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发松|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称为“江都情结”。隋炀帝和唐太宗在诸多方面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表现迥异。历史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名君太宗。

作者|牟发松，湖北江陵人，1954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4期，第77-92页。

一、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

——从《区宇图志》的编撰谈起

‍‍大业五年，《区宇图志》书成，“帝不善之”，问题出在《丹阳郡风俗》部分，炀帝下敕文批驳“以吴人为违背礼义的东夷”的观点，属编撰者对南方风俗文化的价值评断问题。

主持《区宇图志》修撰的皆出身于关陇集团及山东大族，不免“关中旧意”或曰“关中本位”思维，“以吴人为东夷”。下敕指责之外，炀帝还改组了《区宇图志》的写作班子，主持重修的虞世基、许善心，以及参撰者袁朗、虞绰、姚思廉等，均出自江左名门“冠族”，“南土誉望”，由他们主持或执笔修撰南方风俗，自然不会再出现“以吴人以东夷”之类的问题，故“颇得”炀帝之“意”。总之，从《区宇图志》的修撰可见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崇尚。炀帝虽出自关陇集团并为最高政治代表，但对于汉隋间南北分裂时代南北文化的评价，其南方立场十分坚定，扬南抑北的倾向至为明显。

关于炀帝，先行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由于青年时代长期浸润于江南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他对南方人文情有独钟，并通过与南方文士零距离的密切接触，熟练掌握了南朝的文学技能。出于对南方文化的企羡，隋炀帝往往以新撰图书与南朝同类书籍相比较，力图超越之。隋炀帝朝，北来南士不仅是诸多大型文化工程的主力，南朝文学风气因之而弥漫朝野，而且他们还是隋炀帝统治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核心层。

隋炀帝及其藩邸南士洋溢着“江左余风”的文学作品，不仅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南北融合及发展变化。进士科的创置及进士程文以《文选》为典范，也反映了创立者隋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这一点，可能与萧皇后的影响有关。而萧妃之外，炀帝所追求、喜爱的文帝后宫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陈后主张贵妃及沈皇后，皆为江南人，大业后期炀帝又密诏南方诸郡“简阅”、进贡“江淮民间美女”，可见炀帝对南方女性特别是江南才女情有独钟。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迳称为“江都情结”。炀帝一下江都，作为称帝后的第一次故地重游，显示出是一次怀旧、感恩之旅。二下江都，“宴江淮已南父老”之外，又下“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将江都提升至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同等的地位。拟三下江都之时，经三征辽东之役，军队厌战，民不聊生，引起朝野极度不满。炀帝的各种拒谏行为，可知这种执迷到了下意识、纠结、冲动乃至如痴如梦而不能自抑的“情结”程度。李渊入长安，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无心北归”的隋炀帝“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隋炀帝虽未明确表态，显然是站在南人一边。最终，这位关陇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清醒而果决地选择了江都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他是关陇集团创建的西魏北周隋唐诸朝君主中，唯一一个长眠于南土的。

参据传世文献和最新考古发掘，隋炀帝的墓葬位于今扬州北郊。晚唐罗隐《炀帝陵》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正是讽刺隋炀帝之钟爱江都，已到了不惜以平生功业、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地步。张祜名诗《纵游淮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可能暗含了作者对隋炀帝“恋嫪”江都以至“生死以之”的批评。炀帝在位期间，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都城即西京、东都、江都之间。赴江都虽然只有三次，却滞留了1100余天，最后一次凡601天，是这位总是风尘仆仆于巡行途中的皇帝在一个地方滞留时间最长的，他的政治生涯、人生之旅，都永远定格在了江都。对于他来说，这一选择既是迫不得已的，同时也是主动的，或者说是他自认为可以接受的所有选择中最好的。这一选择，显然是根源于他的南方文化情结或曰江都情结，而这一情结的形成，则具有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背景。

二、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的经济、

社会背景与大业元年的大型系列工程

‍先行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别及其对立，最初并不是南北之间，而是东西之间。南北分立之取代东西分立，根源在于六朝时代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所导致的南北相对地位的变动。

永嘉之乱后北人大规模南迁，更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加速发展。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当地文化兼容混合，最后演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我们看到，北方出现了自觉汉化、主动学习南方文化的北族统治者。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仿习南朝文学、艺术蔚为潮流。如所周知，隋灭陈，在政治、军事上南并于北，但在经学、文学、书法等文化领域，却是北并于南。上述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北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正是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隋炀帝继位伊始的大业元年，连起大役，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大业年中炀天子”好大喜功、荒残无道的暴君形象，也被认定为炀帝亡国丧身的罪端祸由。然而，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冷静客观的研究分析无不表明，炀帝“大业”年间所兴大役，均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全盘规划的系列工程，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极具战略眼光的千秋“大业”。所谓顺应历史潮流，主要表现在适应六朝以来南方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经济财赋重心逐步南移的大趋势。如果放眼汉宋间帝国政治中心由西而东（咸阳-西安-洛阳-开封）、自南徂北（洛阳-建康-临安）的移动过程，隋炀帝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偏爱江都，实顺应了这一基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政治、文化重心相应东渐南移的大趋势。

炀帝在《建东都诏》中所述建都理由的合理性，是以江淮租赋物质得以顺利北输的大运河为前提的，而上述系列工程中最被指责的就是开运河。然而，京杭大运河第一次显示了它巨大而独特的政治军事功能，即在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重心之间大批量地转运人员、物质，这是东西走向的黄河、淮河、长江等自然河流所无法胜任的。实际上，炀帝游幸江都，除了眷恋扬州重游故地外，也还有宣示隋朝正统、展现皇帝权威、笼络南方人士的政治文化使命。如前所述，炀帝当年坐镇江都期间，着意拉拢南方文士，同时又与南方佛教、道教界的名僧高道交往密切。由于佛教是南北双方民众的共同信仰，“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来的统一力量”，因此他在江都的绥抚工作，有效化解了南人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政治文化隔阂，增强了他们对隋廷的向心力，故被学者称之为“文化战略”。当他被立为太子后，还曾“奉诏巡抚东南”，显然是考虑到他å在东南的良好声誉和影响力。在对南方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年轻的杨广也成了南方文化的接受者、爱好者，甚至被南方人士视为自己的代表。唯其如此，他在当年阴谋夺嫡的过程中，曾计划万一失败，便“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即割据东南，因为这里是他在政治上的发迹之地，文化价值和感情维系所在，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这也构成了他的南方文化情结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总之，对于隋炀帝的游幸江都，也不能纯以逸游、享乐概之，联系到他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可知其游幸江都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三、隋炀帝的南朝文学好尚及其

背景、影响——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南朝文学好尚的形成，还与北朝后期的文学南朝化风气密切相关。

北魏自迁都洛阳，下至东魏北齐，模仿江左文学蔚然成风。西魏北周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致力于复古，推行文体改革。隋及唐初，反对江左轻薄文风的呼声仍然很高。不无反讽的是，隋李谔上疏痛诋江左文体，唐初史臣魏征、令狐德棻等指斥梁、陈文学误国害政，但今日读他们的疏文、史论，依然是排偶对句，词多华饰，不脱南朝文风。同为关陇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后代隋炀帝与唐太宗，亦同为北朝末年兴起的文学南朝化风气所化。然而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的隋朝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所标榜的仍为西魏北周所提倡的周、孔王道，因而在文学理论上要极力遏止南朝轻艳文风的流行，并诉诸行政手段加以抵制。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流行的江左文风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那么，隋炀帝、唐太宗是如何兼顾他们的文学趣尚和关陇集团政权所秉持的治国原则呢？

我们看到，唐太宗和隋炀帝在公开场合，都是与周隋唐初关陇政权反对江左文风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但就二人的文学好尚及创作实践而言，仍不脱南朝文学窠臼。牟润孙先生曾指出，唐太宗不但自己对南方文化爱好甚笃，而且又寄望于喜欢接近南人、爱好江左文学的爱子魏王泰，盼其绍述己志，一度欲立为太子。隋炀帝在诗文创作上，唐太宗称炀帝“文集实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只是不理解何以“行事”却相反。今日论者则谓“炀帝是一位有深厚美学意识的人”，他虽与唐太宗同时代、同阶层且同登至尊之位，其诗文自然也深受江左文风影响，但他的诗却能“经常成功地捕捉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 “产生出一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

若就文学成就特别是在南朝文学基础上推陈出新而言，隋炀帝较唐太宗显然更高一筹。但二人的南朝文学爱好及其创作对于二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君主形象的影响而言，则反之。

隋炀帝出色的文学天赋，增加了他的自信和拒谏。作为文学家的浪漫情怀，使他特别注重排场、形式，有如他所崇尚的南朝文学的华丽、繁缛。对南朝文学的好尚，太宗并不亚于炀帝。但也有诸多原则上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将文学、学术与治国施政加以区别。也就是说，他爱好南朝文学，在于它的欣赏、审美及娱乐价值，并不看重其政治功能，在处理自己的文学好尚和治国施政的关系时，体现出极强的自制力。而这也是太宗和炀帝在处理南方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在对待臣下谏诤的态度上，最明显的差别。

对于《区域图志》“丹阳郡风俗”篇的作者以江南人为“度越礼义”的“东夷”，炀帝既严辞指责，又加以杖笞之罚。而在世南死后，太宗自称“痛惜”之情不可言喻，赞扬备至，称他为当世文学、学术第一人，是与自己“为一体”的文学知音，但他为了避免刺激其他臣下，特别是刺激反对江左文风的关陇集团中人，因而只将这种情感以“手敕”（没有通过中书门下程序的非正式诏敕）的形式，单独传达给同样有南方文学好尚的爱子魏王泰，同样，也只是向江南文士褚遂良表示世南死后，自己的诗作无人可示可商。这里显示的炀帝、太宗的差别乃基于个人性格因素和情感因素，今之所谓“情商”。要而言之，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好大喜功，荼毒生灵，即如魏征所言，“隋主虽有俊才”，但“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而太宗能看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不但虚心纳谏，而且主动求谏，对当时制度上并无刚性制限的皇帝权力能自我约束，谨慎行使，尽管他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有此认识，特别是心中有百姓，即与“性不喜人谏”、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而大肆诛戮的隋炀帝有天渊之别，况且太宗在求谏纳谏上的实际表现也真正可以称得上“千古一君”了。

四、余论：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唐太宗和隋炀帝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均属关陇集团，而且是出身于该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姨表叔，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两人也都是以次子夺储位，以非常手段登皇位。太宗发动政变杀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二人子嗣亦一并诛杀，并逼父退位；炀帝谗废并杀害兄太子杨勇，长期幽锢弟蜀王元秀、汉王元谅，皇位受到威胁时不惜拉杀父皇。二人都是王朝第二代君主，正处于柏杨所谓王朝的“瓶颈危机”时期，需要守成与开新相兼，才能渡过危机。在私德上，唐太宗公然纳元吉妃为己妃，与炀帝烝幸宣华、容华二夫人，性质并无差别。二人在位期间都曾三征高丽并同归于败。此外，二人都聪明早慧，才华出众，青少年时代就浸淫于文学南朝化风气之中，藩府中多有南方文士，因而熟练掌握了南朝文体，在诗赋创作中成就不凡。此外，炀帝的后宫中，有文学造诣极高的南梁宗室萧后，并始终尊重信任；太宗的后宫中，亦有出身文学世家、“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江南才女徐贤妃，太宗亦“荷顾实深”。“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也多半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

然而，如所周知，二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迥异，一个是历代称道的千古明君，一个则是万世唾骂的暴主昏君。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自称得益于“常保”三面镜子，“以防己过”。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主要还是吸取强盛的隋帝国何以一朝覆亡，也就是隋炀帝如何丧身亡国的历史教训；所谓“以人（魏征）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看魏征的谏诤，也主要围绕着隋炀帝何以丧身亡国来展开。可见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隋炀帝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隋炀帝亡国的教训，是唐初君臣念兹在兹、朝野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意义上，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也就不会出现唐朝的明君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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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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