释保险索赔和审计交易方面的长期管理地位也造成了威胁。通过自动验证和启用预编码的合同条款，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挑战了律师对模棱两可的合同语言的解释权。
因此，区块链一方面会加剧那些以其专业知识支撑全球治理的传统专业人士所面临的广泛技术挑战，另一方面也赋权计算机编码人员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开发人员等新一代专业人士。在组织层面，分层的智能合约可能会进一步取代既有的公司治理流程。第一个分布式自治组织（The DAO）的众筹活动，是一个由一系列分层的智能合约而非由人力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2016 年，该活动就筹集了创纪录的 1.7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金。
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似乎正在削弱传统上支撑全球治理的关键中心化参与者和进程所扮演的中介作用，而这在规范意义上也许并不总是可欲的。加密货币可以绕过负责监督及向国家提供收入信息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来实现交易，从而规避传统的全球税收治理流程。因此，一位法律学者认为加密货币是“超级避税天堂”。区块链应用预示着，新兴技术所推动的治理权威将走向一个（正如互联网治理学者劳拉·德纳迪斯 2014 年所说的）“传统的主导性权力机构——无论是民族国家、宗教机构，还是跨国公司——失去了一些其历史上拥有的控制权”的时代。原则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似乎推动了“社会内部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Skolnikoff，1993）。全球政治经济学学者将这一转变概括为“权力和权威中心从国家”转移出去。数字货币支持者倾向于通过援引已故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货币非国有化》一书中的自由主义观点（Hayek，1976；Paul，2016），从而强调这种中心化治理能力的丧失值得称颂，并认为这可以增加国家对货币垄断的竞争性。然而，数字货币支持者在颂扬对国家主导的公开政治形态施加限制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在此类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尚未解决的规范性和实际性问题。例如，由于缺乏对中心化实体的追索权来矫正加密货币的丢失或被盗，竞争币（altcoin）用户无法得到补偿，这被商业伦理学家认为是不公正的（Dierkmeier and Steele，2016）。然而，区块链技术的工具性应用也可以实际上给长期以来支撑全球治理的中心化参与者和进程赋权。正如全球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学者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国家不仅只是被动地受到技术变革的单方面影响，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主导参与者，并常常在开发和应用新兴技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即使是那些小国也寻求与区块链公司“合作”，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电子居住”身份证件。基于区块链的政府数据注册和基于区块链的公共社会福利发放已经得到各类大小辖区的政府的试用。它们与区块链公司合作，致力于打击腐败和权力滥用（Aitken，2016；ChavezDreyfuss，2016，2017；Plimmer，2016；Shin，2016）。此外， 国家参与者还利用这一套新兴技术作为追踪数字交易的工具来起诉犯罪（Bohannon，2016）。例如，荷兰利用区块链起诉被控告通过比特币与其他新兴技术进行洗钱的个人（Eikelenboom and Dobber，2017）。因此，借由新兴技术的治理并不必然会削弱国家能力，反而可能会赋权给既有的中心化参与者和进程。
除了国家，中心化的跨国公司和准国家机构也可能通过区块链应用获得进一步赋权。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自己重新打造为帮助客户运用区块链技术的“管道”（conduit）（Allison，2015）。大型全球银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通过在全球金融中合作制定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共同标准，强化了长期存在的金融流程的后台运营。此外，各国央行已经开始考虑使用建立于区块链基础的数字货币来取代纸币。各国央行正在开发所谓的“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系统，从而为这些历史上强大的参与者提供更强的“实时”能力来监控总交易和扩大对利率的控制。这些趋势表明，新兴技术是如何在“诱导企业进行合作”的同时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中的既有权力关系，为业已掌权的权力者赋权。在研究区块链作为工具的实际使用如何为参与者提供相对他人的权力时，本书分析了借由技术的治理在组织、规制和管理全球政治经济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影响。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中，跨国家和国家内部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来越频繁和复杂。
（三）对新兴技术的治理：强制性还是灵活性
近期的相关研究主要考察区块链应用是否应该或如何得到不同层级权威的正式治理。本书立足及拓展了既有研究，并提出了对技术进行治理的当代形式的相关见解。在国家层级，包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内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中心化的做法，禁止了最重要的区块链技术应用。类似地，中国人民银行和越南国家银行也颁布了正式法律，禁止金融服务公司及其员工在中央结算系统处理和进行任何加密货币交易。计算机科学家、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Bóhme et al.，2015）都警告说，这种“重拳出击”（Singh，2015）的做法无法防止非法使用区块链业务的出现。在既有的跨学科研究中，中心化的强制做法被视为不仅将区块链业务推向较为宽松的辖区和互联网的灰暗角落，同时也妨碍了对区块链的更具合法性和有益的应用（例如，便利移民汇款）。由于认识到区块链业务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性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正式监管机构对这一新兴技术的治理采取了限制较少、更为去中心化的应对之策。一方面，欧盟的超国家机构对区块链实验所带来的风险发出了严厉而一般性的警告，以非正式的方式来阻止金融机构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类似地，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公开主张联邦监管机构依靠“技术的本质”和“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治理形式来“避免不适当的限制”和“不作恶”（do no harm）（Giancarlo，2016）。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正式监管机构已经开发出所谓的“监管沙盒”，暂时放宽现有法律，允许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受控制和受监控的区块链试验。各国之间也正在达成协议，允许进行跨辖区的区块链交易试验。与一些国家对区块链采取的中心化和更具强制性的治理不同，这些更为灵活的做法允许“临时的”和“实验性”的以去中心化决策为特征的多样化治理形式。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治理形式在当代全球治理的众多领域都曾经出现过。在分析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正式治理时，本书引入了学界针对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全球治理路径所带来的希望和风险及其所产生的广泛争论，并提出了本书的现实经验和相关见解。随着区块链应用在规模、范围和重要性上的扩展，即使是长期提倡更灵活、更去中心化治理做法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考虑转向更中心化、更正式的治理策略转变。因此，去中心化的做法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中的金融服务业负责人的说法，区块链将成为国际金融研究所称的崛起中的“金联网”（internet of finance）的“跳动心脏”（the beating heart）。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主要监管机构已经发出警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密货币）可能会威胁到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Jopson，2016）。这些警告正在促使人们改变对更积极和“亲力亲为”的正式做法的看法。这些正式的做法对那些被迫行动或试图呈现至少“正在做事”形象的监管机构越来越有吸引力。在本书后面几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正式的监管努力如何能解决或已经解决区块链业务中的问题和治理“鸿沟”。下一部分将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论点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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