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讲故事】40年前开上斯柯达，看小姑娘暴抽“咸猪手”
1972年，初中毕业的何毅被分配到了49路车队工作，刚分进公交公司的时候，何毅是做售票员的工作，做了9个月，他去学了驾驶员，再后来，他做了行车管理员。然后，在1981年年底，他离开了公交岗位。
不过说起30多年前，在传奇般的49路上所发生的故事，他还是记忆犹新。
1972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统一分配，我们那一批人中有50人分配到了汽车二场，跑不同的线路，41、43、45等，49路是市一级的先进车队，公交公司对这一条线路很重视，所以仔细审核了学生档案，挑选的是政治上可靠，平时表现较好的学生，同时也考虑了学生所住的地方离49路车站是否较近。在这样的选择下，我和吴珊等7个同学一起被分到了49路。
进车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师傅。公司选了一些优秀的售票员来带我们，师傅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告诉我们业务知识。首先是学习所要用到的服务用语：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下一站××路，请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路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下车请当心。师傅说，乘客上车的时候要看紧，车门关上之后就要叫：请前门上车的8位同志，后门上车的9位同志买票，或者是指出特定的乘客：前面戴眼镜的同志请买票，后面穿中山装的同志请买票。有的人会说：“我是月票。”那他光说还不行，我一定得要他出示一下，那时月票每个月要换张贴花的，得看看他的贴花有没有过期。每个乘客买了多少钱的车票也要记住，他所买的车票乘到站了，要去提醒他。师傅说，提醒的语气很重要，要去拍拍对方肩膀，客气地说：“同志，你买的车票，到这里到站了哦，请记得下车。”有的人会恍然大悟：哦，到了？就跳下车了。有的人其实是想少花钱，但看你态度好，他也就只能说：“我要乘到某某站，还要补多少钱？”
虽然乘客逃票了或少买票，我们不会被罚钱，但总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让国家蒙受了损失，感觉会很不好。有空的时候乘客们就会看到我们在点钱，我们49路的售票员有个特点，做事很认真，把纸币一张张理好，理得非常整齐，有一点点折角都会把它们都捋平的。
如果找钱找错了，或多撕掉了一张票，那损失的钱是要我们自己赔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的同事聂毅卖票，那天已是晚上了，上来两个人，分别坐在背靠背的两个位置上。其中一个人拿出五元买了一张一角的车票，聂毅找了四元九角，过了一会，那个乘客叫：“售票员，我的找钱呢？”原来聂毅把钱给错了，给了他相邻的人，而拿错钱的人早就已经下车了。聂毅当时就哭出了声，要知道，当时赔5分钱都已经很让人肉痛了，更何况是赔四元九角，可也没办法，这笔钱还是得她自己出。
业务知识的内容，还包括这条线路总共会经过多少站头，每个站头附近有多少标志性的建筑，都要一清二楚，比如汉口路旁边是解放报，福州路山东路附近有杏花楼……好的售票员可以说出，下车后左拐或右拐，走多少米，可以走到目的地。甚至会告诉乘客，下车后，走过多少根电线杆，再往前走多少米，就是目的地了。我们有一次开业务会，还说过一个售票员的事迹，有乘客问她：“同志，我要到威海路××号，到底是茂名路下车还是石门一路下车？”售票员回答她：“石门一路下车呢，你往前走800步，茂名路下车呢，往后退700步。”这就是当时所需要的业务能力。
这种业务能力是怎么练出来的？我们在休息天的时候会去实地走一走，看看这个站点附近有哪些著名的地标，而这些地标又是具体的几号。
虽然分配在一条先进线路，但我对当时的工作并不满意。在当时的概念来说，比较理想的职业状态是男学工女学医。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分技术工种和普通工种，普通工种进去上班不用学习什么东西，直接就能拿36元工资，技术工种就是那些被分配到厂里的人，进厂之后要先当三年学徒工，第一年拿17块8毛工资，第二年涨一点，等到第三年才能拿36元。虽然拿的钱不少，但我始终觉得售票员不是个技术活，男孩子去卖票，有点不好意思。而且49路会从我家附近经过，有不少邻居会坐我们的车，我总是感到有点丢人，所以常常戴顶军帽压到眉毛，或者是戴个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我当时个子已经长得很高了，长到了1米8，站在小小的售票位上，人都站不直，头会顶到车子的天花板，感觉整个人在那里又高又长像个戆大一样。这还不是最让我尴尬的，那时最尴尬的是我的语言。用现在的话说，我是“新上海人”，7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上海，我们院子里也有不少北方人，所以我平时说的都是普通话，上海话说的很不流利。而当时很多上海人都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一般来说，售票员报站名，说服务用语用的都是上海话，唯有我，说的是普通话。所以很多乘客会像看动物一样地看着我，觉得我很奇怪。
车子有一站停在福州路山东路上，我说：要到杏花楼、仁济医院的乘客下车请准备。有一个乘客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同志，应该是ang花楼（上海话中“杏”的读音是“ang”）。”我那个时候有点年轻气盛，说话有点冲，对他说：“谢谢你，你回家去查一下新华字典吧。”
那个时候，票面价格是5分、1角、1角5，可就是这样的票价，一天最多的营业额可以卖到100多元。那时的车比现在挤多了，我现在看看公交车，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专用名词“运量过剩”，车子太空了。
当年公交公司每年都会有一次运量观测，会有专人来观察，车子几点几分到某站，上来几个人，下去几个人，以这样的方法从头班车观察到末班车，再以某种法则计算出来，来排行车时刻表。可是早晚高峰时间，明显会运量不足，特别是冬天，每个人穿得多，根本挤不上去，有的人脚上去了，身子全在外面，车门根本关不上。
那个时候的车子到底有多挤？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说高峰时一个平方米的空间站了11个人，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站的。车门关不上，车子无法启动，所以每个重要的站头都会有我们的同事在下面推屁股。有的时候一个人除了一只手和一只脚在车里，其他的部位都在外面，怎么推屁股也不能把他推进去，那就得说服他下来，同时要向他保证，下一部车子来，肯定让他上去。如果下一部车还是很挤，上不上去怎么办？那答应了人家的事只能开记后门了，让他从驾驶室那里爬进去。
当了九个月售票员，后来公司让我们报名学开车，我马上就报名了，因为售票员并不是我向往的工作，学开车怎么说都是一项技术活。
学车是脱产学的，我们先学习交通规则，再学习机械常识，然后再开车，每天要学习8个小时。驾驶员除了要会开车还要会修车，如果车子出故障了，要会判断它是什么毛病，一些简单的毛病要自己会修理。那时49路的车子是捷克的斯柯达，算的上进口豪华大客车，开这样的车是很风光的。49路一路上有13个转弯，所以对司机的驾驶技术要求很高。那时对司机的评判是，看他每天开多少公里，依次累积，但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有20元以上的损失，那就要把安全系数归零了。如果安全里程数被归零了，就会觉得很丢脸，那时有很强的荣誉感，宁愿丢钱，也不要丢脸。
有的时候车子会抛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动员乘客们一起下去推车，劝说工作大多是售票员做的，她们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请乘客同志们下去帮忙推车，如果不推的话大家只能被困在这里，谁都跑不掉。”有的乘客当然会有点怒气，说：“车子哪能保养的？”那我就会回他一句：“人还要生毛病呢。”
一个车厢就像是一个社会，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有的时候，乘客会叫：“我皮夹子被偷掉了。”那么我们做司机的就会协助售票员一起处理，售票员不开车门，我会把驾驶室这边的车门总开关关掉，把车开到派出所去。
也会有一些男人向女孩子伸出“咸猪手”，那个时候这种情况蛮多的，大概是那个时候更为压抑吧。如果女孩子叫了，我们也会把车开到派出所去。我们车从东安新村开出，那边有一些市府机关的宿舍，有些干部子弟住在那里，那些干部家的女孩子比较泼辣，穿着军装，腰间挎着武装带。有一次一个男的吃她们其中一个人的豆腐，这些女孩子就解下武装带抽他，把他都打出血来了。有乘客会指责女孩子：怎么打人家？也有人会认为开到派出所去会耽误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站出来，说：如果这个女孩是你们家的女儿，你们会怎么说？当时我们也年轻，有那种所谓的正义感吧。
车厢内，乘客之间也会打架，我们怎么处理呢？有时就是踩一脚刹车，让他们人都站不住了，还怎么打。有时就是靠边停车，让他们下去打。
开车开到1979年，我就去做行车管理员了。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司机和售票员工作是否规范，我要站在站头上，看车子开进来的时候，小红旗有没有扬起来，车辆进站的时候，有没有靠路边30公分，有时也会到车上去查票，看看乘客有没有没买票的，有没有买错票的。我们这条线路由于经过很多机关、报社，所以坐车的知识分子、机关干部挺多，我们行车管理员这里也常会收到报社转来的读者来信，有的人会投诉说：“今天上午等车，一辆车到站了，另一辆车在后面停在很远的地方，后来没有开到站头上直接走了。”这样的来信我们都要做出回复，再反馈给报社。
我们是一条文明线路，车子又会经过汽车二场，公司里的机关干部都要坐我们的车，所以我们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人看着，对我们司机和售票员的要求都很高。有的时候为了准时发车，我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最可怜的是那些女同志，有时都没时间上厕所。衡山路永嘉路那里有一个厕所，可还没等人下去，上车的乘客就挤上来了，难道再让她们摒吗？我就做过两三次，停在非站头的地方，让售票员挤下车飞快地去上一下厕所，这虽然是违反操作的规定，可怎么办呢，总得人性化处理一下吧。
在公交车上工作的日子很辛苦，但我们同事之间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我们开玩笑说，搭班之间相处的时间比家里人还多。那时聂毅谈朋友，她老公常常会坐我们的车，等到当天我们搭班的最后一班车进场之后，我就会接手之后的所有事情，让他们两个轧马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