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蔡仪美学思想的两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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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美学思想的两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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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宏，内蒙古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原载/《文史哲》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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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仪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同时期既接近于革命意识形态，又与其有原则差别。但蔡仪运用革命话语系统维护学术地位，经营学术团队，使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在理论实质上，革命话语仅仅是蔡仪美学思想的表层特征，形象崇拜则是其美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形象思维论是其理论逻辑的核心内涵。蔡仪形象思维论的哲学基础是物本论前提下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专业研究队伍扩容，相关理论刊物、书籍不断翻新，国内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状况下却“面临十分艰难而且百般交集的复杂局面，马克思主义美学似乎丧失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丧失了表征和描述‘未来’的能力。”造成这一尴尬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来说，其理论体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理论逻辑的内在矛盾则是值得注意的方面。本文试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为例，探讨此类矛盾所在。
客观派美学家蔡仪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主流性、斗争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蔡仪自己的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较接近于主流。
如果要将蔡仪的政治思想做一大体划分的话，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跟着讲”，时间大约是1938-1966年。“跟着讲”时期的蔡仪，在思想上认同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基本性质的判断，认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认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但在实践上是以学者为主；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的“后悔讲”。文革期间，文艺界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蔡仪并不适应，在实践上并不情愿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理论上坚持他的形象思维论及“唯物论”，后悔跟着大家走，反对文革的大批判运动。但他不是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是以卧薪尝胆的方式蓄势待发，期待未来的转变；第三阶段是文革结束后的“诗化”生活。“诗化”时期的蔡仪，经过文革时期的卧薪尝胆修成了正果，能够发文章，招研究生，开学术会，又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掌握着《美学论丛》、《美学评林》、《美学丛书》等一系列刊物的话语权。对蔡仪来说，批驳车尔尼雪夫斯基、苏联美学家和青年马克思，培养一批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的青年，形成巩固自己的“学派”是其事业的核心；第四阶段是新时期以来的“左”派生涯。“左”派时期，蔡仪的“革命”有着双重内涵：一个是反对自由化思潮，以“马”反“资”，一个是延续了诗化情结，活在当下，具有浓厚正统派色彩。
蔡仪晚年
其次是蔡仪时刻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用“马克思主义”批驳他人美学、维护自身的学术正统地位。
蔡仪的第一场战役是针对朱光潜的。蔡仪早于1949年就发表或写成了《论朱光潜》和《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二文。文中指出朱光潜本人是“以旧的士大夫的底子，而加上洋化的镀金”合成的，朱光潜的理论性质则是“文艺上的中体西用论”，朱的超脱现实人生的文艺理论，“竟使他‘堕入为文艺而文艺那个魔障’了”。蔡仪的第二场战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7月，《文艺报》发表了吕荧批评蔡仪《新美学》的文章，指出《新美学》“把物还原成‘属性条件的统一’的时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物的现实性的客观存在，把它变成了抽象的主观观念中的存在”，这样的理论“是用唯物论的前提去解释唯心论理论的产物”。直到1955年，“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台后，蔡仪十分高兴，因为“只有争鸣的环境，他才有发言的可能”。1956年，美学讨论开始后，蔡仪写成批评黄药眠的《评<食利者的美学>》一文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批黄的文章发表后，蔡仪又从反对所谓唯心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成新文章《批判吕荧的美是观念之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由于顺应了美学讨论的主题，《分歧》一文得以顺利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基本达到了反批评的目的。随后在与朱光潜、李泽厚等的辩驳论战中，蔡仪反复地批驳他人的美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乃至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的美学讨论文章就集成小册子《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样，确立了美学讨论之一家的学术地位。
第三，历史经营和美学团队建设进一步使蔡仪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革命话语系统的代表。
随着文革的结束，蔡仪等人的美学思想又经历了进一步正统化的历史过程。就蔡仪来说，资格老、根系深，掌握各类学术刊物的话语权，及其有意识地在建设一个学术王国，使大多数蔡仪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几乎都把蔡仪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蔡仪学派的人们，无论在其生前还是去世之后，他们在《蔡仪美学思想研究》、《蔡仪纪念文集》、《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等文集中，始终贯穿了把蔡仪定位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主线。这样，蔡仪本身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色彩，又被浓重地诠释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美学”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不愧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虽然蔡仪在理论话语上使用了许多革命叙述的方式，但理论不是声势的产物，理论要凭借其逻辑的力量展示给世人。那么，蔡仪美学思想的理论逻辑或理论核心是什么呢？
蔡仪的形象思维论
蔡仪的美学思想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形象（或称意象）。他认为，“艺术的根本特点在于它的具体的形象性”，所以“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第二个关键词是具象概念。具象概念是“以‘概念’表明它在思维活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具象’表明它作为美的认识的特点”。第三个关键词是“美的观念”。蔡仪认为，由于具象概念之间的不断关联推移，其“意识性也增强了”，形成 “意象”。而意象又经过“正确的思想原则的指导”+“符合形象思维规律的艺术形象”则产生出“美的规律的意象”，或称“美的观念”。
蔡仪形象思维论的哲学基础
蔡仪美学思想中形象本质论的形成与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蔡仪先生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够到位，唯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唯物主义”才算是抓住了这一哲学的本质，而辩证法则 “根本上是作为认识的方法看待的。……是思维的一种逻辑规律。”在蔡仪那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个管本原，属于物质的层面，一个管思维，属于意识的层面。这个意识层面的东西虽然来源于客观现实世界，但终究是“思维的辩证法”，而不是恩格斯式贯彻到自然界和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观点和方法、（物质）本原和思维规律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旧唯物主义之所有还能被称为唯物主义，就是因为它们相对于宗教神学，相对于人们的主观臆想，更多地从其所在时代的生产条件出发，指出世界的本原是水、是火，是原子，但它是“永远绕一个圆圈旋转，……总是产生同一结果”的物质，是有缺憾的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人们不仅知道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而且知道物质世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规律，不是一个闭环式圆圈的发展过程。至此，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成为二而一的东西，任何想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分离开来的企图，不仅在实践上是荒谬的，而且在理论上是开倒车。
但蔡仪依然由其自有逻辑出发，形成了他的哲学路线：以所谓唯物主义为根基，坚持反映论、认识论而否定反映是能动的反映，否定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以实践为标准和推动力的认识，从而实际上否定了实践论，排除了人在整个认识、反映过程中的能动性。由这一哲学路线出发，必然会在美学理论上陷于荒谬。比如在美学根本问题上，不承认美是第二性的意识领域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意识具有能动性并不是唯心主义的特权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命题，而把意识领域的“美”推向了与物质相等同的第一性地位。接着，蔡仪又根据物质不依赖于意识的教导，进一步发展出了物质和美不依赖于人的结论，从而使他的“唯物论”美学从根子上滑到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从这个根子出发，蔡仪拼命去找寻作为物质的美的“物质形态”，由于他根本不知道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存在方式，根本不知道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于是就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找到了表面的、静观的“形象”作为美的存在方式。这一“形象”不断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有时候规定为物的属性条件决定的单象美、个体美、综合美，有时候又规定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形象美。最终逐步发展出了“表象形象→具象概念→典型意象（美的观念）→典型形象”的一整套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思维美学理论。
蔡仪形象崇拜式的美学理论，其实就是形式崇拜的变种。所以当蔡仪说“真和美都是客观的，而善和道德在本质上相同，是意识形态性的。”从而在美和善之间划了一道存在和思维的鸿沟。于是有美学家就反问蔡仪，典型青蛙美不美，典型的坏蛋美不美？为弥补这道鸿沟，蔡仪不得不走上二元论的道路：自然事物的美在于它的自然性，社会事物的美在于它的社会性。如果这也能称得上是唯物论的话，那它就是美学的“唯物二元论了”！虽然名称极悖谬于逻辑，但仅限于用在蔡仪身上大约是合适的。这样一来，蔡仪的美学体系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矛盾性：一方面强调“美和真理则是客观的，是没有阶级性的”。因为很难想象以形象形式为核心的美学理论会对阶级、道德做出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却用一套貌似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充斥于整个美学、文艺学研究，大谈“社会美的美感中还明显地具有主观倾向性，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更明显地具有阶级性，有时还是强烈的战斗性。”；一方面强调自然美和社会美的统一性，“自然美发展到更高的社会美”。另一方面却把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根源二元化；一方面用所谓形象的客观性来支撑其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具象概念→意象→美的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主观的心或意总是起主导作用”，如此等等。
蔡仪美学思想的社会根源
人们持有什么样的思想，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生活、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蔡仪应该也不例外。
蔡仪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青少年时期长期在国内外读书，1937年回国后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后来以学者的面貌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这样的生活经历，在蔡仪的早期诗歌中有所表现。
有的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末世情调：
我颓丧地坐在房中，
心境像是一座危城，
……
我狂饮着玫瑰，
一杯，两杯，三杯……
在黑暗的现实面前（1940年代），虽然梦想的是：
侧着眼睛看看树又看看天，
心却飞向晴朗的北边去了。
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1940年代），一边选择的是：
谁叫我们千万的人民，
只能逃，只能逃，
走向这样死路一条！？
一边想到要抗争（1944年）：
为什么不把锄头和他们说话呀？！
……
来，休息一下我和你同去！
到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飞速发展，身处入党前夕的蔡仪依然看不到什么未来生活的亮色：
中午人们又向每条小路回去，
沉重的心拖着沉重的脚步，
这个诉说买价太高，
那个诉说卖价太少，
卖的买的都带回去一样的苦恼。
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打了6年交道，中共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还处于入党前期的蔡仪，依然在逃离、抗争、苦恼的漩涡中挣扎。蔡仪思想的底色，很难说摆脱了有产阶层的犹疑和矛盾。
蔡仪就是在这样的既进步又犹疑，既反抗又苦恼的思想底色下完成了他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的写作，并以此奠定了其一生的理论基础。至于与工农的联系却比较少，对底层人民的生活还比较陌生。因而蔡仪虽然接受了党的理论，但在理解底层的生活时往往是教条的，以绝对律令的、表面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历史运动基础的“形象”。如劳动者的形象就是美的，工农兵形象就是美的，自然的形象就是美的；美就是现实，美的载体就是形象，把美的形象在意识中不断加强，就可以达到典型意象（美的观念）。如果要让蔡仪从实践的角度，从生产劳动、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斗争的角度，从具体的、“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从底层人民的生活及其社会理想的角度去理解美和艺术，在蔡仪是困难的。
当蔡仪发现，他的这一套从形象出发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愈行愈远时，他开始了猛烈的反攻，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前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形态--前苏联美学，甚至彻底否定了马克思本人所著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一来，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必将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原。
早有学者指出，当代布尔乔亚化了的所谓马克思的信仰者们，处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处在工人运动之外，“却妄图用自己的解释来‘重新发现’和‘恢复’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思想’，或者，最后，适应新的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理论早已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剪裁。恰如鲁迅先生所说：“革命也如此的，艰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当代共产主义者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确立为底层人民歌与呼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系统，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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