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壮年时代的交往 | 顾潮
2023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之女顾潮女士与世长辞，敝刊所有同仁闻讯哀伤不已。顾潮女士生于1946年9月，1970年毕业于北京农机学院水利系，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此后长期从事顾颉刚先生著述、手稿、书信的整理出版等工作，为《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倾注了全部心血，立下了不世之功；此外还著有《我的父亲顾颉刚》《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与顾洪合著）等，这些都为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研究奠定了基础。顾潮女士乃大家闺秀，品格温润高雅，多年来亦与编辑部维系着深厚的情谊。今特推送其刊于《文史哲》杂志之文，以表对顾潮女士的深切哀思！
顾 潮
作 者 | 顾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 载 |《文史哲》1993年第2期，第11-17页
一
我父亲顾颉刚先生与傅斯年（孟真）先生的相识自1913年始。是年，顾先生20岁，傅先生17岁，他们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
当时，袁世凯蓄意称帝，很奖励复古思想，孔教会声势大得很。章太炎先生对此深恶痛绝，在京举办国学会讲学时，猛烈抨击孔教会之妄说，指出“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是要推翻国体，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这使得膺服章先生学问的顾、傅一辈青年深受启发，感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不过当傅先生始办文学会时，曾来邀顾先生加入，顾先生则因对彼不了解而未应。傅先生天资甚高，功课在同学中出类拔萃，不免有些恃才傲物，加之其感情炽烈，性情直率，有看不惯之处就要批评，故在同学中易结怨。顾先生后来与叶圣陶先生说：“吾未与孟真交好的时候，常听人说他可恶可恼，所以前几年他办文学会的时候，他来联络我，我竟不敢应命。”这说明顾先生原先对傅先生是“畏而远之”的。
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顾先生入哲学门，傅先生入国文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宿舍丙字十二号，始得同处一室，课罢饭后，辄纵论世事、学问，历久不倦。顾先生常常从傅先生的“放言高论”中增加自己“批评的勇气”。“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先生能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傅先生成为好友，除了由于二人都具备优良的学问修养，对世事的看法相同之外，二人性情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之间具有极其显著的互补作用，相得益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傅先生所论之事，顾先生说：“孟真闻见广博，每论一事，必探其源，……获益殊多。予每欲记之，不得暇闲：且精微之处，亦不敢下笔，恐非信意也。”
蔡元培先生自1917年任北大校长后，锐意改革校中旧风，聘请陈独秀、胡适二先生任教，提倡思想革新。陈先生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胡先生当时刚由美国留学归来，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不管他的前任教授陈汉章先生是如何从伏羲讲起的，大胆丢开唐、虞、夏、商，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径直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先生和他的一班同学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受到胡先生这一改动而带来的重大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但顾先生听了几堂之后听出了一个道理，认为胡先生在裁断上足以自立，他不仅向同班说明自已的看法，还对傅先生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先生去旁听了，也很满意。从此以后，他们二人对胡先生非常信服。以后傅先生常去胡先生家中，那时胡先生《改良文学刍议》已在《新青年》上发表，点燃了文学革命的火炬。傅先生起初是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则与胡先生讨论争辩，胡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文学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是时，在英国文学门就学的罗家伦（志希）先生亦常去胡家，在那里参与他们的讨论争辩，胡家竟成了他们“肆言无忌的地方”，成了傅、罗二人彼此“开始有较深的了解”的地方。顾先生亦不仅在课堂上亲从胡先生受学，还从杂志上读到胡先生之论文，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头脑被洗涮一新，他说：“从此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而承认诸子的兴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说在各求其所器要。”顾先生深挚地了解并承受胡先生的研究方法，从而“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先生亦认为顾先生学问根柢很好，以后常与他通信讨论旧籍中问题。胡先生后来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学生即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
胡适先生积极提倡白话文，以此作为新文学的表现形式，他授课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用白话文体裁。顾、傅等人承胡先生之风，开始学作白话文。他们是文言文写得很好而又赞成白话文的。
这种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的浓厚学术研究空气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蔡先生大力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顾、傅等人深受其益。先生本是北大国文系教授黄佩先生的高足，而黄先生乃校中“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不料傅先生竟被顾先生“引进了”胡先生的路子上去。以后当傅先生等人办起《新潮》，不久黄先生等人亦办《国故》与《新潮》唱对台戏，这实富有戏剧性色彩。
新潮社旧址复原图
蔡先生不仅实行学术民主，鼓励学生研究学问，还支持学生关心学校事务。学生对学校工作之改进有所建议时，他就把议案选登校刊，并择其可行者付诸实行。1917年11月中旬，经蔡先生倡议，《北大日刊》出版。是月23日，顾先生因索购该刊不得，乃牵连其他积弊，遂集合傅先生等10余名同学，作《取览印刷品不便上校长公呈》曰：“自本校逐渐扩充，印刷品日以增多。生等对于学校治理，盼望弥殷，对于出版物，自必竭诚愿睹，用察学校与自身之切要关系。而事务员费审斯旨，以为学生数众，难以遍应，对于请求，视若烦扰，故接待之顷，每每恣情留难。……既违校长整顿之心，更负生等诚笃之望。谨将关于发行印刷品应行整顿事项，条陈数则，伏祈鉴核施行。”此呈既上，翌日之《北大日刊》上即有校方启事，对呈文所述各条均有答复。“此呈所述：已不啻完全办到。……人心称快焉。”学生与校长关系之融洽，由此可见一斑。有蔡先生这般的支持，这班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物文字”的豪气益加风发。这样，《新潮》杂志的出版便是势在必行了。
傅先生在《新潮的回顾与前瞻》文中说：“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做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家洵）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可见在1917年秋，傅、顾等人即有创办杂志的设想，但经费无着，此事乃近乎空想。至1918年秋，由徐彦之先生向陈独秀先生协商此事，得到陈先生支持，允学校承担杂志经费。于是，傅、罗、徐等人集合同学若干，发起成立《新潮》杂志社，请胡适先生做顾问，请蔡校长为之题写刊名。是时顾先生因病休学在苏州老家，但仍是首批入该社的21名成员之一，以后他还介绍了少年时的同窗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3人入社。“当时只要喜爱文学并能写白话文章的，就被拉了进去。在五四时期，能写白话文的青年是很少的。”起初该刊的编辑主要是由傅、罗二人担任，它的风格信守：（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傅先生所作《新潮发刊旨趣书》指出，北京大学今“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此刊“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当代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向封建势力发起猛烈攻击。此刊与《新青年》相呼应，在当时有广泛、深刻的影响。
顾先生于1918年12月18日致傅先生的信中谈到他对于《新潮》的两点意见：第一“最好是由各社员各拟定了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以便集思广益，“比较一人单独存想，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第二“要诚信恳挚的做去”“（1）不要文过，（2）不要存成见去反对人，（3）不要捏造说谎。这三种都是现在杂志报纸里易犯的毛病”。他又说：“我辈当自知学问未充，办这杂志是受这新潮流的影响，立对于这社会的观念。拿这观念写出了，给社会看，一半要使社会知道同居一部分的我辈，有这样的心思，在此供献，以备采纳；一半实是就正有道，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我想今日的学问界，不应存一体面的心思，争一个我胜你败，全是一是非问题。”因为他觉得，自己水平距离改变社会的要求还差得绝远，现在所以肯作文的原故，“并非实施我理想中之‘论’，乃欲请教我理想中之‘问’”。后来傅先生认为此信可供同社诸君参考，便节刊于《新潮》一卷三号，并作《跋》表示对顾先生的平和谦虚的态度极为饮佩，但又以为顾先生“只说到一面”，他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态度，不可不温愉，对于自己的主张，却不可不坚决。”“言词务必恳挚，思想可断断不要存些顾忌，对于青年人务必感化，对于学问思想界的偶像，可断断不得不送他入墓。”其实顾先生对于自己的主张是很坚决的，只是态度上更加注意罢了，他提醒性情急躁的傅先生道：“若用简单野蛮强硬之至的手段，去对待人，乃是避难就易。”这是希望傅先生要“勉为其艰”。
顾先生于1919年2月21日致傅先生信中，又提醒他要尊重那些与《新潮》社通信者，他们“是看我们杂志的人里头有自己心思不肯盲从的人”。《新潮》之《通信》栏“就是我们与他们知识上连络的地方，取长补短最便利的所在。我们对他的话，固然不可盲从，但是也不可‘盲不从’”。顾先生信中又对已出版的几期《新潮》所刊傅、罗二人文章多倾向于文学方面而感失望，希望他们多论述人生观以达到“改造思想”之目的。傅先生在回信中表示，对于通信者自当“诚挚公平的对待，决不会‘一骂了之’”，但对于顾先生轻视文学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就是改造他的利器”。顾先生对于“改造思想”十分重视和热心，他认为“此后的革命，应在教育感化上致力，总得使大家有了自觉心，自己去做事”。《新潮》第1卷第3号本来预定是“思想问题专号”，顾先生为此专号作《中国近来思想界之变迁观》，但以后从《每周评论》上看到《新潮》该期出版预告的目录，只有2篇是有关思想问题的，他即“大是失望。可见研究学问，实非容易”。
傅先生对于“改造思想”“教育感化”的重要性的认识亦与顾先生相同。他于1919年4月20日致顾先生信中说：“照着我们的主义，一点也不屈挠的做下去，总期引起几个埋没在社会底下的天才，因而造成风气，以我们理想的社会，换去现在的。”《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传，自然招致旧势力的忌恨，视它为纲常名教的罪人，竟要教育部将其取缔制裁，是蔡校长挺身而出保护了它。傅先生深知道路的艰难，他在此信中坦荡地说：“至于运命，听社会裁判罢了。若是有意外的危险，也所谓求仁得仁，可以不必挂意了。”
不久五四运动发生，傅、罗等人意气风发，傅先生为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总指挥，而那日学生游行时唯一的印刷宣传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罗先生的手笔。消息传到苏州，顾先生极为关心，他于5月9日写信与傅、罗二人，劝其将风潮扩大，再同各处兴起的团体联结一气：“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改动一回，所以需要全国国民赞助的力量正多，……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此刻举国民气渐渐的腾起，正可就此结合为一国的中坚。至于营私卖国的官僚武人政客，正可就此为肃清的起点。”顾先生对于革命“总主张知识上之自觉，不主张感情上之奋兴”，他很希望以《新潮》作阵地向旧文化、旧思想作深澈、持久的攻击，使人们不能仅满足于遇到刺激时奋兴一阵，过后便依然如故。他甚至期冀“新潮社如有钱，尽可脱离学校，不受政潮及学校私怨的支配牵制，孟真诸君如能任杂志专责，尽可支领薪俸，不受生计及交际上之逼迫驱使”。
诸如傅、罗二人这样的学生领袖，难免不受人诋毁。“五四”后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傅先生受某个有日本股份的烟草公司的津贴，说他们亲近军阀，因而被同学逐出。当时叶圣陶先生在苏州郊外甪直镇小学任教，看到此等消息惊诧万分，急忙给顾先生去信询问究竟，并要彼立即复信。顾先生深知好友的品性，毫不犹豫地回复道：“孟真、志希被同学逐出，难保无这事，却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敢相信。他们若是这样的言行背谬、志气薄弱，我不但从今不敢相信他人，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我同孟真相识五年同居一年，他的性情知道的很详细，对于志希虽相识不过一年，因他与孟真来往很密，所以也颇能知晓。”“孟真、志希两人不消说得是绝不肯瞻顾世故的，他们见着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要加以评论——常人所谓之骂——攻击。”“孟真在同班中孤立，而《国故》月刊便是他同班所组织，而且他的同班除了他外无不在内。感情学问既相差甚远，偏又刻刻见面，自然有许多微讽托意之词，自然仇怨渐渐的深固了。”“他们两人最遭人忌的地方便是办了一卷新潮，校长何等的扶助他，做的东西何等的受人欢迎，名誉何等的高，销场何等的旺，前途何等的有希望，哪一件不是受人畏忌的根苗。”顾先生因此不免对北大现状感到悲哀：“北京大学人家怎样的赞他，说他怎样的爱国，怎样的热心，怎样的有团结力，哪里知道里边党派纷歧，私仇固结，排抵强烈至于如此，冤诬有志之士，自杀文化发展力又至于如此。”但他仍一如既往，对新文化运动的前途及“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抱着坚定的信念：“假使我们信了谣言，便是他们在社会信仰力上减少一分，也足阻碍文化的发展。所以我劝你，无论报上发了若干项，总不要信他，学那《战国策》上‘谤书盈筐’的故事，只当没看见，免分我们赞助新潮流精神。”
是年夏，傅先生由北大毕业，欲去英国留学，考虑到《新潮》以后的工作，他与罗先生均愿顾先生在社中任编辑职务。顾先生秋天回北大复学，他因神经衰弱而失眠之症刚有好转，不敢专力作文，故无法任编辑。至11月新潮社改选第二届职员时，罗先生一人任编辑，顾先生任代派赠阅交换事务，并协助罗先生编辑。
是年冬，傅先生赴英，顾先生乘冬假归家之机去沪为傅送行，宿新群旅馆。他二人在分手前曾有一段争论，具体内容现不得而知，仅由顾先生于1920年6月29日致傅先生信中留下一些痕迹：“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今年元月在新群旅馆里的一段争论，教我永久做个纪念。我到了灰心失意时把你的话想一想，立刻觉得不应如此。你虽没有详细教我，然而已指示给我人生的途径了。”在对得人生、社会等方面的态度上，傅先生的素放雄健对于温文儒雅的顾先生始终是一种激励。
1920年夏，顾、罗二人由北大毕业。罗先生将赴美留学，欲由顾先生接任《新潮》编辑，并欲助成顾先生治学之志，故托胡适先生在北大为其谋得图书馆编目员一职。罗先生于5月31日致胡先生信中说：“颉刚的旧学根柢，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在前一事上，顾先生不免愧对好友之期望，因《新潮》社中能作文的成员几乎都出国留学，加之蔡校长此时已离校，《新潮》经费无着，工作难以开展，不久此刊便停了。而在后一事上，顾先生却做出巨大成绩。他在北大得天独厚的学问环境中如鱼得水，胡适，钱玄同二先生“提起”他“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他“大胆的假设”，使他对古史的研究飞快地进行。
1923年，顾先生在胡先生所办《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推翻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引起一场古史大论战。远在欧洲的傅先生受此事刺激，“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来参加这场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但他仍一改几年来懒于给国内朋友写信之状况，自1924年1月始给顾先生写一长信，不过直至1926年10月归国，船到香港为止，还未写完。在这封信中，他盛赞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他认为顾先生在中国古史学中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他叹道：“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要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请你不要以为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他并希望顾先生能将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传说中人物“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孔子等人，其事迹也是历时变的，也可仿此例处置。他还受这理论的启发，虽多年不读中国书了，仍在信中对“几篇《戴记》的时代”“孔子与《六经》”“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的几个趋向”“殷、周的故事”“《春秋》与《诗》”等问题阐述了自己新颖的见解，达15000言，“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这封写了3年而未写毕的长信充分显示了傅先生对顾先生炽热的友情以及他的博学多才。不过由于多年不读中国书，傅先生对自己的这些见解不敢自信，不愿发表；而顾先生则认为现在既是“处处在荆榛中辟路，只求大体不错，不必有如何精密的结论”，应该将自己的见解“随时发表”，以博当代学者的批评，“互相补益匡救”。以后顾先生将此信刊于他主编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傅先生见之，‘终不以为可”。待1930年顾先生编辑《古史辨》第二册时，仍收入此信而节去其对古史之见解。此乃后话。
后来顾先生又将所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等论文寄傅先生请其批评，希望多听到不同的观点，因为“这是给与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一个好机会”，傅先生对于顾先生文中与自己相同的观点自然“很可快乐”，但更希望“我们的想头不同，才有争论”。他留欧期间，不仅治历史语言学，亦治数学、物理学、心理学，深通科学方法，眼界自然较顾先生宽广，他指出顾先生文中常犯一种毛病，“即是凡事好为之找一实地的根据，而不大管传说之越国远行”，他又指出其文中涉及自然科学概念不当之处，以及所引史料待辨伪之处，等等。傅先生的这些批评以后均被顾先生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及《古史辨》第二册。
二
1926年底，傅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文学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并筹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他和学校延聘有名教授，其中包括顾先生。当时顾先生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任职，虽接傅先生多次来信邀往，一时不克应命。不久国学研究院被学校停办，顾先生乃赴粤应傅先生之招（不料为这事竟激起了一番波澜，经傅先生和学校多方设法风浪方平息。此间是非曲直当容另议）。1927年春、夏，顾先生去江、浙一带为学校购书，秋间返校，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并与傅先生同办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顾先生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作《发刊词》曰：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这些看法亦代表傅先生的观点，以至后来有人以为此乃傅先生的手笔，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在大方针上是一致的。但因为经历、志趣、性格的不同，又是首次在一起共事，他们之间自然有不和谐之处。
顾先生在中大发起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及《民俗》周刊，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以北大征集歌谣为开端的民俗学运动传播到祖国的南方。傅先生也是民俗学会成员，但他对民俗学丛书不感兴趣，认为其“无聊”“浅薄”，他认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而顾先生认为傅先生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在一种学问根基打好的时候说是对的，在初提倡的时候说是不对。现在的人，救世不遑，那有人能做积年的研究。所以拿了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讲不到出版。但是我们不出版，一班可以继续我们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诱掖引导的力量而要走到别方面去了，他的这一方面的才力便不克发展了”。“民俗学是刚提倡，这一方面前无凭借，所以我主张有材料就可印。”他们在这方面的分歧主要是在于经历的不同：傅先生自1920年初留欧，至1926年秋方归国，未介入北大的民俗学运动，对大众文化不免有隔膜。顾先生未出国留学，积极参与北大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的工作。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敢于将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中的经学、史学放在平等的基础上做研究题材，取得突出的成绩，被称为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路人；他又用民俗学材料去印证古史，收到巨大的创获。他对于大众文化极为重视，并很有感情。
顾先生到中大后为授课及研究所事务，花去了几乎全部精力，而自已没有作成一篇研究文字，就连读书笔记竟也来不及记了，这与他一向追求的研究学问的境地大相径庭。1926年他因北大欠薪过多，身负2000元的债务，难以维持清苦之生活方才不得已南下，“为贫而仕”；现在债可还清了，他便想离开中大去追求他的真生命——治学了。1928年春，燕京大学邀顾先生去作研究工作，他觉得这甚合自己宿愿，便答应了，并告与傅先生，彼极为反对，责备顾先生忘恩负义，顾先生怕伤其感情，对彼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可不去燕大。”恰巧那时中央研究院的聘书寄来，请傅、顾二人参与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顾先生就接受了，辞了燕大。但由此二人间的关系渐有裂痕，傅先生几乎将顾先生视若“叛党”。顾先生在1928年8月20日与胡适先生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若是要名要利，则中山大学所以待我，孟真所以为我设法者确已不薄。我应当感激不已，却之不去。不幸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在别的。我便不能因有饭吃了故而舍弃我的真生命。”“照现在这样的做下去，不到五年，我是一个落伍者了，我完了，我除了做学阀之外再没有别的路了！所以这一关，我一定要打破，一定要在别人看为‘得意’的环境中挣扎奋斗！孟真是极聪明的人，乃不能理会我这一点，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所囚禁了！”早年二人在北大同窗之时，谈及志向，顾先生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先生调最强者乃政治欲。以后二人确实是朝各自的方向发展。傅先生博学多才，知识欲不为不强，然他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事业，当然愿顾先生与他同舟共济，助他一臂之力。然而顾先生一心想回到自己的学问天地中，他“生性倔强，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的”，傅先生愈是要“支配”他便愈使他“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自由的研究学问的生活，他说：“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可见他把治学看得比保持旧情重要。
1928年春，傅、顾及杨振声3人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在广州筹办该所。当商议此事时，傅、顾二人各有一番设想：傅先生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顾先生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资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二人意见不同，而傅先生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顾先生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二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先生等人劝解而止。顾先生自我分析道：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足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情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这段话的确讲出了二人办事的特点。顾先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这对于他研究学问很有利，使他不迷信任何偶像，勤于思考、勇于怀疑，使他具备在史学上有所成就的基本素质；而当他与别人配合工作之时，这种秉性无疑是不利的。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在“世务上”显得“平庸”“急躁”“优柔寡断”，与“研究学问的时候”所表现的“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心，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简直判若两人，因此也怕办事。但是顾先生信守承诺，一旦办起事来又极认真，“太欢喜有轨道”，如同自己做学问那般；然而办事就必须有灵活性，总不能都依了预定的计划“画了表格”来办，他说傅先生办事“无轨道”，实则是傅先生办事有灵活性，他不理解，这正反映他自己处事态度固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另外，顾先生的确爱才如命，希望所用之人均能依自己的长处发展，他从不对人发火，极少责备人，可是若要领导一支队伍去“成就一件事业”，在用人方面自该有一定之规，不可能全凭人们的兴趣自由发展。傅先生“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的道理即在于此，这也是他日后对于史语所的组织建设立下卓越功绩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为顾先生有如此不适宜办事之处，傅先生虽欲其留在身边共同承担重任，却又不欲其管得太多，故二人间发生冲突是不可免的。以后他们又共同商讨、制定该所各项规划，傅先生就任该所所长后又推顾先生任文籍考订组主任，但二人间因此次冲突而有隔阂，顾先生认为傅先生“脾气太坏”“怕和他开衅”，于是又“畏而远之”，加大了二人间的裂痕。这期间胡适先生曾想为二人调解，他劝顾先生不要因骄傲致树敌。顾先生在8月20日复信中直陈两年中之痛苦及对傅先生的看法，并请胡先生不要将信中对傅先生不满的话告与彼。但后来傅先生在胡先生处仍得见此信，甚不满意，结果导致二人又吵一架，15年的交谊臻于破灭。1929年初，顾先生致函蔡院长及傅先生，请将其改为中研院特约研究员，不再直接参与史语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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