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 陈炎：东方与西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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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炎，原山东大学副校长、《文史哲》杂志主编
原载 | 《文明呓语》，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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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悦读”所推送的文字，节录自著名美学学者陈炎的《文明呓语》一书。作品以灵动的笔触、跳跃的节奏，呈现思想的光芒，深具可读性，又不乏洞见。并以此聊表对先生的缅怀。
东方与西方（上）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产物，必然产生于社会生活自身的异化。大体说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崇拜都是父系社会后期、氏族制度解体、文明时代诞生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前者是精神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禁欲的，对精神世界、宇宙本原的不顾一切的追求；后者是肉体的沉醉，表现为一种纵欲的，对感性、肉体存在的忘乎所以的肯定。“如果说，阿波罗神是光明、智慧、理智的象征，狄俄尼索斯神则代表了玄暗、野性和放纵。”倘若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表述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狄俄尼索斯式的解脱可说是一种直接的“宣泄”，而阿波罗式的解脱则要算是一种变相的“升华”。
在西方的古典时代，由于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致使遭受异化痛苦的人们不得不在感性的肉体存在或神秘的彼岸世界中去寻找寄托，于是便产生了酒神与日神精神。然而，在早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发展得不够充分，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裂很不彻底，这就为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同酒神崇拜一样，早期的道家思想与母系文化之间也有着影影绰绰的联系。不仅如此，同酒神崇拜一样，道家作为现实生活的反动，也是以个体的感性生存为目的的。然而，老、庄之学却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之中去证实人的感性存在（如生吞活剥野兽之类）。道家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安慰，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物我两忘的境界。
酒神狄俄尼索斯
同日神崇拜一样，早期的儒家思想也有着维护社会秩序、捍卫既有文明的功能。不仅如此，同日神崇拜一样，儒家也注重理性的探索、精神的追求，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倾向。然而，孔、孟之道却不像阿波罗崇拜仪式那样，在精神的沉醉之中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理性本原联系起来。儒家讲究“爱人”，主张“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之中来确立人的价值和地位，以实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的政治理想为其最高的生活追求。
作为古希腊社会的两种宗教精神，日神与酒神的对立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彻底分裂的产物。这种分裂使得西方人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呈现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格局，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呈现为体育与科学的对立格局，在“民族社会结构”中呈现为自由与法律的对立格局，其中对立的双方以相反相成的方式推动着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作为古中国社会的两种早期思想，儒家与道家的互补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素朴协调的结果。这种协调使得中国人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呈现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相互制约，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呈现为艺术与工艺的相互渗透，在“民族社会结构”中呈现为伦理与政策的相互补充，其中协调的双方以相辅相成的方式维系着中国文化的稳定。
由于感性与理性冲动发展得比较充分，使得西方世界狭义的“民族文化结构”以相互对立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方面，是体育；在理性方面，是科学。
从表面上看，东、西方都有着类似的体育活动，然而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着的深刻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体育不单纯是为了锻炼身体，也不仅仅是为国争光，而是对于人的感性能力的开掘与探究，是一种肉体的沉醉。因此，凡是能够表现人的感性能力的各个方面，无论危险多大和代价多少，西方人都可以设立比赛项目。为此，他们不仅可以攀登绝壁、可以潜入海底、可以进行别出心裁的悬崖跳水和危险异常的汽车大赛，而且可以进行并不美妙的“健美比赛”和有害无益的“赛吃运动”……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那样的荒唐可笑，甚至被斥之为一种“吃饱了撑的”的无聊举动。然而，西方人却进行得那样一本正经，甚至严肃得有些神圣。这简直是一种宗教，是由酒神精神所演变而来的奥林匹克精神。事实上，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本就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其中的宗教意味还可以从点燃并传递“圣火”这一仪式中体现出来。这种精神不仅使得体育事业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占有着庄严而神圣的地位，而且使得西方人的体育活动中至今仍保留着某种酒神式的迷狂。在残忍的西班牙斗牛和屡禁不止的英国球迷闹事活动中，我们难道看不出狄俄尼索斯崇拜仪式的影子吗？
西班牙斗牛
这种影子不仅在体育活动中可以看到，而且在某些娱乐活动中也不难被发现。大而言之，有所谓全民参加的“狂欢节”；小而言之，有所谓个人举办的“假面舞会”。说到底，这类活动可被视为狄俄尼索斯仪式的现代范本：人们在文明的社会中分割出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空间，使那些压抑已久的感性欲望和肉体冲动得以充分的宣泄，以便于重新恢复身心的平衡。从这一意义上讲，体育和节日，在西方社会中均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通过它们，可以释放出某种有害于社会秩序的感性冲动。
如果说，西方体育事业的发达是与狄俄尼索斯式的肉体沉醉有着内在联系的话，那么中国体育精神的薄弱则不得不归咎于老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在限制纵欲主义的同时，也就限制了正常欲望的满足；在限制反理性之冲动的同时，也就限制了必要的感性冲动。老子主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这种拒绝冒险、回避竞争的态度显然与竞技性很强的体育精神是相互排斥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老、庄思想中也有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以后的道教，对于以吐纳导引为特征的气功与武术等中国式的健身方式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强身健体之术与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是有重要区别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不以健康以外的竞争为目的，不去追求某种超乎常态的体能和叹为观止的对抗，因而便不会导致身体机能的片面发展，也不会带来某些不必要的危险和牺牲。然而，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活动既不构成人对自然的挑战，也不构成人与人的抗衡，因而既弱化了竞争的机制，也弱化了冒险的热情。
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原因不能仅从体能、经验和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还应在更深的民族心理层面上去探求：看看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缺少一种使足球成其为足球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感性冲动。
扩而言之，道家精神对于感性冲动的限制，之于我们民族的消极影响就绝不限于体育本身了。翻开我们民族的辞典，到处可以看到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激流勇退、逆来顺受等格言名句。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文化氛围，不仅使民族的体育事业难以腾飞，而且给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深的惰性。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无形的惰性缠绕着东方巨人的身躯，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物质世界相抗衡的勇气，缺乏求新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而总是陶醉在所谓“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
因此，尽管道家思想中确实有一些反对趋炎附势、强调人格独立的内容，并因此而长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欣赏与推崇；但从总体上说，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家思想是一种弱者的哲学。因为道家将自我从社会的约束中挣脱出来，是以将自我重新投入自然的怀抱为前提的，所以它一向思索的都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问题，而从来不曾考虑如何以强胜强、以刚胜刚，即如何弘扬主体的力量以压倒和战胜客体的问题。作为“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的思想材料，道家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而非改造的思想，对于纠正片面征服自然的西方传统观念自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而且这种合理之处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和讨论之中已被反复地强调了；现在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切不要忘记，在这种合理的思想之中，也同样潜伏着极大的片面和弱点。
在西方，不仅充满感性冲动的体育活动与宗教有关，而且体现理性追求的科学活动也与宗教相联。只是这里所说的宗教已不再是酒气熏天的狄俄尼索斯，而是端庄宁静的阿波罗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证明式的演绎推论基础上的数学，则是由毕达哥拉斯等人创立的。我们知道，几何学上的“勾股定理”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普罗克洛在《欧几里德<几何原理>注释》中甚至认为，就连“数学”这个词也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使用的。然而在历史上，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
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如何小心翼翼地摆弄我们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因此，要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与推论，即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就必须将对象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等人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进行研究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
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毕达哥拉斯有句名言：“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说到底，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原”这一超感官对象的有效途径。
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上述分析，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事实上，正是为了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才使得欧洲历史上的毕达哥拉斯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一在其产生之时并无实际效用的事业；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科学追求，才使得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使用演绎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零打碎敲。这样一来，宗教与科学的结合便同时提供了动机的超越性和方法的逻辑性两方面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出现，也正是西方科学得以长足发展的必要前提。
如果说，与酒神精神相比，道家的弱点在于缺少感性冲动；那么，与日神精神相比，儒家的弱点则在于缺少理性冲动。我们知道，同日神崇拜一样，儒家也不满足于肉体的沉醉，而去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寄托，然而这种寄托却无需到抽象的思辨领域和神秘的符号世界中去寻求。儒家不作抽象的形而上的玄思，对于生活现象以外的东西，儒家善于采取一种与其说是聪明毋宁说是机智的态度——存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名言，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现实生活的执着追求；而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近乎悲剧精神的人世态度，也充分体现了“实践理性精神”的可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强调理性和实践的结合，这不仅不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优点，而且是其最大的弱点。正是由于儒家用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看待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中国人理性思辨的能力，束缚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科学的落后。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科学的落伍只是近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我们的科学较之其他民族则是遥遥领先的。然而，这种流行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古代的西方人眼里，东方的汉、唐帝国是繁荣和强盛的，但是这种繁荣和强盛主要是由于军事和文化，而并非由于科学。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发达的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工艺。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都带有工艺的色彩，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都带有谋略的痕迹。由于它们所使用的思维结构大多不是“因果关系”而是“阴阳关系”，因而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有着很大的差距。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曾有过很多为中国传统护短的言论，例如论证缠足、纳妾如何合理之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却是相当清醒的，他指出：“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也有纯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的确如此，仔细看看：指南针不是电磁学，造纸术不是物理学，传统的火药不是依据化学方程式配制出来的，而活字印刷也用不着电子科学的参与……如此说来，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并非科学，而只是工艺！
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为圆周率的π值找到一个相当精确的数据，但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体系；中国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而建造起天坛祈年殿式的精美建筑，但却不可能建构起一个牛顿式的力学体系……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然而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历史竟然如此荒唐，使得每每沉湎于抽象玄思的西方人发展了科学，而念念不忘经世致用的中国却只成就了工艺。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冷静地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段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科学事业是否发达，不仅与这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与这个民族对待科学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具有毕达哥拉斯传统的西方人眼里，科学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种超越自我、求得永恒的寄托。而在孔夫子的后代们看来，真正伟大的事业只有一个，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这种只面向社会而不去面向自然的理性追求，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对于科学事业的忽视。在中国古代，工匠和医生的地位是很低的，属于“下九流”。直到今天，一名研究员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社会待遇也未必比得上一位处级行政干部。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而读书并不是为了穷尽自然的奥秘，而是为了做官当老爷。直到今天，对于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讲，毕业后从政求仕仍不失为一种最为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要使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感性与理性分裂得不够彻底，使得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结构”与西方世界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这里，体育和科学都不发达，突出的却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艺术与工艺。毛泽东曾经说过，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部《红楼梦》可以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这句话着实道出了我们民族的特点。“四大发明”是工艺，《红楼梦》是艺术，而中国的工艺和艺术向来是举世闻名的。与体育和科学不同，无论是艺术还是工艺，都不要求感性和理性的彻底分裂，而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点恰恰与我们传统的民族心理相吻合，因而便成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长处所在。
与西方体育事业的性质不同，中国人的体育活动不讲究对抗而讲究欣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艺术化了。譬如，武术中的花拳绣腿，当然也包含了健身和格斗的实用目的，然而其中的审美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与西方人的拳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正如《水浒传》中高俅所踢之球不同于西方的足球一样。有人把类似蹴鞠一类的游戏称之为现代足球的前身，以此来证明中国是足球的故乡，这真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混淆在一起了。直到今天，我们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强项大都带有艺术的成分，如体操、跳水、技巧之类。这类活动都不是单纯的感性迷狂、肉体沉醉，而是感性中有理性，肉体中有精神，因而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精神气质。最为艺术化的体育活动要算是杂技了，在这种介于体育与艺术之间的活动中，东方人往往能表现出其独特的天赋……
蹴鞠
不仅体育活动有着艺术化的倾向，其他活动也是如此，我们常把战争和外交活动称之为军事艺术、外交艺术，这其中的意味便很令人深思。
与这种“泛艺术”的倾向刚好相反，西方人却有着“泛科学”的习惯。我们知道，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诗歌、小说和绘画，也曾留下内容丰富、篇幅浩迭的《西方艺术史》。然而在我看来，正像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精神一样，西方人的绘画、雕塑也并没有抓住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关键所在。著名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在比较西方与东方艺术时曾经指出：“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这句话确实击中了西方艺术的要害。
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古代的西方人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为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因而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惟独是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是西方19世纪最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了，他的《人间喜剧》包括了96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可谓“研究”得到家了。对此，恩格斯曾有过高度评价：“他在《人间喜剧》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无论这部“历史”如何卓越，无论这其中所体现的“知识”如何丰富，然而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知识只不过是知识，“文学”毕竟不是“经济学”或“统计学”，它所包含的历史和知识与其所应该具备的美学价值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在这种将文学变成“百科全书”的科学化倾向的同时，西方人的理性冲动还有着用艺术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宗教化、哲学化的倾向。如果我们对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甚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些被西方人所称道的文学名著加以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其说是艺术上的成功，不如说是哲理上的胜利。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的、暂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现象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难怪黑格尔曾发出艺术最终将让位于哲学的慨叹，现代博物馆里那琳琅满目的“观念艺术”已足以证明了这位哲学巨匠的预见能力。
如果说科学精神、哲学精神这两种缘自阿波罗崇拜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着传统的西方艺术的话，那么到了现当代以后，一种缘自狄俄尼索斯崇拜的感性迷狂又趁火打劫地闯入了西方艺术的殿堂。打开电视，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好莱坞式的“巨片”。那种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作品，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欲望。难怪马尔库塞在去世前的一次谈话中会愤然地指出，现代西方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智力上的自淫！除此之外，当然还有那些声嘶力竭的“摇滚乐”和几近疯狂的“霹雳舞”……
研究者们可以并且常常笼统地讲，西方艺术已经完成了由古代的“再现”向现代的“表现”过渡的历史性转折。然而细加分析，我们也许会发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艺术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上总是显得那么的生硬和艰难，这一切甚至在所谓的“现代派”的艺术“精品”中也暴露得一清二楚。面对着毕加索那幅怪模怪样的《格尔尼卡》，翻阅着乔伊斯那本人欲横流的《尤利西斯》，我们不禁要问：深刻而又狂放的西方人，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要追求的艺术理想吗？
与此相反，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是艺术家。这一天赋甚至可以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得以发现。据语言学家的分析，与印欧语系相比，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意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具有因声调而带来的音乐性的特点，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性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精通近十种语言的辜鸿铭指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象一首诗的缘故。”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乃是一圣地，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家园。”因此，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
从这个“存在的家园”出发，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在这个“诗的国度”里，不仅留下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极有价值的、至今未被西方人体会和感受到的文化成果，而且那些非诗的文化产品也往往具有诗的价值和意味。与巴尔扎克将文学著作写成“编年史”的努力刚好相反，司马迁却使一部真正的史书具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学价值。
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和诗性态度使我们古代的艺术家一开始就不以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去再现和摹仿自然，而懂得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仅能够在绘画、雕塑等具象艺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可以在书法这一相对抽象的线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漫步雕林，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其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前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道路，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与草坪，然而如若将其与苏州拙政园那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至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富有“天才”……
凡尔赛宫外景与拙政园一角
这种艺术的民族不仅要使自己的文化产品统统打上艺术的痕迹，从而留下了商代的青铜器、汉代的画像石、唐代的三彩陶、明代的青花瓷这些美不胜收的历史文物，而且要使自己的统治者和管理者首先具有艺术的素养和创作的能力。就在西方的经院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或数学等手段来揭示宇宙、乃至上帝的奥秘时，自隋、唐而开始的科举制度却要将写诗和作文看成是每一个国家官吏所首先应具备的素质。因此，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可以不懂天文、历算知识，但却必须用琴、棋、书、画来修养身心。儒家以忠孝安邦、以礼乐治国的政策自然要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崇高地位，道家那“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逍遥精神更容易让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
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使得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不仅是出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政治需要，而且是由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很容易将感性与理性的东西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是一篇短文，还是一首小诗，都可能给人以咀嚼不完、回味无尽的余地。即使是象《红楼梦》那样洞彻古今、勘破生死的作品，也绝不会象《哈姆雷特》那样，摆出一副哲人的面孔，与读者讨论什么“to be or not to be”之类的玄学问题。因此，在阅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时，除了文字上的障碍之外，人们很少会遇到费解或难懂的现象，有的只是能否体验或产生共鸣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懂”与“不懂”的问题，是一种知识问题、哲理问题，而体验和共鸣的问题，才真正属于艺术和审美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中国艺术比西方艺术更为深刻，但却比其更加符合美学规律。
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与统一，不仅保障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成就，而且有利于我们古代的工艺实践。说“四大发明”不是科学而是工艺，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对这些成就的轻视或贬低。正如许多科技史家所反复陈述的那样，大约在14世纪前后，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而传人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火药改变了欧洲战场的局面，指南针促进了远洋运输和殖民贸易，而造纸和印刷术则大大提高了知识积累和信息传播的可能性。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科学与工艺自古就有着相互促进、彼此补充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
一般说来，抽象的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具体的工艺技术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而具体的工艺技术也只有依赖于抽象的科学成就才可能获得历史性的飞跃。如果说，科学理论与工艺技术是驱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两只不可或缺的车轮，那么，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则无疑会使这两只巨轮注满活力。正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所指出的那样：“东方与西方的古典文化都必须相互给对方以补充。否则，教育和人类形成的理念就会在各自文化圈一直停留于不完善阶段。”
作者：陈炎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文史哲》杂志
昌明传统学术 ， 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 ， 融入全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