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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文学史学大师冯沅君先生

袁世硕 文史哲杂志 2021-02-06

摘 要

冯沅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人物。她和陆侃如先生喜结伉俪,学术相携,合著《中国诗史》是文坛的佳话,也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既是我国学林仰重的女学者,桃李满天下的女教授,又是一位蜚声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建国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顶梁柱。纵观冯先生的一生,其在中国诗歌史的编写和戏剧史的编写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上具有开拓之举,冯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史学大师,她的贡献是不可低估和磨灭的。

作者/ 袁世硕,山东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12-16页


冯沅君先生(1900—1974)是我国学林仰重的女学者,桃李满天下的女教授,也是一位蜚声20世纪2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建国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顶梁柱。

冯沅君,原名冯淑兰,河南省唐河县人。1900年9月4日诞生在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父亲冯台异先生,字树侯,曾任湖北省崇阳、武昌县知县。他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认为语文、算术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必须从小把基础打好,所以聘请教书先生,给三个孩子上语文、算术课。不久,树侯先生病逝,吴夫人挈带子女扶柩返回唐河。吴夫人思想开通,在独持家政的艰辛日子里,仍给儿子们请了先生教授四书五经,小淑兰便在哥哥们的课余时间跟着读读写写。不久,两位兄长先后离家赴京、沪进大中学堂,她只能在母亲的指点下读点诗书。

有一年的夏天,长兄冯友兰从北平回来度暑假,小妹缠着大哥教她读书。大哥便选了些文章供她抄读。淑兰求学心切,天赋又高,仅用了一个暑假,不单能读懂所选文章,且能摹拟作文。兄长们假期回唐河探亲,也常常给她谈点外头的新鲜事,留下些他们读过的书刊供她自学。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陶冶,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点诗文了,向往外地的大千世界,渴望像哥哥们那样去京都学校念书,接受新文化的洗礼。

正巧,原来的北平女子师范,1917年改为高等师范学校,设有国文专修科,暑假后招生,冯沅君闻讯执意要报考。在兄长们的赞助下,她便随同去了北平。入学考试只考作文,她居然考中了。冯沅君的国学底子比较扎实,再加上名师指点,学业上进展神速。女高师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队伍堪称人才荟萃,她的两届级主任——陈钟凡、胡小石先生都是国学基础丰实、且又忠于职守的教师楷模。中共早期活动家李大钊先生曾给她们开过“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伦理学”等课程;胡适之曾讲授过“中国哲学史”。名师出高徒,广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潜移默化,点点滴滴注入到学生的心田。她喜欢骈文、诗词,也爱钻研探讨学术问题,在当时女高师的刊物《文艺会刊》、《文艺观摩录》上常常见到冯淑兰的名字。其中有诗词创作,如《中秋对月》、《吊新战场文》、《杨柳枝》等;也有专题学术论文,如《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读〈汉书·艺文志〉随笔》、《释贝》等;还曾在《晨报附刊》上发表了她的《明陵八达岭游记》。她求知欲强,兴趣极广,对政治哲学也感兴趣,曾发表过《今后吾国女子之道德问题》的文章,也曾把胡适之的讲演《哲学方法论》记录下来,刊载在《文艺会刊》第三期上。

冯沅君在女高师的五年,适值五四运动前后,女高师也不是世外桃源。冯沅君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和两年前拖着长辫子、扎着红头绳的腼腆河南姑娘判若两人。此后,她更加关注社会,投身进步活动,她参加过北京大学组织的卢梭思想讨论会,也参加了女高师学生反对封建婚姻而改编的话剧《孔雀东南飞》的演出。

北京大学国学门读书时的冯沅君

1922年夏,冯沅君以优异成绩从女高师毕业,旋即考上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她一如既往,刻苦学习,悉心研究,在《国学门周刊》上发表了《祝英台之歌》、《老子韵例初探》等学术论文;还和大哥冯友兰共同校勘标点了《歧路灯》前二十六回。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新思想的冲击下,这位女研究生心中泛起了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从1923年秋开始,陆续写出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个短篇,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这组异军突起的爱情主题小说刊出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淦女土成了当时文坛耀眼的新星。后来鲁迅先生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选入了《旅行》、《慈母》两篇,并且在序言中作了肯定性的评语:“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平创办了《语丝》,该刊聘请了十六位长期撰稿人,淦女士便是其中之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冯沅君就发表了十多篇不同内容、不同文体的作品,其中有三个短篇——《劫灰》、《贞妇》、《缘法》。还发表了一组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小论文:《对于文学应有的理解》、《无病呻吟》、《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愁》、《闲暇与文艺》,其中有的是对评论工作中的偏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的则是阐明自己的艺术观点。

1925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毕业,经陈钟凡先生介绍,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次年,她又返回北平,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这一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月刊上发表了冯沅君累累的研究成果:《楚词的祖祢与后裔》、《易韵例初探》、《南宋词人小记二则》、《读〈笔生花〉杂记》等,文章功底坚实,思路清晰,笔头流畅,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新秀。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相恋,大约是在1926年的秋冬开始的。陆侃如是江苏海门人,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当时,陆侃如正在清华当研究生,志趣相投,业务相近,彼此的才华和相互爱慕成了缔结婚姻的基石。他俩从“爱苗初长”到“定情”这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1927年写成、陆侃如编定的由五十封信联成的书信体小说《春痕》中。

1928年,陈钟凡先生又把冯沅君介绍到陆侃如任教的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当时陆侃如是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主任,兼着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的课程。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行、同事,从此便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当时陆正在撰写《中国诗史》,已写成了《导论》和《古代诗史》,正准备写《中古诗史》。那时冯沅君正在讲授词曲,陆先生遂将《近代诗史》的撰写任务托付给了她。一时的分工,却定下了两位先生终身治学的方向。1930年,他们分别写完了《中古诗史》和《近代诗史》。历时五年的《中国诗史》撰写工作终于在这对贤伉俪的合作下完成了。《中国诗史》是第一部中国诗歌史,也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中国文学的专史。

冯沅君与陆侃如订婚照

《中国诗史》评述了中国二千多年间诗歌发展的概貌,突出地展示了由《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明清散曲中国诗歌体裁的递变;对历代重要诗人进行了评论,并能扼要地点示出他们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近代诗史》里论词之三篇,分期分类评述唐五代和两宋词人,突出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附以风格相似的数人,乃至十数人,论及的词人相当周全。对重要词人的评述,大都是联系其身世,分类解析其词作之内蕴、风格特征,细致、深切,超越了传统的感悟式的品评和以点评名句替代解析的方法,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性质,从而更加客观、公允,纠正了王国维、胡适评论中的偏颇,对五代的温庭筠,北宋的柳永、贺铸,南宋的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作出了具体、贴切的评论,后来之词史研究大体不出其基本格局。

这年秋天,冯沅君只身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年仅三十的她竟以教材内容翔实,教学态度谨严,站稳了北大讲坛。此时,她和陆侃如再度合作,撰写《中国文学史简编》,速度极快,1932年便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

1932年,夫妇双双从上海乘邮船去法国留学。到巴黎后,两人都考入了巴黎第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在留学期间,除了攻读博士学位应修的课程外,他们还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巴比赛领导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者,除了他俩外,还有戴望舒、李健吾等。

经过三年学习,冯、陆双双取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于1935年夏绕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沿途所见一派生机,他们惊叹之余,深感自己祖国的落后、贫困。

回国以后,陆侃如到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两年,夫妇合作又完成了一件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这是继赵景深、钱南扬之后又一本辑录宋元南戏佚曲的著作。他们依据当时新发现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共得出南戏新目72种,辑录了43种南戏的佚曲,大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宋元南戏的认识。此后,冯沅君的研究兴趣由词和散曲转移到了古代戏剧方面,开始了对古剧的研究,接连写出了《古剧四考》、《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几种称谓》等学术论文。

在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冯沅君、陆侃如流徙奔波,生活极不安定。1938年初,他们离开北平后,经过上海,取道香港、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在昆明,陆侃如应聘去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也跟着去广州,不久广州失守,他们又随校迁到粤西罗定。次年初,冯沅君应武汉大学之聘,独自经昆明、成都,来到峨眉山下的嘉定县。不久,中山大学又迁往云南澂江,那时,日本飞机正在向大西南狂轰滥炸,嘉定也未能幸免,武汉大学难于在废墟上继续上课了,冯沅君便应聘留在了中山大学。1940年秋,中山大学又迁回粤西坪石。人届中年的这对夫妇随校在西南漂泊,1942年夏,两位先生再度入川,到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这才较为安定地住了几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段生活在她的《四余诗稿》、《四余词稿》,《四余续稿》(载《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有具体的描述。除了用诗文表达对国事的忧虑,在三台期间,他们夫妇俩也投入到了爱国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三台的文化人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赵纪彬、冯沅君担任正副主席,会址便设在她的家中。“川北分会”工作活跃,对川北的抗日宣传工作颇有补益。1943年“三八”节,冯沅君曾在三台妇女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演讲,用中国历代爱国女诗人的事迹和文学创作,激发与会青年妇女的爱国热情。“分会”还出版了一期十六开本的《文学期刊》。但很可惜,仅此一期。第二期的要目虽已登了广告,但因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而流产了。

冯沅君陆侃如夫妇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在图书资料异常匮缺的情况下,她利用漂泊间隙和课余之暇,继续进行古代戏曲史的研究,陆续完成了两组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其一是后来收进《古剧说汇》中的若干篇文章。《古剧四考》(1936年写成)及《古剧四考跋》,包括《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做场考》,考证、探讨了宋元剧场、演员、剧作者及其团体,及戏曲演出等诸方面的实际情况,还对元代重要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钟嗣成等人的生卒年代,作了推定。《说赚词》及《说赚词跋》,《〈天宝遗事〉辑本题记》及《〈天宝遗事〉辑本题记跋》,《金院本补说》及《金院本补说跋》,考证、探讨了对元杂剧的形成有直接关系的赚词、诸宫调、金院本的曲词、体制演变,以及作品、演唱等方面的情况。《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则就近世发现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考证了元剧上演的各种脚色的“穿关”、“题目正名”的功用,以及元剧联套程式,其他还有《南戏拾遗补》、《〈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都有新的探索和发现。《古剧说汇》对所考证、探讨的现象和问题,大体上理出了眉目,作出了贴近事实的诠释和说明,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补充,对研究宋、金、元、明戏曲和中国戏曲发展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二是论古优的三篇文章:《古优解》、《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从广义的角度看,这有点超出文学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是一种古代的社会现象,揭示了“优”这类人物的地位、职能、特点。冯沅君正是从探索戏剧起源的意义上,对“古优”发生了兴趣,认真地作了一番考察。这反映了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变化。她不仅详细地占有材料,且能联系社会历史现象来研究分析文艺现象,结合社会阶级状况来考察阐明文学问题,这就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仅限于文字的注疏和材料的排比,而是采用了与西方古代同类现象相联系、相比照的方法,从而得出中国“古优”是一种供君王贵人们娱乐、消遣的特殊奴隶的结论,对探索戏剧起源,弄清宋元戏曲的形成、演出和创作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极有价值。这两组文章是冯沅君独自的研究成果。

抗战胜利后,冯沅君、陆侃如夫妇随东北大学复校到沈阳。由于他们夫妇一贯倾向进步,受到排挤,1947年秋离开了东北大学,来到了设在海滨城市青岛的山东大学。当时山大文史系力量雄厚,杨向奎任主任,教授有丁山、王统照、赵纪彬,加上冯、陆两位,不久王仲荦先生也来到了山大,济济一堂,十分兴旺。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总崩溃前夕,山东大学的学运和全国学运配合,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两位先生旗帜鲜明,援救被捕学生。解放前夕,部分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转移去胶东解放区或投奔晋察冀解放区,他们也都解囊相助。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两位先生和山大的进步师生们收听解放区的广播,阅读进步书籍,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这一年多,冯沅君精神昂扬,文思活跃。她继续研究古代戏剧,发表了一组内容多样的考论文章:《元杂剧中的(东墙记)》、《从李煜词论“个”字》、《记侯正卿》、《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等,其中有考证,也有分析语言艺术的,考证和论述结合紧密,都有新见。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批法国文学的译文、译诗。冯沅君离开法国已十多年了,为什么对法国文学又突然有了兴趣?读了她译出的《人民颂》后面的附言,透露出她译诗的心迹:“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虽与《马赛曲》不全同(时间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感。”此时此地,冯沅君的心已经倾向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建立后,冯先生以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业绩,受到尊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文联副主席。她仍然一丝不苟地教书,踏踏实实地搞科研。她年年给本科生上大班课,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为了扩展本科生的知识面,她又陆续开出了《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曲研究》等专题课,用她自己的科研成果来丰富学生的知识。

冯沅君与陆侃如先生雕塑

她仍然潜心学术研究,陆续写出了《元曲家杂考三则》,《季布骂阵词文补校》,《谈刘姥姥》、《王实甫生平探讨》等学术论文。冯沅君还曾受教育部委托,同游国恩、王起教授等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教学提纲》,给全国文科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提供了依据。几乎在同时,她和陆侃如共同修订的《中国诗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5年开始,他们对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审阅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补、改写。修改稿曾以《中国文学史稿》的题目在《文史哲》上连载了十八期,后又整理成《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稿,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尝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中国文学发展的面貌,结合历史背景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当时,两位先生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写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此书曾由国家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向国外发行。这对教授夫妇,躬逢治世,生活安定,学术成果累累。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也扩大到了陆侃如,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降级,冯沅君在政治上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接着又是整风补课、拔白旗运动,冯沅君在不解、苦闷、徬徨中,努力让自己的主观世界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写出了《〈中国诗史〉的初步批判》、《我在学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等检查性文章,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此后在并不顺畅的境遇中,冯沅君还是排除干扰,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怎样看待〈一捧雪〉》、《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等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与以前的文章相比有较明显的变化: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整理文学遗产,评论古代作家作品;也本着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有分析地给予作品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肯定其中积极健康的内容,指出并摒弃其消极、落后的东西,褒贬分明,实事求是。这个阶段,冯沅君又接受了教育部下达的一个重点项目,和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负责上册(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负责下编(宋元明清诗歌,“文革”后才正式出版)。《中国历代诗歌选》按历史顺序选注了各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选目全面恰当,注释简要精确,出版后深受各界读者的欢迎,曾一版、再版、三版,至今仍是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辅助教材。这部诗歌选凝聚了冯沅君教授数年的心血,是她给人民奉献上的最后一份厚礼,遗憾的是,她未能亲眼见到这部书的出版。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冯先生被教育部评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工作重点转到了培养研究生和辅导青年教师。她重言传身教,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既传授知识,又教治学方法;既教书,又育人。她按时批改学生作业,从观点、材料,乃至逻辑语言上的毛病,都一一认真校阅,改动处,必附有小条说明原因,指明材料出处,一板一眼,从不含糊。她曾语重心长地嘱咐学生,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谓“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功夫,博览穷搜,精严审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对知识的掌握要做到博、深、透、熟。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动脑筋,善于思考,有所创见,不能因袭成说,对知识的运用要做到活、新,真、准。冯沅君导师对后辈的培养可谓竭尽心血,对此,她的研究生们至今尚众口皆碑。有人说冯先生是“抱着孩子走路”,她也颇有风趣地回敬:“该抱着走的时候就该抱着走么,难道放鸭子似的就好吗?”为此,《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她《指导研究生体会》的长篇文章。

在“文革”中,冯沅君是山东大学第一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这种境遇,对于一个秉性好强、年近古稀的老学者,实在是难以承受得了的,然而,她却默默地忍受着,挺过来了。是因为未做亏心事,不怕受审查,还是要勇于经风雨见世面,经受群众运动的考验,抑或是认命了,她的心态,我们无法知道。但从她的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到,她坚信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的。

1973年春天,冯先生腹部时有不适,去了几次曲阜县医院也未见好转。后来县医院的大夫看出了病情不轻,让她转院诊治,但冯沅君不忍丢下手头的工作,就这样,拖到了暑假。陆侃如陪同冯沅君到了济南山东省省立医院,检查结果:直肠癌。1973年的秋天,知识分子的境遇稍有好转,省委对这位全国人民代表、知名女学者的疾病十分重视,让省立医院组织了手术护理小组,几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都上了手术台。但可惜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病情一度似有缓解,能在搀扶下慢慢走动了,但神志恍惚,往事和现实交叉。一个下午,冯先生穿戴停当,让护士扶着去医房隔壁的护士办公室,说要给研究生上课。坐下后,便哇拉哇拉拉起长腔讲开了课。这位老教授潜意识的流动正反映出她内心的渴求——渴望重新走上讲坛。转年春,冯沅君病情加重,6月17日,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先生对山东大学贡献良多,厥功至伟。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教学与研究上,倾注了全部精力,率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在全国高校第一流的局面,为全国高校提供了富有典范性的教材,发起参与了全国重大的学术活动。她为山东大学赢得了声誉,也为文史学人树立了治学严谨、学风淳良、富于创新精神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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