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CEO库克年薪17亿，咱打工人想要财务自由该怎么办？

今天一早，码君在微博热搜上看到了苹果CEO库克在2020年的薪酬为2.65亿美元。家人们，这相当于17亿人民币了。

就这待遇，库克还仅仅排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和高管名单的第八名。

小了，码君格局小了。

根据数据，库克从奖金中获得了1070万美元，工资300万美元，津贴100万美元，股票奖励2.503亿美元。

果然，股票奖励才是yyds。

这不禁令码君回想起2007年阿里在香港上市时，一夜间批量产生千个百万富翁。那夜，大佬们纷纷撕下了打工人的外衣，露出了财务自由的本色。

这可酸死我辈打工人了，要知道无论是如今正奔向互联网的年轻人，还是已混迹互联网多年的老兵，他们之所以还在一线城市拼搏，为的也无非是那一丝丝阶级跃升的机会罢了。

那么，如今的互联网行业还有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吗？

股票期权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唯一途径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句名言在通往财富自由的路上或许并没有错。

在码君看来，如今的社会依靠死打工，是不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

因为不工作的时候就没了收入，而大部分工作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财务自由的需求。

以上海为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区为八万八，而最低的区为四万一，而同期上海的房价约为五万每平，大部分上海打工人的存款甚至买不起一两平的房。

所谓很高的大厂员工的薪资也只是被平均化了，普通大厂螺丝钉根本无缘财富自由。据2019腾讯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19年一季度薪酬总额为116.16亿元，平均工资达到了7.09万元，很多腾讯的员工看到新闻自发就站出来喊话：“我们工资没有那么高，我们是被平均了，都是高管们工资高而已，马化腾的年薪到达2755万元”。

更何况现在的大厂逐渐内卷，程序员还有35岁瓶颈，职业生存机会越来越小。只有靠股票期权或者跟着一家好公司发展，才能捞你出“穷”海。

最典型的就是风口上的公司，过去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跟着阿里走在风口上，彭蕾从hr做到了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董事长，谁能不说一句羡慕呢？

还包括字节跳动的抖音，美团、滴滴等大厂，都借助了风口实现了自身由小厂向大厂的转变，其核心员工也跟着风口收获了财务自由。

在这其中占大头的是股票奖励，库克之所以能够拿到那么高的薪水，完全得拜股票奖励所赐。

股票奖励一般分为四种：直接持股、期权激励、限制性股权和虚拟股权。

直接股权即直接给股权，被激励对象享受的是全部的、完整的股权。

对员工来说，股权一方面是政治权利，即我持有股权，所以我享有了对公司的决策权，即股东的表决权，颇有一点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意味。

另一方面是经济权利，即我享有收益权，主要包括分红权和增值权。

但是由于员工一般更关注经济利益，老板也会有员工直接持股，分掉决策权的担忧。而且未来人员进出变动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一般很少会有用“直接持股”做激励的公司。

相比之下，期权就常见的多。可以覆盖到企业中层以上。期权的言下之意即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权利，它是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约定好并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既作为员工可以低价购买公司股票，赚取市场价和购买价之间的差额。

所以有期权的员工会更加卖力工作，提高公司股票价格，这样才有的钱赚。

限制性股权则是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给了员工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权，可能是免费给的，也可能是以折扣价给的。其限制性体现在，要达到一定工作年限或者达成一定业绩目标，才能真正去转让出售，否则这部分股票就不能被解锁。

这种一般是用于企业的高管、核心人群，有时也会用它来跟外部的资源合伙人、顾问等进行绑定。

最后，虚拟股权就是没有真实的股权，享受的是经济利益——分红权和增值权，在实践当中的应用还是相当多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为了。华为是中国所有民营企业、科技公司里最早使用股权激励的，而且一用就是30年。它采用了叫TUP的虚拟股奖金激励模式，员工可以享受递延分红和增值收益，以5年为期限，每年享有不同的分红收益。

根据公司的业绩情况，第5年除了享受分红收益外，还有一次性的增值收益，让打工人们羡慕不已。

说回主题，库克凭什么能拿到这么高的股票激励？

原因简单粗暴，因为他把苹果的市值做到了两万多亿。

看看你手中的iphone，它是不是越做屏幕越大。

看看你手腕上的iwatch，它是不是让你在买不起绿水鬼的情况下可以大言不惭的称自己是“科技爱好者”。

看看你耳朵里的airpods，它是不是在你每天挤地铁的时候给你安慰、鼓励和爱。

这样想下来，库克拿这么多钱似乎也有理有据？

想找对风口，能力、运气缺一不可

如今的互联网行业机会已然不多了。

今年2月5日，快手在港交所上市。根据此前快手向港交所提交IPO招股书，4551名员工将获得股权激励，人均获 11.5万股，按收盘价300港元计算，这些快手员工人均身家超345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878万）。

这印证了一句老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的确，一次同样是求职，有的人进了快手，有的人去了普通民企，有的人选择创业……

4年后，去了快手的人期权上千万，去了普通民企的还在每月努力还房贷，而选择创业的更可能的结局是相忘于江湖。

想要改变命运走向财务自由的道路，选择有上市潜力的公司还是远远不够的，在红利越来越少的互联网行业，运气也是少不了的一环。

一个运气不好的打工人悲惨起来甚至会显得格外好笑，例如某菇街的员工，就惨遭期权稀释。

2018年12月6日，蘑菇街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在此之后，一系列的事情随之发生。员工期权被稀释，多年心血白白流出，甚至有些期权还是老员工花费了小六位数的钱购买的。上市之后手中拿到的期权在价值上，还不如一些互联网公司一年发的奖金多。

看了这些鸡贼的老板，网友们直呼“又心酸又好笑。”

而某菇街的创始人则对此发声：“自己只对客户、股东、员工的成长负责，至于所讲述的财富自由公司没有任何的义务。”

更具代表性的还有蚂蚁金服，原本计划在上交所科创板和港交所主板“同步上市”，蚂蚁金服的员工们也都兴奋难耐——有人估算，蚂蚁上市将诞生1000个平均身家3亿的富翁。

可事与愿违，蚂蚁金服上市计划因为某些原因被叫停，无数人的梦就这样碎了。

再结合近期在线教育行业大裁员一起来看，打工人想要找对风口收获财务自由并非易事，需要能力与运气的结合。

抓住尾部红利，打工人还需努力

乱世出英雄，现在的玩法规则逐渐完善，想要大量的规模的造富已然不太可能。

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独特的经济特性，另一方面也适逢互联网红利期，二者的叠加使得2014年前后，互联网企业得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用智能手机行业的增长就能很透彻的看出互联网红利的发展与消退。中国互联网的创业热潮出现在2012~2014年期间，而同期的手机普及率情况为：2008年，我国手机普及率只有48.6%，到2014年达到94.03%。这期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00%，到2016年，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已接近5亿部。

然而，近10年的高速发展使智能手机市场趋于饱和。2016年，我国手机普及率已达到95.6%。2017年，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出现4%的下滑。有人说智能手机普及度的饱和，也标志互联网的流量红利步入尾声。

互联网红利期逐渐过去，机会越来越少，以至于很多人认为：随着用户和流量红利的消退，互联网企业应该从追求增量，跑马圈地的思维，转换为挖掘现有用户价值，提高单个用户价值的存量思维。

换句话说，就是互联网企业不要再往上盖高楼了，好好加固地基才是当务之急。

正是因为互联网企业突飞猛进的太快，导致很多赛道并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崩塌之势。是在线教育股价跌的还不够？还是裁员裁的不够多？

虽然现在互联网公司的红利期逐渐消退，但别拿尾气红利不当红利。码君认为还是有很多有潜力的好公司值得大家去为之奉献青春的。

而我辈打工人能做的只有修炼内功，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平时再多扶几个老奶奶过马路，积攒积攒人品，谁说下一个财务自由的人不可能是你呢？

你认为股票期权是不是找工作最重要的参考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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