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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2023年第12期封面和目录

查看更多内容往期推荐文化|当代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展人物与回忆|三元人民币背后的故事新华观察|“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人物与回忆|荣宝斋的“看家本领”
202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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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期文化栏目作者:封
202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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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人民币背后的故事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4期人物与回忆栏作者:张勉柏三元人民币是我国于1955年发行的一款纸质人民币,它是我国唯一一款面额为三元的人民币。为什么当时我国要发行这样一款面额特殊的纸币呢?其实,这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故事。故事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说起。当时由于国际形势,我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与苏联交好。此后,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密,苏联派遣一批专家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与技术发展提供援助,而国内也掀起一股学习苏联模式的热潮。而当时苏联的卢布常用“三”的面额,有三戈比和三卢布的纸币。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50年准备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我国选择借鉴卢布的面额体系。另外,当时我国的印刷技术还相对落后,对于现代大额纸币中采用的复杂凹版印刷技术和水印造纸技术的掌握都不过关。为了预防国民党反动派及不法分子大批量造假的行为,我国选择委托苏方印钞厂帮忙印刷纸币。然而,苏联方面的印刷技术虽然十分成熟,但是时间紧迫,如果按照我国旧有的面额体系来印刷,势必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综合以上情况考虑,我国最终确定了仿照卢布的一、二、三、五、十元的面额划分。在人民币面额确定之后,我国政府便邀请众多设计者一起商量纸币的设计工作。等到了设计三元人民币图案的时候,大家却犯了愁。最后,有人提议以江西永新县的一座石拱桥作为三元人民币图案,得到了一致同意。如果家中有幸保留有三元人民币,那么我们便可以看见这座桥的样貌:一座用石板垒砌而成的单孔石拱桥,横跨在一条不算太宽的溪流之上。表面看来,就是一座非常普通的桥。这不禁引人发问:这座桥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为什么设计者们会一致同意选它作为三元人民币的图案?实际上,这座桥并不是一座普通的石拱桥,它对于我们党有着十分特殊与重要的意义。时间回到1928年,当时我国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该年6月,驻江西省国民党军第3军第9师和第31军第27师共五个团,由第9师师长杨池生担任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攻。而当时由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正驻扎在永新县龙源口地区。得悉国民党进攻井冈山的消息后,红四军主动由永新县退回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进行反“围剿”准备,同时组织地方武装袭扰进犯永新之国民党军。6月中旬,杨池生率部由吉安进占永新。22日,以两个团留守永新及其附近地区,以三个团分两路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分经新、老七溪岭合击宁冈,消灭红四军。据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由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在新、老七溪岭阻击国民党军,然后伺机转入反攻,以打破其军事封锁。23日上午,红四军第29团和第31团第1营在新七溪岭击退国民党军左路一个团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红四军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国民党军右路两个团发起多次攻击。23日下午,攻占了老七溪岭制高点,随即乘胜追至白口歼其一部,并直插龙源口,切断国民党军左路的退路。此时,红29团等部将左路国民党军一个团击溃,并跟踪追至龙源口,在红28团和地方武装的协同下,将其全歼。这场发生在永新县龙源口桥附近的战役,最终取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的胜利,并且缴枪七百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史称“龙源口大捷”。龙源口大捷桥“龙源口大捷”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因此说,这座桥不仅不是一座普通的桥,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我国选择将此桥作为三元人民币的取景图案,正是为了铭记这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1955年3月1日三元人民币印刷完成并正式发行,此后三元人民币迅速流通至全国各地,可是到了1964年,国家却宣布停止流通这款人民币,并通知从当年4月14日起限期一个月内回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这一款三元人民币主要是在苏联印制而成,苏联保留有当时印刷纸币的原始印版。为了防止苏方利用手中的印版印制“真版伪钞”,对我国金融秩序造成破坏,政府决定停止流通并限时回收销毁这款三元人民币。纵观这款三元人民币的生产与销毁过程,不禁会让我们感慨,从成立新中国到发展新中国,这一路走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与曲折。这一张小小的纸币背后,保存着一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红色回忆!(摘自《书屋》2022年第9期)往期推荐新华观察|“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人物与回忆|荣宝斋的“看家本领”文艺评论|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新华观察|大豆问题调查
202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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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4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谢玲红
202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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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的“看家本领”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3期人物与回忆栏作者:李
2023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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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李丹往期推荐新华观察|大豆问题调查社会|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历史|新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回眸新华观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
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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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问题调查

吴浩往期推荐社会|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历史|新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回眸新华观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文艺评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
202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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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回眸

字)往期推荐新华观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文艺评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新华观察|数字货币正成为大国竞逐场教育|“高校专项”招生政策的动因、挑战及未来走向
202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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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来龙去脉”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1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代
202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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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0期文艺评论栏目作者:乔国强引
202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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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正成为大国竞逐场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0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冯兴元
2023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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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项”招生政策的动因、挑战及未来走向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9期教育栏目作者:杜瑞军城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高考改革关注的焦点。我国高考改革历来关注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问题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的推进,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公平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2000年农村学生占招生总数的48%,2012年达到59.1%,其中本科生由44.1%提高到52.5%,但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为此,国家在2012年启动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2014年开始又启动了“高校专项”和“地方专项”,构建了重点大学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招生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就读重点大学的机会,为我国建立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这些倾斜性的专项招生计划是我国为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特色方法,对于提升特定地区学生进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高等学校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构建了区域属性导向(贫困地区)、人群属性导向(农村学生)、教育资源质量导向(部属和省属重点大学)的倾斜性招生体系,是一种更加关注发展平等的精准化、人性化的政策工具。相比于“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高校专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高校专项”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教育部指定的其他高校实施的面向边远地区农村学生的单独招生计划,很多研究者在分析“高校专项”计划时,以《教育部关于做好2014年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工作的通知》(教学[2014]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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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及其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9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黄匡时
2023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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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治理:中国之治的“接点”存在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9期政治栏目作者:王敬尧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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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与实施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8期经济栏目作者:丁俊发202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
2023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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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16500字)往期推荐文化|三星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文艺评论|艺术批评的原则、理论与方法历史|地名的历史文脉及其保护路径科学技术|消毒液:家庭生活的保护伞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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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

年6月17日《中国民族报》)大字版小字版滑动查看订阅卡往期推荐文艺评论|艺术批评的原则、理论与方法历史|地名的历史文脉及其保护路径科学技术|消毒液: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新华观察|南水北调能否破解新难题
202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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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的原则、理论与方法

字)大字版小字版滑动查看订阅卡往期推荐历史|地名的历史文脉及其保护路径科学技术|消毒液:家庭生活的保护伞新华观察|南水北调能否破解新难题科学技术|氢能,现代能源体系新密码
202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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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历史文脉及其保护路径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7期历史栏目作者:华林甫地名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历史地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自然环境变迁的见证。其不仅传达着重要的地理信息,也承载着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常见于各种诗词歌赋、成语典故之中。唐朝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中脍炙人口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当今湖北仍有江陵县;宋代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东南形胜》中写道:“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其中杭州作为市名仍在使用,而2021年初杭州市设立“钱塘区”,“钱塘”作为政区名称又恢复使用。洛阳纸贵、杞人忧天、邯郸学步、逼上梁山、蓝田生玉、暗度陈仓、合浦珠还等成语中的历史地名仍作为政区专名使用至今。可以说,历史地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见证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历史地名文化是“四史”学习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明确提出党员干部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而历史地名正是中华文明发展中产生的璀璨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如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等大地名和安源、三湾、黄洋界、大柏地、古田村、杨家岭、南泥湾、西柏坡等小地名,都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奋斗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20世纪30—50年代,为纪念革命烈士和民族英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一些县名。例如,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左权将军为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而在山西辽县麻田的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为纪念左权将军,该年9月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杨靖宇领导抗日武装队伍奋勇杀敌,1940年2月23日在濛江县三道崴子牺牲,为纪念其英勇事迹,1946年将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在安徽肥西县,有一条道路名为“延乔路”,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名,是“四史”学习的重要载体,理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历史地名文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历史地名作为民族发展的共同记忆,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加强对历史地名文化的保护,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地名能够反映当地历史与文化特征,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留住老地名、保护历史记忆,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对地名文化的保护和使用,有助于保留人民群众对历史文化的情感与记忆,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风貌的完整性、社会生活的延续性,保持历史文化底蕴,促进优秀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融合。目前历史地名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几点问题第一,旧城改造中历史地名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目前,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发展,旧城改造项目有序推进,但有些设计规划者对于保护和传承地名文化的理念较为淡薄,未能意识到地名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因而忽视对原有地名的保护和重新利用,导致一些城市中含有历史文化信息的老地名“退位”现象较为突出。旧城改造中一些实体建筑消失的同时,伴随着的是与其紧密相关的地名的消弭,这种问题在古城保护与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矛盾中较为常见,这无疑是不利于城市历史文化建设的。第二,不合理的地名更名现象时有存在。有些地名的更换,舍弃了带有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的地名,造成优秀历史地名文化传承的中断。例如自宋代就作为州名的徽州,元代为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安徽省的“徽”字就是来源于徽州。这一地名承载着徽商、徽派建筑等一脉相承的精神文化内涵。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徽州地区被撤销,成立地级黄山市,使用了800余年的徽州之名黯然退场。此外,将历史地名更改为辖境内风景名胜名称的情况亦不少见。其中,作为一座名山的黄山原位于明清徽州、池州两府的府界上,以“黄山”为县级政区名称始于1983年改太平县为黄山区,而如今以点状的景观来命名包括3区4县的地级市,显然存在不合理因素,而且黄山市、黄山区、黄山风景区等不同实体均以“黄山”为名,容易造成指向性的混乱。同样,武夷山作为江西与福建的界山,其地理位置并不完全在原崇安县内,依此推理,武夷山周边的县都可改为“武夷山市”。因此,“不以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地理实体名称作为政区专名”的规定亟须出台。诚然,这样的更名短期内提升了地方知名度,但却使得当地的文化脉络断流,也造成了因更名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地名应保持相对稳定,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此外,有些地名的命名、更名缺少深入研究和讨论,并不能代表这一区域的精神文化和历史底蕴,又或是地名专名内涵存在歧义,有待加强论证调研。例如甘肃原先的安西县于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虽然在历史上此地曾置瓜州,然而大众所熟知的仍是扬州“京口瓜洲一水间”的瓜洲古镇,容易产生歧义。同时,分布在全国的“张北”“启东”“定南”“安西”这些地名都隐含着当时的国家战略。第三,带有难写难读字词的地名改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规定,对于不少地名中带有所谓难认难写的字使用同音或近音字替代。例如1964年,因沔水(今汉江的古称)得名的沔县被改作勉县,因汧水得名的汧阳县改名为千阳县,栒邑县改旬邑县,葭县改佳县,鄠县改户县,鄜县改富县,郿县改眉县,盩厔县改周至县,醴泉县改礼泉县,邠县改彬县等。这些地名原先用字历史悠久,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及先人对此地的地理认知和情感,如“盩厔县”一名,唐代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解释为:“山曲曰盩,水曲曰厔。”盩厔县名沿用2000余年,是陕西省最悠久的县名之一。“醴泉县”之名起于隋代,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湖南省至今仍有“醴陵市”,但陕西“醴泉县”的“醴”却因被当做生僻字而更名,如此改动使得当地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被迫中断。随着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其中一些字对于大众并不陌生,更不是“生僻字”,是完全可以保持或恢复的古地名用字,例如江西的“波阳县”已于2003年改回原名“鄱阳县”,又如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于2015年恢复曾用名“瑷珲镇”,晚清中俄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以此为名,在保留历史地名的同时,为展开相应爱国教育提供了样本。第四,“县”作为政区通名面临消失的可能。目前“设市热”“设区热”的现象使得“县”作为通名的数量持续下降。1978年至2020年底,全国“县”的数量由2011个急速下降到1429个,平均每年减少13.8个。当然,经过科学、深入论证的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具有一定必要性,但在此过程中因盲目跟风、不合理更名而导致地名文化内涵流失的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曾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吴县”被废,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蒲圻县被改成赤壁市,1986年被评定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商丘县也于1997年被废(辖地被划属睢阳区、梁园区)。加强历史地名文化保护的实践思考首先,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管理模式。地名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申报审批制度,严格按照《地名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开展工作,加强监管工作,整治地名乱象,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依法管理的基础上,应完善领导机制,强化组织建设,全方位推动地名文化的发掘、研究和宣传。可由民政部门牵头,集合文旅、交通、规划、测绘等有关单位力量,成立统揽全局、机构清晰的历史地名保护工作小组,对辖区内的历史地名进行常态化管理。地名管理机构应重视历史地名材料的搜集与基础研究,同时加强同高校、科研院所,尤其是非遗研究部门的合作,编制科学、合理的历史地名管理法规和地名文化保护总体规划,并将规划公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应从全局出发,完善总体性规划。对于一地的历史文化景观,如果说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巷是硬件,那么历史地名就是软件。应将“历史地名保护”列为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历史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对象协同保护。其次,开展地名整理,赋予旧名新生。对于历史地名,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使用。加强地名规划工作,在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名文化的基础上,科学规范地进行地名的命名、更名,并让历史地名在今天发挥新的作用,是地名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地名管理部门可通过查阅文史资料、寻访当地人士等方式,结合实际,界定历史地名的概念范围,对历史地名进行全面普查,确切掌握历史地名和地名专用字的数量,汇总整理后建立历史地名资料库或编纂地名录,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地名查询系统和地名申报系统。在此基础上,可依据地名的历史性、知名度、文化内涵、文化独特性及传承价值,经各级部门筛选审核、专家评定,分批次颁布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目前在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已有不少地方颁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此做法值得推广。名录颁布后,应对列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实施分级分类保护,例如仍在使用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未在使用的地名,按照有利于保护传承、地域就近的原则优先启用;确实不能启用的,应采取设立纪念性标识物、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同时,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地名不得被有偿冠名。我国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县地名达800多个(其中99个被评为“千年古县”)。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县名,即使撤县设区、撤县设市,也要想方设法保留其专名。在一般聚落地名、山川地名中,不乏集中反映当地历史文化信息的地名。这些地名若仍在使用中,应优先考虑保留,若未在使用中但具有较大历史意义,应重新启用。若出现因旧城改造、经济规划等引发的地名更名需要,应充分尊重当地历史文化面貌,在保护、丰富历史文化景观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进行设计,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历史地名也可被用于新地点的命名,以历史地名命名新建的街道、小区、道路、公交车站等地点,让历史地名真正融入市民生活之中,植根于百姓心中。最后,加强宣传力度,推动全民参与保护。大力弘扬地名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提高全社会的历史地名文化保护意识,是推动地名文化保护的应行之举。例如,2019年到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民政部联合摄制了《中国地名大会》第一季和第二季。该节目以别开生面的地名知识竞赛,既为地名爱好者们提供了一显身手、互相交流的机会,又带领观众领略了地名背后的历史文化、大好河山和精神理念,这个模式值得推广。【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摘自《人民论坛》2022
2023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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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液:家庭生活的保护伞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6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金纪玥提起消毒液,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从疫情初始的一瓶难求,到现在新产品层出不穷,这种曾经只在特定场所出现的化学产品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保护伞。古时中外消毒方法消毒的理念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传统中医采用的消毒方式是熏烟蒸洗。在我国敦煌石窟的壁画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距今已有3000多年,它描述了殷商时代的人们用火燎、烟熏的方式进行杀虫防疫的情景。据我国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记载,凡是从其他国家进入秦国的宾客,都需要将车乘和马具用火燎、烟熏等方法进行消毒后,方可进入城池。到了东晋,人们在火燎、烟熏的基础上发明了燃烧药物进行消毒的方法。东晋医学家葛洪曾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出了空气消毒法:“断瘟疫病令不相染,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佳也。”葛洪同时提出,可用雄黄、雌黄、朱砂等药物制成的“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进行烟熏,以预防传染病。唐代的孙思邈在葛洪的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他在葛洪研制的烟熏药方中增加了白芷、菖蒲等中药。古人虽然不能像我们现在一样认识细菌的存在,但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吕氏春秋》中记载,人们发现饮用水的干净与否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于是从战国时起,便有了“九沸九度”烧开水饮用的习惯。据《齐民要术》记载,北魏时期,人们会在井周围种植茱萸,用茱萸叶为井水消毒。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清代贾山亭的《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均记载,将病人的衣物用蒸汽熏蒸以达到“一家不染”的目的。虽然当时的医者并不知道这是高温灭菌的原理,但足以证明我国古代已开始利用这种消毒手段。在微生物被发现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方法对环境和物品进行消毒。与中国古代类似,古代的欧洲人也用烟熏法进行消毒。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记载,那时的欧洲人通过焚烧硫磺,对室内进行消毒。直到中世纪,欧洲鼠疫、牛瘟病流行时,人们仍通过这种办法防止传染病蔓延。古埃及人则充分利用沙漠条件,通过晾晒、干燥的方式进行消毒杀菌。正在用显微镜观察的列文虎克现代意义上的消毒理念与微生物的发现密不可分。1675年9月的一天,荷兰人安东尼•凡•列文虎克将从花园里收集的几滴雨水放到自制的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一滴水中有大量的“小动物”。接着,他又用自制的显微镜在井水、污水、口水等样本中发现了同样的“小动物”。随后,他还发现醋可以杀死这些“小动物”。据此,列文虎克得出结论,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用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这时人们意识到,无处不在的微生物可能是造成疾病传播的重要原因。随着对微生物生长环境、组织结构的认识不断加深,人类逐渐有了指向清晰的消毒剂。最古老的消毒液现代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毒剂多以液体形式存在。而提起消毒液,很多人都会想到酒精。酒精,又被称为乙醇。在医院进行药物注射前,医生用蘸取酒精的棉球擦拭皮肤时的冰凉触感,是很多人难忘的记忆。酒精的确可谓人类最古老的消毒液。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提到,发酵后的酒糟是可以用作药物的。《汉书•食货志》对酒的赞言更是溢于言表:“酒,百药之长。”古罗马名医盖伦,就使用酒为病人治病。在中世纪的法国,军医肖利亚克使用葡萄酒为受伤士兵的伤口进行消毒。直至19世纪中晚期,葡萄酒依旧是医疗界不可或缺的药物。大多数学者认为,医用酒精的正式亮相在公元632年至1258年的阿拉伯帝国时期。该国《医典》中记载,酒精可以用于医学消毒。现代医学发现,它对杀灭大多数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有效,还包括杀灭耐多药病原体、艾滋病毒、流感病毒、牛痘、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除此之外,酒精还具备不易染色、消毒速率快等优点。酒精消毒的主要机理,是其能够导致微生物内的蛋白质产生不可逆转的变性,同时干扰微生物的酶系统,从而使病原微生物失去活性。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酒精用作消毒液时,并不是浓度越高消毒效果越好,不同浓度的酒精在医学上有着不同的功效。研究表明,当酒精浓度超过80%时消毒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高浓度的酒精会与病原微生物表面的蛋白迅速反应,使蛋白质脱水凝固,从而形成保护壳,阻碍了酒精向细菌内部的渗透,从而削弱了消毒的效果。一般这种高浓度酒精(如95%)更多用于病理组织切片的固定和脱水,或作为酒精炉的燃料,家庭生活中可以用来擦拭相机镜头。一般来说,消毒最推荐的酒精浓度为70%至75%,因为这个浓度范围的酒精不会使机体表面蛋白迅速固化,且具有与病原微生物较为相似的渗透压,从而能够渗透到微生物内部,起到很好的杀灭作用。低浓度的酒精一般不用作消毒剂,浓度40%至50%的酒精更多用于长期卧床病人擦拭身体,它可以促进病人的血液循环,防止褥疮的发生。浓度20%的酒精可用于物理降温退烧。家喻户晓的“84”在我国,家喻户晓的消毒液是“84”。“84”并不是某种化学成分的名称或浓度的简称,而是1984年的简写。1984年,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现今地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经过数千次的实验,终于研制出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成分的含氯消毒液,并以当时的年份进行命名。次氯酸钠在水中能够电离形成次氯酸根,它是一种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强氧化剂,是和细菌或病毒缠斗的最主要的武器。细菌的细胞壁和病毒的蛋白质外壳是“84”主要的进攻对象,“84”消毒液中的有效成分和细胞壁或蛋白质外壳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破坏细菌和病毒原有的结构。“84”还可以进攻细菌体内的酶,使其失去活性,从而杀死细菌。研究表明,“84”消毒液对大肠杆菌及金黄葡萄球菌均有很好的杀灭作用。我们在配制消毒液时,通常将1000毫升(两瓶矿泉水左右)的水倒入盆中,再倒入1瓶盖(约10毫升)“84”,搅拌均匀后,就可以使用了。有人觉得,“84”消毒液与洁厕灵的结合是消毒杀菌的强强联合。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因为洁厕灵中的盐酸和“84”中的次氯酸根混合后,会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氯气,而人体吸入氯气后,呼吸道黏膜中的水分会将氯气溶解,生成盐酸和次氯酸,对黏膜造成刺激。若吸入过高浓度的氯气,大量的次氯酸会严重损伤呼吸道,造成呼吸困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84”消毒液时也要注意尽量戴上手套和口罩进行防护,避免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最早的医用消毒药水人类最早发现的化学消毒液是石碳酸溶液。19世纪60年代,医院里有些病人常因手术后创伤感染化脓而不幸死亡。医生们千方百计想寻找一种能防止伤口感染的消毒药水,可是一直未能如愿。当时,法国的著名生物学家巴斯特已经揭开病菌侵入生物体后,会引起机体腐败变质现象的秘密,并发现用加热法可以灭菌。可是,在病人身上不可能通过加热来消灭病菌,因此,加热法无法用于医院的手术当中。正当医生们为此苦苦探索时,英国的外科医生李斯特偶然发现了一种可以用于临床的消毒药水。一天,李斯特正在爱丁堡市郊外的一条林间小道散步,突然发现路旁一条满是污水的沟里,长着许多青翠碧绿的水草和浮萍,污水沟也没有臭味。污水沟里怎么能长出青翠碧绿的水草呢?李斯特十分好奇。作为外科医生,他深知细菌繁殖和感染的厉害。李斯特想,污水是细菌最活跃的地方,如果污水沟里能长出健康的水草,水中一定有一种可以杀死细菌的物质。约瑟夫·李斯特经过调查,他发现污水是从一家提炼煤焦油的化工厂里排放出来的。经化验,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石碳酸。原来,在这家化工厂里,露天堆放着许多石碳酸。经雨淋的石碳酸溶入污水中一起流出厂外,流到郊外的污水沟里。因为石碳酸有很强的杀菌作用,杀死了污水中的许多细菌,污水沟中的植物才能正常生长。石碳酸可以溶于水并能杀死细菌的发现,给了李斯特很大启发。他将石碳酸的水溶液用于清洗手术器具和病人的伤口,用经石碳酸浸泡过的绷带包扎伤口,有效地防止了手术后的感染。石碳酸溶液因而成为最早的医用消毒药水。石碳酸,又被称为苯酚。它作用于细菌的细胞膜,捕获细胞膜上的亲脂分子,导致细胞内成分被释放。浓度较高的时候,还会导致细菌蛋白的变性和细胞膜溶解。但同时,由于苯酚对蛋白质的变性作用,苯酚及其蒸汽会腐蚀眼睛、皮肤和呼吸道,反复或长期与苯酚接触可能会引起皮炎。因此,现在苯酚已经逐步被更加高效环保的酚类衍生物代替。酚类衍生物消毒液的品种有很多。大名鼎鼎的来苏水就是甲基苯酚和肥皂的混合液。甲基苯酚的杀菌率是苯酚的2至5倍,2%的溶液接触5至10分钟便可杀灭大部分致病性细菌,且性能稳定,可长期保存。居家消毒常用的滴露消毒液和威露士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对氯间二甲苯酚。实验表明,低浓度对氯间二甲苯酚溶液对革兰氏阴性菌和阳性菌均有很好的杀灭作用,且更加温和无刺激,属于低毒性的消毒剂,目前广泛应用于家居、衣物等消毒。处理伤口最常用的消毒液碘酒和碘伏是现在人们处理伤口时最常用的消毒液。碘酒和碘伏里面都带有“碘”字,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两个名字会不会是同一种药物的不同叫法呢?其实不然。虽然都是碘化物,但它们有着不同的溶剂,因此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1812年,法国药剂师库尔图瓦首次从藻类中提取出了碘。19世纪30年代,人们将碘溶于酒精,发明了碘酒,在之后的美国南北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的生命。自此以后,碘酒在世界上开始广泛使用。碘酒,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碘酊,它是碘与碘化钾溶于酒精和水的混合液,它利用了碘具有的强氧化性,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碘酒虽然有很好的消毒作用,但缺陷也比较明显,它的腐蚀性和刺激性过大,不能用于黏膜和伤口的消毒。为了克服碘酒的缺点,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碘伏,也就是碘和表面活性剂的络合物,也叫络碘或络合碘。它是碘和聚乙烯吡咯烷酮在水溶液中形成的聚合物,由于不含酒精,碘伏涂抹在皮肤上刺激性要小很多,可以用于皮肤、黏膜和体腔等部位的消毒。家中常备一小瓶碘伏,用来消毒伤口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疼了。碘伏的用途非常广泛,它不仅可以处理烫伤、烧伤、冻伤、刀伤,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甲沟炎等真菌感染。随着人类消毒技术的不断进步,杀菌率更高、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对人体更安全的化学物质不断应用于消毒液领域。季铵化合物、烷胺化合物、蛋氨酸化合物等新一代复合型消毒液层出不穷。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加安全、长效、广谱的消毒液,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摘自2022年6月17日《北京日报》)相关链接免洗消毒洗手液勤洗手,是将细菌和病毒拒之体外的重要手段。但人们出门在外,不可能随身携带肥皂和水,想在没有水的时候给手部消毒,很多时候就要靠免洗消毒洗手液了。近年来,各种造型小巧精致、便于携带的免洗消毒洗手液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市面上的免洗消毒洗手液以酒精、甘油等化学物质为主要材料,能够保障人们在没有水洗手的情况下,依旧达到杀菌的目的。1966年,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一名学生护士卢佩•埃尔南德斯,将酒精与某种物质混合后形成了凝胶状的酒精,这个发明很好地弥补了酒精不便于携带的缺点。卢佩很快注册了专利,但她的产品在早期只有医院使用,大概到1988年,才有公司将免洗酒精消毒洗手液商业化。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北美才开始大规模出售免洗酒精消毒洗手液,人们也逐渐习惯使用这种方便的卫生用品。近年来,我国研发出不含酒精的免洗消毒洗手液。该消毒洗手液以复合季铵盐为主要成分,突破了传统免洗消毒洗手液含有酒精成分的限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可以带上飞机、高铁。复合季铵盐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新型消毒材料。随着经济恢复,人员和物品的流动不断增强,新型免洗消毒洗手液可以给商旅人士提供更便利的体验。不过,专家也提醒,如果有条件,还是尽可能用流水洗手,配合使用肥皂或洗手液,认真清洁指尖、掌心、手腕各个部位,才是确保手部卫生的最好方式。大字版小字版滑动查看订阅卡往期推荐新华观察|南水北调能否破解新难题科学技术|氢能,现代能源体系新密码新华观察|健康中国战略视阈下的康养治理文化|中国歌剧演进历程和发展进路
202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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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能否破解新难题

吉蕾蕾大字版小字版滑动查看订阅卡往期推荐科学技术|氢能,现代能源体系新密码新华观察|健康中国战略视阈下的康养治理文化|中国歌剧演进历程和发展进路读书与传媒|电影院线路在何方
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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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现代能源体系新密码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5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杨勇平能源危机开启了氢能开发和利用的探索之路氢能作为一种替代能源进入人们的视野还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其时,中东战争引发了全球的石油危机,美国为了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首次提出“氢经济”概念,认为未来氢气能够取代石油成为支撑全球交通的主要能源。1960年至2000年,作为氢能利用重要工具的燃料电池获得飞速发展,在航天航空、发电以及交通领域的应用实践充分证明了氢能作为二次能源的可行性。氢能产业在2010年前后进入低潮期。但2014年丰田公司“未来”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布引发了又一次氢能热潮。随后,多国先后发布了氢能发展战略路线,主要围绕发电及交通领域推动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欧盟于2020年发布了《欧盟氢能战略》,旨在推动氢能在工业、交通、发电等全领域应用;2020年美国发布《氢能计划发展规划》,制定多项关键技术经济指标,期望成为氢能产业链中的市场领导者。至此,占全球经济总量75%的国家均已推出氢能发展政策,积极推动氢能发展。我国氢能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近年来,我国对氢能行业的重视不断提高。2019年3月,氢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公共领域加快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202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拟将氢能列入能源范畴;2020年9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对符合条件的城市群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攻关和示范应用给予奖励;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2022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氢能被确定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产业被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迅速,基本涵盖了氢气制—储—输—用全链条。氢能产业链的上游为制氢,我国是世界第一产氢大国,氢气产能约3300万吨。根据制取过程的碳排放强度,氢被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灰氢是指通过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氢气,在生产过程中会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蓝氢是在灰氢的基础上,应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实现低碳制氢;绿氢是通过太阳能、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电解水制氢,在制氢过程中没有碳排放。目前,我国氢气制取以煤制氢方式为主,占比约80%。未来,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持续降低,绿氢占比将逐年上升,预计2050年将达到70%。氢能产业链的中游是氢储运,高压气态储运技术已商业化,是最为广泛的氢能储运方式。长管拖车运输灵活性高,适用于短距离、小体量输氢;液氢存储和固态储氢无需压力容器,运输便捷,是未来实现大规模氢能储运的方向。氢能产业链下游为氢的综合应用,氢气作为一种工业原料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医疗等领域,此外,氢气还可通过氢燃料电池或氢内燃机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可覆盖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到2060年,我国氢能需求预计达1.3亿吨,其中工业需求占主导地位,占比约60%,交通运输领域将逐年扩大规模达到31%。氢能的开发与利用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氢能在交通、工业、建筑和电力等诸多领域均有广阔应用前景。在交通领域,公路长途运输、铁路、航空及航运将氢能视为减少碳排放的重要燃料之一。现阶段我国主要以氢燃料电池客车和重卡为主,数量超过6000辆。在相应配套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已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250座,约占全球数量的40%,居世界第一。根据北京冬奥组委公布的数据,本届冬奥会示范运行超100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并配备30余个加氢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目前我国氢能应用占比最大的领域是工业领域。氢能除了具有能源燃料属性外,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气可代替焦炭和天然气作为还原剂,可以消除炼铁和炼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碳排放。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电解水制氢,然后合成氨、甲醇等化工产品,有利于化工领域大幅度降碳减排。氢能与建筑融合,是近年兴起的一种绿色建筑新理念。建筑领域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和热能,已与交通领域、工业领域并列为我国三大“耗能大户”。利用氢燃料电池纯发电效率仅约为50%,而通过热电联产方式的综合效率可达85%——氢燃料电池在为建筑发电的同时,余热可回收用于供暖和热水。在氢气运输至建筑终端方面,可借助较为完善的家庭天然气管网,以小于20%的比例将氢气掺入天然气,并运输至千家万户。据估计,2050年全球10%的建筑供热和8%的建筑供能将由氢气提供,每年可减排7亿吨二氧化碳。在电力领域,因可再生能源具有不稳定性,通过电—氢—电的转化方式,氢能可成为一种新型的储能形式。在用电低谷期,利用富余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电解水制取氢气,并以高压气态、低温液态、有机液态或固态材料等形式储存下来;在用电高峰期,再将储存的氢通过燃料电池或氢气透平装置进行发电,并入公共电网。而氢储能的存储规模更大,可达百万千瓦级,存储时间更长,可根据太阳能、风能、水资源等产出差异实现季节性存储。2019年8月,我国首个兆瓦级氢储能项目在安徽六安落地,并于2022年成功实现并网发电。同时,电氢耦合,也将在我国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清洁低碳角度看,大规模电气化是我国多个领域实现降碳的有力抓手,例如交通领域的电动汽车替代燃油汽车,建筑领域的电采暖取代传统锅炉采暖等。然而,仍有部分行业是难以通过直接电气化实现降碳的,最为困难的行业包括钢铁、化工、公路运输、航运和航空等。氢能具有能源燃料和工业原料双重属性,可以在上述难以深度脱碳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从安全高效角度看,首先,氢能可以促进更高份额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有效减少我国对油气的进口依存度;其次,氢能可以进行化学储能和运输,实现能源的时空转移,促进我国能源供应和消费的区域平衡;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的降低,绿色电能和绿色氢能的经济性将得到提升,被大众广泛接纳和使用;氢能与电能作为能源枢纽,更容易耦合热能、冷能、燃料等多种能源,共同建立互联互通的现代能源网络,形成极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提高能源供应体系的效率、经济性和安全性。我国氢能产业发展依然面临挑战低成本低排放绿氢制取是氢能产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不新增碳排放的前提下,解决氢的来源问题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前提。化石能源制氢和工业副产制氢工艺成熟、成本较低,短期仍将是主要氢源。但化石能源储量有限,且制氢过程仍存在碳排放问题;工业副产制氢产量有限且供应辐射路程短。长远来看,电解水制氢易与可再生能源结合,规模潜力更大,更加清洁可持续,是最有潜力的绿氢供应方式。目前我国碱性电解技术已与国际水平相接近,是目前商用电解领域的主流技术,但未来降本空间有限。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目前成本较高,关键装置的国产化程度正在逐年提升。固体氧化物电解在国际接近商业化,但国内仍处于追赶阶段。我国氢能产业链供应体系尚不完备,距离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还有差距。现阶段氢的运输主要以高压气态长管拖车运输为主,管道运输仍为短板弱项。目前共有氢气管道里程约400公里,在用管道仅100公里左右。管道运输还面临管材易发生氢脆现象造成氢气逃逸,未来仍需进一步提升管道材料的化学性能和力学性能。液态储氢技术和金属氢化物储氢技术等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储氢密度、安全性和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尚未解决,离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还有一定差距。专门政策体系和多部门多领域协调合作机制尚不完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是首个国家层面的氢能发展规划,但专项规划以及政策体系仍需完善,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氢能产业链涉及多种技术和行业领域,目前还存在跨领域协作不足,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我们认为,技术、平台和人才是支持我国氢能产业发展的生长点。首先,要持续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水平。技术创新是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未来,我国将持续推进绿色低碳氢能制取、储存、运输和应用等各环节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推进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创新,开发关键材料,提高主要性能指标和批量化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燃料电池可靠性、稳定性、耐久性。着力推进核心零部件以及关键装备研发制造。加快提高可再生能源制氢转化效率和单台装置制氢规模,突破氢能基础设施环节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开展氢能安全基础规律研究。持续推动氢能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大产品示范应用和产业化发展,构建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体系。其次,要着力打造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氢能产业的发展需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创新平台。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加快建设重点实验室、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开展氢能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2022年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项目正式获批,成为首批“挂帅”高校。随后,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成立。创新平台和创新中心重点围绕电化学储能、氢能及其在电网中的应用技术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积极推动国家氢能产业的发展。再次,要推动建设氢能专业人才队伍。氢能产业技术水平及规模不断取得突破,然而氢能产业正面临人才队伍的较大缺口,特别是高层次创新性人才严重缺乏。日前,华北电力大学申报的“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氢能科学与工程”学科被列入新型交叉学科。该学科将以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等学科为牵引,有机融合制氢、氢储运、氢安全、氢动力等多个氢能模块课程,开展全方位跨学科基础及应用研究,将为实现我国能源结构安全转型,以及我国氢能行业和能源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人才支撑。【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摘自2022年5月5日《光明日报》)大字版小字版滑动查看订阅卡往期推荐新华观察|健康中国战略视阈下的康养治理文化|中国歌剧演进历程和发展进路读书与传媒|电影院线路在何方科学技术|为啥黑洞距离近了,拍照反而难了
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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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视阈下的康养治理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5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吴文武
202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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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演进历程和发展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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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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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2022年第21期封面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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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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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线路在何方——院线制改革20年回顾

电影院线路在何方2022年,正值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20周年,也是自2020年开始的疫情常态化下的影院发展第三年。院线制改革,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关键性历史节点,正是因为院线制改革,才让单部中国电影本土突破50亿元票房成为现实,也正是因为院线制改革,才让中国整体的银幕保有量跃居世界第一,观影人次世界第一,中国电影产业迎来百年发展历史的新高峰。但自2018年以来,中国电影院线先后受到互联网团购及票务平台出现、线上流媒体视频分流、短视频火爆分流和疫情之下影院非连续关闭等多方面影响与挑战,特别是2022年上半年,电影院遭遇比疫情之初更寒冷的深冬,部分影院关闭,档期影片短缺,观众出现流失,观影习惯减弱,这让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和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的各界人士,深度关切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与发展。疫情一定会过去,但疫情之后中国电影如何回到原有高速发展轨道,电影院线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电影院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何重新拥有观众,如何推动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这是我们站在院线制改革2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一、院线制改革历史发展脉络2002年中国电影的院线制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中国电影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们响应党和国家关于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的大政方针,在电影领域的持续摸索与不断创新。梳理整个院线制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冷静地分析当下的中国电影发展现状,为未来电影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思考支点。回顾院线制改革前后的历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整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前探索期(1993年—2002年)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是从1993年的“3号文件”颁布开始的。这是催生后来的中国院线制改革的最初探索,也为院线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3年,当时的广电部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实施细则》(3号文件)。这份文件标志着中国电影发展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打破原有的中影公司对国产电影发行权的垄断,制片厂可以直接对接各省市、地市公司和影院,提高了电影行业的灵活性,同时下放权力,规定制片方能够与发行部门进行收入分成,电影票价自行制定等。这份文件的颁布,具有非常积极正向的历史意义,但受制于时代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虽然中影公司放开了国产电影的发行权,但进口影片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仍然掌握在中影一家公司手中,虽然制片方能够与各地的省市电影公司、影院直接洽谈发行影片,但影院终端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依然非常严重,抵触市场操作,地方保护主义,再加上胶片拷贝发行的效率非常低下,自1993年后,电影市场并未呈现明显的发展,中国电影历史上巅峰的观影人次,1979年达到293亿,到1991年还有144亿,但1993年后,观影人次急剧下跌。这样的改革探索是积极有正面意义的,历史局限性却同样非常明显,经历7年的摸索,院线制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可见。第二阶段:院线制改革初期(2002年—2010年)中国的院线制改革,以两份政策文件为核心标志。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实行“以院线公司为主体的发行放映机制”。2001年12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颁发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实施细则》的1519号文,提出了“实行以院线为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减少发行层次,改变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凡在2002年6月1日之前没有形成院线的地方,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经批准的地区除外)”。至此,院线制改革在政策方面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为后来全国范围内的电影院线制改革打下了全面而坚实的制度基础。院线制改革是对1993年“3号文件”的深化推进,有着鲜明的革新意义,一方面,真正从终端放映环节充分贯彻市场化机制,降低准入门槛,政策支持民营资本、境外资本进入,“鲶鱼效应”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另一方面,改革之初,以重要市场资源进口分账影片作为推进院线制的筹码,使各级省市电影公司在接受院线制上减少了很多阻力。正是这样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保证,才使得院线制改革快速推进。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传统省市电影公司均翻牌成为各级院线公司,虽然还保留着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体系特色,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的检验成为了整体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民营资本开始进入终端院线领域。2005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影院和电影院线等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业。外资进入以电影行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在这样政策的支持与鼓舞下,万达院线于2005年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条完全由民营资本主导的电影院线公司。此后,大地院线、金逸院线等民营资本院线纷纷成立,成为中国电影院线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市场生力军。2004年以后,全年电影票房的增速一直保持在25%以上,大部分年份增长率35%左右,2010年达到井喷,增长率达到64.03%。电影院线充分实现市场化,国有、民营、混合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逐渐完善,社会资源配置的市场体系渐趋走向成熟。第三阶段:院线制改革高速发展期(2010年—2018年)2010年1月4日,好莱坞影片《阿凡达》在中国首映,首日票房达到3500万元,零点场点映票房全面刷新《变形金刚2》《2012》等进口大片创下的纪录,最终,该片在中国以13.787亿收官,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单片票房超过2亿美元的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在院线制改革后的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意义。《阿凡达》电影海报一方面,院线制改革经过8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从2002年的9.
20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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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黑洞距离近了,拍照反而难了

亮✦继2019年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发布后,又一黑洞的“真容”被拍摄到!北京时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公布了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A*(Sgr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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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问题调查

吉蕾蕾往期推荐文艺评论|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专辑历史|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教育|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发展趋势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
20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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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专辑【两篇】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3期文艺评论栏目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瑞典】艾伦·马特森尊敬的国王与王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在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小说中,有个故事再三重演。故事中的男孩或者突然消失,或者被绑架、拐卖,和摩西一样从芦荻丛里被带走,或者为了自救而出逃。成年之后,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在此,他不得不设法应对与过往的联系被撕裂所带来的伤痛,还要面对一个普遍抱有敌意的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他尝试的策略有讥讽、退守、沉默和谎言。这里所谓的谎言等同于文学虚构。古尔纳的作品主题不一而足,其中就涉及作家的成长史,涉及故事的作用,即如何有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过往,并创造出某种替代品:为所爱之人提供一个改良版或全然不同的版本,以此为护盾,去抵御真相的刺眼光芒。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保护演变成了一种疾病,一件“涅索斯的罩衣”,毁掉了穿着它的人;与此同时,这个年轻人日渐老去,直至垂暮之年,化身为被生命谎言包裹的活化石,仍在试图打破沉默,打破这堵挡在世界前面的高墙。“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故事从这里开始。时间之初:这是所有故事的起点。作家的职责就是确保故事延续下去,顺应着它,像牧羊一般将它引向终点。只有故事完结时,我们才能理解所有片段的含意,那些联结故事的神秘线索的含意,理解所有要素铺垫出来的那个最终和弦的最深意蕴。只有故事平息后,音乐才是完整而连贯的。《朝圣者之路》《天堂》《来世》和《抛弃》等小说所讲述的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又是所有时代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一个人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去寻找新的空间,还要抵抗他人的奴役,尤其要提防奴役以伪装和媚态出现。进入古尔纳的作品,我们吸收到的是属于伟大口头叙事传统的模式与神话;与之契合无间的是小说艺术的前提,即每个个体的命运都是独一无二的。古尔纳描写流亡,但从不采用笼统的方式;他书写的也不是历史进程,而是屈从于历史的人们:他们的人生被历史塑造,方式因人而异,都带着来自遥远过去的前提条件——如果你愿意,将这遥远的过去称作“时间之初”也无妨。和《一千零一夜》的情形相似,这些人物讲述故事,也是为了度过长夜,我们从中辨认出古老故事的声音,但讲述者其实都是现代社会里的个体。他们与人为善、傲慢势利、极度敏感、胆小懦弱,却又有英雄气度,像极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或者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中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在这里,两种文学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第三种:异常美妙的第三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必须接受沿途的种种挑战来支撑梦想。归根到底,或许无根性才是我们唯一可以立足之处。栖居在此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命已经支离破碎,却能在内心留下至关重要、需要小心呵护的火种。亲爱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我非常荣幸地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谢娟
202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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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

1925年,王国维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王国维列举的“新发见”,是指偶然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敦煌经卷遗书等,多非科学发掘所获。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21年,于今已百年。为此,习总书记在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致贺信、2021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9月28日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这三次有关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指示,高度重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远意义,要求“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考古大发现促进历史学大发展百年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考古步入了“大发现时代”。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1990年起每年举行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所谓“考古大发现”,不仅指考古发掘揭露的遗址规模大,出土的遗物多,更是指考古发现揭示的重大历史信息,或可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或改变传统认识,或印证尚未确认的重要历史事件等,最终推动历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学的大发展。(一)考古发现实现了“重建上古史”的梦想,“延伸了历史轴线”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感召下,胡适、顾颉刚等冲破传统经学束缚,重新审查史料,试图建立可信的上古史。他们虽然在思想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方法上仍是以古书证古书,造成了许多误解,以致出现“东周以上无史”的偏见。同时,另一批学者主张利用考古出土材料填补传世文献空白,重建上古史。1925年,王国维开设“古史新证”课,利用新出土甲骨文、金文等印证《史记》的《殷本纪》《夏本纪》所载世系,以此证明夏商历史的真实存在。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中国学者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开始。李济在之后还提出了利用考古发掘成果“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宏愿。1928年,李济主持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1930年,李济、吴金鼎等发掘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1931年,梁思永、尹达等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小屯殷墟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叠层”关系,从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方面建立了探索商以前历史的依据,意义重大。考古工作者由已知推未知,由后代推前代,以此建立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为传世文献所载夏商西周历史提供考古学证据。胡适在提出“东周以上无史论”时,也曾设想“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并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考古学上与五帝时代相对应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者通过区系类型分析,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河套地区划分出八个文化区,各区文明多元发展又相互影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区域文化出现向中原汇聚的趋势,为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21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探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以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前2500年为大致分界的三个递进发展阶段。中国现代考古学出现以前,中华文明史的年表只能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司马迁以后,历代学者向前推定年代的诸多方案都没有得到科学证明。考古发现弥补了以往年代学上的空白,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基本脉络,使“重建中国上古史”由梦想变成了现实。(二)考古发现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增强了历史信度”传世先秦秦汉文献是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文献的可信度需要考古材料验证。根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父权制家族公社为特征的血缘管理。在由夏而商而周的发展中,父权制家族公社血缘管理规模不断扩大,内部分层更为细密。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鲁国、卫国、唐国时,不仅赐典章制度、财物,还分配了被征服的血缘族团成员。分配给鲁公的“殷民六族”,允许其保持内部大宗、小宗、家内奴隶等不同层次的父权制家族公社血缘管理模式。《尚书》中也说“尔殷遗多士”,“尔乃尚有尔土”,“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等。这些记载表明,无论是殷遗民,还是受周王分封的各诸侯国,都保持着父权制家族公社的聚族定居、聚族劳作的血缘管理模式。鲁国分封地在“商奄”曲阜。根据考古发现,曲阜鲁国故城分内、外城,外城呈回字形围绕内城。内城发现的西周宫殿基址,应是鲁国国君及贵族处理政务与居住之处。研究认为在外城发现的“甲组”、“乙组”墓分别代表殷人墓、土著夷人墓与周人墓,并按血缘族团分区居于外城西部、西北部和北部中间。这就充分证明了《左传》《尚书》等文献记录的可信性。《左传》记载康叔封于“殷墟”。杜预注此“殷墟”即朝歌,在河南淇县与浚县境内。考古发现的浚县辛村遗址及据传出土于浚县的康侯簋“诞令康叔鄙于卫”铭文可为证。《左传》记唐叔封于“夏墟”,也已得到天马—曲村晋侯墓地材料及其中M31所出“文王”玉环铭文“唐人”证实。总之,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大多已得到考古发掘成果印证,考古发现“增强了历史信度”。(三)考古发现填补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丰富了历史内涵”中华文明起源早,历史悠久。韩非子在《五蠹》篇中将战国以前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荀子《非相》篇感叹,“上古”、“中古”的历史文化已不易察,历史久远只能“论略举大”,历史靠近才能“论详举小”。还有因主观因素造成的空间详略问题。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在中原,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华夷之辨”观念,这些观念集中反映在“先王之政典”的“六经”中。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为原则,叙写《史记》,系统记载了中原的历史文化,周边部族的则描写简略。20世纪前半叶,蒙文通、徐旭生对五帝以来远古部族相关记载进行总结,如中原地区华夏部族集团、海岱地区东夷部族集团、江汉地区苗蛮部族集团等。这些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中原、海岱、江汉文化区相对应,是文献与考古相印证的佳例。进一步需要讨论的是,既然考古学划分的中原、海岱、江汉文化区有远古部族活动的文献记载,那么,其他文化区也应有相应记录。但现存文献却是空白,考古学引发了对相关问题的继续探索。不仅如此,即使是中原地区的先秦秦汉典籍,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也多有散佚。所以,研究中原、海岱等地区的历史文化,同样需要考古学提供更多的资料。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颍河上游发现的登封王城岗、禹县瓦店、新密新砦遗址,在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上与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紧密连接,为夏代早期历史文化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发现的商代晚期4片有字甲骨,不仅填补了安阳以外不见商代有字甲骨的空白,还证明大辛庄一带是商王朝在东方的重要方国中心;等等。考古发现极大地开拓了认识上古历史文化的视野,突破了传世文献的局限,“丰富了历史内涵”。(四)考古发现展现了历史文化的真实图像,“活化了历史场景”甲骨文有“出入日”记载,《山海经》有“日月所出之山”与“日月所入之山”各6座。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日月山”图文使这些记载更加形象、具体。“日月山”陶文在山东、安徽等地多有发现,说明古代农耕文明崇拜日月天体神灵的普遍性,也证明甲骨文与《山海经》的相关记载正是远古历史文化的反映。又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M45墓主两侧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形象,以及墓主北侧用肋骨组成的北斗图像,将先民借助龙虎图腾祈求灵魂升天的原始宗教观念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陶寺遗址用土坯建成的扇面形观象台,为我们呈现了《尚书·尧典》“观象授时”的场景。二里头宫殿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可以设想夏代各部族酋长在夏族共主主持下议政、朝会的画面。考古学“活化了历史场景”。二、百年考古开拓人文学科新境界西方考古学有古典考古学、人类考古学等区别,中国考古学因丰富的文献资料形成了历史考古学。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经史子集”一体,“文史哲”不分家。百年考古不仅促进了历史学发展,还开拓了人文学科新境界。文字学方面,考古发现开创了许多新分支。中国传统文字学实际上是“《说文》学”,又称“小学”。考古发现促使古文字学发展出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简帛学4个分支。甲骨文已有较为成熟的体系,考古学者据此向前追溯文字的起源与发展线索。考古发现了有关商代早期郑州二里岗文化的2片有字甲骨,发现了有关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陶文、登封王城岗陶器上的“共”字,发现了相当于五帝时代陶寺文化陶器上的“文”、“邑”以及大汶口文化陶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斤”、“戉”、“凡”、“封”等字。虽然对这些陶、玉器刻文的释读学界仍有讨论,但笔者相信,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将汉字的起源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而且将汉字从起源到甲骨文出现之间2000多年发展过程的大致脉络基本连接起来了。文学史方面,考古发现带来的影响更加广泛。首先,丰富了古典文学内容。如《荀子》有《成相》篇,先秦文献“成相体”仅此见。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的出土,为探索成相体的源流带来突破。其次,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空白。《汉书·艺文志》收录先秦屈原赋、孙卿赋直至汉代的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1000余篇,都属文人赋,是精英文化、大传统。1993年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竹简,则揭示了汉代民间俗体赋的流传。裘锡圭联系敦煌西北马圈湾汉简所记“韩朋故事”、敦煌藏经洞所出《燕子赋》《晏子赋》《王陵变》《季布骂阵词文》等,勾勒出汉代俗体赋的宏大轮廓。“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这些俗体赋是汉魏时期的民间文学、小传统,因考古发现得以填补。最后,改变了文学史一些传统认识。传统文学史教材认为,中国志怪小说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的出土,证明志怪小说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2012年公布的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更将其出现时间向前推至战国早期。哲学史方面,考古发现可以为探索学术思想的源头提供参照。西周以来理性觉醒,“六经”出现;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哲学发展。以往学界关于先秦哲学思想及其内涵特色如何形成等问题,因传世文献的欠缺而讨论不足。考古发现为这方面的探索开启了新视角。例如,古代先民以为日月围绕地球旋转,由此出现了“太阳循环”观念,又因东临大海而产生了“日出汤谷”神话。先民认为,太阳夜间在地下泉水运行,第二天从东方大海中再次升起。荆门郭店战国楚简《太一生水》篇载:“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念的开篇,随后出现了四方与四时观念。《周易》的“原始返终”,《说文解字》的“始一终亥”,孔子的“中”哲学,老庄的“道”哲学等,都是原始宇宙观念的概括总结。而考古发现的河北磁县下潘汪仰韶文化陶钵上的“日出大海循环倒置图”,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上的“太阳循环八卦图”,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玉版上的“太阳光芒八星图”,以及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画《宇宙》《天象》《月忌》、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将行》的“图”与“文”等,不仅展现了相关哲学思想的系列画面,而且将其源头追溯到了5000多年以前。文献学方面,考古发现提供了新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出土文献数量多、涉及面广,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献十分丰富。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年代被推定为战国中期,竹简的抄写及其文本的形成应更早。这些出土文献为我们研究先秦古书的形成及相关学术思想的流变,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郭店简《老子》的发现,不仅破除了《老子》成书于秦汉的误解,而且证明战国早期儒道多有相通之处,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分离的趋势。三、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王国维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的“发见时代”。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进一步提出,中国考古已进入“大发现时代”,但还不是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现在,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终于到来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黄金时代”的标志,不仅是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考古学所引起的整个中国古典学的繁荣昌盛,以及中国古典学在当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以,这里的“黄金时代”是就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古典学而言的。以下先对“中国古典时代”与“中国古典学”略作界定。“古典”一词中外皆有。中国古代的“古典”是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如《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索隐》:“言古典残缺有年哉,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艺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西方的“古典”有多重含义。其一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文献;其二指由这些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文化,故称“古典时代”;其三指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经典及其历史文化的学问,故称“古典学”。东西方“古典”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虽不同,但有相通之处。以此为参考,笔者作如下认定。狭义的“中国古典时代”专指春秋战国时代;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还包括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前古典期”,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的“古典源头期”,秦汉的“后古典期”,魏晋至1840年的“古典影响期”。对狭义与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的学术研究可总称为“中国古典学”。“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至少涵盖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文献学。包括商代晚期甲骨文的“典”、“册”和西周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集中出现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经籍元典,秦汉时期持续先秦学术整理完善的典籍。此可以东汉《熹平石经》《白虎通义》及《汉书·艺文志》中六类所列书目为代表。其二,语言学。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此可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为总结。其三,历史学。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对广义的“中国古典时代”作全面总结,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此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时代下限。以上三个方面,不包括长达1000多年的“古典影响期”。因为魏晋以后已经开始了中国传统古典学的重建工作。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往往是随着时代、思想的发展,方法的更新,更重要的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而不断发展的。因此,中国古典学经历了多次重建,每次重建都使其展现出新的面貌。1840年以后,传统的古典学重建转入现代古典学重建。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为特征的“古史新证”,李济以现代考古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古史重建”,改革开放以后李学勤、裘锡圭等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研究”,21世纪初饶宗颐提出的利用新出土文献重新整理先秦经典的“新经学”等,都属于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工作。传统与现代的古典学重建在不同历史阶段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总体上看,这些重建工作属于学术史上的积累阶段。真正的重大发展,即质的变化,是百年考古所引起的整个中国古典学的一系列突破与整体繁荣。笔者认为,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是变革与繁荣是中国古典学黄金时代到来的社会条件。古今中外学术思想文化本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又恰好遇到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经济繁荣的时代背景,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质变。在中华文明史上,这种根本性的质变有两次——春秋战国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变革是5000多年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史上最根本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将此前延续了2500多年的血缘管理转变为影响此后2500多年的地缘管理。春秋战国时代经济空前繁荣,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与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手工的技术与效率,扩大了商品的交流,引发了新兴城市的增多、中心城市的繁华等。变革与繁荣推动五帝时代至夏商西周长期积累的思想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转化与创新。因而有了“六经”整理、史书编撰、学派蜂起、百家争鸣、辞赋创新等学术思想文化的繁荣。第二次根本性变革与空前繁荣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中国古典学,在魏晋以后经历了农耕文明背景下的1000多年重建积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古典学在近代文明的影响下开拓发展;到1921年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更是开启了“古史新证”、“古史重建”工作的百年积累。新中国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必将出现文化大繁荣、哲学大突破、思想新高峰,从而步入中国古典学的“黄金时代”。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就是中国古典学开始步入黄金时代的社会背景。二是发展与融合是中国古典学黄金时代到来的学科依据。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首先需要各学科本身的深入发展。例如考古学,从地层学、类型学、区系类型学说、聚落形态研究等方法的发展到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等领域的开拓,学科不断发展。又如甲骨学,相关研究在“罗王时代”收集甲骨、文字考释等传统方法基础上,进入到地层关系、世系称谓、贞人分类、字形句法、宗教习俗等科学研究的阶段。1933年,董作宾提出殷墟卜辞五期发展说。此后,甲骨分期又有董作宾的“文武丁卜辞之谜”,李学勤等的“历组卜辞”、“无名组卜辞”、“王卜辞”、“非王卜辞”、“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等新认识。其次,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例如,以往学者多据金文王年、月相的记录做金文历谱研究,但科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明确青铜器出土地层关系,结合碳十四测年、陶器分期判断埋藏年代,依据青铜器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判断制作年代,将金文所载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与器型、铭文相近或相关的其他青铜器比较进行综合考察,再以铭文王年历史推算具体年代。以上例证,代表了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总趋势。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为特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是其具体表现。考古学促进各学科的深入发展与交流融合,为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提供了学科依据。三是唯物史观是引领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的理论旗帜。中国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造就了独特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用材料以欧洲、西亚、北美为主,中国的较少。因此,我们应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总结中国古典文明规律与古典文化内涵,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对中国文明作具体分析,总结其中的规律,提炼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同时,必须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明与古典文化,同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相结合,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推动其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这是一项文化继承与创新工程,是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的核心任务。【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往期推荐教育|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发展趋势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科学技术|枕头:蕴含大智慧的助眠神器文化|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回顾与“十四五”前景展望
202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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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发展趋势

针对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国家多次下达“减负令”,积极采取措施为学生减负,但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出现“越减越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象。减负成为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负政策的演进历程,总结历次减负政策的基本共识,科学研判与积极引导减负政策未来发展趋势,成为减负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一、
202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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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2期经济栏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是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改善收入分配的重中之重,并清晰地做出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揭示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实现“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联系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是党和国家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将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上升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阶段目标,表明党中央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这实际上是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有助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富裕”,而只有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能够有效扩大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表明,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报告计算了2010—2018年间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45、0.71和0.37。也就是说,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且比较而言明显高于另两类家庭,因此在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够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和后劲。更具体的分析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服务型消费特征更为明显,是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需求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能够极大地发挥社会消费潜力,拉动社会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大,对教育的需求和消费同时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能够推动全社会人力资本形成和增加,从而促进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根本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全民“共同”享有富裕的成果,即多数人一起富裕起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惠及到大多数人群。其中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公认的良性社会分配格局“橄榄型”,就具有中间大、两头小的基本特点,即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贫困群体和高收入的富裕群体都占少数。这就是大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分配格局。然而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分配格局没有直接朝向橄榄型转变,而是正在从金字塔型转变为葫芦型,即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较前期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总体规模还是较小的,距离橄榄型的要求还较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低收入群体比例还是过大。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更加注重将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升到中等收入水平,从而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进而逐步靠近典型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以至最终加快转变为理想的橄榄型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社会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有稳定丰裕的收入基础和较高社会地位,有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往往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所以,当大多数社会成员进入社会中间层而形成橄榄型格局社会,即表明经济发展过程进入可持续状态,社会秩序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能够为扎实推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一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再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的逐步扩大,能够有效减缓因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念变化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舒缓因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对立情绪,有助于社会稳定。简言之,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增加,意味着贫困群体将逐步占少数,群体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公平发展。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收入分配格局的界定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属中等收入群体还较小的葫芦型,距离目标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相差较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意义重大,需要我们从概念及测度等方面给出较为准确的描述和刻画。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体中,按统一的收入水平进行衡量和测算,相对于高收入者和贫困人口来说,其收入水平处于全体居民的中等水平或中间水平周围的人群。换言之,是使用单一收入指标来衡量,测度并反映对应于一定收入标准的人口比重的差异。因而,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反映全体居民间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代表着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是形成理想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一个侧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此外,国内外学界就中等收入群体的衡量标准也有差异,从而各学者和研究机构得出的结果也相差较大。概括而言,比较普遍的界定方法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所谓“绝对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数额或支出数额等绝对指标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例如,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标准确定为人均(成年人)每天收入10—100美元,按1:7的汇率折算人民币,为年收入2.5—25万元。但我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则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2000—65000元为标准,测算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从2000年的1.62%增长到2010年的21.25%,其中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36.78%,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5.75%;另外我国国家统计局曾以每年户均收入10—50万元为标准,测算2017年中国有约1.4亿个家庭共4亿人达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6%。这便是近年经常提到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的来源。抛除测算年份不同这一因素,依旧可以看出各测算标准与结果相差较大。所谓“相对标准”是指围绕居民收入中位数,设置上下比例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由于每年的个人收入中位数都会变动,所以以相对标准划定的中等收入区间也是逐年变化的。例如有学者把城镇居民收入的第95百分位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上限,下限则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第25百分位,按此标准测得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占比,分别为27%、28%、24%和25%,大致呈下降趋势;另有学者借鉴世界200多个国家使用各年份收入中位数的67%—200%的标准,作为我国相应年份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上下限,从而测得2007年、2013年和2016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分别为20.2%、27.3%和28.9%,是逐步增长的。本文倾向于按学术界大多数人采取的相对标准,以各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固定百分比100%—20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即中位数的100%为中等群体的下限,而中位数的200%为其上限。按此标准进行测算,比如2019年我国全体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26523元,那么我国全国总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7.34%,其中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约29.25%,农村约7.39%,也就是说城镇地区集中了我国约80.20%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总起来看,不论采取哪种标准测算,也无论总体或城乡分别测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还是比较低的,虽然其发展的趋势是逐步扩大的。因此,当我们综合考察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变动,即全部各收入群体的人口比重变动时,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改革之初的“飞碟型”转变为“金字塔型”格局后,并没有直接转向理想的“橄榄型”,而逐渐形成大致类似的“葫芦型”,由主、次两个众数组即两个收入群体构成,其中主众数组由低收入者构成,次众数组由中等收入者构成;同低收入者构成众数主体的“金字塔型”不同,与中等收入者为众数组主体的“橄榄型”也不同。“葫芦型”格局是中等收入群体有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结果。就是说,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及衍生出来的新现象,葫芦型的低收入“主众数组”比金字塔型缩小了,从而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出现一个“次众数组”。这就是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特征。显然,这样的“葫芦型”格局距离理想的“橄榄型”格局还有较大距离,突出表现为总体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还太小,如果停滞在此种状态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根据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及理论推导,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只有达到50%以上,才可能形成较为合理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可见,继续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今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与难点在农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难点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总体收入分配格局呈“葫芦型”,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体制导致的过大城乡收入差距;而过大城乡差距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过大,即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过低。因此,我国今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难点和重点,就在于乡村振兴过程中持续提高整体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减小低收入群体比重,进而扩大全国中等收入群体。首先,我国城乡差别仍旧过大。经历几十年城市导向的发展之后,农村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长期处于不公平的状态。一是中国各省区城乡差别普遍长期过大。2013年全国31省市城乡收入比平均为2.81,甘肃省最高为3.56,大于3的有6省区,收入比在2—3之间省市有24个;到2019年全国平均2.64,甘肃仍高达3.36,云、贵、甘大于3,比值在2—3范围内的多达27个省市。像北京、上海等最发达地区的城乡收入比也都高达2—3,充分证实我国各大都市周边都被农村低收入带所覆盖。二是我国城乡差距近年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整体仍处于过大的稳固状态。平均的城乡收入比从2009年达到最高点3.33倍后,到2019年也只下降到2.64。三是过大的城乡差距导致我国总体收入差距持续过大。2000年后我国总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到0.5之间,即国际学界公认过大区间,国际排名靠后,而分解分析证实其中城乡间差距长期占总体差距的60%左右,即使到2019年也仍占54%,可见造成我国总差距过大主要原因是城乡间差距过大,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任务。其次还应当看到,造成我国城乡差距过大,其根本在于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相对不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其表现,一是低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二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同年农村中只有20%高收入层略高于此水平,而80%多以下各层次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农村各阶层居民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在2013年到2019年中持续下降,其中收入越低家户的下降幅度越大,有80%农户和86%人口的收入占比都不同程度下降了。以上分析表明,今后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难点、重点就在农村,只有持续快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快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提高人口众多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的重心,才能有效减少低收入群体比重,相应地便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从现在的葫芦型格局向橄榄型结构转换。在乡村振兴中加快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农村居民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城乡差距长期处于过大状态,从而导致分配格局呈现葫芦型,其基本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其中包括二元分配体制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二元发展体制的制约,即长期片面推行城镇经济发展导向的结果。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应当逐步从城市发展导向转变为优先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重点。而且这样的发展是公平发展、均衡发展,是以消除城乡居民收入不公平、二元经济发展不均衡为前提的。可以说,只有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才能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真正有效扩大中等群体比重,实质性推进城乡全民共同富裕。为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加快户籍积分制度改革,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切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城镇化是减少农村低收入人口,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最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由此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镇非农就业,从而摆脱了低收入状态。近些年似有下降,2018年以来下降到每年不足1个百分点,致使农村低收入人群下降速度减慢。但是考虑我国农村仍有60%户籍人口,仍超过农业需求;其中包括20%农村户籍所谓“农民工”,实际上进城却是非市民。所以,应当加快改革户籍体制以及改进现行的积分制度,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进程。除推动部分现行农村户口低收入人群向现有大中小城市转移外,更重要的是推动农村自身的城镇化、现代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工业等其他非农产业,推进小城镇产、城、人融合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提升农村居民教育水平,改进农村教育质量。自2015年以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劳动工资收入占比超过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最大来源。今后应当进一步提高其比重。而影响农村居民特别是流动人口获取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水平,因而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训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措施。而且要着眼未来进一步提升农村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本,必须把更多资源转向农村居民的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切实推动基本义务教育实现均等化。此外,加强农村劳动力业务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也是重要一环。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近些年来,各种面向“三农”问题的政策效应持续增强,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断提高,是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两大主要源泉。今后仍应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落实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经济作物产业体系,培育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名优产品和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只占2.35%,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10.37%。中央多次强调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因此应当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继续深化农村体制综合改革,稳妥推进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废弃公益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城镇的技术和资金相结合,盘活村集体闲置或低效使用的集体资产,探索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更多渠道。大幅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要真正发挥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搞好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加大城镇和工业向农村农业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广大农民从公共财力提高中,进一步完善更高水平的农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等,从而在生产生活中真正分享到全民所有制的益处,从而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迈向城乡一体的共同富裕。【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摘自《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第3期往期推荐科学技术|枕头:蕴含大智慧的助眠神器文化|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回顾与“十四五”前景展望新华观察|南水北调如何为经济发展“解渴”?国外社会科学|机器能识别情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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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0期国外社会科学栏目作者:约翰·麦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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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早登上了青藏高原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0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张晓凌原编者按青藏高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最高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势,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演化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最早来到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演化?这一直是大众和科学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张晓凌团队,与国外多个研究单位合作,完成了关于青藏高原人群演化历史的综述文章,并作为封面论文发表在《生态学与进化趋势》杂志上。我们邀请文章作者在这里谈谈这个话题。1最后一方被人类征服的净土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独有的高寒和缺氧的环境以及相对稀少的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为人类探索和开发高原造成了重重困难。我们知道,人在缺氧的状态下大脑及身体的反应和运转速度都会相应降低,狩猎采集能力和效率都会比在平原地区低很多,而高原上的资源量又比平原地区稀少很多。因此,人类需要强健的体魄、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技能以及足够大的群体,才能够在这样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适应低氧环境、获取足够的资源维持生存并长期繁衍生息下去。长期以来,青藏高原都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一方被人类征服的净土,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对这里心存敬畏、裹足不前。古人最早何时进驻青藏高原一直是大众和科学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最早的人类利用石头打制各种工具和武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年代在距今200多万年到1万年前。高原地区不断抬升和剥蚀的地质过程使得考古遗址难以被埋藏并保存下来,因此在青藏高原特别是其腹地西藏自治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极为少见,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人群进入青藏高原发生在距今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2科学家提出多种观点但有待证实近20年来,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古环境学等不同的学科对早期人群适应青藏高原的时间与过程、藏族人群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做出推导并提出多种观点,但有待证实。遗传学家根据对现在藏族人群的DNA研究推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在高原成功定居。一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通过对比现代藏族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基因序列,提出藏族人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一个基因突变来自远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考古学家和古环境学家综合整个青藏高原的考古学材料,提出“人类征服青藏高原三阶段模式假说”:古代人群在距今3万年至2万年前到达高原周边较低的高海拔地区(海拔3000米以下,比如宁夏);在距今1.5万年前抵达高原边缘较高的高海拔地区(海拔3000米至4000米,比如青海);在距今6000年前才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端高海拔地区(西藏)。这些溯源推导和综合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探索高原早期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但是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3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高原或远早于想象近5年来,在考古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下,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多学科手段逐步介入,高原早期人类历史的神秘面纱被轻轻掀起一角。人类进入高原的历史远早于我们的想象,早期人群及其文化的复杂程度也远超我们的理解。2018年,西藏尼阿底遗址面世。这个距今4万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位于海拔4600米的藏北高原(氧分压仅为海平面50%左右),记录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史前人类活动历史,刷新了人们对早期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能力的认知。图为尼阿底遗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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