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魏斌：走向历史场景

编者按

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学术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古史基本图景的认识？当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重绘”中古史基本线索和脉络的可能性？如果要去“重绘”中古史，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叙述？藉2019年8月举办“首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之机，本刊特邀6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古史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理论思考，围绕“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这一话题予以深入研讨。本期推送的即是此次座谈会的部分成果。

作  者 | 魏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0年第6期，第73-77页

自陈寅恪先生以来，中国中古史（一般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积累，名家辈出，成果不可谓不丰厚。但如果对照欧美世界的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无论是议题的丰富性，还是成果的多元化，又显得颇为单薄。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一代代研究者苦心孤诣，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理解，这大概就是“重绘”的意涵。然而如何“重绘”，可能性在哪里，却是见仁见智，意见未必（亦不必）一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入思考，这里只能就个人近年来的学术工作，略谈感想。

最近十余年，我花费比较多的精力观察和探讨3至6世纪江南山岳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主要是具体的山岳个案研究，先后关注过十余个地点，最近集结为一本小书出版。学术新意自不足道。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主要是考察某座具体山岳的文化景观和空间，分析相关地点的文化生成过程及其意义，就不得不进入相对微观的层面，经常做一些琐碎的小地点考证。小地点上的史料往往比较缺乏，为了拓展论证空间，不得不经常实地考察，徜徉于沧海桑田的地理环境和往往一无所存的六朝遗址中，依稀想象过去。古今印证，山川有情，唏嘘之余，往往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为感动的时刻。

这时候就经常会想：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着我们，投入人生最多的精力于此遥远之过去？在最感性的层面上，可能还是往昔那些富有魅力的细节场景。山林往事大都不见于正史，需要借助于更加地方性的史料勾陈索隐，浮现场景。就我自己的研究体验来说，无论是在庐山宫亭庙中发生的种种神异传说，还是《真诰》中呈现的茅山信仰舞台，或是《善慧大士录》记录的乌伤县稽亭村激烈的宗教实践，那些生活在六朝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喜和悲，尊严和挫折，都呈现为一幕幕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场景，仿佛鲜活于目前。

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观念之中。秩序和观念塑造着每个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又通过不断延展的关系互动网络，支持和延续着原来的秩序和观念，成为一个不断相互再生产的过程。内在的演化、断裂，或者外来的冲击，会让这个再生产过程产生变异甚至震荡，或者表现为复杂化，或者表现为简单化；具体的形态，则依存于彼时人与事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几乎所有的这些过程，原本都呈现为一幕幕鲜活的场景，有的场景是日常性的，重复而沉闷，有些是突发性的，更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感。从史料中爬梳发掘这些场景，描绘和构建有意义的历史画面，分析背后蕴含的结构和情境——比如权力秩序、信仰形态、文化模式，以及形成这种结构和情境的关系互动网络，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活于其中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命状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研究路径。

极端一点说，人的几乎所有行为，包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之类，都是秩序和观念塑造的文化现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往昔发生过的几乎所有历史场景也都隐含着深层次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关键性或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普通人和他们经历的日常性的琐碎，也都可以成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入口。不过，往昔场景虽然无穷，史料却是有限。一般而言，研究的历史时段愈早，可供利用的史料愈少。像《蒙塔尤》那样细节充盈的村落史料，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实在是可羡而不可得。由于史料残缺的限制，某个历史场景能否有足够的细节支撑，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对象（对于现代学术体制下的研究者而言，更直接、更功利的指向，是能否写成具有一定篇幅的论著），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一方面要反复咀嚼那些人所熟知的史料，一方面也要千方百计地发掘和利用新史料，或者那些原本不那么受人重视的“边缘性”旧史料。这两条路径同等重要。不同研究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或喜新，或爱旧。但新旧不过相对而言，对于传世文献有限、出土资料总量亦不乐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而言，往昔保存下来的痕迹本已不多，一切弥足珍贵，皆是理解过去的媒介，无须厚此薄彼。难点主要在于处理有限的残缺史料的能力，这需要敏锐的感觉、细腻的分析和论证技巧，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正如侦探破案，推理需要“细密”，构想要有“巧思”，还要有恰当的分寸感。处理这些限制的能力之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水准，也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技术”特点之一。

在有限的残缺史料中发现和构建往昔画面，让人想到电影导演通过镜头讲述故事。电影镜头之前，最基本的元素是一幕幕事先设计好的场景，通过演绎、拍摄和剪辑、拼合，最终呈现为连缀画面而成的叙事。而好的导演，也往往会在叙事之中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性认识，特别是个体生命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这种思考方式，与历史学者颇为类似。只是相比起来，历史学者无法自己主动设计场景，同时也受制于残缺不全的史料，只能“带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诗的格律》），从仅存的只言片语甚或考古遗存中发现场景，描绘画面，构建过去。虽然无法像电影导演一样自由驰骋想象力，但仍然也是希望将自己觉得感动而有意义的历史瞬间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在文字的画面中了解往事，体验历史美感，反思过去的权力秩序和文化传统。

举一个《北齐书》中的场景为例。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欢率大军围攻玉璧城数月不下，最终因病回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男儿和歌，英雄涕泪，无疑是一幕让人感动的场景。而如果暂且从这种豪壮哀感的情绪中离开，从历史学的理性角度观察，这幕场景其实包含着很多理解当时历史的线索。一个最基本的提问就是：为何在高欢去世之前，会出现这样一幕场景？当然可以说，这只是高欢本人的偶然行为。可是如果联系到东魏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秩序，就会发现这个场景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情境。

高欢特意要接见的“诸贵”，简单地说，是围绕在他身边以血缘、地缘等要素联结起来的勋贵集团。他们主要来自来自六镇边境，很多都是鲜卑军人或敕勒酋长，掌握着高欢集团的主要军事力量。“诸贵”和高欢有着相似的早年社会化过程，熟悉的是游牧、农耕混合地带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他们来说，鲜卑语和敕勒语代表着草原，也代表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北齐书·高昂传》曾说：“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高欢去世前的哀感场景，强调的文化符号是敕勒歌，高欢亲自和之，用的自然也是鲜卑语或敕勒语。这固然是暮年伤感，一时情绪，怀念当年六镇边境的生活，但同时也是在传达着文化认同的信号。换言之，这个场景看起来是像是随意的行为，其实蕴含着政治习惯、权力关系、草原语言与文化认同等多种历史要素。这些在现在的学术分科中分属于政治史、民族史、语言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但当时则是汇聚在这幕感人的场景之中，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瞬间。

如何通过这个“画面”观察和分析当时的历史？或许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需要分析高欢接见的“诸贵”，具体包括了哪些人？在东魏政治集团中，这些人究竟具有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如何在当时的制度体系和政治习惯中运作？其次，“诸贵”们主要是鲜卑（或者鲜卑化的）人，通用语言也是鲜卑语，但出场的为何是敕勒歌，而不是鲜卑歌？鲜卑和敕勒两种人群及其文化认同，在北境社会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第一个层面的讨论，以往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方法则是人所熟知的集团分析。东魏最核心的“诸贵”群体，主要来自怀朔镇，如果化用谷川道雄先生一篇论文的题目（《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或可概括为“怀朔镇军阀的形成”。至于这些勋贵群体内部的关系建构和权力分配，却又不仅仅是传统政治史，还涉及到民族史问题。草原边境的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习惯，是否会影响到这一集团的组织方式？这种内亚视角的提问，也很值得注意。第二个层面，以往基本属于民族语言学和俗文学史的讨论范畴，主要关注和分析的材料，则是《乐府诗集》卷八六收录的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实际上这一层面的学术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只是因为涉及材料极少的北族语言和文化，研究难度很大。

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这幕场景背后的结构和情境，但以往很少结合起来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现代学术分科之弊。在此多说一句，学术分科，或者更具体一点儿说，历史学内部各门类的区分，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一方面强化了某种更为专业性的视角，使得相关研究更加专门深入；一方面也往往带来相当程度上的自我封闭，遮蔽了更加丰富的研究视野。“我是做政治史的”“他是做宗教史的”——在类似的边界设定下，研究者会习惯于仅仅是在边界以内分析问题。而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多元而复杂，往往同时呈现多种“专门史”的内容，很难画牢自限。

理解了这些，再来看那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有了新的感悟：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如果只是一首草原上的普通民歌，是很难有机会被转译、收入华夏书写系统的，——一定需要某种契机。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敕勒歌》的契机很可能就是六镇之乱后边境人群的内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文化混融过程。《北齐书》中的场景就发生在这种情境下。《乐府诗集》卷八六引《乐府广题》，特别提到了这个场景，并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敕勒歌》来自草原边境，但在这个场景中，歌者斛律金、听众高欢和“诸贵”，却都是已经离开了草原边境的人。《敕勒歌》的唱和，作为一种仪式和文化再现，唤起的一方面是他们对草原边境生活方式的怀念和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内迁“鲜卑车马客”在文化的异乡所产生的漂泊沧桑之感。而在六镇边境，鲜卑或鲜卑化的镇民，敕勒酋长和部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后者“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更具有草原特征，《敕勒歌》或许因此成为代表性文化符号。

这样承载着丰富文化意蕴的场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在上演。这些是历史中最令人感动的音符。对于我自己而言，最希望去做的，就是试图捕捉住这一幕幕的场景性瞬间，透过画面理解他们在结构和情境中的生命感。他们如果是普通人，那就践行“眼光向下的革命”；更有可能是大人物，那么就“重回帝王将相”。近年来的史学潮流，强调要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但研究普通人的历史未必一定先进，研究帝王将相也未必意味着落伍和陈旧，刻意区分二者，不过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而且由于史料遗存的不均衡，也使得往昔最精彩的“日常”往往集中于社会上层，普通人的历史很少被记入文献，不易寻觅。实际上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所经历的场景是否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历史瞬间，而相关的细节史料又是否能够支撑起分析和论证，只有如此才可能真切刻画历史中的生命与尊严。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最根本的是如何理解生活在往昔历史中的人们，以及他们在喜怒悲欢中创造的历史过程。任何口号性的学术潮流和方法，不过都是方便一阐提人成佛的易行法门，研究者对此需要抱有足够的警惕。

文章开始提到，中国中古史研究经历八九十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和分析话语传承有序，蔚然可观。对于后学者来说，这一点既是幸事，又是烦恼。学术史上常见的现象之一，是草创期的问题意识和概念，往往会在理论意义上被继承和经典化，本来的意义在学术演化中逐渐被遗忘，有时候甚至会更进一步，彻底演化为概念游戏，在职业生存和刻意求新的口号驱动下，无意识地生产着可能连研究者自己也觉得模式化、琐碎而平庸的专业论著。当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学术困境，以我的粗疏，当然不敢妄下判断。仅就个人的研究体会来说，尽可能破除刻板印象和模式化的分析话语，走向原本多元、生动的历史场景，在总体的文化关照下刻画、呈现和分析场景背后所承载的秩序和观念，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思考未来，也许是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

中古史研究只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隅。侯旭东先生在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到：“走出西方生产/中国消费、社会科学生产/史学消费的格局，仅凭愿望无法实现，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对于中国历史学面临的迫切问题，即如何走出模仿西方，走出理论生发能力的贫乏状态，他给出的建议是“脚踏实地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史学根本处入手”。具体而言，则是“反思既有的提问方式与使用的概念，真切地立足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经历，发现内在于过往生活实际的问题，归纳现象，提炼概念，构筑解释，在与古人、今人的反复对话中构建史学认识”。笔者在近年的学术实践中也常有此感触，汉语学术的自立和现代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生长，需要踏踏实实地回归对往昔人群和社会的理解和观察，从中构建新识。时间如流水永在流逝，社会情势和文化语境不断变化，生长经历于其中的历史研究者，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关怀之点；立足今日，观察历史，提问方式和意旨亦当随之而变化。唯其如此，学术方能不断焕发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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