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王晓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 载 |《历史学家茶座》2013年第1辑，第45-49页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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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东大学丁冠之教授的弟子。毕业留校后，每遇到学术难题，总是去找丁老师探讨。从外观上看，丁老师在山东大学新校的宿舍可以称得上“陋室”。这是一片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简易教工宿舍楼群，丁老师仅70多平方米的房子窝在某楼底层的角落，好在前面有个小院，种些花草与蔬菜，春夏秋三季生机盎然。然而在这个简陋的空间，竟然时常高朋满座，堪称山东大学人文学科中青年教师的“俱乐部”。连我的研究生们认识了丁老师之后，到“师爷”家去的次数，也大大超过了我这个师傅。
丁冠之教授
90年代初的某次学术会议上，海外的学者认同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竹林七贤”可能并不存在，而是后人依据佛佗“竹林讲经”附会而成。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因此准备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对竹林之游的历史遗迹做实地考察，以便写出更有力量的反驳论文。丁老师是竹林七贤研究领域的专家，对嵇康、阮籍用力甚多，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影响至今。我这个想法得到丁老师的大力支持，并提出邀请我们历史系的郑佩欣教授一起前往。这把我高兴坏了。郑佩欣教授是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深受大家爱戴而被尊称为“佩公”。佩公出生于1933年，1956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丁老师1932年出生，比佩公还大一岁，却入学太晚——1956年进校，故成为佩公的学生，名为师生而情同手足。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佩公擅长社会经济史，丁老师专攻思想文化，两人都曾任王仲荦教授的助手，分别辅导不同研究方向的王门子弟，是我在山东大学获益最多的两位前辈学者。1996年深秋，大约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是我一生中最珍贵也是最快乐的时光——丁老师、佩公与我，三人在太行山南麓一带盘桓了七八天，按明清时期地方志的记载寻找相关古迹。此行不是官方组织的科学考察队，没有严格的时间表，犹如当年竹林名士，“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向秀别传》）。那个时代，该地区的旅游业刚刚起步，住宿条件与今天无法同日而语，多为破旧的小旅社，三人一间；交通工具则乘长途汽车、乡间中巴、拖拉机，或徒步行走，有时在山坡上密林间则手足并用；饮食亦随遇而安，地摊上的河南烩面是家常便饭。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当我们来到了山阳故城遗址、竹林泉边、嵇山孙登长啸台，那些《三国志》与《世说新语》中沉睡的地名，一个个复活了的时候，我们的激动与快乐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16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而那段生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清晰起来，犹如发生在昨天……考察的重点是寻找竹林之游的地点，第一个目标自然是嵇康的园宅——位于山阳的“竹林园”。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雇了一辆陈旧的面包车，在锁定竹林园的大致方位后，对这个区域做地毯式搜索。行驶中，眼前忽然一亮，一片青翠茂密的竹林在深秋枯黄的原野上格外显眼。丁老师情绪激动，急喊停车，说应当就是这里了。竹林旁边有一破旧不堪的土屋，据住在里面的几位老年村民说，这里是竹林寺的遗址，他们发愿重建该寺，所以坚守于此。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因为史书明确记载，后人为纪念竹林七贤，北朝时期在竹林园遗址修建了“七贤祠”，历代生长着竹林。“七贤祠”于元末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我们询问村民，种大片竹林是否与纪念竹林七贤有关，回答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听说过竹林七贤，而竹子是当地重要副业，比种庄稼更划算。
历代史书都记载，在七贤祠南面，有一名泉——竹林泉，这是确定竹林遗址位置的重要地理坐标。于是，我们三人离开土屋，按村民的指点向南寻找该泉。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竹林泉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泉水汇成清澈湍急的小溪，绕竹林遗址东流。对我们这些竹林七贤的寻踪者来说，清凉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有了特殊的意义。《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文士传》所描述的嵇康灌园打铁的情景，似乎穿越了时空，就在眼前：“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打铁需好水，竹林非虚构。嵇康引来的水，乃竹林泉之水。萧瑟秋风中，丁老师慷慨踌躇，大呼“拿酒来”。找到竹林园后，我们决定乘胜追击，去找竹林之游的第二个遗址——嵇山别墅。据史书记载，在距竹林泉西北二十五里左右的嵇山，嵇康有一别墅，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路途中，因司机失误走了弯路，却歪打正着，在一个村庄外下车方便时，看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土丘，可以隐蔽如厕。小便结束后才发现，这竟是汉献帝多年失修的坟墓——“禅陵”。丁老师连连道歉，请献帝老先生原谅。因为进山的路汽车无法行驶，我们只得临时雇了一辆小型拖拉机。没有想到山路崎岖凹凸，拖拉机巨大的颠簸将我们不断抛起，只得下车步行。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进山古道，经长途跋涉，到达了群山环抱的山坳——天门山百家岩下的嵇山。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100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依然可见。在百家岩附近，到处是一丛丛野生的竹子。天高云淡，我们坐在深秋的山坡上，恰逢一队大雁在高空中掠过，嵇康的诗不禁涌上心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回到旅店，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大家兴致甚高，要一醉方休。廉价的二锅头、油炸花生米、凉拌黄瓜，还有红烧猪头肉。几杯烧酒下肚，便回归了自然，生命达到了最佳境界。酒酣耳热之际，丁老师与佩公谈起了他们年轻时代的往事。不知是什么话题引发了诗兴，他们背诵起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你三句、我二句，一唱一和：佩公：沟湾里胶泥黄又多，
挖块胶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
捏的就像活人脱。
丁老师：摔碎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
佩公：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丁老师：捏完了泥人叫哥哥，
再等几天你来看我。
灯火朦胧中，他们的神情仿佛回到了难忘的青年时代。《王贵与李香香》是他们共同的青春记忆。40多年前，丁老师与佩公离开家乡来到山东大学，而两位师母却留在了家乡务农，在那个户籍森严的年代，从此分居了二十多年。
两位师母在农村苦苦支撑着家庭，默默支持着丈夫在大城市学术研究道路上艰难前行。从1958到1978年的20年政治严寒中，许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阳光升起前倒下了；挣扎着走出了那个黑暗时代的，也痛失了人生最美好的20年。丁老师与佩公他们的学术成就，都是他们在1978年后，用生命最后的活力搏来的，作为新中国的读书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兴致正浓的他们，谁也不会想到，14年之后，2010年3月8日晚19点是丁老师的生命终点；10日凌晨1点，佩公也在同一所医院溘然长逝，前后相差不到30个小时。也许是巧合，也许冥冥中自有定数，那是前生后世的因缘。
回到山东大学后，我将考察成果写成《“竹林七贤”考》一文，2001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后，拿去给丁老师和佩公看，他们竟然比我还高兴。我们曾约定，再去浙江绍兴新昌（东晋时期的剡县）做一次学术遗址考察。那是东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融合的核心地区，我曾去考察过支道林的行迹，故自告奋勇为两位恩师带路。谁知因杂事一拖再拖，终未成行，酿成终身遗憾。2001年我离开了母校去清华大学教书了。很长一段时间形神错位，张口“你们清华如何”，闭口“我们山大如何”。不仅我如此，有些新调入清华的老师也是长期改不过口来。可见人们母校情结之深——我们不仅把青春岁月留在了那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老师还在那里等我们回家。初到北京，举目无亲，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到丁老师与佩公那里寻找精神支持。某次我向丁老师诉苦，说北京这个地方林子太大，生存不容易。丁老师云：“北京一千多万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大鹏有大鹏的快乐，小鸟有小鸟的快乐。”有段时间心情不佳，佩公问我近况如何，我用鲁迅的诗自嘲：“破帽遮颜过闹市。”佩公笑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顿时心中释然了。北大某教授曾深情地勉励青年学子：“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这总让我想起遥远的济南，山东大学丁老师家里那片橘黄色的灯光。2010年3月8日，这盏智慧的灯熄灭了。但是正如庄子所云：一支蜡烛燃尽了，但火是不会灭绝的，在别的地方复燃了，薪尽火传。“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