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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参与甚至主导的内容生产，已扩展到新闻资讯、知识、文学及其他艺术作品创作等各个领域。智能机器在定制化内容生产、虚构性内容生产、整合式内容加工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智能生成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生成的机制与模式等，会影响人们对公共信息环境的认知、人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行为等，甚至会强化人的被动性。这是否意味着智能生成的内容没有创造性？或者人在利用智能机器时是否会失去创造性？本文深入智能内容生成的具体模式与机制，探究其对认知、创造性产生的影响。一、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4年第4期历史栏目作者：李新伟《楚辞·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记载了先秦时的宇宙观，说的是天为圆形，有九层；天上有网络，以天极为中心枢纽；天体围绕天极旋转。这种强调天极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的宇宙观，可以称作“天极宇宙观”。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装饰有内涵丰富的戳印图像，表明在距今近8000年前，“天极宇宙观”已经初步形成。高庙遗址陶器上彩绘的吐舌獠牙图案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4年第3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王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4年第3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张高胜2023年11月7日，俄罗斯宣布完成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全部程序。同日，北约也宣布正式暂停履约。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废止，欧洲大陆常规军备控制体系将进一步动摇。近年来，多个核军控领域的条约相继宣告失效，频发的局部冲突加剧了违禁武器使用、武器非法贸易等问题。此外，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化应用，也对现有的全球战略稳定、国际法、伦理道德规范形成冲击。所有这些，给全球安全特别是国际军控领域带来多重挑战。博弈升级加剧核领域对抗近些年，美俄两个核大国战略互信不断降低，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退约”，在核军控领域的博弈愈演愈烈，对全球战略和国际军控体系的稳定构成持续冲击。相继“退约”不断动摇国际核军控体系。继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之后，俄罗斯于今年2月宣布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停止与其分享核武器的相关信息。美国随后也宣布停止与俄交换核武器数据。至此，美俄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也暂时宣告失效。此外，俄还以美国国会一直未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正式撤销对该条约的批准。拥有全世界90%以上核武器的美俄不断“退约”，使双方在核军控领域的相互监督和彼此透明机制面临被完全破坏的风险，进而严重冲击国际核军控体系。升级核军力引发全球核竞赛担忧。近年来，俄罗斯为弥补常规力量的相对不足，将发展战略核力量列为装备发展的优先方向，加大“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等核武器研制。美国则持续加强对核力量发展的支持，全面提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在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中，美军计划斥资377亿美元用于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其中包括加快研制和列装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B-21“突袭者”战略轰炸机和“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等。在核军备控制机制“旧已破、新未立”的情况下，美俄加快升级核军力将导致地区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上图：美国B-21“突袭者”战略轰炸机首次试飞下图：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选择性核扩散”加剧全球核扩散风险。2021年，美英澳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2023年3月，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阐述核潜艇合作的详细计划。这种核扩散行为，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和核心义务，持续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不仅如此，美国还携手盟友积极拓展或升级“延伸威慑”，默许日本囤积大量核武器材料，逐步放松对韩国在导弹研制方面的限制。常规武器控制问题日益凸显一直以来，可“毁灭地球文明”的核武器扩散和使用备受世界关注。同时，常规武器控制问题的日益凸显，也给全球安全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地区冲突和暴力频发为常规武器的非法贸易提供了温床，其中轻小型常规武器更是交易隐蔽、难以追踪。有非洲国家领导人曾表示，乍得湖地区的恐怖分子，已经开始使用来自乌克兰冲突地区的非法走私武器。在2023年5月举行的加勒比国家安全会议上，拉美多国领导人表示，高性能常规武器的非法贸易，助长了当地帮派的暴力活动。特定常规武器的使用令人堪忧。集束弹药、白磷弹、贫铀弹等特定常规武器的使用，不仅加剧了有关国家和地区冲突程度，还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双方矛盾不断加剧，以色列被国际组织证实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使用了违禁武器白磷弹，开展无差别袭击。联合国地雷行动处称，苏丹内战爆发以来，在喀土穆和其他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未爆弹报告，“无地雷世界”的目标仍然遥不可及。部分国家对常规武器以及特定常规武器不负责任的出口及管理，也加剧了矛盾冲突。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中，包括集束弹药、贫铀弹等武器。高新技术领域军控任重道远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高新技术的发展，对现有的全球战略稳定、国际法、伦理道德规范形成持续冲击，给全球安全领域带来新问题新挑战。虽然国际社会建立了有关对话机制，提出了相关倡议，但距离达成有操作性的国际公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外空领域，尽管早在1966年联合国就通过了旨在确保和平利用外空的《外空条约》，但由于和平目的缺乏明确界限、核查困难等因素，该条约未能对外空军事化产生实质性的约束作用。近年来，外空在战略预警、核武器指挥控制和通信等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个别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外空的主导地位，反对外空非武器化倡议，使得国际社会难以达成普遍遵守的外空军控规则。在网络空间，由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所实施的网络攻击、网络监听等行为频频发生。“震网”病毒攻击事件、“棱镜门”事件等，折射出网络极强的军事应用价值，使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空间冲突升级的风险进一步提升。由于各国在网络空间资源分配方面严重不均衡，以及在国际网络空间秩序观、国内网络安全治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分歧，网络空间国际行为准则和双多边网络军控安排的进展仍然非常缓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同样冲击着现有国际军控体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将大幅缩短人类在相关决策上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人工智能系统自身可能存在的错误漏洞，还是决策流程加快对相关人员造成的心理压力，都会加剧危机误判或危机升级的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武器在作战中可能会摆脱人类的管控，做出违反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然而，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国际军控究竟应当控什么、怎么控等问题上，目前仍存在较大分歧。和平与稳定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各国应摒弃阵营对抗、零和博弈思维，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和承诺，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际军控体系、促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23年11月23日《解放军报》）往期推荐人物与回忆|“太空生命之舟”，中国造！哲学|跨文明与跨主体性的可能条件科学技术|登月航天员是怎么选拔出来的新华观察|电动中国“锂”从何来

宇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王晓博

一共在之天道与跨文明的效率作为一个未来愿景的跨文明状态是文明的一种“返祖”要求。如果按照哲学上的一种既深刻又空虚的说法，文明的返祖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回到本源”。之所以说回到本源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是因为本源蕴含着一些亘古不变而几乎可以说“永恒”的秘密，而之所以这个问题又往往是空虚的，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的永恒、绝对、完美或第一性的“存在”必定在时间之外，或者说，是前时间的，而在时间之外的事情无可描述也无从叙述，因为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只能报以“沉默”（维特根斯坦）。不过，这里涉及的文明本源不是那种超时间的绝对本源，而是在时间中存在而且发生过，是属于历史性的事情，因此可以被重新发现，也可以被不断重新叙述。当然，由于过于久远，实证的回溯能力有限，因此文明的初始本源至今未明，几乎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只能进行哲学推想。不过，文明的演化是创造性的，这意味着文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多次本源，或者说，历史在不同时间段里有着多轮的阶段性本源发生。于是，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创造了文明奇迹的那些阶段性本源。尽管得助于历史和考古，文明的创造性发展也仍然是个未解之谜，文明在历史中总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突然飞跃”，类似于生物演化的那些难以解释的突变。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广为人知，虽然提出了重要的历史问题，但以轴心时代来描述文明的集体飞跃并不太准确。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埃及文明不仅在时间上早于轴心时代，甚至在许多技术上也优于后发两千年的轴心时代。两河文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文字、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和第一个城市，如此奇迹难免使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疑心其他文明或许都从两河文明学到了许多技术和知识。就中国而言，文明的关键发展时期是商周，虽然晚于两河文明，但也早于轴心时代，那时发展了文字、成熟的青铜技术、易经和天下制度，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编年史。其中，易经奠定了中国三千年来的思维方法论，西周的天下理念成为中国的精神原则，而历史意识则使中国生成了以史为本的文化。易经思维、天下精神和历史视域这三种思想资源实比孔孟的伦理化思想更为深刻，也更少时代性的局限。对于现代社会条件和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儒家的部分观念已失去了当代性和普遍性，而易经、天下和史学却不仅仍然具有当代性，而且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系统性以及复杂科学的整体论具有思维上的一致性而具有未来性。当然，这里绝不是要贬低轴心时代的成就，尽管轴心时代的概念对于两河流域和中国都不太准确，但至少对于欧洲是十分贴切的，古希腊发明了逻辑（亚里士多德）和公理几何学（欧几里得），这两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后世科学的基础，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而罗马的法律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种成熟周到的法律。《周易注疏》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4年第1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庞之浩原编者按：中国太空第一人、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的杨利伟日前透露，目前我国航天员正在为登月任务做准备，登月航天员将从前期执行过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选拔。那么，这些年我国航天员的选拔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变化？登月航天员与以往相比，条件是否更加严格？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未来我国航天员还会有哪些新任务？选拔不再仅限于飞行员✦✦✦✦由于载人航天活动具有任务艰巨、技能复杂、环境特殊和危险性大等特点，所以航天员的选拔标准很高，否则难以完成艰巨的航天任务。要想当航天员，首先需参加预备航天员的选拔。这种选拔是从申请人中选拔出达标的可参训者，它需经过基本资格审查、临床医学检查，以及生理机能、心理素质、特殊环境因素耐力和适应性选拔等。一是申请人必须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因为载人航天目前仍是风险很大的一项任务。二是申请人要有良好的体格。例如，凡有痛风、皮炎、眩晕、色弱、鼻炎、哮喘、耳鸣、贫血和龋齿等疾病的申请人不能入选。三是申请人要有良好的心理品格。例如，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善于控制情绪、能与他人和睦相处等。四是申请人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载人航天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技术，需要航天员完成复杂的航天训练和飞天任务，所以申请人一般要求至少为大学本科毕业。五是申请人要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驾驶员，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具备的素质与航天员最为接近。总之，航天员的选拔对今后的训练乃至最终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具有重要的作用。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我国已形成一套完整、科学、有效的航天员选拔标准。截至2022年，我国已选拔出3批共39名航天员，其中前两批共21人都是从飞行员里选拔的，第三批的18人除了从飞行员里选拔之外，有7名是从工程师中选拔的，4名是从科学家中选拔的。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飞行任务的需要，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于2022年启动。本次将选拔12—14名预备航天员，其中包括航天驾驶员7—8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共5—6名，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互为“备份”✦✦✦✦目前，航天员主要分为航天驾驶员（又叫飞行专家）、航天飞行工程师（又叫任务专家）和载荷专家（即科学家）3类。我国是从2018年选拔第3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4年第1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郑绵平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动力电池的需求量将不断攀升，再加上储能、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对锂电池的需求，未来对锂等核心原材料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庞大的市场前景，让锂资源成为继石油、稀土之后又一种重要战略资源，锂资源也是众多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焦点，一些主要产锂国逐渐开始对锂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控制。锂资源的安全供给将成为制约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锂的作用神通广大锂在生活中用途很多，可谓是“神通广大”。比如，在新材料应用方面，玻璃陶瓷加入碳酸锂后，膨胀系数就会降低，甚至可以做高级透镜。溴化锂可以代替氟利昂，减少臭氧层破坏。锂基剂在零下60℃到零下200℃的环境中都不凝结，利用这一特点，把它掺加到机油里，就不容易凝结。在药物治疗方面，锂可以镇静神经、治疗狂躁症等精神疾病。还有锂合金、纺织工业等领域，都需要用到锂。2017年以后，锂电池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方面有很大的增长。航空航天领域也开始使用碳酸锂，因为需要锂电池。在储能方面，利用储能技术可以助力太阳能、风电等削峰填谷，实现节能减排。锂电池单位占比小又轻，是最理想的一种储能工具，包括像今后要发展氢能源，也要考虑用锂电池来做储能工具。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锂电池之父古迪纳夫认为，从资源端来说，锂不亚于石油，它是一种“白色的石油”。美国也把锂列为战略资源，把它排在石油前面。最近十几年，锂的价格上涨很快，供不应求，从2021年年初的5.3万元/吨涨至2022年的50万元/吨。锂的价格走势为什么直线上升？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影响很大，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082.4万辆，消费了40余万吨的碳酸锂。加上包括储能等其他用途，原料的需求量太大了。锂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引发了相关企业对资源供应的担忧。一些企业为了确保资源供应，提前布局上游原料市场，并开启了海外寻矿的模式。国内的一些知名企业都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仅靠现有和在建的锂矿生产项目，全球将出现约50%的锂需求缺口。那么，地球上到底有多少锂？它们都分布在哪里？能否满足发展的需求？在供应日益趋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守好资源的安全底线？锂从哪里来锂的用途这么大，那么锂是从哪里来的？锂是怎么聚集成矿的？天文学家发现，实际上在宇宙大爆炸时，锂-7就散发到宇宙空间去了。后期又有新的双星爆炸，锂-7就大量地释放出来，散发到了地球及其岩浆中。我们常见的锂矿有两类，一类是内生矿，另一类是外生矿。内生矿通常被称作“硬岩型锂矿”，像伟晶岩、锂辉石、锂云母都属于内生矿。外生矿分六类：第一类是盐湖的锂矿，像国外著名的锂三角；第二类是油田水的锂矿，油田水含锂，这在我国四川和美洲都有发现；第三类是古代盐卤的矿；第四类是地热型的矿；第五类是贾达尔石，它是火山碰到地表以后，在湖里沉淀下来，由锂、硼、硅等一起形成的固体矿；第六类是黏土矿。我们该到哪里去找锂？内生类的锂矿全世界各个大洲都有。外生类的锂矿，重点是盐湖的锂矿，主要是在南北带、东西带分布。南美的锂三角，就是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等地，集中了2亿吨的碳酸锂。还有北美洲的南边，主要是美国的南部，这里就属于南北带。南北带的矿集中在两个板块的缝合线处，因为两个板块互相挤压比较脆弱，容易发生岩浆活动，然后岩浆就流到整个安第斯山脉的前沿，变成火山湖，火山湖出来的水在湖里头就形成矿，这是一种形成规律。还有一个东西带，主要在塞尔维亚，还有伊朗、克什米尔及青藏高原。在这条带里成型的最大的矿位于青藏高原，也是在缝合线周围形成的矿，体现出较强的规律性。中国锂资源的家底有多少？中国的锂资源主要储存在两个大盆地，一个深盆，一个浅盆。深盆就是柴达木盆地，海拔是2700米到3200米。它的锂盐湖有对称性，我们叫它对称成矿。再说一下浅盆，我们叫它浅盆多级成矿。浅盆是从雅鲁藏布江往北，大量地分布了一些小一点的湖、浅一点的湖。据统计，大概有70多个含锂的盐湖，从南到北都有。中国的锂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资源量有3000多万吨，储量有790多万吨。资源量大概占世界第三位，储量占世界第四位。全世界的锂资源量大概是将近4亿吨，因为储量控制程度不够，所以储量较少。如何守好锂资源的安全底线据相关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将超过2000万辆，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突破5000万辆，这将会对碳酸锂产生巨大需求。从预测来看，2025年我国自产再加上进口，基本上能满足需求。但从2025年到2030年，差距将会拉开，除了我国自己能够供给的，还将有几十万吨的缺口。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个缺口在2030年前后还可能再扩大。2022年，我国进口锂精矿约284万吨，同比增长约42%。净进口碳酸锂12.57万吨，同比增长约72%，对外依存度超过60%，加之锂的价格猛涨，这种状况值得引起警惕。如何守好锂矿资源的安全底线？地球上已探明的锂资源中有超过60%蕴藏在盐湖中，结合我国实际，盐湖锂资源更是占到全国锂资源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和青藏高原。一直以来，受到提取技术的限制，我国盐湖锂的产量较少，大量依赖进口。伴随着锂资源价格快速上涨，全球主要产锂国逐步收紧出口政策，我国企业海外买锂接连受阻。在此背景下，加大国内盐湖的开发，对保障我国锂资源的供给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在当前形势下，要继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我们要居安思危，用极限思维应对突发情况，立足国内资源的开发和技术研发，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保住锂资源供给的安全底线。与锂矿石相比，我国锂盐湖的开发具有哪些优势？我国锂盐湖资源禀赋各有不同，如何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好盐湖这个宝藏？保障锂资源需求，要将重点放在锂盐湖上，因为我国与国际相比较有两大不同之处：国外是以盐湖为主来解决锂资源的需求，而我们国内是以锂矿石为主，占84%。国内盐湖资源虽然占75%，但是开发的只占16%，大部分还是用矿石。所以，今后我们要逐渐加强对盐湖锂的开发。盐湖的锂资源有三大优势：一是总量大；二是成本低，与加工硬岩以及运输成本相比，盐湖提锂成本要低很多，而且可以深加工进行综合利用，这是国际趋势；三是环保优势，加工硬岩需要烧，要加酸加碱，最后才能生产出碳酸锂，对环境是有一定破坏的，而盐湖对环境比较友好。我国锂盐湖资源禀赋各有不同。青藏高原盐湖的锂资源集中了全国75%的锂资源，但青海和西藏的盐湖又各有特点。青海的盐湖规模比较大，镁锂比比较高。国外的盐湖镁锂比能达到8，而柴达木盐湖镁锂比高达几十，甚至超过1500，虽然我们解决了提锂技术，但回收率比较低，才到30%左右，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强综合利用和深加工发展，提高回收率。西藏的盐湖跟柴达木的盐湖不一样，柴达木的盐湖很大，盐滩就很大，盐滩底下有黏土。这种盐田，草场一般在边缘，稀稀拉拉有一点，所以它对生态影响不大。而西藏盐湖比较小，最大的就二三百平方公里，周围都是草场。这样就需要做到“一次提锂”，少做盐田或者是不做盐田，可以少破坏草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不过现在的技术，可以只用盐卤提锂了，可以提到500毫克每升了。所以我们要重视超前提锂、盐卤提锂等技术的推进，尽量少破坏草场，对5000多年的盐田来一次革命。现在国外也认识到，尽量少用、不用盐田，这样对环境比较友好。所以要加强技术攻关，大力支持创新，解决西藏锂盐湖开发瓶颈，同时发扬老西藏精神，这就是我们对开发中国锂盐湖的一个建议。如果技术攻关成功，那么西藏锂盐湖在2025年、2030年能为国家保障锂资源需求作出更大贡献是非常有希望的。如何保障我国锂资源的安全我国是全球重要的锂电产品消费和生产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我们怎么样来建好世界级的盐湖产业基地，来保障我国的锂资源安全呢？建议从以下五方面着手。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加强理论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国家统一规划，能够明确重点，包括建立国家实验室、工程中心，把平台建立起来。加强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问题。根据西藏、青海等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用“一湖一策”，做到不破坏草场，尽量减少盐田的铺设，多用太阳能、风电、光电的办法，来帮助解决盐卤浓缩、提取和提高回收率的问题。碳酸锂容易在热的地方沉淀，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的。这一层一层的产量低，为了增加它的产量，我们的科技人员就根据碳酸锂的生产集聚规律，研制出了“钢丝”等一些发明，使本来生产很慢很少的碳酸锂产量增加了25%。所以要加强技术攻关、加强创新。关于技术问题，现在有一些项目还没有做过小试、中试，就贸然要搞大的工程开发，这是不可取的。真正要开发，还是要遵循科学的规律，经过试验，小试、中试，逐渐放大，这样才行。二是广泛开源，加大锂资源勘查力度。我国还有一些待开发的锂资源处女地，需要做进一步的地质调查。因为除了锂盐湖，还有地下卤水型、黏土型以及地热型的锂等，这是我们独有的资源基础，所以从地质勘查到研发都要加强。特别是要利用好地热型的锂矿，地热流到雅鲁藏布江再流出去，每年大约有2万吨左右碳酸锂的当量。另外就是继续做好内生硬岩的勘查、利用和开发，特别是川西，应该把它大力推动起来。三是要规范锂电池回收，建设绿色城市矿山。除了开源，还要考虑节流。进一步规范锂电生产标准，加强锂电的回收，这也是很重要一个开源措施。美国地质调查局曾作出过预测，2080年全球的锂资源可能会用完，当然这个统计是基于静态的资源量，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还可以再找矿。据统计，2021年我国大概回收了3万吨的碳酸锂，预计到2030年城市矿山碳酸锂回收利用将会达到15万吨到16万吨，这个完全有可能做到。因为锂电池电动车要发展到两三千万辆，时隔5年到8年就会淘汰一批锂电池出来，不单是锂，还有钴、镍、铜，这都是一大笔财富和宝藏。做到这一点，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要统一回收标准和规格，加大对回收技术的研发，推动锂矿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的硬岩生产技术在全世界领先，但我们要协调一致，避免陷入无序的竞争，除了注重自力更生，守好资源安全底线外，还要树立全球视野，鼓励境外开发并购，学会与当地共赢，这样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能造福世界。五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锂矿、盐湖大多分布在边远地区、深山地区，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同时也要重视当地人才的培养，包括建立一些关于盐湖、锂矿、提锂等方面的专业、学科和院系，通过政、产、学、研通力合作，做好人才梯队建设，共同守护好我国的锂资源，守好安全底线。【作者单位：自然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2023年11月1日《学习时报》）往期推荐教育|高等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历史|新作物史：“新”在何处？科学技术|我国地下空间利用还有多大空间新华观察|精确制导武器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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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5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钱七虎城市化带来了现代生活的便捷与高效，但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出现，也带来了巨量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尖锐矛盾。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生存空间都在不断受到挤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内涝、垃圾围城等更是带来了城市生活的诸多烦恼。如何才能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拓展我们的生活空间，改善我们的生活体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城市的美好？我们不妨再仔细看看我们的脚下。1863年英国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开启了城市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序幕。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下过街通道、地下停车库、地下交通快速道、地下商城、地下建筑综合体、地下大型供水、地下排污、地下垃圾处理、地下能源供应系统以及综合管线廊道等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向地下要空间、要土地、要资源，已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怎么来解决城市病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久长，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就是住在山顶的洞穴里面的。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开始了，城市的市政设施，比如说上下水道、排水就是利用了地下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城市化率（城镇化率）是19%。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75%左右，这意味着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要增加5000万亩的土地来供应城市建设。城市由于土地紧缺，所以都在建高楼，高架路密布。交通拥堵成为城市的一个通病。由于交通拥堵和城市人口急剧地扩张，汽车的尾气大量增加，现在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了大家非常心烦的程度。再有就是城市内涝。由于城市不断扩大，而且城市的地面都是柏油路面、水泥路面，也就是不透水的地面，所以造成了在暴雨情况下城市的降雨不能排泄出去，形成了内涝。据统计2010年以后，我国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产生过内涝，有的城市内涝还达到3次。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每年我国城市人口要产生10亿吨垃圾，形成了垃圾围城的现象。以上种种就是所谓的城市综合症，也就是城市病，那么怎么来解决呢？出路在哪里呢？城市没有土地可以建设了吗？从哪里去要土地呢？从我们脚下，要利用地下空间。我们要集约利用土地，不但利用地面，还要利用地下，地下还要多层利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它有三条南北向的地铁线路，两条东西向的地铁线路，围绕着五条地铁线路建设了很多地下空间、地下步行街。在地下街两旁有商业设施，同时这些地铁的出入口和蒙特利尔中心区的上百栋高层建筑都连通，形成了一个地下城。去过蒙特利尔的人都知道，如果进到地下城可以整天不出来，里面可以解决各种交通问题、生活问题。这样的地下城中国有杭州钱江新城、广州珠江新城、武汉王家墩商务区等。这些地下城都有几十万平方米地下空间的利用面积，很多设施都可以移到地下去，包括展览、文艺、体育设施等。加拿大蒙特利尔地下城平面图我国地下空间利用到底潜力有多大？现在的地下工程技术开发达到100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开发50米的话，那么北京市有100亿立方米的地下空间可以开发；如果考虑开发十层，那么就有30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可以布置在地下，所以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如何利用地下空间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交通拥堵的实质是交通的需求大于交通的供给，怎么办？往地下建路，可以在湖下、河下建路。我国第一个城市湖下面修的道路是南京玄武湖下的两条隧道，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是专家组组长。现在这样的湖下道路中国建了很多。长江下面也建了道路、隧道，上海、武汉都在长江下建了隧道，南京已经建了三条，还要建，武汉已经建了两条；黄河下面在建隧道；海底也在建隧道，包括青岛到黄岛，还有厦门的东通道。港珠澳大桥实际上也有一条6.7公里长的海底隧道。深圳前海地下空间规划的地下路有3条：一是地下环路，二是地下快速路，三是地下车库。地下快速路解决过境交通问题，汽车到了前海就进入地下环路，然后进入到各个高层建筑的地下车库，以此来解决前海的局部交通问题。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关于停车的问题，有很多小区原来建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汽车，因此没有考虑规划车库。现在进入小康社会了，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买了车，但是没有车库怎么办？南通有个地下立体车库就利用很小的一块地面，挖个井下去，周围是一个个停车位，像个玉米棒子一样。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已建小区没有车库的问题。另外我国很多城市高铁、航空的交通枢纽问题也要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来解决。还有城际交通，长江三角洲城市铁路的连接，都要把大量的交通设施容纳到地下。还要发展城市的轨道交通，因为轨道交通、地铁是大运量高速解决上下班问题的一个主要措施。有的城市，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老人小孩上不了地铁的车辆，有一句话说地铁拥堵到什么程度呢？早晚高峰面包上了地铁变成饼干了，饼干上了地铁变成面粉了，就达到如此拥堵的程度。只发展地铁轨道交通还不够，还要发展地下快速路，这样相辅相成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建设地下的物流系统，什么是地下物流系统？就是城市里运货要转入地下。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城市交通10%到20%是运货的，中国的交通运货占比更多，大概20%到30%。如果运货都转入地下，地面的交通拥堵就会大大地缓解。现在又提出来地下智慧物流系统，如果按照现在的研究方案，将来的地下智慧物流系统建成以后，设想一下可能出现的情景：我们通过电脑或者手机订货，这个货物就会像流水一样通过地下物流系统，流到每一个小区，流到每一个住家，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城市的空气污染就会大为好转了。如何利用地下空间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为什么地下快速路可以解决城市的空气污染呢？快速路里面汽车在通行，也有尾气的污染。东京的地下快速路的尾气通过地下设施的除尘和换气技术，用静电除尘，通过催化把一氧化碳、氧化氮变成二氧化碳，变成无害的空气，这就是东京地下线的除尘换气技术。还有城市的污水，过去城市的粗放发展模式，污水直接排到流经城市的河流里面去。现在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污水就需要处理。过去的处理方式是在地面上，很臭、很脏，周围大量地面不能得到利用。那么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芬兰赫尔辛基污水处理系统就是位于地下，我去参观过这个地方，地面闻不到臭味，到里面就有臭味了，就是把污水处理放在地下处理，处理完最后出来了一包一包粉，这个粉可以当肥料。城市内涝的问题怎么解决？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它的淡水不够用，所以新加坡雨污是分流的，它的雨水要利用，雨水通过地面渠道流给5个深层的集水井，然后经过处理以后应用到水务系统，所以城市内涝也是可以解决的。国外的经验是建设深层蓄排系统，我国提出来要建设海绵城市。我认为解决内涝最重要的是深层蓄排。新加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效果图还有一个问题，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由于冬季要取暖、燃煤，还没有彻底解决雾霾问题，可以用地热来解决这个问题。地热能的形式我们分3方面来介绍，第一种形式是热泵技术，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利用，当然这个效率过程不一样。利用这种技术，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是可再生能源，是不污染空气、不污染环境的清洁能源，所以我们要大力推广。这是解决冬季雾霾、冬季空气污染、以燃煤为主空气污染的一个替代方案。第二种形式是建设热干岩发电站，美国、德国都在研究这种技术，目前还不成熟，所以还没有推广。我国有836万亿吨相当于煤的热干岩的热量，如果按每年需要46亿吨煤的热量来算，热干岩1000年都用不完。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技术是很可观的。现在我国正在加紧研究如何把这种技术达到商业开发的程度。还有第三种地热能，用地下热水来取暖，现在已经利用了。比如雄安新城，有天然的条件，那里地下有温泉、热水，雄安85%的小区、80%的居民冬天就是用地下热水来取暖。当然这种地热能要有温泉才行。现在我国的温泉在很多省份，比如西藏、河北还是很丰富的，可以推广应用这种形式的地热能。如何合理规划防范地下空间灾害事故合理利用地下空间是解决“城市病”的一剂良药，城市地下空间对地震、干旱、风暴、海啸、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远远高于地面建筑。因此，城市地下空间将成为居民抵御一些自然灾害和战争灾害的重要场所。而城市地下空间对火灾、洪灾等灾害的抵御能力则相对较弱。随着地下空间在国内外的大量开发利用，人们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地下空间防灾害的经验。地下空间在选址时，会尽量避开容易出现洪水泛滥或暴雨积水的区域；地下空间的人员出入口应高于当地最高供水位。进排风口和排烟口也会设置在地势较高的位置。地下空间出入口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该如何应对呢？如何能保证人们使用地下空间的安全？如何才能系统科学地编制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造福人类呢？地下空间的方向感不像地面方向感很强，如果发生火灾，人从地下往上走和烟气往上走是一个方向，而且烟气的上升速度比人往上跑的速度还快，因此不利于疏散逃生。现在针对这些情况，采取了各种对策，包括防范火灾的规划，地下方向感不行可以使用地下的标志系统。另外，在地下空间规划里面要求具备防烟、防火分区和防火隔断装置、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防系统。通过采取以上种种措施，现在地下空间的防灾效果大大改善。地下空间是一种宝贵、有限、不可逆的资源，需要先规划后建设。科学的规划是最重要的，城市的成片地下空间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益。上海世博园原址是上海钢铁三厂，搬走了以后建了世博园，世博园闭幕以后，它的地下空间成片地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效益。还有就是北京的中央商务区也是成片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它的地下有五层，地下一层是人行商业地下街，还有地铁出入口连接高层建筑；第二层是车行道和各个地下车库相连，汽车到了中央商务区进入到地下，减少了地面的交通拥堵；三层到四层是地下车库和管线，这样成片规划取得了最大效应，同时节省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地上地下的规划要相互协调、形成一体化，地下的各项规划要相互衔接，促进“多规合一”，也就是说横向相互连通，竖向分层安排，而且近期的、中远期的推进要有衔接要有序，这样才是一个科学规划。同时在搞地下空间的设计、施工的时候要发扬工匠精神，要用不留历史遗憾的态度来精心做好地下空间的设计与施工。（摘自2023年5月31日《学习时报》）往期推荐新华观察|精确制导武器面面观科学技术|千年一遇伽马暴，带来更多宇宙谜团新华观察|ChatGPT：强人工智能时代的里程碑文艺评论|时间之物：关于“包浆”的思考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5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胡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4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易疏序✦距离银河系24亿光年外的一个盘状星系里，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爆炸喷射出的物质形成了极其狭窄、接近光速运动的喷流。这使它释放的能量如同一束激光，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照射出来，而我们的地球恰好在这个方向上。世界时2022年10月9日下午1点17分，这束闪光以伽马射线暴发（伽马暴）的形式造访了地球，便立刻被众多卫星和地面上的伽马射线天文台捕捉到。按照惯例，它被根据发现的日期和类型命名：伽马暴（GRB）2210009A（简称伽马暴09A）。但很快，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传遍了天文圈：史上最亮伽马暴。它的亮度之强前所未有，以至于大部分观测到它的空间高能望远镜发生了过曝，无法对其进行可靠的测量。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研制的“慧眼”和“极目”空间望远镜由于其独特的设计，成功地给出了对于这次伽马暴准确的测量。它的发现和准确测量将刷新天文学家对伽马暴起源和暴发物理机制的认识，推动人们更好地理解基本物理规律和宇宙演化的历史。✦✦✦遍布宇宙的猛烈爆炸✦伽马暴的发现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进行包括大气、水下和太空的核武器试验。为了监视他国，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陆续发射了Vela系列卫星，搭载了当时最先进的伽马射线探测器，用来检测核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闪光。1967年7月2日，Vela系列2号和3号卫星探测到了不同于任何已知核武器爆炸的伽马射线闪光；很快又发现了一共16次类似的伽马射线闪光事件。然而，根据它们粗略的定位信息，研究团队排除了这些闪光起源于人造物体或者太阳活动的可能性。这些发现在1973年以《对宇宙起源的伽马射线暴发的观测》为题，发表在学术刊物《天体物理期刊》上。从那时起，人类才广泛知晓了宇宙中存在着这样剧烈的神秘爆炸事件。1991年起，美国的康普顿伽马射线空间天文台陆续发现了2700余例伽马暴。它们几乎均匀地分布在天空的各个方向，而不是集中分布在银河这条窄带上。因此天文学家们马上达成了共识：伽马暴起源于银河系外的宇宙深处，或者用天文学家的术语“伽马暴具有宇宙学起源”。在知晓伽马暴起源于极遥远的距离后，根据它们观测到的亮度，科学家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伽马暴释放的能量惊人的巨大，甚至比整个银河系一年通过辐射释放的能量还要大。所以伽马暴又被称为“自宇宙大爆炸以来全宇宙最猛烈的爆炸现象”。自伽马暴被发现起，科学家们就在猜测究竟是什么在宇宙各处引发这样猛烈的爆炸。很快，五花八门的理论猜想就充斥着各种学术期刊。那时的天文学界有一句笑话：“伽马暴的理论模型比伽马暴还多。”随着伽马暴的观测数据越来越精细和完善，大多数的猜想没能经得起观测的考验，大浪淘沙之下，有两个猜想逐渐成为大家广泛接受的伽马暴理论：塌缩星和中子星合并。现在的天文学家们认为这两种宇宙中的灾变事件对应于迄今为止观测到的两种类型的伽马暴——长伽马暴和短伽马暴。塌缩星模型提出：当一颗大质量恒星演化到寿命末期时，其内核的核聚变燃料被耗尽。恒星自身巨大的引力失去了与之长期平衡的热压力支撑，其内核便迅速向内坍塌成为一个高速旋转的黑洞。当恒星外层的物质前赴后继地坠向这颗新诞生的黑洞时，在磁场和广义相对论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两束等离子体将沿着黑洞自转轴的方向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被喷射出来，从而将坍塌恒星的引力势能释放。在接近光速的喷流中，喷射物质相互碰撞或与周围的星际介质碰撞，将它们的部分动能转换成电磁辐射，从而形成了我们在地球观测到的长伽马暴的瞬时辐射和余辉。而在中子星并合的模型中，一颗中子星会与另一颗致密天体组成双星系统。当双星系统的轨道能量因为引力波辐射不断衰减时，中子星就会与它的致密天体伴星越靠越近，直到撞在一起。这个合并的过程会将中子星撕扯成两部分，一部分与致密天体伴星一起形成一颗高速旋转的黑洞，另一部分则随后落向这颗黑洞，然后像塌缩星模型中一样，两束高速的等离子体喷流被喷射出来，从而形成了我们观测到的短伽马暴。与塌缩星模型不同，中子星并合过程中会有引力波的释放，因此短伽马暴也被认为是可以与引力波被联合观测的多信使源。2017年的引力波事件GW170817就是这样一个事例，它被发现与短伽马暴GRB

Crawl和其他数据集。其中，Reddit链接是指从社交媒体平台Reddit所有出站链接网络中抓取的数据，代表了流行内容的风向标；Common

“瞧骨董排场，包浆款高。”包浆，是古物鉴赏中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由传统生生哲学发展而来，包含着中国人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有包浆的古物，可以说是“时间之物”，但鉴古者重视的往往并非时间本身，而是与时间做游戏的体验——在时间逗引下超越时间与历史，发现真实的生命意义。一、包浆的概念包浆，系古代家具、瓷器、青铜器、瓦当和砚台等鉴赏中的术语。包浆的对象，可以包括一切为人所玩赏的古物：裸露在外的，经历自然风霜雨露的滋育；沉埋在地下或淹没在水中的，长期受土气、水气的浸润；为人所使用或者好古者收藏的，经人反复摩挲，并经递代延传，等等。古物表面由此形成一层如浆水凝结的包裹物，给人带来特别的精神满足和审美享受，这就是包浆。包浆是岁月留下的，是自然气息氤氲的，更是人之体温浸润出的。作为一个概念，包浆在明代之前的文献中并不多见，明清时则被大量使用。这一概念大约产生于明代，但中国人重包浆的历史其实可以溯源到唐代，甚至更早。包浆，又称宝浆、胞浆。三种称呼，用意各有侧重，由这些名称也大体可见出包浆的基本内涵。包浆之“包”，侧重形容自然气息的氤氲、人之体温的包裹——将生命之“浆”，慢慢“包”（浸润）到物中，人“种活”了物：一个原本没有生命气息的物，似乎变成活的存在；一个外在于我的沉默者，似乎成了人的对话者。胞浆之“胞”，侧重情感的系联。胞浆，本指婴儿在母亲腹内胎胞中的浆水，是婴儿在母胎中活动的世界，后来也用来形容古物鉴赏，意同包浆。一件古物，经由自然和人的气息灌注，渐渐变化——触之手感有了变化，视之色彩与光泽也有了变化。久而久之，人对它的情感也发生变化，人的“生意”在古物中得到延伸，古物成了人的“胞”——同胞、亲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胞浆，说的是人对世界的亲情。包浆的第三种称呼：宝浆，是由前二者派生出来的说法，其侧重的是价值，表达的是有包浆的古物由于领受自然和人生命的惠泽，成了与人生命相关的“宝物”。经过包浆的古物，有特别的美感。如经年的家具，经过岁月摩挲，没有了家具刚做好时的躁气、火气和新气，触觉上增加了光滑的感觉，视觉上又没有了最初的“贼新”，色调更稳且更有华彩，而且其受自然气息的作用，还会形成特别的纹理和色晕，具有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欣赏包浆，与传统美学中重视平淡天真的观念密切相关。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明代以来，包浆成为鉴赏古物的关键因素。不仅像家具、瓷器和青铜器等器物的鉴赏重视包浆，一些微物鉴赏中也重此道。有的好古者连挂画的挂钩也讲究，最好是有包浆、有来历的青铜古器。有包浆之物，无论是自然形成，还是经人之磨砺，都会进入人的视野，其为人所用、所赏，经递相延传，于是就有了时间刻度。有包浆之物是古物，是老物件，也是“时间之物”。然而中国人重包浆，往往并非最在意时间的久长，而是更注重时间、历史背后所沉淀的东西。人们由包浆而欣赏古物，古物为实，包浆为虚——包浆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附着。与其说包浆是从历史中走来，倒不如说为当下“识者”所创造，可见包浆的重要特性，在于它的当下性，它是被“发现”的。古物从遥远的时代走入我心，包浆就是它的信使。鉴赏古物重包浆，妙在一个“品”字。这个“品”，其实是古与今的对谈、我与物的款会。古物上的包浆，几乎成为物的代言者。不是时间感，而是会通性，使得有情怀的鉴古者对包浆神迷。因为包浆一般不是“看”出来的，而是“摸”出来的——切肤的感通，旷古的温情，穿过时间隧道，来与我相会。在世界艺术的天地中，罕有如中国人这样重包浆的风气，而这和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密切相关。中国人独特的历史感，中国思想中的生生哲学精神，是重包浆审美风气形成的基础。中国人鉴赏名物重包浆，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中国人重包浆，不在意时间长短，而关注时间背后的沉淀品鉴古物，是进入“历史的脉络”，因为古物连接着过去。但高明的鉴古者，是通过把玩“时间之物”，剥离其“时间性”特征，超越其生成变坏的表象，从而出离悲欢离合的历史沉疴，品味时间背后的精神。通过品鉴古物，看大化流衍的节奏，看生生不息的逻辑，看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的真实，看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的绵延。品味包浆，关键看它在时间流转中所留下的印痕以及人的体会，而不在时间本身。欣赏古物的包浆，关键是品味其中的水气、土气，还有使用它、赏玩它的人气，有了这“三气”的包浆，古物便有活意，有灵光。对待时间的态度，其实涉及鉴古的眼光。元汤垕说“好事家”与“鉴赏家”的区别，前者重在“物”，是一种带有欲望的握有，而收藏老物件，当然越久越好；后者重在“文”，以精神的赏玩代替物质的占有，终日宝玩，与之往还，“如对古人”——与古人做跨时空的精神交流，“鉴赏家”所面对的不是作为“声色之奉”的物品，而是一个生生之物，一个可以与之交流的、带来情感愉悦的对象。而“包浆”，是构成“文”的核心内涵，其基本特点在于它的非物质性，它作为古物的附着物，带着时间的痕迹和历史的沧桑，进入当下的把玩中，进入一种“时间游戏”中，完成了时间的遁逃。（二）鉴古者重包浆，是从历史中脱出，体会其“生生”之妙一件物品，或是实用的，或是纯粹为了赏玩，当它进入人的视野，与人肌肤相亲，就成为一个“生命相关者”。古物经过无数代、无数人赏玩吟弄，包含着天地自然之气晕染留下的斑斓神彩，波诡云谲的历史在其中投下的炫影，更包含着灵性之人摩挲在其中留下的芳泽，而这种带有人的体温、经过生命浸润、具有历史感的古物，便成了生生的接续者。包浆，是将“浆”——生命的汁液，“包”进古物中。重视包浆，反映出生生哲学影响的痕迹：首先，包浆是天地自然之手、人之手，在时间绵延中共同成就的，是阴阳之气氤氲的结果，包浆体现着传统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其次，包浆，包裹着生命之浆水，而正是这生命的抚摸和渗入，使一件外在的物“活”了，富有了生生的气息，包浆的精神，就是生生哲学“活”的精神；再次，包浆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延续性，通过包浆鉴赏一种旧物，其实就是在品味一种接续性的存在——世代相传，生生不已。（三）人们重视包浆，重视的是时间背后的历史沧桑感满面尘土烟火色，包浆裹孕着岁月的沧桑。包浆，化尘土为神品，出落的是一种倔强的品性，体现的是历史风尘不能湮灭的风流。那满面尘土、斑痕累累的文采，昭示着生命的韧度。一件古物，在经历无数艰辛后存留下来，来到当下与人互动，会使赏玩者油然而生亲切感——抚摸着包浆的印痕，更能突出生命的存在感。古董排场，为何包浆款高？因为包浆中蕴含着生命的真性文章。重包浆，是听历史的回声，突出体现的是人对世界的亲情。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四足花盆，疑北宋，故宫博物院藏二、手泽的绵延鉴赏古物的包浆，尤为重视手泽——以手去抚摸，感受它的温润，领略它的温暖，也品读其中生生延续的信息。抚玩古物，即以我之手触摸造化，因为古物曾经造化大手抚摸过，造化则通过它的手给我传来温情。张岱有一方其祖父所遗水中丞，他作铭文曰：“虽戕口，不起羞。虽折足，不覆餗。点点滴滴，毋忘手泽。”其中就谈到了“手泽”。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品砚图》，是老莲晚年一件重要作品。好友祁彪佳殉国后，老莲“苟活”（老莲语）于世，祁彪佳之子奕庆以其父所用之砚赠友人，老莲为之作《品砚图》。这是经朋友生命包浆过的砚台，其中留有这位不凡诗人、戏剧家的生命气息。该图所画的是一种生命气息的绵延，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而包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中几人默然坐于古砚之侧，形态古异，如坐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目光似乎越过了古砚，越过了时空，在感受弥散于天地间的“体温”……陈洪绶，《品砚图》轴，明，绢本设色，94.2厘米×4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一）体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国的审美传统反对知识的分别，推崇生命的体验。玩赏包浆，是中国人体验美感世界的重要方式。面对包浆之物，以肌肤触摸它、感受它，这种人与物的相互“体贴”，方能滋生出微妙的情愫。散文家董桥因家学而谙熟古玩，其《包浆》一文说：“包浆又称宝浆，是说岁数老的古器物人手长年摩挲，表层慢慢流露凝厚的光熠，像贴身佩带的古玉器化出了一层岁月的薄膜，轻轻抹一抹，沉实润亮的旧气乍然浮现，好古之人讲究这番古意。”真是岁月掩风流，包浆存古意。这“古意”，就是生命的气息。包浆之赏，以“泽”为重。泽有两种：一为手泽，抚摸留下的印痕；另一为光泽，包浆之物，经岁月抚摸，人手展玩，产生特殊的光泽。“二泽”中手泽的“手”，也有两种，一是人手（包括人的身体），玩古者递代抚摸，前后接续，以“手泽”相传。明张丑说：“鉴家评定铜玉研石，必以包浆为贵。包浆者何？手泽是也。”这位大鉴赏家以手泽定包浆。如同古人推重书札，其中就有“手泽”的因素。故人往矣，手泽犹存，抚摸带着故人体温的书札，悲感系之焉。古琴的保护，最重人气的相协。日本著名古玩鉴赏家白洲正子也谈到过这种感受，认为古瓷不经常使用，“就会显得无精打采”。中国人所说的包浆也正是如此，摩挲，使物有了神气，也使人有了生气。除了人手摩挲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摩挲——岁月之手。包浆最重自然气息之氤氲，有包浆之物，是被自然之手、岁月之手抚摸过的。中国人重包浆，受到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的影响。包浆，削弱了物性，反映出中国艺术鉴赏中对“温润”二字的强调。包浆之所以为人所重，关键在“情”。赏物重包浆，重的是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缱绻往复的情怀。包浆之中，最重温润，岁月浸润，一代一代人的呵护，古物在触感上越来越温润，人与之缱绻往复，也有“即之也温”的感觉。包浆，说的是似水流年，说的是物是人非，然而这历史风尘中“残留的物”，却留着天地间至为宝贵的温情。往古之人，远在天国；爱恨缠绵，渺隔秋水——只有它，如年年岁岁的春花，还在给人带来芬芳。（二）纳气鉴玩古物的包浆，就是通过手去阅读自然信息，应和阴阳之气的节奏，从而浮沉于宇宙气场中。《周礼·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方面因素融合到理想状态，就能做出一件好东西来。因天之时，接地之气，方有至美。中国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顺天应时，得乎地气，阴阳摩荡，万物生焉，这是生生哲学的精髓。在鉴古中，也融入了这种精神。太湖石，园林叠石家特别看重它久历岁月、水石激荡的特点，所谓“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这些体现出“瘦、漏、透、皱”原则的奇石，万古之所生，一朝而得见。白居易《太湖石记》说：“然而自一成不变以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太湖石，是被大自然无形之手抚摸过的，如今放在庭院里、案台上，来看它，抚摸它，通过它领纳天地的气息。孔穴多多的太湖石，就像天地的眼，看着瞬息变化的世相，告诉人一些永恒的道理。太湖石得水气滋育，旱太湖石则得土气氤氲。玩古之人，最重这水土之气的包浆。（三）接力看一尊商周青铜礼器，感受其威严；抚摸一块顽拙的石头，体会生命的坚强，这是比喻象征型的思路，但其实鉴古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使人安心，使人获得一种“存在感”。从中国美学观念发展的大背景中也可看出这一点：鉴古之物，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型艺术”，鉴赏者往往意不在概念、意义的象征，它的本质属性是“生命相关者”。触觉与视觉审美不同的是：视觉是眼睛看的，有距离感；触觉是身体的直接接触，没有距离，故有亲近感。触摸有包浆的古物——虽然物是遥远时代来的，但通过触觉，可以迅速拉近距离，产生一种亲切感。因为亲切，神秘感就随之消除，而这也意味着作为他者的对象性特征的消除。触觉是肉体的直接接触，与技术的、人工痕迹明显的造作气不同，它会由身体导出一种可以托付的感觉。有包浆的古物表面，平滑而细腻，触摸它，尤感舒心。鉴赏包浆，如同儒家哲学所说的“求放心”：包浆之物穿越时光来到你面前，传递着它历经千年所带来的信息，似是对之生命有所托。这种托付感，其实是一种接续的力量。正是这种可托付感的存在，才使人触摸有包浆的古物时，有递相传承的感觉。天触摸过，地触摸过，一代一代的人触摸过。可见“手泽”包含的重要观念就是绵延。泽者，绵延也。八卦中的兑（泽），就有绵延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传统鉴古重包浆的思想，乃是对八卦中兑卦精神的延展。鉴古的对象，有些是祖传之物，我的祖先也曾触摸过，上面还留着祖先的手泽，今天我来触摸它，我的手与祖先的手，似乎握到了一起，我因此能感受这世代延传的脉动，感受祖先的殷殷叮咛——不是光耀门楣的外在叙述，不是名声不朽的妄念——我似乎在进行生命的接力，而在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中，这具有至上价值。由此可见，中国人重视包浆，其中包含着生命延续性的思想，折射出了“孝”的观念，而这是绵延世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是梦幻。三、光色的闪现包浆有“二泽”，一为手泽，二为光泽。手泽作用于触觉，光泽作用于视觉。包浆，由岁月沉淀而出。古物中出现一层保护膜，如裹了一层浆水，形成特别的光色。青铜器翠如绿玉的锈迹，古砚上的斑斑墨锈，秦汉印上的墨花粉彩，这些岁月留下的包浆痕迹，都让嗜古者痴迷不已。或于雅集之时，朋友坐定，茶烟荡漾中，主人搬出宝匣，揭开重重包裹，青铜宝物从中滑出，忽然闪出一道光影，真将人的灵魂摄去；或于书房内，黄昏时分，华灯未放，一人独坐，望案上供石在暮色余光下的剪影，恍惚将人带入无何有之乡。经过包浆的古物，历世久远、色调沉静、气味幽淡，含蕴也更渊澄。那暗绿幽深的光影，在虚空中晃动，荡出神秘的气息，如古人所言“幽夜之逸光”。它是岁月之光的投影，它是天地之光的辉映，又闪烁着人的灵性光芒。包浆又有“褒光”的说法。包浆的光，是从大自然的爱惜、从人生命的呵护中“养”出来的。褒光，是前人“褒”出的。我在一个特别时间，来看古物，这个不知何年而来、经过多少人抚摸过的神秘存在，出现在我面前，它的暗淡幽昧的色、沉静不语的形和神妙莫测的触感，都散发着迷离气息，我与它相会，如同沐浴在亘古如斯的光明里。这往古而来的一道幽光，斥退人生浊浪翻滚的喧嚣，荡却内心蒙昧的冲动，濯炼出生命的亮色，将生命中活泼的东西引出，心灵顿归平宁。包浆的光影是由岁月和人的生命濯炼而成。挲，手泽绵延，如董桥所说的，“轻轻抹一抹，沉实润亮的旧气乍然浮现”，似有一道灵光从百年千年古物中现出。包浆重“光泽”，重视的是从瞬间中“秀”出的永恒，似乎弥灭了时间的通道，生命的灵光绰绰，就在你肌肤所感、慧心所念中。端石雕蟾纹砚，宋，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印学理论家沈野说：“锈涩糜烂，大有古色。”锈涩糜烂，说的是阴阳变化投下的影子，历史老人抚摸的痕迹，岁月沧桑留下的残破。大有古色，说在一片凝固的春秋中，有活泼的性灵文章。他欣赏秦汉印残碑断字于荒烟灭没间的感觉，感到这里有一种跳出，最令他神飞魄动。明顾起元说：“摹印之法，无轶于汉者。彼其篆刻精工，更数千年而驳落处，尤自然饶古色。”岁月所历，古色天然，秀出一种神奇。四、生命的“原浆”若论及包浆中未曾出面、却无处不有其身影的“历史老人”的存在，可由篆刻艺术谈起。篆刻一道，以古法为尚，以秦汉印为极则。明清印人心目中的“秦汉印”，是一个由它的原始创造者、“历史老人”和明清篆者共同创造的理想世界。这神奇古物的包浆，有当时手工艺者的体温，又嘘入“历史老人”的悲凉气息，还有崇尚它的明清篆刻者的梦幻。其中包括有形的包浆，如历史的风化；又有无形的包浆，那是一种精神氤氲。如丁敬所说，“秦印奇古，汉印尔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这“神流韵闲”，正是人的精神氤氲之妙。因此，明清印人要回到“

但愿不要再转世托生了。不过，倘若真的转世托生的话，我大概不会再写小说了吧。我在这一生中，暂且不说什么才能或规模，还有高度等等，总之，作为小说家，我从不懈怠地工作了一辈子。假如果真存在着司管转世托生这个角色的话，我就打算向其作如此陈述。（引许金龙译文）——大江健三郎世上如有掌管生死轮回的神明，大江健三郎转世后不再写小说的愿望想必会付诸东流。因为他的文学大于文学，因为纵观日本近现代文坛百年，如果说始于冷静睿智的漱石“山脉”，可以说终于人文良知的健三郎“大江”。大江——源自日本四国的莽莽林海，一路意欲以笔涛冲破战败、核武、暧昧的三重铁壁，奔流到名为乌托邦的理想之洋。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研中心）主办中日人文讲堂“逆行于绝望的文学与思想”大江健三郎追思会海报。宋刚供图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023年3月3日，日本文学家、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与世长辞，享寿88岁。大江健三郎生前曾六度访华，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和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更视鲁迅为“巨大的太阳”，是“用一辈子在读”的作家。1934年9月16日刊发的《译文》杂志创刊号，是大江健三郎的母亲大江小石留给他的珍藏。这本杂志刊载了鲁迅和茅盾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另一本珍藏是中学入学时，母亲送给他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母亲对于鲁迅文学的痴迷，对大江的文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江健三郎的父亲大江好太郎热爱中国文化。1944年11月，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天，还和孩子们回忆起十年前在北京的生活，鲁迅和《孔乙己》是他久久不愿停止的话题。访谈中被问到读过哪些鲁迅作品时，大江健三郎说：“有《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喜剧》和《社戏》等作品。其中，《孔乙己》中那个知识分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孔乙己也是我最初记住的中国人名之一。要说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应该是《药》。”孔乙己迂腐麻木，自缚于长衫之中，故事结尾，终于没有再见“还欠十九个钱”的他，也暗示着死亡与绝望。但在大江健三郎看来，希望正是始自于绝望。在《被偷换的孩子》三部曲第三部《别了，我的书！》的红色腰封上，用醒目的白字印着“始自于绝望的希望”。2009年1月，大江第六次访华，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演讲中，大江谈到了自己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谈到了《白光》，谈到了希望。在母亲眼中，大江处女作中“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或许是学生时代的爱子为赋新词强说愁，远远不似鲁迅的《故乡》那样明朗，不及《希望》那样雄浑，但贯穿于大江一生的，无他，唯有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所藏大江健三郎著作。宋刚供图面对墙壁的徒劳矗立在青年大江面前的第一道铁壁，无疑是日本战败后的精神闭塞与社会雌化。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30日，美国占领军登陆日本本土，并在东京设立盟军最高司令部。9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揭示了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前进方向与发展重点。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作为财税体制改革中重点的税制改革也应积极主动顺势而为，造势而动，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一、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2期文艺评论栏目作者：卜键往期推荐教育|谁从在线学习中受益更大？新华观察|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新华观察|基于粮食安全底线思维的耕地保护：现状、突出问题及对策教育|谁选择了教师职业

al认为，这可能受到互联网技术底层算法逻辑的限制。算法的训练基础源自真实世界的大型数据集，而这些数据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的社会结构差异与偏见。Buolamwini

本文所谓“边缘”，是指人类文化适应上存在边缘效应的地方。过去30多年来，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壹史前文化的边缘发展现象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文化适应的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谱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史前中国农业首先出现于山麓、小盆地区域，经历了从山麓走向平原的发展过程。我们熟知的适合农业的平原地带并不是农业的发生地，农业是从森林边缘地带开始的。这个地带是森林草原生态交错的地带，也是部分驯化作物祖先分布的边缘地带，尤其体现在水稻的分布上。野生水稻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分布的北部边缘。在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前奏是细石叶技术的起源，这种技术的过程是，以间接打击法生产形制标准的细石叶，然后将其镶嵌粘接在骨、角片的凹槽处，组成矛、刀等不同类型的工具。细石叶标准化程度高，轻便易携带，用途广。此后华北地区一系列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该技术的出现就在末次盛冰期的到来前夕，即距今2.6万年前后。除了这两个现象之外，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黑猩猩、大猩猩至今仍然如此，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对于人类祖先而言，这就是边缘环境，他们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曝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人类从此走上了文化适应的道路。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撒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贰为何是边缘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人类通过文化来适应环境变迁，适应的弹性也相应表现在文化上。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在细石叶技术起源过程中，遭遇到适应挑战的史前狩猎采集者不得不提高流动性，发展具有更好弹性的技术，代表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石器技术巅峰的细石叶技术应运而生。从细石叶技术起源过程来看，不断提高的流动性，使得中国北方的狩猎采集者与欧亚大陆西侧的石器技术产生了交流，吸收了石叶技术、勒瓦娄哇技术等石器技术要素，结合自身的技术传统，细石叶技术才得以在华北地区起源。除了更多的外部挑战，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是文化适应的重大变迁，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叁文明化进程中的边缘效应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中国，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无疑要数良渚文明。良渚的系统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良渚的兴起还有更早的渊源，距今5800年前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葬已经存在显著的等级分化，按李伯谦的说法，可以代表史前中国最早的古国。再往前追溯，早在上山文化阶段，这个地带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复杂性，形制多样的陶器组合中有硕大的陶盆、精美的陶壶以及饮酒的证据，说明可能存在宴飨的行为，而宴飨正是社会竞争与分化的方式。有研究表明，末次冰期结束后，海平面上升，拥有更高社会复杂性的海岸地带狩猎采集者不断后撤。上山文化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承自这些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海陆边缘作为典型的生态交错带，为早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舞台。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上山文化红衣陶壶与良渚差不多同时或略早的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以其坛庙冢组合的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揭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幕。牛河梁遗址作为一个遗址群，包含随葬丰富玉器的首领墓、类似后世圜丘的祭坛、布置众多塑像的神庙等，显示出古国的初步迹象。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就是森林草原的交错地带，是农业的边缘地带。受到多变环境条件的影响，整个新石器时代，这里的生计模式一直在农业与狩猎采集之间来回波动。也因为环境条件的制约，红山文化后来崩溃了，为更重视狩猎采集的小河沿、哈民等文化所取代。直到夏商时期，立足于原始精耕细作农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重新开启文明化进程。辽西是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在这个条带中，距今5000年前后，最近重新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见证了又一个文明化进程中的边缘发展现象。如此规模的祭祀中心显然需要一个大型的社会组织才可能支持，称之为“南佐古国”是合适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掘区遗迹图同在这个地带的东北方向，距今4300年前后，发现了一系列的石城，石峁古城是面积最大的，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时代面积最大的城池，其防御设施先进，城墙已经有瓮城、马面的设计，大大提前了这类城防特征出现的年代。按照古史记载，从南佐到石峁一带，曾经是黄帝部族分布的范围，当地至今仍保留有不少相关传说。从考古材料上看，石峁所代表的力量入侵了陶寺，并留下不少暴力证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流动性较高的人群语言沟通程度更高，更有利于社会整合。森林草原的交错地带是非常适合狩猎的地带，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群在射猎上有优势。更好的社会整合配合射猎上的优势，无疑会有更强的战争能力。红山、南佐都在祭祀上投入巨大，显示出在社会整合上的能力；与此同时，形制多样的箭镞的出土，与射猎上的优势是相匹配的。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看，南佐与石峁都是史前农业群体在边缘条件下的发展，建立优势之后，重新进入中心地带，与中心地带的群体融合，开启文明的新阶段，这可能就是古史上的炎黄部族的联合。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古天文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边缘地带发展理论可以解释史前史上一系列的文化发展现象，具体在中华文明探源问题上，也能与当前的考古材料较好地契合。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于边缘地带。从既有的材料来看，边缘地带发展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转型期的文化发展。边缘发展现象并不是史前史上独有的现象，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如：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就是欧洲边缘的不列颠岛，而非欧洲大陆；取代英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其实是西方的边缘。边缘地带的特点，较大的外部挑战，更少内部阻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有充分体现。【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一、引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耕地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基础性资源，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不打折扣地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及整个农田的综合产能，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0期教育栏目作者：邢春冰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9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周爱红

一、新时期中国生育水平变动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预期相反，世界上许多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并未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而是出现了新一轮的下降，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国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之后，保持了近30年的较低水平。图1展示了201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是基于“七普”分年龄人口数据回推计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可以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30—1.89之间波动下降，其中，受生肖年偏好（龙年）、“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影响，总和生育率在2012年、2014年、2016—2017年出现小高峰；“全面两孩”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后，2018年开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尽管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1.3是叠加了新冠疫情的生育抑制效应之后的结果，只是一个时期水平，并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将一直维持在这个低迷水平，但2017年之后生育率的变动也体现了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消失后的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确已经进入较低生育水平波动时期。对比世界其他一些生育率较低甚至极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都非常惊人，并且短短三年时间里总和生育率由2017年的1.88下降到2020年的1.3，如此剧烈且突然的变化是比较罕见的。尽管欧洲各国的生育率也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程度都比中国高。因此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这些国家才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却比这些发达国家还低，和日本接近，而日本的社会发达水平同样远高于中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近，甚至比它们更低呢？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发生了如此突然而迅速的下降？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时期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和宏观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二、既有研究及问题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转变开始时间较早，国外已有大量文献对生育率由高转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但一些传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前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持续低生育率现象。欧洲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试图通过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变迁对个人、家庭和次级社会群体产生的影响来阐释超低生育率现象产生的原因，为低生育率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之后，也不断有学者从家庭、婚姻、性别、文化、经济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生育转变的过程、特征、内在动因和转变机制，都具有特殊性，在生育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在西方国家不曾出现的新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尽管国内既往对生育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较多，但对于近几年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解释，很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仍将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城镇化、女性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作为主要因素来进行分析，并未意识到当前我国的宏观生育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因素虽仍在发挥作用，但作用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而一些新且强有力的因素开始涌现，并在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些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快速变化的同时，相互之间产生剧烈的冲突、矛盾或叠加效应，更加剧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现有研究即使关注到了一些新因素，但往往只对单一因素进行分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某些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机制，却无法建立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导致对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整体上呈碎片化、零散化和片面化。三、

自1996年我国《关于“九五”期间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要积极进行教师定期交流”以来，教师交流轮岗在缓解农村边远地区中小学对教师的需求、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21年，响应《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率先开启新一轮教师轮岗改革。相比于以往，本轮交流轮岗呈现出规模扩大化、人数大幅增加等特点，教师轮岗成为事关学生、教师与学校发展的重要议题，不仅关系着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和发展，也是新形势下破解“择校热”“培训热”“一校定终身”难题、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和推动教师职业能力整体提升的必由之路。然而，轮岗在促进教师流动的同时，也引发了多种争议，教师轮岗究竟能否有效提升教育质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从国外实践来看，无论是与我国同为成文法国家的日本、韩国，还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判例法国家，均开展了多样化的教师交流轮岗探索与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制度经验。充分认识和分析目前我国教师轮岗面临的质量风险，深入研究世界教育发达国家中小学校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值得借鉴之处，进一步探析化解我国教师轮岗质量风险的策略，对推进我国教师轮岗的制度完善与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一、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7期人物与回忆栏目作者：张田勘往期推荐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文艺评论|从京派到新京派新华观察|中国互联网30年：一种全球史的视角教育|高考建制70年政策演变的逻辑、特征与趋势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7期历史栏目作者：胡国胜“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概念，其形成发展与语义形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语境中对现代化认识和探索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既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历史逻辑，又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逻辑。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语义形塑过程，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缩影。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孕育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四个现代化”实践。早在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随后，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化三改”。此时，“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国际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对中国新成立的政权虎视眈眈，同时，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现代化装备”等军事方面的“现代化”话语仍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重中之重。1951年12月1日《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指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我们应当用极大的努力来加强国防。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和朝鲜的侵略，证明我们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我们就不能保卫自己”。可见，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国防是我国和平稳定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抗美援朝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现代化”内涵的重心逐步从军事方面扩展至经济建设方面，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工业现代化。毛泽东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中提出，从1953年开始，“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强调和重视工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1953年7月2日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中认为，“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没有农业的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也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民族的真正的独立”。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要在“一五”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有“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并提出“将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质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此时，“工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等可谓是“四个现代化”目标形成的孕育和雏形。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明确提出“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同年9月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首次将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聚焦表述，也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雏形。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开幕词上提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同年9月26日，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奋斗任务写入党章。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可见，这里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方向，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随着现代化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党和国家开始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纳入“现代化的工业”范畴中，并且逐渐意识到科学文化技术对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任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式提出“现代科学文化”这一概念。此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这一“四个现代化”概念，不同于之前的表述。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中指出，“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其实，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向。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举，相互促进”，但“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一段文字，“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第三届全国人大正式提出，本世纪末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至此，“四个现代化”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发展演变，最终形成包含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概念。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生成与释义“中国式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新京派”的文章，觉得在学界与文坛，复活了20世纪30年代旧京派的某些传统。那时候的端木蕻良、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启功、王世襄、宗璞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人，延续了他们在民国时期记忆的颜色，给知识匮乏的文界带来了博雅之气。而新一代的学者、作家不久呈现了许多相近的风格，陈平原、扬之水、止庵、李长声、李敬泽、靳飞都贡献了诸多古朴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演进，这支松散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之中，近年来，格非、李洱等人也汇入其间，审美风貌变得与先前略有不同了。京派是一个较庞杂的概念，涉及文学、教育、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方面面。京派研究与海派研究、左翼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对应性的关系。京派文学是京派文化的一部分，它在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衰落，与革命语境建立是同时发生的。一般说来，京派文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从事教育、出版事业者多多。他们远离政治中心，以学术的眼光看世，对于文学教育、思想培育颇多创见。最有影响的是“苦雨斋”群落的学人，现代大学的许多学科的建立，以及域外学术思想的引进，多与这个群落的知识人有关。这些学识和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文化建设，都有不小的意义。“苦雨斋”文人群体既迥异于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团体。这个团体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催生出诸多新的学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则出现了废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但因为战争的缘故，学术不能畅达，自身被外力左右，便在历史大潮里被卷入漩涡中。周作人的附逆也导致了其学术思想传播的中断。沈从文对京派学人与作家的写作，一直存有争议。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了这样的状态：在公开场合，对于沈从文、废名、俞平伯等人是批评的，而私人语境里，却有较为公正的描述。但在革命文学内部，欣赏京派的人一直存在。阿英、唐弢、黄裳、邓云乡等人的文章，显然有京派的痕迹。而孙犁这样的作家，读书的选择与趣味与北平时期的文人接近，也被人视为“革命文学里的京派”。孙犁对于周作人向无好感，但那读书趣味还是有所接近。这个矛盾的现象在文坛常能够看到，说明了学者们与京派学人的复杂联系。那么多人欣赏京派，并非个体的趣味问题，而是涉及文学教育的敏感点，有时候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基本原理。当年的京派学人对于文学教育提出的设想，都有原创的意味。比较文学、民俗学、性心理学、女性研究、儿童研究等如何渗透到文学领域，其经验都有参考价值。左翼文化人没有触及过的思想史与艺术史的话题，在北平知识界是被聚焦过的。当文学被学理化处理的时候，京派学人形成的思想，一直被后来的读书人所重复。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批判运动，看似是左翼内部的交锋，其实是左翼话语下的京派美学引起的摩擦。钱谷融以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印证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合理性，背后乃“苦雨斋”“人的文学”的同义思考，只是引用的资源不同罢了。京派的思想资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公开引用。当文学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钱谷融的文学观念被再次提及，且获得不小的赞许，他的思想背后的元素也被一点点扩展起来。人们最早从文学教育入手，恢复文化的生态，于是温和的左翼思想及京派的许多理念便有了交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许多人的思想借用了当年的被遗弃的遗产，对于民国间形成的教育思想、审美意识重新打捞，刺激了教育与文学的转向。人道主义问题与人性的话题的重提，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结果。京派的思想资源里有古希腊哲学的影子，也多新康德主义的元素，英国经验哲学的痕迹也深藏其间。这些资源被重新引用的时候，文学理论已经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这个时候钱理群、吴福辉、凌宇、陈平原等人的学术研究，开始把目光投向被遮蔽的京派文人。随着废名、沈从文、朱光潜、顾随等人的创作被人们关注，左翼之外的存在成为人们不能回避的对象。钱理群在硕士论文里对于周氏兄弟的论述之中，是兼顾左翼传统和京派传统的。他后来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等文里，绕不开的是“力求和平和冲淡之中，总要泛上苦涩与沉重”。这些新学人的观念与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试图在复杂的语境里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以丰富性的学术语汇，理解五四之后文化的变迁。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暴之后，人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健全的社会是有一种多样的文化生态的。诊疗历史的伤痕，应从不同的文化资源里寻觅参照。这种诊疗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还有对于遗失的历史旧迹的打捞。舒芜、黄裳、张中行、邓云乡等人的学术活动，都丰富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而那时候关于人道主义与个性精神的讨论，与这些学人的精神思考是有诸多相近的追求的。但重新肯定京派也带来一些新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京派资源成为被借用的对象。自由主义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从周作人、朱光潜等人的思想库里找到思想的支持。在相关的论述里，涉及了现代史敏感的话题，告别革命与肯定革命的不同思路，将“苦雨斋”式的超功利主义思想变成了新的意图伦理的一部分。这导致了认知的窄化。我以为，京派的特点是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的统一，这种资源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思潮。实际上，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纠正了黑格尔的本质主义思想，将主体性问题引入思想界。而在审美方面，重新发现废名、沈从文，契合了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而言，京派文学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在民俗与语言方面对于人的命运与社会问题的揭示，补充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出现是历史链条的一次衔接，或者说，左翼精神与京派思想，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两面，它们交叉的部分成了新的审美的生长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京派的出现推动了京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张中行、徐梵澄、舒芜、陈平原、止庵等。文学界代表是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一大批人。张中行的《顺生论》一书关于生命哲学的认识，许多从“苦雨斋”主人那里来，他的大量著述在延续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徐梵澄的古典学理念，打破了一般的学科界限，显得比“苦雨斋”群落更有气象。止庵对于“苦雨斋”文化遗产的解释，则有学院派所没有的情趣。陈平原的文学研究理念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但也强调人间情怀。显然，这里有章太炎、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影子。而在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那里，文学从说教的口号中剥离出来，民国作家的儒雅和驳杂之趣流溢在词语之间。在精神的基本构架上，《受戒》《曹雪芹》《南渡记》为代表的写作方向，与当年“苦雨斋”的知识人的状态，颇多接近之处。有着左翼背景的端木蕻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写作中，成绩不可小视。端木蕻良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浓浓的书卷气里，含着生命之迹刻骨的体味。他那时候正在写长篇小说《曹雪芹》，笔触里带出时光深处的云水，流动中波光百态。曾经也受过左翼影响的宗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写作里，精神跨越了早期精神的藩篱，父辈的西南联大的经验和己身所历所感，使她衔接了更为多元的思想传统。其小说多了旧式京派没有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而精神趣味则留有废名、汪曾祺相似的痕迹。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延续了帝都文人古老的遗绪，但感时忧国的一面也历历可见。《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写得百曲回环，千云暗月。古老文化的精善秀雅之气缭绕其间，而忧患之音流淌，看出知识人的一种情怀。《野葫芦引》在大规模的历史叙述里呈现的心绪，是苍凉的，这多少与民国期间的京派已经略有不同。其实，有着老北大传统的张中行的写作，何尝不是如此？晚年的张中行一直为普及老北大的学术思想默默笔耕。他在总结五四以来的传统时，对于鲁迅精神与胡适传统同等对待，而那些描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的文字，也有很深的学理支撑。张中行既是京派的作家，也是京派的研究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所展示的古都文人的命运，让人想起古代笔记，有人从中读出《世说新语》的味道。较之于张中行的怀旧心绪，汪曾祺对于“苦雨斋”资源的借用显得意味深长。一是文章观念的沿袭，对于六朝、晚明的文章观念有诸多心得，许多趣味是与周氏兄弟重叠的。其中一再提倡文白相间的新文体，恰是废名、俞平伯等人坚持的观念。二是对民俗学的看重，小说与散文间的方言、习俗、信仰的描述，呈现了丰富的人间图景。这似乎也呼应当年歌谣调查的遗绪。三是对于儿童学的看重，在风俗里体现童心之美。四是重新认可非正宗的儒家的价值，从更高的层面肯定原始儒学的朗健、平和之风。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借用，不但使民国时期京派的传统得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成了新京派作家克服精神痼疾的一剂良药。新京派作家的写作深化了对于“苦雨斋”传统的认识，而且那些沉睡的灵思在今人的现实忧患里被重新召唤出来。与他同时注重京派传统的还有许多学者，其中季羡林、金克木、王世襄等的回忆文字和学术随笔，把精神路向引向文化的静观之路。为学术而学术的某些意识在他们那里得到肯定。此后，陈平原、扬之水、李长声等人的学术兴趣也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他们的阅读爱好与辞章理念，仿佛当年北平文人思想的一种回响。重新发现“苦雨斋”的文化价值，使文学史写作的空间有所拓展。对此倾注心血的有舒芜、钱理群、张铁荣、黄开发、高恒文等。1991年，舒芜完成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主要是讨论了周氏“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舒芜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感到了无力感：“周作人和外国文学，特别是和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艺写作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观，没有另写专论，自揣无此学力。”舒芜在研究周氏的同时，在《读书》等杂志发表大量随笔，与张中行等人的文章，都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奇观。《读书》杂志在彼时所流行的文风，其实多属于京派的一种。比如黄裳、谷林、李长声、吴方等人的文字，无不透着博识和浑厚之气。这种风气可说是学界转向的表现。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中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使古典学、国学研究成为热点，其间文学教育中对于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资源的借用，使人们重新发现京派的逻辑起点的意义。应该看到的是，对于京派研究有推动作用的，还有来自非学院派的作家与民间思想者。止庵、刘绪源、李长声、靳飞等，不仅是京派的研究者，也是新京派作家中的一员。他们对于“苦雨斋”知识谱系的书写，对于林徽因、朱光潜的史料梳理以及翻译思想的重读，都贡献了自己鲜活的思想。这些非学院派的作者，以良好的直觉把握了北平学人与作家的精神个性，对于相关思想的讨论每每走在学术的前沿。不过，对于京派文学的研究，以及新京派的写作，其实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论，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知差异的延续。围绕人性论与民族主义等，学界的争执常可以看到。王培元就对于周作人的精神多有微词，以为思想存在诸多暗区。袁良骏、解志熙等一直警惕对于左翼文学当代消解的倾向。2008年，《苦雨斋文丛》问世的时候，孙玉石就对某些京派研究提出批评，以为在京派热的背后，不能忽略左翼的价值。无疑，这些都属于正当的批评，多还在学理的层面。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道德话语与超意识形态话语的问题，也与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不同有关。知识的赏鉴与审美的游戏性，并非都无意义。倒是启功这样的学者对于京派文人的积习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王世襄当年的写作状态，就被个别人认为是一种堕落。启功《玩物而不丧志》一文中则为之辩护，以为在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王氏非常人可及。王世襄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是“丧志”而是“立志”。将知识论与审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士大夫的书写中并非没有，而王世襄的审美里有现代性的东西。另一些学者如董炳月、黄开发等，对于京派的遗产，都曾以辩证的眼光视之，能够在对比中思考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态度则是十分温和的。新京派的出现让人看出它的弹性空间的意义，不仅仅有北京本土的作家，也多外省来的青年。最为有趣的是，先锋派的一些作家也汇入这个队伍，像格非、李洱的写作，越发带有知识论与审美论的呼应，慢慢地与前人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不过，他们不是历经沧桑的学人的顿悟性写作，而是经由文学研究，由先锋派向京派传统过渡。他们向京派致意，并非水到渠成的内转，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嫁接。后来新京派的势力增强，与其说是地域性现象，不如说是学术思想对于作家的启示的结果。格非、李洱等人对于知识的看重，有时候不亚于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的信任。他们怀疑单一视角的叙述，在多维的知识结构里建立自己的审美世界。但也有的新京派作家警惕对于知识的泛用，他们虽然也研究学问，而在小说写作中规避现代主义的方式，也隐去知识论的趣味，而是回到古典式的写作中。典型的例子是止庵，他一方面从事京派研究，一方面也搞散文与小说的创作。所写的长篇小说《受命》，既有北京地域性的风景，在手法上也折射着海派的某些意境。止庵自己喜欢废名这类作家，但又把张爱玲的诗趣汇入文本，京海间的风气就那么自然地流入文体中。周作人与宗璞最终指向静谧之所，止庵却在静谧中进入惊魂动魄的暗河里，在不动声色里，让我们获得一次反省生命与历史的机会。除了小说家不凡的突围意识，一批学者型的作家的随笔，也在格式上多有创意，古代辞章与新文学的语义交织，别样的体味每每冒出。李敬泽的作品是古今互动，又能高蹈于空旷之所，考古之趣与诗文之趣散出，回旋中智性之光照出认知的盲区。陈福民《北纬四十度》，学术感与诗人感在田野调查之途里熠熠闪耀。这类随笔在时间上有辽远之意，而思想之火则穿过苍茫空间暖着我们木然的神经，让世人知道曾有的存在被淹没的甚多，只有行走于旷野，方能感到天地之气。靳飞在《张伯驹笔记》里，融书画之趣与梨园笔意于一体，又能在诗词文脉里调适思想，国故之音在高楼与广场缭绕，提醒我们不要迷失于现代性的狂欢中。这些人的写作都无边界之感，他们趣味广泛，审美方式又不定于一尊，学问的感性化，思想的诗化，都远离了那些浅薄的功利主义书写者。从京派到新京派，看得出文化的起伏的轨迹，新京派延续了旧京派许多传统，但又增多了许多前人未有的元素。旧京派的个性主义带有消极性的意味，而新京派总体是积极的，多了儒家的责任感和批判意识。旧京派与左翼传统大多是对立的，他们不屑将文学作为观念的传声筒。但新京派的一些作家是吸收了左翼文学精神的，我们从端木蕻良、宗璞、汪曾祺的文章里，看到一种叙述智慧的弹性。他们在更为开阔的视野里吸纳了前人的智慧，安宁的、不谙世事的绅士的笔法，在今天被一种现实情怀所代替。旧京派的悲剧意识多在人与文化的冲突里，像沈从文的小说带有城乡的对比色，而新京派某些小说家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的宿命式的，止庵与李洱都表达了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对于人的摆布。这样的变化，是20世纪经验的一种反射，也是文化教育与文化研究的产物。京派与新京派自然也有自己的短板，比如过于书斋气和文人气，少有天籁之音和泥土里的气息，一些作家对于自己身份未尝没有自恋的一面，这些都难以与陈忠实、路遥这类作家更贴近大地的自然姿态相比。我们在战争年代，不易认可京派思维，而在和平的年代就会感到，它对于粗鄙、无趣的语言的消解并非没有意义。这是肯定的：京派与新京派的经验，对于认识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有着别类的意味。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新京派的空间可能更大。批评界与学术界对于这类书写曾经有过疑问，提出批评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唯道德的话语里，不太容易理解这类的文本。由京派而演化过来的新京派，其未来不可限量。只要回望这四十年间的历史，当会感到，水流过的地方，绿色是不会消亡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原文约10000

钟祥铭【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哲学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摘自《传媒观察》2022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5期教育栏目作者：李木洲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5期人物与回忆栏目作者：唐吟方文房四宝是个老话题，也是个值得一说再说的话题。很多文章谈过其历史、发展、流变，还有人对笔墨纸砚分门别类做过专门史。本篇不涉常识性知识，只谈一些有趣味的内容。笔墨纸砚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中最起码的配置，这些文具聚焦于“书写”，围绕“传情达意”展开。当然，一个传统书房，除了文房四宝，还要有其他文房用品，如印章、笔筒、笔洗、镇纸、臂搁、笔架、水盂、印泥等。如果是书画家，大概还需要更多具备不同实用功能的毛笔等物。文房用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去参观生活在20世纪那辈文化人的故居，会发现他们的文房中有挖补修改稿子以及装订用的小工具；如果书房的主人有留学背景，可能还置有英文打字机。这有点像今天文化人的书房，电脑之外，还有扫描仪、打印机等物。齐白石在书房千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4期历史栏目作者：周薇薇在纺织生产增加与消费观念转变的背景下，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巴黎见证了一场被丹尼尔·罗什描述为“服装革命”的变化。大革命前的巴黎，除了服装和饰物的种类、色彩、质地等达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程度之外，“个人品味、选择与奢望等种种元素也第一次进入到中产与工人群体的服装之中”，对传统的服饰等级和着装限制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作为封建制度根基的等级秩序，推动了法国服装的平民化和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崛起于巴黎的以女性为主的时尚商人。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始于宫廷的奢侈性消费。这种消费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艺复兴带来的艺术品味的提升而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桑巴特注意到，法国宫廷的奢侈性消费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顶峰。他选取了较为典型的1685年为例，发现“在每年约10064万里弗尔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大约2900万里弗尔被国王用于个人消费，这主要又是奢侈性开支。”法国宫廷的奢侈性开支，在很大程度上与女人相关。“永无止境地追求女人的爱”导致路易十四“将奢侈引入了真正壮丽豪华的境地”。而其宠幸的女人们则作为时尚标准，引领着法国上层社会的奢侈性消费。毫无疑问，这种体现在王室、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衣、食、住、行上的奢侈性消费的膨胀，意味着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各种需求的急剧增加，从而推动了商品化生产。正如桑巴特所言：“如果精致并不只是使用昂贵的材料，那么它就意味着大量花费劳力。其结果便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扩展，因为必须从国外获取稀有材料，资本主义的商贸也得到了扩展。”时尚商人在衔接宫廷与民间的时尚品制作和销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丹尼尔·罗什指出：“时尚商人位居服装经济的核心，在物品、品味和风格的分配系统处于中心地位。她们将数千名工匠和供应商的能量调动起来，店铺装满不计其数的配件：塔夫绸、薄纱、羽毛、缎带、蕾丝、穗带、贝壳、坠饰、手工花朵和丝带。她们利用了裁缝、成衣匠、定型师、袜商以及不计其数的工人的劳动。”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百年，时尚商人已成为以巴黎为中心的时尚业的主要组织者，因而也是旧制度下法国经济的领军力量之一。时尚商人为了打造服饰奇观也是费尽心机，她们往往兼顾多种经营。由于18世纪巴黎复杂的行会贸易系统，一位顾客要获得一套衣服可能需要拜访好几家不同的商店：布料商只能按照固定的长度出售面料，但不能裁剪；缝衣工只负责将衣服缝制起来，但不能在面料上做任何装点。因此，服装上所有的装饰和改造都必须由时尚商人来添加。时尚商人将工作分包给裁缝、缝衣女工，甚至是其他时尚商人，除了要跟提供原材料的布料商保持密切的合作之外，还要协调鲜花商、羽毛商、丝带经销商方面的供货。在其事业的巅峰时期，贝尔丹就曾和一百二十多个不同的供应商合作，其中包括帽子制造商、鞋匠、花边制造商、丝绸商人、亚麻供应商、条绒制造商、丝带织造商、花朵制造商、羽毛销售商、珠宝商、手套制造商、毛皮商、纽扣制造商、扇子制造商、裁缝和刺绣工人等等，俨然成为巴黎时尚贸易的核心。随着时尚商人的兴起，其各种促销手段也让世人耳目一新，进而带动了现代营销策略的革命。这些时尚商人通过提高个人知名度，增加其商店和商品的可见性，大大鼓励了中上层女性群体对新款服饰的追求。时尚商人在兜售她们设计的新款服饰的同时，还将新的时尚理念传达给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在17世纪的法国，大多数人都不会到商店里去购买服装。有钱人会找裁缝测量和定制服装，衣服做好并且试穿合适后会直接送到客户的家中；穷人则是从流动商贩或者专门经营二手衣服的商人处购买。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服装商店在18世纪中叶之前是不存在的。跟生产加工物品的作坊一样，当时售卖货品的零售店铺也都是开在街上，通常没有窗户，更不会将货品陈列展示出来，也未能将售卖区和店主自己的生活区划分开来。即使是后来成为巴黎最有名的时尚区的司法宫附近的小店或圣日耳曼集市上的摊位，其陈设也都局促狭窄、灯光昏暗。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更谈不上舒适高雅。这种落后的销售模式在18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很大改观，主要归功于时尚商人。在18世纪发达兴旺起来的商人们偶尔也会走街串巷去拜访某位富有的大顾客，但她们大部分的生意都是在自己的私人商店里完成的。一般的裁缝、缝衣女工，以及内衣商们都散布在巴黎各处，但时尚商人却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她们将商店开在了黎塞留街、圣奥诺雷街、胜利广场周围和皇家宫的艺术长廊一带，形成了一片辨识度极高的商业区。为了能在争夺顾客的激烈竞争中拔得头筹，这些商人绞尽脑汁将自己的商店打造得越来越精致。时尚商人的精品店在推销其产品上有诸多创新之处：第一，重视外观展示，注意打造商店的外在视觉效应。与传统市场摊位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这些商店都以巨大的玻璃窗为特色。富有艺术天赋的时尚商人们十分擅长布置橱窗展览，她们将各种最新款的帽子、头饰、披肩、扇子、裙饰，以及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发货的服饰商品，像艺术品一样摆放在橱窗里，形成和谐而完美的组合。此外，除了店里精美的商品，穿着时尚相貌出众的女店员们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来往游客的目光。商店橱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体验，连同所陈列的商品一道，让巴黎迅速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时尚之都。克莱尔·克劳斯顿分析说：“时尚商人不仅能销售新款式给顾客，还能将时尚观念传播给更广泛的大众，因为时尚商店的玻璃橱窗可以让那些非特权阶层的女性直观地获取最新的时尚资讯，以便她们用相对便宜的丝带、头巾和其他小饰品来加以模仿。而在商店里工作的年轻女性也提供了另一条将时尚从精英传播到大众的途径。”第二，除了外观展示外，时尚商人们也不会忽略那些走进店内的顾客们的购物体验。顾客一旦在陈列商品的诱惑之下进入其商店，便会有一位穿制服的侍者引领客人入内，可以尽情领略店内豪华的装饰风格——镀金的天花板、全身镜，满墙的精美油画，价格不菲的家具，成堆的织物与饰物以及随意安放的小摆设，让顾客仿佛置身于一家奢华的贵族沙龙。艺术史家奥利维尔·贝尼耶对贝尔丹的店铺作了如下细致的描述：拜访过贝尔丹小姐商店的人，无不为她的雄厚实力所慑服。从外边看上去，店门两侧的宽大窗户，镶着紫黄两色的仿大理石窗框，吸引着顾客步入其中。穿过有两名簿记员坐台的前厅，你便到了商店的正厅。厅内挂着的肖像画，既有俄国女皇的，也有法兰西、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的王后们的，她们都是贝尔丹小姐的客户。那里是最新时尚的展示之处，展品多得放不下的时候，连隔壁的房间都会摆满。第三，时尚商人们还擅长利用招牌宣传来引人注目。譬如贝尔丹的“大莫卧儿”，不但取了一个极富异国情调的名字，让人一听便充满好奇，还在圣奥诺雷街上挂出了画有一位土耳其帕夏的大幅招牌，更增加了商店的神秘感，具有不可言喻的吸引力。当然，其他时尚商人的店铺招牌也不可小觑，如帕热勒小姐的“优雅神韵”，勒尼奥夫人的“优雅花结”，均以富含韵味的名称取胜；又如图尔农小姐的“高雅装饰”，圣康坦小姐的“富丽堂皇”，都在彰显其奢华风格；而专门给王室提供纽扣的供应商达尔诺德里先生，则将其店命名为“皇家梳妆阁”，以此炫耀他与王室的特殊关系。第四，充分利用人们日益丰富的夜生活节奏是时尚商人的又一营销策略。法国大革命前后，随着照明设施的改进和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城市夜生活得到了合理开发，“成为一天中最有生活情调的时段，为了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人们等待夜幕的降临”。时尚商人可能是最早意识到夜晚的商业价值的群体之一。一到晚上，她们的橱窗便用灯光照亮。市中心的商店会开到很晚，这样顾客在附近的剧院看完歌剧后也可以顺道过来逛一逛。每个星期二晚上，看完歌剧之后去逛贝尔丹精品店已成为上流妇女流行的生活节奏，因为这样便可以穿着最新款的裙子去参加王后每周三的舞会。最后，除了在招牌名称和商店设计上别具匠心外，时尚商人还是现代广告模式的引领者。巴黎的商店装饰得再精美，也只能将时尚信息传递给当地人和有限的来访者，而难以波及外省乃至境外为数众多的时尚追随者。时尚之都的名声仅靠巴黎几条街道上的精品店来维持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通过各种媒介将巴黎时尚传到欧洲各地。从英格兰到俄罗斯，不仅一些穿着讲究的贵妇们对法兰西王后的服饰风格垂涎三尺，在这些地区操着同样业务的时尚商人们也对她们的法国同行亦步亦趋，但凡有点名气的都学着说法语，并取个法文名字附庸风雅，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她们在自己的国家销售法国时尚产品。在时尚杂志出现之前，时尚的远程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时尚玩偶来完成的。用穿着新款服饰的时尚玩偶来传递时尚信息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至少始于14世纪，但其作用在法国时尚业全面崛起的18世纪显得尤为突出。在路易十五时代，曾有人做过一个貌似蓬巴杜夫人的时尚玩偶送到英国，还为这个玩偶配备了一套完整的衣橱，里面放有正式场合的宫装以及早上穿的晨起休闲装。每套衣服都配有相应的饰品和发型，并且还附上了如何打造时尚形象的说明书。这个时尚玩偶一抵达英国便受到了热捧。一位讽刺作家在《伦敦观察家》上撰文抱怨女士们在教堂祷告的时候都心猿意马，心思全在这个刚从巴黎送来的潘多拉身上。以女性为主体的时尚商人的崛起，不仅扰乱了旧制度下法国的等级秩序，也对其传统的性别角色构成挑战，因此可以断言，旧制度下那些出入宫廷而立足于城市的时尚商人，是争取妇女独立地位的先驱。女性从事某种工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特别是在服装行业，她们一直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她们的工作因缺少社会性而被遮掩在男性的阴影之中。直到18世纪，得益于时尚商人的成功，女性的工作才从家庭转到商店甚至街道上。跨越出传统家庭工作环境局限的时尚商人，在街头巷尾和时尚精品店里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才能、劳动、财力甚至美色，无疑会引发人们的好奇心，成为社会的话题人物。但从性别史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针对1776年时尚商人行会获得独立，罗什评价说：“这一变化表明时尚商人不仅从法律上得到了独立，她们也可能从经济上分离出来。但也许更为最重要的是，这象征着一场家庭和性别的决裂。”走出家庭，走出男性的阴影，是近代女性寻求经济独立和政治权利的开端。巴黎的时尚商人在推动法国时尚产业崛起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法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自《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原题为《从宫廷到民间：巴黎的时尚商人及其在法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原文约18000字）往期推荐人物与回忆|海外国宝的“回家”之路新华观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理论机理与现实逻辑国外社会科学|未来新药来自海洋吗新华观察|海洋强国的历史镜鉴及中国的现实选择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3期人物与回忆栏目作者：黄金生往期推荐新华观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理论机理与现实逻辑国外社会科学|未来新药来自海洋吗新华观察|海洋强国的历史镜鉴及中国的现实选择科学技术|我们为什么会过敏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3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黄庆华

turbinata，又称红树海鞘）。治疗晚期乳腺癌的上市药物甲磺酸艾立布林（Halaven）来自日本南部潮汐池岩石上的一种黑色海绵——冈田软海绵（Halichondria

《海洋保护区保护及研究法》（1972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1972年）、《清洁水法》（1972年）、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期科学技术栏目作者：林驭寒近年来，我们身边经常有人过敏。对过敏的群体来说，春天的花朵、雨后的草地、餐桌上的牛奶等都可能令他们唯恐避之不及。世界变态反应组织（WAO）统计表明：过去30年间，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至少增加了3倍。人们往往认为是现代社会环境恶化使得身体免疫力下降而导致过敏。事实真的如此吗？过敏，自古有之过敏并不是工业社会的新事物。据记载，公元前2641年，埃及第一代法老就因蜂蜇过敏，休克而亡。公元2世纪，希腊医生阿瑞蒂亚斯对花粉过敏症状给出了非常确切的描述：“患者呼吸时脖子肿胀、心口回缩、脉搏急速……如果症状持续不减轻，患者可能会发生癫痫，进而窒息。”公元10世纪，波斯学者雷扎斯发现自己鼻塞时总是伴随着玫瑰的绽放。罗马王子勃里塔尼古斯因马毛过敏而总是眼泪汪汪的，错失王位。约克王朝的末代国王理查三世利用自己因草莓过敏而起疹子的症状，陷害了政敌。此外，公元前1550年，古埃及的《埃伯斯纸草书》中记载了20多种治疗咳嗽和呼吸困难的药方。我国东汉时期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古人利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治疗鼻塞等。这些经典文献都证实了过敏在人类社会已存在几千年了。对过敏的认知，始于现象19世纪初，人们开始以现代科学方法探索过敏。当时，英国医生约翰·波斯托克每到春夏季就涕泪满面，他将这一病症命名为“夏季黏膜炎”并首次在英国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流行病学调查。19世纪中期，这类病症已遍布欧洲大陆，医生将其命名为“枯草热”。1873年，英国医师布莱克利首次证实这类病症与空气中的花粉有关。1902年，法国生理学家夏尔·里歇和医生保罗·波提尔在开展海葵毒素的免疫学研究中意外发现：接受二次注射海葵毒素的小狗出现了呼吸困难，并很快死亡。他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动物在反复接受最初可耐受的有毒物质时，机体对相关物质的敏感性会大大增强。由此知道，人体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产生类似的严重反应。里歇和波提尔把这一实验现象命名为“急性全身过敏反应”。几乎同时期，英国神经科学家亨利·戴尔在对豚鼠肌内注射血清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敏感现象。当他第二次将马血清注射到豚鼠肌内时，豚鼠的反应要比第一次强烈得多。1906年，奥地利科学家、儿科医生克莱门斯·冯·皮尔凯和助手在开展免疫治疗过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将这种现象命名为Allergy。Aller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allos（改变）和ergon（反应），因此，学术界将其翻译为“变态反应”。皮尔凯在临床上观察到免疫反应可引起人体组织损害，推断出变态反应是人体对特定外源性蛋白质敏感而产生的保护性或危害性免疫反应。由此，皮尔凯开创性地将过敏纳入了免疫学研究的视野。目前，变态反应和过敏反应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应用的语境不同。过敏反应一般是基于症状的描述，而变态反应则倾向于关于此类现象本质的学术表达。人们去医院寻求过敏治疗时，挂号诊疗的科室一般就叫作变态反应科。总而言之，人们在弄清楚过敏是怎么回事之前，已经从大量的案例和科学实验现象中观察并总结了发生过敏的必要条件，即被影响的对象与某种物质发生了接触，其途径可以为呼吸吸入、表皮接触、饮食或注射等。呼吸时脖子肿胀是过敏症状之一对过敏本质的探索20世纪以来，随着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先进仪器设备的开发和利用，人们由花粉过敏入手开始探索过敏的本质，将那些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命名为“过敏原”，并研究了人体与过敏原多样化接触后发生的一系列生理化学变化。基于免疫学相关的理论，1921年德国卫生学家普劳斯尼茨和医生孔斯特纳一起通过实验证明：个体过敏是因为其血清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且这种物质可从一个人身上被动转移到另一人身上。他们把这种特殊物质称为“反应素”。虽然受认知和技术所限，人们当时并没能马上分离出这种特殊物质并搞清楚其本质，但这个实验在后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用于过敏诊断中。1925年，科学家进一步分析了过敏反应，按发展速度将其分为迟发型和速发型。但此后近30年内，人们除了对过敏反应机理达成简单共识之外，在更深层次的机理探索方面几乎停滞了。机体与过敏原之间到底进行了什么类型的生理化学反应？这类反应的诱导因素是什么？研究者并没能提出相对成熟的假说。科学家于1939年利用电泳法首次确定抗体都是免疫球蛋白。之后，IgG、IgM、IgA、IgD四种抗体相继被发现。科学家通过蛋白酶水解法、化学还原法、氨基酸序列分析等方法确立了抗体分子结构，从分子水平阐明了抗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体外抗原抗体反应现象和机理。基于这些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反应素应当就是抗体，并一度认为IgA是导致花粉过敏的元凶。然而，当一位先天丢失IgA的人也患上了花粉过敏后，这个结论就显而易见地被推翻了。各国科学家开始探索反应素的真面目。抗体都是免疫球蛋白1966年，日本科学家石坂公成利用各种化学方法和生物分离手段，从患者的血液样本中分离纯化了一类当时尚不为人知的痕量物质。对其浓缩后，他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了大量实验，最终发现了导致花粉过敏的反应素，并将其命名为IgE。经过不懈努力，科学家提出了目前相对成熟的花粉过敏机理：花粉通过个体鼻黏膜中的肥大细胞进入体内，此时如果个体免疫系统产生了IgE，就会与肥大细胞结合并释放出炎症介质，产生一系列过敏症状。过敏反应究竟发生了什么过敏反应中，过敏原刺激机体使其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过敏反应的本质是抗原抗体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发生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过程，在不同人的身上表现相差巨大。即使是接触了同样的过敏原，有人仅仅是流眼泪，有人却可诱发喉头水肿甚至死亡。从过程看，过敏反应可分为致敏、激发、效应这三个阶段。以牛奶蛋白过敏历程为例：当受试人第一次服用牛奶后，某种牛奶蛋白作为过敏原刺激树突细胞，通过一系列电荷转移过程，诱导特异性B细胞在T细胞的激活下产生IgE。IgE的一头（Fab段）与抗原结合，另一头（Fc段）与体内嗜酸性、嗜碱性粒细胞或肥大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结合。这时，受试人处于对该种牛奶蛋白的致敏状态。接着，受试者又喝了一点牛奶。牛奶蛋白与致敏的肥大细胞或粒细胞表面的2个以上的IgE结合，发生局部交联，形成了复合物，随即启动活化信号，诱导效应细胞脱颗粒，并释放组胺、白三烯等大量的生物活性介质。这些物质在生物体内协同产生类似的作用，使平滑肌收缩、毛细血管扩大且通透性增强、相关腺体分泌物增多等。此为过敏反应的激发阶段。效应阶段可以看作对致敏阶段持续行为方面的描述，即这些生物活性介质持续发挥各自的致敏作用，作用于效应组织和器官，引起个体局部或全身过敏反应。如何解释生活中常见的典型过敏症状？一方面，人体呼吸道和消化道是嗜酸性粒细胞的主要分布部位，因此严重的过敏会引起患者气管痉挛、黏膜充血和消化道相关反应。另一方面，肥大细胞主要分布于皮肤及内脏黏膜，故患者皮肤会出现与炎症相关的红斑，内脏也会发生一系列炎症性的过敏变化。研究发现：IgG、IgM、IgA、IgD、IgE这五种抗体都与过敏机制有关，其中IgG抗体检测结果在防止食物过敏参考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患者的气管壁上的花粉过敏原对于具有明确化学成分的物质，其究竟是引起了过敏还是中毒，大众常常难以分辨。实际上，过敏反应不完全遵循毒理学的剂量-反应规律。个体初次接触某种化学物质可能没有任何反应，但短期内再次接触微量同种物质即可引起相关变态性炎性病变，而不是中毒表现。人们常说的“酒精过敏”，并非真正的过敏。即使从未喝酒，我们的身体也会因消化系统代谢淀粉类食物等生理活动而携带一定浓度的酒精（每100毫升血液约含0.2毫克酒精）。如果个体真的对酒精过敏，这个剂量就足以引发过敏反应。虽然一些人喝酒后出现皮疹甚至昏迷等症状，但并不是免疫学意义上的过敏，而是因为他们体内缺少乙醛脱氢酶，所以大量饮酒后导致酒精蓄积，短时间无法完成从乙醇到乙醛再到乙酸并排出体外的代谢过程，从而引起中毒。过敏不等于免疫力低人体免疫机制是人体抵御病原性生物侵害和清除体内异常细胞的一种特殊防御机制。只要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在运行，就会对那些它们认为不利的物质做出一定的响应，这是机体启动的自我保护。而免疫系统所“关注”的物质可能源自体外，也可能来自人体组织细胞自身的代谢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看，令人不悦的过敏是个体免疫系统失衡的结果，而过敏反应是否发生并不能用个体免疫力的高或低来衡量。不同的人经历的过敏情况相差很大，完全是因为个体免疫应答情况各异所致。比如药物过敏，药物跟人体的某些蛋白质结合发生反应，生成的物质可能会被个体的免疫系统识别为某种过敏原。但是，个体免疫系统判定这类物质是否为过敏原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分子结构、分子量、分子形态，不同的蛋白质构型，甚至是周围组织的成分形态等，都可能影响个体免疫系统的判定，从而做出不同的响应。再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如果免疫力低到近乎完全丧失，那么他是不会过敏的，因为机体已经不具备免疫应答的能力了。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容易过敏是因为这个人的免疫力低。而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对一些外来的物质反应过于强烈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过敏（如严重的血液过敏），往往会导致组织和器官的损伤，影响正常的生理机能，给自身造成巨大的伤害。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每天都在不断地受到各种物质的刺激，产生各种各样的免疫应答。免疫调节机制相对完善的个体，会减少甚至消除那些不必要的免疫应答，以免人体受到伤害。所以，过敏只能用免疫失衡来描述。目前，临床医生往往把过敏患者归结为具有过敏体质的人群，认为已经确定了的过敏原对患者来说是终身存在的，并常常建议患者永久规避过敏原。无疑，从过敏要素的角度看，规避过敏原，不让它们与患者的免疫系统“打交道”，是防止过敏的最简单途径。然而，完全规避过敏原比较困难。随着各种精细化合成物质的不断生产，人们还发现了由染料、金属、医药中间体、抗生素小分子引起的过敏现象。从统计学和临床医学的一些结果来看，由于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功能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在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条件下，既往的一些过敏症状可能会有所减轻，甚至不再出现，但这也因人而异。至于同种过敏原物质在何种条件下能被免疫系统看成“自己人”，又会在何种条件下被诱导发生其他过敏类型变化，以及过敏原在致敏机理方面发生何种演化等问题，还需要分子生物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在未来给出答案。科学与过敏的博弈为了应对过敏问题，人们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科学攻关。英国神经科学家亨利·戴尔首次从麦角菌中提取出一种他称为“组胺”的物质，后发现其能诱发小鼠过敏休克，也可导致人体罹患荨麻疹和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由此科学家推断，抑制组胺的化合物将有利于对抗过敏。沿着这一思路，20世纪40年代，法国科学家丹尼尔·博韦和制药企业共同努力，联合制成可用于人体的第一代抗组胺药物——美吡拉敏。1973年。丹麦医师尼尔斯·麦金德发现二丙酸倍氯米松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效果很好，沿着这条路径，最终开发了治疗鼻炎的方法，即经鼻子吸入皮质类固醇。这不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该方法一直应用至今。一批研究者从“阻断过敏原与人体接触”的角度开展研究。典型的案例包括：合成并提纯了长链碳氢化合物，涂抹在患者鼻前庭形成保护膜；合成具有多级微孔结构的材料并制作成防护口罩，从而减少花粉、尘埃、尘螨及动物毛发等过敏原与患者鼻前庭的接触，以减轻过敏症状。得益于近20年纳米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基因技术和仪器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人们已经开始从分子水平对过敏相关方面展开了系统探索，并逐步证明：个体是否容易发生过敏与个体的基因状态密切相关。这是近年来过敏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日本科学家通过下一代基因序列解析法对人类基因组DNA序列进行解析，找到了可能是紫外线敏感性综合征患者致病原因的一个基因变异，该基因变异使得人体无法或者难以足量产生可快速修复受损DNA的蛋白质。而当科学家修复该变异的基因后，其快速修复受损DNA的功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研究者在哮喘、特应性皮炎、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等过敏性疾病的表观遗传学研究中发现，一些基因的甲基化与过敏性疾病有关系。但目前这些已知基因位点的DNA甲基化与过敏性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在基因表达领域对过敏展开治疗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2019年，科学家利用一种纳米颗粒筛选和鉴定出患者IgE抗体识别的花生蛋白上的关键结合位点，并合成了一种共价异双价抑制剂（cHBI），以防止IgE与花生蛋白结合。在对16名患有严重花生过敏的患者的样本研究中，该抑制剂成功抑制了高达90％的样本过敏反应，为找到治疗花生过敏的方案提供了策略。另有学者独辟蹊径，借鉴用于治疗自体免疫疾病的临床试验的相关技术，利用一种纳米颗粒将过敏原伪装成“特洛伊木马”，以逃脱免疫系统的“检查”，从而被视为“无害”物质。2020年，科学家利用电镜和小角X射线散射法证明IgE抗体是一种高度刚性的分子，具有确定的抗原结合结构。这项突破为过敏反应的基本机制提供了重要见解，并可能为开发更有效的抗过敏疗法铺平道路。2021年，研究人员在因蜂毒而反复发作过敏性休克的患者体内检测到一种基因突变，发现了一种由蛋白质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的促炎介质的转录机制，可涉及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从基因水平识别那些有严重过敏反应风险的患者，并制订适当的预防措施。除了从个体角度对过敏机制展开研究之外，科学家还不断从群体性、社会层面开展多角度探索，试图厘清大规模群体性过敏流行现象的根源，以求寻找到阻止过敏流行的方案。目前，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大规模过敏暴发流行源自人类群体所进化的免疫水平状态与外界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压力和心理环境等因素的发展速度水平不匹配，从而导致一种失衡状态。也就是说，人类自身免疫机制的进化速度，跟不上因人类活动而改变的自然界和人类机体状态的发展变化速度。科学研究已证实：某些小分子虽然不会被免疫系统直接识别，但一旦和某些蛋白质结合可引起相关蛋白质结构的细微改变，免疫系统会将其识别成外来物质而产生抗体，进而引发过敏反应。可想而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新的化合物会不断地被合成，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在短时间内迎接更多未知的挑战。然而，从人类群体的社会生物学来说，过敏也许并不是坏事。那些警铃大作的过敏反应虽然会给个体暂时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这些警惕反应也会因此刻入我们的基因，形成一种可以遗传下去的明确风险的策略与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过敏也是人类持续进化的一个证据。【作者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摘自《科学画报》2022年第10期）往期推荐文化|当代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展人物与回忆|三元人民币背后的故事新华观察|“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人物与回忆|荣宝斋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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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1期文化栏目作者：封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4期人物与回忆栏作者：张勉柏三元人民币是我国于1955年发行的一款纸质人民币，它是我国唯一一款面额为三元的人民币。为什么当时我国要发行这样一款面额特殊的纸币呢？其实，这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故事。故事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说起。当时由于国际形势，我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与苏联交好。此后，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密，苏联派遣一批专家为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与技术发展提供援助，而国内也掀起一股学习苏联模式的热潮。而当时苏联的卢布常用“三”的面额，有三戈比和三卢布的纸币。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50年准备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我国选择借鉴卢布的面额体系。另外，当时我国的印刷技术还相对落后，对于现代大额纸币中采用的复杂凹版印刷技术和水印造纸技术的掌握都不过关。为了预防国民党反动派及不法分子大批量造假的行为，我国选择委托苏方印钞厂帮忙印刷纸币。然而，苏联方面的印刷技术虽然十分成熟，但是时间紧迫，如果按照我国旧有的面额体系来印刷，势必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综合以上情况考虑，我国最终确定了仿照卢布的一、二、三、五、十元的面额划分。在人民币面额确定之后，我国政府便邀请众多设计者一起商量纸币的设计工作。等到了设计三元人民币图案的时候，大家却犯了愁。最后，有人提议以江西永新县的一座石拱桥作为三元人民币图案，得到了一致同意。如果家中有幸保留有三元人民币，那么我们便可以看见这座桥的样貌：一座用石板垒砌而成的单孔石拱桥，横跨在一条不算太宽的溪流之上。表面看来，就是一座非常普通的桥。这不禁引人发问：这座桥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为什么设计者们会一致同意选它作为三元人民币的图案？实际上，这座桥并不是一座普通的石拱桥，它对于我们党有着十分特殊与重要的意义。时间回到1928年，当时我国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该年6月，驻江西省国民党军第3军第9师和第31军第27师共五个团，由第9师师长杨池生担任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攻。而当时由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正驻扎在永新县龙源口地区。得悉国民党进攻井冈山的消息后，红四军主动由永新县退回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进行反“围剿”准备，同时组织地方武装袭扰进犯永新之国民党军。6月中旬，杨池生率部由吉安进占永新。22日，以两个团留守永新及其附近地区，以三个团分两路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分经新、老七溪岭合击宁冈，消灭红四军。据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决定，由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在新、老七溪岭阻击国民党军，然后伺机转入反攻，以打破其军事封锁。23日上午，红四军第29团和第31团第1营在新七溪岭击退国民党军左路一个团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红四军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国民党军右路两个团发起多次攻击。23日下午，攻占了老七溪岭制高点，随即乘胜追至白口歼其一部，并直插龙源口，切断国民党军左路的退路。此时，红29团等部将左路国民党军一个团击溃，并跟踪追至龙源口，在红28团和地方武装的协同下，将其全歼。这场发生在永新县龙源口桥附近的战役，最终取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的胜利，并且缴枪七百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史称“龙源口大捷”。龙源口大捷桥“龙源口大捷”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因此说，这座桥不仅不是一座普通的桥，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新中国的成立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我国选择将此桥作为三元人民币的取景图案，正是为了铭记这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1955年3月1日三元人民币印刷完成并正式发行，此后三元人民币迅速流通至全国各地，可是到了1964年，国家却宣布停止流通这款人民币，并通知从当年4月14日起限期一个月内回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这一款三元人民币主要是在苏联印制而成，苏联保留有当时印刷纸币的原始印版。为了防止苏方利用手中的印版印制“真版伪钞”，对我国金融秩序造成破坏，政府决定停止流通并限时回收销毁这款三元人民币。纵观这款三元人民币的生产与销毁过程，不禁会让我们感慨，从成立新中国到发展新中国，这一路走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与曲折。这一张小小的纸币背后，保存着一段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红色回忆！（摘自《书屋》2022年第9期）往期推荐新华观察|“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人物与回忆|荣宝斋的“看家本领”文艺评论|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新华观察|大豆问题调查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4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谢玲红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3期人物与回忆栏作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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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1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代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0期文艺评论栏目作者：乔国强引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20期新华观察栏目作者：冯兴元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9期教育栏目作者：杜瑞军城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高考改革关注的焦点。我国高考改革历来关注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问题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的推进，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公平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2000年农村学生占招生总数的48%，2012年达到59.1%，其中本科生由44.1%提高到52.5%，但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为此，国家在2012年启动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2014年开始又启动了“高校专项”和“地方专项”，构建了重点大学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招生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就读重点大学的机会，为我国建立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支持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这些倾斜性的专项招生计划是我国为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特色方法，对于提升特定地区学生进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高等学校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构建了区域属性导向（贫困地区）、人群属性导向（农村学生）、教育资源质量导向（部属和省属重点大学）的倾斜性招生体系，是一种更加关注发展平等的精准化、人性化的政策工具。相比于“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高校专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高校专项”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教育部指定的其他高校实施的面向边远地区农村学生的单独招生计划，很多研究者在分析“高校专项”计划时，以《教育部关于做好2014年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工作的通知》（教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