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治学谈 | 赵俪生：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
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
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
作者/ 赵俪生，著名历史学家，
《文史哲》杂志创始人之一
原载/ 《文史哲》1982年第2期，4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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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从章学诚（实斋）说起。去年，我读一本史学史论文集，读到一位已故学者谈章学诚的文章，主要部分自然对章进行了充分的表彰，但文尾处忽然菲薄起来了，如说有常识性的错误，等等。这使我很惊讶，因为这位学者是素来不肯菲薄人的。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对章学诚只准捧，不准骂；不是这样。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发生。后来，我又读到这位学者的老师的纪念论文集，其中一位香港学者的文章讲了一段往事。一些弟子坐在老师周围，忽然问起老师对章学诚的看法，这位老师回答说：
“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这一下，我总算找到根底了。二十年来，我们史界广大师生，对“论从史出”、“以论带史”以至“史论结合”的这几个提法，虽然已经觉察到“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这两个提法各有偏差，也觉察到“史论结合”这个提法比较稳妥；但在实践中要完全祛除偏差、保持稳妥，看起来还不容易。这中间有个传统、有个影响的问题存在。你跟着一位乾嘉汉学传统的考据派老师读书，你就自觉不自觉地重史料轻理论。反之，你又会自觉不自觉地重理论轻史料。一碗水如何端平，如何把史论结合得好，是个火候的问题，很不容易。
这自然而然地牵连到史学工作的方法论问题上来了。我们日常使用的，大体有三种方法：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推理方法。大体这中间有个高级和初级的区别（记得一位革命导师在谈话中暗示过，这样区别，即像数学中有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区别那样，把逻辑方法区别为高级方法和低级方法，是不是妥当，值得考虑。但从那以后，也未见引出新的区别方法，故我们依然衍用旧的区别方法）。在处理一些史学中偏重于运动、变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的时候，我们必然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因为它是最科学的。可是在处理一些史学中比较初级的事物时，如校订一个字形，改训一个字义，对勘一句话，弄清一个人名、地名或其他词汇及其含义，在这种时候，人们更多地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初级方法，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是交叉使用，并且跟高级方法（辩证法）也不能截然割裂开。
但是，自清乾嘉以来，人们对归纳法的崇拜的确有些过分了。演绎法无形中被排斥。统观下来，史学界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思维受到了损减。这样下去好不好？值得考虑。
回到原来的章学诚问题上来。读书少的人，就不配发议论吗？而且读书什么叫少？什么叫多？这到头来也不过是个相对的事情。归纳法是好的，谁都在天天使用，但不能把它绝对化。乾嘉的学者张澍（介侯）的诗有一句说“䆵𥥖或失鱼”；当代的前辈史家也提倡“竭泽而渔”；胡适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的发刊词中也背叛了自己年轻时所提倡的“大胆假设”的支持演绎法的命题，也回到考据派把归纳法绝对化的窠臼中去，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所有这些话，都有它的好的一面，即教给后学们在治史过程中要谨严，要小心谨慎，不要把结论扩大化到史料所能提供的范围以外去。假如有谁提倡粗疏、简陋和武断，那不成神经病患者了吗？
胡适
但上述主张，也有其局限的一面。那就是，它会拘束人们的思维。假如我只有一分证据，难道我就不能在“一分”之外，开拓更广阔一点的思维领域吗？假如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站在这个“一分”上不动，又有什么价值呢？在捕鱼的时候，我们主观上自然要求“一网打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上，遗漏又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第一，鱼太多，大鱼之外还有眼睛看不见的鱼崽子，最近国外杂志反映，在19世纪，人类知识的总积累量要一百年才翻一番，现在十年就翻一番了；并且当今一个最善于搜集资料的科学家，他也只能搜集到他本行当资料的5%。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一网打尽”呢？第二，列宁说过，当我们进行逻辑概括的时侯，我们要丢掉很多很多东西。这意思是说，带本质性的东西对理性概括是必要的，不带本质性的东西就不一定必要。像晋朝某王之死于某年十二月、抑或死于次年之正月；像吴越王钱镠的办公室是设在吴山、抑或是设在另外一个地方，假如把青年一代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一些非本质的问题上来，还要求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新中国的史学，会走到一种什么样的道路上去呢？第三，必待感性资料达到绝对饱和才能做结论、才能发议论的话，那科学就中止了。自门捷列夫发明《周期表》以来，到今天不是又补充了很多新元素进去吗？可是门氏的表因此就会被宣布为无价值了吗？他当年的劳动，就是无意义的了吗？历史科学是一条长河，大家都在里面游泳，不是考据派和归纳法所绝对控制的禁区。
我们必须允许理性在史学中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不能让经验在史学园地中唯我独尊。新中国成立前独尊了数十年，成果从总体上看是贫乏的。说这句话，绝不带什么狂气。梁启超把乾嘉汉学说作是“文艺复兴”，我认为这说法是不伦不类的。考据对比起宋、明思辨哲学和清初的经世济用之学来，是一种思维能力的堕落，一种理性上的严重衰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情况本应有所好转，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推广，对理性能力的强化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可是不幸，从苏联那边老早就感染来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到“四人帮”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候，演绎法倒是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使用，试翻看“梁效”和“罗思鼎”的文章，纯是黑体字领航，让大家在黑体字领航的茫茫大海中盲目地不知要航行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对考据倒并不排斥，而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让考据为他们服务，这样两方面就结合在一起了。就这样的，理论用教条主义的“演绎”，考据用绝对化的“归纳”，从这两方面阻塞人们的理性思惟，难怪”四人帮”倒台前夕，有些文史青年连一篇合情合理的文章都写不出来了，他们反映说，他们的头脑已经糊涂。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阶段，似乎演绎法已经失效，人们宁肯向经验主义的归纳回归。学徒们宁愿相信史料，而不相信理论了。人们的理论思维和思辨能力依然得不到提高。为今之计，我们能不能这样建议：学习史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是要求读书的，但不那么绝对化，从一定饱和（不是绝对饱和）的史料基础上就可以允许他们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推导契机的理性思维，从而获致假说，然后拿这一假说，在此后不断的史学实践中去进行证真和证伪，假如证明其为伪，那么假说撤销；假如证明其为真，那么假说就得以树立起来，渐近于真理。这样做既可以排除考据派的流弊，又可以排除教条主义的流弊，真正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新一代人的理性思维和思辨能力，对于新中国的史学前途我想是会有所裨益的。
《文史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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