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效果史与虚构文学批评史

摘  要

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子虚”为假托人物，托“子”姓而名“虚”，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代言人之意，梁园即“子姓之墟”。子虚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影射梁王僭礼越制的行为，意图劝谏梁王。“子虚”又引导我们从地理学层面的虚设梁园走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在诗词的世界，因天生具有彰显君臣际遇和崇尚虚静无为的秉性，“子虚”化为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成为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隐逸避世的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在古典文学批评领域，尤其是古典戏曲小说理论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为小说篇名的代言人，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自从司马相如创设“子虚”之名起，这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便开始驱使后代文士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作 者 | 王思豪，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4期，第27-38页

原 题 | “子虚”文学史：从赋中人物到小说篇名

引言：问题的提出

“子虚”之名，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保证文本分析的完整性，现侈录如下：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可见司马相如自小比较重视起名的缘起和寓意。长大后：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仕宦经历由侍奉天子到客游诸侯，相如在游梁时作《子虚赋》。后梁孝王死，相如归蜀，娶文君，至武帝时又逢际遇而得以侍奉天子：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与《史记》同。从这段记载，我们认为有关“子虚”的内涵，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虚人”，此与赋中人物的姓名对应，即为何托“子”姓而名为“虚”？二是“虚楚”，此与赋中人物的使者身份对应，即为何托“虚”为“楚”使？三是“虚辞”，此与赋中人物的言辞对应，即为何司马相如的“虚辞滥说”会成为文学虚构的经典之作？“虚人”“虚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诸侯与天子政治斗争的文学再现，留给后世称说的是对相如人生际遇的艳羡和对大一统王朝的期许；而“虚辞”，则是以文学来言说历史，促使“凭虚构象”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虚辞到虚构，从历史叙事走向文学叙事，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小说《金瓶梅》中“花子虚”的命名，又如汪藕裳弹词小说《子虚记》等小说以“子虚”命篇的出现，这些都寓含着“子虚”正以其“虚”的存在而被赋予丰富而充实的文学意蕴和文化内涵。

一、“子虚”：“子姓之墟”与梁园代言

子虚，姓“子”名“虚”。“子”姓之源，据董仲舒《春秋繁露》谓“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原因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史记·殷本纪》记载更详细：“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子姓，名契，别称“阏伯”。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帝尧异母兄，被帝尧封于商（今河南省商丘市），因此成为商族始祖。商，甲骨文写作“ ”，字形为一只玄鸟降落于土丘之上，意思是子姓“商族居处之地”，上古时商丘一带地势多有土丘，即是“虚（墟）”。

契为子姓，《通志·氏族略》亦收载，郑樵注云：“帝喾之子契受封于商，赐姓子。汤有天下，微子基宋，世为子姓，或以为氏。”成汤践天子位，子姓成殷商的国姓，至周武王立帝乙之子微子启为宋公，奉成汤之祀，并得用天子礼乐。子姓诸侯国主要是宋国，孔子就是殷商王族及其遗族——宋国贵族的后代，本为子姓。近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孔子衣镜赋》，谓：“孔子……其先□（宋）□（人）也……姓孔，子氏。”又，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自此，商王逊而为宋公，“子”姓经历了由“王子”的省称到“公子”“君子”的省称。之后，《金瓶梅》中的“花子虚”，“花”氏即“华”氏，其先祖亦是微子启，《通志·氏族略第三·宋邑》谓：“华氏，子姓。宋戴公子考父食采于华，因氏焉，世为宋卿。”东周初，宋戴公之子好父说食采于华，其子孙遂以华为氏。

为何名叫“虚”？“虚”的第一种含义，在于与梁园的结缘。虚，本义为大山丘，即“墟”的本字，《说文》：“虚，大丘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升彼虚矣，以望楚矣。”卫文公在楚丘建造宫室宗庙，并与臣子一起登高遥望楚丘。春秋时，楚丘为宋国地楚丘邑，秦置己氏县，属砀郡，治商丘睢阳。睢阳，宋国故城，是周初封微子于宋国的都城。《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阏伯与实沈兄弟二人不和，帝喾高辛氏将阏伯迁居商丘，让实沈迁居大夏，一南一北，如商、参二星，此出彼没，永不相见。阏伯，就是契，封地在睢阳，所以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古阏伯之墟，即商丘也。”睢阳古称商丘、宋国、梁园、宋州等，除商朝、春秋宋国在此建都外，西汉的梁国也都于此地。

汉梁孝王的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宋州宋城县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汉之睢阳县也。汉文帝封子武于大梁，以其卑湿，徙睢阳，故改曰梁也。”睢阳本为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宋国都城所在地，汉梁孝王刘武始都大梁（今开封），旋即迁睢阳，故梁园即是“子姓之墟”。

以上是从历史地理学上之推理。又，《子虚赋》文本之内亦可提供三重佐证。一是《子虚赋》为何以“子虚”命名？首先，考察《子虚赋》之前的赋作，无论是《高唐赋》《神女赋》，还是《七发》，其中创设的人物如“宋玉”“吴客”等，皆仅具有个体的性质，而到《子虚赋》中的“子虚”则被赋予诸侯国之使臣身份，肩有使命与职责，富有政治内涵。其次，《上林赋》（或《天子游猎赋》）写天子苑囿“上林苑”，故名有曰“上林赋”，而不称“无是公赋”；《子虚赋》写楚国苑囿“云梦泽”，却不名之以“云梦赋”，而以“子虚”命名，抑或在强调从“契”而来的“子虚”之内涵。

二是在《子虚赋》的末尾，乌有先生驳斥子虚之言，陈述齐国渤澥、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物产丰富，种类繁多，“不可胜记”，特别指出“契不能计”，又说“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这里的“契”字，《汉书》写作“禼”，《文选》写作“卨”，李善注谓：“张揖曰：……卨为尧司徒，敷五教，率万事。”契为“司徒”，职责在于“敬敷五教”，《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孔颖达《正义》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内尊卑五品不能和顺，汝作司徒之官，谨敬布其五常之教，务在于宽。”又《左传·文公十八年》云：“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契掌管教化，所“计”在于理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关系。《子虚赋》特别点出“契不能计”，或即寓含子虚夸耀云梦而未能理顺五伦关系之意。

三是子氏、乌氏皆以鸟为氏。既然子虚是姓“子”名“虚”，那为“齐难”的“乌有先生”呢？“乌”作姓，齐大夫有乌枝鸣。乌枝鸣的身世经历值得注意，他是齐国大夫，又曾戍守宋国，大败华氏，有稳定宋国局势之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杜预注：“乌枝鸣，齐大夫。”韩愈《乌氏庙碑铭》有说：“乌氏著于《春秋》，谱于《世本》，列于《姓苑》。……在齐有余、枝鸣，皆为大夫。”关于“乌”姓之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谓：“出自姬姓。黄帝之后，少昊氏以乌鸟名官，以世功命氏。齐有乌之余，裔孙世居北方。”少昊氏有“乌鸟氏”，其后为乌氏。乌之余，即乌余，齐大夫，《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载胥梁带无师擒齐人乌余事。“乌”姓指向齐国，故为“齐难”，亦有维护梁园之意。子虚、乌有，当是司马相如游梁时所著“子虚之赋”中的对话人物，至于“无是公”，则是司马相如面见汉武帝时所写《天子游猎赋》中的人物，是代“至高无上”的天子立言，姑置不论。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子虚所谓为“楚称”，实则有为梁园“虚言”的意图。子虚的命意即为“商（子）之丘（墟）”，寓含有从契之商，到微子之宋，再到梁园的代言人之意，而最终借由为“楚称”的虚言来彰显。

二、“拘于虚”：“云梦”诸侯与“上林”皇权之争

“虚”的第二种含义是有局限于区域之意。《庄子·秋水》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虚，郭庆藩《集释》谓“本亦作‘墟’……言井鱼居于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虚”从“大丘”演变为“一定的范围”之意，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上读《子虚赋》而善之”，召问相如。相如回答称“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意在“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子虚以楚之“云梦”为大，但相对于代表天子皇权的“上林”，亦不过“拘于虚也”。

梁孝王刘武，汉文帝的儿子，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倍受宠爱而“异于他子”。文帝即位第二年（前178），封刘武于“代”（今山西平遥），过了两年，迁都淮阳（今河南淮阳）。公元前168年，刘武受封为梁王，以淮阳地湿为由，迁都到当时被称为“天下膏腴地”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发生在梁王身上的事件，有两件值得关注：一是汉景帝一直未立太子，有次与梁王宴饮，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景帝曾言要将帝位传给梁孝王，“太后亦然”，窦太后也欲以孝王为景帝后嗣。二是梁孝王平定“七国之乱”有功。汉初，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突出，景帝二年（前155），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发动叛乱，《史记》载“吴、楚、齐、赵七国反”。明明是四国，为何说是“七国”？原因在于胶西、胶东、济南、淄川皆由齐国分出。梁孝王据守睢阳，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首功，此后实力大增，成为当时天下最具实力的诸侯国王。梁王经常僭礼越制、有功骄矜，直接威胁到汉王朝中央权威。

梁孝王“最亲，有功，又为大国”，于是“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之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孝王入朝觐见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同车共辇，丝毫不讲究君臣之礼，而且还招揽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纷纷来归。再加上景帝朝，太子之位废立无常，先立栗太子刘荣，后废黜，又立胶东王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为太子。此时，羊胜、公孙诡“欲使王求为汉嗣，王又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为不可。天子不许”。梁孝王的皇帝梦被惊破，怨恨爰盎和参与议嗣的大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景帝“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梁孝王刺杀爰盎等多位朝廷大臣，谋夺储君之位以失败告终。

《子虚赋》为何得到汉武帝喜爱，却未受好赋的梁孝王之青睐呢？回顾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的历程，他是先在景帝身边为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是“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经常陪侍景帝左右，《史记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会景帝不好辞赋”，恰好此时梁孝王来朝见景帝，看到孝王身边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人，“相如见而说之”，然后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据此知，《子虚赋》写作时间，正值梁孝王谋夺储君之位时期，司马相如当有劝谏梁孝王之举，清儒顾炎武亦推测说：“《子虚之赋》乃游梁时作，当是侈梁王田猎之事而为言耳。”这大概也是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的原因之一。《子虚赋》中子虚之言，铺陈诸侯王僭礼越制的行为，其实即是在影射梁王，劝谏梁王。梁王的梁园“拟于天子”“多于京师”，多有僭礼越制之举，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在用周天子礼的“商之丘（墟）”上营建而成的梁园，在汉代属于僭越礼制，也即是子虚口中称道的“云梦”为高。我们今天所见的《子虚赋》，“楚使子虚使于齐”，子虚为“楚使”，是使臣身份，所以出使专对，需要不辱使命，矜夸“云梦”风物。但《子虚赋》中所言“下属江河”，注引文颖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诗赋通方言耳。”司马相如此赋中，从南方的楚使子虚口中道出北方之语。又《子虚赋》曰：“于是郑女曼姬，被阿緆，揄纻缟。”李善注引如淳曰“郑女，夏姬也”，指郑国的女子。楚国何来郑女？难怪左思《三都赋序》批评司马相如等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云梦”之中多梁园风物。司马相如在写作《子虚赋》之前，经常陪侍景帝之侧，具有了强烈的天子“皇权”意识，对诸侯国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并没有加入到羊胜、公孙诡之属帮助梁孝王谋夺储君之位的行动中。不仅没有加入其中，还有《子虚赋》劝谏之举，清儒何焯评此赋谓：“相如游梁时，梁孝王好游宫室，作曜华宫，筑东苑，方三百里，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二十余里。此赋中极眩耀，后则归于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盖所谓以讽谏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也或因此得不到梁王的赏识。

从《史记》记载来看，汉武帝在读《子虚赋》之前是没有见过司马相如的，但读了《子虚赋》，且知道司马相如是梁孝王的幕僚，他不仅没有怪罪，而且还“善之”的原因，即在于司马相如把“子虚”之言归结为“此乃诸侯之事”。诚如乌有批评子虚所言“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在诸侯之位，就不该侈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司马相如是有了皇权大一统的认识之后，再去诸侯之国，后又经杨得意引荐，得到汉武帝赏识。这样的经历，令司马相如更加强化了大一统的主张，以天子之立场来审视诸侯国，代天子皇权立言，《子虚赋》最终表达的是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意图。

以梁孝王为代表的诸侯王地过古制，《汉书·诸侯王表》对此揭示道：“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到武帝朝，依然如此，主父偃就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公元前140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向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个说法提出的时间，大致与《天子游猎赋》的创作时间一致，司马相如在赋中也展现出武帝的“尚武”形象和明确的“大一统”意识。《天子游猎赋》借无是公之口说“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子虚、乌有之言，不过是“拘于虚”的诸侯之事，“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并向天下诸侯发出警示“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显示出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气势，是天子“皇权”当之无愧的代言人。

三、“虚言”：“无为”与“讽谏”并存的文学艺术

《子虚赋》以一个姓子名虚的“虚人”形象来代言诸侯云梦的“虚楚”存在，最终又都是以“虚言”来进行描摹。“虚言”为何言？我们注意到《文选》中《子虚赋》末乌有先生有曰：“是何言之过也！ ……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虚言”即是“言之过”“奢言”“无而言之”；“为楚称”，即是“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有意思的是，《史记》《汉书》在“无而言之”句之前，还有一句“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文选汇评》（何本眉）曰：“‘楚国之美也’下脱‘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恶也’二句，《史》《汉》并有，然细寻，则无此二句为优。”（何本旁）：“此转收出‘自虚’二字之义。”此段异文，我们姑且不去辨析孰优孰劣，但却把我们引向“有”与“无”的思考，从地理学层面“虚楚”的梁园引向哲学层面的老庄“无为”，以及文学层面的“凭虚构象”的思索。

“虚”是老庄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人间世》“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保持虚心，便可容纳万象，凝视无形，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中有类似的“子虚”“乌有”的命名，如无名人（《应帝王》），无为谓、无穷、无为、无始、无有（《知北游》），无足、无约（《盗跖》），无何有（《逍遥游》《应帝王》《列御寇》）。至西汉初，文帝、景帝都推行黄老治术，在梁孝王封地的梁园，黄老之学也非常盛行，据孙少华先生考证，先秦黄老之学“入汉以后，兴盛于齐，其他地区也有流传。梁孝王时，传入梁地的齐文化，最主要的应该是黄老”。司马相如曾经侍从景帝和梁孝王，自然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子虚赋》借子虚之口有言：“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楚王恬静、寡欲，行以养生之术，这是典型的汉初黄老思想。司马相如创作《大人赋》谓：“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子虚赋》是意在通过“讽谏”而归于“无为”，以儒家之法而求于黄老之术。司马相如的“虚言”，如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恭俭朴素，无为而治，这是黄老之学的核心要义，司马迁说司马相如赋“其要归引之节俭”，符合黄老治术与养生学说。但同时，无为又与《诗》之“讽谏”，与“仁”“义”“礼”统一，“虚言”成为“讽谏”与“无为”并存的文学艺术，这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治术在司马相如赋作中相互交融与纠葛的体现。

首先，自老庄哲学层面而言，虚者，空也，无也，引申至文学领域，即是用“虚辞”。《子虚赋》中子虚一出口便是：“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文选汇评》俞本眉曰：“出口先将云梦放活一步，妙能用虚。”“用虚”，是《子虚赋》的特长，扬雄谓：“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虚”成为司马相如赋的一大特征。自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将子虚之辞引向语言功用与文学批评领域。司马迁也说：“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司马迁所删“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之“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的内容，就是文学的虚辞。班固称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讽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赋予其“辞宗”地位。之后，刘勰《神思》“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讨论“虚”与文思的关系，至清人刘熙载提出“按实肖像”与“凭虚构象”的文学理论，皆是由赋学“用虚”生发而来。

其次，自儒家思想层面而言，《子虚赋》的“讽谏”诉求以及给司马相如带来的人生际遇的转折，成为后世文学作品歌咏的对象。自左思《咏史》“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始，“子虚”成为文人才华的彰显和个人际遇的表征，这在唐代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全唐诗》为例：

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写作不朽的《子虚赋》，又有杨得意引荐，得遇明主汉武帝，这是积极用世的初盛唐文人所追求和艳羡的对象，甚至也是中晚唐文人的期许。唐人笔下的司马相如朝气蓬勃、《子虚赋》光彩夺目，大唐的气象无不彰显着炎汉的荣光。

到了宋人笔下，一方面，他们将“子虚”引为知音。李清照《感怀》诗有云：“静中我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谢绝宾客，闭门作诗，在独处中与乌有先生、子虚子为知交好友，不愿与世俗同流。辛弃疾《水调歌头》（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时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下阙曰：“舞乌有，歌亡是，饮子虚。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幽事欲论谁共，白鹤飞来似可，忽去复何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以“子虚”等三人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用意与李清照同。另一方面，《子虚赋》所体现出来的“大一统”主题，在南宋渴望光复神州的文人笔下激荡，戴复古《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上阙云：“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岂欲登览怯双眸。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敌，西北望神州。百载好机会，人事恨悠悠。”巧妙地化用司马相如《子虚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点出“吞云”楼名的来源，同时也激起气吞残虏、光复神州的豪情壮志。刘因《塞翁行》诗有云：“天教陂泽养雁鹜，留与金人赋《子虚》。我来乡国览风土，仿佛挝鼓笛呜呜。胸中云梦忽已失，酒酣怀古皆平芜。昔年阻水群盗居，塞翁子孙杀欲无。至今遗老向人泣，前宋监边无远图。”刘因生当宋金末年，亲睹元蒙灭金灭宋的惨局，“留与金人赋《子虚》”，用相如《子虚赋》典故，揭示出辽金相继南侵，国土沦丧，那如云梦般广阔的胸襟已荡然无存，发出故园何年统一的哀叹。

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清诗人的笔下，因《子虚赋》而腾达的司马相如不再是他们艳羡的对象，反而成为他们追求闲居、隐居生活的催化剂。王阳明《山途二首》之二：“南北驱驰任板舆，谪乡何地是安居？家家细雨残灯后，处处荒原野烧余。江树欲迷游子望，朔云长断故人书。茂陵多病终萧散，何事相如赋《子虚》。”贬谪途中的阳明先生，想到了和他一样多病的司马相如，借此曲折表达出归隐的意愿。王夫之《雁字诗》其八：“今古一相如，飘摇赋子虚。玄文披带草，碧个仿林於（箊）。兰叶肥还瘦，银钩蹙已舒。稻粱非汝志，投笔莫欷歔。”船山先生借在梁园飘摇时期的司马相如写作《子虚赋》自嘲，渴望隐居。吴骞《虚受斋有感》：“零落残编走蠹鱼，西风惊破夜窗馀。绝怜虚受三更月，墙外何人唱子虚。”虚受斋外本不该吟唱《子虚赋》，空虚其怀之人，当然向往的是以书为伴隐居的生活。苏煜坡《闲居》：“懒上金门献《子虚》，云林深处结庐居。新盟惯订来鸥鸟，旧卷重温走蠹鱼。几本绿蕉朝试笔，一帘红烛夜修书。只惭奇字无多识，门外偏停载酒车。”以司马相如因《子虚赋》得志为反面教材，功名非吾事，只愿归与白鸥盟，尽情歌颂闲居生活的欢愉。

在诗词的世界，“子虚”化为了盛唐诗人的蓬勃朝气，化为了宋人词中对“大一统”的渴望和知音难觅的悲叹，也化为了明清文人归隐山林的一剂触媒。“子虚”所代表的儒家入世际遇、用世才华和道家的虚静、无为思想，始终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激荡。

四、“审虚实”：赋说与小说的虚构造作

中国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赋学的批评，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主张“祛虚求实”。自左思《三都赋序》对司马相如的虚而不实展开批判以来，《子虚赋》成为文学“过虚”批评的靶子。宋人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叙曰：

昔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答难。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者，乌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词多夸而其事不实……余赋会稽，虽文采不足以拟相如之万一，然事皆实录，故设为子真、无妄先生、有君答问之辞。子真者，诚言也。无妄者，不虚也。有君者，有是事也。以反相如之说焉。

虚者，与实相对，王十朋以“实录”为号召，指摘相如赋“词多夸”“事不实”，于是将赋中人物命名为“子真”以对应“子虚”，“无妄”对应“乌有”，“有君”对应“无是公”，以反“相如之说”。

这种观点到了明代文学批评家眼中，有了很大转变。胡应麟认为司马相如“创撰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者，深得诗赋情状，初非以文为戏也。后之君子，方拘拘核其山川远近，草木有无。乌乎，末哉”！ 旷荡虚无，是诗赋固有的情状。郝敬更在“诗境”之外提出“辞赋境”一说：“《子虚》遒宕，无扬雄艰苦之态，无左思重赘之累，洋洋洒洒然。情与文称，尚觉情溢于辞表。叙山川草木，鸟兽渔猎，种种行乐，语不多而兴致勃然，所以为赋家之正始也。盖辞赋有天则，辞境虚而太虚则浮，赋境实而太实则笨。”称颂《子虚赋》是“赋家正始”，认为辞赋创作的“天则”是要虚实相宜。谢肇淛又将这一理论引入戏曲小说领域，谓：“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清代戏曲评论家李渔提出“审虚实”的主张：“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审虚实”是“赋说”与“小说”共同关心的话题。

“赋”是与“说”结缘最早的文体，《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司马相如赋作多“虚辞滥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给汉灵帝上书所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兜、共工更相荐说”，这些“赋说”其实都有了后世“小说”的因子，所以钱钟书先生提出“汉赋似小说”，郭绍虞先生提出赋“实为小说之滥觞”的观点。具体落实到“子虚”元素对戏曲小说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以“子虚”来品评戏曲小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论“开运靖康之祸”谓：“然考之五代新旧史，初无是说，安知非托子虚以欺世哉？”品评《封神传》云：“子牙即九良星，邓九公青龙星，邓婵玉六合星，土行孙土府星，黄天化即炳灵公，俱属子虚。”清人此类论述就更多了。清初黄景仁观《金缕曲》（观剧，时演《林冲夜奔》）而曰：“姑妄言之矣。又何论、衣冠优孟，子虚亡是。” 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也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记载了一个儒林士人耽于男色的故事，谓：“然其事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近人也常以“子虚”批评戏曲小说，钱静方《小说丛考》称：“《牡丹亭》事，子虚乌有，以杜宝为工部之孙，梦梅为柳州之孙，郭驼为橐驼之孙。工部、柳州、橐驼，信有其人，然不闻杜、柳两家，其后裔结为婚媾也。余意杜也、柳也，皆系草木之名，橐驼又系种花能手，此盖美人香草，藉景言情，非事实也。”自有戏曲小说之名目以来，“子虚”就始终存在于其评论之中。

二是“子虚”直接成为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名。明代徐野君杂剧《春波影》（《盛明杂剧》之一）中人物冯子虚，杭州人氏，花花公子形象。清溪道人著《禅真逸史》中有玉华观道士杜子虚，字伯实。道士可有诸多名称，因其不像和尚那样剃发，去嫖妓时，不易被人认出，故可称“嫖头”，因道士嫖妓时会竭力满足妓女的性欲，故又称“花里魔王”，因此，杜子虚可装扮成儒者去妓馆嫖娼。《金瓶梅》中的花子虚就更有名了，他的“花子虚”之姓名，即有多重意涵：一是前揭“花（华）姓”亦是微子启后裔，“华姓”源自宋戴公之孙华督，他杀死大夫孔父嘉，夺其妻据为己有，并杀死宋殇公，花子虚以“花”为姓，寓示因果报应；二是花太监之侄，是花太监的替身；三是娶妻李瓶儿，李瓶与花虚相对，花本在瓶中，但花子虚偏宁愿去妓院也不愿麻烦李瓶儿；四是整日花天酒地，引起妻李瓶儿不满，西门庆乘虚而入；五是气病而亡后，仍不时出现在西门庆、李瓶儿的睡梦、病呓中，作为一条虚线贯穿于小说始终。到《红楼梦》中“甄士隐”“贾雨村”的命名，又何尝不是“子虚”式人物？哈斯宝评《红楼梦》曰：“文章有主客之法。甄士隐、贾雨村，是全四十回的大客。甄士隐，就是‘真事引’，又可释为‘真士隐’。贾雨村，就是‘村假语’，又可释为‘假语存’。……这两人是后文中甄贾两大世家的客身。”而《红楼梦》书中一极大之关目“太虚幻境”的构设，以及“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一僧一道”等虚幻人物的设置，都离不开“子虚”的影子。虚与实、真与假，是辞赋与小说人物命名共有的旨趣。

三是以“子虚”为小说篇名。最有名的就是汪藕裳的弹词小说《子虚记》，汪氏是晚清女性小说家，她自叙创作命名缘由曰：“作者劳心非一日，造言原自笑荒唐。只图闺阁知音赏，窗下生涯笔底忙。……子虚本窃相如意，是是非非尽渺茫。以此为名堪晓得，前朝有甚马牛羊？”明确说自己《子虚记》篇名源自相如《子虚赋》。其兄汪祖绶为《子虚记》作序说：“《子虚记》者，为吾藕裳三妹所作，事由意造，语出心裁，其名为‘子虚’者，则骋词于风云月露之中，寄兴于儿女英雄之列。”其弟汪祖亮题词有曰“笑他笺注老虫鱼，别构乾坤著《子虚》……咄咄书空成怪事，浪抛心力拟相如”，其弟汪祖鼎题词有曰“欲从千载争坛坫，作记何嫌拟《子虚》”，其侄汪瑞曾题词有曰“寓言托始相如赋，漫演空花了世缘”，其侄汪瑞高题词有曰“梦中应食茂陵书，绮丽缘情托《子虚》。漫说绛仙才调好，清名犹愧女相如”，其侄婿朱定基题词有曰“莫怪荒唐说《子虚》，清才合让女相如”，等等，皆称说汪藕裳才比相如，《子虚记》虚构笔法、寓言设置皆拟托于《子虚赋》，所以李灵年先生指出：“一般弹词作品，大都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因由，而《子虚记》纯属虚构。它假托明孝宗（弘治）朝为时代背景，以文府为中心，裴府为陪衬，展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子虚记》在情节虚构、绮丽辞藻、体物缘情等方面，尤其是“但那见”中语，皆用赋体写就，正如汪藕裳自己所说“窃相如意”甚明。

此外，还有民国期间的文言短篇小说，如纳川《子虚子说比王假道》，假借“子虚子”之口，以“三家分晋”典故喻示当时比利时应该“弃中立之小节，免覆亡之巨祸”，但比王不听，子虚子叹曰：“比其沼乎？在此役也，德不更举矣。”这是一篇游戏之作，是“取《左》《国》之精华，作游戏之三昧。俊辩痛快，无复滞碍。其纵横家之苗裔欤。惜乎，比王之不用其说也”。可谓是近代新《战国策》。又有缪莲仙《乌有子虚列传》，写处洪荒之世，居无何有之乡的乌有先生与子虚子游，二人皆“性疏旷，以天地为逆旅，万物为刍狗”，初不欲以名见，等到无怀氏兴，三顾茅庐，委以重任，二人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被封为邯郸郡王、华胥国公，但二人视功名富贵如浮云，遁迹方外，分别自名为元元道士、空空和尚。这篇“子虚传”情节取材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红楼梦》等名著，是“赋说”与“小说”结合的范例。

结论：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子虚”

文学史的书写，不仅要关注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应关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如何影响和指导后续文学作品写作。自从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创造出“子虚”这样的一个文学人物，他就开始在不断地指挥文人的创作，书写属于“子虚”的文学史。

首先，子虚作为一个“虚人”的存在，寓意“子姓之墟”，假托为“梁园”的代言人，被赋予讽谏的政治功能，揭示诸侯服从于“皇权”的“大一统”认识。李白在“子虚”的驱使下，写作了《大猎赋》，序中指出：“《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太半，而齐徒吞若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但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则天下之山林禽兽，岂与众庶异之？”“子虚”成为诸侯势力的一个代表，凡是要伸张天子气象时，子虚难逃被讨伐的命运。

其次，子虚作为司马相如得到天子赏识的媒介，成为人生际遇的代言人，驱使着作家创作属于自己人生知遇的《子虚赋》。这在唐人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前文已有揭示。宋人如王安石“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明人如吴应箕“圣明宵旰须才急，应见飞扬颂《子虚》”等，亦是期待得遇明君，一展胸中抱负，但这种意愿似乎都已不及唐人来得热烈。

复次，子虚诞生于黄老思想风行的汉初时代，无疑天生具有“虚静”“无为”的秉性，成为隐逸人士的代言人，这在明清之际的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子虚成为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隐逸避世文人共同的书写对象。

最后，子虚走向文学批评的领域，成为与“实”相对的“凭虚构象”的文学批评术语，直接指导文学作品的创作。尤其是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子虚成为品评戏曲小说特色、创设小说人物，甚至直接借以为小说之篇名，小说作者自觉以赋法创作小说，构成“赋说”与“小说”的直接互渗。

编辑 | 高畅

责编 | 刘培

审核 | 邹晓东