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载 |《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3辑，第100-108页原标题 | 渊源有自：“八马”的传承与流派——“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
1932年，孙楷第上书陈垣，将“宇内名流”加以品类蠡测，分作三类：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需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此谓时势造英雄。一也。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此谓渊源有自。二也。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此谓博辨多时。三也。
其实这三类人在民国学术谱系当中，并非属于同一层次。能因“时势”而造成“英雄”的，都是开风气的人物，特别是担得起“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一语的，老派中唯有梁启超和章太炎，新派也不过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寥寥数人而已。至于在民国学界能为各家推崇，“规模既宏，众望所归”的，除孙楷第上书的陈垣之外，大约只有王国维和陈寅恪可与比肩。而所谓的“都分门户，尽有师承”，才真正暗含的是学人间世代传承的谱系，从而反映了民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生态环境。
更进一步区分，孙楷第所谓的“师承”与“门户”，是两个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门户指涉的是“流派”，考量的坐标是共时性的，“师承”则显然是历时性的，考察的是学统的承继。而“八马”的组成，无论就“门户”抑或“师承”而言，都是观察民国学界学术生态的绝佳样本。以“师承”而言，“八马”之中张维华、杨向奎、童书业是顾颉刚的门人，赵俪生虽是清华出身，学术上所受影响却源自北大。至于陈同燮，尽管出身南开，且专治西洋史，与其他诸人并无渊源，但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在北大任教（也就是杨、张、赵在北京求学的同时），所以大致可算北大这一系。南方三人，郑鹤声、黄云眉则受“南雍学风”影响，与柳诒徵有深厚渊源，王仲荦是章太炎的及门弟子，治史的路数也是沿东南学术而下，又与柳诒徵也有往还。
杨向奎、张维华、童书业三位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如日中天时开始追随顾氏，到禹贡学会时代成为同道。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的人马基本上由三套班底组成：燕京大学（1929年开始）、禹贡学会（1934年开始）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组（1935年开始）。三人之中，张维华与顾颉刚渊源最早，1930年2月顾颉刚正式开始在燕京历史系上课时，张维华就以旁听生的身份出现在顾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课堂里。此后，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顾颉刚还把张维华的历史地理研究作为燕京的四个代表（郑德坤、朱士嘉、冯家昇、张维华）之一加以表扬。此后张维华回到母校齐鲁大学任教，不久为顾延揽，重回北平。1939年，因张维华的推荐，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请顾颉刚前往主持国学研究所。但是不久顾颉刚就与张维华交恶，终身不再往来，遂成为学术史上一段公案。
杨向奎是北大出身，他与顾颉刚结识，是在1931年9月顾正式在北大兼授《尚书》研究的课程时。杨开始进入史学领域，完全是服膺顾的声名。后来顾颉刚和谭其骧创办禹贡学会，杨向奎也是创始会员，《禹贡》创刊号上就有杨向奎的文章。不过因为志向与路数的不同，杨向奎与顾的疏离，在他毕业后不久就初露端倪。1935年6月杨向奎刚刚毕业，顾颉刚就不惜以局外人的身份致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力劝将杨留校，言辞之恳切令人动容。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杨向奎就“觉得整理库藏明清题本工作太单调、枯燥、无味”，遂离开北大前往日本游学。杨的“半途而废，有始无终”，不仅让顾颉刚对胡适信誓旦旦的承诺作空，还实际影响到顾自己的研究工作——此前杨曾经受命与史念海一起为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搜集资料，起草初稿，杨只做到先秦部分就匆匆出国，留下史氏一人独力支撑，凡此种种，对顾都是不小的打击。此后师徒之间虽然往还不少，但除了1940年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短暂时期外，学术上的交流基本中止。至于童书业，与乃师相交最晚，传承也仅是私淑。但正因为这种“私”，师徒之间反而更多了一份默契和感情。这不仅有前文所说的那种性格脾气上的相合，也有人事上和学术路径上的相契。
杨向奎对顾颉刚，先有与傅斯年之间的依违，后有与尹达之间的亲疏，这是影响两人关系的重要原因；张维华与顾颉刚的矛盾，追本溯源也是人事的问题。而童书业则自始至终纯属顾颉刚“私人关系”，枝节牵蔓既少，沟通更易交心。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风波，顾颉刚还能在1957年对童的批评，“闻而心折”，反躬自省。70岁而后，顾颉刚渐入颓唐老境，1965年，顾致函童书业，对童“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佩”，赞誉他“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如人意中。……将放出永久的光辉”，同时又以身后的名山事业相托，“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两年以后，顾自觉不久人世，又在日记里“托孤”童书业诸人。如此这般，足见在顾心中，已是视童为“子弟”而非仅仅“弟子”，而童终其一生，对顾颉刚也是心存感念，视若父执的。
至于赵俪生，虽然是以历史学家闻名于世，但本是清华英文系肄业，而且就学期间，所受“清华学派”史学的影响并不大（就文史研究而言，清华学风其实与北大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学衡旧人”吴宓治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很大程度上与和北大“对峙”的南高—东南—中大学风更为接近），他后来自述在学校期间，除了公共课程外，遍听中文系、哲学系、心理系、社会系的课程，独独没有提及历史系，而对公共课上任教的历史系雷海宗、刘崇鈜等等，印象也不佳。赵“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大约在1940年前后，而真正对他学术路径发生重大影响的，却是出身北大的嵇文甫。
“南派”三人，都出身浙东。浙东本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其中史学一脉，大体是从清初余姚黄梨洲开始，此后历经数代，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而成荦荦大端。不过清季以至民初数十年里，南方学术地理上的“中心”，是在江苏而不在浙江。而一般所谓的南北学风的对峙，指的就是江苏的南高—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这一脉的传承与北大的抗衡。南雍人文学术的掌门与灵魂人物是柳诒徵。柳是镇江人，与江苏本地政学两界有极深的渊源，而相对于以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等“学衡”诸君而言，柳与南雍的关系更是可以上溯自李瑞清时代。所谓“东南学风”的说法，就是柳的首创。郑、黄、王三人，都与柳诒徵及“东南学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郑鹤声1920年考入南高文史地部，是柳诒徵的入室弟子，在三人之中与柳关系最为密切。此后在南雍求学的5年，以问学而言，郑是柳忠实的追随者；以事功而言，郑是柳的得力助手。
黄云眉则是经由金陵大学间接与东南学风产生了联系。1931年，黄氏来到南京，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兼任研究员。在受霍尔基金资助的七个教会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中，哈佛燕京学社以外，以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获资金最多、成员学术实力最强，而成绩也最显著。在该所前后近二十位研究员当中，出身牛津、巴黎、伦敦、哥伦比亚、芝加哥、早稻田等东西洋顶尖学府的，竟占了2/3，其余的也都出身国内名校，黄氏是没有任何学历的唯一一人。以致初入金大时，黄就写下这样一首诗：
海边穷饿客，破帽走京华。白损怀中纸，黄余脚底沙。野容怜土著，高屋认官衙。一事提防苦，风驰显者车。以黄学术出身的“卑微”，自嘲本是难免。不过他说“野容土著”“破帽饿客”或许是真，而所谓“白损怀中纸”却绝非如此。事实上，黄氏就是靠了一册《邵二云先生年谱》，才得以同列金大研究所衮衮诸公之列。黄云眉本是浙东史学鼻祖黄梨洲的后人，理路也从此一脉。清代浙东史学重实际、重气节的学风对民国史学风气影响很大。梁启超就推章学诚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侯仁之回忆他在燕京修顾颉刚的《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顾颉刚给他的作业题目所开参考书，大部分也是浙东学人的著述。赵俪生同样是因为浙东学人的著作才最终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后来在山东大学时与黄云眉的相契，或许就是因为对全祖望共同的推崇。1929年，黄氏垂三年之力编著的清浙东学派中坚邵晋涵年谱书成，得柳诒徵为之做跋。柳氏本身就受浙东学术“心性折衷于史”“沟通汉宋门户”的风气影响很大，黄云眉“辨章扬榷”“推见至隐”“好学深思”“深知其意”的功夫又与其路数相当吻合，所以柳诒徵推许黄的著作得谱主“学术思想的独到之处”，令“南江精神为不死矣”。以柳诒徵在东南学界的声名，他对黄云眉的青睐或许是黄氏进入东南学术重镇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仲荦本是章太炎的“小门生”，1930年前后又经汤国梨的介绍成为章的及门弟子。章氏门人，也向来有辈分新老之说。早年在日本受业既而在北大叱咤风云的，比如所谓的“五王”，因缘时会，都成就了赫赫声名，到了晚年章太炎栖身东南，随侍左右的，大多是孙世扬、王仲荦、徐复这样的再传弟子，或者诸祖耿、潘景郑、朱季海这样勤勉好学的苏沪当地学人。师承上既晚了一辈，加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民族危机日深，文史学术的现实影响力在不断下降之中，所以这批“新门生”的声名远逊于“老门生”。不过章太炎身后的著述流播，却主要是靠了这批“新门生”；并且门人之间相互援引提携，虽然在章太炎身后这批学生星散各处，没有形成民初在北大的那种云集响应的局面，但章门的文章精神毕竟得以一脉传承。王仲荦后来进入中央大学，就是因为孙世扬的推荐。在中大期间，王仲荦一度与南雍领袖柳诒徵的女儿柳定生成为同事，战后王又在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亲受柳的教诲，对王也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影响了。至于学术“门户”，前文已经提及，大体是指涉“流派”的概念。在20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史上，“门户”与“师承”的关系错综复杂，绝非一两篇文章可以阐述清楚。从“八马”这个样本来看，大致可以分析出几点：其一，“南北对峙”不仅是学术思想上的，还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譬如“八马”之中的“南派”三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前，学术足迹几乎就都未越过黄河。而抗战以前，北方学人张维华、杨向奎、赵俪生等等，也鲜有南下的旅痕。至于学术思想上，柳诒徵及其门人对顾颉刚的驳难，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古史辨运动前期的动力，已非新鲜话题。而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撰写《当代中国史学》，遍论百余年中国史坛的概貌，列专节论述民国以来“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完全以禹贡学会为中心，却绝口不提南高的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也没有提及南高出身的张其昀、胡焕镛等人，也不能说没有“门户派别”的影响。严耕望自述其在1944年有意进入国立编译馆工作，但友人告以人文组主任郑鹤声心地狭仄，非中大出身，很难被录用。这也是南北对峙的一种表现。其二，“南北”各自内部，绝非铁板一块，个中仍旧是山头林立而又枝蔓牵杂；而南北之间，也绝非不相往来，而是时有过从。比如杨向奎几度依违于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就颇有两头不讨好的无奈（1938年顾颉刚介绍杨向奎去甘肃学院任讲师，傅斯年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托人给院长王自治带信推荐杨向奎，结果杨立刻被评聘为教授。此事对于三人关系，多少会有影响。抗战以后，顾颉刚与杨向奎早已无实质的交流合作，而在傅斯年看来，杨的“顾党”身份依旧很难消弭）。赵俪生的老师嵇文甫，虽然是北大故人，但在当时的学界却是相当边缘化的人物。1946年，赵应邀自陕西赴沪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途经开封时与嵇相见，并表示希望在河南大学谋职。但嵇却对赵表示自己不能出面推荐，否则效果适得其反，因为当时掌校的姚从吾“是胡适、傅斯年系统的人，要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推荐，等姚校长征求文学院院长意见时，他全面支持就是了”。以资历论，嵇文甫是北大哲学门第二届毕业生，与冯友兰同班，以职务论，嵇氏此时是堂堂文学院院长，却连荐举教员都左右掣肘，其边缘程度可见一斑。在赵而言，任教河南大学其实有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赵的本意是进史语所，但限于学历与家累，为傅斯年所拒绝。（傅拒绝赵的理由是“大学三年肄业，并且是外语系，进所连个助理研究员也叙不上，只能叙个助理员，五口之家怎么养的活？”赵俪生与傅斯年本是远亲，与傅的侄子乐焕在20世纪30年代也时相过从。傅讲此番话其实有碍于情面的成分，他拒绝赵的主要原因，可能更在于学术方面：1947年以前，除了文艺作品和译稿，赵俪生根本没有进行像样的学术研究，遑论研究成果，与史语所严格的评价标准相去甚远。同时，赵声称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愿从事细致的考据工作，也与史语所学术路径大相径庭）。不过因为傅的举荐，赵俪生后来在河南大学受到相当的礼遇，可见同一学术背景下，领袖与边缘人之间地位悬殊之巨。北方如此，南雍流派之内，又何尝没有类似的纷纭聚讼（南高史上既有杨[铨]、柳[诒徵]、胡[敦复]、萧[叔䌹]的倒郭[秉文]，《学衡》同人之间也有不睦）？只是涉及“八马”的不多，故不赘述。另一方面，南北学派之间，在学问与人事的层面上，都不缺乏有效的交流。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对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加以推许，就是抛弃了门户的见解，从学术的角度，将郑著指导观念的独到之处发扬出来。值得玩味的是，郑鹤声晚年回忆南高求学经历，猛然醒悟当年柳诒徵对其毕业论文的推许，不过是因为“合此老胃口，作为宣传资料而已”，其实就是指柳的出发点，更多的是源自门户流派的视角。同样，自视“孑居海隅，与西方学人，声闻隔绝”，以致“遇有问题，撰布鄙论，卒无一日商榷之雅”的黄云眉，却能够引起北方学界领袖钱玄同乃至国际汉学界的关注和征引，同样说明南北之间学术思想的正常交流。有意思的是，郑鹤声、黄云眉身为南方旧派学人，却对北方激进学术领袖顾颉刚、钱玄同的推许非常看重，可以证明南北在交流之余，在当时的学人心中，隐约还是有高下之分的。王仲荦入中大，是由于孙世扬的推荐，而孙世扬进入中大，是因为北大同门伍叔傥的关系。伍叔傥在北大求学，与傅斯年、罗家伦同时，他在中大执掌师范学院，就是应罗家伦的敦聘。可见南北之间，人事方面的关联也相当密切。其三，“南北”之间，很难以“新旧”一语概之。燕京奠基人之一的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以20世纪20年代初南北学界的概貌而言，司徒此言并不夸张。其时北方诸校中，辅仁尚未创办，燕京仅属草创，稍具规模的清华，也尚未升格为大学。北大则在五四以后，遭遇易长的风波，一度秩序大坏。与郭秉文治下严肃整齐、生机勃勃的“新”东南大学相比，确实有相形见绌的感觉。至于学术上，以柳诒徵为代表的南高学人不善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确实有遭人诟病的“保守”之处。但全面考察其思想主张，其实很难以“保守”视之。1925年柳氏为《中国史研究论文集》撰序，其思维逻辑，是希望对那种“当海外汉学家力图用中国方式理解中国固有学问的内在条理之时，中国的新进学人却在努力按照外国的分科系统将固有学问重新分解组合”的吊诡现象有所矫正，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预”世界学术之“流”，这非但不能以“保守”视之，很大程度上还是对“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式口号的反思与补充。从《史地学报》，特别是其前期的文章看，对西方“新理论”的引介是不遗余力的，与柳诒徵一脉的逻辑必有颇深的关系。事实上，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得以蔚为大观，正是诸多学术流派切磋磨勘、砥砺扬榷、互兢雄长的结果，所谓“新与旧”也只是一时之论，绝非定理。其四，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人事兴替、江山更迭，明显体现出“主流与边缘”的对立，而“师承”与“门户”则是构成学术生态坐标的两轴。也就是说，在民国学界，区分主流抑或边缘，一看师承，二看门户。二者纵横相交，形成民国史学界的基本构架。考察“师承”，是历史的取向。民国时期中国史学格局的基本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标志是独立的和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产生与逐步定型，最主要的领袖人物，在北方是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老板”，在南方是柳诒徵。而围绕在他们周围，彼此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是北大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研院史语所、燕京、辅仁、南高—东南等机构创立初期的导师群体，构成了民国史学界的中坚与主导。这批人上一辈，是梁启超、章太炎等“学界老辈”，在民国以后逐渐成为精神符号；这批人的下一辈，则大多是在抗战军兴的前后刚刚完成学业，开始学术生涯。对这一代学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追随师执，尽早在学界占据立足之地，至于领袖群伦、倡导风气早已不是这一代人可以企及的目标了。“八马”就基本属于这一代学人。而在八人之中，在1949年以前真正牢固树立了学术地位与影响，并逐步参与到史学主流之中的，唯有郑鹤声一人而已。“师承”在共时层面上的展开，就形成所谓“门户”或者“流派”（其实师承与流派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牵缠，并非一语可以说清。我们同样可以说“师承”是“门户”在历时层面上的播演，文中所述，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与连贯，并非定论）。当然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比如有“师承”和无“师承”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张维华、杨向奎之于顾颉刚，郑鹤声之于柳诒徵，是登堂入室的弟子，可谓学统纯正。而王仲荦之于章太炎、赵俪生之于嵇文甫，就并非现代意义上制度化的师生关系，而更近于传统。黄云眉和童书业则完全依靠自学起家，与学界领袖的关系，与前几人均有不同，却也代表了民国学界一类学人的特征（如果把同样自学成才的钱穆作为一个代表，那么童书业、钱穆、黄云眉三人与学界领袖顾颉刚、柳诒徵的关系，恰形成由密至疏的系谱，又代表了这一类学人在边缘与中心之间游走的不同亚类）。不过不同师承形成的不同流派之间的门户之见，最明显的就是“南北对峙”，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