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
简介 | 杨向奎（1910.01～2000.07），河北丰润人。曾任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研究室主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经学研究工作，著述丰厚。
来源 |《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一九八四年新年前夕，我们很高兴地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先生。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到历史研究所。杨先生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一间小会议室。大家刚坐定，杨先生微笑着环视一周，首先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值得访问的。不过你们几位一来，我还是要谈一谈的；因为我对北京师大是有感情的，曾经在那里教过书，还是校友哩！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吧！”一听说杨先生是师大校友，我们都很惊喜，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城固时，杨先生曾在史地系执教三年。那已经是四十三、四年前的事了。杨先生说的“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一则表明了他为人的谦逊，再则也反映了他对于北京师大的眷眷之情。
于是，我们就像“老朋友”似地谈了起来。
要广博，要用功
我们请杨先生谈谈他的治学道路，谈谈他几十年来治学的感受和经验。他说：
许多年以来，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这很不容易。近来，因为我们搞“四化”建设，自然科学摆的份量要重一些。其实，从科学研究本身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也并不平坦。能够当一个社会科学家，或者当一位历史学家，并不容易！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我们把重点放在哪一种科学上，以及哪一种学科对我们现代化建设更迫切、更有用，这是一个问题；至于哪一门学科研究起来容易不容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同志这样讲：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一定要广博。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化，把它只看作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是人物。就拿政治、经济、人物来说，也很复杂，并不是很单纯的。比如研究历史人物，就要涉及到很多方面。举司马迁为例，他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又是科学家。假如你不懂哲学，又不懂文学，又不懂史学，又不懂科学，你怎么研究司马迁呢！而我们研究整个历史，比研究司马迁这一个人又要复杂得多了。这就要求一个历史学家懂得的东西非常之多。你不懂得自然科学的一些主要部门，不懂得社会科学的一些部门，不懂得军事、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全不懂，那末还有什么历史可言呢！当然，一个人要懂得这么多，确实也很困难。困难是困难，但是历史学本身要求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懂得多，一定要广博，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学是综合性的科学，什么问题都可能涉及到；而涉及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时，如果你不懂，这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对于年轻人，总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多学一点，多懂一点。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分得很清楚。但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或者一个历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那么多科一点也不涉及，一点也不懂，是不合适的。当然，你要全懂也不可能，但你至少懂一门，或者物理，或者数学，或者生物，都可以，因为大的道理是相通的。研究自然科学，自有它的一套方法，你可以把它那一套方法拿来应用到研究社会科学当中去。反之，学自然科学的要是完全不懂得社会科学，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学社会科学的应当懂点自然科学，学自然科学的也应当懂点社会科学。进一步说，我们学历史学的，对自然科学更应当懂得一点；而关于社会科学内部的其他各个方面，当然更应当多懂得一点，如哲学、文学等等。物理学上和数学上讲“自由度”，你懂得的东西多了，你的自由度就大，自由度大，活动余地就多。这是很重要的。
一般地说，在历史学领域以外的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家、数学家，有二十几岁的，成大名了；文学家，二十几岁的，成大名了；哲学家，很年轻的，也成大名了。但是，历史学那么早熟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掌握不了那么多材料，没有渊博的知识，所以不可能在二十几岁时就成为大历史学家。我不是因为自己老了，就说老了才更有用（讲到这里，杨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我的意思是：学历史是要用不少工夫的。需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有广博的基础，这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要求，把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学问都掌握起来，尤其是中国历史，时间那么长，材料那么多，内容那么丰富，牵涉的问题那么复杂，一个人总得用几十年的工夫，才能有成就。我说这个话，是一种希望，并不是我这样说，就说明我已经很广博了。没有那个意思，我还差得远。差得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学历史的人一定要用功，要努力，而且必须是艰苦的努力。总有人这样想，认为自然科学如数学呀、物理学呀，有好多难题，好多东西不好懂，需要下功夫；好像历史嘛，这还有什么难的，看看就懂了嘛，这还有什么了不得的。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才我讲了，历史那么丰富，研究它是需要下苦功才行啊！
一个人，有从小就比较聪明的，也有从小就不那么聪明的。我对于聪明不聪明看得不那么重，我总是看一个人肯不肯努力。一个人肯努力，从青年到老年都那么肯努力，肯定会有成就的。从小有一点小聪明的人，但不肯努力，那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对年轻的同志常这样说：研究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广博的基础；而你打算达到具有广博的基础这个境地，那就必须努力。前几年，我国派几个研究生跟丁肇中先生学实验物理。听人讲，这些学生到那里后，丁肇中先生同他们从上午九点谈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间午饭只是很简单地吃一点。因而就有人说：在国外工作太累了，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我们只习惯于每天工作八小时。其实，我们中国学者中那些有成就的人，如我所认识的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这些老一辈的史学家，哪一个不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呀！就是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成绩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过去身体好的时候，也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我所知道的人，不少都是这样。虽然成绩大小不同，但你若打算做点成绩，就要在青年、中年时期，一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这是不能马虎的。比如，我们订了一个计划，一天看多少书，做多少工作，可是今天开会了，耽误了很多。那末，今天耽误了，明天一定给它补上，办法是少睡觉，一天少睡觉，不会影响健康的。如果明天补不上，后天一定补上，反正三天之内要补上。这样，你才会慢慢地有所成就。我过去在师大，就是在陕西城固西北师院教书的时代，是很苦的呀！我那时大学毕业才几年，教中国通史，问题多得很。尤其是刚刚教书，没有经验，准备讲两点钟的材料，一点钟就讲完了。剩下那一点钟，真难受呵。所以后来打算讲两点钟的课，就预备四点钟的内容。当时，我跟现在师大中文系的王汝弼先生住隔壁，中间有个窗子。我两点起床，一看那窗子，王汝弼先生屋里的灯已经亮了。我说：“老王，你比我起得还早！”他说：“我还没睡哩。”他两点钟还没睡，我两点钟已经起来了，我们两人接上头了。他比我大一两岁，当时都是年轻人。你看：一个从夜间两点干到早上八点，就干了六个小时了；一个从晚上六点干到深夜二点，那就是八个小时了。这个故事，我常跟年轻人讲。我们那时处在年轻时代，很用功。虽然我现在的成绩不怎么理想，但过去是用了功的。当然，那时是资产阶级时代，你教不好书，学生可以把你轰走，或者干脆不来上课，把教室空着。这样，学校就不会续聘你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功是不行的。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要用功，要努力，都应出于一种自觉的要求。从营养学来讲，我看现在一般的营养是够的，加上适当的休息，不至于把身体搞坏。我在二十五、六岁到四十五、六岁时，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工作量大不大，我看在那样的年龄，不算太大。要是过了四十五、六岁到五十岁以后，你再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就不行了。总之，我们学历史的，要有广博的基础，而要达到这个基础，一定要用功，要努力。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上面我们谈到，必须有广博的基础，必须很努力地工作。那末，我们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解放前，在旧社会，有很多学者是很努力的，真是皓首穷经，用功一辈子。但是，他们的成绩往往不理想，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一种灵魂。有些人甚至连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发展规律，也全然不懂。他们仅仅把史料当作历史，如把搜集史料当作历史，把考订史料当作历史，把排比史料当作历史，等等。其实，那只是一种史料工作，不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前几个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看待考据》，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理论和材料结合在一起，你那个材料才有生命力。材料具有了生命力之后，这才叫历史。历史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它讲的是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人）的事情嘛！人的事情是有生命力的嘛！仅仅是材料，它是没有灵魂的，不能看作历史。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适，一是傅斯年。这两个人全是我的老师，但政治上他们都走入歧路了。他们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虽然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在历史学方面，仅仅做了一些材料的整理工作，因而很难说他们是历史家。比如胡适曾经同好多人辩论，不承认中国有井田，认为井田是战国时人的臆说，是他们捏造的。又如傅斯年，他那篇《周东封与殷遗民》的文章在当时是高水平的，但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周东封与殷遗民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在他们那里，材料只是材料，不可能赋予他所掌握的材料一种灵魂，一种生命力，因而不可能把材料提高到历史学的地位。我们今天要求自己，要求年轻的同志，首先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史学理论。
我常同那些跟我接触的年轻同志讲到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不要给将来后悔留余地。我说的“给后悔留余地”，就是指的年轻时不干，不努力，等到老了，回过头来看看：“唉呀，我这几十年白白耽误了！”这怎么行呢？这就是给后悔留余地。年轻的人应当往前赶，不要给后悔留余地，要打好广博的基础，要努力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学好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治学的一点感受。
我目前从事的三件工作
接着，我们请杨先生讲一讲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杨先生略微想了想，又兴致盎然地讲了起来：
因为我总是认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懂得的方面要广一些，懂得的东西要多一点，所以我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研究的问题也比较杂，或者说很杂。很杂，就是方面多。我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但后来因为教书的关系，一直不止限于古代史。我们过去说的“古代史”的概念，是先秦史。后来我搞的就不仅仅是先秦史。由于我搞的项目比较杂，所以自己的成绩就比较少。有的朋友来信说，或是当面说，都是对我进行鼓励，说我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什么什么成就。我说我没有什么成就。但假如我专搞一门，我肯定有成就，而且成就可能还不错。可是我搞的项目太多了，有些不是我应当搞的，因为兴趣的关系，我也研究，结果搞得太杂，成绩就不理想。那末，自己既然知道这个毛病，就改了嘛，就去专门钻研某一方面嘛！可是这不可能。这就是给后悔留余地了。我从年轻的时侯起就喜欢这么搞，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嗜好也很广泛。比如，我的文娱活动就非常多，可以说没有一项文娱活动我不喜欢的。当然，有关精神污染的事情，我倒是没有的（杨先生讲到这里，大家禁不住都笑了起来）。比如打球啦，听戏啦，各种体育项目，各种剧种，我都喜欢。我自己虽然不行，但喜欢。我参加政协的工作，政协要求每个人都参加一个活动组，比如科学组、文化组、体育组等等。我报名参加了体育组。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参加体育组，我说我现在还每天游泳，可见我同体育是很接近的。
总之，因为我的兴趣很广泛，很杂，所以我的研究也是很杂的。比如，我现在和张政烺先生共同指导两个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在清史研究室工作，可是指导的研究生的专业却是原始社会史。另外，我还有一个项目，是西周史专题研究。还有，结合清史研究，我正着手重编《清儒学案》。而我还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研究物理学。现在，我来讲讲目前正在从事的三件主要工作。
第一，是改编《清儒学案》的工作。《清儒学案》是部大书，二O八卷，至少有七、八百万字，过去线装本是一百本。改编这部大书，工程是不小的。一个朋友问我：“你这个项目多少年可以完成？”我说：“一年要是能搞一百万字的话，要搞十年，全书总得有一千万字左右。”这是我目前负担很重的一项工作。我为什么要搞这项工作呢？因为旧的《清儒学案》的主持人徐世昌本身是个做官的，不懂学术文化史，而他用的那些人也不太在行。因此，《清儒学案》这部书虽然材料很多，但用处不大。我想把这部书改编成有双重的用途：一是起学术思想史的作用，一是起学术思想史料的作用。我们知道，学案，它不同于后来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学案这种体裁，前面应有传记，后面主要是资料。但旧的《清儒学案》的传记部分，不能起学术思想史的作用；而它选的资料又不典型，不能起学术思想史料的作用。它在这两方面的作用都起不到，所以我决心加以改编。新编《清儒学案》和旧的《清儒学案》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当然，我改编的这部书比起徐世昌的那部书，某些方面可能比它好得多，某些方面也可能不如它。因为它收入的人数很多，有一千一百多人；其中，有些人只是写几句话就算了。我改编的书，至多收入二百人，好多人就不写进去了。我要尽量提高新学案的水平，但有了新学案之后，旧的学案还不应当废，它虽对有些人只写了几笔，这还是有用的嘛。我做完这件事，大约要十年时间。我已经过了七十三岁，快七十四岁了，大约要到八十四岁才能完成改编《清儒学案》的工作。为了做这件事，我有个助手，帮助我借书，抄抄资料。现在，第一本五十万字已经交稿，第二本也即将交稿，全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第二，我还在搞西周史专题研究。我在五年前就有了这个打算。我认为，关于商朝史，因为有甲骨文材料，学术界发表的文章已经不少。相比之下，西周史的研究就差得多了。师大有位赵光贤先生写了《周代社会辨析》一书，上海杨宽先生也在研究西周史，还有些同志也在研究西周史。但西周史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涉及到。我搞“西周史公，专题研究”，副标题叫做“儒家的起源和发展”，从周公讲起，一直到孔子。周公这个人，应当很好地研究。过去，人们把周公和孔子并列。其实，最初的“至圣”、“元圣”是周公，孔子并没有达到他那个地步。后来，孔子的地位慢慢地被抬高了，而周公的地位就慢慢地降低了。但不管怎样，周公、孔子是有渊源的，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儒家跟周公是分不开的，“制礼作乐”就是重要的证明。关于周公制礼作乐，这是后来的记载。他究竟制了什么礼，作了什么乐？有点茫然。西周初年的历史和周公分不开，如周公两次东征，特别是第二次东征的具体过程怎样？周武王死后，是不是周公曾经做过周天子？现在也还是个问题。西周史的其他问题，如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西周的井田问题，西周的官制问题，西周的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西周的五等爵问题等等，也都还搞不清楚。总之，社会经济搞不清，政治制度搞不清，关于周公的许多问题也搞不清，可见关于西周史是有很多问题应当深入研究的。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打算找一位住在苏州的老朋友，请他帮帮忙。我说跟他合作，他很客气，说当我的助手。我说“当助手”不敢，你就帮帮忙吧。我请他帮助搜集材料，同样的材料，他也可以用来写文章，可以用来作西周史研究。他做他的西周史研究，我做我的西周史研究，结论不一定一样。这也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形式吧。最近因为他身体不好，已取消这种合作。
以上两个项目，都是在我们历史学本行之内。此外，第三，我还有一个业余研究项目，就是搞理论物理。今年十月间，我到昆明去开会。途中碰到东北师大历史系的吴枫同志。他说：听说您搞物理，您为什么要搞物理呢？我跟他谈了以后，他又说：您不要放弃，还要继续搞。我说：“我不会放弃的，这也是一种兴趣！”研究学问，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对于某一种事物一点兴趣没有，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就很难有什么成绩。反之，如果你喜欢它，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自然就会有成绩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有兴趣，你就喜欢它，看的是它，想的是它，舍不得离开它，甚至朝思暮想全是它，这样研究它几十年，怎么会没有成绩呢！依我看，“朝思暮想全是它”或者说“叫我如何不想它”，这是研究学问的一个很重要的气质。我搞的项目这么多，是个大缺点，我不赞成年轻同志这么搞。年轻人应当先专心致志搞一个专业；这个专业搞好了，你可以再转到另一个专业上去。如果某一个专业还没有搞通，还没有成绩，就急于去搞第二个专业，这就要费时误事。像我这样三头并进，是不足为训的。但因为我对这几个项目都有兴趣，都喜欢，实在一个也丢不了，就只好这样做了。我讲这些话的目的，是想说明：研究什么就应当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就丢不开什么，这就叫做锲而不舍，终究会取得成绩的。至于我研究物理学的具体课题，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件奇怪的工作，美国《物理季刊》的编者给我来信说：“你是在理论物理学中冒险”（Venture in theoretical physics）。的确，我是在冒险，不过，世上还有不担任何风险的事吗？
这就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三件主要事情。
对当前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在访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请杨先生谈谈他对当前史学工作的看法，尤其是他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这时，时间已近正午，但杨先生还是侃侃而谈：
关于当前的史学工作，首先，我想讲讲文采的问题。我们史学工作者中，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中，不少人是缺乏文采的，或者说是不大讲究文采的。中国历史上有些大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这两司马，的确了不起。你看司马迁写的“鸿门宴”，司马光写的“赤壁之战”，都选进语文课本。他们的文采那么好。现在我们学历史的人文采太差，写不出人家都喜欢看的文章来。在近现代历史学家中，顾颉刚先生是个大文学家。他的文章写得有文采，你看他那篇《古史辨》自序，写得多好！现在我们一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当然也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史学工作者在内，文采太差，写不出大家都喜欢看的书籍和文章来。比如，我们曾经打算把清史重新编一编。这个工作，最不容易写的部分是人物传记。从目前我们史学界的状况来看，我们年轻同志写出来的人物传记，恐怕人家是不大愿意看的。现在我们史学工作者对于文采，往往不引起注意。不少历史书，写得干干巴巴，人家读起来味同嚼蜡，就不愿意读了。这是不行的。提倡文采，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写、多练。文章是写出来的，这和路是走出来的一样。你总不走路，就没有路了。你总不写文章，总不下功夫提高文采，那你写出来的文章就疙疙瘩瘩的，人家怎么会爱读呢！我想，史学工作者要有文采，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我想讲讲古文字和外国文的问题。一个史学工作者，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具有广博的基础，除了要用功、要努力之外，还必须过语言文字关。不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你怎么去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呢？至于文采，那就更谈不上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谈天，很感慨，也很受启发。他说，现在研究中国史的人不认识繁体字，研究外国史的人不懂得外国文。当然，我们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并不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中国史研究者，懂得很多古文；也有一些年轻的外国史研究者，懂得很多外文。但是，的确有一部分青年史学工作者不认识繁体字、不懂得外国文。现在的青年排字工人，大多是高中毕业生，他们不认识繁体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如果不下功夫的话，也认不全繁体字。我想，在大学生中，至少应当要求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认全繁体字。历史系毕业的学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还应当认识小篆，认识青铜器上的铭文，认识甲骨文；不懂得古文字，怎么研究古代史呢！这就不仅仅是认识几个繁体字的问题了。至于外国文，也不仅是研究外国史的人应当懂得，就是研究中国史的人，恐怕至少也应当懂得一门外国文。现在报刊上有不少文章提倡比较历史学的研究，如果不懂得外国文，怎么做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写得好，我们中国学者是写不出来那个境界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李约瑟懂得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科学技术史，又懂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他可以做比较：当中国发明了什么什么的时侯，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当一项科学技术在中国已经很流行的时候，欧洲还落后若干个百年。这样一比较，许多问题就清楚了。过去，不少欧洲科学家认为，科学是欧洲人的事情；希腊、罗马以后，欧洲一向是先进的。他们认为别的洲是不懂得科学的。比如德国一个物理学家波恩就说过：过去我们以为科学是欧洲人的事情，现在看到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在历史上有好多方面比我们欧洲先进。波恩的看法，反映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假如我们中国学者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很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我们懂得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不懂得欧洲科学技术史，不懂得欧洲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欧洲的文字。你懂英文，不懂德文、法文，也不行，而有些懂得欧洲文字的人，不懂得科学技术史，也不行。李约瑟是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的。他是个大科学家，曾经在中国住过几年，他能说中国话，看中国书；他是英国人，同时又懂德文和法文。他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著作，不是偶然的。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至少也应该懂得一门外国文。我的外国文始终不过关，直到现在还发愁。我是一个并不聪明但比较努力的人。我曾经学过俄文、日文、英文，但没有一种能过关的。现在，俄文字母都已经忘了，日文也丢掉多少年了，只有英文还可以勉强看书。这使我吃了很大的亏。前不久，我到美国去，跟他们有关的大学讨论物理学问题。由于我的英文达不到能够参加开会的水平，所以很难深入讨论下去。想起来这件事，我现在还很遗憾：如果我的英语好，就一定能讨论出一个结果来。至于写呢，也不行，我的一篇物理学论文，还是请别人给我翻译成英文寄出去的。既不能说，又不能写，只是勉强能读，这就过不了关，就要吃亏。在我国史学界的前辈中，陈寅恪先生懂得十多种外国文，真是了不得，所以他有那么好的成绩。王国维先生也懂外国文，所以他也有那么好的成绩。懂得外文，不仅是个知识问题，它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视野、气质以至整个思想面貌，原因就是看得多，能够作比较。由于有以上这样一些想法，所以我指导研究生时，绝对不同意“免试外语”的要求，而是把外语作为重点看待。我这样提倡学习外国文，强调它对于史学工作的重要，并不是说我的外文就很好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自己的外文不行，我才更认识到它的重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懂一点哲学。我认为，年轻的同志要尽量多学点哲学。因为有了哲学的头脑，就看得远，看得深。不仅史学如此，其他学问也是如此。比如文学家，没有哲学思想的文学家就很难是个大文学家。近代的鲁迅先生，他不是个大思想家吗！古代的曹雪芹，不是个大思想家吗！还有《水浒》、《西游记》的作者，不都是思想家吗！外国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都是很有思想的文学家。同样，没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家也很难是大历史家，只能搞些材料。中国古代的大历史家，如司马迁，是个大哲学家。司马光也是个大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潜虚》，很难懂。有一次，郭老问我：“你看得懂《潜虚》吗？”我说：“看不懂。”的确看不懂，它比扬雄的《太玄》还难读。山东大学的高亨先生注释古书是很有成绩的，他住在北京，我经常和他见面。我问他懂得《太玄》吗？他说最多只懂二分之一。而司马光的《潜虚》比扬雄的《太玄》还难懂。难懂不一定好，但这说明司马光也是个哲学家。在宋朝的思想家中，他是深谋远虑、能够思考、最有思想深度的人之一。但是，也应当看到，司马光的历史哲学不行。我曾经打算写他的《资治通鉴》中的哲学思想即“臣光曰”中的历史哲学，可是当我把“臣光曰”全部读完以后，那里面真没有什么哲学。然而，司马光毕竟是一个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同志尽量多学点哲学，这对做好史学工作是极有意义的。
我对当前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特别是我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提出的几点希望，并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或者说已经具备了。我没有那样的意思。还是一句老话：越是我自己不具备这些要求，我越是感到这些要求的重要。我之所以愿意提出这些看法和希望，目的是为了和史学界的同志们共勉。
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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