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文学史学大师冯沅君先生
摘 要：
冯沅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人物。她和陆侃如先生喜结伉俪，学术相携，合著《中国诗史》是文坛的佳话，也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既是我国学林仰重的女学者，桃李满天下的女教授，又是一位蜚声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建国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顶梁柱。纵观冯先生的一生，其在中国诗歌史的编写和戏剧史的编写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上具有开拓之举，冯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史学大师，她的贡献是不可低估和磨灭的。
作者/ 袁世硕，山东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12-16页
冯沅君先生（1900—1974）是我国学林仰重的女学者，桃李满天下的女教授，也是一位蜚声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建国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顶梁柱。
冯沅君，原名冯淑兰，河南省唐河县人。1900年9月4日诞生在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父亲冯台异先生，字树侯，曾任湖北省崇阳、武昌县知县。他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认为语文、算术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从小把基础打好，所以聘请教书先生，给三个孩子上语文、算术课。不久，树侯先生病逝，吴夫人挈带子女扶柩返回唐河。吴夫人思想开通，在独持家政的艰辛日子里，仍给儿子们请了先生教授四书五经，小淑兰便在哥哥们的课余时间跟着读读写写。不久，两位兄长先后离家赴京、沪进大中学堂，她只能在母亲的指点下读点诗书。
有一年的夏天，长兄冯友兰从北平回来度暑假，小妹缠着大哥教她读书。大哥便选了些文章供她抄读。淑兰求学心切，天赋又高，仅用了一个暑假，不单能读懂所选文章，且能摹拟作文。兄长们假期回唐河探亲，也常常给她谈点外头的新鲜事，留下些他们读过的书刊供她自学。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陶冶，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点诗文了，向往外地的大千世界，渴望像哥哥们那样去京都学校念书，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正巧，原来的北平女子师范，1917年改为高等师范学校，设有国文专修科，暑假后招生，冯沅君闻讯执意要报考。在兄长们的赞助下，她便随同去了北平。入学考试只考作文，她居然考中了。冯沅君的国学底子比较扎实，再加上名师指点，学业上进展神速。女高师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队伍堪称人才荟萃，她的两届级主任——陈钟凡、胡小石先生都是国学基础丰实、且又忠于职守的教师楷模。中共早期活动家李大钊先生曾给她们开过“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伦理学”等课程；胡适之曾讲授过“中国哲学史”。名师出高徒，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点点滴滴注入到学生的心田。她喜欢骈文、诗词，也爱钻研探讨学术问题，在当时女高师的刊物《文艺会刊》、《文艺观摩录》上常常见到冯淑兰的名字。其中有诗词创作，如《中秋对月》、《吊新战场文》、《杨柳枝》等；也有专题学术论文，如《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读〈汉书·艺文志〉随笔》、《释贝》等；还曾在《晨报附刊》上发表了她的《明陵八达岭游记》。她求知欲强，兴趣极广，对政治哲学也感兴趣，曾发表过《今后吾国女子之道德问题》的文章，也曾把胡适之的讲演《哲学方法论》记录下来，刊载在《文艺会刊》第三期上。
冯沅君在女高师的五年，适值五四运动前后，女高师也不是世外桃源。冯沅君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和两年前拖着长辫子、扎着红头绳的腼腆河南姑娘判若两人。此后，她更加关注社会，投身进步活动，她参加过北京大学组织的卢梭思想讨论会，也参加了女高师学生反对封建婚姻而改编的话剧《孔雀东南飞》的演出。
北京大学国学门读书时的冯沅君
1922年夏，冯沅君以优异成绩从女高师毕业，旋即考上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她一如既往，刻苦学习，悉心研究，在《国学门周刊》上发表了《祝英台之歌》、《老子韵例初探》等学术论文；还和大哥冯友兰共同校勘标点了《歧路灯》前二十六回。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冲击下，这位女研究生心中泛起了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从1923年秋开始，陆续写出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个短篇，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这组异军突起的爱情主题小说刊出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淦女土成了当时文坛耀眼的新星。后来鲁迅先生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选入了《旅行》、《慈母》两篇，并且在序言中作了肯定性的评语：“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平创办了《语丝》，该刊聘请了十六位长期撰稿人，淦女士便是其中之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冯沅君就发表了十多篇不同内容、不同文体的作品，其中有三个短篇——《劫灰》、《贞妇》、《缘法》。还发表了一组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小论文：《对于文学应有的理解》、《无病呻吟》、《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愁》、《闲暇与文艺》，其中有的是对评论工作中的偏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的则是阐明自己的艺术观点。
1925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毕业，经陈钟凡先生介绍，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次年，她又返回北平，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这一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月刊上发表了冯沅君累累的研究成果：《楚词的祖祢与后裔》、《易韵例初探》、《南宋词人小记二则》、《读〈笔生花〉杂记》等，文章功底坚实，思路清晰，笔头流畅，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新秀。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相恋，大约是在1926年的秋冬开始的。陆侃如是江苏海门人，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当时，陆侃如正在清华当研究生，志趣相投，业务相近，彼此的才华和相互爱慕成了缔结婚姻的基石。他俩从“爱苗初长”到“定情”这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1927年写成、陆侃如编定的由五十封信联成的书信体小说《春痕》中。
1928年，陈钟凡先生又把冯沅君介绍到陆侃如任教的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当时陆侃如是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主任，兼着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的课程。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行、同事，从此便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当时陆正在撰写《中国诗史》，已写成了《导论》和《古代诗史》，正准备写《中古诗史》。那时冯沅君正在讲授词曲，陆先生遂将《近代诗史》的撰写任务托付给了她。一时的分工，却定下了两位先生终身治学的方向。1930年，他们分别写完了《中古诗史》和《近代诗史》。历时五年的《中国诗史》撰写工作终于在这对贤伉俪的合作下完成了。《中国诗史》是第一部中国诗歌史，也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中国文学的专史。
冯沅君与陆侃如订婚照
《中国诗史》评述了中国二千多年间诗歌发展的概貌，突出地展示了由《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明清散曲中国诗歌体裁的递变；对历代重要诗人进行了评论，并能扼要地点示出他们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近代诗史》里论词之三篇，分期分类评述唐五代和两宋词人，突出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附以风格相似的数人，乃至十数人，论及的词人相当周全。对重要词人的评述，大都是联系其身世，分类解析其词作之内蕴、风格特征，细致、深切，超越了传统的感悟式的品评和以点评名句替代解析的方法，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从而更加客观、公允，纠正了王国维、胡适评论中的偏颇，对五代的温庭筠，北宋的柳永、贺铸，南宋的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作出了具体、贴切的评论，后来之词史研究大体不出其基本格局。
这年秋天，冯沅君只身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年仅三十的她竟以教材内容翔实，教学态度谨严，站稳了北大讲坛。此时，她和陆侃如再度合作，撰写《中国文学史简编》，速度极快，1932年便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
1932年，夫妇双双从上海乘邮船去法国留学。到巴黎后，两人都考入了巴黎第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在留学期间，除了攻读博士学位应修的课程外，他们还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巴比赛领导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者，除了他俩外，还有戴望舒、李健吾等。
经过三年学习，冯、陆双双取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于1935年夏绕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沿途所见一派生机，他们惊叹之余，深感自己祖国的落后、贫困。
回国以后，陆侃如到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两年，夫妇合作又完成了一件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这是继赵景深、钱南扬之后又一本辑录宋元南戏佚曲的著作。他们依据当时新发现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共得出南戏新目72种，辑录了43种南戏的佚曲，大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宋元南戏的认识。此后，冯沅君的研究兴趣由词和散曲转移到了古代戏剧方面，开始了对古剧的研究，接连写出了《古剧四考》、《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几种称谓》等学术论文。
在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冯沅君、陆侃如流徙奔波，生活极不安定。1938年初，他们离开北平后，经过上海，取道香港、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在昆明，陆侃如应聘去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也跟着去广州，不久广州失守，他们又随校迁到粤西罗定。次年初，冯沅君应武汉大学之聘，独自经昆明、成都，来到峨眉山下的嘉定县。不久，中山大学又迁往云南澂江，那时，日本飞机正在向大西南狂轰滥炸，嘉定也未能幸免，武汉大学难于在废墟上继续上课了，冯沅君便应聘留在了中山大学。1940年秋，中山大学又迁回粤西坪石。人届中年的这对夫妇随校在西南漂泊，1942年夏，两位先生再度入川，到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这才较为安定地住了几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段生活在她的《四余诗稿》、《四余词稿》，《四余续稿》（载《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有具体的描述。除了用诗文表达对国事的忧虑，在三台期间，他们夫妇俩也投入到了爱国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三台的文化人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赵纪彬、冯沅君担任正副主席，会址便设在她的家中。“川北分会”工作活跃，对川北的抗日宣传工作颇有补益。1943年“三八”节，冯沅君曾在三台妇女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演讲，用中国历代爱国女诗人的事迹和文学创作，激发与会青年妇女的爱国热情。“分会”还出版了一期十六开本的《文学期刊》。但很可惜，仅此一期。第二期的要目虽已登了广告，但因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而流产了。
冯沅君陆侃如夫妇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在图书资料异常匮缺的情况下，她利用漂泊间隙和课余之暇，继续进行古代戏曲史的研究，陆续完成了两组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其一是后来收进《古剧说汇》中的若干篇文章。《古剧四考》（1936年写成）及《古剧四考跋》，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做场考》，考证、探讨了宋元剧场、演员、剧作者及其团体，及戏曲演出等诸方面的实际情况，还对元代重要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钟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推定。《说赚词》及《说赚词跋》，《〈天宝遗事〉辑本题记》及《〈天宝遗事〉辑本题记跋》，《金院本补说》及《金院本补说跋》，考证、探讨了对元杂剧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的赚词、诸宫调、金院本的曲词、体制演变，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情况。《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则就近世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考证了元剧上演的各种脚色的“穿关”、“题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剧联套程式，其他还有《南戏拾遗补》、《〈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都有新的探索和发现。《古剧说汇》对所考证、探讨的现象和问题，大体上理出了眉目，作出了贴近事实的诠释和说明，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补充，对研究宋、金、元、明戏曲和中国戏曲发展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二是论古优的三篇文章：《古优解》、《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从广义的角度看，这有点超出文学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是一种古代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优”这类人物的地位、职能、特点。冯沅君正是从探索戏剧起源的意义上，对“古优”发生了兴趣，认真地作了一番考察。这反映了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变化。她不仅详细地占有材料，且能联系社会历史现象来研究分析文艺现象，结合社会阶级状况来考察阐明文学问题，这就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仅限于文字的注疏和材料的排比，而是采用了与西方古代同类现象相联系、相比照的方法，从而得出中国“古优”是一种供君王贵人们娱乐、消遣的特殊奴隶的结论，对探索戏剧起源，弄清宋元戏曲的形成、演出和创作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极有价值。这两组文章是冯沅君独自的研究成果。
抗战胜利后，冯沅君、陆侃如夫妇随东北大学复校到沈阳。由于他们夫妇一贯倾向进步，受到排挤，1947年秋离开了东北大学，来到了设在海滨城市青岛的山东大学。当时山大文史系力量雄厚，杨向奎任主任，教授有丁山、王统照、赵纪彬，加上冯、陆两位，不久王仲荦先生也来到了山大，济济一堂，十分兴旺。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总崩溃前夕，山东大学的学运和全国学运配合，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两位先生旗帜鲜明，援救被捕学生。解放前夕，部分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转移去胶东解放区或投奔晋察冀解放区，他们也都解囊相助。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两位先生和山大的进步师生们收听解放区的广播，阅读进步书籍，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这一年多，冯沅君精神昂扬，文思活跃。她继续研究古代戏剧，发表了一组内容多样的考论文章：《元杂剧中的（东墙记）》、《从李煜词论“个”字》、《记侯正卿》、《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等，其中有考证，也有分析语言艺术的，考证和论述结合紧密，都有新见。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法国文学的译文、译诗。冯沅君离开法国已十多年了，为什么对法国文学又突然有了兴趣？读了她译出的《人民颂》后面的附言，透露出她译诗的心迹：“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虽与《马赛曲》不全同（时间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感。”此时此地，冯沅君的心已经倾向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建立后，冯先生以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业绩，受到尊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文联副主席。她仍然一丝不苟地教书，踏踏实实地搞科研。她年年给本科生上大班课，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为了扩展本科生的知识面，她又陆续开出了《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曲研究》等专题课，用她自己的科研成果来丰富学生的知识。
冯沅君与陆侃如先生雕塑
她仍然潜心学术研究，陆续写出了《元曲家杂考三则》，《季布骂阵词文补校》，《谈刘姥姥》、《王实甫生平探讨》等学术论文。冯沅君还曾受教育部委托，同游国恩、王起教授等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教学提纲》，给全国文科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供了依据。几乎在同时，她和陆侃如共同修订的《中国诗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5年开始，他们对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审阅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补、改写。修改稿曾以《中国文学史稿》的题目在《文史哲》上连载了十八期，后又整理成《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稿，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尝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中国文学发展的面貌，结合历史背景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当时，两位先生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此书曾由国家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向国外发行。这对教授夫妇，躬逢治世，生活安定，学术成果累累。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也扩大到了陆侃如，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降级，冯沅君在政治上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接着又是整风补课、拔白旗运动，冯沅君在不解、苦闷、徬徨中，努力让自己的主观世界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写出了《〈中国诗史〉的初步批判》、《我在学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等检查性文章，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此后在并不顺畅的境遇中，冯沅君还是排除干扰，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怎样看待〈一捧雪〉》、《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等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与以前的文章相比有较明显的变化：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整理文学遗产，评论古代作家作品；也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有分析地给予作品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肯定其中积极健康的内容，指出并摒弃其消极、落后的东西，褒贬分明，实事求是。这个阶段，冯沅君又接受了教育部下达的一个重点项目，和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负责上册（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负责下编（宋元明清诗歌，“文革”后才正式出版）。《中国历代诗歌选》按历史顺序选注了各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选目全面恰当，注释简要精确，出版后深受各界读者的欢迎，曾一版、再版、三版，至今仍是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辅助教材。这部诗歌选凝聚了冯沅君教授数年的心血，是她给人民奉献上的最后一份厚礼，遗憾的是，她未能亲眼见到这部书的出版。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冯先生被教育部评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工作重点转到了培养研究生和辅导青年教师。她重言传身教，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既传授知识，又教治学方法；既教书，又育人。她按时批改学生作业，从观点、材料，乃至逻辑语言上的毛病，都一一认真校阅，改动处，必附有小条说明原因，指明材料出处，一板一眼，从不含糊。她曾语重心长地嘱咐学生，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谓“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功夫，博览穷搜，精严审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对知识的掌握要做到博、深、透、熟。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动脑筋，善于思考，有所创见，不能因袭成说，对知识的运用要做到活、新，真、准。冯沅君导师对后辈的培养可谓竭尽心血，对此，她的研究生们至今尚众口皆碑。有人说冯先生是“抱着孩子走路”，她也颇有风趣地回敬：“该抱着走的时候就该抱着走么，难道放鸭子似的就好吗？”为此，《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她《指导研究生体会》的长篇文章。
在“文革”中，冯沅君是山东大学第一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这种境遇，对于一个秉性好强、年近古稀的老学者，实在是难以承受得了的，然而，她却默默地忍受着，挺过来了。是因为未做亏心事，不怕受审查，还是要勇于经风雨见世面，经受群众运动的考验，抑或是认命了，她的心态，我们无法知道。但从她的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到，她坚信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的。
1973年春天，冯先生腹部时有不适，去了几次曲阜县医院也未见好转。后来县医院的大夫看出了病情不轻，让她转院诊治，但冯沅君不忍丢下手头的工作，就这样，拖到了暑假。陆侃如陪同冯沅君到了济南山东省省立医院，检查结果：直肠癌。1973年的秋天，知识分子的境遇稍有好转，省委对这位全国人民代表、知名女学者的疾病十分重视，让省立医院组织了手术护理小组，几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都上了手术台。但可惜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病情一度似有缓解，能在搀扶下慢慢走动了，但神志恍惚，往事和现实交叉。一个下午，冯先生穿戴停当，让护士扶着去医房隔壁的护士办公室，说要给研究生上课。坐下后，便哇拉哇拉拉起长腔讲开了课。这位老教授潜意识的流动正反映出她内心的渴求——渴望重新走上讲坛。转年春，冯沅君病情加重，6月17日，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先生对山东大学贡献良多，厥功至伟。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教学与研究上，倾注了全部精力，率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在全国高校第一流的局面，为全国高校提供了富有典范性的教材，发起参与了全国重大的学术活动。她为山东大学赢得了声誉，也为文史学人树立了治学严谨、学风淳良、富于创新精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