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 华岗：殒身信仰的一代宗师
华岗塑像
作者| 方朔
来源| 《文史精华》2016年第2期。
华岗，我国资深的革命家、学者、教育家。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931年在鲁迅帮助下出版《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曾任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当时任书记)常委、宣传部部长。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华岗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他是《新华日报》的首任总编辑。解放初期在山东大学任校长，撰写并出版《苏联外交史》《五四运动史》《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论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等著作。后蒙冤入狱10余年，写下16部著作、218篇论文，总计100余万字。华岗一生坚贞不屈，前后入狱共计21年。为追求理想和保持气节、品格，付出惨重代价而不改初衷，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从贫寒家庭走出 投身革命
1951年3月15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并为山东大学。48岁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中等身材，身着一套干部服，戴一副浅色窄边的眼镜，举止儒雅，言谈温和，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领导。
我的父亲方未艾于1951年初由兰州大学转到山东大学，被山大聘为文学院外文系副主任、俄语教研室主任，并兼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俄语学校校长等职。父亲与华岗在山大共事了5年。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初次和华校长在办公室谈起苏联的一些问题，勾起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华校长和我年龄相近，虽然分别出生于天南地北，但都出身于贫寒的农村家庭。青少年在校时，都因不满旧的教育制度离校，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生道路……华校长年长我3岁，1903年生，浙江省龙游县人，因家贫11岁才入小学，20岁在衢州的浙江省第八师范读书，因反对学校干涉学生运动被开除，改名华少峰，转入宁波浙江省第四中学。22岁入党，1925年5月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中国共青团五大会议，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和少共国际五大会议。从苏联归来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武汉《新华日报》总编辑、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与周恩来、董必武较熟，重庆国共谈判时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听说我也去过苏联，感到很亲切。1932年我在苏联列宁学院，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和中国诗人萧三有过交往，他很有兴趣地说：“这俩人我也见过，读过他们很多的作品。他们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今后可能的话我们也要邀他们来山大讲学。”我没有想到华校长一表斯文，来校前还做了多年的国统区地下政务领导工作，这些我从未听他对大家讲过。我们有一见如故、相识恨晚的感觉……
坚持信仰 视哲学为生命
华岗从青年时期就笃信共产主义，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学成才，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他当年在南方被称为“三大手笔”之一，与胡乔木、王芸生共享盛名。1929年他翻译出版了《1905—1907年俄国革命史》，193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之后相继出版《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专著。
当时，山东大学正处在由旧大学向新型大学转变时期。华岗亲自以党的理论为指导，登台讲政治大课，统一师生员工认识，帮大家树立新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在全国的大学中是一个创举。
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各高校都参与其中。华岗在山大5年期间，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反胡风”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他以一位政治学者的素养和睿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校内外极“左”势力非议和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学校各类会议讲话中，他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1952年下半年，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由浙江大学来山东大学任教，被安排住在青岛鱼山路26号公舍大院2号楼，与我家相邻，只有一道栅栏相隔。
束星北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1926年到1930年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研究水平处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前沿。李政道、程开甲曾是他的学生。
华岗对束星北很尊重。他说：“办好一流大学离不开著名的专家、学者支撑，要充分发挥像束星北教授这样学有专长人才的聪明才智，真正做到用其所长，安之以位，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当年，束星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和兼职收入有840元，这在当时的国内高校几乎没有第二例。建国初期，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月薪为404元，北大一级教授季羡林的月薪为445元。高教部认为束星北的工资过高，要山东大学予以削减。华岗和几位校领导研究后给定到720元，在山东大学仅此一例，可见华岗对束星北确是高看一等。
然而，束星北对华岗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说成“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要管到所有的科学，包括物理学”不以为然。束星北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解决客观世界各种问题的。”
华岗始终把关于束星北的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争论，限定在学术思想的争鸣范围内，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绝不是搞政治的对立斗争。华岗坚定信仰共产主义，他对自己信奉的主义、信念、党性、原则视若生命。他对人对己都是主张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头脑清醒，但对持异议者也从不主张搞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束星北教授
1951年7月8日，在北京的著名作家萧军携儿子萧鸣来到青岛，与我的父母相会。1933年他们在哈尔滨一别，已有18年未见，此次重逢自然无限欢欣。萧军那时正在写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和修改《武王伐纣》剧本，父亲正在编写《俄文文法与翻译》讲义。他们经常午前在家或到校教研室写作，午后就到邻近的海滨游泳。
华岗知道萧军到了青岛，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以朋友的身份只身来到我家看望萧军。华岗和萧军在1937年相识于武汉，华岗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董必武身边工作，很受器重。《新华日报》创刊时，董必武推荐华岗任总编辑。
当时萧军与胡风、聂绀弩等人，在武汉创办文学刊物《七月》。华岗谈起当年萧军曾被国民党便衣特务寻衅绑架到警局，险些被丢进长江，幸亏得到董必武营救获释的往事，两人开怀大笑。
华岗知道1947年至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创办《文化报》，被东北局以“反党反苏反人民”为由批判了3个月的经历。萧军当时不肯违心认错，丢掉了工作关系、供给关系和工资，毅然离开东北到北京自谋职业。
萧军也知道华岗于1949年9月离开香港赴北京途中在青岛登陆，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向明邀请他留在青岛工作。这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电，希望华岗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恩来总理想让他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但华岗表示愿意在基层教育部门做些实际工作，留在了青岛……
华岗与萧军对往事谈笑风生，毫无顾忌，两人有着同样的品格和不一样的追求，但心照不宣，惺惺相惜。8月26日萧军和萧鸣坐火车回京，临走前华岗邀请萧军到家中一坐，萧军坦率地说：“你在仕途，我在民间，还是各自保重吧!”说罢挥手笑别。
尊重爱护人才 为教授仗义执言
华岗的家在青岛龙口路40号，这是一座二层半的欧式建筑。每逢过春节时，他总是先到教授家里贺年。山大的师生逢年节假日，也常到华岗家里做客。
华岗家楼门前是一段小石阶，一楼是会客厅和餐厅，二楼是书房、卧室。有时候家里来的客人多了，就把一楼客厅与餐厅之间的拉门打开，摆上两大桌。有一年过春节，家里一次去了20多名师生，华岗就从附近的春和楼订了菜肴招待大家。
青岛的冬天不供暖，屋外气温低时屋里特别冷。华岗晚上常在家里书房写作，只生着一个小煤炉，有时忘记添煤，炉火灭了，只好披着大衣御寒。他写作时全神贯注，深夜不寐，甚至通宵达旦。
当时，我家住在青岛合江路1号山大公舍楼内。1952年春节，最小的弟弟出生，住了7口人本来就显得拥挤的住房，更没有了父亲备课的书房，父亲只好经常到校里的办公室备课。这事被华岗知道后，与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和校教务长、总务长研究，准备在大学附近购置一套住房，以解我家的燃眉之急。
当时，童第周和陆侃如都在青岛鱼山路26号山大公舍院内居住。这里依山邻海，环境优雅，建筑别致，居住的多是著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建议说，公舍院内南端有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独门独院公舍，刚刚腾出来，是日式的住宅，前后都有宽敞的庭院，非常适合多子女的方教授家人居住。华岗立刻同意，让总务长先请我父亲一同去看看，然后就安排校务人员立即帮助搬迁。
我家从知道信息到搬迁完毕，只有3天的时间。新家有书房、会客厅、卧室、餐厅、厨房、储衣间、洗浴间等大大小小10余个房间，在公舍大院内仅此一所。父亲在校内见到华岗表示感谢，华岗却说：“教授没有安居，岂能乐业，何言感谢?”一笑了之。
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教授，是江苏省南通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他是应华岗邀请，几乎和我父亲一前一后来到山东大学的。我的父亲和吕荧在校内平素交情深厚，很谈得来。萧军来青岛40多天，吕荧常同萧军见面，有时在海滨一起游泳，有时在我家的庭院一起练拳。
吕荧平日习惯穿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面庞清癯、白皙，戴一副近视镜，不苟言笑，庄重沉稳，气质和容貌颇似瞿秋白。他爱好文学，精通英语、俄语，写过一本《祖国的花朵》，歌颂鲁迅先生，译过《普希金传》《列宁论作家》和普希金著名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他热心教育，崇尚正义，坚持真理，为人倔强耿直。
吕荧教授
华岗对吕荧的教学和研究都很满意，给予很高的评价。吕荧个性非常强，工作上敢说敢干，勇于负责，特别是他对美学有独自的见解，难免令一些人不悦。
山大中文系学生李希凡写的《典型人物的创造》论文，就是由其授课老师吕荧推荐发表在1951年第4期校刊《文史哲》上的。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学生论文，也是李希凡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1951年11月，《文艺报》第5卷第2期，在“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偏向问题”的专栏，发表署名张祺的文章，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吕荧在文艺学的教学中，存在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重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不起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欧洲尤其是苏联名著。张祺是山大中文系的一名干事，并没有听过吕荧的课，所谓的批评不过是被校内某些人用来当作“枪”而已，而枪口对准的正是吕荧背后的华岗。
《文艺报》刊登了此信并要求山大“消毒”。山大一些领导抓住时机，要开大会批判吕荧。中文系一位党支部书记在一个班级会上动员：“谁不批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李希凡是文艺学的科代表，对批评吕荧教授想不通，便和一名同学去了华岗家里陈述自己的意见。华岗在楼下会客室接见了他们，耐心听着他们陈述，然后说：“教授讲课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但也要经常听取学生的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利于教学和科研提高的。”他主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学校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吕荧的会，华岗到场一眼看见会场横标上有“批判”二字，便当场责令去掉，改成“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那天，吕荧坐在前排只是听没有反驳。临近结束时，有一个发言人的话激怒了吕荧，只见他站了起来，双眼直视，几乎把全身的劲儿都要爆发出来。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中文系副主任，立即用两手紧紧把吕荧拉住，才避免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冲突。
会后，华岗多次找吕荧谈话，劝他不必固执己见，只要作一点儿自我批评就可以了。吕荧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错误，坚决不肯作任何自我批评，更不愿做违心的检讨。刚直不阿的吕荧感到再也难以忍受下去。1952年春，吕荧把家里的两个孩子托付给保姆看护，没有向学校领导告辞，就只身离开山东大学，去了上海住进他的朋友何满子家中。
吕荧离开之后，华岗非常着急，给吕荧写信劝说他回校任教。1953年暑假，吕荧到青岛休假，华岗闻讯亲自到吕荧住处，说服吕荧回山大恢复教学。吕荧被华岗的真诚劝说打动，同意留在山大中文系，但只是承担教授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课程，不再担任学校任何领导职务。华岗为吕荧解决了住房，让吕荧一边在山大讲学，一边给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做翻译工作。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在北京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总共700多人，郭沫若主持大会并发表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大会举手表决通过决议，撤销胡风在中国文联和作协担任的所有职务，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胡风进行必要的惩处。
吕荧参加会议但并没有安排他发言。表决后，有20多人重复着“赞同、拥护”之类的发言，一向稳重斯文的吕荧主动要求发言，走到郭沫若和周扬两人中间的发言席上，大声地说：“我们批评、帮助胡风是应该的，但他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反革命!他所写的都不过是文艺问题上的讨论，是学术问题……。”这时，坐在台下的张光年站起来，冲着吕荧大声喊：“你不要讲了!”人们紧接着喧哗起来。吕荧气得面色灰白，坚持继续发言，被上来的几个人连推带拉强制地拽了下去。
吕荧在会议结束后被隔离审查。《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中，吕荧作为“胡风分子”上了名单。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
不畏强暴 只求一身清白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批准将全国“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逮捕收审。山东省的“反胡风”运动日益深入，青岛市成立了“肃反”专门机构。由于我父亲平素和吕荧往来密切，当年7月10日被扣上在山东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帽子， “隔离审查”逮捕入狱，一住就是5年。
对于胡风写的“三十万言书”，华岗认为是学术思想观点的问题，不是“反革命”政治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吕荧被打成“胡风分子”，山东大学有些人想趁机把他“揪”回来，掀起一场批吕荧的运动。华岗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送来的报告上批示：“材料不足，此事缓办。”
后来追查胡风问题将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华岗，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扣上“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的双重罪名，遭到“隔离审查”逮捕入狱。
华岗被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是因为1937年10月他在武汉筹办《新华日报》兼《群众》周刊主编时，与胡风有过交往。华岗邀请胡风为《新华日报》副刊“团结”每星期天出文艺版一次，取名“星期文艺”。胡风很快就编好了第一期稿子，并写了“致读者”开刊词。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一共编了4期。胡风还把自己主编的《七月》稿子中内容较好的文章，转给“星期文艺”发表。
公安部从胡风的日记里查出，华岗和胡风自1937年12月6日至1940年9月10日，互访有52次，通信3次。新中国建立后，华岗曾写信劝说胡风：“吾兄似应克己，将情绪集中对于某些问题，加以较深发掘，尚有较实际之贡献。”1954年初，他们在北京见面时，见胡风不愿再写文章，华岗鼓励胡风写了文章可在《文史哲》上发表。从1954年1月起，华岗让人把每期《文史哲》都寄给胡风。反胡风运动刚开始，有人征求华岗意见是否继续给胡风寄《文史哲》，华岗说，“胡风问题只是文艺思想问题，还是继续寄吧。”
华岗和向明只是同志关系，1933年2月向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期间，被国民党逮捕在济南关押时，曾与华岗是同牢狱友，患难之交。1949年9月，华岗从香港来青岛，患肠出血，呼吸系统也有症状，需要医治和疗养，被向明留在青岛养病……
1954年冬中共山东分局撤销，新组建的中共山东省委奉上级之命，开始审查批判以山东分局代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让华岗到会揭发批判向明“罪行”。华岗一向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从不唯命是从。他说，“我不了解向明的反党言行，揭不出来。”又说，“我不能凭空编造，陷害同志。”后来托病不出席会议。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康生发下话来：“先抓起来再说!”华岗就这样被抓了起来。
华岗被捕后，被认为“态度严重恶劣”“拒不认罪”，1957年被判刑13年。具有历史巧合的是：1959年华岗被押往济南市的山东省监狱，恰是1932年他被国民党关押的同一座监狱!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68年8月24日本是华岗刑满释放之日，却被继续关押，直到1970年3月5日才办理释放手续，但仍不准出狱，被直接安排到监狱里的就业队。华岗患重病卧床，不能下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971年1月被送回青岛家中。从被捕之日始，已是第16个年头!
华岗先生
“我一生无愧于党……历史将证明我无罪!”
1972年初，临近春节时华岗突然病情恶化，青岛有关部门限制其就医，他只好返回济南监狱以求就地医治。华岗到了济南仍被拒绝入院治疗，在青岛的华岗夫人谈滨若于3月到济南，要求送他去医院治疗仍未获准。这时，华岗已处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不停自语：“我一生无愧于党……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4月，华岗病情进一步恶化被送进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夫人被迫返回青岛。
5月17日，在济南的一家医院，69岁的华岗因脑溢血病逝。据知情人说，他当时“骨瘦如柴，形容枯槁，遗物只有自己用粗针缝补过的几件破衣衫和两柳条包书刊，还有一尺多高的书稿。临去世前，他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只有监狱看守人员。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3月28日，党中央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7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7月5日在济南为华岗举行追悼会的消息。此时，距华岗刑满释放回家9年、病逝8年、第二次含冤入狱之日25年!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作为学者的华岗，晚年在狱中以诗抒怀：“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足以表达他宽阔豁达的胸襟和坚贞不屈的心志。
华岗追求正义，爱国爱民，学识渊博，著述丰盈，不畏强暴，不苟残生，追求信仰，是中国有良知、有作为、有品格、有情操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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