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0期文艺评论栏目
作者：乔国强
引 言
世界文学的谱系学研究是个大话题，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如目前所谈的世界文学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它是一种文学还是若干种不同的文学？这样的世界文学是否存在着某种谱系？这种谱系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出来的？其意义为何？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是歌德等根据自己的理念构建出来的。这一事实说明：第一，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体，它更多是存在于观念中，确切说是存在于依据某种观念的构建和展开之中。总之，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概念，其内涵、外延及存在形式需要伴随多变性的文学现实加以推演与构建。第二，世界文学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如果非要给“世界文学”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个总称；它是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表现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民族特征，但是，在传诵流通的过程中却逐渐趋向文化认同的一种文学。也就是说，文化认同才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环节。
歌德谈话场景
假如从这个逻辑层面出发，早期歌德等人对“世界文学”的构想已经不适应当代的发展形势了。歌德等人视域中的世界文学，是建立在其本民族文学基础上的一种文学蔓延，即呈现出一种母与子的谱系关系。
这样一来，世界文学谱系研究至少会出现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依据歌德等人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来研究世界文学的谱系；二是依据现在所界定的世界文学概念来讨论和构建世界文学的谱系。显然，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将构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结构，从而导致有着根本差异的阐释结论。然而，不管从哪个研究路径切入，我们都将无法回避“谱系”（genealogy）研究的本义。“谱系”一词词根是“基因”的意思，本文的论述将围绕谱系中的这个“基因”来进行。
假如我们把“基因”的诞生视为一个“源点”的话，那么其存活后便顺其自然地拥有两大特征：遗传性和变异性。同样道理，为了把世界文学谱系梳理清楚，需要分两步走：首先，追究能遗传下来且构成该谱系的“基因”或“源点”；其次，寻找其变异的踪迹。
一、 以欧洲为“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欧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源点”有两个，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历史上称之为“二希”传统。
对于欧洲文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循着这两个“源点”来构建起一套欧洲文学的谱系。譬如，“二希”传统之后，欧洲文学经历了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中世纪文学”，随后还有与“二希”传统互见的“文艺复兴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等。
总之，遵循这样的一种梳理逻辑，大致可以用来说明和印证欧洲文学的一体化问题。但是，假若把这一套逻辑运演到世界文学的谱系中，却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歌德等人在当年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体现，不能完整涵盖世界文学的应有之义。
二、“ 多源点性”的世界文学谱系
把以欧洲文学为“源点”构建起来的谱系想当然地视为世界文学的谱系，显然有着许多不合理之处。除了“二希”传统影响之下的欧洲文学之外，能与其相媲美的至少还有如下几大文化传统：在黄河、长江流域有中国古代文学；在尼罗河流域有古埃及文学；在恒河流域有古印度文学；等等。假如我们论述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并非一个单纯或单一性的价值观、文学观，而是还与世界的地理范围有关的话，那么，从中国、埃及和印度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源头”中，可以明显看出世界文学的文化基因是互不相同的，即：世界文学其实有着多个“源点”，其存在也具有很大的散在性。
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时间很早。暂且不论早在3700到5000年前良渚文化期间出现的那些纹饰与刻画符号，就是从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约公元前1600—约前1046年）来看，文学作品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存在了。单从时间这个角度讲，中华文明的出现就比欧洲文明要早上许多年。把一个早出现的文学传统纳入一个晚出现的文学传统，并用其逻辑加以构建与阐释，显然是不妥的。因此，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构成分子，中国文学理应有自己的另一套“源点”。
由《诗经》及其后的楚辞《离骚》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 风”“骚”文学传统，分别开创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中国文学在本民族这些传统的影响下花开叶茂，共同谱写和构成了中国文学所固有的一套独特谱系。随着中国文学在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中国文学传统开始辐射到周边的国家，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所说，“中国诗词成为跨民族文学体系的中心”，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参与的区域文学世界”是一种跨国别、跨民族的文学世界。
古埃及、古印度的文学发展历程也大致如此。假如不是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而是从国际性文化圈的角度切入，世界文学的“多源点性”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呈现方式。首先，这种呈现方式可以通过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板块模式呈现出来。所谓世界文学的谱系，至少可以划分成以上三大“源点”，即由原本的欧洲一体论过渡到现在的三足鼎立。其次，从时间和流通的角度看，以上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通上的便利，这些文化圈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创作和传统会逐渐出现一种跨区域的发展。
在这个蔓延性、扩张性的发展过程中，非文化圈的中心区域由于受到外来的刺激与影响，也会本能地吸收和接受一些外来的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富有独特意味的文化和文学产品。有意思的是，这些原本属于被动接受的区域或国家，也会反过来将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作品输出到其他区域或国家，甚至包括影响它们的那个中心文化圈。这样一来，在原本的三大国际性文化圈之外，又出现了文化圈的次中心或中心的转移，形成多点散开的局面，从而构成一个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但又有着明确差异的文化-文学谱系。
不仅三大国际性文化圈的发展充满着复杂性，就是区域文化圈的发展也是如此。譬如，英国国家文化圈原本就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其他使用英语的非文化圈中心区域的国家如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都相继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并各自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英语区域文化圈的中心或次中心。
总之，世界文学的谱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存在的模式与叙说的方式绝非只有一种。归根结底，文学谱系是通过梳理而建构起来的，对其“源点”的追溯与构建应该在世界这个文化和地理范围内展开。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与复杂的文学历史风貌相吻合。
三、 作为一种阐释的世界文学谱系
世界文学的谱系研究并非对所谓的某种客观现象的客观描述——这种所谓的纯客观是不存在的；它其实就是研究者对世界文学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的一种阐释与构建，即带有某种强烈的主观性和建构性。因不同的阐释方法会有不同的世界文学谱系的存在。
假如从这一视角进入世界文学谱系中，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同时代的人对世界文学谱系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有差异的阐释结构。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具有弱化民族文学的特征，他认为“民族文学”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并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号召人们为了这一时代的到来而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点是从原理上说明“世界文学”是一个与世界经济发展和流通相关联的概念——世界文学在流通中得以实现。泰戈尔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共同价值问题，强调世界文学是由主流或非主流、帝国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文学共同构成的一个集合。他的这一世界文学概念无疑大大拓展了世界文学的疆域。高尔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则主要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文学既能为“了解他国人民思想和经验提供一种便捷方式，同时也能在物质和福利的双重奋斗中促进团结与和谐”。
除此之外，还可以再梳理出有关世界文学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观点，譬如爱德华•萨伊德的《旅行中的理论》、弗朗克•莫莱蒂的《关于世界文学的猜想和更多的猜想》、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作为世界的文学》、苏珊•巴斯耐特的《从文化转向到翻译转向：一种跨国旅行》、杰拉尔•卡迪尔的《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世界文学的十字路口》，等等，都颇具代表性。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论证了“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固化、不可更改的概念，相反，它处于不断的修正、变化或改写之中。这种处于变动中的世界文学概念，显然在解构和改写歌德那个时代所构建起来的世界文学谱系的同时，架构起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谱系的书写方式。
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可以如下总结：原本以欧洲为“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可以改写成以世界各文明古国为“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原来以线形延伸的世界文学谱系可以沿用，但是，在承袭的基础上可以做出变革，如因其所讨论的世界文学对象的不同，这一连续性的概念可以推衍出不同的“源点”及其相关谱系；可以将历史上某个中断或因外来文化输入发生变异的世界文学谱系与另外一个世界文学谱系嫁接，从而形成一个或多个庞杂、交融的世界文学谱系网络。
结 语
作为一种阐释性的世界文学谱系，应该破除已有概念或理念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重视已有的世界文学史料的前提下，要发挥出最大创造力，以期构建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文学新谱系，并以此拓展和丰富旧有的世界文学谱系。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 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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