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 | 艰难的羽化：八十年代编辑生涯杂忆
作 者 | 庞朴（1928-2015），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要说蝴蝶，蝴蝶本来也没有翅膀，只是一条毛毛虫。毛毛虫蜕皮数次变成蛹，蛹再蜕一次皮，长出能飞的翅膀来，便是所谓的羽化。对于六足四翅的昆虫来说，这两次蜕变是不可少的，那是它们成长的目的和过程，是生命的实现。人类没有蜕皮这一关，体会不出蜕变的苦和乐。单从道教以羽化代表成仙得道来看，彻底蜕变以后，大概会是很快乐的；不过蜕变过程本身，想象起来，应该是充满挣扎之苦的。
每一想起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编辑生涯，便想起毛毛虫，想起蛹和蝴蝶，也想起挣扎之苦。
复刊编辑部安在北京南城前门饭店。编辑们是从五湖四海调集来的，彼此相见不相识，从无人事关系和利害关系；这在当时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派性”，没有一般单位中常有的那种被“看不见的手”挑动起来的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因而倒也相安无事，宁静异常。照理说，在这里，二十几位同行学人朝夕相处，无衣食之虞，有切磋之便，本来是有望大大干成一番事业的。可惜的是，当时的大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整个国家正像被放在累丸之上，前途难卜，整个社会早已就惶惶不安，朝不保夕。我们这帮被“召之即来”、来前尚不知花落谁家的臭老九，是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不准干，除了遵命去干那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恢复《历史研究》的出版。
1974年《历史研究》封面
所以断定恢复《历史研究》并不光彩，是因为，当时的复刊目的，是要用这块阵地来论证中国历史本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好为现实中新法家集团的夺权活动张目！当然这个目标不是我们这些编辑想得出来的，但我们确是一批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的执行者。我不想向局外人和后来人辩解，说我们当时怎样怎样无奈。说真的，当时的心情，倒也并非没有其兴奋之处，那是因为，终于又重新拿起笔杆子了。至于这枝笔究竟是“从道”还是“从君”，在当时，是不容考虑也不敢考虑的事，要知道那不仅是一个不准揺笔杆子的时代，还是一个不准不摇笔杆子的时代，你不仅没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也没有不想写什么便不写什么的自由。
二、即以其人之道
毛毛虫要想变成能飞的蝴蝶，须得经过蛹化和羽化两次蜕变；否则只能在蠕虫状态中僵死。复刊后的《历史研究》，也有两层束缚有待解脱，那就是“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和十七年的教条史学。
这两层束缚的束缚性，情况不完全一样。“四人帮”所设下的束缚——宣传儒法斗争和影射当时现实，其理论魅力几乎是零，它是靠专政手段来发挥威力的。而史学教条的情况则不然，它具有博辩的理论体系，并且借助于革命成功的事实印证着自己的正确，在大多数人脑袋里扎下了深根。因而为能从这两层束缚下解脱出来，所需要的条件也就很不一样。
脱掉“四人帮”所蒙上的那层皮的条件，是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出现的。于是有了1976年10月开始的秋后算账活动。那时节，各行各业纷纷清算“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颠倒与混乱，重新恢复十七年的老传统，当时的口号叫做：“拨乱反正”。
王张江姚反党“四人帮”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
“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道，一条极右的路线。他们这条极右的路线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对史学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妄图实现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全面复辟。
“四人帮”把他们蓄意要陷害和打击的同志统统扣上一顶“儒”的帽子，其实，他们自己倒真实深得孔丘的心传的。你看，摘复辟，开倒车，巧伪人，两面派，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所有这些孔老二的反动本性，在“四人帮”的身上不是都可以找得到吗？
在“四人帮”的嘴里，真是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如果拿“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儒法斗争”的三条“标志”来衡量一下“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把他们苦心设计的“儒家”帽子戴在他们自己的头上，那正是不大不小满合适！
当然，今天这样来指责，多少有点不公平。在当时，这样的文章，还真的是投向四人帮的匕首和投枪，真的能为人民出一口怨气；无论是作者、编者还是读者，无论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没有谁对它的战斗作用产生过怀疑，更不可能有谁想过它会是“四人帮”意识形态的大宣扬。至于它之所以采取那样的标准那样的腔调，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形成和把握到源于自己的新标准和新形式，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以后，只能照旧再建一个新王朝一样。
这真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用影射史学抬自己上天，我就用影射史学埋葬你入地，舌剑唇枪，好不热闹。可惜的是，这样的拨乱反正，只可使人痛快于一时，很难让人在理性上受益。事后来看，当时的人们好像还腾不出手来，未能从理论根本上来深究一下，这个“乱”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正”。当时人们急于要做的，好像只是一个“站队”问题，即两军对垒，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这是摆脱“四人帮”束缚的首要一步，脚跟站过来，便是蜕皮的开始了。
三、反到什么程度算正
“四人帮”没有自己的理论，它的理论来自十七年的种种教条主义。因而，从一方面说，摆脱“四人帮”的束缚就相当容易，因为没有理论羁绊，掉头而去便成。但从另一方面说，摆脱“四人帮”的束缚又相当困难，因为为能彻底离开它，还必须清算十七年的教条主义。
从当时《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也是经历着这样的容易和困难。说容易，从“四人帮”被捕的风声传来那一刻起，大家便都解脱了，首先是自我解脱了。记得当时我们正整装待发，奉派前往河北枣强——董仲舒的故乡，去组织一篇批儒的文章（这是当时惯用的入虎穴以得虎子的手法；预定陪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工宣队员）。事变消息传来，我不待同任何人商量，也无须向任何领导请示，便自动把使命给废除了。这倒不是我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志气，那仅仅是因为，“四人帮”所加给的束缚，只是物质的外壳，没有鬼迷心窍的效力；一旦时机来到，外壳便土崩瓦解了。
全国的情况也大体这样。所以，编辑部很快便收到很多揭批“四人帮”的稿件，拨乱的工作做起来相当轻松。但反到什么程度算正，反到什么地方为正，大家在理解上便远近不同，掌握起来遂颇不轻松了。
记得1978年第1期，发了两篇涉及“孔丘杀少正卯”的文章，一说历史上真有其事，一说很可能没有其事。按孔子杀少正卯与否，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儒学历史上，本来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大事。因为孔子曾为鲁国司寇，判杀或未杀一位异端分子，属于执法宽严和仁义轻重的细算，实无碍于历史大局和对儒学的理解，所以文献上虽有不同记载，也很少有人拿它当做事情来较真。唯独到了“四人帮”时代，少正卯案忽然被挖了出来，大大炒作一番。其因不在历史学科本身，而在政争上之反对某个“大儒”这一点，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阳谋了。《历史研究》在拨“四人帮”之乱中，不是斩钉截铁地宣布此案确有而罪有应得，或此案本无乃好事者为之，即拿出一个明白肯定的学术风向标来，以与“四人帮”相对抗，而竟平等地发了两篇观点相反的文章，自己却“态度暧昧”，躲在一旁，让人无所适从，这是当时人们的习惯所很难适应的举措。所以，很快便有好些读者写信给编辑部，陈述自己的困惑和不解，“望予纠正或澄清”。以致于，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拿出一篇表明自己态度的短文来，发表在1978年第4期上，题目叫：“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答读者”。
说到“讨论”，那本是我们生活中常常进行的项目，不足为奇。但讨论而冠以“自由”任凭“自由”，便几乎不敢想象了；除非一二知己之间。至于由谁来“提倡”自由讨论则更属异想天开；轻点说，至少也是自由化的躁动。现在《历史研究》不仅提倡自由讨论，而且居然著文鼓吹“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鼓励众人同心协力自由化，这莫非是想要造反不成？
编辑部对于“孔丘杀少正卯”一事的如此处理，博得了一些朋友的喝彩，也引起了一些读者的猜测，以为有什么来头或“精神”。其实什么也没有，它只不过是正常状态下刊物编辑部所应有的正常学术态度，本来没有什么稀奇。只是由于这种正常已经久违人间了，所以一旦出现，反倒显得异常，而费人疑猜起来。这是一桩很生动的关系拨乱反正究竟反到何处为正的实例，事情不大，却能折射出许多隐情。
四、呼唤自由平等
1978年10月，我们编辑部联合东北的《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在长春开了一个“中国古史分期学术讨论会”。那是“文革”以后史学界的第一次学术盛会，与会者特别踊跃，气氛特别热烈，共有15个省市51个单位的86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议题是个老问题，早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结束后，它便曾以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形式，在报刊上展开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讨论也不曾真正停止过。建国后，规模则更为扩大，问题的广度深度以及参加的人数，都是空前状态。议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实际，特别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认识中国历史实际，说到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史学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最终，它还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远的不说，单说1957年6月，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认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压根儿是个假问题，因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级”，“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国家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这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观点，谁知不容分说，立地便成了他沦入右派的罪证，成了不许讨论的政治问题。几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尚鉞，因为主张魏晋封建论，与苏联某些学者的观点相近，硬是被扣上“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等政治帽子，乃至一直追查到汉奸和托派那里去。
所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到了“文革”前，事实上已经成了不宜踏入的雷区；更何况，还有毛泽东主席的定论，早已昭示在先呢。毛主席曾一再说过：中国封建制“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历史研究》选定古史分期问题作为恢复学术秩序的前哨，不言而喻，正是看中了它那浓重的学术气息和深厚的理论色彩，以及，看中了它那敏感的社会身份。学术气息理论色彩足以掩盖它的敏感身份，而敏感身份又提醒人们这不止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讨论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成功，不是指已经找到了分期之所在，达成了某种学术上的结论，而且说，讨论本身的出现和展开，便意味着一种成功，意味着坚冰已在溶化，春天正在走来。这是人人都能从当时的会议气氛和人们面孔上充分感觉出来的。
会后，编辑部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发表在杂志的12月号上。明眼人于此会问，上一次评论是提倡自由讨论问题，这一次又在提倡平等讨论问题，请问其中有无什么名堂？
此问有理，其中确有名堂。因为当时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至少有六种主要的不同观点并存，它们分别是：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各说倡导者的社会地位高下参差，很不齐一。因而能否平等相待，不以人微而言轻，不因外王便内圣，实在是讨论能否以公正进行的关键。此所以继提倡自由以后，又特别标出平等的缘故。看起来，一个自由，一个平等，有了这两条，解决任何难题的外部条件，便基本满足了。在这里，“民主”是无可作为的。因为民主的要义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学术领域中，少数抑或多数，同真理都没有必然关系。更何况，在中国，民主的命运常受集中干扰，尤其不能奉为学术圭臬，是不待言的。
五、史学解放思潮
于是，在1980年的第1期上，我们发表了浙江一位中学教师的文章：《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文章一反惯常的同情农民拔高农民的道德主义风格，而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测量历史进退的准绳，提出了“平均主义只起过发动农民革命的作用，真正实行起来却会导致农民战争的失败，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因而是反动的”说法。至于农民战争推动历史的作用，文章认为，那只能“通过转化的农民政权之保护小农经济，正确发挥封建生产关系的潜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表现出来；一切仅止于推翻旧王朝而未能建立新王朝的农民战争，便是失败，便无从推动历史前进。
1980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刊登该文影印图
在史学高层的衮衮诸公中，也颇有几位是在着力推动史学解放思潮前进的。我们的主编黎澍同志，便是其中之一。
黎澍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中发现不正常，提出过许多振聋发聩的高见。仅以曾经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字而论，便有：不赞成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认为其结果势必任意歪曲史实；不赞成厚今薄古，认为“不能对研究范围分什么厚薄”；不同意说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历史规律，认为“考求历史真实是发现历史规律这个首要任务的前提条件。叙述真实的历史过程，提供可靠的知识，这是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至于他那著名的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见解，也是在《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既无经典文献的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验证，甚至在逻辑推理上便是错误的，它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文革”灾难的直接理论根据。
诸如此类的直扣教条主义史学殿堂的论调，在80年代《历史研究》上的经常出现，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六、不可讨论的问题
更为引起人们关注的事情，要数我们编辑部组织和邀集的系列性的学术讨论会议。前面说过，我们曾在1978年10月召开过“文革”后史学界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那次会，意在冲破万马齐喑的“文革”余悸，也带有平反昭雪的意味，还停留在拨乱反正的范围里。真正指向教条主义史学的，是尔后举办的一系列会议，它们是：1983年8月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合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会议，同年10月在昆明与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合办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会议，1987年10月在武昌与湖北大学合办的“帝国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以及，穿插其间先后举办了四次的“洋务运动史讨论会”。
一望可知，这些会议的主题，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为基本最为迫切需要明晰的对象，但是多年来，它们从来未曾成为公开讨论的题目。这并非因为其中没有可以讨论的问题，而只因为其中多有不可讨论的问题。其所以不可讨论，又因为它们早就有了定论，而这些定论早就成了国家内外政策的依据。
因而，只要有谁敢于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哪怕是只提出一个，立刻必将成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焦点。更不用说系统地提出，而且为之召开专门会议了。
记得1983年10月“地主阶级研究”的会议是由我去昆明主持的，当时我刚担任主编职务不久。那年上半年，由于纪念马克思百年诞辰的主题报告引起来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正在沸沸扬扬，山雨欲来；但是同时，那个主题报告也激荡起来了无数正气，激荡起来了争做真正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会场上的气氛是复杂的，情绪是交织的。出席会议的人，包括那些搞宣传文教工作的当地领导，不仅一般地对当时的思想政治形势也就是学术自由空间把握不定，而且特别对这个会议主题的背景和来由，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疑虑。大家都想能从预定将由我来做的开幕辞中，听到或捉摸到一点什么。
我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会议主题产生的振荡也估计不足，所以离京前并没有特别准备，也没有专门请示。幸好，此前曾听到过一个消息，说是胡乔木曾有过“地主阶级也要研究”的说法，于是便借作令箭搪塞一番。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此话是在什么场合以及为了什么而言的，我所熟悉的，只有《历史研究》编辑部这几年的工作路数，所以我只能更多地大谈教条主义史学如何该反，其中顺便也就包括了地主阶级需要研究的理由。
当时我曾有过一个看法，即认为我们史学中对待地主阶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中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的反映；如果把二者的关系掉换一下，事情将会做得更好一些。我不记得在开幕词中或是小会发言中露出过这一看法没有，总之我记得，那次会议从始到终，我都无法让情绪放松。
其实说“从始到终”并不准确，因为我还没能等到会议终了，便被一纸急电召回北京了，那时离闭幕式还有两天。为了不给惊弓之鸟的会议增添紧张气氛，我未向会议正式告辞。当然总有一些人会知道和应知道的，不免引起过种种不祥的猜测。到了北京以后得知，果然不出所料，“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在飞回北京的途中，那难得的两小时宁静中，我暗自庆幸，幸好我们已经召开的和打算召开的，都还只是讨论一些具体史学问题的会议，其中纵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也不过是些个别的小经小道；如果我们拟议中的普遍理论问题的讨论真的陆续开了起来，那就不知伊于胡底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清污，倒是拉了我们一把，免掉了刊物关门的危险，未尝不可算做一件幸事。稍嫌遗憾的是，本来我在昆明会后将有西双版纳之游；现在会议既未善终，会后的一切，当然也就泡汤了。
清污运动没有达到想象的那样轰轰烈烈，不久便偃旗息鼓。我们一面心有余悸，一面心存侥幸。1986年第1期，推出了《再评五种生产方式》的课题，作者认为“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长期开花而不结果者，其故盖在于此”。举一反三，前十七年中不少作鼓振金的讨论，有几件不是我们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庸人自扰呢！
2000年7月，北京柳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