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影像改变的藏族女孩和村庄
11月1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观摩了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郭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藏族女孩此里卓玛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卡瓦格博》，对该片给予很高评价。
不久前，该片荣获“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铜收藏奖”。听说获奖的消息，此里卓玛在朋友圈中表示“诧异”：“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影片都会归类到社区单元，并自然而然地避开竞赛。这使我产生一种错觉——竞赛单元的影片是一种艺术，社区单元的影片是一种生活。艺术是可以得到承认的，生活却不一定。”
对于获奖，此里卓玛感到很高兴，但她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一个开始，而他们“身后那群乡村影像拍摄者记录的作品，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片”。
▲云南迪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学员放映交流活动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此里卓玛。
在没有遇到郭净之前，此里卓玛对著名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并没有特殊的印象。“我们都叫卡瓦格博爷爷，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转山，但从来没有想过，掩藏在云雾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么样子。”
2003年，刚从云南省电影学校（现已并入云南艺术学院）电子声像设备专业毕业的此里卓玛，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导游。她在学校里学过一些电影欣赏的课程，却从没摸过摄像机，对纪录片更是一点儿也不熟悉。
那年夏天，她和邻居仁青多吉老人转山时，遇到了前来拍摄的郭净。人类学学者郭净立志于做一个卡瓦格博的影像库。仁青多吉是当地藏族文化“百事通”，会藏文、藏医，还出过两本关于藏族神山体系的书，自然成了郭净的拍摄对象。藏汉双语兼通的此里卓玛，成为郭净与藏族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郭净拍累了，就把摄像机交给此里卓玛，鼓励她拍摄。20来岁的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就拍到了村民们拯救掉到深坑的青蛙的故事。这段不加雕琢的记录，后来剪成了《小生命》片段，清晰地展现了藏族人众生平等、不杀生的文化信条。
此后，郭净力邀此里卓玛加入自己的“社区影像教育”项目，并且担任影像记录人。此里卓玛却说，她个人对摄像机没有太大的好奇心。“我不是那种坐在旁边冷眼旁观的人。大家喝酒说话唱歌聊天，我会跑过去参与。但是拿摄像机的人，却只能坐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玩，自己却不能参与其中。”
2006年，郭净所在的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组建了一个“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工作坊”。这是一次将摄像机交给当地村民的影像试验，要求参与的成员两人一组，一个接触过摄像机，一个零基础，联合拍摄一个关于村庄的影片。
此里卓玛参加了这个项目，和她的姐夫鲁茸吉称组成了搭档。拍摄对象就选择了鲁茸吉称生活的村庄——德钦县云岭乡佳碧村。
佳碧村坐落于卡瓦格博神山脚下的澜沧江畔，全村30户人家，全部是藏族。此里卓玛和鲁茸吉称拍摄了3年，后来将素材剪辑成了一个50分钟的纪录片《我们佳碧村》，配上了汉、英、藏语字幕正式出版。正是这次拍摄，彻底改变了此里卓玛对影像的印象。
在进入拍摄前，工作坊的老师只教给他们摄像机使用技术和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技巧，并不要求拍什么、怎么拍，但特别强调，影片从选题、拍摄到后期剪辑的过程，都必须有村民的全面参与。
▲此里卓玛和培训老师合影。
进村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拍摄主题。村民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想法，最后一致决定，拍摄佳碧村一年四季的生活。
从三四月的农耕播种，到七八月的捡松茸、放牧，再到秋冬农闲时节的婚庆、新房乔迁，此里卓玛和鲁茸吉称整整拍摄了3年。每一次拍完，他们都把摄像机接到电视上，村民看了素材以后，一起讨论内容的取舍。需要补拍的画面在次年和第三年补充完善。
“比起拍摄本身，我觉得回看、讨论这个过程更有意思。大家通过影像回观自己，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邻里关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此里卓玛说。
佳碧村是一个林业村，长期以来，村里靠砍伐栎树枝获得可观的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村里集体活动费用开销。然而，村民们对比了3年的影像素材发现，村子后山的林线在逐年后退。这不禁让村民们对赖以生存的家园产生了担忧。
后来，村里订了一个村规民约，不再砍树，自己烧柴也不砍新鲜的，捡干柴来烧。
这件事触动了此里卓玛。之前，她做过很多社区工作，深知让社区居民聚焦到一件事情进行深层次讨论并非易事。然而，借助影像这个媒介，村民们很容易就同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并且达成某些共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拍摄的乐趣，发现了影像背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此里卓玛说。
她逐渐对影像产生了兴趣，之后又拍摄了《神山》《朝圣者》等纪录片。
几年后，此里卓玛加入了德钦当地的民间文化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成为专职的工作人员。她当时的梦想，就是换一台好的摄像机，拍一部好的纪录片。
当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公益项目——村民影像计划项目“乡村之眼”刚好要在德钦开展活动，此里卓玛与项目负责人吕宾一拍即合，马上发起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培训班，把摄像机发到村民手中，由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乡村之眼’背后的理论支撑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从影视人类学来说，使用影像来表达及剪辑的相关逻辑，都有其文化背景。“社区的人怎样用影像来讲故事，他们想表达什么，‘乡村之眼’从诞生之日起就试图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云南“乡村之眼”项目原助理唐晓云说。
作为“卡瓦格博乡村之眼”的负责人，此里卓玛不但负责物色合适的学员来参加培训，还要充当后勤、协调、翻译及后期的素材整理等角色。“乡村之眼”第一期学员有12人。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昕及钟键、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陈学礼、云南省社科院的章忠云等都为项目提供过教学和实践指导。
学员拍什么、怎么拍，决定权都在村民手中。“乡村之眼”项目团队仅提供技术上的协助。项目运作多年，诞生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如《葡萄》《虫草》等。
“因为村民们能力有限，他们很难在一小时的成片里把整个生活状态讲清楚，或剪出一个特别精彩的影片。但他们一年年累积起来的素材尤为珍贵，这些素材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此里卓玛说。
卡瓦格博文化社为这些影片组织了流动放映活动，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这种放映活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放映活动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放映的不再是外面的影片，而是村民自己拍摄的影片，村民们变成了讲故事的主角和故事里的主角。”唐晓云说。
在卡瓦格博文化社及来者文化公司工作多年，此里卓玛实现了从拍摄者到行动者的转变。
今年5月，此里卓玛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旅程。这个刚到昆明时连汉语日常交流都成问题、夏天都不敢穿短袖、不敢披着头发的藏族姑娘，在挑战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11月17日，她在朋友圈秀出的祥云手工钱包，被朋友以100元的价格拍走。“这些年，我做了很多文化保护的事情，学习了很多高大上的理论，但归根结底，这此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回到生活中来，才有可能继续传承下去。我想将这些传统理念拉回到具体的事情上，回到一件件具体的行为和物品里。”此里卓玛说。
现在，此里卓玛正在为“德钦县格桑花妇女手工艺品及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而紧张地忙碌着。她要将当地的手工艺品、生态农副产品、葡萄酒、核桃油，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与村民们共同致富。
从2010年政府在德钦推广种植葡萄以来，葡萄日渐受到藏族百姓的欢迎。“以前我们种青稞，现在我们学着把葡萄种好。尽管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生产方式，但我们会把自己传统的道德观以及我们和大自然相处、打交道的方式，融入到现代生活里。”此里卓玛说，“现在，有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我们学了很多知识，更希望反哺到社区，用到各种生产生活之中。”
从影像中记录的古老技艺，到现实中可触可感的具体作品，此里卓玛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从影像回归到生活，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并让它们迸发出新的生机。
目前，此里卓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产品。得益于长期的社区影像拍摄工作，她不仅学会了如何与村里的妇女沟通，也明白了藏族文化的价值增长点在哪里。在实现人生换挡升级的同时，她也会继续自己的影像记录。
“影像记录说到底是人的故事，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它总是在不断推进、演变。影像记录没有终点，因为人的故事一直在绵延发展。”此里卓玛说。
来源：中国民族报 记者/王珍
监制/孙雅莉 统筹/周芳 制作/彭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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