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两极相联”与中西之间——论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儒家哲学元素

“两极相联”是马克思对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相接触的譬喻。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形成两大精神动力，中西哲学名异实同。研究有助于还原中华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的贡献，有益于开显当代中西方哲学在跨文化交流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未来图景。

作者|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4期，第61-76页。

一、哲学思想的中西际会

利玛窦于1594年用拉丁文翻译《中国四书》以及罗明坚、金尼阁等人的此类著述应被视为中国哲学西传欧洲的正式开始。17世纪，中西际会，以儒学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流布欧洲，儒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吸引了西方思想家，一时成为批判基督教神学的他山之石和重构欧洲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中国哲学毕竟只有融入欧洲哲学语境或通过欧洲化进程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一）中西哲学的异同。除通常认为西方哲学有逻辑体系而中国哲学缺少逻辑之外，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哲学有本体论而中国哲学无本体论，西方哲学有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无形而上学，等等。实际上，二者异名而同指。中西哲学邂逅和交流，最初遇到的是语言和翻译问题。翻译外来名词和术语，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借词，一种是译词。

“哲学”——并非一个音译的借词，而是一个实意相应的汉译词。日本学者西周在把希腊文的philosophia译为“哲学”之前，也曾译成“希贤学”、“儒学”、“理学”等。用“哲学”二字翻译philosophia，西周是第一人，但用汉字对译philosophia，西周则晚之又晚。早于他二、三百年前，1595 年，利玛窦在《天主实义》里首次将philosophia译为“理学”；同时，他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又把中国的“理学”和“性理之学”对译成philosophia，这是欧洲人始知中国有哲学的最早记载。而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则认为，中国不但有“道德哲学”（在孔夫子那里），而且还有一种“自然哲学”（在《易经》中）。20年后，意大利人马尔蒂尼（卫匡国）认为“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本体，“易学”就是philosophia。正因为在西方来华人士的眼里中西各有其“哲学”，所以他们才致力于在两种哲学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译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借词。

有学者坚持认为：西方哲学又称“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中西哲学之间的意译或通约的误区。“本体论”一词在汉语中被普遍使用恰是出于中国哲学语境自身的理解，因为对“本体”的研究实为中国哲学固有之问题。把“being”理解为“本体”，用“本体论”翻译ontology，尽管并不合西方哲学原意，但却打通了中西哲学各家各派的话语通道，从而使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西方哲学范畴禀赋了中国属性。对“逻格斯”（logos）、“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解读同样如此。

强调中西哲学“名异而实同”，并不是说二者毫无差别。首先，两者在形式和方法上有异。其次，中国哲学强调“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相互包含性，但欧洲哲学的“二元对立”却终难统一。其三，中国哲学重视现实世界，而西方哲重视此岸与彼岸的分野。

（二）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于17世纪，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三人被称为“欧洲哲学之父”。唯理论学派所“唯”之“理”（理性），不是基督教经院哲学中神秘的“逻各斯”或“奴斯”，而是reason。要知道，朱熹哲学之“理”，恰被启蒙思想家翻译为reason。儒家哲学在欧洲思想界的传播，莱布尼茨无疑是关键人物。

（三）中国哲学融入欧洲哲学的主要路径。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认为17至18世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有两条线索可寻——“一条是由莱布尼茨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密到休谟”。莱布尼茨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休谟既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同时又受斯宾诺莎的影响，培尔则发挥了中介作用。这两条路线反映了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主要得力于德、法、英三国中的顶尖哲学家，两条路线交集于莱布尼茨其人。

二、中国原理纳入了欧洲的思维形式

就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来说，“伟大相遇”的史实仅为外证，内证则需要从对中国哲学融入西方哲学学理内部的分析和论证中开显出来。

（一）中国“实体”（自然神论）与无神论。文艺复兴后的这种“新知识”（希腊和东方学）乃是由于儒家哲学的输入才激活了对它的记忆。它力求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用除了启示神学之外的其它方案解决吗？或者说，人类思想理性化的进程能够带来某种自然和理性的结合吗？

斯宾诺莎的实体是“自然神”，“自然神”是隐蔽的无神论，这源于斯宾诺莎与笛卡尔共同的学术师承。从笛卡尔学派的实体论中不难看到儒家哲学实体的身影就是“理”或“道”。

朱熹的“理”，按欧洲人的观点就是那种以理性实体或物活实体取代“上帝实体”的“自然神论”。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不同就是他强调活力论的“精神实体”。在谈到朱熹的鬼神观时，从莱布尼茨的著作中，我们既读懂了他的“单子论”，也发现了斯宾诺莎的身影。“无神论”在欧洲本含贬义，而“自然神论”或“泛神论”作为“无神论”的代名词，则是进步思想家用来反教会、批判有神论的理性工具。

（二）朱熹哲学与“有机论”。当代哲学界一般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为“有机哲学”，然而李约瑟却认为：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中国哲学是“有机论”，尤以朱熹哲学为代表；在西方哲学中，莱布尼茨是“有机论”，而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有机论”哲学体系。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受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朱熹哲学的影响。

正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把朱熹哲学推介给欧洲思想界。李约瑟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所谓“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在朱熹之前，中国哲学的全部背景都是如此，在朱熹之后，则有莱布尼茨的哲学如此。莱布尼茨哲学的“前定的和谐”命题，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第一个辩证法命题，其来源于莱布尼茨对朱熹理学的研究。“有机论哲学”通过“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在德国思想界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深深地扎根在德国哲学界，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受其熏陶。

（三）“理”、“道”、“性”与“理性”。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它把儒家的“理性”概念介绍到了欧洲。从《大学》和《中庸》等书的译文中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的“理性”从传入欧洲起，就纳入了欧洲化思维的进程，成为欧洲近代哲学“理性”概念的重要源头之一。

实际上，利玛窦等人在16世纪就把中国哲学的“理”与“道”译成了西文的reason（理性）。随着中国哲学的传入，中世纪“理性”（神性）发生了质变，出现了取代上帝的一种“纯粹理性”，而中国却很早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理性”在希腊和基督教哲学传统中大致有三个用词，一是reason，二是nous，三是logos。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多是用nous 和logos，它们都没有脱离“神性”，甚至等同于“神性”，而reason一般被理解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把“道”翻译成拉丁文rationalem（理性）的同时，还用了另一个拉丁字naturam，即“自然性”。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儒家的“理”张扬了一种“自然律”（natural law），即“天道”，也即“理性”。可见，欧洲人是基于欧洲固有的“理性”范式来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学之“理”的。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的流行表明过去被视为“万恶之源”的无神论合法地楔入了欧洲思想界。

（四）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16世纪中国哲学初传欧洲时，利玛窦最早把它界定为一种“道德哲学”。到了德国哲学始祖莱布尼茨那里，他对中国的“实践哲学”十分推崇。之后，沃尔夫的哲学统治德国思想界近半个世纪。康德作为沃尔夫的再传弟子，在其“三大理性”批判中，《实践理性批判》居于核心地位。到了18世纪，虽然康德开始贬低中国哲学，然而尼采却把他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三字实指“孔夫子”。马克思在提到“中国人”时还把他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相并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这里，“完善的中国人”即指孔子。

那么，究竟怎样来看待康德与中国哲学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呢？学者谢文郁认为：“对于尼采来说，康德用德国人的思路表达了中国思想，正在毒害德国人。”康德哲学中究竟哪些要素属于中国思想呢？“我们不难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康德“绝对命令”的道德律，就是宋儒的“天理”！

不过，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没有公开承认吸收了中国哲学思想要素。在哲学史上，除马克思公开承认他继承了黑格尔又批判了黑格尔之外，主动承认吸收了别人思想的哲学家微乎其微。理性的先验性和至上性、道德的形而上性和实践的自律性以及“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正是康德哲学能够打通中西之间的主要隧道。

三、中国哲学与黑格尔

单就17世纪以来中欧哲学的融通而言，最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哲学，而黑格尔哲学又是德国近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

（一）黑格尔哲学的实质。“绝对精神”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着基督教的logos、新柏拉图主义与斯多葛派的nous的痕迹，然而，它更有着自笛卡儿、斯宾诺莎以来欧洲近代哲学“实体”论的基础和莱布尼茨以来德国唯理论哲学自身的土壤。

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大厦在公式上可以表述为“三一式”，在方法上可以归结为“否定之否定”，在理念上可以概括为“有、无、变”，简而言之，即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道家哲学尤其《老子》一书中“无”的论述是值得重视的。在这里，黑格尔从本体（being）来阐解老子的“无”，认为它就是无规定的“本质”。另外，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关于“无”的观点与其对老子“无”的理解如出一辙。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来没有“无”这个范畴，正是黑格尔首先把“无”纳入了他的思辨哲学体系。直至后来海德格尔的“无”，也是其存在论中的重要范畴。黑格尔之所以批判康德，因为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是悬隔于他的实践理性之外而被实践理性拒斥的对象。而在黑格尔这里，“物自体”不仅是可知的，而且是能动的、生生不息的、终极的本体——这就是“绝对理念”即太极。

“有无变”、“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等等，这些辩证命题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指的同一事物两种属性的相成相辅，这是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欧洲哲学传统最显著的地方。欧洲哲学的实体论渗进了中国哲学元素，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中有着中国式的思维逻辑。

（二）黑格尔西方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人们通常认为黑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代表。实际上，知识渊博的黑格尔从来不否认东方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贡献。

（三）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黑格尔的时代，中国文化和哲学已在欧洲传播了近二百年，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从肇始发展到顶峰。在德国，这是一个由莱布尼茨、沃尔夫公开推崇中国转而走向康德、赫尔德等人公开贬损中国的精神旅程。黑格尔同莱布尼茨一样，对中国的一切怀有好奇心。他同样看重《易经》中所包含的哲学原则，如果说，莱布尼茨从阴阳两爻中看到了“零”与“一”，黑格尔却从中发现了“有”与“无”、“肯定”与“否定”、“正题”与“反题”。黑格尔视阳、阴两个爻符互为正、反对立范畴，而阴阳“两仪”出于“太极”，“太极”自然就是“正反合”了。《易·系辞传》又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说“阴”是正题（肯定），“阳”是反题（否定），那么，“道”就是“阴”与“阳”的“合题”即“否定之否定”了。这实为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所独有。

中国哲学的“道”或“太极”，在黑格尔那里就叫“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道”在《周易》哲学中就是“有无变”——“道”从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到派生出具体形象的天地万物、变化出无穷的大千世界和精神现象，其逻辑过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过三个环节两次否定而生出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何其相似乃尔！黑格尔在评述《老子》的“道”时透露出他的这一发现，认为他的哲学“本质”就是《老子》哲学的“无”，这非常值得玩味！

那么，为什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公开回应却是一种极力贬低的评价呢？首先，黑格尔成长于欧洲“中国热”流行的时代，他的前辈们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正负两面评价在他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其次，“中国热”的消退归根到底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和中国国势的急剧跌落。最后，学者的特殊心态也不容忽视。可见，探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有无相互影响和彼此吸收，决不能依据学者本人的表白，而主要应取决于两类证据，一是外证，二是内证。如果内、外证都有，还要看发明者孰先孰后。

四、结语

四百年前中西哲学的“两极相联”和“伟大相遇”以及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对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显著标志是在哲学领域用“理性上帝”取代了“神本上帝”。

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正是一个理想化了的中国，他们运用来自中国的“理性”和无神论哲学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同时，被西方思想家看重的中国哲学“原则”逐渐融为欧洲哲学范畴，纳入西方的思维形式，中国元素被深深掩埋在西方语境深处。罗博特姆回顾了儒家思想对法国、德国和英国影响的证据，认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影响在17世纪欧洲的三种运动中可感受到它的存在：（1）激发了针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批判精神；（2）唤醒了对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兴趣；（3）意识到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三种运动的学理依据皆得力于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哲学有着自身的发展理路，但由于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的输入，其与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希腊思想共同形成了理性时代“两个平行”的推动力，致使欧洲思想界执牛耳的重要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学派以及伏尔泰等人“都毋庸置疑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

事实上，欧洲哲学正是从17世纪才开始真正走向了实践理性和主体性的发展道路。自沃尔夫、康德之后，道德哲学和人文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而纯逻辑的本体论渐次让位给自然科学而沦为工具理性。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普遍道德和“全球伦理”的重建时，我们就无法否认儒家哲学至今仍具备的普遍性价值。

然而，从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又出现了新的危机。然而，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始终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在相当于西欧的神学（宗教）时代，中国则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时代。“重建形而上学”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在场，三百多年来，从莱布尼茨到海德格尔，相当一批欧洲主流哲学家无不把欧洲思想界寻求支援力量的关注目光一再投向中国，试图从跨文化角度汲取东方的智慧和营养。

基于跨文化的视角，应着眼于人类理智共性的“普照的光”，而不是拘泥于对中国哲学文本所谓绝对正确、无误的理解或诠释。跨文化的哲学交流，重在思想的启蒙、启发、启示。跨越沟壑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既为一种同质共求，更是一种异质互补，惟有如此才能对人类的文化总量有所增益，对品质有所提升。欧洲哲学对中国哲学的需求不在于原汁原味，而在于后启蒙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理，当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吸收，也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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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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