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旦 | 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提 要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作者/ 郭震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原载/《文史哲》2019年第4期，第142-154页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叙事为普世主义所规制，渐渐与自身的发展轨道相乖离，这使得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现在，中国的复兴正以新的语汇改变着她自身的历史结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史学的主体性正在崛起。近年来日渐强烈的史学本土化主张就是其表征。“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以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在全球范围内瓦解，新的世界历史叙事范式正在形构，而中国史学主体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个刷新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刷新历史叙事的过程。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必将更新中国的历史叙事，并推动中国史学开启建构新范式的大幕。
一、时代催生出
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以五种生产方式为基干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确立的，革命的正当性赋予了这种叙事方式的正当性。本质上，它反映的是在革命语境下现实与历史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中国历史的主基调被描绘成血腥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显而易见，这种叙事框架暗含着对古代中国的否定。它是曾经的现代化追求苏联化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来自欧美的历史发展观念也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标尺，“欧洲是先进的中心的，中国是落后的边缘的”，成为臧否中国历史进程的先验依据，欧洲中心论遂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集体无意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实践正在要求现实与历史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其背后的逻辑是：现在的中国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就必须唤醒在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框架下休眠的原生历史；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时代主题，要求与之相呼应的历史叙事。在普世主义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是以否定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在特殊主义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则是继承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场改变十几亿人命运的改革开放，被定位为文明的复兴，过去不再被简单地视为革命的对象，也不再是现代中国的负资产，反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故乡和发展凭据。
既有的经验表明，一国的历史叙事总是由对该国社会形态的认知所决定。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影响着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深刻把握之上。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原有的理论如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时代就要召唤新的理论”。早在1986年，苏秉琦先生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史学主体性崛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视，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诉求，因为我们“要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必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什么。只有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衬托下，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才能显现它的剪影。
海外学术的刺激也助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来论，中国都是一个超大规模文明体。中国的强势崛起，正促使世界学坛有关中国的理论创造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状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本身正在生成多重意义，在此背景下，东西洋学者都在创发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就此展开了一场解释中国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中国遗憾地处于缺席状态，这样一种局面凸显了建设中国主体性学术的紧迫性。近年来，学术界启动“何为中国”的讨论，就是为了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意识”来参与这场解释中国的竞争。
一些学者再三呼吁“不能丧失历史的主体性”，要“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背景之下，虽然不能过分突出自我认同，过分强调区别“他者”，但现在学术界的大问题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许多人被西方思潮牵着走，越来越丧失了本土观察的眼光和角度，被“化”过了头。
对国际学术界进行回应，与西方学术对话，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责任。如果中国学者不能从主体性出发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那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就只能沉默地任由外部世界来评说，只能在有关中国的思想市场上做一个看客，而不是成为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彻底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成为史学主体性崛起的内在动力。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从根本上赋予了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种“移植品格”。这种情形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十分典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史学突破传统范式与西方理论接榫的过程就是放弃主体性的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讨论中存在的草率和随意充分表现出按图索骥式研究那份捉襟见肘的窘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奴隶社会的讨论中，对奴隶身份的认定就存在着匪夷所思的简单和鲁莽。
德里克早就对由普世主义叙事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所造成的困窘作过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五阶段分期模式“对于揭示和解释此前的史学家所忽略的中国史学中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五阶段论的分期模式和中国历史演进实况的不相符，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内部充满了张力”。“将‘普世的’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结果（只能）是对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解释的双重简化”。
当下，这种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并未稍减，史学界“追赶西洋和模仿东洋已经到了‘彼进于此，我必随之’的地步”，“以至于没有了‘中国’”。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普遍的反思，一些学者由此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中国性”，坚持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认为只有“让历史说汉语”，才能在普遍历史中给“中国史”占一个座位，提高中国的“历史配额”。
二、主体性思维崛起
及其实践
观念总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史观的回归，无疑是中国史学思想最有意义的事件。主体性思维的崛起及其实践，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进程的一条主叙事、主线索，抛开这条主叙事、主线索，我们就难以理解近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也难以从深处把握当代中国史学的演化大势。早在1979年，被压抑已久的中国史学主体性就开始从蛰伏状态中躁动，标志性事件就是黄现璠所撰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经过万般艰辛和冲破层层阻力”得以发表，此文的面世，揭开了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挑战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从西方话语中打捞中国历史”的大幕。
苏秉琦也很早就表现出建构中国主体性历史的强烈愿望。1981年，苏秉琦提出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在他看来，把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是中国历史学存在的一个怪圈，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全部的历史，只能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他将中国古史的框架和脉络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就是为了证明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的口号，所谓重建，就是针对他所称的过去那种“将社会发展史和手里的考古实物简单相加的做法”。
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何兹全也在晚年放弃了对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坚持，他将战国到秦汉的中国古代社会概括为私家主体社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奴隶社会这个词不科学”，“会引起许多繁杂的争论，无益于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认识”，应该“束之高阁”，彻底放弃。他充分理解学术界对社会形态研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状况所表现出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应该重事实，重材料，少定框框，在事实没有摸清楚之前，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应该先让中国史料说话。
李伯重主要对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认前提的，以往所认为的西欧大陆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并未经过验证，从方法论上来说，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仅仅只是想要证明西欧大陆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特点。“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按照欧洲的经验来构建中国的历史，只有摆脱了这种情结，我们才能够不带偏见、实事求是来了解中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探索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更多学者则从总体上对普世主义历史叙事进行理论反思。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就提出“一元多线史观”来突破“单线史观”的迷障。他指出，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格格不入，将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中国历史走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田昌五晚年集中论证了中国历史与西方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之间的矛盾，藉此构筑新的中国历史体系。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最正常最纯粹的发展形态，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中国历史的规律，用任何模式套改或剪裁中国历史都是错误的，中国历史既不是什么西方型的，也不是所谓东方型的，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的。他用中国历史大循环的理论，来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独立地向前发展的，在近代以前，她单独构成了一个世界，并形成了中国文化圈。
秦汉史专家张金光的主体性情结更是浓重。他认为，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大都是舶来品，“五朵金花”的讨论，不是为了从中发现实在的中国历史逻辑，并创立符合与之相符的理论分析范畴、概念，而只是为了证明现成理论预设的正确，最终只能削足适履，终日徘徊于五种生产说的既定框格。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研究应力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笼罩之困境，深入中国历史实践，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式。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回归中国本体，用中国历史观重新建构中国史叙事体系，已经成为史学界的集体自觉。近四十年来，从远古到近代，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每个链条都被重新审视，以“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大体上已经解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形态研究应当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只有通过研究归纳出中国历史研究中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范式,才能重建中国史叙事的理论体系。
正是凭借观念上的突破，众多史学家展开了主体性史学的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简帛材料和考古资料的发现，众多考古和中国上古史研究学者投入到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的研究中。1986年至2000年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多达800余种。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重建，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由官方组织的一些大型学术攻关项目也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中国本位叙事模式的支持。无论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具有“阐释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的意义”。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制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时，不再拘泥于西方制定的以文字和金铜冶金技术作为文明产生标准的做法，转而根据对中国古代资料的实证研究，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此举不仅向外表明中国自古走的就是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还显露出从中国材料出发构建中国早期文明研究话语体系的努力。
社会史的复兴本质上代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推动中国史叙事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和主要趋向。入江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无论是“社会转向”，还是在“文化转向”，都是“强调一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例外性”，“强调一国一地独特的‘本土化’的国民气质和‘心态’”。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也重新得到重视。一些海外学者细心地观察到：“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复苏的民族自豪感的高涨，人们对古代传统的兴趣得以复兴”，“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批判与责难后，这些学者似乎很高兴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把中国的过去视为有生机并有助于发展和演进的源泉，而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对此，德里克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即已出现“作为中国认同的组成部分的本土化实践的复活”，“始自1993年的重振‘国学’的努力，就标志着坚持保守性的——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本土性的——态度去寻找学术研究的‘中国式’道路”。
三、西方汉学对中国
史学主体性思维的刺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民主化浪潮的演进，欧洲中心论受到来自西方学术世界内部的强烈冲击，西方学术进入范式更替的新世代，这一学术思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使美国中国学出现范式扩散的趋势，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就是在这一趋势中应运而生。突破欧洲中心观的美国中国学新势力取得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随着这些成果的传入，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与国内正在上升的史学主体性思潮产生共振，极大地刺激中国史学主体性呼声的高涨。谈到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在任何意义上，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都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1989年，该书中文版甫一出版，“就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震撼”。从此，中国中心观不胫而走，至今仍是史学界最响亮的一句口号。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柯文直接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的过去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也不能以中国为中心。这无异于给了从未意识到范式危机的中国史学家当头一棒！
2000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的问世也对“中国中心观”的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书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巨大轰动效应，虽然其中一些观点在大陆学者看来像天方夜谭，但其颠覆西方中心论，甚至以中国为中心重构世界历史的做法，却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观念上的强烈冲击，使中国学者重新看待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上地位，不再把中国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尤其是弗兰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中国学者“振聋发聩的提示”，正是由于弗兰克的榜样，使中国学者“领悟到还有其他看待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
对中国学者来说，对构建主体性史学最具启发意义的恐非黄宗智莫属。华人身份以及长期生活在大陆学术圈，尤其是在华北及江南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研究中国的方法论价值及意义。1993年，他在《史学理论研究》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指出长期以来由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理论所主宰的中国研究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范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创建新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该文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西方现有理论研究中国实践在功能上的穷困，并预示着根植中国本土的理论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近二十年来，黄宗智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用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来形成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和社会科学”，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像黄宗智这样在中国研究中贯彻理论自觉如此彻底的人，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他对此一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和概念化的过程。他选择的是“从经验证据到概括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这是一条带有典范性的“黄宗智路线”，足以作为探索中国主体性史学建设之路的方向标。
对中国学者来说，滨下武志从亚洲主体性出发同欧洲中心论的对抗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相对于已固化为模式的从西方视角来看东亚，滨下武志反其道而行，从亚洲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亚洲经济圈理论。滨下武志强调，应超越那种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滨下的研究提醒我们，即使在全球化格局中，亚洲仍是一个坚硬的存在，欧洲的光晕淡化不了亚洲的身影。
无论是柯文还是黄宗智，无论是弗兰克还是滨下武志，他们将中国历史放到西方中心论的对立面上，或许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立场，或许也难以完全脱离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瓜葛，但是，他们的意义在于，向我们展示了摆脱传统的主流的西方中心论来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
四、警惕主体性崛起
背后的陷阱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从本质上说，文化本质主义是机械性排外的，它过于简单的对待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简单地归结为“我们”和“他们”的对抗。我们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
或许应该承认，当前一些领域的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了文化本质主义的苗头。德国汉学家柯马丁就对当前早期中国研究中的本土主义与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提出质疑，柯马丁指出，为使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中国研究获得保护与优先权，在“本土国学”和“海外汉学”之间人为制造两极对立，乃是一种前现代与反批判的思维，这不会是能够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也不会是任何一种文明研究可以为继的出路。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按照美国学者柯伟林的看法，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早已经融入全球体系中，“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无论是就知识、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中国都始终是一个不断地卷入国际化大潮的大国”。自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加以考察，那就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
台湾学者杨国枢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中，曾经提出“本土契合性”的理论，意在彰显本土人在研究本土时相对于局外人的优势。或许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有的研究表明，局外人有时可能比本土人具有更大的优势。局外性可能是劣势，更有可能是一种优势，它可以使历史学家看到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一点也能够从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带来的诸多启发得到印证。我们对中国史学主体性的追求，绝不能以否定域外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为前提。
“加州学派”的研究理路似乎对我们有特殊的借鉴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彭慕兰、王国斌等人在研究上，一方面拒绝欧洲中心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简单化地乾坤倒转，“鸠占鹊巢”，把中国推上欧洲中心论曾经占据的位置。王国斌在为弗兰克《白银资本》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写道：“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恐怕也反映了加州学派自己的治史理念。
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或许是我们建构主体性学术的一条必由之路。海内外许多成功的研究都表明，选择开放的比较视野才能为封闭造成的自我蒙蔽去魅。欧洲中心论的破灭，正是建立在视野扩大基础之上，它也是欧洲获救自身真实历史的开端，同样，我们要获得真实的自主性叙事，也必须将眼光投向世界。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史本身也具备了世界史的意义，这是必须谨记的。
柯马丁就认为，中国汉学研究未来唯一可能的，是中国文明的精深研究与广泛比较研究的结合，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如果预图对整个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了解更多其他古文明，才能更清楚地看待古代中国。柯马丁不无警告地指出：“文明的国际性研究将永远不会听命于民族主义的规划”。
毋庸讳言，当前史学领域的本土主义带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的本土主义，极有可能造成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歪曲。普世主义叙事可能导致中国历史的扭曲，我们也不能排除从狭隘的本土主义出发扭曲中国历史的危险性，如果实用主义的偏狭占了上风，本土主义的诉求营造的就只不过是一个缺乏诚实的乌托邦幻象。
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嫌疑而排斥西方理论，因为现今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由于中国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没有太多的积累，我们仍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中国的经验实际来与西方理论对照（对话），由此鉴别其中对中国实际有洞察力的和没有洞察力或错误的部分，这样既可以借助于它又可独立于它。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建构自主性学术的困难。以笔者的浅见，虽然经过四十年的追赶，如今中国现代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可能结构性地拉大了。最近数十年，西方学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新潮理论的冲击之下，实现了自我更新和调整，使西方理论表现出此前世代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渗透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使得西方学术的研究能力更加强大。科学正在给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又一次展示出统一一切知识的雄心。以史学而论，在演化生物学、大数据技术、基因技术的推动下，过去一些无法想象的人类历史的难题（比如人类的演化及走出非洲的过程）正在得到解决。史学正在重新科学化，过去像一个被冷冻的胚胎，正在科学技术的召唤下复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引进，多停留在介绍和传播阶段，具体实践则力有不逮，很少有典范性著作问世，个种原因恐怕就在于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探寻中国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当下思想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建构，无疑是“主体性中国”的一部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无论是已形成范式的全球史，还是风靡世界的新文化史，其前提都是基于对欧洲中心论的摈弃。世界史学正在经历一个欧洲中心论被打散之后重整的过程，几乎所有的范式更新都是以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前提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后结的果实。欧洲中心论的瓦解过程就是各国家各民族史学自主性主体性崛起的过程。虽然我们绝不赞同那种狭隘的文化本质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学术，但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疑会修正甚至颠覆现有的欧洲中心论所营造的那种中国“认知图示”。中国现代史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但在大多数时间内，它不过是西方普世主义叙事的回音壁。所幸，相对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不过是一个短暂插曲。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
此为缩略版，通览全篇请点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