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 | 启蒙还是浪漫？ ——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不是理性启蒙精神，更是一场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风潮。而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精神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前尘，不宜一味表扬胡适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也应论其过失，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
作者|汪荣祖，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访问讲座教授、台湾中坜“中央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荣退教授。
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2期，第5-14页
导 论
在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扬一代风潮，足称文化英雄，至老不衰。今胡适辞世已逾半世纪，吾人宜对其作一理性检讨。
胡适为人友善，性情温和，据何炳棣的观察，他“永远不给人看一张难看的脸”，所以颇有人缘。他学崇杜威，虽未尽窥乃师堂奥，但始终信奉自由主义。不过，他在思想上仍持有自由主义者未必赞许的激烈面向，尤见之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激波扬澜诸事。
“五四”通常被视为一场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李泽厚将此社会思潮的格局称之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其实，救亡与启蒙在意识形态上是相悖的，因救亡实具浪漫主义情调。以胡适成名时期而论，其时所弥漫于西方社会者，已属浪漫主义而非理性的启蒙精神，而中国社会自西方所接收者，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余绪而非理性启蒙精神的真传。
美国学者舒衡哲提到西欧的启蒙导致法国大革命，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却导致“五四”启蒙，但她对此一逆反现象并无解释。其实她所谓的“启蒙”在晚清已略见端倪，多少影响到辛亥革命的发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运并未好转，危亡无日的情势并无改变，甚至每况愈下，救亡与持续革命势所必至。当时的“思想气候”仍然是随国族主义之势而追求更深入的革命，包括思想与文学在内；时代的“思想气候”认为：不仅思想与文学需要革命，连文学形式也需要革命。这固然与时势密不可分，而谁能说时势中就没有情绪主宰的浪漫心态？
作家们在新文学的大旗下，感情的宣泄多，理念的追求少。李欧梵研究五四时代的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诸人，统称之为“浪漫时代的中国现代作家”，可以旁证，“五四”是一场不断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强烈批判也是因救亡而起，此一强烈的文化批判态度，并不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激情。革命的本质不属于启蒙而属于浪漫，五四爱国运动的底蕴是在外力刺激下引发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胡适参与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呈现的也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感性的浪漫激情。
科学与民主当然需要理性，也最能代表启蒙精神；然而“五四”先驱所宣扬的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他们更看重的是以科学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来抨击中国传统价值观，他们冀望用科学的世界观来取代传统中国的生命哲学，无异将有限的科学原则无限扩大，视为文化公理，视科学为万能，世称“科学主义”，实乃伪科学之流亚也。
以此视角窥之，新文化运动之本质，本就多浪漫而乏启蒙精神，无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大局如此，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要角之一，所倡导的重要议题莫不具有浪漫主义的情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高唱“文学革命”
胡适于民国五年(1916)给陈独秀的信里提出所谓“八不主义”，这是他打响文学革命的第一枪。不用陈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模仿古人、需言之有物诸要点，凡古今中外善文者无不心知肚明。“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之议，应作这样的理解：对仗、骈、律，牵涉到艺术，不能者可不必为，似无因其艺高难为而废弃之理。至若“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之说，按文法者，乃文字成熟后所能归纳出来的规则，而规则并非铁律，仍必须顺从文字通行的习惯，能文之士下笔如有神，自不必外求文法。观乎胡著《尔汝篇》，实欲以英国纳氏文法来牢笼中国文字，硬定规则，此非理性，乃出自胡适的西式工具理性思维，直欲将吾华文字纳入西洋文法，本不足为训，而胡适固执于此，至晚年而未曾稍变。
胡氏“八不”之中最关紧要的一条是“不避俗字俗语”，也就是提倡白话文。胡适说各国都是以某种具“两种资格”的方言经久而形成各自的国语，法、德亦如此。此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按罗马帝国原通用拉丁文，北方蛮族入侵，拉丁乃拼音文字，各族各以土语拼音，渐成各国的国语，遂启列国之势，罗马帝国也一溃而不可复合。中国文字据六书而造，有其特性，不能拼音，异族入侵唯有接受方块字，久而汉化，成为中国人，中华帝国虽屡分而终合。于此可见，中国文字的特性不仅有统一之功，且有用夏变夷之效。奈何舍己芸人，取短截长耶？幸而汉语拼音化只是纸上谈兵，未付诸实施，否则各省以方言拼音，中国岂非要四分五裂了？“八不主义”既无新意，又不乏可商榷者，却轰动一时，浪漫讯息又在其中矣。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想要以他个人的理解界定“白话文”，就出了问题。他所谓的白话文是“听得懂的”“不加粉饰的”“明白畅晓的”，至于所有深奥华丽小老百姓看不懂的古文，在他看来，都应该是被“排斥”的，属于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僵死文学了”。但他忘了说：应如何处理不明白畅晓的白话文。他将如何自解呢？
胡适坚持以“死”“活”来界定文言与白话，认为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学”，活文学理当取代死文字。胡适自定文字生死之余，却又以一己的主观判断在《白话文学史》里收揽了一些自称“已死”的古文。其实，“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的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所以凭难、易、繁、简来判决文字的死活，殊难立足。白话可使文学普及，但无须废止“贵族的”“美学的”“精英的”古典文字，两者原可双轨并行而不悖。但胡适独尊白话，欲以白话取代文言，扬文学革命之风潮。此一转折之影响深远，吾人称之为“文学革命”或“文化革命”并不为过。具体地说，就是白话革了文言的命。
回顾往昔，不免假设“未曾取径”的历史：白话文的普及固是大势所趋，但普及白话是否必须废除文言？新文体是否必须完全取代旧文体？当年的胡适视古文为死文字，大搞文学革命，及晚年废文言之意志仍未稍改，有欠深思与反省实甚显然。有趣的是，胡适固然自觉地总是用白话作文，但在批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却不自觉地偶用文言，且胡适一生的学术工作大都在古典文献里钻研，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岂不令人费解耶？
二、主张充分西化
胡适确实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因“全盘”有语病受到批评，乃改称“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西化”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当胡适见到进步的西方现代文明，反观中国的落后，他是真诚想要弃旧迎新的。在他心目中，文化是一元的，中国文化是旧文化，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新旧不能并立；他认为，即使是中西文化折衷论也是“变相的保守论”，不足为法。然而如何才能充分西化呢？胡适以行动给出了具体的答案：他与陈独秀携手提出，必须请西方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到中国来。
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用心在于为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其无心之过则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仍有不足。在西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早已分途，科学在英美指的是自然科学，然而胡适混两者为一。他不仅谈科学的人生观，而且起而行之，要以科学方法治文史之学，这就如将史学方法与化学的冶金法混为一谈。胡适将之浓缩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口号虽响亮，但不甚“科学”，因假设与求证都要小心谨慎。胡适误将现代化等同西化，也因他未留意二战后盛行的社会科学及研究新兴国家西化的成果，故昧于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重要性——他未能考虑到，传统未必是现代化的阻力，而现代学者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发现传统不仅不是阻力，而且有其助力。事实上，文化有其延续性，切断文化的脐带并非明智之举。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诉求就是民主自由。胡适毕生倡导斯道，成为现代中国主张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一个极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信奉的民主品牌是美国的“威尔逊式民主”，倾倒于美国民主的选举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曾与李大钊进行“主义与问题”的辩论，批评马克思主义源自19世纪欧洲工业社会，不适合施用于20世纪的中国，但产自欧美民主社会的“实验主义”又如何必然能适合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呢？
胡适对民主与自由的信念,可以说是终身不移。在一个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他不能不把民主与自由挂在嘴边,不能不说不中听的话，所以他自比乌鸦，认为至少先要为人民争取言论自由。胡适倡导民主与自由有功，失在不知如何付诸实施。他既没有在书斋里深度考虑中国的现状，完成对中国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也没有师法杜威全力从教育培养民主的下一代，而是最后选择了与威权的当政者建立关系，进入蒋介石的圈子。他无非想从体制内改变威权体制，结果与虎谋皮不成，反遭奚落。胡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在雷震案的压力下，既不能挺身而出，反抗极权，又爱惜羽毛，不能彻底与当局摊牌，最后只有说了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来自解。
三、全面抨击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伐对象，主张充分西化的胡适在抨击传统的阵地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他文化一元论的心目中，先进的西方文化理当取代落后的中国文化。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持续两千余年之久；抨击传统，孔子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吴虞是“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原创人，胡适赞美他的胆识，称之为“来自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遂不胫而走。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打孔英雄。孔子被戴上“封建余孽”的大帽子，儒家思想则被视为专制集权压迫的渊薮，孝道成为家庭对个人自由的捆绑束带。胡适指责孝使得父母子女相互依赖，以为是亡国的根源。孔家老店被砸，店内岂有幸存的货色？
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但全面否定儒教，亦未见其可。罗素将孔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与基督和佛祖并论，却能见孔子与其他教主之异。他认为儒教更为入世，孔子也更具历史性格。他意到新文化运动抨击儒教所重视的孝道，因孝重家，不利于“公众精神”，孝是尊亲，又涉及尊君，确具强化威权体制之效。但依他之见，孝再可议，其害远不如西方的“爱国主义”。两者虽各自为特定人群效忠，但孝不至于像爱国主义那样，会导向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罗素还肯定儒家在实践上的长处——主要是教人“彬彬有礼”。
若能像罗素那样冷静而理性地思考，我们亦不难发现，秦汉以来垂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并不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孔夫子的理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然而历代帝王名为尊孔，实用法术。历代所行的专制，主要是基于讲求严刑峻法的法家，当然，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重视，得到帝王的尊重，因而多少起到了“软化”冷酷专制政体的作用，儒家道德规范与伦常关系也起到了稳定社会构造的作用。由是观之，似难以坐实孔子赞同独裁之罪。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登高一呼，成为攻击儒家文化的领导人。这是浪漫时代的大势之所趋，也有他个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孔子的教义，“自有其不可诬者”，儒家的经典经过几千年的涵化，已成为中国人所尊奉的行为准则。徐子明教授尝言：反孔不啻是要破坏伦理，摧毁社会秩序与安宁，因而导致“五四”以来动乱不已，山河变色的后果。徐氏又有言：“治世之大经，终莫逃乎六籍。何则，理义悦心，人情所同，非是则纲纪必紊，是非无准，家国必丧也。”依徐先生之意，尊孔或反孔更关系到人心之邪正以及国家之治乱。
胡适后来虽然曾写《说儒》，并对若干儒家人物表示尊敬，但他并无意于重新肯定儒家价值。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961年的11月6日，四国在台北召开科学教育会议，胡适应主办单位之请，发表题为“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英文演讲，他自称是“魔鬼辩士”，严厉谴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认为要发展西方科学，东方人一方面必须要承认古老的东方文明几乎没有多少精神价值；另一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而且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由是观之，胡适全心全意反传统的立场是一贯的，始终未变。
结 论
胡适生前的盛名因新文化运动而起，倡导之功在许多人心目中远超过他当年的伙伴陈独秀、李大钊诸人，胡适自己也以领军新文化运动而感自豪。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中国文艺复兴”为题现身说法，发表演说。其实他借用西方文艺复兴的概念，并不妥帖。胡适的思想，一方面是全心全意致力于现代化或西化，另一方面是全心全意地否定传统价值。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为中国文艺复兴铺路，不余遗力。他一再强调，只有白话才是“活语言”或“活文学”，并向英文读者力陈“文言”不再能够作为创作之用，唯有活的白话才能写出活的文学。胡适高唱文学革命，名满天下，影响深远，但他高度自信的论断亦不过是一家之言，值得今人商榷。他逝世十余年后，钱钟书出版《管锥编》，证明古文不仅未死而且极具创造力，甚至可以无碍地表达西方哲学思维。不过，“五四”之后出生的学者即使有钱氏之才，已难以运斤斫白，流畅使用文言作为书写的工具，文史功力浅者甚至有阅读上的困难。胡适宣布当时仍然通行的文言为“死文字”，使其渐遭废止，百年之后的今日，它确已临灭绝之虞。从今以往，恐怕没有几人能有清人所谓“读书先识字”的能耐，而章太炎所预言的“今后无人不识字，无人真识字”的窘境，却将成为现实。文言之难读、难写，非文言之过，乃是吾辈不学之过也，不学则殆，自弃通解之途而已矣。于今视之，胡适当年以文言为“死文字”，力主废除之，即无有心之罪，至少亦有无心之过。若今人仍只讲胡适之功，不讲其过，讲其过则谓夸大其词，则其人难免不是有违理智、诉诸情绪的浪漫之徒也。
自先秦至清末民初，吾华思想文化以文言为载体，能读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便能读懂《史记》《汉书》。一旦文言成为如胡适所说的“死文字”而遭灭绝，则胡适全面攻击传统之目的将彻底达成。几千年的传统精华既失，中国的选择唯有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其结果只能受制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丧失学术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崛起，但在学术上仍无法与西方匹敌，文化症候已逐渐浮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失落、文化认同出现危机、学术话语权丧失……今日种种，当年包括胡适在内的否定传统、高唱西化诸公，是否亦在某种程度上难辞其咎呢？中国原有数千年的文化经验，而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将其横扫在地，践踏无余，这一历史的折损要用多久才能恢复？“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我们若总是轻忽传统，又如何能建构自己的理论？如今胡适谢世已57年，我们不宜只一味表扬胡适参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功，亦应论其过，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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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李 梅 范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