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山：“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 | 朱斌

人物简介丁山（1901-1952），原名增熙，字山，又字山父、山甫，以字行世。安徽和县人。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6年任厦门大学助教、次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与鲁迅、顾颉刚、陈功甫等名家是同事。1929年至193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任研究员，后20年间，历任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丁山
原 载 |《文史哲》2016年第5期，第149-162页原 题 |“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丁山先生生平与学术扩展阅读王学典|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

一、生平：以学术为志业

丁山，原名增熙，字山，又字山父、山甫，以字行世。1901年10月26日生于安徽省和县南乡太阳桥村，后迁至和县沈桥乡。丁先生父亲早亡，家境贫寒，与母亲随出嫁的姐姐一起生活。同生活在“后科举”时代的人一样，他的科举入仕之路在制度上被切断，但是新的进身秩序并没有建立，依据长期以来在民间形成的惯性，丁山先生在家庭里受四书五经之学。因徽学重考据的传统，丁山先生在以后的治学经历中容易与朴学亲近。随着辛亥鼎革，风气亟转，在亲友支助下，丁山先生步入新式学堂，就读于和县戚桥镇戚桥小学（1911年-1917年8月），后升入南京私立锺美中学（1917年8月-1921年8月），中学毕业后赴北京投奔舅舅赵凤喈，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1921年8月-1924年8月），后得沈兼士赏识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继续学习（1924年8月-1926年8月）。在京期间，既承学于钱玄同、沈兼士等太炎门生，又与顾颉刚、傅斯年等“五四”闯将相往来。北京大学国学门肄业后，跟随沈兼士前往厦门大学，任国学院助教（1926年8月-1927年8月），并与同在厦门大学的鲁迅交好，后虽天各一方，但书信不断。

1942年2月11日顾颉刚回复丁山的信

先生此后历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927年8月-1929年8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29年8月-1932年7月）、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32年8月-1933年7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8月-1935年7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36年1月-1937年1月）、浙江省政府秘书（1937年1月-1937年8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8月-1938年8月）、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8年10月-1941年7月）、西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1941年8月-1942年7月）、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1942年8月-1944年1月）、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1944年1月-1944年12月）、四川大学史地系兼齐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年1月-1945年12月）、南京大学补习班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45年12月-1946年6月）、暨南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1946年8月-1947年7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47年8月-1952年1月），1952年1月18日病逝于山东大学（青岛）。

丁山先生身后留有三女二子，最长16岁，最幼5岁，由妻子陶梦云照料。1959年9月，顾颉刚到青岛疗养，曾向陶女士询问丁山先生生平，陶女士遂将丁山先生遗稿托付顾颉刚设法出版。到1966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写了“丁山事迹”条，全文共四百余字，也是目前为止，仅见的介绍丁山先生生平的文字材料。后因时代原因，遗稿并没有顺利出版，顾颉刚恐负好友之托，将遗稿送还陶女士保存。最终，陶女士将丁山先生遗稿、遗物悉数捐予山东大学，成为“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永存的特藏瑰宝。

1951年山东大学在校教职员工调查表中，对丁山先生有如下评述：“在学术上很有地位，为国内有数之甲骨文专家，因而养成其骄矜之气。对新诗表示鄙视，说鲁迅尖酸刻薄有失温柔敦厚之旨。因而有人说他顽固。但其顽固并非党性的。事实上他并不专门反对共产党，解放后反说‘中国有希望了’。他有点旧社会中的学究味道，又颇‘耿介拔俗’。”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典范上升为史学主流，“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取向被改造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丁山先生对此有怎样的反应，又是否对他的学术研究发生影响？幸运的是，在丁山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零星的材料。有学生记录了丁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度量衡是历史学的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唯物史观，你们这也不知道成吗。那只有去学社会发展史空空洞洞的理论了。……我告诉你们，历史学问题，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问题，你们满脑子都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将来你们出去,那一套是卖不出去的。”大约同时，校方接到学生反映：“我们向丁教授提意见，请他暂不讲度量衡，因为跟中国通史的学习配合不上，丁教授在课堂上发了脾气，以后的两堂课就没有来上。”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想见丁山先生“耿介拔俗”的性情，也可以视为一代学人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

纵观丁山先生五十二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尤其是二十岁以后，除短暂跟随朱家骅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大学或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终其一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丁山先生的唯一事业。与介于政治、学术之间的同时代学人不同，丁山先生更像是纯粹的学者。丁山先生经历的大学很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属少见，李济曾戏称其“旅行教授”，调侃之余，更多地折射出时代巨变下，学者欲潜心治学而不得稳定环境的酸楚。丁山先生自陈：“个人生活，三年甲地，两年乙地，老是‘牛马走’的流浪在人海潮里，客观环境一向不允许从容的研究整理。”但是，面对不利的客观环境，丁先生的研究成绩可谓蔚为大观，在文字学、甲骨金文、上古史、历史地理学、古代宗教与神话学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以丁山先生三十年学术生涯论，三个阶段尤为重要，可谓学于北京大学（五年），盛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年），成于山东大学（八年）。丁山先生的一生，正处于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转折的时代，他将传统学问的功底以及对现代学术的敏感冶为一炉；通过其各阶段的著作和遗稿，可以清晰地看出先生学术思想及实践的脉络。张之洞有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与张说维护传统经学地位为目的不同，丁山先生晚岁自述其治学：沿着小学、经学、史学的路数始终“不能动摇”。下文试图通过梳理丁山先生的学术历程来知人论世，既可彰显一代史学巨匠的学术成就及影响，又可以为20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变迁提供一个少有关注的面相。

二、起点：小学之根柢

丁山先生于1921年8月到北京大学文科旁听，1926年8月自国学门肄业离开，先后五年，承学于学界吐故纳新之时。顾颉刚在述及丁先生生平时，特别提出先生在北京大学为“偷听生”，后被沈兼士发现，会试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沈兼士为太炎门生、古文字音韵学专家，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创建者之一。能够“发现”丁先生并助其进入学术界，想必是这位来自“皖派”中心的少年人的才情和对古文字音韵的兴趣令沈兼士青眼有加，两人由此结下终身的师生之谊，同时开启了丁山先生学术研究的传统“小学”的起点。据丁山先生自己回忆：“早岁受书，偏读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诸贤之书”，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暇则赴钱玄同先生讲坛聆听其论中国音韵之变迁”。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段时间内更多的直接材料，来了解丁山先生的受学情况。可此时的北京大学经历着新文化运动后新旧学风的激荡，桐城派的没落与太炎门生的崛起，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新考证学风的盛行，以及“整理国故”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应该给初涉学问的丁山先生留下颇深的印象。北京大学国学门被认为是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滥觞，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举足轻重。与传统学术的师徒传承不同，现代学术机构在新生代学人的成长中扮演的作用非常突出，由师宗一人到转益多师，虽少了一些门户之见，但学生的根基不深，更容易趋新跟风，成为学术流转的风向标。

蒙文通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丁山先生最早出版的书是《荀子均（韵）集》（1923年），便明言因受章太炎考周代古音的启发，认识到章氏考古韵“不根于经”，而“本楚赋”。丁山先生进一步平等看待诸子与经书中的音韵，认为《老子》《列子》《管子》等诸子的重要性不在经赋之下，遂“有志于诸子音韵”之学，仿照晋代吕静的《韵集》，先从《荀子》中的音韵入手进行研究。对于一个正处求学期间的少年，这显然是一部对传统小学有继承和创新的天才之作，可惜的是，丁山先生的遗稿中有关“诸子音韵”的部分并未能付梓出版，即使有，想必也如朱一新所谓“学之成就，视乎其时，非其时而语焉，莫之应也”。丁山先生在另一本早期著作《说文阙义笺》开卷就提到沈兼士的影响：“民国十四年冬，山读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先生命以慧琳音义引说文斠今本之异同，补段氏说文订钮氏校议沈氏古本考之阙失。间亦恭之毛诗郑笺三礼注尔雅方言之流。探许说之原，验之秦汉金石刻辞，正篆文传说之误。”业师沈兼士对丁山先生的启发和教导，无疑激发了丁山先生研究的兴趣，但丁山先生并没有奉传统小学为圭臬，“亦不屑于字句异同之比勘”，目的是借许书“以探中国文字原始”，“还定许书之谬”，并认为“以卜辞金文皮傅许书之事易，以制度文物古音通转古文义例证许书形体训诂之误难”。其实，对传统学问的继承，除得到沈兼士的指导，丁山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王国维的影响也比较多。他说：“王静安先生考之制度文物，本之诗书义例，通之古音假借，参之彝器文字变化，讨论一字，揆之本文而协，验诸他卷而通，盖自洪朱以来，未尝有精贯如此者也。”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效法王国维，他在文字起源问题上同样认同传统一元论，认为“自古文而箍文而篆文分隶书”。学界一般认为《古史新证》一书中可以看到王国维对“古史辨”的回应，但是从学术渊源来讲，丁山先生为学术研究典范的此消彼长预留了更多可以探讨的余地。

除《荀子均集》《说文阙义笺》之外，丁山先生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著述还有《中国文字学通论》《中国文字学史料索引》《六书述谊》《说文学参考资料》。这些著述基本在传统小学的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字形义之变迁及其缘起，推阐其功效与通例”。丁山先生并从四个方面说明了自己研究古文字的原因。一是“洞悉初文本义及其变迁之迹”来了解“古代文艺思想”；二是“有志古代方言今世方言，不可不知文字学”；三是了解“古代文法学”；第四个方面揭示了他日后的治学取向，特引述于此：

太古之事，孰志之哉？三皇之事，或存或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皇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减。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于敢考古，实其荒唐！盖中国史记，秦以前尚略，其详靡得而说？然荒古宫室，为四屋相对形，则见于殷墟书契；符命之策，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则著于颂鼎吴尊；载重之车，有轮有辕，则见于《殷墟书契精华》；此由文字本身，足证有史前宫室器用。藏尸茻间之谓葬，是知古人之葬埋惟艸；因生而受姓，是知古人之姓氏从母族；力田之谓男，女帚之谓妇，是知男主外，妇主内，由来已久；此由文字本身足证有史前之风俗制度。一切史料，未有不加文饰者；独此少数象形会意文字，无意中保留不少忠实之古代史迹；故有志中国古代史者，尤不可不知文字学。

在丁山先生涉足学界初期，接受的是传统小学的训练，以文字学为研究方向。1926年8月到1927年8月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任助教时，丁山先生曾应俄国学者史禄国之请，就“家庭”的汉语词汇，帮他写了一篇短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述了丁山先生在厦门大学时，经常拿文字学方面的论文向其请教。然而，对音韵训诂的精通，并没有让丁山先生止步于文字学领域，他基本上是将音韵训诂的小学工夫作为工具来掌握的，在其后的古史研究中，以文字、音韵入手处比比皆是。例如在《由鲧湮洪水论舜放四凶》中，先生认为“鸿洞即混沌之音讹。鸿洞急言之为江，为鸿……。自音韵学考之，鲧之为鲧当即混沌合音。知鲧即混沌，浑敦即帝江，帝江即共工也，则鲧，亦得谓即共工合音”，另外“雩、夸同谐于声，则夸父自得谓即雩之声转，亦即疑为螮蝀之别名”，遂得出结论：“《山海经》所谓夸父饮河、渭不足，北饮大泽者，即虹霓饮水故事之寓言”，可见“综其声音转变”，是为了“绎其故事推演之迹”。又如他在《后土后稷神农蓐考》中，利用训诂学的方法，训“后土”的“后”有“母”“王后”之义，来论证周代文献中传说人物后土、后稷、神农和蓐收都是原始的“地母神”分化而来。可见文字工具在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基础地位。

丁山先生曾言：“我知道纯学理的研究，应该由点下手，探寻到有关各线问题，组织成面的图案，才能建立一个时代史（学）的新体系。尤其是三代以上的史学，一定要由体剖视到面，由面分析到线，再由线辨析到点，点的问题才算是获得真正的解决。”这个“点”就是古文字的考释。先生更进一步要重构古史体系，并且相互呼应，使古史得到立体的理解。丁山先生不仅仅在传统的小学方面功力深厚，更可以利用音韵训诂来解决古史问题。从上述文字学论著可以看到，丁山先生对古文字起源的追求，对“西北获竹简之书，垣阳发殷墟之文”的兴趣，自然进入到“殷墟书契”的研究。对于利用方兴未艾的甲骨文、金文研究古史，先生颇为倾心，以此成家并蜚声海内外。与传统的小学训练一样，先生对甲骨文的关注也并非止于甲骨文专家，先生指出：“商周古文，由形象上考察，谁都可以猜谜一样的认识一两个字，以成甲骨文专家、钟鼎文专家。实际上，必须贯穿文字源流，验以文物制度，然后‘说文解字’，才不致坠入猜谜式的胡说。”

丁山先生藏书

由传统的小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字起源的探求出发，丁山先生踏入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领域，其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如《殷契亡丈说》《数名古谊》《说翼（附释疾、释梦、释梦）》《召穆公传》《敦跋》《夷考》，在1928年创刊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连续发表。在这些论著中，丁山先生利用自己小学训练的基础，依据六书原则，考释古文字的形、音、义。这些早期发表的甲骨文、金文考释著述，考释特点类似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新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丁先生结合自身小学、文献学的训练，重点释读新出的甲骨金文，成为甲骨研究的重镇，得到当时学界的广泛认可。

在先生考释单字的文章中，已经注重与史实考证相结合，并且在结论上多发前人之未发。例如对殷墟卜辞中常见字“亡尤”的考释，孙诒让《契文举例》中释为“亡它”，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中释为“亡猒”，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中释其形为“不可识”，其义“犹言亡咎、亡它”。丁山先生通过金文与文献的比勘，得出“亡尤”是商周以来的成语，与《周易》中贲卦“无尤”之义相同，凡文献中的“无邮”“无所碍”皆是“无尤”之音转，“何尤”“寡尤”皆“无尤”之义转。又如对甲骨文“史”字的考证上，王国维认为，史像右手持笔形，“持笔为尹，作册之名，亦与此意相会”，故以“大史”为“大事”，即以职掌为记载国家大事。丁山先生引卜辞“大史易日”的记载指出，“大史”不尽作“大事”解，其职掌除记载国家大事外，还负有测天占日的责任，其“重要的使命也多与神事有关”，在商周时代，这“当然是神权政治的传统精神，不一定是国家重视史迹的反映”。从单字考释到考证史实的倾向，在丁山先生的论著中越来越明显。

沈兼士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说：“文字意义之溯源，恰如考古学家之探检遗迹遗物然，重要之目的物，往往深藏于地层之下，非实行科学的发掘，不易觅得。故探检文字之原，亦须于古文献与古文字中披沙拣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察其历书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从形音义三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类。”这些话放到丁山先生早期的研究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读丁山先生文字考释的文章，恰似陈寅恪在评价上文时提到的：“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此后就鲜见考释单字而注重从“点”到“面”的专门著作了。由释字进而考史，丁山先生遵从师说：“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在走向古史研究的道路上，新的学术资源、研究范式的影响，让丁山先生充分融入到现代学术发展的大潮中。钱穆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则必有其一时代之共同潮流与其共同精神，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及至“时代变，需要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丁山先生的学术成长轨辙，正与此学术典范转变之大潮声息相通。

三、过渡：转型中的经学

在传统学术中，小学功夫的训练，自然是以经学为其旨归。丁山先生的经学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以课程讲义和参考资料为主。我们予以关注，可以看到在学术范式转移的大势下，丁山先生治学趋向转变的轨迹。目前仅见的丁山先生有关经学方面的著述有《尚书学》《尚书学参考资料》《清代经学》《清代经学参考资料叙目》《清代易学参考资料叙目》，以笔者的考察，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丁山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1927年8月-1929年8月）的讲义。

通过阅读这些没有出版的讲义，可以看出丁山先生并没有囿于门户，虽承学于章太炎一系的古文经学，但仍平分今古、汉宋，以历史的维度理解经学。他授课时点评清代朴学道：“近世论清学者盛矣！或详其源流，或详其宗派，或详其方法；各囿所业，标其一端；若章太炎《清儒》，刘师培《近代儒学术统系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大抵墨守古文家法，而薄今文；谭献《师儒表》、梁启超《今文学运动》，则不免侈言大义，轻诋古文；若缪全孙《清史儒林传》（未印），徒以不违先唐师说考为主，于吴派为近；胡适《清代学者治学方法》（未印），纯乎皖学之遗。见仁见智，互有短长，博而统之，是非昭昭矣。”在后期的历史研究中，仍可见到他对经学问题的探讨，只是在经史之变的大势下，已经把经学问题融入到史学中，认为“今古文学的不同，大半由于商周制度的不同”——“商制往往演成今文家言，周制往往演为古文学派。我们今日要论定经学的今古文学的是非，也要从卜辞金文里寻取新证据，非口舌所能争了。”“由今古文学的异说，上论殷商的氏族制度。”除经学以外，丁山先生在诸子学方面也有文章，如《五行考原兼论明堂五帝》《刑旌与中庸》；与处理的经学问题类似，都有史学化的倾向。经学在新的学术分科体系下，成为学术潜流，在时势改变时也会迸发出活力，像抗战时期，丁山先生与蒙文通就组建了一个“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在国难时期培养出了一批传统经学人才。

王汎森指出，清代经学研究的成绩，有不少被民国时期的古史家所继承。并将蒙文通作为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典范，总结了经学向史学转变的五个环节：“第一是分别经是经，史是史。第二是丢掉今古文之争的老问题。第三是分出时间的层次，汉是汉，先秦是先秦，而且各个层次的意义是一样的，不因时代先后而有别。第四，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区分出古代文献内容中‘理想’与‘事实’的区别。第五，接受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尤其是种族、地理两种因素。”这种对经史之变的观照，明显侧重传统学术的“内在超越”，而忽视了西方学术作为一个强势学术范式，在观念、方法和评价体制等方面对传统经学的冲击。就治学路数而言，丁山先生对西方学术的感觉似乎更为敏锐，经史转变完成得更加彻底，往往以史学研究来解决经学问题。

丁山先生讨论经学注重制度考辨，尤其对儒家宗法制度的考源，用力最勤。在《宗法考源》一文中，他依据甲骨金文所见“宗”字为宗庙，修正《礼记》《大传》和《白虎通义》等儒家传世文献的阙失，论证宗法起源不在西周，而在“殷之际或其前世”，“初以辨先祖宗庙之昭穆亲疏，非以别继祖继尔后世子孙之嫡庶长幼也”。又进一步根据甲骨金文记载，结合考古材料，考证殷商时代的氏族组织为“每个宗氏（即大宗），包涵若干分族（即小宗）；每个分族之下，有同类的编户之民；编户之民之下，就是俘虏丑夷”。丁山指出，商代国家“邦畿千里之内，分为田、亚、任三服，卜辞总称为多田；邦外侯服，卜辞总称为多伯”，田是附庸土田的省称，亚是卿大夫的赐田，任是分赐给武士和百工耕种的土地，“可见殷商政治组织，确已胚胎了周代的封建制度”。通过甲骨金文和考古材料来验证传世文献有关历史地理的记载，推论三代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追溯氏族组织与宗法制度的起源，对我们认识古代历史实际有深远的影响。

在《殷商氏族方国志》《夷考》等文中，丁山先生利用甲骨金文记载及考古发现考察民族变迁，开辟了三代民族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他以三代不同源为起点，追溯氏族制度与宗法制度的起源，探讨商代国家政体及国家结构形式，其中对“族”字代表一个军事单位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丁山先生认为商代的“族”和“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犹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族”是指一个类军事组织的群体，“氏”则是其象征和标志；商代的社会是建立在许多被称为“族”的各自分立的图腾氏族之上的（丁山先生能够从商代的卜辞里辨识出两百多个有“图腾”意义的族名），这些观点得到日本学者白川静的支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有学者指出，丁山先生是较早利用“族徽理论”，从甲骨卜辞中探讨商代氏族的地望及起源的学者。丁山先生通过先秦语言比较，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提示“先秦载记中插入不少的外族语言”。如论周祖“公非辟方、高圉矦侔、亚圉云都、组绀诸盩、太王亶父等名字多至四字，与商代先王谥法不合”，称谓皆“不类华夏语言”，秦爵二十等如“簪凫、不更、庶长、上造是戎狄官名音译”，依此判定周、秦民族融有西方戎狄之族。

不难看出，丁山先生的经学研究有史学化的倾向。近代经学的地位被史学取代，得不到彰显的原因很多，不是一篇论文所能详述的。陈寅恪论述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退，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的完成，尤其是新的学术研究机构，很少给经学以知识再生产的机会（响应新典范成立的学术机构聘任丁山先生时，也基本是以语言文字学和史学专业）；学者在论及现代学术的经史之变时，多以学术发展演化的内在理路来理解传统经学到现代史学的蜕变。丁山先生能够“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认同新的典范，无疑与当时学术风气的变化关系重大。

王学典先生提到顾颉刚是“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化中的关键人物”。顾颉刚与丁山两位先生应是相识于北京大学时期，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皆为同事，顾颉刚日记中多有关于两人交往的记载。顾颉刚发动的“振聋发聩”的“古史辨”运动，同样脱胎于经学问题，更是明言受到晚清经今文学的影响。丁山与顾颉刚交好，也算是“古史辨”的局中之人。顾颉刚先生大胆打破古史一元论的勇气，对丁山的思想解放作用不可低估，在“古史辨”浪潮过去二十年后，丁山先生仍心存激荡：“尽管古史辨所讨论的各种问题，现在有许多地方须加补充或修正，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造成’说，谁也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推翻。”“真是作史年代越后，其所传述的时代越古。”之后丁山先生在史学上的许多学术创获，都是以“古史辨”为理论出发点和思想资源的。从《尚书学》讲义手稿中，亦可看到他对“古史辨”推崇有加。丁山先生沿着“古史辨”的学术脉络来讲，并织就了一幅以顾颉刚为中心的疑古辨伪的谱系，其中把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放在关键地位，不断强调并鼓励学生要细细品读，作为学术入门的必备。

四、归宿：重建古史体系

丁山先生在《古代神话与民族》的“自序”中说：“古代史学，经过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扫荡伪材料之后，立刻得到卜辞、金文大量的直接史料来补充，加上李济之先生所领导的安阳殷墟十余次的发掘，举凡器物、墓葬、宫室遗址的收获，迥乎超出我们意想之外的丰富。这批地下新出的直接史料观察殷商文化，迥乎超出两千年来儒家所传述的程度高而且深。这当然是古代历史学的幸运，也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先生的史学研究受两个方面的影响比较大：一个是顾颉刚为中心的“古史辨”派史学，一个是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史语所。

1929年秋，史语所同人在北平静心斋所址合影

1927年8月，丁山先生随沈兼士南下厦门大学任助教，因为同出身于北京大学，被回国不久的傅斯年约请到中山大学，聘以文字学教授，筹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年仅26岁就被聘为教授，丁山先生可谓少年负盛名。这个时期以及史语所时期，是先生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史语所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机构，安阳考古发掘是史语所成立初期的主要贡献。由此，丁山的学术研究与安阳考古发掘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材料支撑，一直到逝世前夕，他还在等待着“商墟考古总报告”的发表。

傅斯年早年同样受传统小学影响，十分重视文字学，认为“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游学欧陆后，服膺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回国后践行其学术追求，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以《说文》为本体，为究竟，去做研究的文字学，是书院学究的作为，仅以《说文》为材料之一种，能充量的辨别着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丁山先生恰逢其时，学术方向的转移与被归为“史料学派”的傅斯年有明显关系。与傅斯年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样，丁山先生认为“没有直接可信的史料，不能写出合于实际的历史”。另外，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中还提倡“语言”和“历史”的结合，利用西方语言学比较研究，沈兼士也提及在“旧日小学现代方言之外，进而涉及东方语言及西方比较语言学，多面综合，以完成语言文字理论的研究，此我辈今日所当取之途径也”。王汎森提到：“近代学问的进步，仍然以新学术之建立为主，譬如用西方严格的语言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的语言音韵学做出的创新。”在丁山先生的研究中亦可见到此转变痕迹。丁山先生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切韵专号”撰稿，并提议编撰中国经籍字典，同时认可《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中提到的，“对于语言学和历史学要运用西人的研究方法，不能专靠书本上的学问”。作为结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回应，丁山先生发表了《汉字起源考》。

丁山先生提到：“以语言文字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也是现代史学界所共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比较语言学研究，与丁山先生的小学训练和关注文字起源相得益彰。在其古神话研究中，丁山先生说：“用比较语言学剖析史前时代的神话，不自我始。马克斯·缪勒所著《语言学讲义》曾以语言学为工具，发现雅利安民族所有的神名，常是指宇宙的现象。我运用古代语言文字学分析《周语》……从比较神话学观点立论，我认为商代信史，只能断自武汤，其前世都是神话。”加之他对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的独特理解，形成了丁山先生科学化的研究特点。后来在指导学生时，丁山先生要求弟子“除了读书与资料外，要选择几种传统与现代的科学一一专攻”，这应该是对自己利用传统与现代学术工具进行研究的夫子自道。

因为性格、处事风格等多方面的原因，顾颉刚和傅斯年后来失和，进而在学术研究及人事关系上争胜，为现代学术发展开出了同一根茎上的两朵奇花。后来有人回忆丁山先生道：“1927年左右他在广州大学教书，当时及以后主持中山大学的是朱家骅，同事们有傅斯年、顾颉刚、罗常培等。他也并作当时北大这一系统的人，所以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成立时，他就被傅斯年约去当研究员。他的脾气很坏，自高自大，和傅斯年也搞不在一起，就到前中央大学历史系教书。”丁山先生离“傅”而亲“顾”，与顾颉刚过从甚密。丁山先生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提到：“弟以愚赣，处世钝椎，所能终始见庇者，惟兄而已。”顾颉刚在抗战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致信时任东北大学教授的丁山先生：“东大齐大两校对史学方面既有同心，自当联合以厚其势，使一班谗间小人认识我辈自肯努力，自造前程，绝非营营青蝇造言生事者所可破坏，一出我辈十余年所受之气。”虽然人事关系离开了史语所系统到中央大学任教，但是自1929年8月到1932年7月的三年间，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学术”典范得以在丁山先生身上确立的关键三年。丁山先生共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论文10篇，与陈寅恪、徐中舒的篇数相差无几，当可视为彼时史语所学术群体的主将之一。

基本上，顾颉刚的“破”与傅斯年的“立”，在丁山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有较为理想的结合。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大胆运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和观点，形成了自己更严谨、更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虽然有些结论还有待商榷和补充，丁山先生对现代史学理论的贡献，仍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丁山先生的史学研究成果集中于《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周史料考证》《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和《先秦史考》四本著作。这些著作回应了“古史辨”运动以来古史研究的大问题。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并概述为三层意思：1．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丁山先生进一步指出：

“中国人所传说的远古史迹，即就先秦文献看，似乎不只一个来源。诗、书、金文代表统治阶级的文献，以后世史学体例拟之，只可列于‘正史’范围；此外，尚有大量的‘稗史’。春秋以后，始则与‘正史’相互发明，继则分庭抗礼；战国以后，则喧宾夺主，渐以‘稗史’压倒‘正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古代史的层次，便愈积愈高，其年系也愈积愈远。”另外“晚周以后，诸子百家，竞说上古，由三王上伸至五帝，再由五帝上伸至三皇，以至天地开辟之初，正是根据宗教神话与古代训话‘层累而成’。”

又说：

“周公作《立政》，但称‘涉禹之迹’而已。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阙，也首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那时史官似以禹为开天辟地的圣王。春秋时代卿大夫的谈论，有时提及黄帝、炎帝，有时提及太暤、少暤，有时提及高阳、高辛、颛顼，有时提及尧、舜了。晚周诸子，有时综称为‘五帝’，有时追溯到‘三皇’，真是作史者年代越后，其所传述的时代越古，也就出现虑牺、神农、遂人氏一类名辞了。”

上文已经提及顾颉刚对丁山的影响，然而丁山先生的疑古已蕴含着释古的影子了。

的确，丁山先生与疑古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更多地是借鉴了“层累地造成”说的假设，利用甲骨文金文，通过语言文字的比较，把史前时代留下来的神话传说看成是“民神杂糅”的材料，并不全是战国或秦汉学者伪造的，从探清神话传说的本原入手，来梳理神话中的史实，以达到重建传说时代的古史体系。丁山先生“相信时代愈古，神话愈其发达；一部中国史前时代，除了石史之外，惟有神话学可以解之”。这一重视神话的思路，有些王国维的痕迹，王国维认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傅斯年也提到：“神话之比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问题者一大利器。”如同沈兼士在总结民国史学趋势时告诫：“若一味疑古，空立说，亦为缺陷。吾人倘能利用……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证实我们民族光辉灿烂之信史，岂不是空前的一大收获吗！”丁山先生利用其所掌握的多种研究利器，积极尝试重建“信史”的工作。

据董作宾的观察，“古史辨”对所有纸上材料无情的总攻击，“大家都在梦想着期待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多找地下材料，如甲骨、金文之类，再用这些新材料去建设一部上古的信史”。丁山先生对于古史的重建工作除关注神话外，还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材料结合古代文献，认为“古帝王世系，必源有自，绝非晚周诸子所得凭空虚构”，三皇五帝之说，“楚人为先，战国诸子竞相著录”。像蒙文通先生所认为的：“五帝说始见《列子》，三皇说始见《庄子》，二说虽不同，要皆在南方。”丁山先生进一步指出：“三皇传说的来源，本于天神、空神、地神三界，由屈原赋上皇、东皇、西皇演变到秦博士议定的天皇、地皇、泰皇，大体上还保存那宗教思想的本来面目。到儒家手里，根据中国传统思想所谓‘上象天，下仪地，中和民’学说，创出天、地、人三才的系统。”五帝的系统有三个来源，最先是殷商时期的“四方帝”和“皇天上帝”；其次是周代按“尊祖配天”及阴阳五行演变而成的《月令》“明堂五帝”；然后是直接抄袭自印度“四大天王”与殷商“四方帝”糅合而成的秦“四色帝”，外加“皇天上帝”，最终被荀卿之徒“以儒家的德行为标准，以虞、夏、商、周民族宗神为根据”，整合成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古史系统。“五帝德所说的五帝，与‘明堂五帝’，亦非一源。”

丁山先生的研究取向与顾颉刚有很多同步的地方。不惟破坏经学统制下的古史体系，顾颉刚提倡的历史地理学，丁山先生也是积极的推动和参与者。丁山先生论述说：“学术万端，研究者不出经纬二途。历史为学，自纵的方面叙述民族之盛衰，文化之蜕变。然民族活有区域，文化发达有范围。所谓区域与范围，则皆建树于横的地理学方面。地理沿革学者，即以横的区域范围阐明历史叙述，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换言之，历史地理学而已。”抗战结束时，顾颉刚在其主持的大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丁山先生的《地理与中华民族之盛衰》，而丁山先生在其后的研究中注重古代地理和民族方面的探讨，应该与顾颉刚有密切的关联（详见另文）。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特别注重像地理等长时段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其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更是实践了三个部类（事件、局势、结构），但是布氏并没有细述三者之间的有机关系，略显机械。丁山先生从地理入手探求民族之盛衰危亡，注重其间的互动关系，应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和探讨。

五、目标：探索文化起源

离开史语所以后，丁山先生的生活可说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最终得以在山东大学落脚，可以潜心整理自己的古史研究。先生自述：“去年，青岛解放了，自念生活可以安定了！应该把我过去抄集的史料，全面整理一下，不必等待小屯总报告而先妄谈……，对于古代史研究，作了局部的总结，……意在探求中国文化的来源。”在丁山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古史研究的成就颇多，可惜天不假年，许多研究还没有机会展开而形成定论，先生就魂归道山。下面结合丁山先生的著作，归纳先生所关注的中国文化的来源问题，以期能收抛砖引玉之功。

在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起源的探索中，“民族多元论”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研究典范。从古代民族一元到多元的解释古代文化起源，与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旧观念息息相关。王汎森认为，在1920至1930年代，提倡古代民族多元论的有：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34年），并且勾勒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与王国维的名篇《殷周制度论》的承接关系。许倬云进一步指出：“他们各自整理了一套区分古代部族的分类法，蒙文通认为有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大系统；徐旭生认为有西方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及南方的苗蛮三个集团；傅斯年认为东夷与西夏两大集团的互为消长，是古史上的大关键。蒙徐二位的意见颇有异同，但均未十分注意考古资料，而傅斯年却能镕铸文献与考古资料。”然而看似整齐有序的学术史谱系，往往会有遗忘或疏漏，如陈寅恪所述：“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与《夷夏东西说》同样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上，丁山先生的《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综合文献中有关三代地理的记述，分别考证了夏人十迁、商人迁殷之前八迁、周人定都宗周之前七迁，并列举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的记载，证以地下文物考古材料，推论夏商周三代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说明“夏与殷、周，实亦非同族类”。“夏后氏起自今山西省西南隅，……显然中原固有之民族也。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泜水流域，……显然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也。周人起自陇右，……显然西北民族戎狄之类也。”丁山先生由地理环境得出“三代异族”的结论，进而论述三代民族文化的异同。这篇文字有重新认识和评估的必要。

丁山先生在其后的研究中更进一步申说：

“以语言文字剖析古代民族分合之迹，也是现代史学界所共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成分，在先秦时代，是：陶唐氏偏向汾水流域发展，可能是北狄族。夏后氏偏在伊、洛、嵩高区域发展，可能是中原旧族。殷商初沿着漳水流域向海滨发展，后乃迁居河内，可能是东胡族。周人由陇坻沿着泾、渭流域发展，可能是氐族。秦人也是沿渭水东下的，可能是氐族的另一支。姜姓由瓜州东进，初为申、吕，后为陆浑，显然是羌族。荆楚雄踞长江中游、两湖盆地，后渐东侵淮、海，可能是雅利安族。淮、海之间的淮夷，以及江南的吴、越，断发纹身，可能即今胥户先祖。巴、蜀区域所流传的神话有杜主、鳖令，可能与夏后氏同族。”

经过丁山先生论述，徐中舒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以为殷周似属两种民族的推论得以成立，成为“确切不移之论”。除在结论上支持了徐中舒的看法，他在材料和方法上更多地利用当时史语所安阳考古的报告，依据甲骨金文，结合考古材料，考订传统文献。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相比，除共同利用地理的和种族的方法，重视新出的考古材料（丁山先生在利用考古材料上似较傅斯年更多），丁山先生更进一步加强文化异同上的考释，开“民族文化”研究的先河。

丁山先生依据甲骨文，重新认识古典文献的史料来源，如据“四中星之名，几乎完全见于甲骨文，‘出日’‘纳日’的典礼，甲骨文也数见不鲜”，而得到《尧典》“不必如近代疑古学者论定为秦汉儒者所作”。由这些结论可见，丁山先生将中国文化探源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无论疑古还是释古，探求“中国文化的来源”与真相，才是最终的目标。在推定商周时期的年代方面，丁山先生“由近世出土甲骨文及铜器铭文比勘《纪年》残编”，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自武王灭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上推，确定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29年，帝辛在位年数为公元前1050-1029年，帝乙在位年数为公元前1081-1051年，盘庚以后诸王纪年分别是：武丁59年、祖庚7年、祖甲16年、康丁31年、武乙35年、文丁11年、帝乙31年、帝辛22年。这些结论与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大致相仿。

虽然丁山先生的结论已在后出的考古材料中得以修正和补充，然而现在考古学家在论述三代民族文化异同时，都不得不以此作为起点，学界影响可见一斑。在上述诸说中，丁山先生提出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形成定论，但对研究中国文化的来源颇有启发。丁山先生道：“虽然不曾构成完整的体系，至少可代表我对于史前时代帝王世系的一个新见解。尤其是，希伯来教以十字架象征上帝，我认为渊源于殷商的‘高祖日甲’，这或者是值得世界宗教史学家重新考虑的新问题。”就丁山先生已经出版的论著，有学者曾总结道：“《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通过语言比较与中外神话比较，推动了史前神话与商周宗教研究的深入；《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通过氏族方国考证，开启了殷商宗教形态与社会结构研究的先声；《商周史料考证》以甲骨金文与文献典籍参证，扩大了商周史料的搜集范围，推动了对商周年代学等问题研究的深入。”很容易看出，丁山先生的史学研究既与传统的考据学不同，也不是纯粹的疑古辨伪，而是利用甲骨文和文献记载，推动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并努力重建中国古代信史体系，最终寻到近代学人“魂牵梦绕”的中国文化的来源。

六、余　论

丁山先生辞世六十余年来，学术界已然沧海桑田，然先生对学术的不懈追求和解决问题的勇气，令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成群的星空中，依然璀璨夺目。丁山先生求学于“五四”后新文化的中心，跟随沈兼士、钱玄同习古文字学，以先生的才情和勤奋，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自然要成为古文经学的殿军，章太炎后的朴学大师。然而，世变日亟，正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适值“新潮流”畅行之时，丁山先生身处顾颉刚、傅斯年周围，又非“闭门造车之徒”，自然容易“预流”新的学术典范。从传统小学领域延展到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的考释，并与古代文献相互释证研究古史，丁山先生在这一领域里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的杰出代表。丁山先生凭借文字学功底与甲骨文、金文考释的工夫，投身到古史问题的大讨论中，与顾颉刚同调相契。进而言之，他放弃了经学的信仰，以一个现代史学家的眼光来重建古史体系，寻溯中国文化的源头，一步步开创出古代宗教、神话与宗族研究等学术新领域。这些大问题当然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够圆满解决的，诚如有学者所说：“他（丁山）在几十年前探讨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是古史学界继续研讨或者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在古代民族多元论、重建古史体系等方面的探讨，无论从材料或是方法论上，对当下学界都有借鉴意义。

丁山先生的生命历程可以看成一部近代中国学术史，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其卓越的具体成就，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学术理路在现代学术嬗变中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从丁山先生的治学风格看，应该是属于“新汉学”或曰“考证学派”阵营的学者。朱谦之将“考证学派”划分为三支：王国维、罗振玉等倾向甲骨文字学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注重“写的历史”的真伪问题；李济、傅斯年等注重“科学发掘的方法”。而丁山先生的学术，可谓三者兼而有之。他虽然不是立于学术中心的人物，反而可为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留学海外的学者不同，他们直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洗礼，归国后皆能以西方角度观察中国，以西方立场“整理”中国，易于打破传统，甚至反传统。而丁山先生更多的是从传统学术资源中接榫现代学术，在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转变中，与前者时有契合，甚至引为同调，但很难水乳交融，即便是在共同“重建中国”的叙述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传统的学术资源，所以多与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学人亲近。这种学术的“本土性转化”值得留意，但是已经溢出本文，是另一个问题了。

丁山先生以传统小学为学术的起点，探求文字的起源，经历现代学术典范的洗礼，投身到史学问题的探究中，为“古史辨”运动留下的史学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史学问题是其一生学术的落脚点，为重建上古信史，孜孜以求地进入到古代神话和宗教领域。丁山先生用丰硕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描绘了清晰可见的现代学术发展的轨迹。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定即时的在其时代彰显，很多结论要放到历史中去评判，丁山先生的生命和著述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他学问、生命的价值却在我们学术探索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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