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屹 | 两汉谶纬考论
“谶”与“纬”的思想观念，在两汉时期有一个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古今学人往往笼统讲说汉代“谶纬”，并不符合实际。谶验观念始自远古，至汉末一直存续，从未间断。谶至汉初，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以谶辅经、以谶释经。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东汉明、章之后，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白虎通》为标志，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而其远源，实在汉初。考察谶、纬之发生演变史，实际上有谶而无纬。东汉后期出现的所谓“纬”，实际就是谶，其实质是以谶“纬”经。历来通行的“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论断，不仅曲解了张衡，也淆乱了谶、纬的概念，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
作者| 张峰屹，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 《文史哲》2017年第4期，第5-24页。
引论：张衡《请禁绝图谶疏》的确切涵义
历代学者关于谶纬之起源的论断，持说纷纭。实际上，谶纬起源问题还与对其性质的判断紧密相联，这就更加复杂。
凡古近诸多说法中，张衡给顺帝的上疏，因其论说图谶问题较早并且较为系统，最受推重。
关于张衡对谶纬的看法，学界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认为张衡说谶纬起源于哀、平之际，二是认为张衡反对谶纬之学。细读张衡的上疏，这两个判断都有理解不周之处。前一点，张衡分明是说：先秦就有“谶书”，至成、哀之后复起，哀、平之际“图谶”大成——而这时的“图谶”已与先秦的“谶书”有所不同，出现了不合经、自相矛盾、错谬等问题。后一点，张衡并非反对一切谶说（如不反《河》《洛》），而只是主张禁绝“成、哀之后”出现的那些“不占之书”。事实上，他是认可天人感应的谶验思想的。无论从当时人们的知识背景来说，还是从谶纬作为东汉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而言，再进步的思想家（包括桓谭、王充等）都未能主张完全剔除谶纬之学。
张衡的上疏，讲得既明白又含混。所谓“谶纬”，究竟是一是二？先秦“谶书”与西汉“图谶”不尽相同，其同异之纠结演变的情形究竟如何？从张衡的上疏，均得不到明确答案，以致后人持说纷纭。
因此，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详具考察两汉谶、纬之分合演变的轨迹，对了解谶纬的起源、性质特征及其复杂变化之情状，实为必须的工作。这个工作，前人已有所涉及。陈槃《论早期谶纬及其与邹衍书说之关系》一文，即曾简述谶纬的源起、演变，均言之有据；惟其将谶纬之“酝酿而始基”阶段上推“战国后期”而止，则犹可商榷。实际上，即使根据今天所见之史料，谶验（征验）观念及其行事，至晚在战国前期即已流行。
由于谶纬文献零散错乱、不足以征，本文的考证，只能主要使用谶纬之外的其他史料展开。穷搜先秦两汉典籍及其他相关史料，以期勾勒出两汉谶、纬之分合演变的较为明确的轨迹。
一、谶验观念：自远古至西汉持续存在
就实质而言，谶验观念是初民感性经验的一种总结。它将某种可感的现象（主要是自然现象）与某种社会或人生的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其因果关系。因此，“征验”、“纤微”、“秘密”是其重要的思想特征，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谶验观念由来已久。
“谶”字虽不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字书《尔雅》亦不收此字，但是讲述谶验（征验）之事，却普遍存在于先秦典籍中，可知谶验观念于彼时已深入人心。
作为汉代谶纬主体内容的天文占、五行占、史事谶，以及其他种种谶验，在先秦时期几乎都已存在。只不过，迄今尚未能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把这类事项称作“谶”的史料，可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以“谶”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是《史记·赵世家》。秦缪公病见天帝得告“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赵简子病见天帝得告“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其性质与上举诸例没有任何区别，而《史记》称之为“谶”。
陈槃《谶纬溯原上》断言邹衍之前无谶，甚为武断寡证。邹衍之前（乃至邹衍前后）固然无纬，然则亦无谶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时征验之事，与汉世之谶说，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固然是后人所敷衍，但毕竟是战国前期的史料（《史记·赵世家》所载，恐亦非史迁妄造，必当有先秦史料依据）。而邹衍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与燕昭王同时），已是战国后期。然则《左传》、《国语》之记载怎能简单否弃？何以只能称作“迷信”而“不可谓谶”？
通行的说法，是谶纬始自西汉哀、平之际。此种认识，不仅曲解了张衡，也与西汉的思想发展实际不符。事实是，自西汉初起，谶验观念便一直存在。据今天可见史料，“谶”字最早即出于汉初贾谊的《鵩鸟赋》。实际上，贾谊之前的秦汉之际，延续先秦谶验观念，于史籍中亦不乏见。《秦始皇本纪》所说卢生上奏之《录图书》，就是谶书《河图》；秦始皇笃信“亡秦者胡”这句谶语，才会发兵击胡。陈胜、吴广假造丹书谶言“陈胜王”，号召起义得成，时人深信谶验之事，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刘邦斩白蛇起兵灭秦，虽无谶语出现，但“赤帝子”斩杀“白帝子”之征象，即是“符命”，与上举二事都基于同样的社会思想观念。
至西汉时期，谶验繁多。只要翻检一下《汉书》之十二帝纪及其《五行志》、《天文志》、《郊祀志》等，即不难看到：自高祖至平帝，谶验之事无朝无之。其间一个明显变化，是从武帝朝开始，谶验灾祥之类记载显著增多，帝王之天人感应思想更加浓厚鲜明；至成、哀、平（包括王莽）时期，谶事大盛。
例举西汉十二帝谶验之记载及其时学人的阐释，足以证明：整个西汉时期，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续着先秦以来的谶验观念，从未断绝。历来通行的“谶纬起于哀、平”之说，其实并不确切，可不攻自破矣。
至王莽，迷信图谶，以图谶符命摄政、即真以及行政、拜官加爵种种可笑之事，其“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王莽传》记载甚详。再到刘秀乃至整个东汉时期，图谶盛行，自不待言。
总上所述，谶验观念自远古直至汉末一直存在，始终不曾断绝。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
二、“纬书”之“纬”：东汉后期始见，而有名无实
明确了先秦至汉末始终存在“谶”思想，再来看“纬”的情况。首先一个事实是，自明人孙瑴《古微书》至今的谶纬辑佚书，无论其称《纬书》、《集纬》、《七纬》、《通纬》、《纬攟》，还是《纬书集成》，其实际内容都不过是“谶”书之残存而已；倒是孙瑴称之为“微书”，最为切合实际。古今许多学人，正是把此种情形当作谶、纬无别的重要证据之一。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所以如此，是因为所谓“纬书”根本就不存在，“纬书”实即“谶书”（以谶“纬”经之书）；以“纬”称之，是后汉图谶学者企图将图谶与“经”相并列，自我高尚而已。
存世的唐前字书对“纬”字的释义，从来都是与“经”相配的，本义是“织物的横线”。延伸到指谓书籍这个含义，“纬”也是指与“经”直接相关、阐释“经”的书（《释名》所谓“反覆围绕以成经”），并没有“谶”字所包含的“征验”、“纤微”、“秘密”一类意思。
西汉（含）以前的“纬”字使用，除了其本义“织物的横线”外，还有“组织（治理）”、“伦理”、“星宿”、“地理方向上的东西向”这几个衍生义，而绝无“征验”、“纤微”、“秘密”一类含义，与“谶”字之义域界划分明，完全不见用“纬”字明确称呼后世所谓“谶纬”学、“谶纬”书的例证。
而陈槃《谶纬释名》一文，曾举出《小黄门谯敏碑》，以证明“‘纬’之称，大抵可能早推至于昭、宣帝之世”；又举出《华阳国志》的一条材料，云“成帝之世，（“纬”之称）亦有可考者”。其实都是错解或误读。真正有可能被解读为西汉时期以“纬”指称谶纬或谶纬书的，是陈槃未及引证的这条材料：
（李寻）说（王）根曰：“《书》云‘天聪明’，盖言紫宫极枢，通位帝纪，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翼、张舒布，烛临四海，少微处士，为比为辅，故次帝廷，女宫在后。圣人承天，贤贤易色，取法于此。”（《汉书·李寻传》）
这里所谓“五经六纬”，孟康、颜师古以为指《五经》纬和《乐纬》，张晏以为指《五经》纬和《孝经纬》。古近多有学者照此理解，其实均属望文生义的轻率误读。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北宋刘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说《五经》？盖谓二十八舍。”可谓一语中的！观李寻原文，稍稍思之即不难理解：上下文都是铺陈星宿，则此“五经六纬”，自然不可能作别样突兀的解释。至于“五经六纬”究竟指哪些星宿，则后人说法不同。
在西汉及西汉以前的典籍中，除上述三条曾被误解的材料（其实陈槃所举二条均非西汉史料）外，再也没有其他可能被解释为用“纬”字称呼谶纬或谶纬书的史料了。
据今天所见的史料，到东汉后期，“纬”字已被用作称呼“谶纬”学或“谶纬”书。至于“纬”字究竟何时开始被赋予这个含义，则因于史料乏征，还不易说得准确，要必在东汉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而不会更早，则似可以断定。
“谶”之称始于汉初，“纬”之称东汉后期始见，那么“谶纬”凝为一词又在何时呢？
先秦两汉的所有传世文献中，都没有“谶纬”一词；此一词语之最早出处，盖为《三国志》引录刘备诸臣的上奏之言，当可确认为汉末魏初之语。与此时代较近的称呼“谶纬”者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牟子理惑论》、左思《魏都赋》、《抱朴子内篇》、《华阳国志》。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书虽不伪，但此书大抵是后人从《毛诗正义》中辑出，且窜乱讹误较多。此数语（尤其“尤善说灾异谶纬”句）与《后汉书·儒林传》所述相同，孰为先后，容有可疑。《弘明集》所载《牟子理惑论》，为后人伪托。其余三条，则都是晋人所述。
据上述，今天能够确定的是：“谶纬”一语始见于汉末魏初。其凝为专指名词，似尚在以“纬”字指称后世所谓“谶纬”学、“谶纬”书之后。
三、谶纬的思想实质：以谶“纬”经
根据以上梳理，西汉初即有以“谶”字称呼谶书或谶事的情形。而用“纬”字称呼后世所谓谶纬学或谶纬书，西汉及西汉以前尚无例证，这个概念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至于“谶纬”合称并凝为一专指词，则更要到汉末魏初时才可见到。当然，一个定型概念的出现和通行，往往会晚于它所指称的事实。谶事谶语、谶验观念早在先秦就已流行，而“谶”这个名称西汉初始见。以“纬”或“纬书”称呼后世谶纬学或谶纬书，到东汉后期始见，而经、谶牵合（以谶“纬”经）之事，根据现存史料，则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初期。也就是说，伴随着儒家经学的兴起，以谶“纬”经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经部·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此论未必精确，但甚有启发。今观《尚书大传》佚文，依托经典而醇正解释、阐发的文字（即“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亦不乏谶验观念（即“谶”）在，与其前后同类的思想观念并无二致。由此可证，汉初即已出现以谶“纬”经，经、传、谶牵合之现象。
伏生活动于汉文帝之前。四库馆臣提到的《（韩）诗外传》，其作者韩婴主要活动于文、景时期，文帝时立为博士。今存《韩诗外传》佚文中，亦不乏类似言论，其与《尚书大传》性质基本相同，均为以谶“纬”经（以谶说经）之属。
景帝、武帝以还，以谶“纬”经之事持续存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举出的景、武之后的“推阴阳言灾异者”，其实也就是常常牵合经（多为《易》、《春秋》）、谶以议论时事者。所谓“假经设谊（义），依托象类”，就是指出了这个思想特点。
这些人物中，最应注意的是“一代儒宗”董仲舒。董仲舒的著作，今仅存残缺的《春秋繁露》，以及史籍中引述的片段文字。不过，仅由此残存文字，仍可鲜明地见到他牵合经、传、谶的思想特征。其《春秋繁露》，借《春秋》经发挥董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思理醇正（即苏舆所谓“说经体”，其实就是“传”之一种），与《五行志》作为专题记录神秘征验之内容者有很大不同，但也不乏谶验思想。
《春秋繁露》的基本性质，因其具有依托《春秋》经进行的醇正思想体系的建构，自然不可像四库馆臣那样径指为（谶）纬书，但其思想建构的基础思路及其结撰方式，在纠合经、传、谶于一体方面，与《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实无本质不同。如果说《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一类著述就是（谶）纬书，固然言之太过；但若说它们是后世纬书之滥觞，当不为无据。
董仲舒之后，眭孟、刘向、京房、翼奉、谷永、李寻等，大抵都是沿着牵合经、谶的路数展开他们的政治思想活动。
到两汉之际以至东汉，以谶“纬”经（以谶说经）之事更是风起云涌，学者多不胜举，《后汉书》所记述“善图纬”、“善图谶”云云者都是。在这一思想潮流中，以下三个结点尤具重要意义：
（1）（刘秀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此事的重大意义在于，刘秀作为刘汉王朝功勋卓著的中兴帝王，郑重、正式地向天下宣布图谶，以强势的政治行为，极大地提升了图谶的思想文化地位，使之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纲领之一，对后汉的政治文化乃至一般思想文化都具有强力的指引甚至规范作用。尽与此相关的另一事，也须明确：刘秀正式向天下宣布图谶之前，必然经过整理。刘秀末年宣布的图谶，必然是比较完整而系统的，不会像今天所见之谶纬佚文那样零散错乱。
（2）（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后汉书·明帝纪》）
此事的重要意义是，它是依据图谶之说改革制度的重大政治实践，对后世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而所依据的《河图括地象》、《尚书琁机钤》，应当就在刘秀所宣布的图谶之中。明帝刘庄学通《尚书》、《春秋》，亦钟情图谶。永平十八年十一月发生日食，有司上疏章帝，有“（明帝）聪明渊塞，著在图谶”之语（《后汉书·章帝纪》）。其具体所指，李贤注已揭出：“《河图》曰：‘图出代，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礼乐，文雅并出。’谓明帝也。”这可能正是明帝重视图谶并据以改革礼乐制度的深刻、隐秘的原因。也因此，明帝常常牵合经、谶。
刘秀、刘庄是东汉王朝最具影响力的君主，所谓“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后汉书·明帝纪论》）。刘秀讲论经典乐而不疲，同时向天下颁布了图谶定本；刘庄“博贯六艺”而“稽合图谶”，示范经、谶牵合互释之思路。他们这种政治文化取向，必然对东汉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和规约。
（3）（建初四年十一月，章帝下诏“使诸儒共正经义”）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
根据章帝诏书，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缘起，是“中元元年诏书（按《光武帝纪》未载），《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之事一直未能实行，现在要完成“先帝大业”。其目的，是通过“讲议《五经》同异”，来统一经义、统一思想。如此看来，这是一次具有思想“战略意义”的严肃醇正的经学研讨会。从本论题的角度看，白虎观会议及其思想成果《白虎通》的重要意义是：在继承刘秀尤其是明帝以来经、谶牵合的思想取向之基础上，又进一步把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原理及其系统的思想成果，以国家思想“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东汉王朝最崇高的统治思想。
关于刘秀、刘庄、刘炟持续的政治思想建构，以下两点尤需突出强调：
其一，如果说刘秀的颁布图谶，乃是凭借政权威势强行确立图谶崇高的政治思想地位，那么，明帝刘庄的“游意经艺，删定乖疑，稽合图谶”，则是在学理上通过经、谶牵合互释来巩固图谶的既定地位。刘庄较刘秀的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在学理上进一步强化经、谶牵合互释之思想途径，既巩固了图谶的地位，也成为天下学者思想取向的有力指引（贾逵于明帝时上言《左传》与图谶相合者若干事，明帝“写藏秘馆”，即是显例）。到章帝刘炟再进一步，将经、谶结合的《白虎通》确立为国家政治伦理之“法典”，也使经、谶牵合互释成为了“法定”正统的思想途径。而经、谶牵合之滥觞，乃发自汉初，其后流衍未绝；唯东汉明、章二帝更张煌其事，赋予其神圣不可侵犯之思想地位。
其二，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乃是以中央政令的形式颁布思想文化纲领，必然是审慎的。其称为“图谶”，而并未称“纬”。刘庄、刘炟的时代也只称“图谶”而不曾称“纬”。《白虎通》称引“《春秋谶》”、“《孝经谶》”、“《论语谶》”以及“谶曰”各一次；用“纬”字仅一次，见于《封禅》：“德至文表（当作“八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指五行星。《汉书·艺文志》虽没有像《隋志》、两《唐志》那样明确列出“谶纬”一类，但其《数术略》所录图书中，恐有与后世所谓谶纬难逃千丝万缕之联系者，而绝无“纬”或“谶纬”之称。据此种种情形，可以推断：东汉至章帝时期，尚无“纬”之名称。若再参考张衡《请禁绝图谶疏》只称“谶书”、“谶”、“图”、“图谶”而不称“纬”及“谶纬”的情形，则似至东汉中期仍无“纬”之名称。
结 语
本文穷蒐先秦两汉典籍及其它相关史料，并辅以必要的考辨，已大抵勾勒出汉代谶、纬分合演变比较明晰的轨迹。今将主要观点总结于次：
就事实而言，谶验（征验）的行事和观念，自春秋至汉末从无间断。其具体表现，如以今天所见之谶纬书的主要内容来衡量，则所谓“天文占”、“五行占”、“史事谶”等等，春秋以来一直都持续不断。刘汉四百年之中，亦是如此。惟入汉之初，儒学复兴而终于独尊。因而以谶“纬”经之事，便伴随经学兴起而出现，至东汉初年大盛，至于登堂入室，经、谶牵合互释的思想（及思想方法）取得正统而崇高之地位。
就名称而言，“谶”之称始见西汉初年，“纬”之称始见东汉后期，“谶纬”之称始见汉末魏初。
以上为两汉谶、纬名实之大势。然谶、纬名实之间的分合纠结，以及密切相关的谶纬起源问题，犹有当分说者：
其一，对谶而言，乃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谶验之事实自春秋以来一直存在，而“谶”名迟滞，到西汉初年始见，而名实相合。
其二，对纬而言，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东汉后期称为“纬书”者，其实并不存在。“纬”的本义是“反复围绕以成经”，从言说（著述）的意义而言，“纬”是指对经典的阐释活动，而并非一种文类书体。注释、解说甚或醇正地发挥经典的著作，本称之为“传”（如《毛诗故训传》、《春秋》三传、《尚书大传》等），而不称“纬”。然则东汉后期何以出现“纬书”之称？根据本文考述，西汉初年伴随着儒家经典的逐步确立，随即出现了以谶“纬”经的学术思想实践，两汉四百年一直不曾间断。在长期的以谶“纬”经实践下，尤其在东汉初年三代帝王的强势引导下，以谶“纬”经已经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方式和话语方式。为了高尚以谶“纬”经之事，遂将以谶“纬”经的思想成果即称为“纬”，以与“经”相对并峙——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因此，所谓“纬书”者，必当以经、谶牵合互释并且在思想理念上偏重于谶为其特征。这样的东西，实质上就是谶书，径称之为“谶”可也。它与依托于经的醇正的“传”（如《毛诗故训传》、《春秋》三传、《尚书大传》、《春秋繁露》等）是很不相同的。
其三，至于“谶纬”之称，可能正是鉴于“纬”之远离“传”而偏向“谶”（以谶“纬”经）的实际，而发明的一个更加能够显示所谓“纬书”实质又不失尊贵的名称，故比较后起。
其四，以谶“纬”经，是辨识两汉谶纬的根本标志；单纯的谶验故事不是谶纬。因此有汉之前不得有谶纬；魏晋之后，如只是谶验占测而与经学无关，亦不得目为谶纬。在两汉，以谶“纬”经的实践，乃始于文帝时期，彼时便是谶纬的源头。因此，历来通行的“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说法，不仅曲解了张衡（见文首），也与西汉的思想发展实际不符，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据史实看来，“谶”、“图谶”一类东西，自春秋至汉末魏初一直是存在的，其基本性质在各个时代并无实质的差别；只不过到汉代以后与儒经牵合互释，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已。而所谓“纬书”，事实上并不存在。东汉后期称为“纬”或“纬书”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以谶“纬”经的谶书；尊称为“纬”，乃自我高尚耳。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谶、纬之名实纠结复杂，唐代以来“谶纬有别”和“谶纬无别”两种观点，都失于粗陋，缺乏历史的翔实考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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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