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时代重心发生转移 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作者| 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期致力史学理论及中国学术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新史学与新汉学》、《良史的命运》、《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等，并主编有《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史学引论》、《山东文献集成》等。
来源| 凤凰网·国学 2017-12-18
刚才陈平原先生谈了谈他自己对人文整个现状的看法，我可能要发表一点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恰逢其时。就像刘梦溪先生八十年代末期创办《中国文化》而获得巨大成果一样，我感觉同样是恰逢其时。《中国文化》的成功，反映了刘先生对时代、对文化变迁、精神变迁、学术气候变迁的一个异常准确的判断和把握。在《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之上，创办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我感觉刘先生的判断也同样会异常准确，这个研究院肯定会有光明的前途。我个人有一个判断，认为人文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或者是即将到来。这是艺术与人文研究院将来可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家知道，将近40年前，1978年3月18号到31号，中国开了一个著名的大会：全国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郭沫若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有了一个书面讲话，题目是“科学的春天”。然后《人民日报》4月1号全文发表了郭先生的演讲。所以郭先生这个演讲之后，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激起了一个学科学的热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个人感觉，科学毫无疑问和技术发展有关，和现代化有关，和近代化的事业有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有关。科学也实现了这一点。经过四十年的高度发展，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性任务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另外，大家都看到了，近40年的发展也导致了另一个大的结局，整个中国已经实现了温饱的转型。中国已经脱贫了，实现温饱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古人有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40年的发展，“仓廪实”、“衣食足”的任务已经完成，当然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但接下来要做的问题是要“知礼节”和“知荣辱”。无论是“知礼节”还是“知荣辱”，它所关乎的是价值观的重建，而价值观的基础就是人文。所以人文研究我和陈平原先生的判断有差异，主要是奠基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学习十九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新时代”。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文追求、人文含量的高低这个差异上。十九大报告发表之后，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在做解释，政治学家在做解释，社会学家在做解释，而唯有人文学者解释不够。换句话说，十九大报告当中所包含的对人文的含量我们解释不够。进入新时代，那旧时代是什么？刚才有人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旧时代是以财富为中心、以经济为中心，我感觉非常正确。而即将进入的这个新时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人文追求、人文含量的增加为特征的。
我有一点想法在此跟大家分享下，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重心转移的角度，也能看出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新时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是以暴力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重心。从1949年到1979年文革结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重心。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而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或者忽略了经济，或者把经济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而意识形态的追求成为最高的价值，革命成为目的。所以1979年之后，导致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仍然处在贫困时代，在经济上、在富裕程度上，我们仍然没能在经济生活上得到翻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按照我的概括，是以经济建设为纲，以图富强为重心。中国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当然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那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在图富强的过程之中，我们所采用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弊端。这个大的弊端在我看来，就是不加约束的功利主义，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都导致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崛起和发展了，但是中国人的精神水准和文明水准在下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为了吃饱放弃了信仰，为了成功放弃了底线，为了现实放弃了未来，导致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了新的时代（重心）的转移。我个人感觉，这个时代（重心）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偏性质。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新时代最本质的一个含义，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心任务，是以文明复兴为纲，以信仰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伦理重建、规则重建为重心，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文精神、人文主义。
我个人感觉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儒学、强调中华文化复兴，一个很重要的针对性，就是我们社会发展议程出现了重大问题，精神文明的建设、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上了日程。这是官方对于社会发展议程发生变化的一个回应。而民间的回应大家有目共睹，二十多年来，儒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一直在民间蔓延。这就生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官方和民间同时瞩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瞩目于中国的儒学？我个人感觉，儒学的本质是一种人文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所以儒学复兴就是要告别在一段时间之内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它要告别这种状况。所以儒家的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人文主义的复兴，它的本质上是要再造或者说塑造有品格、有精神、有操守的这种人本性，重新恢复把国民君子化、贵族化、精英化。
我有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可能不太正确。就是近二百年来中国和西方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把草根、把下层民众精英化、贵族化，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走的道路恰好相反，就是把精英、士绅、读书人底层化、草根化、乃至痞子化。所以说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儒学复兴的要义，就是从本质上要把国民重新贵族化，重新君子化，重新文明化。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下一步人文的复兴、人文研究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一点我与陈（平原）先生估计有差异。
我个人之所以对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抱有信心，对它的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是因为它和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时代发生变化、社会议程发生大调整这样一个大背景相适应。
最后预祝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在刘先生的主持下、在各位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取得辉煌的成绩，为中国的人文复兴贡献自己卓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