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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你不信,讲广东话的上海人这么多……

韩小妮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2020-09-13


毫无疑问,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

那么问题来了:仅次于江苏人、浙江人,上海的第三大移民是哪里人?

答案是广东人。

他们在外跟人讲上海话,但是在家里却讲广东话。

过年的时候,他们也吃竹笋烧肉,但是餐桌上更要紧的是油角、萝卜糕和“发财好事到手”。

他们从大老远移居到上海,在这里形成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里保留了自己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

这个群体名人辈出,在商界叱咤风云。比如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人创立的。



侬好or雷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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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善祥(右)

和儿子唐大维

在他们开的饭店里


78岁的唐善祥和儿子唐大维在上海开了家饭店。

老先生的发型和穿着一丝不苟,带着几分洋气,谈吐在老上海话、广东话和英语间自由切换。

点评上有网友评价:“老板是个很有派头的老先生”,“对客人特别客气”。

饭店的菜单也很有意思:既有腊味煲仔饭、西洋菜白杏陈肾排骨汤等广东菜,又有熏鱼、酱鸭、樱桃酱方等本帮菜,还有炸猪排、罗宋汤等经典海派西餐。



大胜胡同的餐桌上

既可以看到葱油拌面

又可以看到用广东古法焖的鳜鱼


“都是平常阿拉自家屋里厢吃的小菜。”对此,唐善祥解释说。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融合的风格,似乎要从唐家的身世说起。

唐善祥祖籍广东中山(原名香山),自从祖父这一代上世纪初来上海做桐油生意,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了。

唐家世代经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做进出口生意,面向东南亚。叔叔则与潮州人合伙做珠宝生意,在南京东路、虹庙附近开了一家银楼,名叫“庆福星”。

“阿拉屋里老早最多的就是银质挖耳勺,因为开银楼嘛,随便啥人都送的。”唐善祥回忆说。

他还记得,父亲这一辈保留了不少家乡广东的习俗。

“阿拉做贸易蛮噱头的。”他说,“年初二叫‘开年’,老板、伙计都要到店里去,请人来舞狮,还要放炮仗。”



唐善祥的父亲

当年在纽约中央公园

拍摄的留影


父亲和叔叔帮衬同乡,请的雇员、伙计大都是广东人。“都是人家托过来的。”唐善祥说,“不光有中山的,旁边顺德、番禹、佛山的都有。”

后来由于经商环境风云变幻,唐家还开过一家糖果厂,也是为了那些广东同乡的生计着想。

“阿拉做进出口生意辰光,下头有交关(很多)广东人学生意。”唐善祥说。

“人家从广东到上海,一直跟着阿拉,老亲热的,当自家人一样。侬要是生意不做了,交关职工等于就失业了。”

椰子糖是广东特产,唐家把这门生意,倒是也做得有声有色。所经营的利口福椰子糖,是许多老上海人熟悉的味道。

“为啥阿拉做的椰子糖,社会上蛮认可的?”唐善祥说,“因为阿拉做法不一样。人家是用椰子油做的。阿拉原料用的是进口新鲜椰子。”



利口福奶油椰子糖

的商标设计

如今就挂在饭店的墙上


唐家对于吃这件事,素来颇有心得。

“阿拉爸爸没啥其他爱好,除了欢喜骑马,就是研究哪能吃。”唐善祥说。

因为在香港有亲戚,父亲定期能收到由香港名厨陈荣撰写的《入厨三十年》,偷师粤菜的精华。

父亲擅于烹饪中餐,叔叔则主攻西餐、甜点。

“蛋挞、糯米蛋糕、千层酥……做得来真是好吃!”唐善祥说,“为啥会做西餐呢?因为爸爸、叔叔跟外国的买办老熟的,比方讲苏利文的买办。

兄弟俩珠联璧合,常常在家里招待宾客。

几十位客人,杯子搞错怎么办?

“阿拉开银楼就有方便地方。打只银的鸡心,上头标好数字,1到50,插在杯子上,不会搞错了。”



唐善祥的母亲

在家中拍的旧照


唐善祥把父亲和叔叔的厨艺传承下来,不过到了儿子唐大维这一辈,似乎要“失传”了。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三年前父子俩开起了饭店。

“再不开饭店,下趟这些味道要吃不到了。”唐大维说。





饭店取名为"大胜胡同“

这与唐家在上海的经历

颇有关联


饭店取名为“大胜胡同”。这是静安华山路上一条真实的弄堂,也是唐家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不过在此之前,和许多广东移民一样,唐家刚来上海的时候,最初在虹口落脚,住在横浜桥附近、四川北路上的福德里。

1941年,唐善祥就出生在那里。

后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唐家搬到了上海西区。



唐善祥的父母

带着他的妹妹

在大胜胡同拍的旧照


“因为阿拉银楼开在南京路上。再加上西区当时是英租界、法租界,发展老现代化的,跟虹口有交关不一样。”唐善祥说。

唐家十六口人先在静安寺住了一阵,随后搬入大胜胡同。

房屋为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当时是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邻居多为买办、商人、医生、律师。



唐善祥

年轻时的照片


那时像唐家这样从虹口搬到租界的广东人并不在少数。随着广东人的“迁徙”,一些专门为广东人服务的食品店在西区应运而生了。

“我记得以前静安寺附近有两爿‘广东店’。”唐善祥说,“一爿在华山路上,叫‘民生’,还有一爿在南京西路上,叫‘公成’。”



唐善祥(左)和哥哥(中)

在好朋友(右)家

华山路上的华园合影


广东人煲汤喜欢放些药材,这些店里有煲汤用的黄芪、党参、枸杞、芡实、冬虫夏草;有卖鲍参翅肚干贝等珍贵海味,也有鱿鱼干、墨鱼干、蚝干、广东咸鱼、干鱼籽等家常海货。

店门口通常有一个摊档,卖鲥鱼、鮰鱼、青岛明虾、生蚝、铜盆鱼等广东人爱吃的海鲜,旁边卖烧腊卤味,有叉烧、油鸡、白斩鸡、烧肉、烧鸭、烧鹅、乳猪、门腔等等。



唐善祥(左)

和好朋友的旧照


唐善祥小时候在协进小学读书。他记得每次佣人李妈接他放学,路过民生,会喊一声相熟的斩烧鸭的伙计:“阿周啊,有物事(好吃的)伐?”

伙计就大方利索地斩一块叉烧送给他。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山东蓬莱人,母亲是浙江绍兴人。

但从1993年开始,他却花了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旅沪广东人,并出版了《广东人在上海》一书,在学术圈里有“宋广东”之称。

事实上,他与广东人的缘分自少年时期便已结下。



老上海的弄堂里

五方杂处

广东移民是很特别的存在


1957年,年少的宋钻友跟随父母搬入新昌路、凤阳路西首的祥康里。弄堂里的人来自天南地北,其中,广东人特别多,且大都有些来历。

“他们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跟江浙一带移民差异很大,这些特别吸引我。”宋钻友说。

“比如,再冷的天也有人穿厚厚的木屐。走在弄堂里,人没到,声音从老远就传过来了。”

每到一定的时候,总有小贩骑着自行车到弄堂里来,车后面驮着一个很大的木桶。他们一吆喝,就有广东人下来买。

“小时候很好奇: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宋钻友说,“后来才晓得,小贩知道我们弄堂里广东人多,是来卖凉粉的。”

弄堂里的广东产妇生孩子,会从虹口请一个接生婆过来。“因为广东人坚持讲广东话,假使请一个江浙的彩婆,没法沟通。”



虹口区

曾经是在沪粤人的集居地

有不少弄堂以广东移民为主


最让人眼馋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东邻居总能收到亲戚从香港源源不断寄来的猪油、花生。

“猪油装在长方形的大铁罐里,满满一大罐,够吃一个月。”宋钻友回忆说。

“每到月半的时候,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就来了,车兜里装着邮包单。寄钱的也有,领到侨汇券,可以到侨汇商店去买东西。”

偶尔去广东邻居家串门,从墙上的挂件或者照片中,可以领略到岭南风光和海外风情。

此外,弄堂里还流传着一些广东人早年如何发家致富的“传说”。

所有这一切都让年少的宋钻友感到好奇:“为什么广东人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上海?”

“他们讲的是‘鸟语’,在上海人不是很多,在政界也没有靠山,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商界、文化界发展?”

“我见过的广东人,几乎没有一家是没有海外关系的。可能在中国除了福建人之外,广东人的海外关系是最多的。”

“广东人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内心世界和我们不一样,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很想走进他们的世界。”



北四川路上的永安里

曾经是永安公司

为高级职员建造的宿舍


在宋钻友看来,广东人旅居上海,是在近代粤民大规模向外迁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1843年开埠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自1850年代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内外贸易中心。

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广东人向上海的迁徙基本没有停止。

作为上海移民中极其重要的一支,广东人的数量仅次于江苏人、浙江人,排名第三。

早在1857年,上海已有广东人数万。到1935年,在上海的广东人达到最高峰,有12万人之多。

来沪的广东人不少是投资移民,投资领域分布在纺织业、烟草工业、机器业、食品工业、面粉工业、金融业、环球百货业、小百货业、餐饮业、娱乐等等。

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都是广东中山人创办的。



岁月流转

如今在永安里

居住的广东移民不多了


粤商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开展上海与华南、香港、南洋以及欧美各国的贸易,成为联结上海与上述各地市场的桥梁。 

“在广东人眼里,省港在一个生活圈里。从香港到南洋去又非常方便。”宋钻友说,“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对广东人来说,华南、香港、南洋是连在一起的。”

“不少来沪的广东商人有在海外打拼的经历,他们心中往往装着两个市场——产品既要满足本国市场,又要出口到南洋。要出口就要满足国际标准,追求品牌的高质量。”

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追求卓越是旅沪粤商最鲜明的品格。可以说,广东移民参与构建了上海的城市精神。”




正如唐善祥一家初来上海时落脚虹口,说到广东移民,虹口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近代上海虽然涌入了数百万来自国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却没有社区林立的现象。但广东人也许是个例外。”宋钻友说。

“全盛时期,虹口的粤民在4-5万人之间。南市小东门一带还聚居了一批潮州人。”

早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上就有粤人集居虹口的报道。到上世纪30年代,虹口已被公认为广东人的社区。

粤人社区南至天潼路,北至横浜桥。同乡组织但凡有公告,都张贴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宫和横浜桥。



1930年代广东人在沪活动中心

该图选自宋钻友所著

《广东人在上海》一书

(点击图片可放大)


北四川路上的余庆坊、永安里,武昌路上的南北仁智里,海宁路上的同昌里、德兴里等等,都曾是广东人集居的弄堂。

宋钻友分析,广东移民之所以会聚集在虹口,是因为不少广东人在船厂或仓栈工作,这些工厂大都设在苏州河北岸黄浦江的西侧,离虹口很近。

“另外,虹口有些房产就是广东老板造的。为了收租方便,大量向同乡出租。”

直到现在,虹口依然留有不少广东移民的痕迹。

比如海伦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有一支华南粤乐队。

每周六下午雷打不动,有一群老人家从莘庄、宝山、彭浦、普陀等上海的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唱粤剧。



在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每周六下午

聚集着一群“老广东”唱粤剧


“阿拉剧团成立于1995年。不过如果要追寻到以前,虹口的业余剧团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了。老早杏花楼、新雅的大菜师傅、点心师傅都在阿拉此地唱粤剧。”81岁的队长卓汝平说。

这里台上唱戏的和台下听戏的,大都是上海的第一、二代广东移民,“年纪轻”的六十多岁,年纪大的九十多了。

阿拉老早都住在这一带,后来拆迁分散到各地,但是阿拉根还在此地。”卓汝平说,“街道提供了场地,所以阿拉每个礼拜回到此地白相。”



今年81岁的卓汝平

是华南粤乐队的队长

唱粤剧六十多年了


卓汝平的父亲是广东中山人,在德兴洋行的仓库开电梯;母亲是广东南海人,在生产双妹花露水的广生行打工。

自从父母这一辈来到上海,卓汝平从小生活在唐家最初落脚的福德里。

“阿拉弄堂里多数是广东人,所以弄堂里厢都讲广东言话。”她说。

弄堂里有传授武术的精武体育会,她小时候常去强身健体。 


1997年

卓汝平与其他票友

登台演出时的留影


从幼儿园到高三,卓汝平读的是离家不远的粤东中学(原为“广肇公学”)。

学校里从老师到学生,均以广东人为主。广东话成为“通行语言”,就连班级里的上海同学也都听得懂。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青春的园地》、《女篮五号》要发行到东南亚,来学校里挑选配音小演员,卓汝平还被选去为电影的粤语版配过音。

89岁的区玉英素有粤剧“上海小明星”之称。她出生在上海,然而出生第五天,就因为战乱被父母带回家乡广东顺德。

等到她7岁的时候,一家人又重新返沪,在吴淞路天潼路附近、上海大厦对面的弄堂里落脚。父亲在广东人开的南洋烟草公司打工。



今年88岁的区玉英

曾与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

一同登台演出


她还记得,过去的武昌路好似一条广东街,迎面走来的路人,讲的都是广东话。

“海宁路也是。”卓汝平补充说,“还有河南北路、彭泽路、塘沽路交界的‘铁马路菜场’,里厢全是广东人,专门有卖广东人欢喜吃的小菜。”

“卖小菜的即使不是广东人,也听得懂广东言话,甚至会用广东言话回答侬。”区玉英说。

广东人来到上海,为粤剧的北上演出和传播提供了机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粤剧名伶来上海献演。粤剧演出舞台大都建在虹口,比如北四川路上的广舞台、广东大戏院(现为群众影剧院)等等。



一些票友用的曲谱

写着繁体字

且是竖排版的


与此同时,旅沪粤民也自发地组织了一批业余粤剧组织。

比如成立于1925年的永安乐社隶属于永安公司,是上海最早的业余粤剧组织之一。

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是广东中山人,也是上海滩上知名的粤剧票友。据说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

1950年,当时19岁的区玉英在永安三厂当纺织女工,被选去参加永安乐社,和老板郭琳爽一起登台义演,唱了《王宝钏》等四出戏。

她还记得老板讲话“中山口音蛮重呃,听起来蛮吃力的”。



区玉英(左)

与卓汝平

一起登台演出时的合影




广东人出了名的爱吃,不管是住在上海哪个区的“老广东”,说起吃来,总是津津乐道。

“阿拉叫上海人的汤是‘三滚两滚汤’,五分钟十分钟就烧好了。阿拉要烧一两个钟头的。”卓汝平说。

现在她去广州探亲,会从四川路上的新海食品店买些火腿、鸭胗肝,送给亲戚煲汤。她自己则从广州带些菜干、剑花回来煲汤。

有些广东人爱吃的蔬菜,在上海很难买到。“比方讲,上海的丝瓜是圆的。广东丝瓜小小的,是六角形的。”区玉英说。

老房拆迁后,她住在彭浦,在家附近的菜场里找到一个老板,为她“特供”西洋菜。

“西洋菜前头嫩的地方汆汤吃,烧西洋菜牛肉汤。比较老的煲西洋菜骨头汤。滚好以后慢慢叫(慢慢地)笃,要烧两个钟头以上,阿拉还要摆两个蜜枣下去。”



煲仔饭

是为上海人所熟知的

一道广东菜


区玉英有好几个拿手的煲汤方子。

“阿拉广东人欢喜买猪肺,焯水后放南北杏,再摆两个蜜枣,烧猪肺汤,止咳润肺。——阿拉广东人就是花头精透呀,馋痨(嘴馋)嘛不讲馋痨,讲养生,讲得好听唻。”她开玩笑说。

“还有我欢喜素汤。有种汤阿拉叫‘三姑六婆汤’,蘑菇香菇鸡腿菇,统统买回来烧只汤,再摆点山药,差不多好的时候再摆点枸杞。这种鲜味特别纯粹,侬试试看,真的蛮好吃呃。”

“大胜胡同”有一道需要提前预定的“发财好事到手”—— 发菜蚝豉焖猪手,这是唐家过年时讨口彩的一道菜。



广东菜里有一道古法焖石斑

在上海

唐善祥把它改良成了焖鳜鱼


区玉英和卓汝平家里的年夜饭餐桌上,也保留了一些广东特色菜肴。

“阿拉年三十要做饺子——不是水饺,油里腾的,里厢摆花生、芝麻,甜的。”区玉英说。

“过年阿拉要做萝卜糕,讨口彩,‘步步高’。”卓汝平说,“自己做的比茶餐厅里好吃,摆的东西多,有腊肉、香肠、开洋、干贝。”

不过,就像如今上海的宁波移民、苏北移民过年有时懒得花功夫包汤圆、炸肉圆一样,“老广东”也没有往年那么兴师动众了。

“侬晓得,现在上海嘛都是男人买汏烧。”区玉英说,“阿拉女婿安徽人,头两年还肯弄弄,到底太麻烦,现在是不肯做了。”

各地移民在上海的融合,体现在了年夜饭的餐桌上。“在上海,阿拉也‘变种’了,水笋烧肉也吃的。”区玉英说。



广东移民受到上海饮食习惯的影响

大胜胡同也烹制

松鼠鳜鱼这样的本帮菜


这种融合与变化,也体现在了语言上。

“讲句难听的,在上海唱粤剧,阿拉是末代了。”区玉英说。

卓汝平说:“阿拉屋里厢,儿子都讲广东言话,但是伊拉不欢喜唱广东戏,粤语歌曲倒是会唱的,比方讲谭咏麟。”

“到孙子这一辈,广东言话会听,讲有点洋泾浜。”她说,“现在阿拉屋里经常讲半句广东言话,半句上海言话,有辰光再来句普通话,也不晓得哪能转(换)的。”

迁徙到上海的广东移民,对于家乡有着很强的身份认同。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也慢慢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

在2016年回到上海前,唐善祥和唐大维父子曾有一段移居香港二十多年的经历。



唐家父子

在上海和香港

都有比较长的生活经历


唐大维说:“在上海,对广东人的身份认同更强;在香港,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更强。”

在香港的那些年里,有时候,他们会想念上海的荠菜馄饨。可惜香港荠菜难觅,且不是野生的。

后来,唐善祥想到了一个办法:“用西洋菜来代替,包馄饨倒是不比荠菜差。”





参考资料:

1.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 张元章,《香山人推动上海崛起》,《珠海特区报》,2010年8月15日08版。

3. 谢江珊,《粤商在上海:“广东精神”创造商业奇迹》,《时代周报》,2017年11月。

4. 管鑫杰,《上海的业余粤剧组织》,微信公众号“DeuG”,201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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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画图画:二 黑/ 

编稿子:韩小妮/ 拍照片:杨 眉/

拍视频:罗易 林国华/

写毛笔:陈冬妮/ 做图片:刘 真/

拿摩温:陈不好玩/

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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