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蔡天新： 冯沅君、陆侃如与山大文科的先生们

作者|  蔡天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诗人、作家。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25日。

李希凡、蓝翎、高亨刊文《文史哲》引起毛泽东关注

将近四十年前，我在济南山东大学数学系求学，那时数学楼毗邻文史楼，与小树林构成一个三角形，但却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文史楼的地势偏低，它的南门多数时间关着，因此课间休息时我们遇不到文科生。几乎是正方形的小树林却永远开放，它的西边是文史楼，西南边是数学楼，北边是医院和研究生宿舍楼，东北角是化学楼。化学楼边上还有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蒋民华是我的台州老乡（临海人），那时就非常著名，1991年他与我的导师潘承洞一起当选中科院院士。

我入学时，便听说了山大有一本叫《文史哲》的杂志，因而那个总是封闭的南门对我来说颇为神秘。不久我又听说，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表扬过中文系的两位毕业生，也就是“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他们敢于挑战反动学术权威、红学家俞平伯。后者是浙江湖州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夫人是著名数学家许宝騄的姐姐。

在以“小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作为生存挣扎的贫苦少年开始的。小时候他在北京郊县通州，是一个普通人家六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患病，13岁时他被送到洋服店当学徒，继而做印刷厂的童工。20岁时，他寄居在青岛姐姐家，白天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的姐夫做笔录。

在这个过程中，李希凡“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由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成为正式学生。毕业以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而比他小四岁的大学同班蓝翎来自山东单县，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京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做教员。

1954年，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那年春假，百无聊赖的李希凡迎来老同学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文章里的观点，都感到了“不对头”，于是乎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先是投寄给《文艺报》，没有被采用，遂改投母校《文史哲》，做学生时李希凡就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当年九月文章便刊登出来了。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做了如下批语：“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

可以想象，全国各大报刊立刻予以转载，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不过，俞平伯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轻微，两年后他甚至发起昆曲结社，该社试演《牡丹亭》时，周恩来也亲临观赏。

《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向来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为己任。除了因刊登那篇红学论文名噪一时外，还曾盛开古史分期、农民起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朵金花”（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虽然“文革”期间一度停刊，却于1973年复刊。据称复刊号发行时，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后来由于纸张供应不足，只好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文史哲》创刊号

在李蓝文章十年以后，《文史哲》又一次因为毛泽东主席而引人瞩目。只不过这回山大已从青岛搬到济南，校长也由华岗变成了成仿吾。1964年元月，《文史哲》发表了中文系教授高亨的诗词《水调歌头》，上阕“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1966年初，这首词被认为只有毛主席才有的气度，遂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在此以前，毛泽东已收到高亨寄诗并有回复：“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而山大校门和佩戴于我们胸前校徽上的毛体“山东大学”，也出自此封回信。

冯沅君、陆侃如：20世纪中国最著名伉俪学者

如上所说，《文史哲》和山大文科在“文革”前两度出彩得益于领袖的关心和影响力。李希凡和蓝翎先后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两人晚年却反目成仇，此乃后话。不过，高亨作为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其治诸子、《周易》《老子》和《诗经》均为学界推崇。

1900年，高亨出生于吉林双阳，1924年他从北大毕业后，考入清华学堂，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国学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且为人谦逊。1953年，高亨受聘山东大学教授，四年后兼任北京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在50年代的山大中文系，素有“冯陆高箫”之说，高即高亨，而排在前两位的冯（沅君）陆（侃如）堪称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一对伉俪学者。

冯沅君与高亨同龄，既是古典文学史大家，也是现代著名作家。1956年，高教部给全国教授评级，她和丈夫陆侃如分别被定为二级和一级教授，一年后冯沅君也升为一级，她可能是唯一的女性。冯沅君出生于河南南阳唐河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是进士，大哥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作者冯友兰，二哥是地质学家、学部委员冯景兰，女作家宗璞是她的侄女。

冯沅君八岁时，父亲在湖北崇阳知县任上病逝。母亲通晓诗书，做过小学校长。十岁那年她入读小学，不久遇辛亥革命辍学，居家自修。1917年，三寸金莲的她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五四”运动期间，北师校长反对学生参与其中，冯沅君受女同胞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游行并请愿，迫使校长辞职。她并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焦母。此剧由李大钊导演，演出十分成功，北大和清华派专车接送师生，鲁迅也亲往观看。

学生时代的冯沅君

毕业以后，冯沅君考取了北大研究生，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她研习古典文学，期间于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描述了与北大物理系学生王品青的恋情，先后出版小说集《卷葹》《春痕》和《劫灰》，前者被鲁迅编入《乌合丛书》。她的小说主人翁大多为获得恋爱自由和幸福而反抗包办婚姻的女性，震撼了许多读者，成为继陈衡哲、冰心、卢隐之后又一位引人瞩目的女作家。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直接导致了王品青的精神崩溃并于次年病故。陆侃如是清华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少作《屈原》和《宋玉》在学术界颇受好评。陆侃如比冯沅君小三岁，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南通海门，从北大国文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

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陆的爱慕。由于专业和兴趣相近，两人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这位风度翩翩的江浙才子，也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可谓是一见钟情，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通信。每逢星期日，陆侃如就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在北海泛舟，或携手走在香山清幽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交谈，双方再也分不开了。

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冯沅君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情况不了解，他没有立即表示同意。于是两人又找到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这位兄长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他们于1929年初在上海结婚。婚后他们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并于1931年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中国诗史》。

《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我注意到，宋代以后，只写了一章散曲囊括了元明清三代。之后，他们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讲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据说也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向国外发行。

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齐留学费用而节衣缩食。经过数年的努力和奋斗，愿望终得实现。1932年，他们乘邮船到马赛，入读巴黎大学文学院，专事古典词曲研究。其实两人成就斐然，根本不需去国外留学，不过当时的社会风气崇尚留洋，且冯沅君的两位兄长都曾留美（这一点连同陆侃如的出身恐怕也是冯友兰当年对妹妹婚事犹豫的因素）。三年以后，夫妻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据说答辩那天，因为论文涉及古诗《孔雀东南飞》，有位法国教授问“何以东南飞”？举座愕然，陆侃如却平静而巧妙地以另一首古诗作回，因为“西北有高楼”。

晚年的冯沅君和陆侃如伉俪

中文系“冯陆高萧”与历史系“八马同槽”

冯陆回国后，先后任教多所大学。1949年，夫妻两人来到青岛，任教山东大学中文系，陆侃如先后担任校图书馆长、《文史哲》主编、副校长（冯沅君后来也担任了这一职位）等职务，同时先后兼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青岛文联主席。

1974年，冯沅君病逝，身为山大副校长的她葬在济南英雄山革命陵园。弥留之际，学生们来送别，她念出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里的话，cest fini... allez-vouz-en（下课了，再见）！我们晚来了四年，其时陆侃如尚在人世，不过也已是风烛残年。1978年年底，陆先生也作古了，却没有听说有悼念活动。陆先生是“右派”，当时离“右派”平反尚有一年，他的级别既不是副校长，职称也早已从一级教授降为六级讲师，不可能与爱妻同葬英雄山。由于他们没有子女，骨灰由故乡海门的亲戚接回老家，存放碗橱之中。

海门市政府获悉以后，以诞生陆先生为荣，不忍两位大师恩爱一生，死后竟异地相思。经与山东省有关方面协商，将“海门媳妇”冯沅君的骨灰也请回海门，在三阳镇东边的普新村建了一座陆冯合葬墓，实现了他们“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夙愿。2015年夏天，趁着在海门麦穗书房讲座，在诗友轻风陪同下，我驱车造访了诗人卞之琳故居，也找到那座田野中的四人墓：左边，安卧着陆冯大师，书法家赵朴初题碑；右边，长眠着陆先生父母，陈毅元帅题碑。据说原先是一条土路，在先我造访的财政部长项怀诚学长来访之前改观了。

陆侃如和冯沅君墓（赵朴初题）与陆侃如双亲之之墓（陈毅题）。蔡天新摄于江苏海门

晚年的冯友兰回忆道：“1962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们家（济南）去过一次，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冯陆走后，由于高亨长居北京，“冯陆高萧”只剩萧涤非一人了。萧先生是国内研究杜诗首屈一指的专家，我读书时他正主编《杜甫全集校注》。据说民国25年，萧涤非在青岛结婚那天，他恰好被青岛山东大学解雇，只有老舍先生一人出席了他的婚礼。

有几次，我看见戴帽子的萧先生走过小树林，或站着与弟子们交谈。后来我得知，萧老在西南联大做过教授，那他应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联大文科教授了。萧先生是江西临川人，那可是出过大文豪王安石和汤显祖的地方。记忆里的先生冬天喜欢围着一条长围巾，我无法想象当年他是清华大学百米记录创造者，十一秒一的成绩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他还是清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此外，中文系至少还有两位名教授，以诗歌朗诵著称的高兰和以书法著称的蒋维崧。

正如中文系有“冯陆高萧”，历史系也有“八马同槽”之说，他们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其中杨向奎是《文史哲》的首任主编，他和赵俪生等五位或调离或病故。我入学时唯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三位尚且健在。1981年，王仲荦和萧涤非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王仲荦是浙江余姚人，毕业于上海正风（诚明）文学院，王国维弟子，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传世。他去世后，一位弟子曾撰写挽联：“有遗著四百万字/育齐鲁三千英才”。如今，“八马同槽”和冯陆先生塑像已竖立在校园，紧邻小树林。

最后，我想说说对山大哲学系的一点印象。我念书时，与一位叫韩德明的同学关系不错，不幸的是，他毕业回河南工作后遇车祸身亡。后来了解到，与我同年入学的济南人李培林十分了得。他先是留学巴黎索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任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兼中央候补委员。可是，我却没听说哲学系可与“冯陆高萧，八马同槽”媲美的教授。系主任臧乐源嗓音洪亮，却一直未摘掉“诗人臧克家之子”的帽子，后者也是山大校友。如今，有一位公众知名度甚高的刘大钧教授是易学权威，其著作《周易概论》被译成多种语言。

这位刘大钧教授早年三次投考山大未果，后来自学成才。1978年，他在《中国哲学》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读史释易》，被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看中，写信建议山大将其调入。2010年，刘大钧受聘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同时被聘请的还有文学院的周来祥和袁世硕，他俩是同龄人，同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分别专攻美学和古代文学，也都曾受业于冯沅君。据说两位是如今山大文学院唯一可称先生的人选，可惜周先生已先去见冯师了，而袁先生的夫人严蓉仙著有《冯沅君传》。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收入作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的大学》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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