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与探疑：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动力（一）——陈聆群、陈应时二位先生于学科建设的功绩和感怀
作者：洛 秦
内容提要
陈聆群、陈应时教授是我的老师和同事，提携和指引我走上学术道路。与二位先生学术共事的30多年经历，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陈聆群先生是一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奠基者、不断反思求索的开拓者；陈应时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乐律学及古谱研究“终极问题”的挑战者、永无止境探疑的证实者。
关键词
陈聆群；陈应时；中国音乐史学；重写音乐史；乐律学与古谱
作者简介
洛秦（1958~ ），男，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刊登于《音乐艺术》2021年第1期，第6~22页
写在前面的话
年份对于社会、学术以及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种标志、一个象征，或一种意义。例如1927年国立音乐院创建；1980年南京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立。这些音乐的年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我而言，1985年是人生最重要的年份，从表演职业[1]转向了音乐学，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师从夏野先生攻读中国古代音乐史。就在那一年，先后认识了陈聆群、陈应时两位先生。
是年大约5月，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面试教室，在座的考官有谭冰若、夏野、陈聆群、沈璇、钱亦平教授等。面试的演奏环节中，我演奏了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以及《车尔尼钢琴练习曲》（作品740）中的一条。记得陈聆群先生评价说，小提琴拉得不错，钢琴不怎么样。又问，请你介绍一下学习音乐史的情况。我回答说，父亲洛地指导我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先生说：“哈，难怪，老同学洛地的儿子！”之后，9月开学，我来到音乐学系办公室报到。支部书记邵祖荣将我介绍给刚进来的一位老师：“陈应时，这是夏野先生今年考上的研究生洛秦。”陈应时先生笑着对我说，“噢，看你，年纪轻轻就秃顶啦！” 就在这样两个特殊的场合下，认识了陈聆群和陈应时两位先生。
岁月是美好的，那些瞬间永远铭刻在心。几十年的岁月抹去了很多记忆，然而第一次与两位陈先生的见面犹如昨日一般，他们亲切、风趣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永远不会忘怀。
岁月是残忍的，那些日期让人生画上句号。陈聆群先生于2019年2月6日、陈应时先生于2020年6月12日先后离开了我们，如今再也不能见到其身影、聆听其教诲。
岁月是永恒的，生命有限，而感情、思念及思想将永远。
一
夏野先生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恩师。在我35年学习和从业中国音乐史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中，陈聆群、陈应时二位先生无疑也都是我的老师。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是二位陈老师名下的“亲学生”[2]，但他们一直待我如同亲学生一般。最早跟随陈聆群先生上课是我1988年春天毕业留校成为教师之后，为了弥补我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的薄弱基础，随着当时的本科学生一起听课。也就是因为有了当时的旁听，日后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领域有了基础和兴趣，并在陈聆群先生携带之下，做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术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开始了近代上海音乐历史研究的尝试，以及在陈先生晚年一段时间中，一直与其保持着频繁交流，并得到他老人家的厚爱、支持和鼓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在学术，还是情感上，我都应该算是陈聆群先生的“亲学生”。
2017年，陈聆群先生在期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论“海派音乐文化”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选自《岁月悠悠》[3]二则）[4]。回忆跟随陈聆群先生学习和工作的这些年，关于上音校史、上海音乐历史研究似乎一直是陈先生“耿耿于怀”的论题，这也是他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内容之一。
我于1998年秋天从美国留学归国。回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工作后，得到时任系主任钱亦平教授很大支持，立即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诸如《世界音乐概论》，随后《音乐人类学导论》等。同时，也在系里担任本科论文写作指导。我给几位学生设立了一些学年论文选题，诸如《上海酒吧音乐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上海爵士乐探讨》《上海音乐经纪人考察》《沪上音乐媒体的作用思考》。这些选题视角在今天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在20年前几乎被看作“不务正业”违背正宗学术传统的“瞎搞”。记得当时在系里开会讨论时，我就被受到“友善”“中肯”的批评，例如，孙维权先生非常严肃地认为这“太不学术了”；陈应时先生当时说：“洛秦，你在出国之前非常优秀，怎么美国留学回来，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后来陈老师慢慢理解了我的研究方向，还特别支持）就在这样的场景下，陈聆群先生站出来支持我，认为应该重视上海的音乐历史文化研究，近现代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要有新的尝试。正因为有陈聆群先生的鼓励，当时有点“水土不服”的我才有了信心和胆量，坚持了这些论文选题的尝试。这也就是最初我的“音乐上海研究”雏形设想。随之，慢慢逐渐推进，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积累了一大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专著，从而我提出了“音乐上海学”[5]的设想。这都是在陈聆群先生的肯定和鼓励下所进行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实践陈先生的计划和理想。
如前所述，加强对于上海音乐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始终是陈聆群先生的学术目标和心愿，无论陈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史的工作，还是在萧友梅史料及其评价上的贡献，都是他围绕着上海“海派音乐文化”论题的系统工程。在《论“海派音乐文化”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标题为“关于‘海派文化’•‘海派音乐文化’若干异议的提问”一则中，陈先生指出：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与之相关的“海派文化”的研究，历来为海内外所广泛关注；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更成为被称之为“上海学”的一门显学。上海社科院专门出刊了以研究上海为主旨的《上海研究》期刊。会聚海内外学者，并在国内国外分别举行的关于上海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已举行过数十届次。自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史》问世以来，各种各样的上海史和上海文化史也已出版了不下十数种。在2008年的时候，文汇出版社就出版了《海派文化的兴盛与特色》，是作为“第六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问世的。最近我又看到了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为题的系列史著，它的第一批书目就包括了《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熊月之著）和《唱片与上海近代社会生活》（葛涛著）这样的新鲜选题十二种。我在这里挂一漏万的列举，远远没有说尽上海史与“海派文化”研究所呈现的深层史料与珍贵档案文献不断被发掘披露，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与新说创见层出不穷，那样一种风生水起、蔚为大观的景象，更没有说到遍及欧美亚多国诸多学科的学者，对于上海史与“海派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相比之下，对于上海音乐史与“海派音乐文化”的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逊色，当然，倒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就我所见，在《民族艺术》2009年第4期上，就已刊出了洛秦《海派音乐文化中的媚俗与时尚——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歌舞厅、流行音乐与爵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内蕴不浅的论文。
陈先生此文写于2011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成立84周年校庆日。当时我的“音乐上海学”设想没有发表，以及“音乐上海学丛书”也尚未出版。2016年，我去上音附近徐汇中心医院看望养病之中的陈先生时，告知其“音乐上海学丛书”已经在出版计划中，他非常高兴，看到学生能够实施其计划和心愿，甚感安慰。然而，我们要接好陈先生的班，要真正做到他提出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不断努力，任重而道远。在陈先生《岁月悠悠》中刊载了一段文字，题目为《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都市音乐文化高端的成型》，这是陈先生为一位研究生设想的选择学位论文课题的提要，陈先生写道：
上列标题或可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专业音乐教育与都市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产生这样的想法，是有鉴于：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我国近代最早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研究，近年来虽有较大进展，但对于它与其所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关联，尤其是对于它为上海的都市音乐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几乎还很少涉及，这就使得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孤立地对一所学校或其相关人与亊的较低层次的“描述性”观照上。
按照上列标题，至少应该开掘和掌握以下一些方面的史料：
1）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为近现代化大都市和相应的大都市文化的基本史料。
2）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自1927年至1937年间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史料。
3）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校十年来为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和贡献了一些什么的基本史料。
4）自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以来上海内外各界人士对这所学校的种种评说议论的基本史料。
不言而喻，这些方面都已有了相当丰厚的史料与论著积存，当然可以拿来运用，但一定要对这些史料与论著认真阅读和重作核对梳理，并且更要下功夫开掘相关的新的史料资源，才能达到原创性的要求。
对于史学材料的重视和挖掘是陈聆群先生的重要贡献，例如萧友梅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我学习经历中，真正随着陈聆群先生踏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工作是2004年。陈先生接受了学校赋予的重任，将在是年校庆之际奉献《萧友梅全集》。他召集了我、图书馆资深馆员张雄先生（参与整理和编辑工作的人应该还有陈先生的高足王勇，但他当时在德国学习）。由于突然的任务，时间实在太紧张，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陈先生回忆道：“2004年5~6月间我到德国去了将近一个月，回来就住进了医院，8月初到系里取信件，竟看到在该年校庆时要举行纪念萧友梅110年诞辰和黄自百年诞辰的活动，其中有《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的‘首发式’一项，我大吃一惊，打电话问洛秦，他也说不知道；在出版经费未落实，全书版式未规划，应该由作为编委会主任的院长写的序或前言还未见稿子，原来由浙江美院出版社出的草印稿，改由新成立的我院出版社出而拿回来，还原封不动地躺在出版社里，怎么可能在这年的11月27日举行首发式呢？！”[6] 经过一番努力，《萧友梅全集》（第一卷）在校庆当天如期出版。当然，如陈先生回忆中所叙述，错误难免，有很多遗憾。之后，我们对第一卷进行修订，《萧友梅全集》（第二卷）出版于2007年。对于我而言，跟着陈先生，第一次全面了解萧友梅，接触到萧友梅第一手资料，同时看到陈先生严谨、细致的工作精神和作风，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通过这次工作之后，对萧友梅、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有很多的了解，为日后接受上海音乐学院校志编撰工作（后移交给了钱仁平教授）、历年上音校庆图册及其相关书籍的编辑、审阅和出版奠定了基础，以及在主持出版社工作期间，我、钱仁平教授、张雄先生一起编撰出版了《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图鉴（1927~1941）》（2013）及之后的同名书籍中英文对照版（2017）、《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院校刊集（1928~1937）》（上、下，2018）。特别是，2013年我发表了一篇长文《音乐1927叙事——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主要论述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过程及其社会背景。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陈聆群先生提携、鼓励和帮助，没有陈先生的支持和带领就不会有这些工作的出现。
在陈聆群先生身边，经常听他提及眼下的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史料不够系统，有很多材料需要去整理和挖掘。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出需要重视史料工作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诸如《资料工作是论文写作的基础》[7]《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8]《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9]，特别是《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中非常具体的呼吁：第一，在现有的油印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的基础上，编撰刊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大系》，分三五年分卷完成，从而为本学科提出一个基本的史料基础；第二，重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出版的重要音乐书、刊、文、谱，以形成完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原作书系”；第三，编撰出版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家个人史料、作品、论著与有关研究的专集，以形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研究专集书系”；第四，组录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音响大全”；第五，编撰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图片集》；第六，组录出版成系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录像片；第七，编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期刊；第八，建立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史料馆。他还指出，“以上的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应当把本学科的建设重点，从编撰大而化之的‘论著’和泛泛而谈，移到首先致力于构筑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史料体系方面来；只有建成了这样的史料体系，我们的研究工作才真正有了一个扎实可靠的根基。”[10]在学习陈先生的众多文论和平时教导的影响下，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工作，我在出版社任职期间，比较重视关于上述陈先生建议的史料建设计划的出版，诸如《桑桐音乐文集》（上下）、《丁善德音乐论著集》《时光的印迹：指挥家马革顺》《百花争艳：中华钢琴100年》（十册），《<良友>画报图说乐·人·事》和《<良友>画报图说乐·人·事》《陈田鹤音乐文集》等。同时，也萌发了我编辑出版一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的工作。
2009年，我与王小盾、陈聆群先生一起商量，编辑一套《中国历代乐论》，涵盖先秦至近现代期间的乐论史料。经过十年的努力，这套书终于在2019年底出版了。非常遗憾的是，陈先生没有能够看到它的问世。我在出版“后记”中写道：《乐论》实施期间，出现了令人万分悲痛的遗憾：喻意志因病离世。她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位秀丽和温雅的女孩，一位有理想和情操的合作者。另一个遗憾是，正值《乐论》即将出版前夕，工作组中最年长的成员、尊敬的陈聆群先生离开了我们。十年编辑过程中，陈先生带领两位弟子[11]为《乐论》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和智慧。在此，我代表全体工作组成员，悼念和感谢喻意志和陈先生！《乐论》出版，对他们在天之灵是一种安慰，其从中也更是寄托了我们对二位的永远怀念！
《中国历代乐论》共八卷九册，其中近现代音乐卷为第八卷上下两册，70余万字，1000余页，为整套书中篇幅最大的一卷。陈先生在此项工作上所付出的心血难以一一叙述和描绘，80岁的老人对此其亲力亲为，从“导言”的撰写，篇目选编到内容审校，包括人名（真实姓名与笔名、艺名）、篇名、时间、地点、出处，等等，逐个细致检查确认，并且为爱徒陈永教授（“乐论”编撰者之一）的健康及前来上海与其一起工作的食宿和工作场所都亲自过问操心。陈聆群先生不断表示，“乐论”工作是他最后的心愿，应该也是他最大的心愿之一。
在此，我选择一些保留着的与陈先生的邮件，其中一些是陈先生转发“近现代卷”工作组中的信函：
2015年12月26日转
收到所做青主丶朱英丶许之衡与夏蔓蒂等稿，已下载，看了极不满意!……其他各篇中不符我们共定的体例与规范的文字也不少，同样也有不少明显的误写，是不是因为2016年将临，想快点交差，就这么发过来了?我最恨明明可以做好而匆匆交差，我不是那么好骗的，广大读者更是。我看先别忙发这样的不及格稿子过来了，想想清楚怎样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迎接2016年吧!看了今天这些稿子我血压都上升了，请原谅我发火写下的这些火气很大的话，毕竟收到如此水平的稿让我吃了一惊! （陈聆群12/26答）
2015年12月27日转
仅对于“青主《乐话（选录）》1930”的意见，我又试改了一篇，请裁定是否说得更完全些? （陈聆群12/27下午发于沪304室）
前发稿我又改了一次，似更好些，再发来，请裁定。（陈聆群12/27晚发于沪304室）
此为改定稿，自认为更好，请裁定，我之所以一改再改，是想提醒每稿都应下功夫达到真正可定稿水准。（陈12/27晚又发）
2015年12月28日
洛兄:这几天我与陈永交谈他发来各稿事,同时都发给了你,谅必都已见到。今天我发邮给他谈及如何写题解各事,他发来了复邮现转发给你,主要为了两点:(1)是有关题解凡例规范方面我与他的分歧看法,我意我们的近代卷当与全书之凡例规范统一为依归,只在某些近代卷特殊的问题上有所变通；但这一点只能由你来表态,以统一我与陈永的分歧点。(2)是在陈永来邮中第一次向我说他累得吃不消了,这使我非常担忧!万一累垮了他可不得了!为此将他邮转发给你,务望采取可能措施。（陈聆群12/28）
以上为三天内陈先生发给我的邮件。其实陈永非常努力，做得非常好，但陈先生对文稿精益求精，要求很是严格。数日之后，也即2016年元旦后数日，收到陈先生的信函：
陈聆群在2016年的“如意算盘”(写下来督促自己和供人参考)
新的一年2016年到了！而且又要进入农历的丙申年!我这只从1932年到2016年已活了84年（虚岁85岁）的老猴子，剩下的岁月应该是越来越少了！而自己还担负着却还未完成的任务，以及自己想做的事情却还不少！因此,在开年之际要给自己订个小计划，以督促自己；不过，岁月无多而事情不少，以下的小计划可能只是一个“如意算盘”。不管怎么样吧，写下来以立此存照。
第一条：由我和陈永、冯雷同志担负的《中国历代乐论》近代卷的课题一拖再拖，已到了非定稿交稿的最后时刻！这件事虽并不是能由我一个人使劲便能做到的，但我当“卧薪尝胆”似地时刻提醒自己勿忘！
第二条：在音乐学系赵维平主任和各位同系师生的支持下，又得到洛秦社长的首肯，我的已写成初稿的《岁月悠悠：我在上音的学教散记》及其附篇《思念无尽……忆我的故乡和父母》，还要作一番修整加工，希望能在2016年上半年交出，以不辜负同事亲友们的帮助和厚望。
第三条：在以上两条一定要完成之外，我的心里还念念不忘于要为我的携手已近60年的老伴张东珍做点什么；除了每日每时在生活上与健康上相互关照外，我还想为她写点什么，因为她是一个出生坎坷，自小学戏，受苦挨打，却又能自强不息地成为一个曾经获奖的青年演员，在多部越剧院经典剧目的排演中，黙黙无闻地为创腔与配演及领着后台合唱队，做出贡献，被迫下岗后，却又在担负越剧院好几团的团长时被认为起了“救火队长”的作用。退休下来以后，又参与了创立“小花越剧培训班”，带教了从五六岁到十来岁的不下二三十位孩子，其中有不下于十多位学员，现在都已成为今天越剧舞台上绽露光彩的好演员……。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怎么能不写下来呢?！
除了以上三条，我和张东珍因为都是八十高龄——张东珍出生于1935年，进入2016年就是81岁的老人了，只能主要依靠我俩的儿子媳妇和陪护阿姨的精心照料；但我们也在心里立下了在受照护之余，多少为他们尽点心出点力的期许，至少做到不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新年心愿，或“如意算盘”如上，立此存照。
陈聆群草写于2016年1月4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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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笔者曾为浙江歌舞团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
[2] 如同亲生子关系意指在官方学籍关系上的师生关系。
[3] 《岁月悠悠：我在上音的学教散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印制，2016年）为陈聆群先生继《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2014年）后的另一本“回忆录”。
[4] 载《音乐艺术》2017年第4期。
[5] 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载《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6] 陈聆群：《岁月悠悠：我在上音的学教散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
[7] 陈聆群：《资料工作是论文写作的基础》，载《乐府新声》，1993年第3期。
[8] 陈聆群：《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2期。
[9] 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载《音乐艺术》1999年第3期。
[10] 陈聆群：《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载《艺圃》，1992年第1~2期。
[11] 陈先生的两位博士陈永、冯雷。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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