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 徐松岩：古希腊史著中译及影响刍议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中国文明而言，特别是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巨量西方学术思想论著的译介传入，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之演进。近十数年，“中华文化走出去”复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于2014年应运而生。值此国际版创刊十周年之际，编辑部举办主题为“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第十二次“《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暨“《文史哲》国际版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发嘉宾发言，呈现学界、刊界的精彩认知。
本期推出的徐松岩先生的论坛发言。徐松岩教授历时20年完成“希腊三史”的翻译：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020年）。基于深厚的翻译研究实践，徐松岩教授认为，百余年来国内学界对希腊文明以及东西方文明异同的许多看法出现不少误判和偏见，“中文版的古希腊史需要重写”。徐教授在发言的最后强调：研读外国著作，首先要下功夫把语言学好，吃透文本原意但又不能拘泥于文本；其次要对其文明发展历程作整体把握，更准确地理解其语境和文化背景；其三是最好能兼顾同时代文史哲各类作品综合研读，更好地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发言专家 | 徐松岩，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希文明互鉴中心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翻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一位专业的译者。我只是一个务实的翻译工作者，做一点点实际的工作。应邀参加这个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一时间在西南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讨会也收到邀请，不巧时间冲突了。
我是做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主要做希腊罗马史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早期条件所限，看不到外文的版本，后来终于找到外文版本，看到之后就对照多种译本研读，发现一些著名的翻译家的作品，也有误解、漏译、错译之处，同时自己通过努力学习，也开始试着做翻译。从1999年开始，自己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希腊三史”的翻译，已出三版，马上要出第四版了。大陆港澳台图书馆有收藏，高校文史哲专业重要参考书，希腊的高校也有收藏，我想这也算是一种文化传播吧。目前“希腊三史”在国内销售很好，读者众多，据说市场上也有一些非法的盗印书在销售。
我这里所说的史著，一方面是指古代的史料，就是原著，如“希腊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另一方面是指近代史家著作的翻译，如1955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学者塞尔格叶夫原著、缪灵珠先生翻译的《古希腊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被视为中文学界古希腊史的权威著作。
《希腊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020）年版
进入本世纪以来，本人循着希罗多德的足迹，多次前往地中海文明故地实地调研、采访，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察看、核实历史场景。最近一次考察是今年一二月份去的。之前因为疫情耽误了一些活动。我到过希腊各地、爱琴海多个岛屿、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西西里岛当地，考察过程中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确有不少真切的感受，发现有一些场景变化比较大，比如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的“温泉关战役”现场与史书记载差别比较大；许多地方变化不大，跟古代史书上的记载大致吻合。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以铸（王嘉隽）先生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1959年第1版，以后再版译文内容基本保持原样，1985年再版时去掉了原序言（卢里叶的论文《希罗多德论》），这个中译本扉页书名下面直接标明“希腊波斯战争史”，也就是说译者认为《历史》就等同于《希波战争史》，这也是译者传递给广大读者的信息。希罗多德《历史》可不可以译为《希波战争史》，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关键就是如何理解希波战争史。因为古代“希腊”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我2017年发表了一篇小文，对希腊的概念的形成和演变做了一个梳理，研究希腊的人对于希腊的概念首先要梳理清楚。希腊半岛原本是没有希腊的，希腊人到来之前就没有希腊，希腊的意思就是希腊人居住之地，那是一个地域的、族群的，或者后来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希腊古代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直到1821年独立战争以前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既然“希腊”和“波斯”都是多层面的概念，那么希波战争史自然也可以有多种理解。
1955年缪灵珠先生翻译的《古希腊史》，长期被国内学界视为权威的古希腊史的著作。该书第15页径称“希罗多德所著《希波战争史》”；近期出版的“马工程”古代史教材上这样说：希罗多德“完成了9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其实，这都是陈陈相因、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据考证，希罗多德撰写史著时并未分卷，那是后来有人抄写他的著作时，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抄录者将其著作分为9卷，每一卷以一位缪斯女神命名；书名是全书首句话中一个关键词，“调查研究”或“探研究诘”，也有记载往事之意，此为《历史》书名之源。
希罗多德开宗明义写道：“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实这部历史最准确的译名应该是“调研报告”。为什么要发表呢？他接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的所作所为，不至于随着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其中“希腊人和异族人”是关键词，这个翻译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希波战争的理解，国内学者大都将“异族”（οἵ βάρβαροι，Barbarians）译为“蛮族”，其实这个词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意为“异语之人”，就是说不同语言的族群。古代希腊人持有这样的概念，要么你是希腊人，要么你是非希腊人，希腊以外的人，不说希腊语的人。这样书中所涉及的就是所有族群，那这部历史就是一部世界史，希罗多德的著作其实就是一部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西方历史上是第一部世界史。如果译成“希腊人和蛮族人”，汉字“蛮”字，显然是有歧视的，文化程度比本族低才称作蛮族、蛮夷，但是那时希腊人文化在许多方面还没有他所描写的“异族”如埃及人、巴比伦人，甚至波斯人的文明水平高，所以翻译成蛮族显然是不尽符合事实，而且希腊精英对东方异族人普遍是充满了崇敬之情的。希腊谚语“光明来自东方”，即为佐证。
公元前500左右波斯帝国
这是一张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波斯帝国地图。波斯的概念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指波斯人兴起之地，即波斯波利斯，图中深色区域，他们从那个地方发迹然后征服了全亚细亚。在希腊人的地理概念里面，埃及也是亚细亚的一部分。希罗多德虽身为希腊人，用希腊语写作，但是他的记载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的有些观念甚至“很波斯”。其中最具波斯特色的说法，就是所有亚细亚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波斯的，波斯人对亚细亚的征服使得他们认为自古以来亚细亚全境就都是属于他们的。这就是说，在希罗多德看来，所有希腊人与亚细亚的关系，都是他探索、记载的内容，也就是他心目中希波战争的内容。而我们如果是按照苏联和国内学者普遍持有的希波战争概念（结束于公元前449年），那希罗多德的著作就写得很差，前5卷不写战争，只写战争的背景，后半部分战争只写了前479年（第一阶段）就戛然而止。人们不禁要问：活到前424年的作者为什么不写了呢？迄今没人认真分析这个问题。实际上，《历史》就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可以看到，译著传递的错误的信息是很多的。按照后世的西方学界的希波战争的概念，希罗多德写作前半部分也不着主题，枝蔓丛生，但是实际上作者写的是紧扣主题，写的是以波斯为主体的、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些欧亚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希罗多德既然是希腊人，现在西方人也好，现代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好，都希望希罗多德是用希腊人的观点来写这部《历史》，但是作者恰恰是站在波斯角度，至少主要是站在波斯人的角度来写这部《历史》的，所以我们后世的读者感觉很别扭，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而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又把这个战争结束时间“推迟”了30年，说到前449年才结束，这问题就更大了。
把希波战争结束时间“推迟”30年意味着什么？我们先看这些看法，公元前500年战事开启，本来是到前479年就结束了。塞尔格叶夫是说到前449年，国内研究古希腊史权威、社科院世界历史前所长也持同样的观点，苏联（俄罗斯）学者后来进一步修订的《古希腊史》，1996年俄文版大学教科书依然没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意味着希罗多德的著作没完成。其次，公元前478—449年是波希战争一部分，是希腊反攻阶段。第三，希腊通过正义的手段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这个纯粹是近代史家强加给古人的概念，因为希腊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既然不是一个国家，何来维护国家独立？
实际上，第一，希罗多德的著作是完成了的，古代作家就这样看，他之后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都是这样看的，希波战争到前479年结束。第二，“推迟”战争结束时间，直接掩饰了前478年以后雅典对外扩张的性质，把雅典和波斯争夺爱琴海霸权的战争理解成了“希腊”维护“独立”的反攻战了。第三，最关键的是，此时“希腊”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还有文献里面经常会出现“自治”，希腊人说，小亚细亚的城邦应该自治，那是希腊人势力强大的时候，它们成为希腊人的势力范围，就强调小亚细亚城邦自治；如果波斯人强大起来了，波斯人就说“那些城邦保持自治”，弦外之音是他们是波斯的臣民。
关于希波战争的评价，这里有两个流行的说法值得注意：一是，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就意味着文明战胜了野蛮，希腊人代表更高的文明，波斯代表野蛮人，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希腊人是很崇拜强者的，波斯的强大足以令希腊人敬仰。再比如以前说公元前8—6世纪，希腊大殖民运动是传播了先进的希腊文化，事实正相反，恰恰是希腊人通过殖民活动大量吸收了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后来希腊文化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八九十年代英国学者穆瑞等教授提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时代”（公元前750-前650年），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
另一个说法是民主战胜专制。波斯帝国无疑是专制主义，但是希腊是不是“民主的”？这个论点始作俑者是19世纪英国学者格罗特，他写了12大卷的《希腊史》，格罗特在历史内容悄悄做了一些改动，一直影响到今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希腊的民主确立于公元前509年（希波战争爆发前），正因为如此才有1991年的西方学术界纪念西方民主确立2500周年的活动。但是事实上，山大一位教授专门研究过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时间，结论我是同意的，雅典民主的正式确立是希波战争之后十六七年，不是在希波战争之前，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再讨论。如果按照古希腊人自己的定义，民主制就是平民当家作主，大多数人来管理邦国事务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话，那么民主制无疑是确立于前462年，这个论点是最有说服力，也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民主战胜专制这样的说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1960年谢德风译本，1978年略有修订，译者1980年去世），本名为修昔底德所记战史，内容是记载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之间的交战史。该书名是近代学者站在雅典的角度命名，如果站在斯巴达角度，可称为《阿提卡战争史》或《雅典战争史》。就像现代西方对战争的命名，比如伊拉克战争、朝鲜战争，都是这样的意思。如果希腊是一个国家概念，那斯巴达人的战争就是内战，如果希腊不是一个国家，那就是国际战争。当然，如前所述，它肯定不是一个国家。修昔底德著作（I.2）开头这样说，“很明显，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方……” （希腊文原文φαίνεται γὰρ ἡ νῦν Ἑλλὰς καλουμένη ，英译It is evident that the country now called Hellas.），原文没有“地方”即英译country这个词；ἡ用这个指代Ἑλλὰς的。这里关键是对country的理解。对Ἑλλὰς这个地方的英译，英译可以译为国家或地方，中译本就译为国家，这个影响太大了，中译本是受到英译者的误导，而我们要看的是历史事实，它不是国家，这样战争性质就不同了，牵扯到对整个著作的理解，所以这是一个关键词。那么，Ἑλλὰς就是希腊人居住之地，在古代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且它是动态演进的。“内战”一词源自罗马时代的拉丁文，本意为国内“公民之间的战事”，斯巴达人是斯巴达人，雅典人是雅典人，是两个城邦，两个国家，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国家。可是，塞尔格叶夫将这场战争称为“全希腊性的内战”；谢德风先生商务印书馆译本将修昔底德的“希腊”译为“国家”，苏联和中国学者犯同样的错误，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内战”。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公元前387年，波斯大王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中文译为“大王和约”。我们要问，大王和约是谁跟谁的约？大王就是波斯国王，他跟谁签的约？跟希腊人之间的约吗？还是希腊人之间的约？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斯巴达赢了，斯巴达组织军队进一步扩张想去攻打波斯，正当希腊大军厉兵秣马准备进攻之时，波斯派使者携金带银到希腊，把希腊各邦中反斯巴达的主战派联合起来，攻打斯巴达，前线的斯巴达国王不得不回撤，来反击反斯巴达的同盟，打了七八年，双方精疲力竭，斯巴达人派使者到波斯去，跟波斯国王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希腊各邦禁止结盟了，就是说斯巴达一对一PK可以，但是希腊城邦之间不能结盟。波斯人正是这个意思，波斯人就说你希腊城邦之间相互征战，彼此牵制，这样帝国边境就安全了。所以，从历史事实看，这个所谓“和约”根本不是和约，是斯巴达借波斯的权势维护自己脆弱霸权，而从波斯那边讨得一纸敕令，是斯巴达狐假虎威的结果。
大王和约的希腊文这样写：ἣν βασιλεὺς εἰρήνην καταπέμποι.据色诺芬《希腊史》记载，提里巴佐斯向希腊各邦代表展示封印，诵读敕令全文：“国王阿塔薛西斯认为，亚细亚所有诸邦均应归属于我，克拉左门奈和塞浦路斯二岛亦应归属于我；而其他希腊诸邦，除列姆诺斯、音布罗斯和斯基洛斯外，不论大小均须保持独立；这三个地方与往昔一样，依然归属于雅典人。但是，倘若你们双方之中的任何一方有不遵从此敕令者，我，阿塔薛西斯，将与那些遵从此令的诸邦一道，用舰船，用金钱，从陆上，从海上，向其开战。”
单看字面是有和约的意思，但是是不是和约，绝不能光看字面意思。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讨论翻译成和约还是翻译成敕令。首先你看它怎么来的，波斯派一个使者拿着国王的敕令，上面有封印，把希腊各邦代表召集起来，拆开说这是大王的命令，拆开以后内容当场念，念完以后希腊各邦代表回去请示同不同意，各邦都表示同意，要恪守大王敕令。这就是大王下的命令，哪有什么和约，这内容就两句话，亚细亚各邦均属于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希腊的城邦里面都要独立，除了那几个小岛是属于雅典的，其他的都保持独立。你以为波斯是为希腊说话吗？他保持独立是说你不要结盟，如果结盟来打斯巴达，斯巴达就保不住了，只能一个一个来，如果不遵从我的命令，我大王就要出面了，他就是这个意思，这太明显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有些学者直接翻译成“大王和约”或者“大王和平”，也不加任何说明。但是事实上它就是敕令，就是波斯国王下的命令。我们认为译为“大王和平敕令”最接近史书原意。
以上所说种种史著翻译中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对三大史家的总体评价，也会影响到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我们知道，世界诸文明里面，希腊人和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最悠久，历史意识最强，而希腊三史合起来正好是一部希腊古典文明兴、盛、衰三个阶段的历史。长期以来，国内也好，国际上也罢，如网上可以看到耶鲁大学讲希腊史的，讲到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时候比较简短，讲到修昔底德就说起来没完，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修昔底德有些篇章褒扬希腊，但是修昔底德批评雅典的他们往往避而不谈，这个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一部分。修昔底德就是选择性地说明某些史实，就像现在人说中国男足一样，中国男足是世界杯历史上失球最少的球队之一，任何一支强队都没有在世界杯上逼平过中国队，好多强队都没机会在世界杯赛场上与中国队碰面，等等，这些都是事实，感觉中国男足很牛，很厉害。实际情况大家都知道。其实，修昔底德就是这样，选择性地记载史实。希罗多德和色诺芬是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历史事实，而在西方学者当中却有点不受待见。
总括上述，百余年来我们对西方文明，首先是对希腊文明和东西方文明异同的许多看法大都是译介史著过程中的副产品，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目前还没有自己高水平的著作。之前误判、偏见的原因，一方面外文著作里面本身就带有那些东西，我们人云亦云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独立思考的意识，或者受制于自身思维的某种局限。所以，我们研读外文著作的时候首先把语言学好，吃透，再传递给中文读者。
研读外国著作，首先要下功夫把语言学好，吃透文本原意但又不能拘泥于文本；其次要对其文明发展历程作整体把握，更准确理解其语境和文化背景；其三是最好能兼顾同时代文史哲各类作品综合研读，更好地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设和繁荣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增光添彩。
《多彩的雅典娜:古希腊文明史述论集》徐松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去年10月我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叫《多彩的雅典娜：古希腊文明史述论集》，选录了自己探索思考古希腊文明的30多篇文章。今年3月20日有学者在社科报发表书评，认为拙著为“为中希文明互鉴提供坚实学理基础”。文明互鉴，继往开来；深入探索，永无止境。
我讲完了，谢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
录音整理 | 李依帆（经讲者审阅）
编辑 | 高畅
审核 |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