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中立：幻象与现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2期
摘要：人类技术历史可以分为农耕文明、机械文明、电气文明、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五大时代。数字全球化开启了数字文明时代,赋予技术异于以往所有文明时代的新内涵。数字全球化具有全球互联、全局数字智能化、全球数字社会化三大特性,使纯粹的技术中立更加难以存续。“数字连接关系”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中立的标准。越是深度触及“数字连接关系”的技术,技术所涉及的连接关系越具有群体性,越难以保持中立。技术决定论将数字技术引发的数字革命视为技术脱离人类控制并最终超越人类智慧的客观规律,是技术中立的代表性论调,从后果、目的等视角审视技术也可能产生技术中立幻象。数字技术发展的现实表明“数字连接关系”存在被干扰、扭曲和破坏的情形,对技术中立的侵蚀正在制造纷争和风险。追求霸权的国家、追求超限度政治利益的实体、追求超额利润和垄断地位的公司等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非中立化的主要肇始者。关键词：数字全球化;技术中立;数字技术;技术文明;“全球化在数字工具驱动下已经重新校准。”当前，全球化正在与数字化交汇，海量信息和数据在全球范围流动，全球网络和数字平台将人、物和地理空间连为一体，全球服务数字化和全球货物贸易电子商务化的趋势日益凸显，数字化为人员的全球流动提供便利，社交媒体促成庞大的全球社会网络，数字产品广泛进入全球市场，公司融入新的数字化商业环境。何谓数字全球化？“数字全球化是指数字技术、数字媒介和数字公司驱动下的信息和数据流动，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整合，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联通，以及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全球传播和重构。”数字全球化具有自组织性、创造性、自秩序性、自动生发性和空间多维性。数字技术是数字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技术中立攸关技术发展前景，因此探讨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中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农耕文明到数字文明：时代观下的技术中立
技术中立是指技术发展和应用按照自身规律演进，不受人的控制和左右。技术是没有价值取向的工具。技术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几乎贯穿人类生产生活的始终。因此技术中立问题牵涉范围甚广，对技术中立的理解呈现出视角和观点的多元化，主要包括技术的几大属性，即价值属性、因果属性、政治属性、设计属性和法律属性。
技术的价值属性被诸多学者视为技术中立的判断标准，在此问题上争论最为激烈和集中。技术的价值属性主要涉及技术的社会目标和社会影响。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坚定地捍卫技术中立，他主张技术是完全中立的，技术仅仅是工具而已，被人类所使用，被用来实现或善或恶的目的，然而善恶美丑和利害是非并不是由技术决定的。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技术拥有自主性，是自我主宰的力量，不受人类设定的任何技术目的所左右。
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对技术决定论的技术中立观点进行了归纳梳理：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一经发明就会以不可阻挡的势头重塑社会；技术专家治国论主张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专家才能管理和控制技术；技术结果意外论将技术故障和技术灾难视为偶发的和意外的。这三种技术观都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将技术进步视为理所当然和不可阻挡的，贾萨诺夫认为，新的技术观应当将技术纳入民主监管体系之中，从而打破技术神话。
约瑟夫·皮特（Joseph Pitt）反对温纳和埃吕尔的观点，他认为他们将技术过度物化了，剥夺了人类本应为技术进步所担负的责任，以这种前提推断出技术具有中立性和自主性是严重错误的。技术如果有某种自主性的话，也是模糊和微不足道的，比如计算机被技术发明者制造出来，不可阻挡地进入市场，发明者没有控制权，这可以说是技术自主，但也可以说并不自主，因为后续的技术发展还取决于人如何应用它。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无法脱离价值，技术以价值框定现实世界，因此技术不是中立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影响，但技术力量日益强大，因此过度强调技术主导的声音会削弱其他声音，以至于技术框定社会的看法变成正统，这对技术自身发展也是不利的。
技术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许多变革的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影响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因此技术在历史进程中既是因又是果，因果属性也就成为审视技术中立的一个视角。托马斯·米萨（Thomas J. Misa）按照技术演化时间将世界历史分为从宫廷时代到全球不安全时代等几个阶段。米萨强调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技术可以改变社会的目标和人的思维方式，技术既被用于满足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也同时创造新社会。电报、铁路和汽轮等技术既是帝国主义的推动力量，减少了帝国主义扩张的冒险成本和障碍，是帝国主义之“因”，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果”。还有一些常见的观点，诸如技术发展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技术进步意味着人的失业等，也是通过强调技术的后果否定技术中立。不过，也有学者反对以因果属性判定技术是否中立，认为技术中立应当从价值角度而不是从影响后果来判定，技术毫无疑问对人和社会有影响，但技术中立是指技术是否包含价值，如果技术包含价值，那么价值的好坏优劣和争议就是问题所在。
政治对技术的干预使技术具有政治属性。关注这一属性的学者普遍认为不存在技术中立。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批判了技术中立思想。他认为技术已经沦为统治和控制的工具，政治意图已渗入技术之中，技术法则变为奴役法则，技术解放力变为解放的桎梏。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已经异化为对社会的控制力量，技术理性在全球建立了标准参照系，使社会受技术专制统治，对人形成全面压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技术统治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对技术政治化的担忧是学者反对技术中立的一个重要理由，政治控制和社会建构充斥于技术发展进程。一旦科技与政治结合，就会出现科技政治化的问题，导致科技理性泛滥，科技被某些组织和集团变为政治工具，也使控制技术的技术官僚出现，甚至诱发技术法西斯主义。
技术不是自然浮现的，而是人的思维和智慧的产物，技术从一开始就会打上发明设计者的烙印，因此设计属性也是技术中立的评判视角之一。技术反映了设计者的偏好和偏见，因而技术从一开始就不是中立的。设计属性是技术的微观特性，能否构成有效评判标准尚存在诸多问题，技术设计者完全有可能基于中立原则探究科技规律，而且技术中立的矛盾点主要存在于技术与其他重要力量之间的关系中。
从法律视角判定技术是否中立以及技术中立的法律后果，是技术中立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不同于社会历史大视野下的技术中立研究。有学者认为，技术如何被应用取决于人类，技术中立法对技术的正当使用非常必要。有观点认为，技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牵涉价值判断，技术在法律层面上并不中立；技术是规范秩序的内在物，可辨识的价值内嵌于技术之中，因而技术不是中立的。也有学者探讨更为具体的法律案例，如数字传播服务是否技术中立及其法律边界问题。
既有研究对技术中立的探讨主要围绕技术自身的属性展开，并未关注不同历史时期技术的差异，以及全球结构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数字全球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全球环境都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这是分析技术中立的新着眼点。
探究技术中立需要有时代观。按照技术文明来划分，人类技术历史可以分为农耕文明、机械文明、电气文明、信息文明和数字文明五大时代。数字文明时代即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中立在这一时代的内涵异于以往所有文明时代。在农耕文明时期，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改观，技术有其中立性的一面，同时也出现了某些技术不中立现象的萌芽，不过影响局限在较为有限的地理范围内。蒸汽机的发明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世界进入机械文明时代。机械制造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手工生产中解放出来，但也与资本主义剥削和海外殖民扩张联姻，导致出现了更为突出的不中立性问题，其影响跨越国家和地域。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技术和资本主义互为条件，机器发明促使新商品不断涌现，资本主义力量为了垄断技术并获取利润，通过贸易向海外推销新商品，战争的支持使商业更加有利可图。商业利润又刺激了技术发明，技术的力量被夸大渲染。中立的机器被人们视为邪恶之物，“资本主义的邪恶被归咎于机器；机器的成功却常归功于资本主义”。发电机和电灯等电气时代的代表性发明最初显然是中立的，但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垄断和帝国主义瓜分市场的助推器。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突飞猛进，世界进入一个全球互联互通的、高度智能化的数字文明时代，数字全球化进程由此启动。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与工业文明不同的时代，这种智能革命所催生的新文明将会独立出来，构成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工业革命是改造“自然物”的文明阶段，智能革命则是“人造物”的全新阶段。有学者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称为“超人类革命”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新技术呈指数级急速发展，而且难以理解、控制，这使新技术容易逃避民主监管。大部分人仍然通过以往历史时代的视角审视当下的世界，而信息通信技术已经开启了一个超历史时代，社会和人的福祉进步，都与信息通信技术密不可分。只有当代人类才能感受到超历史时代与以往历史时代界限分明。数字革命使人类进入超历史时期，信息通信技术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建构了与以往不同的本体论空间，技术之间出现无需人作为中介的交互关系，数字时代的技术引发新的技术伦理问题。
当然，在有的科学史学者眼中，不应做技术时代的分野，技术演进和技术中立是另一种景象。英国学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主张技术变革史没有预定轨迹，并不是分门别类地有序发展，也很少遵从人的预期；技术变革是多种偶发因素组成的非线性链条，各种力量相互作用造就了技术的发展，技术产品和系统自行运转，不受人为因素撼动。伯克的“反时代观”的观点有其新意，是理解技术中立的另辟蹊径的视角。不过，技术中立问题无法脱离时代背景，每一种技术都是在当时人们所处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
“数字连接关系”：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中立的标准
数字全球化带来新技术的井喷式增长，其应用推动了社会进步，区块链技术促成数字货币，光刻技术支撑芯片生产，3D打印技术赋能“云制造”。数字技术从数字领域向其他领域大规模扩散，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深刻影响了信贷、投资、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全球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发展表面看起来具有某种人类无法阻挡的客观性，甚至超出人类预测和想象。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是技术中立幻象的最重要根源。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描述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人类与祖先一样，对未来发展速度的期望有相似性，以为未来和以往历史发展一样，呈平缓的线性态势，意识不到世界早已进入指数级增长阶段。20世纪一百年的技术进步相当于从2000年算起20年的技术进步成就。在数字时代，这种指数级进步将缔造更加惊人的奇迹。摩尔定律解释了指数增长，但信息技术的革新速度已超越摩尔定律。遗传学、生物科技、脑科学、纳米技术、量子科技、网络科技、人工智能等交叉融合并进，未来的智能格局将是“人机文明”（human-machine civilization）代表人类文明，计算机即是人类，尽管人类智能也会随之跃升，但人机智能将远远超过人类智能。在库兹韦尔看来，数字时代技术的超常规发展不受人类管束，人类将沦为智能机器的奴仆。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技术决定论的技术中立观点。单纯从发展规律来审视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将“数字连接关系”简化为机器间和技术要素间的关系，无疑将产生技术中立的幻象。
科技具有两大属性，一种是科学活动自身具有的属性，另一种是社会属性。强调前一种属性的研究认为，科技发展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其包含的规律以客观现实为依据，因此科技中立得以存在。技术决定论是关注科学自身属性的典型代表。技术决定论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将人类引向既定的不可摆脱的道路，人类只能面对和适应技术的大势。但事实上，在数字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人具有伦理选择和与世界发展联系的能力，人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对信息空间负有不可委托给其他主体的责任。人不是数字技术发展的被动受害者，技术由人所创造，数字空间由人掌控并负责。人类在“线上世界”并未缺席，可以称为“在线生命”。
《流浪地球2》中的“数字生命”
从后果视角和目的视角评判技术发展，有可能形成技术中立观念。有学者指出，技术具有客观性，有其自身发展逻辑，但同时也具有目的性和社会性，技术影响经济、政治和法律实践，塑造生活方式，技术可能带来福祉也可能破坏福祉。依据技术的后果分析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发展较为常见，比如认为数字技术扩大了市场信息的可及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弱化垄断公司利用成本领先战略控制市场的能力，数字技术还破除了公司发展的时空界限，推动落后地区的公司实现追赶和破除垄断。强调技术积极后果的观点总体上站在支持技术中立的一边，单纯从物化的“数字连接关系”看待技术，将人的权利、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从“数字连接关系”中剥离出去。只要将这些要素纳入考量，对技术后果和技术中立性的评估就会众说纷纭。比如，人们大多相信残疾人辅助技术为残疾人活动带来便利，但也有人提出，针对残疾人的辅助技术产品过于强调技术应用性，实则并非中立，这些技术产品强化了残疾人的残疾身份，加重了他们的社会羞耻感。目的视角也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技术被视为手段就意味着技术涉及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如果将手段看作是中立的，那么判断就取决于对手段的使用是基于积极目的还是消极目的，比如，是和平利用核能还是为了战争而利用核能。有学者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式机器人在数字化战争中的使用辩护，认为这种应用符合道德，它们比士兵更加优秀可靠，对敌人非虐杀性回击是正当的，甚至值得嘉奖，如果机器人能够被设计为带有尽量避免过度杀戮的功能，那么更符合道德。自主式机器人被视为数字时代的“机器杀手”，拥有更高智能和自主性。如果从正义战争和技术使用的目的来分析，似乎它也有中立性。这种技术中立观念源于对“数字连接关系”的剪裁和基于局部的分析。一旦放眼全局，技术使用目的往往就变得错综复杂，在战争中很可能出现交战各方在合法性宣示方面各执一词的情况。
从理想主义视角和实验室视角审视技术也容易产生技术中立幻象。在理想主义者眼中技术中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互联网从诞生之初就与联通世界和全球信息共享的乌托邦设想捆绑在一起，社交媒体被视为全球交友以及人与世界建立数字连接的渠道。用户自创被寄予赋予用户与媒介平等权力的希望。数字技术将公司与个人用户连接起来，并能够针对用户进行个性化功能改进。但现实中数字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实验室中数字连接主体少，不存在社会环境、政治文化、舆论动态以及群体意识的影响，受纯粹科学研究探索精神驱使的科技从业者可能会在实验室环境下产生技术中立观念。不过一旦技术走出实验室，中立性就会面临挑战。比如智能识别技术在实验中只涉及识别设备与实验对象之间的连接，但在现实中“数字连接关系”复杂多变，智能识别技术引发个人隐私等多方面问题，使中立性的维持变得困难。大数据分析在实验阶段处理的是较为完整有效的数据，然而在现实中平台获取的是来自用户的极其碎片化、不完整、不真实的数据，不同国家和持不同语言的用户的数据更难处理，“数字连接关系”呈现出冗杂和不连续的状态，使真实的大数据分析结果容易具有偏狭性。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中立现实：纷争和风险
数字全球化大多呈现光明的一面，但是它也有阴暗面，比如数字空间向新行为体开放，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数字全球化已经几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地影响着世界发展，全面渗透人类生产生活。而在现实世界中，“数字连接关系”被严重侵扰，技术中立面临纷繁复杂的挑战，由此带来诸多纷争和风险。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数字营销活动，侵蚀了个人隐私权和选择自由权，中立性面临质疑。数字营销旨在利用大数据影响数字用户的选择权，让用户更容易看到推送的信息或产品。美国旅行网站Orbitz曾被曝出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定向推广，利用其掌握的用户数据，向苹果电脑用户推荐比普通电脑用户更高价格的旅行服务。雅虎、脸书和谷歌试图让用户更加依赖它们的平台，并以此搜集更多数据，影响用户选择，提升交易量。各种“大数据杀熟”已屡见不鲜。人工智能技术设计者将“技术中立”作为幌子，遮掩其侵权行为，使自己脱责，逃避法律监管，并兜售“技术无罪”论调，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侵权行为已层出不穷。数字营销存在数据欺诈和造假的问题，也存在隐私权保护和伦理风险问题，数字营销伦理与传统营销伦理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侵入了个人领域，发生了技术与人之间的冲突。人脸识别也存在诸多争议，其算法很难调查监督，对于正在执行的代码更是难以窥视其运行机理，因此软件算法是模糊、无法清晰示人的。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使人在数字连接中的数字角色受到严重威胁。大数据的应用增加了人们做选择和决策时对算法的依赖，逐渐将人从许多进程中驱赶出去，对人权构成挑战。
部分数字技术被少数公司掌控，形成数字垄断和数字寡头，建构了谋取超额利益的数字权势和数字地位。数字技术的客观性和发展驱动效用被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技术中立表象所美化，隐藏在这种表象之下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剥削和异化。比如，算法是数字公司的技术资产，它可以增强数字垄断联盟卡特尔的合谋动机，使合理的合谋价格更易产生，通过算法监控减少合谋背叛行为。算法还可以帮助卡特尔组织监控价格，以协调利润，减低垄断操作成本。另外，算法确保卡特尔的隐秘性，减低其违法成本，增强其组织稳定性。谷歌和亚马逊等数字公司已与其他公司实施算法合谋。
在一些存在政治极化土壤的国家，数字技术加剧了“数字连接关系”的异化，数字技术在宏观政治环境下丧失中立性的根基。在美国，数字化加剧了社会大分裂和极端主义的泛滥，数字技术使美国社会极化更为严重，虚假信息泛滥，社交媒体冲击了传统媒体“看门人”的角色，使其收入和发行量有所减少。精英们利用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声，媒体机构不得不跟踪社交媒体动态。在美国，高度依赖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户思维和行为方式极端化，导致异化的自由，科技公司的架构也表现出明显的控制文化。
网络攻击和网络战使“数字连接关系”陷入破碎、不对等或不可预测的状态，数字技术在网络冲突中丧失中立性，变成实施数字暴力的工具。全球网络通信使网络威胁变得更加清晰真实，其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也存在于民用领域。对于军事部门来说，网络威胁体现为信息战、信息恐怖主义等。对于计算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来说，网络威胁主要是网络攻击，以及引发的网络脆弱性、网络不稳定性和网络瘫痪的问题。美国和以色列就曾经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了著名的“震网”（Stuxnet）蠕虫病毒攻击，破坏了伊朗大量制造浓缩铀的离心机，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可见一斑。有学者提出，网络科技的发展导致新型战争，未来基于恶意软件代码的“逻辑炸弹”可能导致重要基础设施网络瘫痪，而且科技进步有可能导致地球生态崩溃，一个对策就是延缓科技进步的步伐，不过对增长的狂热追求使人们很难接受这种异端想法。
人工智能具备深度学习能力，将会颠覆人和机器的数字角色，冲击数字连接方式和连接状态，具有情感的人工智能技术无法保持中立性。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具有超乎想象的能力，包括语言、情感和自我意识等，人工智能机器甚至可能超越人类智能，它们会反抗和斗争，并寻求拥有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对人类尊严构成了挑战，当智能机器接管了那些涉及同情和尊重的岗位，一些自由和权利就消失了，机会也不再是所有人的机会。科技可能让人的生命失去神圣价值，一旦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诱人，那么一些人将会成为沉溺其中的无用人，一旦人工智能系统的智慧超过人类，那么人类可能被消灭，地球可能被人工智能机器占领。
数字公司掌握庞大用户数据，导致数字控制，削弱政治权利，冲击民主政治，涉足政治的数字公司对利润和市场的追逐使之很难站在技术中立一边。谷歌计划组建人类健康数据库，找出最佳基因模型，通过搜集海量数据，研究健康产品和可穿戴产品，但问题是这种数字巨头不可能止步于此，海量数据将变成个人健康市场的垄断资本，因为可以利用数据做出难以匹敌的预测。数字技术也会使自由主义式的民主选举陷入困顿，各种宣传攻势和公关手法使人们很难做出应有的选择，谷歌依据算法可能比选民更了解自己，脸书早已通过免费的方式知晓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脸书用户泄露事件中剑桥分析利用非法获取的数千万人的数据实施了定向政治营销，奥巴马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总统大选中都斥巨资雇佣数字公司大搞数字政治营销，为了博取支持率，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惜将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政治化。
结论
数字技术及其融合发展是数字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以技术文明的时代观审视技术中立，将会发现数字文明具有独特性。全球互联、全局数字智能化和全球数字社会化将数字全球化所开启的技术文明与以往所有技术文明区分开来。只关注技术的传统属性无法理解数字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中立。“数字连接关系”应成为技术中立的标准，扰乱、扭曲或损害这种关系就会导致技术中立性减弱或丧失。技术决定论将数字革命视为脱离人类控制并最终超越人类智慧的客观规律，这种论调以及从后果和目的等视角审视技术都有可能导致技术中立的幻象。技术中立在数字全球化时代依然有存在的可能，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数字技术发展的现实表明“数字连接关系”存在被扭曲和破坏的情形，技术中立受到侵蚀，随之而来的是纷争和风险。追求霸权的国家、追求超限度政治利益的实体、追求超额利润和垄断地位的公司等是数字全球化时代技术非中立化的主要肇始者。技术一旦被非中立化，就很难恢复中立性。尽管数字技术的应用是超越国界的，但对技术应用环境的维护和对技术风险的治理依赖国家主权。被侵害的国家、实体和个人唯有被迫将技术同样非中立化才能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技术向善”是人们发出的正向呼吁，希冀以高标准的技术发展理念抵消技术非中立化的负面影响。未来的解决之道在于以有效的全球数字治理和国内数字治理对数字技术实施引导和监管，限制或排除将数字技术用于危险用途、引向危险境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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